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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漫步在灯火通明的津巴多大道上，不时翘首看向悬在我们头顶的霓虹灯、电缆与广告牌。这一带的写字楼像极了冷冻仓里的货架。我的朋友K沉默着，双手揣在大衣口袋里，转头望向几个刚从我们身边有说有笑地路过的打领带的年轻人。

“津巴多大道179号。你确定是在这里？”

我问。K没有回答，看样子我们已经到了。

我端详着这幢与四周格格不入的建筑。它简直像是从另一个时空移植过来的：白油漆粉刷的外墙已经有些泛旧了，点缀着管道与空调外机，还有几道因潮气而起的灰色斑痕。如同一段和谐规整的文本中一个兀然出现的错别字。

K的面色比几分钟前更加阴沉了。

“喏。”

玻璃门在我们面前缓缓打开。穿过略有些昏暗的走廊，我们来到一个浅灰色的大厅，大理石砖铺成的地面映出天花板上条形的节能灯。我们都低着头向前走。K踩着地砖的一条条缝隙，我则踩着节能灯的一条条倒影。我听见有人问：

“……怎么了？都站在门口？”

“外面下雨了。”

“你们有谁坐地铁？我坐10号线。”

下雨了。就在我们进门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然而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会下雨，毕竟在街上，灯光把天穹映成朦胧的暗黄色，加上高楼的遮挡，谁也看不出都市的夜空已经被雨云所笼罩了。

“下雨了。我们还去天台么？”

我问。K没有回答。

于是K从最后一条缝隙上跳下来，我也从最后一条灯影上跳下来。

我们来到电梯间。黑色屏幕上的红色数字有气无力地减少着。我们都有些无聊，于是注视着数字旁浮夸的广告屏：“选用雪域植物成分，清新口腔，让你更自信……”。

我们乘上电梯，凝视着同样的红色数字（有几个红点似乎坏掉了，求救似的不断闪烁着）缓缓增长。弥漫在这个小铁盒里的铁锈味令K一直皱着眉头，我则用指节漫不经心地叩着墙壁上一块翘起的铁皮。

我们来到顶楼。这里像极了轮船里的走廊，每扇门都厚重得仿佛在提防着什么似的。

“天台在哪里？”

我问。K没有回答。

于是我们分头寻找雨声。这扇门后是哒哒的键盘声。这扇门后是滋滋的电流声。这扇门后是说笑声。这扇门后是叹息声。这扇门上贴着“高压，禁止入内”，它与其他门唯一的不同就是刷上了令人不安的亮黄色油漆。

这时我看见K出现在走廊的拐角：

“跟我来。”

晚上8时59分，我们合力推开了走廊最深处的一扇亮红色的铁门。雨点啪嗒啪嗒地打在铁门上，打在我们的手腕上。我们欢笑着，像捧起谷物那样捧起冰凉的雨水。

“终于到了，”我气喘吁吁地说，“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

“是的，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她的声音在颤抖，

“就是这里……在这座都市，你再也找不到别的没有被3m的标准铁丝网护栏围起来的天空了。”

 

---

 

“昨日晚九时许，PANOP Network公司的第512枚通讯卫星平稳入轨，标志该公司全球超高速商用通讯网络的落成。发言人表示，将在一个月后额外发射2枚卫星，负责协调卫星网络的……”

播报声随着车门的关闭而消失了。我站在路旁，目送着出租车的远去。

 

下午1时14分。现在，我置身于繁忙的十字路口。街对面的红灯显得格外刺眼。这附近建筑的布局类似于一座笼子：从路口看去，四个方向都有高耸的大楼，尖顶隐没在徐徐涌动的阴云中。

我穿过绿灯，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右转。

两个身着气派的中年人从我身旁路过，他们嘴边冒着白气，其乐融融地打量着像影子一样灰暗的我。

我又右转。

在拐角，我的镜像被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那是一个残缺的形象。他耸着瘦弱的双肩，脖子定格在敲打代码与注视屏幕时的前仰的姿态。

我又右转。

为什么我要绕回原处？我不明白，但双脚还是止不住地向前。越来越多的人被我抛在身后，直到我回到绿灯下。K倚在灯柱上等着我，一条蓬松的红色围巾遮住了她的神情。

“我们去哪里？”

我问。

“和平大厦。”她呼着白气答道，“是建在防空洞附近的，所以叫这个名字。”

“即便与防空洞毫无干系也可以叫这个名字。”

“只是因为人们不想记住防空洞。但是他们也不会记住和平，”她接道，“10号线，坐到西十二街。”

 

自动扶梯缓缓把我们拖进地铁站。这里的地面同样铺着大理石砖，比起津巴多大道的要灰暗一些。我们路过几台安静的售票机。K注视着安检机的帘子吞掉她的单肩包，我则在一旁等着她。

“总而言之，人们并不明白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她挎上包，小声说道，“当一个词汇被重复无限多次，它的意义就会消解。而这些意义正是他们巴不得连根拔除的。”

“比如M先生的竞选演说。”我点头道，“他把‘进步’和‘民主’用成了语气词。”

