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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不闲-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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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可佳Coco

台湾二三事

写本学期的期末总结时,发现暑假拟好的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的笔记都还没有整理好发出来,因此在这个太阳下山时间越来越早的冬日里,回忆一下盛夏里在台湾的时光。(开了公众号之后好久没在lofter上更新了,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可可有何不可”)


飞去台湾的那一天,雨下的很壮观,早上六点钟我还在心里嘀咕着“这鬼天气,肯定飞不了,”没想到两个小时候我的飞机起飞了。没有做太多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星期,作为一个空中“老油条”,箱子夹层里必备的东西肯定都不会少——餐具、卫生用品、药品、一副扑克牌、耳塞、防晒霜。低气压下,迷迷糊糊的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突然当头一棒...

写本学期的期末总结时,发现暑假拟好的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的笔记都还没有整理好发出来,因此在这个太阳下山时间越来越早的冬日里,回忆一下盛夏里在台湾的时光。(开了公众号之后好久没在lofter上更新了,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可可有何不可”)

 

飞去台湾的那一天,雨下的很壮观,早上六点钟我还在心里嘀咕着“这鬼天气,肯定飞不了,”没想到两个小时候我的飞机起飞了。没有做太多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星期,作为一个空中“老油条”,箱子夹层里必备的东西肯定都不会少——餐具、卫生用品、药品、一副扑克牌、耳塞、防晒霜。低气压下,迷迷糊糊的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突然当头一棒“我的褪黑素快没了!”,在登机前匆忙冲去万宁囤积了两盒,攥在手中恍若劫后偷生,睡意全无。

 

到了清大的宿舍,卸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盒褪黑素拆开放在床头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最好是一个我在黑夜里不用开灯就能伸手拿到的地方。这才松了一口气,其它的行李都可以第二天再拆。

 

离开台湾的早晨,依旧是狂风大作,台风切断了整座宿舍楼的电源,在昏暗中我将柜子一个一个收拾干净,发现了这盒我过去星期都没有碰过的药片。我都忘了它的存在。

 

再一次将它收回行李箱里最显眼的位置时,我想到——

台湾,我要如何感谢你赠予我过去六个星期里的夜夜安眠。

 

  1.  

在大学第一学期上了一节名曰“东亚古典文本阅读”的课程,从《论语》、《道德经》读到中世纪日本佛经,从《西游记》读到十六七世纪的日韩文学。这可能是我在大学期间上过的第二痛苦的课(最痛苦的课以后有机会单独写一篇谈谈),原因在于作为班上唯一一个中文语言训练有素的学生,我在与文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总有一种“这东西不应该用英文读呀!”可能是主观上有这样的不甘情绪,因此在读的时候这些文字也开始和我怄气。我的目光可能经过了每一个词,可是留在脑海里的一个都没有,于是半小时之后似乎进入了思想的真空状态,“我刚才读了什么?!”

因此我开始改变策略,如果原文是中文的话,我便中英对照着读。当下很轻易的感受到在阅读不同语言的时候,我目光穿透力的强烈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在阅读中文的时候我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扫过,我的眼光似乎是一只快准狠的挖耳勺,能将文字中的内容挖掘出来;而在阅读英文翻译本的时候,我的目光犀利程度根本不受我主观上的投入意识所控制,很认真的读了也许也只停留在表面的事理脉络上,几乎不会有被文本的别出心裁之处所惊艳到,只是觉得“勉强能读的通顺”,像一只棉签,似乎只是拂去了表面上的灰尘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原文是中文或是日文的作品的英文翻译本都有抵触情绪,越读越抵触,因此虽然比较文学专业三个语言中我选的两个是中文和日语,但是我很少在学校选到称心如意的课。但是如果布置的文本是英文,我把它完全撇在一边,去找了原文来读,却总有一种偷懒走捷径的罪恶感在鞭策着我的道德。这种十分纠结、又羞于与人交流的情绪持续了一年多。

