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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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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鱼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忆故居》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忆故居》

硖川居士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中大大学陈寅恪教授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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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谷幽铃
好久没写粉笔字了…… 【陈寅恪...

好久没写粉笔字了……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书纪念碑铭】

好久没写粉笔字了……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书纪念碑铭】

无用良品
陈丹青: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

陈丹青: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


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解放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请愿学生刘和珍与四十几位小青年,被大兵镇压,打死了,鲁迅在文章里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说法,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

陈丹青: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


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解放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请愿学生刘和珍与四十几位小青年,被大兵镇压,打死了,鲁迅在文章里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说法,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入他的新书《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在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

有人会说,没关系,可以到香港发表呀,可以拿到网上去呀,是的,时代不是一点没进步,但这点进步,顶多也就是拿到香港去,拿到网上去。在我们的时代,谁要是遭遇同样的事情,全中国千千万万纸面媒体、视频媒体,照样不容他写,不给他发。

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与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四一二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四一二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上海?

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看见日本人攻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八一三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正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HK,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位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哥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M、周佛海等等早期D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开黑会。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 j、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 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

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资源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樑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小说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现在我要说,这就是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的风流关系,传奇关系。巴黎出了雨果和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八十年前,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八十年后,上海仍然记得鲁迅,但上海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且是被迫忘记。去年,上海市宣传部有几位小官员很客气,请我到一座高楼顶上吃中饭,要我看看上海每年制作的对外宣传片,片长五分钟,我一看,几乎认不出这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全是拍摄新建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全是在吹嘘每年的海港吞吐量多少,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又是多少,没有半秒钟出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没有一个镜头出现一位上海的历史人物。我就问,上海和上海的历史,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多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鲁迅,是其中一位,有这么一位鲁迅在,其他上海人物的正邪明暗,这才出得来,有许多正邪明暗的人物在,鲁迅也才出得来。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物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不是,是出于利用的目的,歪曲鲁迅,同时一并歪曲了大上海。一部关于上海的对外宣传片,无非是上海向世界来夸耀上海,很好,上海应该夸耀:将近六十年前,上海终于废除了所有租界,赶走了洋大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要论建设与规模,要论富裕和繁华,要论所谓现代化,那是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什么才是今日上海真正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呢?

今天的讲题,令飞兄的吩咐是“我心中的鲁迅”,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的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令飞生长在北京,从他祖父的文字看,他比较地喜欢北京,而不是上海。我是上海人,多少总有上海情结,所以擅自把讲题改动了,叫作“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前一句,是说鲁迅,后一句,是指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什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007年12月22日写在上海

无用良品

故国人民有所思 - 陈寅恪

《我读》节选-《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介绍

陈寅恪的诗文中经常出现“自由”这个字眼,可见他对自由有多重视。1929年,他在悼念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李慎之认为,后一句套用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但陈怀宇认为帕特里克·亨利说的是政治自由,而陈寅恪说的是思想自由,二者不同。我认为这种分析更准确。 

陈寅恪出身于清末的清流政治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一位很有名的维新派人士。陈寅恪也关心政治,但他从不参...

《我读》节选-《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介绍

陈寅恪的诗文中经常出现“自由”这个字眼,可见他对自由有多重视。1929年,他在悼念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李慎之认为,后一句套用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但陈怀宇认为帕特里克·亨利说的是政治自由,而陈寅恪说的是思想自由,二者不同。我认为这种分析更准确。 

陈寅恪出身于清末的清流政治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一位很有名的维新派人士。陈寅恪也关心政治,但他从不参与政治,不像俞大维做过“国防部长”,胡适甚至考虑过做不做“总统”。陈寅恪一生没做过官,这是他独立人格的一部分。陈寅恪如此重视思想自由,一方面源于他在西方求学时受到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文化本身也有追求自由的传统。陈寅恪非常重视自己的士人身份,然而士人在20世纪的政治风雷激荡中受到很大冲击。 

陈寅恪到底持什么样的自由观呢?他对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以为然,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事实证明这个观点非常正确。通过解读他的学术著作、诗文和信件,陈怀宇认为陈寅恪所谓的自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少数主义,以及寻求民族的自由,特别是民族思想与学术的自由”。也就是说,虽然我是少数,但我坚持真理。陈寅恪在对自由的理解中,“不仅有将真理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考虑,亦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并不是纯粹的西学家。 

陈怀宇认为陈寅恪的自负性格“使他为人处世和治学研究迥异时流,自成一格。他特别强调思想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主要通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主张而得以表达,即不甘逐队随人,不跟风做学问,也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之控制和影响”。能做到从不媚俗太不容易了,而陈寅恪做到了。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且身处严酷的政治环境,如果没有坚持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信念,不可能完成那么多学术著作。这一点对中国学者应该很有启发意义,应该成为重要的精神资源。 

无用良品

陈丹青:鲁迅与美术

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做“鲁迅和艺术”,我想了想,可能以谈论鲁迅与美术的关系,稍微贴切一点。艺术各有门类,鲁迅并不都有兴趣的。他爱看好莱坞电影,但对戏剧,尤其中国戏,不肯说好话;中国与西洋的音乐,则鲁迅从未公开提起,倘若我没记错,除了有一回徐志摩说及西洋音乐,称中国人的耳朵怎样的不辨乐音,鲁迅于是写了小诗讽刺他。此外,我不知道哪份资料记述他对音乐的兴趣,但是,鲁迅酷爱美术。

清末民初、五四前后,重要的文人而能单来举说和美术的关系者,似乎很有限: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鲜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蔡元培先生,那是新美术运动的奠基者和大赞助人,他说过一句“美育代宗教”,1918年创...

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做“鲁迅和艺术”,我想了想,可能以谈论鲁迅与美术的关系,稍微贴切一点。艺术各有门类,鲁迅并不都有兴趣的。他爱看好莱坞电影,但对戏剧,尤其中国戏,不肯说好话;中国与西洋的音乐,则鲁迅从未公开提起,倘若我没记错,除了有一回徐志摩说及西洋音乐,称中国人的耳朵怎样的不辨乐音,鲁迅于是写了小诗讽刺他。此外,我不知道哪份资料记述他对音乐的兴趣,但是,鲁迅酷爱美术。

清末民初、五四前后,重要的文人而能单来举说和美术的关系者,似乎很有限: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鲜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蔡元培先生,那是新美术运动的奠基者和大赞助人,他说过一句“美育代宗教”,1918年创办北平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还曾以教育总长的权力,给徐悲鸿等青年留学的名额,之后,吕斯百吴作人二位的留欧,经徐悲鸿举荐,想来也是蔡先生批准的

蔡先生另有一桩被湮没的公案:他三十年代旅居德国时,居然买了十七件立体派版画带回来,此后战乱,不知哪里去了。九十年代经学者万青力教授搜索旧案,披露此事,相关文章发表在中央美院的杂志《美术研究》上。

再看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几位,固然是新诗、新小说、新话剧的开创者,本人就是艺术家,但论及和美术的关系,恕我无知,除了郭沫若与傅抱石交好,比较地著名,其余几位,似也未见太多介入美术的形迹吧。

如此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鲁迅先生可能是其中顶喜欢绘画、顶热心美术的一位。说起鲁迅的种种传奇,研究者不会略过他和美术的缘分。可是相关的专论、专书,出版过好多了,我无能提供新的史料为之添加佐证或美谈,只因是画画的,向来神往鲁迅与美术的故事,或者可以清理一些自己的感想。

今天大约说几点:其一,是鲁迅的偏爱和品位,亦即作为赏鉴家与批评家的鲁迅,怎样把握他的癖好。其二,在鲁迅的时代所能看到的种种艺术中,鲁迅怎样选择。第三,鲁迅和民国时代的画家如何相处,这相处,在当时发生怎样的影响。

但以下议论,很难将这三点截然分开了谈。

大家知道,除了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院那点可怜的学历,又听过一阵子章太炎的讲席,鲁迅没上过一天所谓大学,更别提艺术学院,他与绘画的缘分,纯然是自己欢喜。在他的时代,现代中国艺术学院尚在草创的、初级的阶段,而鲁迅和当时的主流艺术圈,并不来往。可是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美术文献中,鲁迅是一位独具眼光的鉴赏家,也是富有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议论家,更是当年前卫美术的卓越推动者和襄助人——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欧美世界高端层面的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的专题展,选择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令人尊敬,但实在过时了,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幼稚。使我吃惊的是,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醒目、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横向比较,与上世纪初德国、英国、苏俄及东欧的表现主义绘画,也是即刻响应、同期跟进的除了技术相对粗糙,论创作的动机与状态,十分强劲而活泼,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近乎同一效果。在那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是文献价值,唯左翼木刻和几份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凝着民国时代的斑斑印迹,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大家知道,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终的判断者,就是鲁迅。没有鲁迅,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鲁迅死后,年轻左翼木刻家在岩安和国统区继续创作了不少泼辣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正治宣传,1949年之后,全部教条化,再之后,和鲁迅所有学生一样,或挨整,或凋谢,他们短暂的黄金岁月,就是和鲁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以鲁迅的劳碌命,这真是不可思议:从1918年发表新小说到1936年去世,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他顶多匀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收集画作,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译介或亲自书写的美术文论,价值卓然,经他染指而扶助的绘画实践,迄今站得住。这样一位自称门外汉的美术爱好者的美术贡献,依我看,却比民国年代顶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超前、更有品质、更富草根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或曰:以鲁迅当年的大名位,只要对晚辈的小说、翻译、绘画略予关注,有所扶持,总有他人不及的效力,他即便不理会美术,文艺后生们也会受他著作的影响:这说法并不错。可是鲁迅的介入美术,实在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形,深刻得多,只不过被他的文学贡献所遮掩罢了,倘若仔细考查,像鲁迅那样插一手而竟搅动美术波澜的文人,还真不易找到第二位。

古代中国,自兼写家画家的个例,很不少,但和鲁迅与美术的关系,不像一回事;近世西方眷顾绘画的文豪,也不是没有。波德莱尔与左拉均曾为印象派同志为文助阵托尔斯泰与列宾长期交好,但这类雅兴和侠义,毋宁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教养和文化习尚;至于早先的温克尔曼撰写希腊雕刻的专书、近世的海德格尔专论梵高、福柯评析委拉斯开兹等等,则是哲学家偶或兼及美学的散例,与鲁迅和美术的关系,也不是一回事——倒是本雅明对视觉文化的世纪性直觉,可与鲁迅神交:鲁迅从来敏感图文关系,洞见图像的功能,以留日的经验而预言未来的部分教学将会为幻灯所取代,只嫌说得太早,众人听不懂——总之,像他那样的憨人,单凭热情,出钱出力,给画家打杂工、出画集、请教师、办活动、写评论,哪里去找呢。而国事家事的种种烦乱,文学生涯的密集工作,总之,在他被称为“战斗”的一生中,但凡稍有余裕,鲁迅就混在画家堆里,拿美术当自己一件正事,倾力而为,乐此不疲——要不是鲁迅格外欢喜绘画,又早经洞察视觉艺术的价值,单凭雅好,绝不会这样子用心用力,更不会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留存像样的业绩的。

△《窗》,李雾城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街头》,何白涛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爸爸还在工厂里》,罗清桢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鲁迅从小迷恋绘画,据他自述,曾在童蒙时代的课桌下偷偷描摹《荡寇志》和《西游记》等民间绣像,以至积多成册,后来为了换钱,卖给小同乡了——亲手画画,下笔有神,另有一位,即天才作家张爱玲——或因家贫,或自忖才华不及,青年鲁迅选择学业时,没有考虑美术,但于绘画的热衷,终其一生。

初到京,他以有限的余力收藏大量古代石刻拓片,经济稍宽,尤其移去上海之后,每年的书单必有相当数量的西洋东洋画册。他所收存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多至两千件上下,又请托留洋的晚辈替他在欧洲寻购版画,还跟苏联版画家交换作品,数年累积,多达数百件。近时由周令飞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艺术世界》,厚厚一册,刊印大量鲁迅搜罗的书画,其实只抵鲁迅私藏的百分之一看看这本集子,就发现在我们熟知的文学鲁迅之外,还有一位美术的鲁迅:闲静,入迷,自得其乐,沉溺于观看的贪欲和收藏癖

癖好绘画的文人,自来不少,可贵是鲁迅看待绘画的眼光,非常开阔、锐利,又相当贴己、克制,始终在自己偏爱的,可把握的尺度内,搜罗画本,议论绘画。从幼年的《山海经》到中年编印《北平笺谱》,更兼对于欧陆前卫版画的迷恋,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他感激保姆长妈妈,即是那乡下女人为他买了第一册民间画本,日后对版画的乐趣历久而不衰,是这童年记忆的延续和提升他倒并不因此扩及并惠顾其他画种,但也不满足于旧式版画的内容与功能,遂有后来倡导左翼木刻的事迹——木刻的易于复制、传播,木刻的所谓大众性与革命性,被左翼史论,也被鲁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正合于他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版画趣味,是鲁迅文学风格自然而然的延伸日本,又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日本可以是追寻参照的另一个资源

我有兴趣,但比较茫然的点,是鲁迅对中国和西洋艺术的态度,是他在新艺术观念和旧文人趣味之间,如何悠然进退,如何公私兼顾。

民国成立前后,西洋文艺比较规模宏大、技术繁复的艺术,譬如长篇小说、交响乐、油画,开始介绍进来。在鲁迅成名的近二十年间,留学欧美,接受西洋文艺熏染的新派人士,陆续学成归国。胡适当时的影响,不必说了;徐志摩梁实秋等,是新文艺的弄潮儿,同期稍后,萧友梅、戴爱莲等留美青年也开始传授西洋音乐和舞蹈。在美术圈,刘海粟出国前办了上海美专,林风眠出任杭州艺专校长,徐悲鸿执掌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科。总之,西洋的新文艺是当年顶顶摩登的事物,且主事者大都比鲁迅年纪轻,意气风发,引领风潮——鲁迅,一个清末乡镇文人,一个败落的旧家子弟,一个留日学生,一个多半从日译本了解欧美的知识分子,一个几乎终生穿长袍的江南人,一个写出中国第一册现代短篇小说集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对这群西装领结,口说英语、法语、德语的海归派,作出自己的回应与判断。

以鲁迅的老成,以他当年的盛名和视野,他似乎并不折服于早期留欧的文艺家,且程度不同地看轻他们。他曾轻微嘲笑徐悲鸿,对青年林风眠个展的邀请,默然回避。或许并不视为同道,或是他所关注的人事远非这一路,公开私下,他几乎不说起洋派艺术家,偶或一提,虽非轻蔑,也属含笑的讥嘲——如他一贯地藐视权威,鲁迅疏远当时即负盛名的新派艺术家,却和贫穷无闻的小家伙结交,而他所看重的小青年,如陶元庆、司徒乔、罗清桢、李雾城等等,日后都被证明是民国年间的杰出画家,不逊于同期的名流。

此外,在鲁迅沉溺于抄写古碑的时期,北京画家陈师曾是他的挚友——陈师曾的弟弟,即游学欧美的陈寅恪——这又是他与左翼青年相对公开的艺术关系之外,比较传统的私谊,而鲁迅重情义:如他出三百大洋为早夭的陶元庆置坟,为病死的韦素园编书,为被难的瞿秋白出集子,他日后编印《北平笺谱》,部分地也是为了怀念早死的陈师曾,在为笺谱所作的序言中,给予陈君高雅的评价,那序言,通篇文言文,写得是漂亮之极

总之,抱持世界主义观念的鲁迅,在情感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不迷信西洋回来的人,反倒亲近本土艺术家

有个小故事,可以说说:据徐梵澄回忆,三十年代初他将留学德国,走去和鲁迅道别,当鲁迅听他说翌日就要动身,应声道:“那你在中国的时间仅剩二十四小时了。”这是极度敏感的一句话。道别之际,徐梵澄着重记述鲁迅与他的紧紧一握,目光流露极热情的鼓励和期待。日后,就是徐先生用鲁迅预付的款子替他在德国搜购前卫版画,持续寄到上海来。