“定冠词。”她纠正。

我们顺着楼梯向下走。K在包里翻找着什么，抽出几张发票后，又把它们塞了回去，终于摸出一本墨绿色的记事本。我叮嘱她看路。

随后，我们来到一条宽敞的过道。一列广告牌上，一个充满自信的银行家的面孔与一个诱人的加大号烤鸡汉堡交替出现着。一个穿着蓝色背心的工人正小心翼翼地卸下其中的一幅，他把那张自信的面孔扔在地上，用一柄细长的工具鼓捣着灯管里的什么东西。我出神地凝视着他的工作，而K则坐在一旁的长椅上，一边翻着记事本，一边咬着指甲：

 

……

隧道两侧的房间

中午营业的酒吧

监控摄像头的内部构造

音乐厅的后台

输电塔的塔顶

没有建筑物的地平线

没有3m护栏的天空

天使

 

“天使是最后一行了，”

我说。她抬起头望着我。

“你不觉得这有点讽刺么？……我是说，我们毕竟是在发掘想象。而我们的想象却在此停止了。”

我问。K没有回答。

 

……唯独在此刻，K的沉默令我有些惊讶，毕竟当初正是她提出了这个计划；她当时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们在阿希大楼42F的观景台上，眺望着东方地平线上的晨曦。几台塔吊笔直地伫立在薄雾中，在晨曦的映照下，如同海上几根孤独的桅杆。我问：

“那是在建造什么？”

“一座新的地标。”她说。

“建成以后，从这里就看不到晨曦了吧。”

“我不清楚。”她应道，“肯定不会完全遮住。但会像一把剪刀那样把地平线剪开。”

我听见这话，笑了：

“好比喻。我是说，之前我都没有想过，他们可以像裁剪纸张一样裁剪都市的天空。”

“所以你说得也对。‘这样的’天空不会再有了。明天还会有，后天还会有，但当那个地标——我都不知道他们具体要怎么建——树立起来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不知怎地，我们都沉默了。但至少我不是在为天空而惋惜。我只是觉得，心中有一种隐约的感触，在像水流那样涌动，伴随着晨光照耀的都市的轻微的呼吸。我们生在都市中、又将在都市中死去，一生都会将都市的规矩视为理所当然，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察觉不到它正以一种怎样的速度蚕食着我们头顶的天空。当又一座摩天楼拔地而起时，曾经完整的数千个拂晓的晨曦便不可逆转地消弭了。但远不仅是天空、摩天楼或是晨曦。我说：

“失控了。我们对呈现给我们的一切都失去了掌握。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明天的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

这时K正望着鹅黄色的天幕中缄默的卷云。

“对，”她点头，“但你明白为什么吗？”

“为什么？”

“都市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人的造物，但也是人们所信仰的东西。”

“就像神明那样，通过向人们展现一个又一个奇迹来让他们顺服？”

一座塔吊正将一条钢筋悬在晨曦中，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托举着一块巨石。

“你错了，”她轻笑着，“都市不是神明。它的匠艺是有限的。”

“那它如何令人们顺从呢？”

 

……那一刻的沉默，与当下的沉默别无二致。我们窘迫地看着彼此。答案已在我们心中浮出水面，但我们谁也不愿将它言说。我依旧凝视着笔记本上一行行愈加潦草的字迹：

 

……

没有建筑物的地平线

没有3m护栏的天空

天使

 

“……没错。都市正是以想象为食。它像扫去碎纸片那样扫清了无营养的妄想，而专心在它的住民的心中播种可供它食用的理想。因为那些在孩童时代诞生的理想太过纯净，对都市而言味道太过刺激，所以必须要在他们长大成人后，用烟气与灯光日以继夜地熏燎，等到理想完全变质之后才可食用。

“也正因如此，想象被批量生产，也被批量淘汰。出现了合格的想象，也出现了不合格的想象，后者通常被视为疯癫的标志而被排挤。一些想法成了应被想象的，而另一些则成了不可想象的，其中正包括隧道两侧的房间、监控摄像头的内部构造、天使……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被都市埋葬了的想象复现出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是想象的考古学家。”

 

我专心致志地聆听着我的回忆，面色肃穆，正像那时我聆听K的讲话时那样。她的话语一字一字地涌现在我的耳畔，每一句的句尾都仿佛沾染着晨曦的余韵。

但，不，不完全是这样的，我想。想象远不仅仅是都市的食物。即便是猎物也有创伤捕猎者的一天。因此，作为都市的产物，想象既是它要吞噬的东西，也是一刻不停地威胁着它的东西。并且，也将是最终战胜它、瓦解它，从而解放我们的东西。

在这许多的想象中，正有一个历史尤其久远、力量尤其庞大的，名为“天使”的想象。天使对我们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不然，我们也不会把它列在清单的最后。在想象天使时，我们仿佛遇到了某种究极之物：除去它以外，再没有什么更加危险、更加矛盾、更加吊诡的想象了，再没有什么需要都市调动一切的暴力、拼死搏斗才能吞噬的理念了。

 

“……还是说，你认为天使理应是我们的终点？”

 

在呼啸声中，我看见她的嘴唇蠕动了，如同欲言又止；又仿佛说出了什么——轨道尽头的两个亮点飞快地扩大，轰鸣着冲过我们身旁。

我们在警示灯的倒计时里踏进了车厢。

 

---

 