不乏有其他母语是东亚语言、或是在东亚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同学上过类似的课,但交流下来发现他们的反应大多是“美国人对亚洲文化的解读有些点真是牵强,有时牵强到好笑的程度”,然后开始给我讲课上鸡同鸭脚的故事;或是打着一张打烂了的文化牌,享受语言切换灰色地带中的模糊,恨不得一字不读在上课发言时说“这个故事与我爸爸小时候给我讲过的睡前故事有些像”、“我虽然没有读完原文,但是我小时候有看过动画片”云云。这当然是我的观感之一,但这并不是我纠结情绪的来源。我何必把自己的优越感建立在本来在文化理解上就有天生欠缺的非亚裔美国人身上?又何必与并不想深究自己文化传统的部分亚裔美国人分享共感?出发点本就不一样不是吗?

越聊越显得自己的困惑很无关紧要,渐渐的也就不聊了。但纠结依旧,怀着这样的纠结我又继续上了用英文阅读中文文本的“中国伤痕文学”以用英文阅读日语的“夏目漱石与世界文学”。过去两年里,“逼自己读书是我常有的状态,我记忆深刻的是在洗衣房里靠在洗衣机上等着我的衣服被甩干的时候,伴着轰隆隆的滚筒声大声朗读《西游记》的英译本,读着读着发现连孙悟空和猪八戒说的话都不轻快惹人笑了,但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

这样日日经受的“折磨”背后,是渐渐升起的更浓烈的哲学困惑“在非中文语境中阅读、学习、研究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似乎我即将迈入的、我正在做的事情一开始就是无解的,也不知道一条路走到黑之后隧道的尽头会不会有光亮。怀着这样沉重的心态,我像是在拼着一张万块拼图,发狂了的堆积,总等着把它联系成一幅完整画作的几块拼图的最后那几块。堆啊堆啊、找啊找啊,总是找不到……

直到我在清大上了一节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课。

第一节课就从《红楼梦》的多个英文译本评析开始讲起,谈到人名的翻译、诗歌的翻译、“姹紫嫣红”在不同人眼中到底是哪样的紫、哪样的红、译者将整个故事情节的切断、重组的选择;谈到“匿名”的三位作家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文本,老师问我们最喜欢哪个,竟有人回答哪个都不喜欢(其实其中每一条都是翻译大家翻译的)……分析的起点从无条件的认可变成了批判,因此这些曾给我带来无限不适的文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而在我的掌心容许我口诛笔伐。当然也不乏有翻译的很好、甚得我心的。终于为自己在两个文化、两种语言中穿梭多年习得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敏感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不再是模糊的“这个文本给我带来了不适”,而是清晰的“这个文本的这些地方处理的有欠妥贴,因此让包含我在内的一众读者感到不适。”

大概以后不会从事专业翻译研究,因为一旦为什么东西灌上了“研究”之名,似乎就要有读万卷书的积累和古今中外理论的支撑,这两者我都是欠缺的,甚至现在处在一个如果理论是用晦涩的语言写成的话我就不想读的懒惰状态中。但这节文学翻译课很巧妙的补上了我的拼图。

教翻译的罗仕龙老师在讨论每一个文本之前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你作为一个读者对这个文本的直观感受是什么?”虽然分析翻译的理论与技巧重要,但是最初的、直观的感受是任何技巧与理论都无可替代的。这简直戳到了在myersbrigs心理测试上judgment和intuition接近百分百指数的我的心。

找到一些工具来帮忙丈量这个世界,然后用直觉带着我往前走。


2. “因为他们是这么说话的,所以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

我的另一个兴趣点是亚裔美国文学,虽然可供阅读的文本并不多,而且都带有强烈的文化符号、政治性与历史性(有时甚至是被强加的)。有的时候由于政治话题太敏感,有的时候离现在太近,而且由于选择写作的人在人群中总归是占少数的,所以很难通过文字来推测当时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不能说“因为这个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x,所以ta那个时代所有亚裔美国人都经历过x的困境”,顶多是在心理学与文学交叉的文献中看到以典型的文学人物来探讨心理问题的成型原因。