其时,鲁迅已被各方苦劝移去苏俄或国外养病,均为他所坚拒。拒绝的理由,私信中说及再三,不难查阅。民国年间,鲁迅出境,不是问题,但显然,走,或者不走,在鲁迅,是个心结。我们不必强调清末民初列强辱华之于鲁迅一代的记忆,更不能推想鲁迅对晚生的出洋抱有反感,但以他性格的两极,会在寻常道别时说出敏感到近于神经质的话,随即又复欣然于学生远去西洋,并有所请托这两个细节,或可看出鲁迅在民族与西洋之间的态度:事关自己,倔,固执,不挪步,纵然八面敌意——照他的说法是“压迫”——宁可留在国中;而事涉晚生、学问、艺术,他可就满怀好意,且不肯放过给他在域外买画的机缘了。可惜我临时找不到那份回忆录,写到鲁迅送别的目光,徐梵澄很用了几句形容词。

是的,在知识理性的层面,鲁迅从不为意气情感所左右。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通读当时可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论中,是异常开阔的世界性眼界,见解精准,形之于美文,是迄今难以超越的一流文艺启蒙。移居上海,直到去世,鲁迅每年购藏当时版本昂贵、主要由东洋人印制的西洋画册,其间,亲自编译了《近代西洋美术史潮论》——鲁迅做学问,向来谨严,晚年他应左翼的挑衅认真研读唯物史,同样,鉴于上世纪初在西方展开的前卫艺术,自立体派、野兽派到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均为他所瞩目三十年代,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验艺术,几乎是同步的,论讯息的制高点,他比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刘海粟一辈,更能把握西方艺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徐悲鸿当年的眼光,大抵止于十九世纪沙龙绘画,无视,并贬低他留学时期早经功业彪炳的印象派及相随的新绘画;而刘海粟林风眠在江南教学中属意于立体派野兽派、庞薰琹倪贻德等撰写的决澜社宣言等,固然是新美术运动的重要史迹,今天看来,激情多而理知少,对欧洲新艺术的来去脉络,毕竟有欠通晓——而说及西方的当代艺术,鲁迅对法国、德国及苏俄的新绘画,不但不隔,且于每一流派的来历均有清晰的认知,凡有评述,必有据而谈,他所举荐的若干个案,更是只眼独具就我所知,五四之后,没有一个文人之于美术能有鲁迅这般博识而醒豁可喜他谈论美术的用词、语气,都是客观的、平视的,抱持优美的业余姿态,并不过于褒扬,也未率尔贬斥:他所嘲笑的,是本土文艺名流的浅薄之谈

从介绍西洋绘画的开初,鲁迅就在庞大的西洋美术全景观之中,精于选择个案。譬如德国的珂勒惠支,德国的梅斐尔德,英国的比亚兹莱,比利时的麦绥莱勒。他像真正精通艺术的老派文人那样,议论所出,从来落在艺术家。考察鲁迅选取的个案,同时构成鲁迅自己这一个案:历来总要强调、夸张鲁迅战斗的一面,决裂的一面,苦恼愤恨的一面,无视他闲适的一面,游戏的一面,怡然自喜的一面他所偏嗜的画风,正好映衬鲁迅的阳性与阴性,显示鲁迅性格的多变与基调珂勒惠支是深沉的、悲剧的、浓黑色的、自觉归属无产阶级梅斐尔德是神经质的、敏感于阴郁的力度,倾向自我毁灭麦绥莱勒是野性的、饱含青春的苦涩,同时是平民的;而比亚兹莱是情色的、戏谑的、幽灵式的、映射十九世纪尾端欧洲资产阶级的末世情调……在鲁迅偏爱的中国艺术中,秦汉的石像、瓦当、铜镜、拓片质朴高古,凝练而大气,是鲁迅趣味的一面;他与郑振铎反复甄选重金刊印的《北平笺谱》精雅而矫饰,格局小,气息弱,私淑气重,是明末清末文玩制作趋于烂熟的工艺,又可见鲁迅趣味的另一面。而鲁迅对他所扶持的木刻家群,从未主张一律,他怂恿各种题旨与风格,一再关照年轻人多练技术,还特意请了日本画家在一个公寓的某层楼里,短期开班,专授技法,由他自任翻译日后被称为革命战士的左翼木刻家,其实有许多可喜的作品被遮没被遗忘了,同时被抹杀的,是鲁迅无比细腻、往来无碍的品位与教养

△ 梅斐尔德作品三幅:左图:制动机矿山;右上图:劳动者;右下图:小组。

△《新的革命的体制:一切“主义”与旧的建筑的“意匠”的混合》,克林斯基作。选自1929年鲁迅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新俄画选”,朝花社选印,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二十年代,莫斯科的前卫画家与巴黎同行同期兴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民国的艺术家几乎同步获得这些信息。鲁迅即是国外前卫美术最新讯息的提供者之一。

(ps处理了下,怕通不过)
△《“泰伊丝”插画》,法国E.C.凯亥勒作。选自1929年鲁迅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朝花社选印,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鲁迅似乎对泰伊丝颇有兴趣,曾在晚期杂文的某一讽刺中,引用过她的故事。

这三幅木刻,不见意识形态,不分左翼右翼,不辨阶级立场——鲁迅都喜欢。而鲁迅喜欢的不同木刻,不同绘画,不同作风,是这三幅的三百倍


上图:《猪》,中国张望作;下图:《岛上的庙》,美国C.B.富耳斯作;右图:《“黄书”封面》,英国比亚兹莱作。

一位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一位被尊为文化旗手的大将,一个被m举为圣人的形象,这是我们被告知的鲁迅可是看看鲁迅私藏画册里无所不及的流派,看看他挂在墙头的西洋女裸体版画,比起那些吓人的高帽子,活的鲁迅多么丰富、好奇,多么懂得各种各样的画——绘画,是认知鲁迅之为鲁迅的另一维度,向来的论者,不论尊崇或是厌恶,都把鲁迅弄成一脸凶相苦相,其实他隔三差五泡在书店里,买书、选画册,回家歪在靠椅上,慢慢地翻看

民国新文艺转型时期,鲁迅顶顶难得的态度,是他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基于他对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对民国时期整体文艺生态的清醒认知他从未滥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发表喧哗艺坛的宏论,即便在文学领域,也平实自居,平实而谈——他在盛名之际几乎放弃短篇小说,他看清长篇小说的内在规律,不予轻率染指

他始终主张新文艺的首要功课是老老实实做翻译,身体力行,联合同好,译介外国的文学与美术虽然他从未去西欧瞻望文艺复兴以降的经典绘画,但以惊人的直觉他知道,在当时落后纷乱的中国,在美学渊源完全相异的文化之间,富贵而庞然的欧洲油画难以在中国开花结果他敏感到相对简易的木刻能够直捷移取欧洲绘画的部分经验这和他一开始就留心弱小民族的短篇,以为适合师法而言说本土的真实,是一个道理和五四一代许多激进的、沉醉于宏大命题、高远目标而动辄声张的启蒙者不同,鲁迅向来姿态很低,审时度势,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从小型的、简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来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认真仔细弄好了,只拿出来一点点

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与直觉,还有他不曾说出的更为深广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透辟观察,兼及对西化进程的反复省思事涉国家大事,譬如欧美议会式宪政能否适宜中国,他自始抱有怀疑具体到西洋绘画,包括形制庞大的种种欧美文艺能否契合中国,他向来怀疑,照他的说法,偏过头去,想一想——但鲁迅并未公开地、武断地表达这怀疑在他某些过于乐观的、五四式的、被后来的现实证明为虚妄的政治想象中,苏联曾是他的参照与希冀——没有人在鲁迅的年代超越这希冀,包括早期的胡适——可是在这些热切而近乎轻率的想象中,请注意,不包括鲁迅对未来中国的文艺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有效资源,也从未以大而无当的世界主义,以他自己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鲁迅的怀疑主义遍及不同的问题和领域,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政治判断,并曾犯错,但遇到文艺的话题,他时或轻快地嘲讽,时或沉静观察,却不使自己的判断失据而离谱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新中国文艺方向的大叙述:不像他关于改造国民性、攻击礼教等五四命题的早期激烈言论,也不像他对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的热烈期待,他很少展望或预言未来中国的艺术——在民国主流美术家那里,这类将来时的狂热想象,数不胜数,今天读来,多半是口号与梦话——鲁迅仅以省略的、不经意的词语打发相关话题,如老人面对孩子,也如明智者的沉默:这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恰好在他最熟稔、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写给画家的许多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新木刻的零星成绩,但对年轻艺术家的散漫、任意、粗疏,总要轻微地告诫,好比笑过之后,脸色就冷下来,藏着失望,又不忍触伤晚辈他从未真的满意过左翼木刻,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点其间的幼稚与欠失他谈及木刻的实验,有如对待自己的小说,只看做小把戏,总归假定是在过渡的阶段,但又从不轻言日后的进境,不说一句狂妄的昏话,这不是鲁迅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各路人马谁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质地,他就不肯苟且,百般挑剔。施蛰存回忆鲁迅请他刊印一位苏俄文艺家的铜版画肖像——好像是卢那察尔斯基——单是校样,鲁迅横竖不点头,以至反复重印四次,最后勉强默许,弄得年轻的施蛰存有点嫌烦。鲁迅自费印制的版画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没有哪个版本可以相比。而他为介绍与销售而写的广告文字,全是再平实不过的话,半点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过去了。西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在中国有了为数可观的专业学院和庞大机构,据说培养了好几代人才,出现无数长篇小说,无数油画,还有大量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我们有很多很多理由说,西洋艺术的移植,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国生根开花,而且大有成就——我无能质疑这份成绩单,评价这份成绩,过于犯忌但我总会悬想鲁迅的标准,悬想他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悬想他对中国文艺异常冷静的不以为然,和他介于讥笑和仁厚之间的那种无所谓。我愿和鲁迅一样,保持沉默

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他评论文学,尤其是评论绘画的文字,其实很有限,但我异常珍惜他随手撩拨、四两千斤的说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体贴。我不知道此后还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书写文艺评论,而他谈起绘画,质朴清晰,如话家常——好比他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说语言,鲁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评语言,清通,平实,高贵,富有见解,处处留有余地,不落半点批评腔。在我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高不可及的美学权威,我曾拜读,不幸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关于朱光潜指说希腊雕刻与陶渊明的“静穆”,鲁迅在《“题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应,我却读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记得,因此而学会怎样审慎地判断,怎样看取艺术的各个面向。他给柔石《二月》写的小序,他赠予木刻展览的前言,他评述陶元庆的短文,他给小朋友的大量书信,充满散装的观点和智慧,是艺术家顶顶珍贵的良言。过去百年的文艺家,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而通达历史,从来不轻用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至少,我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论家的教益。但凡有所疑惑,有所见,我从未希望听到美学家怎样想,更不试图从如今的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遇到启示

所以,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绘画圈、美术家,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热情的介入者、清醒的旁观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的中国,也没有了。前面已经说及: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印象派诸家、左拉与塞尚、马拉美与德加,有过珍贵的友谊;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功地使一切艺术家就范于市场,文艺人之间的隔行交谊固然未曾绝迹,但以我在纽约的耳闻目击,那里的艺术家最纯洁的记忆止于六十年代中期。极简艺术家罗伯特·曼戈德1970年失望地离开纽约后,这样说道:“我不喜欢这儿弥漫的商业气息,情形变得分崩离析,艺术家都在彼此嫉妒。我只想忘掉艺术圈,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绝境。

而冷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还用说吗:无所不在的政治毒药,傲慢的文艺党官,构成无情而有效的权力网络,一步步瓦解并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初期,集体屈服、出卖、苟且,是文艺家的常态;一路扭曲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彼此提防,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的唯一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他那点学历,休想和在座诸位比——他拿得出一份像样的结业证书吗——我猜,他给贵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凭什么结交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学院教授、文艺学者,或是戴着博士头衔,身兼“副处级”、“副局级”甚至“副部级”的大艺术家?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吞回他的呐喊,继续他的彷徨,和艺术没有关系

今天是需要记得的日子:所有与会者的发言稿都被要求事先呈交当局审查,但我不肯从命。而鲁迅的话题早已很尴尬:他给利用了七十多年,利用够了,如今被撂在一边,却弄得是再来说他,不宜,不说,也不宜:继续纪念他,只怕言论不,和,I谐,完全不提他,他又尺寸太大,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次论坛别的不敢提,单只聊聊“鲁迅和艺术”,倒也是个不坏的招——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话,请负责审查的小老爷们,仔细审查


2010年11月18日初稿
2010年12月31日改定

无用良品

没有深刻的价值观很难顶住压力,多少优秀的大师都趴下了

提问者一:刚才讲,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思想一下子就被改造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世界观。其实,他们是有世界观的,他们是很爱国的,很有民族主义感的。但当时的一个弊病是没把国家、民族跟治正者的权力分开,对吗?他之所以那么自觉改造,是把对家国的忠心变成了对治正者的忠心,对当时的正策没有采取批判性的态度。

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观,这是不是跟国家的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受了教育之后自然就是为皇家服务,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体系。即便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价值观,在今天的社会,他凭什么去支持那套价值观?唯一的支撑,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道德感,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体系帮助我们...

提问者一:刚才讲,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思想一下子就被改造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世界观。其实,他们是有世界观的,他们是很爱国的,很有民族主义感的。但当时的一个弊病是没把国家、民族跟治正者的权力分开,对吗?他之所以那么自觉改造,是把对家国的忠心变成了对治正者的忠心,对当时的正策没有采取批判性的态度。

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观,这是不是跟国家的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受了教育之后自然就是为皇家服务,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体系。即便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价值观,在今天的社会,他凭什么去支持那套价值观?唯一的支撑,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道德感,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体系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这套价值观。即使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价值观,但是光靠道德感太薄弱了。我的想法就是这些,谢谢。

回答:我刚才说梁思成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他们有自己的价值,有强烈的爱国心,民本的精神在梁思成身上也是特别明显的。但那只是一套蛮朴素的价值,虽然现代主义的追求与社会主义有某种亲和性(现代主义到了美国变成了一种建筑风格,现代主义在欧洲是更完整的左倾思潮),但是这些东西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它只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没有化成一套系统的世界观,一套理性。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梁思成的理解差异很大。这个差异我们今天好像看得出来,但在当时你很难看得出来。实际上可以说,那代知识分子对新正权、新的意识形态做了一个创造性的误读。

为什么有些人不会误读呢?比如说陈寅恪,1948年北平要和.平解.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中间派知识分子,都纠结于一个问题:走还是留?很多人觉得该留下来,觉得“国民党这么烂,我跟他走干什么”,当时对新正权有各种传说,都是妖魔化的传说,连冯友兰都觉得,无论如何,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吧?当时年轻人去劝陈寅恪老师不要走,最后陈寅恪和胡适坐了同一班飞机离开了北平。陈寅恪他倒不强调要什么正治自由,因为他不做公知。但他唯一的事业,他的生命是学术,如果这都没有的话,对他而言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所以他决定走。最后他留在广州,那是另外一段故事,我不展开讲。这也成就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神话,只有他能够抗拒改造的神话。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陈寅恪就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学者,虽然他不谈正治,但是他比谁都懂正治。第一,他有现实感。第二,他在王国维碑上的题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可以看到在这方面,他是有很深刻的东西在支撑着他的,所以到最后二十年硬得起来,撑得起来。

如果没有理性,没有成为你信仰的这套世界观在背后,你撑得起来吗?众人都投降了,就你一个人,虽千万人吾往矣,能做到吗?我相信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敢说你有这么大的勇气;对你所信仰的价值,有教徒般的虔诚,又不是盲从,有深刻的世界观支撑着你。如果没有,很难顶得住压力。压力一个是来自于所谓的正治,还有一个是来自于“同道”——人家都那样了,你怎么样?你非要与众不同吗?这很难。

所以在这一点上,有时候不要总是怪外在,用外在的元素原谅自己。风暴来了,都开始自我检讨,等到文哥结束,一个个站起来控诉,觉得当时都是受迫害的人,我们不要忘了自己内心有些东西是缺乏的。

当然,我们对梁先生依然怀着非常深刻的敬意。前两年样视拍了八集的《梁思成·林徽因》,片子拍得非常好,我觉得是这些年最唯美的一部片子,我非常欣赏。我给本科生讲知识分子历史,都把这个片子拿来给学生看,除了看《梁思成·林徽因》,还看上海电视台拍的《大师》系列。那一代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但就是最优秀的,比我们这代人不知道优秀多少倍的人,还是趴下了,你想想,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顶得住。

无用良品

中国最伟大的不是靠思想,而是靠谋略;追求的是自在,不是自由

陈丹青做客珠海文化大讲堂(疑似2009年期间的演讲,感慨那时候说话空间很大了,这种感慨就像陈提到的“把你扔下水,再捞起来,问你好些了吗?我会回答好多了好多了”)

 视频:演讲题目《文化的失衡与反思》

我总是非常业余,因为我不是做这个事情的。

我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总是经常怀疑论坛的话题,它的话题好像是“如何找到中国的思想和具有世界感染力的思想”,我说“思想”这个词就是西方来的,古汉语里面没有“思想”这个词,我们的语言一旦丧失以后,很多概念跟我们的祖先是不一样的。比方说:

我们讲“光阴”,我们不说“时间”,“时间”是外来词;
我们说“人间”,不说“社会”,“社会”也是外来词;
我...