等到我们出站的时候，雨已滂沱而下。我们打算走地下通道，顺道买两把伞。

其实，如果我们是往反方向坐两站，就到了自由广场，城里最繁华的商业区；那些如奇观般矗立着的大楼，在每日朝阳升起时，便沐浴着金色的光辉，把傲慢的影子投向以西十二街为轴的低等住宅区。而在这附近一带，最高的建筑正是和平大厦，它像一个苍白的巨人一样监视着一条条游荡着寒风的窄巷。

下午2时05分。地下通道的空气十分浑浊，生锈的空调机正嗡嗡作响。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每个人的每一句话都能听得格外清楚，仿佛那些话并不是从那些人口中传出来的，而是凭空从耳畔冒出来的。

K的高跟鞋叩击着沾满油污的瓷砖。这附近的店家都关门了，只有一家水产店的招牌亮着，店主正忙着把店里的脏水倒在街上。路过店面时，我瞥见店面里侧原来还有一扇半掩着的小门，一个女孩子正怯生生地从门后露出半边身子。她大概是读初中的年纪，长相平庸，身上套着一件被油染脏了的围裙，头发也用白头巾扎了起来。这时，她正以一种近乎景仰的神色，眺望着K身上的酒红色大衣。

“那个女孩真美。”我小声感叹道。

“是因为她身上的油污么？”

“对，你懂我，”我情不自禁地回答，“正是因为油污才……”

女孩见我们回头看她，有些腼腆地笑着。可正在这时，那扇小门“嘭”地一声闭上了，随即是一阵妇人的呵斥声。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在伞铺，K挑了一把深蓝色的自动伞，我则顺手拿了一把银色的。这之后，我们准备从地下通道另一端的出口回到地面。

K说，她之前曾经来过这里，但不记得那边的拐角处还有一家花店；我也觉得很新奇，于是答应陪她看看。进门后，我们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捧着一束精美的干花向我们走来。她身上穿着松软的白色连衣裙，还点缀着月牙形的的吊坠。她左手的手腕上戴着一副翠绿欲滴的玉镯。K问道：

“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刚刚一周前，我和家人开的，”她颇为自豪地回答。

“哪种花卖得最好？”

“水仙、月季和风信子。不过其实还是推荐……”

“月季。我之前种过月季，不过枯死了。如果我从你这里买，有什么要注意的？”

“其实还是推荐您买花束，也方便送礼。”

女孩开始还满脸灿烂，现在已经有些不自在了。

“我对花束不感兴趣。”K依旧不动声色，“我想要能种的花。那些花都是你种的吧，你也明白这种心情。”

“抱歉，”她支支吾吾地答道，“是进的货……”

“别再说这些了。”我说。

女孩攥着连衣裙，那洁白而精致的裙摆上没有丝毫泥土的痕迹。她看上去像极了一个从高档时装店里走出来的冒牌天使。

于是我只好问：

“……那你手上的这种干花怎么卖？”

“按束卖，这位先生，”她怯生生地说，“您要小号、中号、大号还是加大号？”

“不是，这也分尺寸？”

似乎是以为我没听清，她捧着那束寥无生机的干花，又把原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呃，您要小号、中号、大号还是……”

我们终于找借口离开了。

 

---

 

上周六夜里，K在中心医院精神科的候诊室里见到了第三个宣称在和平大厦的地下室里见到背后长着白色羽翼的少女经过的人。她说，当她向他问起天使的事情时，他蓦然热泪盈眶：

“我相信天使是存在的。你也相信，是么？不然你也不会像我一样来到这种地方……”

这位“病人”并不是宗教人士。在来到精神科之前，他是个程序员，也就是都市发明的与人类情感相绝缘的许多职业中的一种。具体而言，他是在下午2时50分左右见到那个有羽翼的少女的，并且据他讲，是在一个“有很多管道……还能看得见钟的地方”。

即便是在以想象为食的都市，人们也总需要些形如“天使”的精神寄托，因此都市对这些想象能够给予容忍；但如果有谁想按照实证的精神证明天使真实存在，他就会被合情合理地隔离——都市设计了一整套精神病学的理论体系、一整套精神病院的隔离设施与一整套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维系这种温和的暴政。不过它能够得逞的最主要原因，K说，还是它的每个住民心中对非理性的本能性恐惧，而这种恐惧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被系统化地播撒在了人性之中。

 

“不过，为什么是和平大厦？”

在街角，我问。K没有回答。

雨已经歇了，但天空仍阴郁着。四下湿漉漉的。那个苍白的巨人已经从高墙后露出半边身子，它那故作庄重的姿态与高墙这侧夸张的涂鸦形成了幽默的对比。我收起伞，K却仍饶有兴致地撑着，仿佛这样能留住下雨时宁静的空气似的。

一辆摩托车轰鸣着冲出了窄巷。

到下一根电线杆，K才把伞收起来。我们彼此靠近了些，继续走着。这时她从大衣口袋中掏出一部深红色的手机（她用这部手机给我打电话时，来电信息总是显示“日本”）。屏幕亮了，映出字体纤细的下午2时28分。

“我们得快点，”她催促道，“要赶在50分前到地下室。”

“为什么？”

“天使总在特定的时刻出现。我问过的三个目击者，都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天使的。”

“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么？”我又问。

“你会明白的。”她轻声说。

这样说着，K忽然转过身来，仰头看向右手边一家杂货铺的招牌。我也跟着她驻足。

这家杂货铺乍看之下与别处的并无什么两样，因此我反而觉得有些奇怪。老板娘是三十几岁的样子，戴着与瘦长的脸很不相称的圆框眼镜，神色并不愉快。她见我们走进店铺，便百无聊赖地说了一句“欢迎光临”。

