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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一本逻辑严密的历史书，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种族主义的观点，并试图用丰富的史料论证当今社会我们看到的种群间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历史中各种群发展轨迹与速度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而非由于特定种群的先天优势或缺陷。

       在全书的论证过程中，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对“传播”这个题外概念进行了反复的诠释，使这本书提供的例证成为了理解“传播”的材料。

       由于这是一本历史书，作者对“传播”一词的诠释与最常见的诠释有所不同。书中“传播”的符号化特征被弱化了，也脱离了“媒体”、“媒介”、“传媒”等现代概念，而是回到“传播”在客观世界中的解释，比如“迁移”、“传染”、“扩散”、“传输”……等等。作者阐释了以上不同“传播”含义所指的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并用地理环境差异的证据来佐证传播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纵观全书，我最强烈的感受则是：“传播”在全人类的整体中，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

       在作者论证不同大陆上动植物多样性对种群发展潜力有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种有趣的“传播”，即动植物和病菌生物性的传播活动。对植物而言，种子传播得范围越广，数量越多，它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与存活的几率就更高。类似地，传染性越强的病菌生存能力越强。另外，研究发现外观和气味更诱人的果实更有机会传播种子。但这种“传播”并非是植物计划性的、有目的地进行的活动，也不是植物总结生存经验自发生成的生物特征，而是在参与传播活动的双方都无意识的情况下，自然形成且顺利进行的生物活动。

       除此之外，人群迫于地理环境的改变而进行迁移，这是一种传播；不同种群基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发生接触，进而交换商品、在不同语言体系的基础上尝试交流、共享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技术，这是一种传播；在某一种群拥有了人口、知识、技术上的优势之后，对其它种群进行破坏性的侵略或者较温和的同化，这也是一种传播。书中关注的传播现象不同于人内传播、人际传播与小群体传播，而是站在历史视角上、站在人类发展的格局上看到的传播活动。我认为这样的认知体现出了作者对传播的主体、方式与效果的分析，这与传播学的分析模式是契合的。

       书中描述的文明传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世界中切实可感的、真实的传播，如人群的迁移，种子被人群从一个大陆带入另一个大陆；另一种是精神层面上的交流、共享、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人群接触后诱发的语言、文化、技术的渗透和交互影响。

       第一类传播带来了种群间的战争、征服、灭亡，拥有先进武器和大规模军队的文明有能力在战争中打败相对落后的文明，将其消灭，或者替代它以推广自身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在历史的角度上，这是一种暴力冲突下的文明更替，但也是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第二类传播则带来了文明上的同化，是不流血的征服。若一种文明被广泛认可是先进的、有优势的、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这种文明传播时的受众将自发地采纳、接受这一文明。在历史的角度上，这就是文明的变迁，同样印证了人类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基于书中的论证，作者认为地理环境的条件，包括地形、气候、海陆状况等，决定了一个区域内生存、活动的生物种类与发展趋势，因此先于人类存在的动植物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由自然条件决定。作者进而论证了动植物发展情况对人类繁衍、选择生活方式、形成更高层次的社会结构有着决定作用。所以作者认为，人类自从诞生于特定地区，其发展的潜力是基本既定的。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之后该地区人群的发展？

       我所理解的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传播”。地理条件对传播活动的促进或限制作用决定了种群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方向。

       同一个地域内的发展潜力是有限的，一定数量人群的创造力是有限的，但是传播拓宽了人群和地域的限制。当一群人接触到了与自己现存生活方式不同的文明，即文明之间的传播活动发生，他们便有了在不同生活方式之间进行尝试，做出选择的机会。这时两种不同的传播效果就出现了，人群可能选择采纳、接受传播来的文明，也可能选择拒绝，摈弃传播来的文明。

       是什么决定了文明传播的效果？作者给出的证据指出，那些如今我们看来更先进、更有优势的文明并不一定会取代原先某地域内既存的文明，比如狩猎文明中的人类在接触到农业生产后竟然摈弃了定居、种植粮食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一现象体现出了传播“受众”自身属性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狩猎者不采纳粮食种植的原因或许是该地区自然条件不适合粮食种植，或许是对该地区人类的发展和人口密度而言，粮食种植未必相较于狩猎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些原因无法否定粮食种植是更高层次文明发展的基础这一论述，却可以说明传播受众对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

       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传播过程中最容易接受新发明的社会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在大陆中根基深厚，二是具有承上启下、沟通东西的功能，显而易见这正是伊斯兰世界的特征。我认为，之所以这样的特征体现出了发展上的优势，原因在于它具有利用“传播”，不断地促进“积累”的先天条件。

       大陆中的深厚根基，体现出自身文明的丰富积累，而在文明发展和地理环境中的桥梁作用则赋予了该文明丰富的“其它文明的积累”。

       对一个文明而言，它整体的创造性来自于内部“传播”。信息的传播与共享，以及不同观点的传播与碰撞能够激发文明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因为这样的传播让个体的力量对其他个体产生作用，个体的智慧汇入了群体的智慧。“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不可能无限期生存下去。”作者反复强调人口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丰富的人口是复杂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而书中也论证了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是较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于社会而言，传播活动赖以存在的主体和受众都是“人”，人口增加了一部分，而不同人之间的联系数量会成倍增加，快速激活了更多传播活动的新方式和新轨迹。

       但是，作者又说：“4000个人的群体可以生存10000年，但他们在文化上失去的更多。”即使人口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相对封闭的社会仍然无法打破局限，因为它们缺失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全体人类文明而言，我们的创造力来自不同文明之间的“传播”。两个已经具有自身积累和基础的文明彼此接触，产生冲突并试图化解冲突，在客观世界中人和物的迁移中进行着精神层面的文化渗透。在继承、传播和积累的循环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

       读完全书，新的问题却也随之产生。若关注传播塑造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整体上看似乎不同文明之间愈发趋同了。原先有着上千不同语言体系的土著居民在殖民者到来后都采纳了英语，而中国自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来便开始用自己的文明辐射周边民族的文明。曾经我们还未形成社会，以族群为单位生存，一座山一江水就可以将两群人永远隔绝，人类支离破碎地寄居在自然环境的缝隙里。但是经历了部落、酋长管辖的社会模式，民族形成了，国家形成了。如今，不仅仅是国家，还有文化圈，比国家范围更广的“圈子”形成了。从最大的范围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踢出了。在“共同体”的背景下，传播的节奏快得让人难以捕捉。

       《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作者指出，获得技术之后还需要保持技术。如今全球八十亿人口，是否就一定不会遇到4000人群体的问题，是否就一定不可能面对文明的流失？传播过程迅猛如斯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在做“积累”的工作？

       历史的趋势未必契合未来，客观地说，传播带来的并不是“创造力”，也不是“智慧”，而是拥有更多创造力的可能性和获得更多智慧的机会。作为传播者和传播的受众，我们已经被赋予了近乎无限的机会。但是，我们真的抓住它们了吗？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现在的我们比很久以前第一次接触到粮食生产的狩猎者们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