陈丹青做客珠海文化大讲堂(疑似2009年期间的演讲,感慨那时候说话空间很大了,这种感慨就像陈提到的“把你扔下水,再捞起来,问你好些了吗?我会回答好多了好多了”)

 视频:演讲题目《文化的失衡与反思》

我总是非常业余,因为我不是做这个事情的。

我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总是经常怀疑论坛的话题,它的话题好像是“如何找到中国的思想和具有世界感染力的思想”,我说“思想”这个词就是西方来的,古汉语里面没有“思想”这个词,我们的语言一旦丧失以后,很多概念跟我们的祖先是不一样的。比方说:

我们讲“光阴”,我们不说“时间”,“时间”是外来词;
我们说“人间”,不说“社会”,“社会”也是外来词;
我们说“朝代”,不说“时代”;
我们说“天下”,不说“世界、国际”,后者都是外来词。

但问题是60、70岁以下到今天的学生,一开口说的都是新汉语,白话汉语,一个唐朝人、清朝人来到这里都会听不懂,这是全新的语言。一系列的价值观、思维开始被带出来。今天你把“思想”这个题按在巨大的中国的当今状况下,说我们中国要有“思想”,这里面会有很多歧义。比如说“哲学”也是外来词,我们今天给孔孟、老庄按了“先秦思想”,这是我们后来按上去,当年叫什么我不知道。今天要来谈“思想”,而且中国要有自己的“思想”,你首先会遇到词语的麻烦

第二个感触,大家很热情想给中国“思想”开药方。 我就举了一个小例子,更早的时候我到上海跟梁文道先生谈一个论坛,还是主流机构《解,放日报》请我们去的,谈的是“文化宽容”。梁文道多少对大陆体制内的情况还是不太了解,事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解》怎么让我们去谈文化宽容?我说就因为是《解》啊,他“宽容”你了,也“宽容”我了,然后他就说行,我去。我们就去了,我有点儿不放心,他们是不是吃错药了让我们去谈“文化宽容”,这不是能随便讲的话。《解》到底是《解》,结果一到现场就发现改题了,叫“文化宽度”!叫我们俩谈“文化宽度”。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说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宽度,我今天刚知道这个词,但是我也知道你们不要犯错误,不能随便谈宽容。我主张在中国几乎不要谈“宽容”,这个观点可能跟宽容人士想的不太一样

在讲文化宽度的座谈会上,我和梁文道、马东讲完以后就跟观众互动,有一个观众也不太安分,问我说,“陈先生,我想了解一下你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我旁边的一个《解》的美女专门主持这个会,只要看到这个观众提到“普世价值”就会打断他说“请你不要说好不好”?她三次打断他的话,结果我既没有办法回答他,他也没办法说完他的问题。们让我去谈“文化宽容”,可是让一个观众不能把“普世价值”这句话说出来,这样的国怎么谈“思想”,这不是笑话吗?

我的话题马上一转,我怀疑这个命题!在我们的汉唐、明清盛世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靠西方意义上的思想?西方的思想都是很严格的,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像康德、黑格尔等等,这些是西方准确定义的思想,你拿这样的思想要求中国历史,在准确性上就会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很多误解会跟上来。我以为中国人固然是可以说有思想的,先秦的思想非常伟大,我们只能用“思想”这两个字追认它,当时并不叫思想,叫“学说、智慧、经”都好,但是“思想”这个词是十九世纪末我们追加给先秦人物的。

我想我在谈:第一中国有没有思想?第二思想在中国有没有用?我觉得中国最伟大的不是靠思想,而是靠谋略除了谋略以外,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绵三五千年,靠的是无情的统,治。学者秦晖已经谈到了,靠的就是“儒表法里”,儒是统,治集,团对外说的一套漂亮话——道德伦理,里面执行的是法家,就是无情统,治,非常简单,毫不留情,该杀就杀,该禁就禁从秦朝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的

为什么能渡过那么多难关,被异族侵略那么久也能一路好下来?我觉得渡过难关,一个是靠巨大的承受力、一个是靠巨大的恢复力、一个是靠巨大的行动力、还有一个是靠巨大的变通能力

统,治者那一方真正了不起的是靠谋略。袁世凯能够完全不用武力说服清朝逊位,结束2000年的帝制,这靠谋略,袁世凯有什么思想?真正决定中,国民,族命运,包括一部分文化命运,以我的陋见,我认为就是靠谋略,此外就是老百姓的承受力、变通与恢复能力

广东这么一小块地方,尤其是几个特区,其实就是把手拿开一点,什么东西都长出来了,你根本拦不住。对比俄罗斯、一部分欧洲,他们的吃苦耐劳、随机应变、承受力远远不如中国,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许多峰回路转就是靠这个

你要是从思想上讲也不是不可以,就是“黄老哲学”,从黄帝到老子的一整套自然观、生命观、法术。但这个东西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这不是思想。西方是真的玩思想,养一大批思想家,到时候叫去,说现在国,家出,问题了,让思想家“开药方”或者是怎样,但他的角色也已经变成了谋士,而不是思想家。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我不认为中国真的能拿出感染世界的思想,我也不认为中国非得靠思想才能救自己,才能往下走。我只是想尽量理性地找找中国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状况,无论是好的坏的情况加起来,它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

我记得广东的书及汪,洋去年突然玩思想解放,我想广东还真是厉害了,又玩思想了,这两年又不提了。

所以思想在中国真的是一个窘境,不要提这件事情。第一中国人不玩思想,真正决定中国的人从来不玩思想,他玩的是谋略无论从好的意义还是卑鄙的意义都是玩谋略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一整套精致无比的谋略,做生意各种关系都是这样。真的要呼唤思想的时候,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在我们这种情况下要出一群思想家,类似德国、英国、法国那样一群一群的思想家,可能未来的一百年、两百年都很难出现。诸位如果有相反的意见我非常希望你们告诉我,因为我绝对是业余的,是很粗暴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你们今天给我“反思、文化失衡”这个话题,想来想去我只能这么讲。至于“文化失衡”在各个领域里的表现,太多了,根本举不过来

关于“文化失衡”我只能讲到这些,我本人就非常失衡。我有一本书叫《多馀的素材》完全是小短文,都是乱写的;还有另外一本书《纽约琐记》。《多馀的素材》一出来就被,禁,掉了,因为里面提到了胡兰成以及民国时候的情况,后来被江苏人民美术出版社,禁,掉了。此后我才了解在中国的书报检查还在,我出去时间久了,很多事情不太了解。

九年后我真的进步了,我慢慢学会适应这个情况。上个礼拜我还跑去深圳了,实在是人家抬举,《新周刊》跟帆船协会搞了一个活动,要颁给十个企业家、文化人,把于丹等人列进去了,也把我放进去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笑的奖,叫“蓝色骑士奖”。我马也没有骑过,就在那里假装站了一会儿。据说他们得奖是因为他们的言论、生活姿态领先了这个时代影响了这个时代我说别,我回国这么多年做的一件事情就尽量不要受这个时代的影响,根本不是要去影响这个时代,我没有那么狂妄,我居然可以影响这个时代。但是我能不能少受影响或不受影响,结果我发现还不行,我还是要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学会说一些暧昧的话,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必要的时候什么都不说。这是在广东啦,如果在北京、上海我绝对不敢这么说话。这是我九年来的进步!

大家也应该听出来了,这个话题我其实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差不多已经讲了40多分钟了,我们还是聊天吧。留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随便提一些问题。



提问:陈老师,您刚刚说中国靠的是谋略,这一点我很认同。在遇到乱世的时候,是不是有更高的谋略来影响咱们中国,有时候是不是谋略也会被谋略?(注:此观众提问时无话筒,故声音不清…)

陈丹青:我正好是一个缺少谋略的人,经常被别人的谋略谋进去,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但是我在那个讲话里面提到这个问题,陈寅恪是大学者大家都知道,他周游列国游学,见解也非常锐利。我在他的一个私人谈话当中听到,他说,中国文明固然是太伟大、太丰富了,深不可测,但是跟希腊文化一路下来,吃亏在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和一个长远的见解,没有长远的长治久安的体制架构。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有点类似小聪明,是非常伟大的小聪明能混过一段时间算一段时间,用一个阴谋补另一个阴谋,最后比谁的阴谋最厉害,然后你输掉,我来

这个靠谋略,而不是靠霸业,不是靠王道,真正有王道的皇帝没有几个,所以周期性地会大,乱,而这个大,乱史学家有很多分析,有经济原因、军事原因种种,但是它周期性很大,从来没有发展出思想框架和制度框架,西方也是有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但是中国周期性的大,乱,而且是贫民取代皇帝的例子很多,特别是像汉朝和明朝,靠的是中国的行动力和承受力

我在美国参加过一些学术论坛,认为全世界最会拯救、养活的人就是中国人,全世界灭了中国还会存在。这是中国人伟大的地方,不要玩什么思想,我们从哪里来,活着有什么意思,到哪里去,然后自,杀等等,不要想那么多;就是白煮鸡,房子不要漏雨,这个贿赂怎么能够送到他手里,然后怎么绊倒他,我今年舔他靴子也没关系,明年再来侮辱他;我们怎么弄也弄不死弄不烂,实在没办法还可以养孩子有各种糟践的办法,最后顽强地生存下来我不很佩服一个国家思想很厉害,我佩服他能活下来,从这点意义来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

我今天胡说八道哪里靠的是思想,我看了几本书?我明天要去深圳“读书月”去演讲,我题目也想不出来,就想了一个“我不是读书人”。我不是靠谋略,而是靠承受力,我也很奇怪那些年月我怎么过来的,我相信你的承受力也很强。你们这里是特区,我想特区的人都有巨大的变通力、承受力,可能个人有个人的小谋略,可能下面坐着很多谋略天才。但是我深入不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深入,事情的目的达到就行了。



提问:你信仰什么宗教?

陈丹青:没有信仰什么宗教,中国文化能够一路下来,信仰宗教就会困难得多。



提问:如果可以选择,你选择生活在中国哪个朝代?

陈丹青:我选择生活在1949年—2009年,我热爱这个时代,因为可以看到很多戏剧性的变化。



提问:你希望十年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陈丹青:不晓得啊,要看社会、国家会有哪些变化,我这些年是跟着这些变化走,然后试图少受影响。



提问:北岛曾经有一篇文章谈中华民族复兴的,发表以后受到了一些自由人士的批评,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第二,你要画画,又写文章,在您看来批判性的文字和作为艺术的绘画语言,您觉得哪一种更能表达您的内心?

陈丹青:我的第二本书《退步集续编》里边有篇谈“文艺与复兴”,是参与当时刘君凝(音同)他们发起的讨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我是有点儿怀疑这个命题的,我刚刚说了,我对目前学术界提出来的任何议题都有一点怀疑。

第一,我比较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当时的情况,因为我是画画的,我去过好几次意大利。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一个文艺复兴,有个很简单的原因之一,13世纪欧洲发生巨大的瘟疫,死了几乎1/3的人,活下来的人都非常感谢自己活下来了(衔接着中世纪那段的人)。当时比较先进的考古学已经出现了,他们发现了希腊文化古遗址。这个时候就在一个庆生、感恩的情况下,宗教艺术发生的变化,甚至有点儿意外,在这个变化当中,人的价值被发现了,画上帝或圣母的时候就当作人来画,在漫长的300、400年的情况下慢慢地人在艺术里头抬起来了,我们后来叫它“文艺复兴”,同时也是科技、金融很多情况加起来的运动。

我主张不要提这个词来套中国的现实,我觉得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要去套我们不能对一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说我们唐朝的模式你们试试看,不一样的。国和国之间的历史经验很难互相套,如果非要套,从民族复兴来说中国差不多已经做到了。

今天一个中国人站在世界上,跟1910年、1850年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完全不能比了。所以m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希望每个中,国人都,站起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民族复兴了,几代人已经做出来了。

困难的是“文艺复兴”,又回到今天的题目,以及我上次那个会议的题目,就是我们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价值观?那个会议的前提是说,撒切尔夫人对思想的说法,她说你们不要担心中国对我们有威胁,他们出口电视机,但是不出口价值观法国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全世界用中国的商品,但全世界都不会用中国的思想很久很久以后我看都不可能,说中国人种下一个思想,说就这么个活法我暂时看不到这种可能,以我的短见

画画对我来说是一个习惯了,我已经画了40多年画了,就像唱歌的没事想哼两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在批判,我在清华实在是受不了了,之后是媒体撺掇我说话,说来来来再说再说,所以一直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人得说话,我发现文人的场合总是吞吞吐吐,为什么在饭桌上是这么说话,在会议桌上又是说别的话。我大概还是广东人的性格,我就扛不住,我爹从小想怎么骂我就怎么骂我,我的台山乡亲说话都比较直的,我没想到这个是批判



提问:您刚刚讲到,为什么中国是谋略,西方是思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我自己思考的,不一定对,跟您交流一下。

陈丹青:我也不一定对,跟你一样的。

提问:因为西方有一个宗教、有神,中国没有神,只有家长。中国是一个“家文化”非常严重的国家,就是一个宗族文化。什么是家,《水浒传》说家里面是兄弟,在外面我可以用蒙汗药药你,可以把你做成人肉包,家里有主子、奴才。所以中国是这样的,不需要信仰、不需要思想,就需要谋略。

陈丹青:我想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是在说一个很糟糕的话语,因为我要对应中国靠思想还是靠其他什么,我提了一个“谋略”,但是必须跟上行动力、承受力之类的。但真要谈中国文化,我不敢谈,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

提问:这是我的观点,跟您交流一下。我觉得是因为有“家”文化,不同朝代更迭就像家的更迭,家庙就成了一个太庙、社稷。

陈丹青:你就说我在给正府提供思想,你稍微考虑下。

提问:我的书稿是纯学术的,不涉及到任何正,治问,题,把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描述为“宇宙关系”,包括太阳系、人等等。



提问:我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我这儿有一张您30多年前画的画,但是没有你的署名,你能不能给我签一个字呢?