杂货铺里空间很逼仄，因此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这时，我无意间瞥见左手边书架上一本书的书脊，便惊喜得叫道：

“《新穴居时代》！终于找到了，居然会在这里！”

K没有回答。她知道我一直在找这本小说，因为先前在图书馆，她已经听我惦记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即便是图书馆也没有，因为一来这只是一本三流的科幻小说，二来由于销量太差，在五年前就不再印刷了。我把那本《新穴居时代》从积满了灰的书架上抽出来，随手翻到一页：

“人们终于迎来了这样的一天……高度发达的网络传媒杜绝了一切在空间上移动的需求：沟通，出行，工作，商贸。过饱和的都市提供了居住地——或称锚定点——使得人们只需静居一室，就可完成所有的劳动，正像叶肉细胞中的叶绿体那样，源源不断地、全自动化地维系着叶片的生存。

“人们终于征服了空间，现在他们面前的障碍只剩下时间。这种巨大的欣喜，正如穴居时代的人类盘踞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发现局限他们的唯有日出与日落的时刻而已。工业时代已经落幕，‘新穴居时代’来临了。”

我至今仍无比清楚地记得这段话，它是小说中唯二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之一。另一处是剧情的尾声，主人公终于从都市逃出，见到了真正的蓝天时。那段对蓝天的描写真是璀璨夺目，令整部小说的其他所有文字全都黯然失色了。

但正当我回头叫K也读一读这段文字时，她却没有理睬我，只是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面时钟。那面钟似乎已经坏掉了，时针与分针慵懒地静止，只有秒针不停彷徨着，发出齿轮碰撞的“咯咯”声。这时我才注意到，挂在墙上的时钟何止是一面，竟有整整七面之多。每一面时钟都无一例外地定格在2时50分，七根秒针一齐“咯咯”震颤着，织成一张细密而又无所不包的时间之网。

“这些钟是怎么回事。”

K问。

或许是老板娘没有听见；或许是K的嗓音有些沙哑，没咬清字音；又或许是她的语气太平淡，以至于这句话听上去不像是疑问句，倒像是在自言自语——总之，老板娘没有回应她的问题。她只是背对着我们，正用一小块绸布擦拭着另一面时钟的玻璃。

“我问：这些钟是怎么回事？还有你手里擦着的那面。”

咯咯作响的寂静令我有些晕眩。我垂着头，替K把问题复述了一遍。这次，老板娘终于肯回过头来，一双黝黑的瞳孔透过镜片打探着我。

“这些钟都坏了，交到我这里来修。”她压低了声音说。

“怎么都停在2点50分？”

“你问我？”她笑了，“我怎么知道。去问和平大厦的人啰。”

“果然。”K说。

“不过，他们也真会折腾，”老板娘继续不紧不慢地讲道，“你们看，成了这个样子。”

她把手里那面钟举起来。我们这才发现，那面钟的玻璃碎得厉害。较粗的时针与较细的分针，形成一只飞鸟张开双翼的形状。

K上前去。老板娘把钟递给她，随后抹掉了手心里的汗珠。K端详着那面钟，手指小心地抚弄着锋利的玻璃边缘。整块玻璃破开一个面目可憎的裂口，余下的残片也布满了细碎的白色裂缝。两根漆黑的陶瓷指针坦露在外面。

“怎么弄坏的？”

“他们说摔到地上了。”

“得挂得多高，才能摔成这个样子。”我把书放回书架，评论道。

“你还真信？”

老板娘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端详着我。K警觉了起来。

“你知道之前有关天使的传言么？”

“知道，”老板娘从容应道，“但我不关心。你们也不该关心。她会在下午2点50几分出现在地下室那个看得见钟的小房间，你们听到的传言是这样的吧？可我要告诉你们，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天使了。我知道她就是奔着钟去的。”

“天使，”我问，“老板娘，你也见过她？她是怎样的？”

“你们可别惊讶。她只有一只翅膀。”

“这我们知道。”

“她左手裹着绷带，上面沾了血。”

“这我们也知道。”

“她瞎了一只眼睛。”

“这我们也知道。”

“她蓬头散发，面色惨白。”

“这我们也知道。”

“好家伙！”她大笑起来，“那你们怎么不怀疑她是个疯子，或者流浪汉，或者幽灵？”

“因为我们相信有天使，”K抢道，“我们也知道她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神圣的模样。”

“我喜欢你们的性格。”

老板娘微笑着，继续说道，

“你们可知道？今年是上帝死后的第十三个十年。可是，就在这条街上，直到今天还有信上帝的。但你们也该猜到，天国没法再隐瞒真相了；于是，天使们离开神殿的废墟，飞往人间传达上帝的讣告。

“至少，在那栋大厦里的天使是这样告诉我的。在见到她之前，我还不知道上帝已经死了，也不知道祂已经死了一百三十年，更不知道在一百三十年前，已经有人间的先知宣告了祂的死期——而那先知最终发了疯。

