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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岭南民俗

      在日常生活中，风险与不确定性随处可见，当人们不能用科学解释和理性化解时，很多人会选择迷信，以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帮助自己减轻由此带来的焦虑和恐惧。于是，诸如看风水、算八字、择吉日等迷信活动至今仍然有市场，有些人仍然相信迷信，当然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相信和使用现代科学的东西。他们认为，生活中仍然有些现象和问题科学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幸或不公时，认为这是命中之劫或运里不济，是命中注定的，天意不可违，于是会选择隐忍，冷静的接受现实和安于现状。他们很少有人会选择奋发图强、奋力抗争，提高对抗意外的资本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大限度化解风险和规避意外。由此可见，某些时候迷信有益社会稳定。

      图：边城一角

      记得自己在幼年时，总是期盼能快快长大，但并不是想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而是想获得更多的自由，不再受父母定下的诸多规矩约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梦想做事。追求自由，或许是人类从来就有的天性。

      图：阿蓬江

校园内安全管理需重点管控好“4个关键”：

关键时间。午休、晚寝、就餐时段为冲突易发生时间；开学初、期末、节假日前后为冲突高发生时间。

关键地点。学生宿舍、学生食堂、公共厕所、训练场馆、实验室、楼梯等为冲突易发生场所。

关键人物。叛逆期、极端个人主义、好动、脾气暴躁、心理脆弱、家庭情况特殊的学生为冲突易发人群。

 关键形式。用暴力手段以大欺小、以多欺少；强迫他人为自己购物、洗衣；向他人索要保护费或强借钱物不还；就餐时恶意插队；搞恶作剧；不按要求使用实验器物；交往不当人员；贪图小利轻信陌生人；网上发布不当文字或视频；自残或自杀；拥挤踩踏等为学生安全事件的常见形式。 

   从巴金的《随想录》谈文学作品的“真”

（“品读巴金”征文）

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信中提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两段文字，对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都强调了“真”，即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

一提文学作品，人们一般就会认为“虚构”、“演绎”等。是的，文学作品应该是高于生活的，其中的具体故事、情节等，包括人物等，一般都是虚构的，对历史事件，也有不少演绎的成分，但对历史、现实本质的反映应该是立足于真的，甚至一针见血的。有专家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本质就是一个“真”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有个观点振聋发聩：”讲真话是作家宝贵的素质，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如果再表达的“中庸”一点，文学可以“歌功颂德”，但绝不只是唱赞歌的。

以巴金先生晚年的作品《随想录》为例。关于“文革”的原因，我们一直认定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定义无疑是科学的，但里面有一个问题，全体中国人呢？有几个不是欢欣鼓舞或是摇旗呐喊呐。作为“文革”的先锋和骨干，那时全国有多少“红卫兵”呢，虽然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总数不会低于2000万。但许多文学作品对此都避而不谈，或者“涂脂抹粉”，或者“蜻蜓点水”，而作为中国版的《忏悔录》，《随想录》说了大真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就是说人们心中就有做奴隶的思想。巴金先生还严厉解剖自己，开始人们喊“打倒巴金”，很不理解，但后来自己就跟着喊，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回过头看，自己也是“奴在心者”。

很可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类似《随想录》大胆说真话、讲真情，触及现实的作品不多见了，特别是建国后，受“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无影无踪了。翻翻那时的文学作品，“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潺潺流水。”特别是样板戏，口号满天飞，正面人物“苦大仇深”，正气凛然，尤其是不食“人间烟火”，除了为人民、为大众抛头颅、洒热血外“六根清净”，大都像“李玉和”、“柯湘”，可敬而不可亲。“母亲叫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在许多文艺作品中，有不少类似的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的参军场景，我党受人民的支持无疑是胜利的法宝，但毕竟是送亲人到九死一生的战场，依依惜别应该更多于“欢天喜地”。更有甚者，少数文艺作品还写了参军时喊“正面口号”，有的还背诵“马列主义或伟人的思想”语录，假的让人忍俊不住。