陈丹青:好啊。我出国以前所有的画都不签字的,因为M教导我们要谦虚。

提问: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所以也很有缘分能见到你。因为这个画也是我父亲传承下来的,我是江西九江的,我爸爸跟您是老朋友。

陈丹青:我江湖上有很多老朋友,现在都出现了。网上出现我很多假画,有签字的,我告诉他们说凡是我出国前画的画都没有签字的。

提问:我的画是没有签字的,我已经带来了,您要看一下吗?

陈丹青:好。

(女观众拿着陈丹青的画上台)

提问:您还记得吗?这画后面有我父亲写的你哪年哪月哪日画的,以及画的内容是什么。

陈丹青:好的,我会后给你签。这把我的开裆裤都给脱下来了。(观众笑)

提问:我曾经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如何造就大师》,写得真是太好了,说的是徐悲鸿。

陈丹青:这也是别人给我的题目,我自己绝对不会想出《如何造就大师》这样的题目。

提问:有一句话说“没有杂音的正,府是可怕的正,府,没有异论的学术界同样是令人窒息的学术界”,你认不认同这个观点,中国现在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

陈丹青:我有时候愿意帮正府说点话,跟前30年比是有很大的变化。它开始允许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说“今天的中国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它还是发生了很多相当惊人的变化,在我的记忆当中在那30年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发生了,而且不以为奇了。还是有“杂音”,我就是一个“杂音”。

提问:我想请你给大家谈谈,我不明白你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伟大退步的30年”,能不能谈谈主要的退步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丹青:这不是我说的话,我是引用。全球的角度很简单,一八九几年珠海这里就有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去了,就是容闳。

改,革开,放允许出国,只是退回到一八九几年的起点,我们又可以出国了。49年之前都是可以出国的,吴冠中先生是大画家,他在处于抗战中的时候就报名要去法国留学,国民正府告诉他说,你赶紧好好学法文,现在正在打仗,战争结束以后你就来报名。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只是退回到一八九几年到一九四九年前的状况,中国人只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有一个合法的目的,就可以出国,非常简单!

只是从49—79这30年把门关起来了,不让中国人出去,也有限地让外国人进来我们今天很多事情让我们欣喜若狂、充满感激,都感激改,革开,放,而这在从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原来想吃个白切鸡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些年就变成很不正常的事了,你怎么在吃鸡呢?家里吃鸡都怕人看见。

提问:您刚刚比较的是49年之后的30年跟1919年的时候,我现在想请问一下79年之后的30年与之前的30年相比较的退步情况?

陈丹青:“改,革开,放是伟大的退步”是北京一个资深记者说的,这只是退到以前的正常的应该有的状态,你不要以为是进步。

我来区分这30年就更简单了,就用阿凡提的故事,他出海以后又是吐又是难过,船主一把就把他推到海里,阿凡提就扒着船不放手,然后船主又把他捞上来,之后问他怎么样?阿凡提说,好多了好多了前30年把你推下去,后30年把你捞上来,你就说好多了好多了

你问一下一些父辈、祖父辈,如果他们的记忆还没有丧失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你的父辈不能做的很多事情,你的祖父辈以前都是可以做的。80后90后就不可能了,因为你们的祖父辈都差不多是50后的。



 提问:陈老师您好,我是北师大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刚刚开始学绘画,应该怎样去学习,是否需要一个好的老师指导? 

陈丹青:我给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很喜欢画画?

提问:对。

陈丹青:你确定吗?

提问:确定。

陈丹青:你非常非常喜欢画画吗?

提问:呃……

陈丹青:你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画画,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我拿鞭子抽你,撵你,外面下大雪,你照样会去画画,有没有老师都不重要,所以重点是你喜不喜欢,非常简单。

提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学生怎样看待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应该学哪些必须的技能?

陈丹青:这个学生,完全给体,制弄傻了。你就把学校要对付的分数都糊弄好,也要有点儿策略。一部分时间把学校要的东西全部对付掉,另外一部分时间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把这四年快点混掉就好了。大家都是骗嘛,他要收你的钱,你要他的学历,大家骗完了各走各的路,这孩子怎么这么老实呢



提问:您说您参加过奥运会开幕式的设计,我也在电视上看到了您参与的过程。我想问一下您对这次奥运会开幕式满意吗?与您想象当中的一样吗?还是说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陈丹青:这件事情我倒是比较在乎观众的反映。因为我们前期都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促聊,我们都不知道出来以后是什么样子,因为场面太大了。我真的进入鸟巢以后才知道它的规模,我就知道以它的壮观来说一定会有效果。它有五场彩排,从头到尾穿好衣服演,我看了四场,我在地下室拍演员,我不断听到全场一阵一阵地叫,我就很替张艺谋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压力太大了。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上面怎么看,下面怎么看,这四场演出叫了几下以后,大家就心定了,至少没做坏。所以我很难客观地像你那样说,好还是不好。

提问:从你艺术的角度看呢?

陈丹青:我有多重标准,我不轻易批评电影或类似这种大型演出。因为我是个体劳动者,我会比较不留情地批评文学和绘画,因为这是你一个人弄出来的。但是这么大的东西我自己知道太难太难了,弄到给你看见为止,背后不知道要花多少心血。太苦了!我绝对不会去干那样的事情,好不容易两个钟头就花了两年功夫,几万人参加,然后人家一句话就说是“狗屎”。



提问:留美和归国后,您觉得从生活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陈丹青:我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国人会忍耐。我在美国忍耐,回国也忍耐,在这段忍耐和那段忍耐当中,会冒出一些不安分的东西,但我还是一个比较会忍耐的人。



提问:您曾在《荒废集》里面谈到鲁迅,您怎么评价鲁迅在近代、当代中国文学和评论史上的地位。因为鲁迅的文章在中学课本里面占了很重要的篇幅,现在一度有声音说要把鲁迅的文章请出中国课本,您如何看待?

陈丹青:鲁迅就是被一个巨大的谋略谋进去了,所以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谈论鲁迅一共谈论了六篇,真是不要脸。我试图给出一个个人的声音,是非意识形态的,代表我个人如何看待鲁迅。

第二,大家都不要轻易去谈论鲁迅,因为这个就把他孤立了,把他从“五四”抽出来,变成一个什么中国现代文化最伟大的旗手、哥命者,把鲁迅变成一个怪物悬在那里,周围什么人都没有

我试图从鲁迅的时代看他,旁边有林语堂、陈独秀等人,整个画面出现以后,我会去找鲁迅在里面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我不会单独给一句话说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因为他是孤立的。我倒是同意把鲁迅全部的文章暂时从课本中拿掉一段时间;害他的办法就是让他的文章飞满教科书,逼着几代孩子去读。所以拿掉一段时间没关系,认真想读鲁迅的书的同学自然会去找,我不建议说哪个文学家的书所有人一定都要读。



提问: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对我们年轻人在以后的道路上,是应该在主流文化下“正常地生长”比较好,还是像您这样发表自己的意见,当一个“意见人士”,您认为哪一种比较真实,哪一种活得比较精彩?请说实话。

陈丹青:这是你的选择,你跟你爸妈去说,我不会劝你勇敢,我也不会劝你胆小,你爸妈已经决定你的基因了,你自己看着办,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五四那代人那里学会了,你可以表达意见,但绝对不要去煽动年轻人你要是胆小,我也祝贺你,保全自己最重要。我狡猾着呢



提问:我感觉听报告的人很多人跟你想法可能差不多,你认为这种大胆发表意见的人,以后有没有前途?

陈丹青:你别学我,你的生活刚开始,还是装孙子比较好,先修身、持家这样子,千万不要到处乱说。像我这样实际上是安全的,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提问:我有几个问题,我知道您一直比较佩服民国人的气质,你觉得现代中国人的是不是要仿效民国时中国人的气质,那是一个终极归属的气质吗?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陈先生提出了很多问题,非常令人钦佩,而开出“药方”解决问题,具体实施,我觉得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陈丹青:对,主要是要有更大,的权,力。

提问:第三个是私人问题,你跟钟阿城比较熟,您能评价一下吗?

陈丹青:也谈不上推崇民国人的气质,我看到清华大学目前老师的气质,又让我画梁启超等人,我把照片拿出来看有所感慨,谈不上推崇。一个时代过掉了,问题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唐朝人、魏晋人、先秦人,也许民国人也会说自己根本不能跟古人比。我只是就我非常有限的群体所看到的脸,然后忽然看到民国人的照片,会有所感慨,如此而已。我刚好在在飞机上看到了一本时尚杂志《智族》,封面上是刘德华、孙红雷、张艺谋的照片,再下一篇又弄出了八个民国老绅士的照片。我也带过来了,可以给大家看看。不是说我推崇不推崇,只是因为我是画画的,我画写实的,我很在乎一张脸给我的感觉。

(陈丹青给现场观众看《智族》)

陈丹青:就这本书,封面上有三个人孙红雷、刘德华、张艺谋,孙红雷我很喜欢,我看了他演的《潜伏》。这里选了很多人,有谭盾等人,还有一个林丹,还有韩三平。下面就是民国的一群绅士,孙中山、詹天佑、胡适、顾维钧、梁思成、梅兰芳…最后一个是董浩云(音同),这就是这本杂志所认为的民国时代的绅士。这里面有一些资料很好,我可以念一点给大家听。

“林语堂去哈佛大学办公费留学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每月40美元的奖学金被停发了,他给在北大当教授的胡适写信,问能不能向北大申请每个月40美元奖金,当时他还不认识胡适,只是此前跟胡适约定过,说毕业以后回北大任教,然后他就收到北大寄给他的一千美元。后来他去来他去莱比锡大学念书时,北大又寄给他一千美元。毕业以后林语堂如约到北大教书,他对校长说要还给学校两千美元,校长说学校没有借过钱给他,是胡适先生自己拿出来的…。”

据我所知,胡适为这些人自己拿钱出来有无数的例子。鲁迅也是这样,自己花钱给年轻人印书、印画册、办展览

第一问题是关于钟阿城的,他今天要是在这里讲演就好了。我什么事情都问他,他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他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他讲什么事情比他写文章还要有意思,但是他不太接受这种邀请,你们想办法请请他,我没法描述他。



提问:今天跟着您采访,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的是,在您眼中“不失衡的文化”是什么状态?第二个问题,您在今天的讲座当中谈到“改,革开,放30年是伟大的退步”回到原来发展的样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您又说不要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您认为如果不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应该如何发展?

陈丹青:我没有完全懂这个意思。“不失衡的文化”很有意思,这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客观一点。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不太失衡,我虽然老是批评那个年代,但是不失衡,它真的是xxxx江山、xxxx文艺、工浓乒当家作主,我们都相信甚至是热爱那一套,所以真的不太失衡。

比较失衡的是民国留下来的小部分,被称为返动,派的人,他们从旧社会过来,在一个新国家,新的xxxx文化当中非常不舒服,可是他们只能忍受、就范。但是当时的工人干部学生,相对来说比今天要“不失衡”一些,当时各种罪恶和问题都有了,但失衡是从文哥开始的,所以十,年皓劫给了一个教训,再不能这样做了,国家经不起这么弄,才来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我倒是觉得改革开放的失衡是对的,需要失衡,在历史上很多时期文化失衡就是文化在开始蜕变,从前一个文化慢慢进入下一个文化,它会动荡、会失衡,而且会失衡很久,慢慢才找到自己一个平衡点,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挺欢迎现在这个失衡的,它是一个必要的失衡,否则还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这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情。

至于我认为不要受这个时代的影响,你应该可以听出来,我说的“不受时代的影响”意思是,不要受这个时代我所认为不该受的影响,那么明哲保身、那么装孙子。我不想受这个时代这方面的影响,但我肯定也在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其实这个时代还是鼓励你把话说出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读书人胆子那么小,并不是所有话都不让说,说话空间还是有的。像广东有一个叫做袁伟时的老教授很敢说话,还有全国我唯一看的一份报纸就是《南方周末》在广东,最受人尊敬的媒体都在广东,广东就是一个让人说话的地方,我非常愿意被广东这个时代影响,如果广东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话。事实上我受到《南方周末》很大很大的影响,我每周都在看。



提问:在中国清华大学几乎是每个高三学子梦想的天堂,但你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却毅然辞去了教授一职,除了不满教育制度,还有什么其他深层的原因?

陈丹青:深层原因?我就是看着年轻人太没出息了,以为考上清华北大是不得了的事情,北大、清华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北大和清华了



提问:如果现在给你一个环境,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你最想批评什么?

陈丹青:我不想批评了,就看别人怎么批评。



提问:你在博客中写了你离开清华大学以后的一些思想,后来也看你说过,“那个时候年轻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想问的问题是,面对现实你妥协了吗?

陈丹青:我一直在妥协啊!我现在差不多也在妥协,我从来不会把我真的要说的话说出来,我一直才妥协,我活在这里就是一种妥协



提问: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不受约束这两方面我感到确实不好处理,你能够给我们更好的意见吗?

陈丹青:更好的意见,就是别学我这个样子,还是装孙子比较好点先把人生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你有一份职业能够自食其力,在社会上至少受尊敬,先做到这些



提问:我有一种感觉,在中国人看来都比较喜欢顺从心的选择,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但是现实和心(的感觉)有一个差距,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心和现实的差距?

陈丹青:我也不知道。我试着处理,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看着办。



提问:我们还会有战争,还会改朝换代;国外也会有战争,也会改朝换代,这是人类的宿命,无关于正治、思想、谋略,根源于爱因斯坦所谓的“神秘之土”,源于这块土壤,永远永远会有战争,无关于思想、谋略。你同意吗?

陈丹青:同意。



提问:清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秦晖曾经发表演说,说到“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制度却有高下之别”,请问您的看法?

陈丹青:我非常佩服秦晖教授,他所有的文章我都读,他教会我很多东西。

提问:还有自由主义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如何先“自由”再“主义”,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历史的国,如何做到自由?

陈丹青:自由主义也是西方来的概念,我不提民主、法制、自由,因为这真的是西方来的概念。我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学说有不同意见,我总觉得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让自己不至于那么不舒服。我有一个老朋友在美国待了20多年,他有一个总结非常好,他说“在美国待着自由,但是不自在;在中国待着自在,但是不自由”,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对。中国人比较追求自在,但不太追求自由,因为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传统。中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让自己过得自在,在西方人看来是心灵、身体和想象的自由。

提问:我们是不是要向他们学习?

陈丹青:如果你愿意,你就试试看。很多问题说“我们”和“我”的时候很不一样,我觉得什么价值观都挺好,只是解决你想干嘛;但是当你说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的时候,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人跟人不一样



提问:您的画拍卖到了上千万,那您还能回到最单纯的绘画状态中来吗?

陈丹青:这幅画被渲染太多了,那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事情,可是所有人都会来问我什么感想?等于问我对别人的一次交易有什么想法,那是跟我无关的,那是一单生意。

我敢自夸我现在画画的状态跟我小时候一样。为什么呢?我想知,青生活和美国生活都非常结实地锻炼了我,当知,青的时候我画画是很绝望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文哥会不会结束,还能不能上学,我从来没有想过后来会成为中国一个著名的画家。从16岁到23岁左右我就在一个山沟里面是绝望的,这个时候我天天画画,它变成我身上的一个习惯了。

国内忽然出名了,而到美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央美院,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画还有油画,我完全被抛在冷水里,我待足了18年回来的,我学会了和自己相处,有钱挣、没钱挣,日子好、日子不好,我的画是不是当代艺术,人家要不要,这样的日子我都过来了,我发现我还是像14岁的时候一样喜欢画画。

提问:我有一个观点,画画的人是特别自由和特别单纯的人。

陈丹青:对对。我为什么写作可能跟这个有部分原因,你第一笔下去了你几乎是一个白痴一样,你会跟着手走,其实是一个很享乐的过程。

提问:您当时有没有专门的地方画?

陈丹青:我当知,青的时候根本没有画室,像今天有这么多人我也照样画画。现在有点儿不行了,现在比较习惯一个人画画。

提问:对于那种大家聚集起来画画,然后很多人来围观的情况,你认同吗?