“但天使又跟我讲，她见到一百三十年后的H城时，一眼就明白，上帝已死的事实早已不言自明，并且‘在原则上’深入人心了。因此，她的任务什么意思也没有了。而因为被折断了羽翼，回不去天国，所以她只好在H城流浪。至于为什么是和平大厦，或许是我们这穷了一辈子的地方修来的福祉吧？”

说到这里，老板娘仍微笑着。她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神色像极了柴郡猫。

从刚才到此刻，我一言未发。我惊讶于K到底向我隐瞒了多少情报。除此之外，杂货铺的老板娘居然也正巧是个像K那样的天使专家，这使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等等。一个独翼、独眼、手臂有伤、蓬头散发的少女。”我问，“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使？”

“那你觉得呢？你是不是在想那个像安迪·沃霍尔一样卖花的女孩子？”

“我发誓我没有。但我以为至少是像水产店里那样的。”

K一边怀疑地看着我，一边把坏掉的钟还给老板娘。咯咯的时间之网笼罩着空气，她不再追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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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的记事本，上周六晚的记录。

 

“天使：至善的代名词，象征着那诞生在旧时光中一切温暖人心的力量与希望。一个异于世俗的最高权威，一个注定要与都市殊死斗争的符号。

“时至如今，人们可以毫不关心地生产天使的词汇、形象与声音，就像他们大批量生产着关于进步与民主的话语那样。每一次无意义的重复都在消解天使的力量，就像日复一日的风化剥去了神像的彩漆。而当一切彩色的符号都干涸了，留给人们的便只有一个枯燥、冷漠且贫瘠的意义世界。再也没有什么情感会在默念着这些神圣的语词的心灵中喷涌而出了。这场持久且日益严峻的语义的旱灾，与都市对心灵的殖民不谋而合。

“如果天使是在一千年前降临人世，那么她将被加冕；如果她是降临在五百年前，那么她将被崇拜；但她既然降临在这个时代，那么就难以逃脱流落街头的命运：一个没有证件、没有学历、没有财产、没有关系、没有势力的人，换言之，一个不曾接受运转着都市的一切系统的规训的人，是无法在笼罩一切的都市逻辑下生存的，即便她是天使。究其原因，那统治着整个世界的原则已然无可救药地颠倒。从前是物接受人的统治，如今是人接受物的统治。从前，人奴役着物，但在暴戾的自然面前没有丝毫尊严。除非找到一种超然于自然的法则，否则人就无法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这个法则就是善，而操纵着这个法则的就是天使。因此，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已经有信仰了。如今，物要昭示它的统治，就要首先摧毁人的法则。而要摧毁人的法则，它就必须杀死善，并且令天使堕落。

“我想我不必再花费笔墨证明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都市要生存，就必须令天使堕落。现在，它得意洋洋地自以为取得了胜利：天使流浪在街头，衣衫褴褛，分文不值。但这又是谁所裁定的堕落呢？都市只是把自己所不齿的一切都强加在了天使的身上而已，便以为是自己得胜了。都市自诞生之日，便浑身漫流着污秽的东西，现在它却迫不及待地把天使扮成了自己的镜像。其结果就是，游荡在都市的天使成了对都市最大的讽刺，因为都市所诚惶诚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全都一字不差地刻写在她的身体上了。

“天使没有堕落。相反，都市在她身上涂抹的一切污秽，都只能使她更加神圣。这也正是我们的工作在今日仍有意义的原因。随着钟面上秒针的每一次跳动，我们的任务都只会变得更加迫切，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写下这些的时候，你还没有亲眼见过天使。对么？”

下午2时39分。我们已经来到和平大厦的旋转门前，门里映照着像医院一样安静的白光。玻璃中映出我们两个人的面孔与K那条尤其醒目的围巾。那是一个完整的形象。

我们都察觉到一种难言的气氛，仿佛一切的故事都要在这里终结。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我呼着白气问道，“天使已经变成那样污秽的样子了呢？毕竟你只问过三个人，算上杂货铺的老板娘，四个。四个人的证词说明不了什么。”

“什么意思？”

“或许是他们都产生了错觉；或许是他们天性污秽，所以无法看到天使的原貌；或许是天使不愿让他们看见……”

“你是想说，天使‘实际上’仍是美的。”

我点头。

“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她略有迟疑地反问，“天使或许是美的，或许是丑恶的。但这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你就非要用都市所定义的美学作它自己的遮羞布么？”

“我不是在说这个。”

我摇头，

“K，你太激进了。我只是相信，天使仍然是美的。你不也同意，天使要与都市做永恒的斗争么？我相信天使没有被挫败。我相信。”

天色逐渐阴沉下来，巨大的云幡悬垂在天际。又要下雨了。

“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真实，没有什么，”

K侧过脸来看着我。她的神情前所未有地忧郁，

“即便是天使的美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即便是都市的统治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说着，我握住她的手腕。夹着雨点的风刮着，我们都缄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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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在午夜零点之前思考未来。在我租住的公寓，这是一条禁令。

虽然我尚不明白这条禁令的涵义，但这毕竟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房东的租房合同上的。不可以在房间内自言自语，不可以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发出笑声，这又是两条禁令。不可以在走廊上奔跑，不可以在沐浴的时候唱歌，不可以在墙壁上写字或涂鸦，不可以损坏家具，不可以在偶然会面的时候打探邻居的身份、收入和体重，不可以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可以养宠物，不可以养花，不可以穿湿鞋在房间内走路，不可以触碰配电间的门，不可以在使用公共洗衣机的时候放太多洗衣粉，不可以拖欠房租……禁令多得数不清，以至于我时常忘记什么是禁令、什么不是禁令；唯独“不可以在午夜零点之前思考未来”这一条，记得额外清楚，怎么也忘不掉。