又回到“直觉与论证”这个在其它场域也不断困惑我的问题。高中时对神经科学着迷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可以用一种荷尔蒙或是其它的身体成分以及它们在体内发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来论证人为什么在某种环境下、在某种时刻会主观上体会到某些情绪。然而,在背了一串串无懈可击的科学论证、解释了许多生活中的情绪问题之后,我总是觉得缺失了什么,“论证了,然后呢?”于是挣扎良久之后决定回归钟摆的另一头——直觉,也就回归了文学分析与创作的怀抱。

几乎所有的言论都是模型、揣测与推断,虽然也有感到缺失的部分,但是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这样的论述语调。因此当我在中国古文叙事学课上听到教授说“因为他们是这么说话的,所以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的时候,我脑子里的钟摆一下晃动了起来。

六个星期里像变魔术一般从语言学的角度完全解构了古文在我印象中一板一眼、单一权威叙事的印象,论证了仿佛解码一般的多角度叙事结构。以“作者本位”先入为主的我花了很长时间理解为什么一个作者可以在同一篇文章里为思想上可能有冲突的自己、自己所代表的政权、以及一个更高的“真理”所在发生说话;为什么可以容许cognitivedissonance(认知误差)与上下矛盾在一篇文章里出现;又为什么单一作者的多重身份与集体书写的多重身份呈现出的效果是没有区别的?

         这种斩钉截铁的论证方法与许多我在美国遇到的教授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吧。

 

3.

刘承慧老师的中文古典文学叙事课在早上九点钟,从我们所居住的宿舍走到文社院的教室需要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从一座山的山头走下来再爬上另一座山坡。每天早上上课的时候要么是没睡醒的状态,要么是已经醒了、又被烈日晒晕了的状态。九点的课,也因此总是延到九点一刻或是九点半才正式开始,之前的时间都在喝教授寒暄。

有一天实在是大家都打不起精神来,因此聊天的话题便变成了睡眠问题。同学们反馈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夜猫状态,晚上精神的不得了睡意全无、早上却爬不起来。因此问教授在她年轻时是否有睡眠问题。教授答到,何止年轻的时候有,步入中年职业进入正轨也还是有焦躁难免的状态。年龄渐长、渐渐卸下肩上的一些教职,本以为自己能够有更多休憩的时间,却发现事情少了、睡眠质量还是一样的差,方才意识到正如逼迫自己思考面对一些人生难题一样,让自己不再去想一些烦心事是需要巨大的意志力的。在轻松的环境中固然更容易安眠,但在高压的环境下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在台湾的日子里有许多这样彻底离题的讨论,关于失眠、关于金钱、关于社会。虽然这里的教授许多并不住在学校附近,虽然并不像美国大学一般流行officehours(一个星期中固定的几个小时学生可以随意出入教授的办公室交流学业或学业之外的内容),但是莫名感到在短短的20几个小时与一位教授共处的时间内,很快的变得亲近了许多。不知是因为语言的原因更容易变得亲近、还是因为同为略有留学背景的女性身份而变得亲近。

 

  •  

拾起一些隐约中觉得缺失的东西,拾到了一张拼图里最后的几块。

探索一些曾经不知自己会感兴趣的东西,但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探索它们。

这些大概就是我安心的理由。

 

曾与一起在台湾的朋友感叹,不知能否将台湾七八月的空气装在一个瓶子里带走,在学校焦虑难眠的时候旋开瓶盖,放在鼻下狠狠嗅几口,不知能否原地失去意识,开始安眠。

 

从台湾回到美国近四个月了,又继续回到了以第二语言上课、社交、生活的日子。不知是否是月涵学堂的原因,少了一些对于自我能力的焦虑,多了一些关于如何让自己尽可能享受学习的思考。在破表的上着六节课的同时,总是想起在台湾时因为闲暇时间太多,所以去图书馆借书疯狂阅读的放纵感(暑假闲到读了很多武侠小说的严肃文学批评和理论)。记着那种纯粹的、不被外界影响的,因为喜欢所以阅读、所以研究的心境。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来,才能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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