陈丹青:我感觉都好啊。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想别人知道我,画完了巴不得跑到马路上给人看我画得多好,但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现在看到年轻人在那里画画,一个一个仓库打开,让别人进来看,我觉得这样太好了。大家别的问题又会出现,太多的虚荣心,太多的打搅等等,他们应该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提问:我之前参加过几次珠海文化大讲堂,您是第一位这么放开跟大家交流的主讲人,刚才您已经回答过十多二十个问题了,我想请您对这些问题发一点感想,所有提问的人提问的方式、内容都带着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的痕迹。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学生的,他们显然是我们民族的未来跟希望,但他们很茫然很困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提问题,希望您告诉他什么是对的。

还有一种来自媒体的,他们希望您回答主题,讲某个人的定位、意义,并不是说要您知道那个人价值是什么,急于想知道怎么定位,他希望定性。

第三种是来自于普通市民的。

我希望您发一点感慨,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提问题?

陈丹青:你这个建议挺好。

在大学里面还要更千篇一律一些,回国比较沮丧的是,在南北各个大学至少在20多个大学做过讲演,从2000年到现在,我佩服南北大学所有人提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问题是意外的,连写字条的错别字都是一样的这是很可怕的教育后果,其实是功利主义的教育

很多人问我,你对自己如何定位?你是作家还是艺术家?我从来不想这些问题的,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这就是机会主义教育的后果

每个大学平均会有一个学生问我信仰什么宗教?这是信仰的普遍缺失,像一个迷途羔羊在问“你有没有信仰”。

我没有办法,我在大家的问话当中看到了教育的后果

我回来的时候是70后在上学,现在已经是90后叫我去讲演了,差不多隔了15年左右,但是问的问题还是一样的,今天是不同层面的人来,所以好得多。



提问:我提一个绘画的问题,2001年我在上海看过您归国之后的第一个个展,九年来我也一直关注您。您从言论方面比较吸引我们这些绘画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我们这种状况下,中国油画的走向?在中国的思维方式下,中国的油画家如何走下去?

陈丹青:我在所有的美术学院都会遇到一个以上的问题,类似于“陈老师,中国的油画怎么发展?中国的文学怎么发展?中国的国画怎么发展?”没有一个荷兰的画家或者日本的画家在一个会上说“我们日本的油画怎么发展”如何如何。这是典型的设,会主,已国家的语言,这是温ZL讲的话,他说我们中国市场经济怎么走,汽车工业未来怎么发展。画家不要问这个问题!

我最关心两件事,第一我什么时候有时间进我的画室;第二这幅画我明天还能不能继续画下去。大家都这么关心,也许有一天中国油画真的会有一点变化,会以一个相对正常的情况走下去。这是很自然的问题,是那块布、那张纸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中国几万名画家将来怎么走,你也不要对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提问:中国的油画家都在寻找绘画的本源,或者人生的本源。

陈丹青:绘画没有本源,人生也没有本源,这是太大的问题了。

提问:画家寻求的一种状态,我们释放一种我理解的本源,随意散发在我们的画布上,这种不受约束的随意性,是不是就是今后艺术的主流?

陈丹青:我没有意见,你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归邙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深厚的积淀,宽广的格局,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风雅。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深厚的积淀,宽广的格局,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风雅。

无用良品

锵锵讲季羡林 任继愈 陈寅恪 吕叔湘 吴组缃 马寅初 胡适

qiangqiang三人行  来自:凤凰网

(视频)20090714期 季羡林和任继愈

(视频)20090715期 大师之后还有大师吗


△ 左-任继愈先生  右-季羡林先生

节选

7月14日

窦文涛: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问老人,也巧了,在同一天逝去。

梁文道:这几年听这些学术老人,好像都年纪挺大的。

查建英:都是八九十岁。

梁文道:还在写作。

查建英:笔耕不辍。我在佛罗里达住的时候,一个邻居,犹太老太太,她原来是图书馆的馆员。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92,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先下楼去泳池游个泳,然后去图书馆看书,所...

qiangqiang三人行  来自:凤凰网

(视频)20090714期 季羡林和任继愈

(视频)20090715期 大师之后还有大师吗


△ 左-任继愈先生  右-季羡林先生

节选

7月14日

窦文涛: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问老人,也巧了,在同一天逝去。

梁文道:这几年听这些学术老人,好像都年纪挺大的。

查建英:都是八九十岁。

梁文道:还在写作。

查建英:笔耕不辍。我在佛罗里达住的时候,一个邻居,犹太老太太,她原来是图书馆的馆员。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92,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先下楼去泳池游个泳,然后去图书馆看书,所有最新的书,她比儿女辈有时间,都看得多,还参加各种讨论会,然后下午才去打打牌什么的。衣冠非常的入时,体形一点没变,每天还长走,吃的很简单。精神极了,脑袋一点儿不坏。

窦文涛:我听咱们公司有几个上点岁数的领导,平常他们聊天,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老哥们儿几个互相勉励,一定要心静、开阔,要乐观,咱们都互相勉励活到九十几。而且还给我传授经验呢,说低血压长寿什么的,有这么一些招儿。但其实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寿则多辱”,有些人觉得要活很大岁数,比如从七八十岁到九十多岁,这段日子的感受是什么呢

梁文道:但我觉得不一样。今天讲这两位老人,他们最受侮辱的阶段早过了,现在围绕的都是荣誉。但假如他是文哥的时候去世,那真的是在辱没中

窦文涛:甚至是自,杀。

查老师说起来,还跟任继愈老人有点儿缘份是吗。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书,这是当时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赠给查老师的父亲,同志指正。你看这个很清秀的字写。

梁文道:用毛笔字写的。

窦文涛:还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这没留下字,是老书。

查建英:其实任继愈先生应该说是,他的哲学训练是在1949年以前,他在1949年以后等于是中国最早一批用Marx主,义观点来重新写一遍。

查建英:对,阐释中国的哲学史,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们确实是在40年代左右就信仰了Marx主,义。之后他的历史观什么都受这个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像你现在要看这些章节,都是什么老子到底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他的玄学到底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

窦文涛:我看博客上他们还聊,说媒体为什么说同一天两位老人“仙逝”,说季羡林老人,这家伙你看这标题就是国学大师什么学界泰斗。但感觉,任继愈老人都是著作很牛的,但任继愈的名声,似乎就是学者任继愈,这是什么原因呢?众说纷纭很多。

我倒听到一个原因,就是说像季羡林老人他写的有些东西是跟一般老百姓能够互相交通的,比如《牛棚杂忆》或者一些人生随感,实际上他真正搞什么,我们哪儿有几个能知道。


△ 任继愈先生

梁文道: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觉得任继愈先生编的哲学史是一般人比较能看懂的其实季羡林先生做的学术,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我自己是念哲学的学生角度来讲的话,任继愈先生做的它有点历史印记,比如我大学念中国哲学史,其实不是太能接受这一套,因为他就非常硬的用当年流行的Marx主,义中国版的这种历史观念,把所有人都要定个清清楚楚。我记得那时候讲墨子,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唯心还是唯物,然后里面就问一个问题:那他这到底是唯心还是唯物呢?难道说就分不清吗?当然不是,还是要分清的。就每个都来这个你知道嘛。

查建英:而且还划阶级,他是为劳动人民说话的,还是为没落的地主阶级说话,他都是这样划分的。但实际上我要说从材料上很多东西有干货,包括说当年M看重他,说他很有才气,任继愈就是汉唐佛学叫什么论集吧,他有一些文章,包括佛教史框架式不行,但里面有很多有学问。

梁文道:有细节。

窦文涛:任继愈是图书馆的名誉馆长。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央,视的一个叫《大家》的栏目曾经访问过他,他讲M当年就说大学还是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当时任继愈的讲的问题是什么呢,说这个文科,说要出大师,或者说你要有创建、你要有创新。可他当时也讲到,比如说用Marx主,义哲学,他说在当时那个年代,第一最顶端的那是M,他说你说这个怎么创新?定于这个顶端你怎么办?

梁文道:对,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全是M。

查建英:一个人。

窦文涛:尤其是Marx主,义哲学这一块。

查建英:文学界还一个鲁迅,当然也是因为举M的旗帜最坚定。

梁文道:没错,所以大家都别搞了。

查建英:但我要说一句,我觉得他们前半截和后半截还不太一样。你看季羡林,《牛棚杂忆》也是季老后来写的,任继愈先生是到了晚年他也说了很多不一样的话,反省了。比如说只有一个哲学家就是M;他还说 文哥这样的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儿出天花,从此我们就有了免疫力了。他其实是有一个反省,包括他自己在内。

梁文道:没错。

查建英:我们中国有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后面还应该加一句“人之将老其言也真”。

梁文道:这几个老人都是这样。

查建英:这一二十年很多都是八九十岁了。

梁文道:我确实很感动。

查建英:他说真话,像巴金他们。

窦文涛:你说这个我想起季羡林。老实讲这是大师,但到底什么算大师,也闹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季羡林在晚年自己明确表示:什么国学大师、什么学界泰斗、还有什么三个桂冠,他说我不要。

你注意他讲的话,他就反复讲这个“真”,他说总是要“真”。他说我也不是假谦虚。甚至他说,和谐社会要真,每个人你的本来面目,不管你是对还是错,大家可以争论,但你总要是真的,真的才有和谐社会,假的都是假的,那和谐又何从而生呢?

查建英:而且他们经历了那么多沧桑后,这个人到一定年龄,才有说真话的能力和成本年轻人你阅历知识都不够,人微言轻,也没人听中年人说你任重道远,负担也重,考虑也多

到老了你想你已经看见死亡的生命大限,你想的是青史留名,想的是要说真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老人,像巴金、赵丹、李慎之他们都是在晚年说出了一些,都是在晚年反省自己以前的错误、民族的错误,说出最真实的话

窦文涛:但要“真”,那么社会、人心得容得下“真”才行。这两个人死了,大家的标题都叫什么“大师之后无大师”,人家都说大师,好像有个环境吧,总得是“尊重知识、宽容异端”对吧,没有这样一些东西,它怎么能有自己这个创建呢?

查建英:现在环境是比以前宽松多了,他们说真话还得到了更多的尊敬

窦文涛:没错。我这样的人能当主持人,就说明宽松多了,所以应该容我呀。

我看到一些评论说从他们两个人“仙逝”引起的,说“大师之后以后没有大师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应该检讨一下,现在这种以学术为业一辈子的这种人,还有多少?我倒想到刚才说任继愈先生,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的一个定位,他们老爱聊什么这大师那大师,或者说现在太容易送人什么大师的名号。但我觉得这也无所谓,中国历史上,“送美号”这一直是有传统的

梁文道:太多了。

窦文涛: 历朝皇帝在自己名字前边儿加的那个神圣伟大的字眼儿,慈禧太后加了几十个字,谁记得住?

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火眼金睛,你能不能知道,像季羡林就说我不是大师,什么是大师,后世人看嘛。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俗气的社会,太多注意力集中在人上,可你不要忘了,这些大师本人他们是把他干的这个学术,看的比他个人重要得多

比方任继愈接受采访他就说,纵观历史,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之后,大约再过二三十年必将会有一个文化勃兴时代,所以现在还没有来。主持人就问他,那现在你们这些学问者干什么呢?他说整理资料,为将来的文化勃兴做准备,这二三十年铺路。他能认识到一个比他更大的东西。

梁文道:没错。这就是我老讲,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读到韦伯有一篇《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韦伯当年教这些大学生,他演讲讲什么?他就说学术是干什么的?学术就是你一定要超越以前的人你超越你的老师,不是因为你仇恨他、瞧不起他;而且因为你跟你的老师都在干一些比你跟你的老师还要大的事情你的老师当年是这么想的,你现在也要这么想,所以我们要做学术研究为了更尊敬我的老师,我要超越他为什么又要教书呢?教书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超越自己,不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想虐待自己,而是因为你跟你的学生都在做比你们自己本身还大的事儿

窦文涛:像季羡林当年有人采访问他,说知识分子地位低,我发现季羡林说的反倒是钱,季羡林当时就说我们小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每个月几十块现大洋,学生几块现大洋,一个月日子就能过得不错。他说你可以想见,那时候的教授可以过很不错的生活了;他说现在这叫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看他反倒说这个问题,可他本人一生清贫,穿着个蓝布旧中山装,每天登自行车。

查建英:我见的几次季羡林先生都是这种,穿着一个棉布衣服,一个平底那种布鞋。我在上北大的时候,大概还真没修过季老师的课或者见过他,后来毕业再回来的时候,在某些聚会上,都不感觉到,哦,这是一个国宝级的大师级的,他自己反而介绍是最简朴低调的。而且你不会注意到他,所以他的为人甚至比他的学问,还受很多学生的尊重。

他很多著作是特别专业的,其实他不喜欢说国学大师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其实是印度学大师。他很谦卑说你不要称我是国学,我只是印度学,国学方面有很多人比我要钻研深的多。但我觉得他们又有那个年代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那种通史,学问又很大,这种人物现在真的是少了。

要不然我们就很功利的我这个能拿到什么职业,什么饭,就对着这个去了;要不然就是一些空谈家,有些就变成流于肤浅

窦文涛:当年季羡林老人也发过牢骚,说现在是“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

梁文道:说的真好。

窦文涛:但大家就在说,为什么现在没有这种大师?

梁文道:我觉得这个要回到更根本的问题,当然大家都会讨论:以后还有没有大师,为什么没有大师?我觉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大师?

就比如像季羡林先生,大家都说是大师,但连他搞什么学问都不清楚,就说他是国学大师。这就是老百姓的传媒,谁看的懂他的东西?比如他以前做关于印度方言的研究,这个佛经语言的研究多专业;他做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研究多专业,这些谁懂?吐火罗文,全中国现在就他还能做。你想想看,那这种事,怎么我们就知道他是大师了呢

这等于像有些物理学家,霍金那种研究黑洞的基点,没人懂,但大家都说他是大师,是因为大家首先都信任一个东西:信任学术界的判断

查建英:一个权威的声音。

梁文道:没错。等于你去看医生,人家都说这个医生是泌尿科圣手,我怎么晓得他是不是呢?因为“行”里说他是,你信任的不是你个人经验,你信那个“行”

窦文涛:爱因斯坦我们不懂,但你们学术界告诉我们说,他最牛。

梁文道:对,我信这个。好,问题就来了,社会这么复杂,依赖不同系统的运转,这个系统里面,它有自己一个信誉建立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任学术界,因为我们相信学术界有规矩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就当不了教授,一个学问不行的人就没有办法在北大做教授。北大清华选学生、招学生是要非常严格的,你训练学生很认真的,我们要信这个

窦文涛:可是现在会抄就能当教授了,还博士导。

梁文道:不错。我们是先信这些,然后你们都说他是大师,那他就是大师。但问题是,中国未来没有大师的理由不是没有季羡林这样的人物,而是就算有,你都不认识。为什么?他们说他是,我凭什么信你呢?你北大就一定可信吗?现在中国是这样。

我再给你讲,比如前阵子我们不是出了一个最年轻的市长吗?那个市长周森锋他在清华上学,后来有人说他在清华的论文涉嫌抄袭。当时我还在节目里头说了一下,结果就有网友来回应说我说话太过分了,不应该拿这个事儿指责他,说清华大学学生是很苦的,每上课很紧张,不抄袭哪行啊。你想想看,已经变成这种程度了。清华学生抄袭,我相信这不是普遍现象,但假如大家容忍,这整个系统就完蛋

今天已经很完蛋了,坦白讲。我举个例子,你在哈佛在芝加哥教书,如果一个教授就算他不是很厉害,但起码我们知道他不烂,对不对?他有起码水平才上的了,等于说在欧美那种大学的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不一定是最好,但他不坏。今天中国有这个玩意儿吗?我能保证你清华教授一定很好吗?北大出的书就一定行吗?难说

查建英:学术信誉的基础、结构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腐蚀和腐烂。而且这种东西它不仅说不可信,还在给这个大师专业评语之后,附加很多东西。比如我想季羡林就是搞这种冷门的语言学家,确实是很难鉴定,只有同行能鉴定。我知道一些搞语言学的,像他那个梵语的什么转阴,他有一个新的研究。这个只有搞那个梵语的,全世界几十个人懂。据说在印度,懂梵文的也只有什么1000多人,只有这么少。然后你把他在这个专业里已经是顶级语言学家了,比如说某某,芝加哥大学他是一个在这方面做出独创性贡献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可信。但我们偏偏在除了这儿之外,还要国宝、学界泰斗,又附加一些很公共政治性的这种名堂上去。这个帽子本来基础已经就很可疑,然后你这个帽子还要戴特别高,其实结果就使得人对整个这一套东西,这一套话语,都彻底不信了

窦文涛:咱们就说陈寅恪,其实我很怀疑到今天有几个人还知道陈寅恪,或者即便知道,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个都不管,这么牛一个大学者,当时他这个信誉到什么程度,清华国学院那都是王国维,梁启超,但梁启超向校长举荐陈寅恪。校长说他在外国游学多年,连个博士也没有,没学位。但梁启超说什么?我著作等身都比不上陈先生300个字,就这么推荐他,让他来。你说那个时候大家公认的这种信誉,在这种问题上是没人给你瞎来的,对不对?