房东的禁令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并非毫无缘由。她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对身边的一切都有过盛的控制欲，更别提住在她楼下的房客们了。在我的隔壁住进一家三口之前，我还曾享受过几周的自由时日；但那家人入住之后，不知怎地，房东渐渐在一切公共物品的周围划上了警戒线。起先是通往楼上的楼梯间沾上了“不可以”（不可以进入通往楼上的楼梯间）；随后，“不可以”染上了楼梯间旁的公共洗衣机（不可以在使用公共洗衣机的时候放太多洗衣粉），攀上了走廊里的三扇窗户（不可以擅自打开走廊里的窗户），钻进了拐角里的盆栽（不可以摆弄盆栽的叶子）；告示栏上贴着的公告成了“不可以”；门框边上的门铃成了“不可以”；浴室里的水龙头成了“不可以”；床底下的抽屉成了“不可以”……直到整栋楼内，“不可以”像漫出茶杯的水那样流得到处都是，我这才意识到供我自由活动的空间已经不可挽回地萎缩了。

或许公寓里的禁令只是个例。但是，每当我在清早推开公寓的铁门，去往公交车站、地铁站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时，我都会感到那些“不可以”仍然萦绕在我的身边。它们盘踞在我的心中，使我无论做什么、想什么，都拘谨万般，仿佛无时无刻不处于一个不属于我的空间中，操作着一具不属于我的身体。也正是在这时，我意识到，“不可以”根本不需要以禁令的方式说出它自己。相反，它们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赤足在雨中奔跑是“不可以”；累了后睡倒在大地上是“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是“不可以”；在自己安排的时间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不可以”——我所居住的都市垄断了我的想象。

也正是在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想起了K。我们是大学时的同学，我修计算机工程，她修比较文学。两栋教学楼挨在一起，于是我们时常同行。（哦，另外，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但直到毕业我们才各自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这已经不再重要了。）

K出身于一个教养良好的家庭，经济充裕、谈吐不凡，但这样的环境也最容易培养愤世嫉俗的性格。当然，我不是说K愤世嫉俗，也不是说K的思想完全来自于她的环境；但在她心灵深处，那颗悲观的种子始终缓缓生长着，扎根于她矛盾重重的每一个日夜。只是望着她的背影，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距离感正将我们分离。这种距离感宛如生活的零度，谁也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它却像磁力那样在暗中将我们排斥开来。

说回K。那天下午，也是这样的雨天，我一手握着安眠药的药瓶，拨通了K的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我问她最近可好，目前在做什么。她那边有些嘈杂，似乎还有车流声。她说她最近不好。她说，想见到你，半小时内，地铁西十二路站。

于是我立即打起了精神，把药瓶放进抽屉，又把抽屉锁起来。我们在西十二路站碰面。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记得你以前也喜欢踩着地砖缝走路。也正是在那时，她拿出了那本我永远忘不掉的记事本。我认识那种独特的墨绿色，甚至先于我重新认识了阔别多年的K。那时上面写着：

 

……

快递物流仓库

流浪猫的窝

施工未完成的大楼内部

铺设在马路下的管道

蝴蝶的蛹

避雷针的结构

……

……

……

没有建筑物的地平线

没有3m护栏的天空

天使

 

我问她这个长得夸张的列表究竟有多少条。她说她也没数过。我问，可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说，我们在一生中能够追逐的意义，正在以令人绝望的速度骤减；但是我们可以创造意义并实现它们，以此生存下去。我说，如果我的一生都能在追逐这些如点点微光般的意义中度过的话，那也就值得了。（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就像追逐没有终点那样，我们也不会有时间来到列表的尽头。）于是我们相拥而泣。我好久没有哭得那样痛快了。如果在旅途的终点也能像当时哭得那样痛快就好了。我说，那我们的旅程就从明天开始吧。她说，不，今天。我说，今天，现在，下午2时50分。她说，08秒。我们的旅途将在此时此刻开始，也将在一个同样富有意义的时刻结束。我说，谢谢你记住了我，在我最灰暗的时刻拯救了我。她说，我们一定永远再也不要分离。我说，一定。她说，永远。

 

---

 

于是我们的旅程以拯救两个卑微的灵魂为始，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越是趋近天使，我们越是意识到，这旅程不仅是属于我们两人的，它也是属于许多人的。这种沉重却又开阔的心境时常使我们兴奋不已。在K创造了“想象的考古学”之后，自我救赎彻底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要看透那些曾经统治过我们的机制。我们要照亮这些机制所造就的普遍处境。这时我们的探索便不再是我们两人的，而是所有人的，并且在K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的指引下，直直刺向曾囚禁了我们的最深刻的真实。

天使是我们的终点。现在，我可以笃定地这样说。因为天使是一个答案。它是我们能够企及的最后一站，超出它，便再也没有什么能解放我们的信念了。我们最后的任务是揭示都市与天使间的永恒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我们全部的绝望，也有我们全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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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天使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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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十分昏暗。我们沿楼梯一步步走下去。越是深入，我们越是感到那种难言的氛围愈加浓郁。我竭力压抑着激动的心跳，双手的手腕却止不住地抖动着。