著名作家汪曾祺参与过样板戏的创作，说当时从上到下，要求的很明确：只需写“大江东去”，不准写“小桥流水。”因此，那时候的文学作品普遍存在“假大空”等不良倾向。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文学作品成了政治宣传工具，特别是人物一律“高大上，”特点就是缺乏人们的正常的七情六欲。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什么能风靡一时，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美好的恋情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文学作品“高大上”地倾向，还引发一场争论。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和作家姚雪银就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美化农民起义，特别是把李自成描写成了无产阶级战士的现象进行了激烈争论。因为有争鸣，上大学时专门读了这部小说，应该说，第一部写的还是不错的，深刻揭示了朝廷党争、土地贪墨、太监擅权等“天灾人祸”导致明朝灭亡的历史大势和农民起义的根源，特别是成功塑造了崇祯皇帝这个人物形象，但对李自成和农民起义的描写有美化的倾向，特别是农民军商洛山复出后，美化的情绪更加明显。如“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口号，李自成的农民军，又改为大顺军几十万人，不让百姓纳粮，如何生存，光靠“吃大户”肯定不行，更别说打仗了。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直到”新写实文学“等都突出反映活生生的现实或者历史。当时有一部小说《灵旗》就鲜明的刻画了红军长征中湘江血战的悲壮和残酷。为了准确生动地写出那场战役的激烈和残酷，作者充分调动了艺术手段，并反复使用“红色”进行气氛的渲染：“一仗打下来，从山顶到山脚都红透了，全是血”，“踩上去脚都拔不起，湘江早涨红了，血水往海阳山倒灌”，“饮血如饮水，尸曝山野，血涨江流”，“太阳升上雾茫茫的皇帝岭时，看到的是血。太阳落进青沉沉的湘江时，看到的还是血。四天四夜的血，比四天四夜还多的血”。尤其写出红军伤亡的数字的“真”。上初中时，历史老师都隐晦红军的伤亡数字，教科书写“伤亡过半”，而小说中真实的数字是“八万红军剩下三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还活跃的新写实文学，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感情零度介入”。刘恒、池莉、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秉承了《随想录》的“真”，大胆地还原历史和现实生活，创作出一大批“真”的文学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如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而《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始作俑者”。

但文学作品要像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那样，说真话，讲真请，并不是轻易而举的事情。文学史上有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在美国文学史上，有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最早的中译本书名《黑奴吁天录》，小说用纪实的笔法，揭露了当时美国南部诸州黑人奴隶制度的血腥和残酷。小说的发表和出版引起南部诸州奴隶主的极大不满，并以此为借口之一，挑起了“南北战争”。当南部诸州的骑兵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当时美国联邦的总统林肯先生在百忙中亲切会见了小说的作者——斯托夫人，称赞她是“写了一部小说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而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西汉时期，一个叫司马迁的男人，穷经皓首，写了一部《史记》，里面说了一部分的真话，却惹恼了当时的汉武帝刘彻，结果命人对司马迁动用了奇耻大辱的“宫刑”，让一个好端端的男人变成了太监。1980年，著名艺人赵丹病逝前在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各级领导少干预文艺创作。有评论：临死前放了个屁。

软肋

（官场微小说，“官场小小说”平台发表）

“仁爱孝悌”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却成了豫东大县县医院苏院长的“软肋”。苏院长被“医疗代表”借此拉下水，最终身败名裂。

苏院长老家在黄河滩区，家境困难。上世纪90年代读医学院时，差点辍学。母亲表示“扒了房子卖了也得供你上学”，父亲和哥哥出外打工供给学费。父亲在工地上还因倒塌事故身亡。“百善孝为先”，苏院长大学毕业回县医院工作，每月工资的一半都交给母亲。哥哥结婚全是苏院长（当时还是科主任）出的费用。苏院长还特别正直、善良，从当一名普通医生起，就“拒腐蚀，永不沾”。当副院长，主管医药、医疗器械等，成为众多“医药代表”争相拉拢的对象，但仍然坚守底线。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苏院长就任县医院的院长。县里也决定扩大医院规模，重建新院，“医疗代表”更是趋之若鹜，轰都轰不走。但苏院长的“铁门栓”让“医疗代表”们伤透了脑筋。

俗话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医疗代表”神通广大，知道苏院长仁爱孝悌，就在这方面打起主意。苏院长母亲重病住院，“医疗代表”知道上海有全国闻名的专科医院，就派车派人拉到上海医治。苏院长赶到时，母亲已经顺利地做完手术，不久就康复出院。苏院长去付医疗费用，谁知“医疗代表”早就付过了。看着母亲康复后的笑容，苏院长感激地握着“医疗代表”的手，重复了两遍：“大恩不言谢”。苏院长的哥哥在医院当临时护工，苏院长“避嫌”不好直接安排正式工，“医疗代表”就千方百计打通关节，让苏院长的哥哥成了医院的正式工。苏院长老家的房子破了，“医疗代表”就出钱请人重新翻盖，建成了当地的“地标”。一来二去，“医疗代表”的“大爱无疆”让苏院长感激涕零，自然就大开“方便之门”，自然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党的二十大后，全国医疗领域反腐之风劲吹，苏院长锒铛入狱。