梁文道:而且这还依赖什么?依赖当时你做学术是独立的季羡林先生说他生平佩服四个人:胡适,陈寅恪,马寅初还有梁漱溟,共同特点在都在于:敢说真话,坚持学术的独立跟自主

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机制,就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信誉系统建立起来

窦文涛:还是那句老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吧,搞学术搞学问,真是离不了这个,真是很中肯的,你说是不是?

查建英:说到根上去了。



△ 季羡林先生


7月15日

窦文涛:昨天咱们意犹未尽。两位大师算是喜丧,说季羡林、任继愈都90多岁了。我看评论里的题目,就是大师之后还有大师吗?让我们想到很多东西。查老师,所谓的大师,或者说某种学问、学术,知识分子人格的东西,你有领略吗?

查建英:我先想到我小时候,我们楼里有一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其实是著名的,按现在比肯定也当得起大师一级的人物。

梁文道:当然。


△ 吕叔湘先生


查建英:我印象很清楚,从小,他就在二单元住,我们隔壁,每次出来都穿的非常整洁,但又很简朴,不论他穿一个中式还是西式的,都是一丝不苟很整洁,有时候拄一个拐杖,走路也是那种正正的。见人都要微微鞠一下躬,非常有礼,就是那种谦恭有礼的人物。小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一个邻居,后来我上大学才知道,这么著名的一位学者就在我们隔壁,特别地道。

窦文涛:文道还有一段子呢,是吗?

梁文道:那段很有名。说季羡林先生当年在北大,就有一个大学生上学第一天不懂事,看到季先生穿那个衣服,还以为是个校工,就行李放在那儿,他赶去注册还是什么。叫季先生,哎,老师傅帮我看着行李。然后季先生说好,就给他看着,看了半天他回来,行了,谢谢了。后来开学之后,呦,是校长啊。

查建英:特别著名的一个段子,大家都知道。


窦文涛:他们说北大当年很多老学者平常在校园经常可以看到,那真是常常让人感到温良恭俭让。这种风气,但你说讲学问,我觉得这是很难企及不可思议的学问。

查建英:对,很多,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吴组缃先生也是,讲课都是人山人海坐的很满。老先生讲课从没有架子;或者用很艰涩的语言,都是那种娓娓道来,说一些很细小的故事;对同学是有求必应,大家提什么问题他都会特别耐心的回答。

像季先生这种为写一篇文章,骑个自行车去图书馆查资料,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去就几十趟,这种认真的精神又特别谦虚。


△ 吴组缃先生


窦文涛:我觉得关键在于,这些人身上,现在大家说什么大师哪儿去了,或者说踏踏实实做学问,这些人身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我看到一种心定和心安他一辈子经历离乱、动乱,或者说现在的诱惑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诱惑也多,但你都会看到一个老学者一辈子专心于自己的学问,他也不去干别的,也不怎么着就是这么弄。他首先心是定的,再一个他不会轻易的像我这样,哪儿有诱惑就被引去了。这是怎么来的呢?

梁文道:首先我觉得他找到个安身立命的东西。以前中国人讲做学问是安身立命,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做好学者,要知道这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不管这事儿多小,小到你有多少知音,全世界可能就几十个人懂你干什么的,但我就干这个的,我定了。不是现在流行什么我也去搞一搞。

你很难想像季先生说哎呦都搞什么我也来一个,不会这么做的。他就是我一辈子就这么干。而且刚我们讲到他们那种人格,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但我常常有一个联系的想法,就是他的谦卑跟做学问的严肃是有关的

他的谦卑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看自己不会看得太大做学问的态度恰恰也是这样。你不要有一点点小发现、有一个创建出来,就好高兴,就得怎么样很张狂。我看季先生的文章,他以前做佛经语言学的东西,里面讲的绝大部分引用的材料,我都是看不懂的。但是你能够看的出来他是仔细,他整篇文章要讲一个基本观点,那个观点他一开始就指出来

如果换作我们今天的人有这种观点太高兴了就写了,他不,他写了这个出来,他为了论证他的合理合法性,一段一段一大堆材料要堆多少东西进去,要多严整、要完全做到滴水不漏,才说我一开始说那个看来果然是能接受的,这是谦卑啊。

查建英:所以他佩服的四个人里有一个胡适,原因就是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一个特别精密严格的学术专业研究态度。

这一点他要有一种态度,而且要有时间现在为什么这种人少,好像都有一种焦躁感。老怕这个东西我要花这么多时间,投入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眼看着那些出东西的人已经拿到了很多回报,我干嘛呢在这儿,就觉得好像很傻。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北大张维迎他给我讲过,他当年在牛津上学的时候,像经济学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显学,经济学家都是供不应求,到处都在请他们发言,对这对那都要评论现在当下,就股市怎么样,改革怎么样。但他说在牛津的时候他最佩服、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牛津的那些名头儿很大的经济学家学者,上课只有六七个人研究生级,讲的都是特别专业的。然后那些先生乐此不疲,在牛津上了几十年的课都是教这种小课,学的很深很专业,然后这些人完全觉得享受,就是人生的享受,在象牙塔里。他有自己的境界,这个境界其实一点都不小。而且他一点不会为外界觉得我做这个学问有多少人知道,不为这个所动。

窦文涛:有个学者也跟我讲,现在中国至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的感觉,比如尤其到晚年,像季羡林这样一些老人,所谓的冷眼看世界。他说现在有些人是热眼看世界,他在象牙塔里他待不住,他热眼看世界。“热眼”这两词翻转过来可能就是他的动机就是眼热世界,眼热现在风头火势的这种潮流等等。他们说跟待遇有关系。

他说非常佩服季羡林外还有一个人是陈寅恪,陈寅恪最近我看的比较多,我说这是拿命做学问。他有什么啊?到最后都瞎了。我看陈寅恪一些往事,当时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们从北平撤出来,他爱书如命,把书寄到长沙,到长沙街最后全给烧光了,他随身带着的书也丢了一大半。而他做的研究,这个人不是在笔记本上写,他是在书上写眉批,所有的思想都在他的书上,结果书没有了。后来到了四川,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他写两本最重要的著作什么隋唐政治制度、唐朝政治史的研究,我的天哪,靠记忆力。


△ 陈寅恪先生


梁文道:他晚年也是,眼睛目盲了以后也是靠记忆力,叫出什么东西来。

窦文涛:视网膜脱落。那个时候说傅斯年嘱咐一个住在他楼下的人,说陈寅恪陈先生在楼上搞研究,你注意点动静,他要是跺地板,你就赶快上去。然后那人就听见有一回陈寅恪跺地板,就上去,他发现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说我快死了,我这身体实在是顶不住了,可是我不能死,我得把我这两部书搞完成,我才能死。他的精神境界,他的书到今天又有1%的人也没看过吧。

查建英:当时他写的是《柳如是外传》?

梁文道:不是,那是晚年。

窦文涛:在他晚年,当时就是那两部嘛。

梁文道:《隋唐政治制度》。

而且还有个什么事呢?你看季羡林先生,刚才讲到他佩服的四个人,讲了胡适、陈寅恪,然后你再看他后来佩服那两个,马寅初跟梁漱溟,又有一些共同特点。

马寅初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讲人口论那些东西,当时整个校园集体批判他,全国批判他一个人,那时候他那个压力大到什么程度,一个学者跟全中国干上,他不让、不退。梁漱溟又是什么人呢?是那时候唯一一个公开在台上,敢跟M顶撞的人。

季老佩服这两个人,这说明什么,就是他佩服知识分子要有风骨、要讲独立。但我很就慨叹今天说很难过,比如今天很多学者都要领官职,一个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再有名的学者,看到一个什么部,长来了,也弯腰打哈的,这是何必呢?

今天大家都悼念季先生,季先生最佩服的人也许恰恰不是我们这些悼念他的这种人能够理解的。


△ 马寅初先生


查建英:我就想起一个细节,实际上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里,陈寅恪先生也是最早接触Marx主,义的。

梁文道:是啊,他是用德文读的。

查建英:1911年他用德文读了《资本论》,这离d,成立还有10年呢。但是他读了以后说了一个什么话呢?说虽然他研究了原本,但一个学者不能预先用Marx主,义的观点来关照你的学问,先放在这儿,这个东西我知道,我看过了。

窦文涛:他当时在中山大学,然后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这边有个历史第二研究所请他去做所长,拿着陈伯达、郭沫若写的信,还是他的学生去说。结果到最后他不去,他的原话是这么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如果不能这样,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绝不反对现正,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烈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你说人的一种坚持,我觉得倒不是他要跟正治为难。他要得出他的思想,要成为所谓大师,这确实是一个基点。

查建英:而且真的有其师必有其徒,后来一个很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学生,替他去文,哥批,斗,替他去挨打,打的半死,问他什么感想?然后这个学生说,我能替我的老师来受这个苦,真是我的容幸。你说这种人。然后他的老师到最后,在那个年代,你要知道以我的肉体去跟强,权叫板,那只能是极少数人能做到的。作为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书生,我听说陈寅恪在那个期间,很恐怖的,很苦的,但他选择了一个是沉默,我不说假话,我不做跟着做违心的学问。另一个他说我另辟一个,写《柳如是别传》就为一个明末清初的青楼女子,烟花女子做传。还有一句诗叫“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说在这种时候,我的学问只能歌颂一个不屈的、有气节的一个女子了。其实他是含义非常深的,你看他很多晚年旧体诗,真是沉痛啊,很多东西是那种所谓叫做“痛哭古人以祭来者”这种感怀。

窦文涛: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有同情的理解,不要太多用人格、气节这些东西去衡量知识分子的选择。人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但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你的学问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记得王朔曾经讲老舍,别有用心的说这么一句话,说死只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忍倒可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一些伟大的作品,说起这个作家,我们都在说那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恰好相反。就是说我们伟大的作家太多了,可我们伟大的作品在哪儿

查建英:他指的就是司马迁式的这种受了腐刑。

梁文道:也有很多坏蛋是很好的学者,的确是有的。

可我们刚讲到的那个问题,其实还牵涉到国际跟中国的关系,就是说学者为什么不再有兴趣、有耐心专门做学问呢?首先这也是个国际趋势,首先全世界今天你要认真的写一部学术书出来,是很难的。

窦文涛:这么厚的书,我觉得看都没人看了。

梁文道:现在要的做法,全球都是这样,任何学科都是一样,再好的大学也是一样,是写论文,先在一级的期刊上面发表了,然后过了几年截集出书,现在一般都是这样,是 整个学术的工厂化,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你几年不出东西,人家问你你怎么不出?你再不出我们炒你鱿鱼了。你说我在写巨著,那可不行。

查建英:这是一个角度。还一个角度就是,这种专业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包括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是下辈子有轮回这件事,可别把我再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和学问家,是有区别的,就是做这些非常专业的、只有很少数的同行能够懂的,但又很有价值的学术,和一个学者的正治关怀,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两回事。所以他他对他所敬仰的胡适先生都有疑惑,他好像去胡适墓前,觉得你这么好的一个学者,为什么要搅和这么多正治?一会儿去国民党那游说一下,一会儿又当个大使,他也不解。

但实际上在当代,也不是光是当代,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在中国也有,就是士大夫要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我要专业,这是一个基础的。但在一个大事情出来,比如战争,或者国家整个的正策出来,他要出来发言。你看欧洲这个传统尤其强烈,他要有一个表态。就像爱因斯坦,我是最牛的科学家,但在原子弹这件事情上,要不要打这个仗,我要发言,我要有一个态度。

窦文涛:罗素为了反战,就可以坐牢。当时全国都反对他,你怎么这么不爱,国?甚至于这个胡适,其实我现在觉得胡适讲的有道理,如果觉得胡适是什么大逆不道,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可笑了。因为胡适说的都是大白话,最基本的道理,比方胡适那个时候说,你冯玉祥来把清朝的逊帝,溥仪赶出故宫,你说话要算数,你当时是跟清朝王庭跟他签合约。他不抵抗,他放下武器,你给他清史的优待待遇。可是你怎么不守契约呢?你怎么把他赶走了?但当时胡适说这个话

梁文道:这话不够哥,命。

查建英:包括鲁迅,一点就老觉得有异议,说鲁迅还做一篇文章特别损的说胡适去见溥仪,说什么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是很挖苦的那种鲁迅笔调,觉得你还在这么封建皇帝面前,好像很容幸被他接见。其实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就是说你在一个基本文明礼节上表示一个礼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影响你对整个制,度的看法;和人格、道德和基本的文明、和你的政见是有区别的。 我们老把这个混在一块,把正治道德化,或者把学问道德化,最后是一笔糊涂账,最后连基本的常识

窦文涛:没错,我想起他们老说韩寒特立独行,其实我看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最平常的道理,就好比,他说爱,国愤,青,爱,国愤,青就骂他,说要是外国人强,奸,你妈,你也不愤怒吗?他说外国人没有强,奸,我妈呀。说这个话如果都叫特立独行?

所以我说太奇怪了,很多是大白话、是常识,像研究胡适的李敖也说,胡适的很多说法,他只是全人类的一套常识系统,他说的都是大白话,老百姓都看得懂如果这个东西都叫特立独行、都叫大逆不道了,那真是很奇怪了

查建英:这些人最后只能,晚年的陈寅恪就做柳如是胡适晚年也做《水经注》

我还记得《胡适杂忆》还说,他也有点调侃的口气,老干什么呢?在异国纽约一个小公寓里,在灯下,白首耗穷经就在那儿注《水经注》。但他能干什么呢?他所有的这种非常理性、自由主义的宽容正治主张,有人听吗?他走的太超前了可能。

窦文涛:但我很敬仰他们有一点,我佩服那种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真的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世道不好混了之后,我们不会精神空虚。人家自己学问里边的乐趣,天地是很大的,你是不能理解的,他有什么快乐的,天天把自己关家里,怎么不出去耍去呢?但是人家的快乐就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我佩服的。

查建英:就是老话讲的进退有据

梁文道:其实在讲这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很多种类型,有些比如像美国乔姆斯基,语言学上是大师,同时是最有名的反美分子,就是美国人反美;但也有很多真的从不出门,我就好好干自己学问。然后很多人会说这些人就躲在象牙塔不关心社会,搞的东西没价值、没贡献。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太肤浅了,有时候做很精深、很专门的学问,你现在表面上看不到他对我们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关系。但从人类文明的整个大的长远的图景来看,他做了多少,把整个人的精神世界,知识界推到哪个地步,我们看不到

窦文涛:你要说讨大多数人的好,你不可能往后走流窜,是吗?