“你知，知道具体在哪里吗？”

我问。K没有回答。

于是我们走下最后一级楼梯，推开了一扇漆成橙色的铁门。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讲，停车场在地下2F，至于地下1F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也不太清楚。我们充满忐忑地从门后走出来。这里看上去像是一间仓库，天花板低垂着，四处都是盘绕的管道，有的漆成了红色，有的则是黄色。像树干那样粗的立柱上嵌着存放灭火器的铁箱。越是在灯光昏暗的地方，我越是莫名地感觉，那些树干一般粗的柱子其实就是树干，而那些管道要么是缠绕在上面的藤蔓，要么是盘曲交错的树根。

四下有如森林一样安静。我们充满敬畏，踮起脚尖走着，寻找着能看到钟的地方。墙壁上陈列着一排排储物柜，每一个的大小恰好足够放下一段尚未风干的记忆。

越往深处走，地上越是湿漉漉的。时而有一些水洼，K与我的身影倒映其中，还有那条红得格外引人注目的围巾。那是一个完整的形象。我蓦地感到不安，便问：

“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

“下午2时45分。”

“还有5分钟。是么？”

“不确定。或许早些，或许晚些。或许……”

“或许今天下午天使不会出现？”

“……继续找。”

于是我们继续往有灯光的地方走。我背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K说她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但当我们循着声音找过去时，却发现不过是一根管道在滴水。那是一根不寻常的绿色的管道，水就从接合的缝隙中渗出来，仿佛一根藤蔓上结着露水，又仿佛一根绿色的血脉在流泪。

“不是钟，这不是钟。这不是钟。”

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别灰心。我们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多久？”

“下午2，呃，2时47分。”

“没问题。你……不，我们，我们来得及……”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支支吾吾的。”

就这样，我竟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她责怪似的自言自语。我冲她比划了一个鬼脸，便把湿润的眼角抹干净了。

这时，

“那里好像有人？”

我指向一个没有灯光的敞开了门的小房间。不知为何，虽然那里一片漆黑，我却好像看见了一个人影。

于是我们悄悄走过去，蹲在地上不出声。起先，我们还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很快就模模糊糊地听见，屋里似乎有谁在哼着一支不成形的小曲。那是一个幼稚、明亮而平庸的嗓音，歌声也完全不在调上；起初只是乱哼哼，不过调子一会儿就开始重复，那是一条略带忧伤的、童谣般的旋律。

在聆听了这么久之后，我面前的世界才开始摇摇晃晃地定形。我紧紧闭上眼，又迅速地睁开，这样一遍遍反复着，仿佛这个动作能使我眼中四处漂浮的棱角与色块凝固得更快一些。逐渐浮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逼仄且凌乱的房间，狭小得如同轮船里的舱室；我兴奋万般地拉住K的手腕，指着房间里的各处，像个孩子似的让她看散落在地的纸屑、忘了合上抽屉的柜子和堆成墙壁的纸箱。淡淡的、令人平静的霉味从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弥散而出，大概是那些纸箱已经上了年纪了。哼歌声似乎是从纸箱的另一侧传来的，由于透过纸箱间落满灰尘的缝隙，仿佛也带上了一丝沙哑的味道。

这个旋律大约反复了三四遍后，声音便逐渐小下去了，并且时有间断，看来那人是在聚精会神地做着什么事情。我问K：

“你听见了时钟的声音么？”

黑暗中，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她嘴角上扬的弧度：

“我们找到了。就是在里面没错了。”

“那里面的人……就是天使？”

我问。K没有回答，她只是笑着。

我颤颤地握住手机，用手指堵住摄像头。手电筒的光透过我的指尖，我这才意识到在那里我的肉体组织其实是半透明的。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望向身旁的K，她也望向身旁的我。我们两人一齐站起身来，两道明亮的光柱把屋里照得一览无余。那一刹那，仿佛解放了所有的情绪一般，仿佛至今为止一切的期待都是在盼望着此时此刻一般，我叫道：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尘土弥漫中，我的视线与挂在墙壁上的那面时钟不期而遇。下午2时50分，时针与分针形成一只振翅欲飞的飞鸟的形状。是的，飞鸟的双翼正是两根亮黑色的指针；它方才结束了漫长的飞翔，很快又要乘风疾驰而去。一日之内，它只愿在钟面上短暂地落脚四次。

时针与分针一刻不停地默默前行。唯独在此时此刻，它们形成一个富有寓意的张角，一个飒爽有力的145°。飞鸟的翼尖蓄积着一种一触即发的力量，仿佛随时会喷薄而出，将禁锢它的玻璃表盘击得粉碎。但是飞鸟从未真的战胜过玻璃。在洛可可宫廷的舞曲声中，在煤烟缭绕的伦敦的钟塔顶，在镀金时代的富商的手腕上，在亮得刺眼的电子屏幕里，飞鸟从未一跃而出、展翼翱翔；相反，十几分钟后，它的身体就会被扭曲成一个无法辨认的形状，在玻璃的囚笼中悄无声息地死去，就像那些被抛弃了、被遗忘了的人们，不留痕迹地沉没在岁月里那样——没有什么比这更加令人忧郁了。