梁文道: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人都要存在。

梧桐听寒雨

陈寅恪《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


句句动情,潸然泪下。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


句句动情,潸然泪下。

无用良品

余英时:为什么陈寅恪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2008-11-27


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

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时代周报: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2008-11-27


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

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时代周报: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所以这三个学校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又有竞争的关系。你在这三所大学都任教过,这些第一流大学有什么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与借鉴的经验? 

余英时:美国各大学很难说哪一个是第一,最要紧的是看综合力量。美国常常有调查,没有一个大学每一个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谁第一流的系比较多,大概就是在前几名的,所谓常春藤大学,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几个。这些学校基本上水准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兴趣是哪一行,刚好哪一个教授是你喜欢的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准,不能随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经过专家审核,不通过就不会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气,都不相干的这种制度化是非常稳定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守得很严,这样才能使研究传统不断。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学会。学报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抄书的情况发生,一出现的话就会身败名裂。   

美国大学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没有正,治力量干扰。包括州立大学,它们由州控制预算,但不会因为正,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减经费,如果大学教授倾向于共和党,而州的领导人是民主党,想要削减经费,也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大学要进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行长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够水准,质与量都达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国一般就已经有长期聘约了。拿到长期聘约以后,当然还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书,发表多少文章,其中学报的文章更重要,比书还要重要。写教科书,如美国通史之类,是升不了级的,因为在知识上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只是综合一下作为一个教科书。教科书在版税上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在学术上,对升级一点用都没有你不会因为教科书,学术地位就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写通史或哲学概论不会在现在的学术圈子里占什么位置。这也应该让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认识。



时代周报: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现代化与大学,认为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余英时:欧洲大学开始是宗教机构,所以神学很重要,最早的大学都跟宗教有关系,长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正,治迫害。这个保障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学术独立就很难了,而且出版书籍,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出版检查制度,谁也没有资格检查,这是最重要的

美国大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很大。美国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不是靠钱钱是怎么运用到文化水准提高,学术研究进步上,人文方面还一时看不出来,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没有金钱,不可能发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发明这个东西如果还考虑思想上正确不正确,那就完了。美国的进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就靠这一点。从前是英国领先,第二是德国,德国的研究院后来被美国搬过来了。哈佛大学最初只是大学教育,没有研究院,后来才按照德国的研究院发展高等研究。美国的国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了。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多,英国的经费常常被正,治掐得很紧。在美国,除了正,治以外,还有许多有钱的私人基金会,甚至许多英国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国来申请基金



时代周报:民间的力量对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  

余英时:大学当然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大于正,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头重脚轻,正,府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至少从现在看来,不是正,府为主,而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会提供组织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学都跟教会有关。

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十七八世纪,中国商人阶级兴起以后,许多书院都是靠商人的钱。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正,府。正,府是一个组织,组织是把民间想完成的事情尽量完成,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会投你的票。不是倒过来要靠领导的,在美国开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不会有什么领导人先讲话。没有人去找校长来训话的,大家会觉得很可笑,校长对这个东西不懂,讲什么话呢?


“通史”:以“专”济“通”,不写通史

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时代周报: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余英时: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

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时代周报: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

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

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

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

 

  

时代周报: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

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



时代周报: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

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

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
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
第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

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通史教学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

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他是黄季刚的学生。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

  

 

时代周报: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

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时代的正,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

  

 

时代周报: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

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怎么办呢?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的专家一看就穿了。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齐了。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比较相近,而不是教科书。

  

 

时代周报: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从前崔述写《考信录》,花三年的时间学韩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写,写通史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时代周报:有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余英时不写通史?

余英时: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但是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我决不是不重视写通史。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时代周报:你的唐代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

余英时:我现在看唐代相关的书,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春秋战国、汉、魏晋、宋、明、清、现代各种时代我都写过专书或论文,还没有写过唐代,我要把唐代补起来,这样就连起来。我想看看唐代的诗人和禅宗,这是两个精神界的领袖。

中国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学家,也不是经学家,而是禅宗和尚,创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诗人,因为诗人是领,导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国的精神史,希望用我个人的观点把中国精神史贯通起来。不是说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个贯通性。也不能说中西贯通,只能说我个人贯通。我自己需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为我自己。这是个人来讲,不然的话,就夸大了。

温毓

填词‖[部分学人群像]书生都有嶙嶒骨

1个读后感群像填词。(


.书生都有嶙嶒骨[1]


选曲:《画地为牢》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词:


〔起〕

独伴灯火 纸间毕生看过

只言片语寥寥 绘一个轮廓

天下知我几多 谤我又几多

是非尽留后人评说


〔汪篯〕[2]

才名遍扬京华 群星中璨璨一颗

著书谁顾窗外 风雨残月没[3]

殒身长夜前夕 壮志携入棺椁[4]

犹记得当年忱忱 出语敢惊在座[5]


〔刘节〕[6]

“先生学贯古今 必敬而重之犹可” [7]

言如飓风惊雷 求真又何错[8]

安能屈膝跪尔 将我信仰尽折[9]

横眉敢对众冷眼 胸中固有丘壑...

1个读后感群像填词。(


.书生都有嶙嶒骨[1]


选曲:《画地为牢》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词:


〔起〕

独伴灯火 纸间毕生看过

只言片语寥寥 绘一个轮廓

天下知我几多 谤我又几多

是非尽留后人评说


〔汪篯〕[2]

才名遍扬京华 群星中璨璨一颗

著书谁顾窗外 风雨残月没[3]

殒身长夜前夕 壮志携入棺椁[4]

犹记得当年忱忱 出语敢惊在座[5]


〔刘节〕[6]

“先生学贯古今 必敬而重之犹可” [7]

言如飓风惊雷 求真又何错[8]

安能屈膝跪尔 将我信仰尽折[9]

横眉敢对众冷眼 胸中固有丘壑


〔梁宗岱〕[10]

诗中自有天地 有王国[11]

笔下绮梦缱绻 亦慷慨长歌

曾许为天下第一[12]  今甘沉堕[13]

半生寄寓山林[14]  休问红尘客[15]


〔梁方仲〕[16]

谦谦君子端方 性温和

愿承百种骂名 不肯辱师者[17]

中华史学何渊博 也待人说

读遍典籍百卷 方可为文墨


〔陈寅恪〕

是言“辱不能忍”[18] 尚怀有郁郁怒火

时光如斯磋磨 草间且苟活[19]

垂老缠躯病魔[20] 清贫相濡以沫[21]

任世间风雨大作 先立笔下学说

何堪师生背道[22] 也休来门前认错[23]

既道误人子弟 从今绝授课[24]

最敬恩师风骨[25] 治学焉能被迫

惟奉此独立自由[26] 便死又能如何!


〔结〕

从来长河浩浩 路人多

幸知书生风骨 戒我慎人格

晚辈读罢犹泣涕 有所悟得

知我一人评价 不过“任去说”

“不求天下相同 敬重我

著述或有不章 亦可论学说

然此精神与思想 休轻看过”

愿与天壤同久 熠熠长烁烁


[1]董每戡诗:书生都有嶙嶒骨,最终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

[2]汪是陈寅恪先生研习隋唐史弟子中才华相当突出的一个。

[3]汪终身为一个注重学术研究的人,不问局势其它。

[4]1966.6.10,汪于家中自杀身亡,终年五十岁。(这个时间历史生都相当熟悉吧。

[5]1962.11.9汪做报告陈述唐太宗与魏征之关系,与当时政治局势有所牵扯。见陆书一百一十八页。

[6]刘节,师从王国维陈寅恪,温州傲骨学者刘景晨之子。

[7]刘终身敬重陈寅恪先生,对陈执弟子礼甚恭,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

[8]1958.7.3刘节发表言论认为科学是求真,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9]刘节在当时坚持认为孔子的学生“我用得上”,自己不能忘恩。

[10]梁宗岱,天赋卓绝,恃才傲物,1958年遭到当时政治运动冲击。

[11]梁为中国诗坛上一个才子,当时深受法国人看重。

[12]梁曾狂言“莎士比亚研究全国我第一”“浮士德翻译全国我第一”“法国现代诗翻译全国我第一”。

[13]后改言“喝酒第一”“种菜第一”“体育第一”。

[14]1943,梁以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身份与粤剧女伶甘少苏举行婚礼,归隐广西。

[15]此后,梁抛荒学界,无心教育,弃文从医。(梁先生在当时运动中得到的评价是非常过分的。

[16]梁方仲,时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被视为“只.专.不.红”典型

[17]梁在运动中曾获两千多张大.字.报,二百多次批.判.会,但坚持陈寅恪不能被批判,宣言“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

[18]58、59年批判陈寅恪首开人身攻击先例,陈唐夫妇以此句表示自己的愤怒。

[19]陈诗“草间有命几时休”,陆书第九章标题“今日吾侪且苟活”。

[20]陈氏晚年目盲,且双腿患病,无法自由行走。

[21]陈唐夫妇晚期生活。

[22]汪篯南下请陈氏赴北,被陈门学子斥责不应以官腔与老师说话。陈氏弟子金应熙曾遵照指示写文批判陈寅恪治学思想与方式。

[23]金先生后向陈下跪请罪,请求还做陈的学生,陈没有同意。

[24]当时历史系学生扬言陈先生误人子弟,陈此后拒不开课,一度轰动。

[25]陈先生师承于王国维先生。

[26]陈氏为王先生作铭,云“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都衍
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设空想...

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设空想而甘为之死。

寅恪伉俪安好。

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设空想而甘为之死。

寅恪伉俪安好。

韩柳

【存戏×2】民国组·康河船影‖陈寅恪

#民國組·雲江遺風

#歷史重合的相遇誰眷戀呢

#陳寅恪7

殘軀已老,人間日暮。

近來沉疴又作,久臥榻上,輾轉無味,加以目盲,更添蕭索。閒來聽讀陳端生之《再生緣》,忽感於其作者生平身世,棖觸萬千。

想端生以一女子微軀,立志成書,卻終為俗世牽累,徒留滿紙遺恨,誠可惜矣。然後世續作者,又難解端生之意,其續終悖《再生緣》之主旨,此又更可歎也。

“闺帷無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轉未眠。”

“閒拈新思難成句,略撿微詞可作篇。”

秋燈月下,夜起初寒,臨窗執筆,妙作長篇。

——端生之才情如是,而其注入之心血亦略可知。

然如此佳人,如此妙筆,終為世事所誤。正所謂“亨衢順境殊安樂,利鎖...

#民國組·雲江遺風

#歷史重合的相遇誰眷戀呢

#陳寅恪7

殘軀已老,人間日暮。

近來沉疴又作,久臥榻上,輾轉無味,加以目盲,更添蕭索。閒來聽讀陳端生之《再生緣》,忽感於其作者生平身世,棖觸萬千。

想端生以一女子微軀,立志成書,卻終為俗世牽累,徒留滿紙遺恨,誠可惜矣。然後世續作者,又難解端生之意,其續終悖《再生緣》之主旨,此又更可歎也。

“闺帷無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轉未眠。”

“閒拈新思難成句,略撿微詞可作篇。”

秋燈月下,夜起初寒,臨窗執筆,妙作長篇。

——端生之才情如是,而其注入之心血亦略可知。

然如此佳人,如此妙筆,終為世事所誤。正所謂“亨衢順境殊安樂,利鎖名韁卻掛牽”,縱心有萬千風月山水,亦不得不世俗現實所累,精神和物質之矛盾,自古皆然,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也。

陳文述曾有一詩以歎端生者:

“紅牆一抹水西流,別緒年年悵女牛。

金鏡月昏鸞掩夜,玉關天遠雁橫秋。

苦將夏簟冬釘怨,細寫南花北夢愁。

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婿覓封侯。”

丈夫流放邊疆,夫妻分離,再難相見,端生以一女子之軀,獨守閨中,其所承受之苦痛,定為常人所難忍。然其欲成此書之願,相較而言,又何等單薄!

長歎一聲,眼前仍只漆黑一片,殘軀飄零,似黑夜瀚海中之一頁孤舟般無所依藉。

——如今之自己,又何嘗不是為現實俗物所牽累。自己欲作之文章,最終又能否如願完成?就算完成,付梓又當待何日?

衰殘之年,相隔近二百載,卻竟與端生相遇,前緣今事,重合如斯,恍然如天註定。其可歎哉,其可泣哉,其可悲哉!

一念及此,不禁悲從中來,心潮如湧,久難平復。悵恨許久,方低聲吟道:

“一抹紅墙隔死生,皕年悲恨總難平。

我近負得盲翁鼓,說盡人間未了情。”

陳端生為作《再生緣》,泣盡心血,然而今又有誰知?端生往事就此埋沒,不亦可惜?既有緣相遇於筆墨之間,又何能任其擦肩而過?

——我亦願為斜陽古柳,趙家莊下之負鼓盲翁,以病年殘軀,說盡世間未了深情。

——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韩柳

相思廿载←它出来了我忘了在lof发

歌词以前发过,楼下直接放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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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柳

[填词招唱]相思廿载——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相思廿载——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曲:独行人
词:韩柳(5sing木子徽)

然脂觉夜冷 病榻听书声
清歌伴浊樽 残稿零落感恨深
岁晚倩谁怜 天地一盲翁
触枕边红豆廿载旧梦温

昔年曾偶得 劫灰尽处幸尚存
炎方淹留苦 聊且叙前因
柳花外烟月里 惆怅遥想湖上春
且笺此稿 遣有涯之生

青史长青山邈 著论我独惜古人
孤怀遗恨 感泣到而今
发古幽情 莫辞这废残孤身
将过往 索隐细钩沉

何处约梅魂 绛云楼外送黄昏
故国明月落 恨不濯红缨
秦淮畔章台路 冰清自未惹风尘
文人义士 竞传河东名

曾不忘东山志 筹措义举费心神
气节明识 不逊男儿身
烽火遍地 马蹄下神州陆沉
愿一为故国尽赤诚

人已殁事犹存 古牍残卷寻遗风
相思廿载 已是白...

相思廿载——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曲:独行人
词:韩柳(5sing木子徽)

然脂觉夜冷 病榻听书声
清歌伴浊樽 残稿零落感恨深
岁晚倩谁怜 天地一盲翁
触枕边红豆廿载旧梦温

昔年曾偶得 劫灰尽处幸尚存
炎方淹留苦 聊且叙前因
柳花外烟月里 惆怅遥想湖上春
且笺此稿 遣有涯之生

青史长青山邈 著论我独惜古人
孤怀遗恨 感泣到而今
发古幽情 莫辞这废残孤身
将过往 索隐细钩沉

何处约梅魂 绛云楼外送黄昏
故国明月落 恨不濯红缨
秦淮畔章台路 冰清自未惹风尘
文人义士 竞传河东名

曾不忘东山志 筹措义举费心神
气节明识 不逊男儿身
烽火遍地 马蹄下神州陆沉
愿一为故国尽赤诚

人已殁事犹存 古牍残卷寻遗风
相思廿载 已是白发生
病榻上 口述出这 旧梦纷纷
叹日暮人间几万程
病榻上 口述出这 旧梦纷纷
声嘶哑 指尖红豆尚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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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柳

红豆古灵(中)

洛东静下心来,用史系魔法师特有的本能感知着地下深埋着的远古气息。大致定了个方位,洛东便拄着那根随手摸来的手杖,向着城郊古墓吃力的走去。
平日从这里走到城郊,少说也要半天,而今自己既看不见路,恐怕怎么也得走上个一整天了。好在城里文物实在是多,作为一个史系魔法师,洛东对于整座城市无论是地上的,抑或是地下的大多文物都十分熟悉。他现在便试图在黑暗中依靠不同文物所散发出的不同气息来辨别每一条街道。
他最初试图仔细感知周围气息时,只觉得周围文物气息极多,实在难以分辨具体。然待洛东沉下心来,这些气息便逐渐变的明晰起来。他忽然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仿佛一切死的文物,都忽然有了自己的生命。
洛东便依据着对...

洛东静下心来,用史系魔法师特有的本能感知着地下深埋着的远古气息。大致定了个方位,洛东便拄着那根随手摸来的手杖,向着城郊古墓吃力的走去。
平日从这里走到城郊,少说也要半天,而今自己既看不见路,恐怕怎么也得走上个一整天了。好在城里文物实在是多,作为一个史系魔法师,洛东对于整座城市无论是地上的,抑或是地下的大多文物都十分熟悉。他现在便试图在黑暗中依靠不同文物所散发出的不同气息来辨别每一条街道。
他最初试图仔细感知周围气息时,只觉得周围文物气息极多,实在难以分辨具体。然待洛东沉下心来,这些气息便逐渐变的明晰起来。他忽然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仿佛一切死的文物,都忽然有了自己的生命。
洛东便依据着对这些文物不同生命特质的感受来区分着每一条曾经熟悉的街道,并且对这种方式的掌控,在不断的实践中变的越来越熟练起来。不同文物所散发出的气息,恍若黑夜中的一个个光电,它们的光芒延伸交汇,构成了洛东脑海中独特的网状体系。

当洛东行至古墓周围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古墓开挖便是定在今日,这是洛东从大街小巷的百姓口中所听到的。
古墓在城郊一座大山的半山处,道路极其难走。洛东跌跌撞撞的走了许久,估摸着也才走了三分之一左右。倚石稍息片刻,正待继续登山,忽听得人声渐近,约摸三四个人的样子,向着洛东歇息的山石走了过来。
“嘁,这从哪儿来的老头儿。”
“哟,还是个瞎子。”
洛东闻言眉头微皱,掩口轻咳,正待发声,忽听得第三人对前两人轻叱一声,又缓声说道:“老人家,我们是最高魔法协会的人,今天陆贞若大魔法师在山里主持发掘活动,暂时封山了,闲杂人等不允许入内的。”
洛东亦无他法,最高魔法协会的人,他是招惹不起的。洛东只得长叹一声,半晌,才以略沙哑的嗓音说道:“我知道了,这便回去了。”
其实他早就料到,即便是来了发掘现场又能如何?一来他很可能进都进不去,二来即便让他见到了陆贞若又能如何呢,他还能凭一己之力,阻拦其挖开古墓不成——正想着,他忽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远古气息从地底深处冲天而起,震撼之至,然亦几乎与此同时,这股气息又瞬间衰弱了下去。洛东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一阵强烈的无力感忽然袭来,或许是前些天强硬使用魔法,透支精力留下来的后遗症吧,洛东忽然从倚靠的石头上滑落下来,双膝跪在了地上。两行清泪从他眼角流了下来,一滴一滴的滴入泥土。
“哟,瞎子还会流泪啊。”
“这老头儿怕是个疯子吧。”
方才第三位说话的人,见状也变的不耐烦了起来,在洛东背后推了一把道:“你这老头儿,好言相劝不听,还在这哭起来了,真是晦气。快走吧,天晚了这荒山野岭的难保没有野兽出没,你死在这可就不好了,还要麻烦我们料理后事。”
洛东在他们的话音中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机械般的向着来路走下山去。
山木枝杈杂生,时不时地打在洛东的脸上。洛东只不顾,恍若没有痛觉般的,就这样径直的消失在了三人的视野之中。

夜已深了。最高魔法协会的人也早已回填好挖开的泥土下山去了——在古灵的帮助下,效率的确是高了不少。
被保存下来的部分文物,已经通过灵系魔法师空间类古灵的能力,传送到魔法协会内部了,大概近两天就会公布于世了吧。洛东颓然坐在山脚下,听着山中的风萧水动杂着万虫嘶鸣之声,心头只是茫然。
他曾经是全国一流的史系魔法师,而现在,他只不过是最高魔法协会眼中的异端。如今自己到了衰残之年,留命于世,亦只是留与世人冷眼相看,无端给这个世界添了几分笑话罢了。一念及此,不自觉地,洛东向着听到水声的方向走了过去。

现在,洛东正俯身蹲在山脚下树林里的一片深塘岸边,手杖向水中伸了下去,池水很快便没到其顶端。
恍恍惚惚间,他感到水中仿佛有什么力量在召唤着他。“我现在纵然活在这世上,号为活人,又同漂泊之孤魂野鬼有何不同呢。人事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步,倒不如趁早抛了这残躯,早得解脱为好。”
洛东将一条腿探入水中。水很冷,如同他的心一般,冰冷彻骨。夜风吹过他耳畔,萧瑟哀转,宛如为他所演奏的招魂葬歌。
万籁声中,洛东忽然听到些细微的响动,如悲泣,如低诉,混杂在呜咽的夜风中,给这深山的夜,更平添了几分凄然可怖。
洛东侧耳倾听着。这些天来,他虽不甘就此成为一个盲目之人,但洛东毕竟逐渐熟悉了黑暗,他的听力变的异常敏感起来。
这些声音,是从半山处传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从古墓那边传过来的。洛东又叹了口气——他最近叹气的次数好像比往常一两年还要多——将已经踏入水中的腿抽了回来。

放不下——毕竟还是放不下吧。对于这个自己曾深爱着的国家,对于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历史。洛东总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责任。毕竟,他或许是最后一个纯粹的史系魔法师了吧。

于是,洛东终究是再次艰难的向山上走去。魔法协会的人说的没错,深夜里野兽是非常多的。洛东同那些可以利用具有攻击能力的古剑灵来防身的灵系魔法师不同,作为一个史系魔法师,洛东没有任何能力用以自保。但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了——毕竟就在刚才,他还差点投湖自尽。

山上的夜很冷。古墓周围更是冷的可怕。洛东站在古墓基址上,呜咽之声从地下传出,在洛东听来异常清晰。
是文物上所附着的古灵吗?可是这怎么可能。在入学测试中,洛东的灵系魔法潜力只有3而已——而其史系潜力值高达9——这么低的潜力值意味着洛东根本不可能感知到古灵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能凭借其史系魔法的天赋感知到地底确实有着许多已经遭到部分损毁,而被抛弃的文物,正散发出阵阵微弱的气息。

不论如何,洛东已经开始用手挖开地上的泥土了。他没有任何工具,只能用手和木棍一直挖着,好在土刚回填完毕,还十分松动。但即便如此,洛东还是挖到了天要亮,才将陆贞若扔下的那些相对稍微完好的,可以明显感受到气息的文物都移到了自己的空间里。
洛东已经累的再也支撑不住了,他做完这一切后,干脆直挺挺的躺在了古墓旁边。就这么躺到太阳快要升到中天,才稍微恢复了些许体力。临近中午的太阳直晒在洛东的皮肤上,他这才站起身来,随意抖了抖身上的泥土,摸了被他扔出去好远的手杖,走下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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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忍不住把人物原型tag给打上去了,但是ooc的实在很emmmmm。所以希望正经人士看到我瞎打的tag麻烦不要掐死我qwq!我超可爱的!
(一本正经的说着胡话)

韩柳

红豆古灵(上)

红豆古灵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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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度,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得这个国家具有了特殊吸引力。
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城市中,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洛东坐在老街尽头的店面里,手里拿着放大镜,费力的看着面前残缺不全的古籍。店中狭小逼仄,倒是打理的整整齐齐,里面放着的书籍和文物,都保存的十分完好,连一丝灰尘都不曾沾上。
十年了。他苦笑着。自从史系魔法学院再也办不下去,选择学习史系魔法的人越来越少,洛东的日子也逐渐变的苦了起来。为了谋生,他便开了这个小店,帮委托人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如今已十年了。
可现在,想要探究历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他的...

红豆古灵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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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度,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得这个国家具有了特殊吸引力。
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城市中,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洛东坐在老街尽头的店面里,手里拿着放大镜,费力的看着面前残缺不全的古籍。店中狭小逼仄,倒是打理的整整齐齐,里面放着的书籍和文物,都保存的十分完好,连一丝灰尘都不曾沾上。
十年了。他苦笑着。自从史系魔法学院再也办不下去,选择学习史系魔法的人越来越少,洛东的日子也逐渐变的苦了起来。为了谋生,他便开了这个小店,帮委托人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如今已十年了。
可现在,想要探究历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他的店已经连着一个月无人问津了。

在这个国家里,有两种魔法师。一种是史系魔法师,另一种则称之为灵系魔法师。史系魔法师的能力是通过古籍或文物,看到其背后所隐藏着的背景与渊源,还原出历史的真相。而灵系魔法师,则能通过与文物中的古灵签订契约,借其能力完成许多人力难以实现的事情。
每个人在其即将成年的时候,都会被送到最近的魔法学院进行魔法潜力测试。测试结果分为史系和灵系两部分,满分各为10分,5分以上为合格。测试者只要有一项达标,即可进入相应学院进行学习,皆不合格者,则不具有成为魔法师的潜力,无法进入魔法学院学习。
长期以来,正是这两种魔法师支持着国家的物质和文化发展,使这座不大的小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但近些年,一切开始不同了。由于史系魔法师不能得到古灵所带来的灵力,故而其魔法施展是要消耗自身精力的,而灵系魔法师同古灵则保持着一种互利的利益关系,故而对自身没有任何损耗。再加上灵系魔法师可以实现人的愿望,对现实的作用更大些,因此,愿意学习史系魔法的人变的越来越少。甚至有些人具有很高的史系潜力值,也会选择放弃成为魔法师,而甘心做一个普通人。

——这也正是洛东处境之所以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其实当洛东刚从魔法学院毕业的时候,这种重灵轻史的趋势就已经开始明显起来了。当时魔法学院的导师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身兼两系魔法,一种是灵系魔法修的炉火纯青。而洛东的史系魔法虽然成就不凡,却显然难以被大多数魔法学院所接受。如果不是任先生——一个身兼两系魔法的特级导师——帮其说情,洛东恐怕刚从魔法学院毕业,就要失业了。

夕阳已快落下了。放下笔,洛东长叹了一口气。他倒不是为自己的穷困所感到忧愁,或许是作为一位史系魔法师,对历史发展,世事变迁见的太多了些,对现在国家的发展趋势也变的敏感起来。
他总觉得,一个过于重视物质现实的国家,是没有发展潜力的。过了一段表象上的繁荣时期,最终总是要走向衰落的。
历史——怎么可以消亡呢?

陆贞若坐在宽敞的办公厅里——这是全国最高魔法协会的办公厅。
一个半透明状的,青年模样,穿着显得十分古老的人形,正浮现在陆贞若的面前,面带着略有几分轻佻和得意的笑容。
“小司——”陆贞若唤道。
面前的半透明人形,便是陆贞若的本命古灵了。灵系魔法师可以与多个古灵建立契约关系,但只能有一个本命古灵。而其魔法的强弱,也主要取决于本命古灵的强弱。
小司是距今3000年以前的青铜古鼎的古灵,因为鼎上铭文被陆贞若误认为一个“司”字,故而陆贞若便顺口唤它为“小司”。
——事实上在陆贞若刚出道时,曾有史系魔法师纠正他上面的字并不是“司”,但自从陆贞若成名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提起这件事了。因此陆贞若以及他的同事们便也仍一直唤它小司。而且灵系魔法师本来便不注重这些的,一字之差而已。反正,古灵能力强就已经足够了。
小司抬起头来,望着陆贞若,轻声应着。
“城郊那座古墓,打探好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开挖?”
“探好了,待我恢复一下消耗的灵力,两天之后就可以挖了。现在唯一的困难,就是古墓年代久远,其中很多文物接触空气可能会迅速氧化,以我的灵力只能保存下来一半。”
“一半…差不多够了。文物损坏之后,只要瞒着不泄露出去就行了。我现在急需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名望,巩固自己在最高魔法协会的地位。只要把你保存下来的一半文物公布出去,我的名声肯定能提升一大截。”
“那我们…?”
“明天做好宣传工作,三天之后正式开挖。”

夜已经深了。洛东再次拿出白天那本残缺而斑驳的古籍。缺的页数太多了,他不得不使用魔法以得到更多信息。但他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史系魔法师不像灵系魔法师,可以借助灵力延长寿命——反而会因为精力消耗过多而减少寿命。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精力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不确定,再次使用如此耗损精力的魔法,自己还能不能撑的下去。
“算了,最后一次了。”洛东这样想着。他打算今夜把这段历史彻底搞清楚,明天便离开这里。毕竟他已经难以担负小店的房租了。
其实洛东也并不是没有别的方法挣钱。最高魔法协会的人曾经想要请他加入协会的——请他以史系魔法帮忙探寻灵系魔法师本命古灵的背景,以求灵系魔法师能够更了解自己的本命古灵,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由于古灵往往年代久远,千百年来皆处于游散状态,因而其记忆缺失十分严重,这一点,是只有史系魔法师能够弥补的。
但洛东显然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他觉得最高魔法协会的那些灵系魔法师的作为,对于古文物而言,简直就是在暴殄天物。最高魔法协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洛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洛东坐在床上,右手二指并拢,触在那本古籍上,触点散发出古朴的幽蓝色光芒,那光芒泛起涟漪般的扩大,逐渐包围了整本书。
一幕幕过往的景象涌进洛东的脑中,同他原有的知识体系逐渐连接起来,成为属于他的独特体系。与此同时,洛东的精力也在不断的消耗着,整本书探寻完毕,洛东一头倒下,沉沉睡去。

洛东悠悠转醒的时候,简直头痛欲裂。他费力的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即使是深夜,也该有月光的——洛东的窗就靠着窗子。洛东心下一惊,忽然清醒了一大半,伸手点了灯,果然,他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果然还是精力消耗过度了吧。洛东苦笑一声,心知自己的眼睛估计已经是无法恢复了。但那本古籍……
那本古籍的内容已经全部在洛东脑子里面了,但他现在显然已经无法做到把它独立记录下来,除非找别人听自己的口述并作记录,但现在这个年头,谁会来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呢。
洛东忽然觉得肚子无比饥饿,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睡了不止一夜。
下了床摸摸索索的把店里全部东西收到自己的私人空间里——这是所有魔法师都会的空间魔法——并随手摸过一根手杖,洛东走出小店,并锁好了大门。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洛东甚至不知道自己这个样子还能活多久。除了具有能感受到一切文物气息的能力之外,自己基本就是个废人了吧,洛东这样想着,努力辨认着周围商贩的吆喝声,用所剩无几的钱买了个烧饼。

“你们听说了吗,城郊那座古墓要重见天日了!”
“听说了啊,是最高魔法协会的首席魔法师陆贞若主持发掘的呢!”
“据魔法协会说,古墓里很可能会出土许多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呢。”
“妈妈,陆贞若好厉害啊,我长大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在无边的黑暗中,洛东的听觉忽然变的很好,但周围的人声却让他又害怕,又愤怒。
国人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保存城郊古墓中的全部物品,就算有古灵的帮助也做不到,因此,古墓一旦挖开,就会损失大量文物。
“魔法协会,又是魔法协会…”洛东叹了口气,僵直地从人群中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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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实在是写不完了,明天再说吧
大约是,看完风语咒之后的智障脑洞,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理解这沙雕脑洞
希望看出人物原型的人别吐槽我😂(←说的好像有人会看)
好尴尬不知道tag怎么打
还有我不是故意黑某天狗的,我只是不玩梗难受嘤!

韩柳

陈寅恪生日贺诗[其实不像贺诗]

一条卡时间的生贺
拖延症真没救了
其实就是瞎写
陈先生生快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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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憾未入师门,读史相知亦受恩。
老辈高风今去远,茶凉至此倩谁温。

一条卡时间的生贺
拖延症真没救了
其实就是瞎写
陈先生生快w
————————————————
晚生憾未入师门,读史相知亦受恩。
老辈高风今去远,茶凉至此倩谁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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