自钟表诞生以来的漫长历史中，有谁不曾凝视过下午2时50分的这只飞鸟呢？但没有谁曾考虑过挽留它，因为飞鸟与它所处的世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窗外的阴天，阴天下喧嚣的街道，街道上刺眼的红绿灯，与随着红绿灯的指令而各赴东西的人们。但我想，要解救飞鸟。即便让它在街道上流浪，也总比将它囚禁在玻璃里要好得多。我想看它与麻雀一同栖息在陈旧的电线上，看它与秋雁一同盘旋在摩天楼的尖顶旁。我想看它在滂沱大雨中向天空张开双翼，掠过蠢蠢蠕动的车流，在霓虹灯的森林里扶摇而上。成千上万的飞鸟挣脱困住它们的玻璃，从高楼大厦的每一个窗口腾空而起，它们优雅的黑色翎羽夺回了城市的整片天空；此时，不再有时钟，也不再有滴滴答答的催促，一切都飞翔了起来。

下午2时50分。我一直相信，这是一个充满寓意的时刻。虽然它不过是躁动不安的一日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分钟，但是它却能唤醒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从何而来？

下午2时50分。我们站在空无一人的小屋面前，面对着尘土飞扬的虚无。K放下了手机，两道光柱中只余下一道，在凌乱的屋里投下无数道细长的阴影。地下室里依然出奇地安静，光线透过堆积如山的纸箱，在房间另一侧的墙壁上印下了洁白的光晕。然而屋内的其他空间仍然浸没在灰暗里，像是蒙着一层揭不去的影子那样。

于是我也放下了手机，让小屋落回它自己的黑暗与寂静。

天使不在那里。

 

---

 

“所以说，在那之后，你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天使？”

杂货铺的老板娘推了推眼镜，擦拭着我们送来的那面坏钟。

“没有。”我说，“一周七天，我们每天都在这时候去。没有一次遇见。”

“但是我们的确拾到了这面钟。”K望着洒进店铺的阳光，补充道，“你也看到了，没有经那些人处理过的样子。上面还沾着血，似乎是以极大的毅力砸碎的。”

“也只有天使会做出这样的事。”

“你是说，她想要反抗？”

我问。老板娘没有回答。

“不过倒是有另一个动机。”反倒是K接话了，“再猜。”

“……她要解放飞鸟。”

“Bingo。”

我们一齐笑了。

“你们早就应当猜到，”老板娘拨弄着时钟的分针，“像你们这样聪明的大学生，不会不明白天使为什么偏要跟钟过不去。”

“我们看起来像大学生么？”

“你们不是？”

反倒是老板娘有些惊讶。

 

我们向老板娘告辞后，打算回西十二路站，坐地铁到K家里。今天是她的生日。

“所以说，”在自动扶梯上，我问，“接下来呢？”

“你还没有来过我家吧，”K十分轻松地答道，“放心。我父母人都不错。我的姐姐也住在那里，她学数学，所以你们大概聊得来。”

“你像是换了个人，”我说，“只是一周而已，我就完全看不出你那天晚上消沉的样子了。你变得积极多了。”

“谢谢。”

“呃，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觉得……”

“但是我明白了，”最后一缕阳光从她的脸颊上滑落，“明白了天使究竟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我们走过安检机，在一列广告牌前歇脚。一位陶醉地拉着小提琴的音乐家与一架翱翔在云端的飞机交替出现着。

“意味着创造，”她把提包放下，拿出那本墨绿色的记事本，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温柔的眼神凝视着我，“你不觉得天使本身就是我们的前人的一项伟大的集体创造么？

“没有什么想象能离开孕育它们的心灵而存在。天使，作为至善的象征，也是由星星点点的善的记忆日积月累而成的。至今，这个想象仍然鲜活地存在着。因为善是无法被杀死的。因为善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而那些创造了天使的心灵，也仍生存在你我之间。若你静心倾听，还能听到那些善良的心灵在虔诚地呼吸着。

“记住：都市只能统治一个匮乏想象的世界，而它也的确习惯了如此的统治。现在，它的权威已经如此脆弱，以至于只要我们以对待艺术的态度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它而言就已经是致命的威胁了。天使是我们的先人的创造中最璀璨的之一。而同样璀璨的，还有理念，还有革命，还有爱。这些闪着光的创造仍然没有死去。同样，我们也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正像我们这几个月来一直从事的事业一样——意义、创造与反抗在此时此刻凝聚成一组同义词，共同指向我们的解放。”

“我不相信这些话会从你口中说出来，”我说。

“我说了，那是因为我明白了，”她答道，“生命的主人是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都市。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想象永远不会凋零——想象的考古学也永远不会终结。”

 

在地铁上，我们继续谈着善恶、幸福与死亡。不知怎地，K提起我们的未来。她向我展示着记事本上新添的满满五页的想象。现在，那个列表的确是长得令人眼花缭乱了。

车厢摇曳着，微醺的空气随着过路人的脚步而流动着。在这奇妙的气氛中，K就像一只飞鸟那样在我身旁睡着了。我凝视着她泛红的眼角与微微起伏的胸脯，抚摸着她手心里那根熠熠生辉的银色羽毛——那是在我们曾见到天使的房间的钟下拾到的，天使至今依然存在的最为不可亵渎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