在监狱，回顾自己的堕落之路，苏院长感慨万千。哥哥搀着母亲来探望，还一个劲说：“对不起，都是我们连累了你。”苏院长痛定思痛：“妈、哥，不能那么说，归根结蒂是我自己意志不坚定。”

“王婆说媒” 爆红网络，“潘金莲墓”无人问津，一热一冷发人深思：归根结缔，历史文化的底蕴使然

（热点聚焦，“Hunt   A  killer”公众号采用。特别推荐，该公众号有深度，有热度，敬请铁子们关注、点赞、阅读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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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相亲节目“王婆说媒”走红出圈，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攀升。

身穿红配绿古装，鬓边带着一朵大红花的王婆，随机请现场的女生上台做自我介绍，并说出理想对象的条件，王婆就开始现场招亲。

王婆是艺名，在《水浒传》中撮合西门庆、潘金莲的媒人就是“王婆”，虽算不上是正面角色，但知道武大郎和西门庆这一民间故事的人，都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

王婆在网上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王婆说媒”等抖音话题的累计播放量超60亿次，王婆个人抖音账号“开封王婆”粉丝数也从3月15日的23万，大涨到目前的571万。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3月26日，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近一周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过七倍，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两倍。携程的数据则显示，开封订单量同比增逾五倍，入围清明假期“黑马旅游目的地”前三名。开封官方也专门召开文旅专题会议，研究如何把这股风潮转化成经济效应，把爆红变成长红。

清明假期，“王婆”虽然换人，但仍是热潮不退，来开封旅游的还是人山人海。网上有调侃：“10多亿中国人，看王婆的有一亿。”

与“王婆”的艺名出自同一个故事的“潘金莲”也被打造，但几乎无人问津。10多年前，山东某地为扩大旅游资源，竟打造“潘金莲墓”，并言之凿凿“潘金莲确有其人”。在现场，许多游客一看就知道墓是假的，新修的。看门的老人很诚实，承认是“两年前修的。”当地人问是怎么看出来的，游客说“水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古文明的大敌。这个墓的顶部是水泥封顶。”至于当地介绍“潘金莲是个受苦人，是追求爱情不成才放荡的。”许多游客都知道这是借鉴了四川作家魏明伦川剧剧本《潘金莲》的内容。”

无独有偶，去年“五一”前后，淄博烧烤叫响全国，一时成为网络“顶流”。但这种红火场面很快就烟消云散，据说，今天，淄博已经恢复“正常”，原来红火的烧烤摊位冷冷清清，不少摊位都租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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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婆说媒”为何爆棚？说到底，文化历史的底蕴的积淀。

类似“王婆说媒”的盛况不胜枚举：“南方小土豆”带火哈尔滨冰雪游，因为哈尔滨源远流长的冰雪文化；被网友们称为“村超”“村FA”也是贵州榕江悠久的足球文化成为“中流砥柱”；新疆伊犁、四川甘孜和湖北随州等地也借助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花式变装”全网走红，网络评论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坐不住了”，不停@各自家乡的文旅部门，希望看到家乡文旅推介的“花式整活儿”，带火家乡，带动经济。

而“潘金莲墓”、淄博烧烤等缺乏历史文化的底蕴，也没有自然美景的衬托，基本都是“横空出世”，自然火不起来，或者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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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一热，一张一弛，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

细看那些“热”的，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在历史和文化深厚的土壤里“自然”生成，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广西的“三月三”民间有许多动人的传说。

传说最广是关于刘三姐的：壮族歌仙“刘三姐”经常用山歌歌颂劳动和爱情，揭露财主们的罪恶。有一年的三月初三，刘三姐在山上砍柴时，财主派人砍断了山藤，使她坠崖身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歌仙，便在这天聚会唱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歌圩就此形成。

反观“冷”的，不难发现太多“人为”的痕迹，很多就是政府推动是主因。这里面不乏急功近利的“揠苗助长”，如“潘金莲墓”之类。我在系统内工作多年，对这种“花架子”、“追求政绩”等行为已经司空见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短的两三年，长则四五年，要想提升进步空间，政绩等就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但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政绩难乎其难，“捷径”就成为不少人的首选之途，但后果往往“事倍功半”。当记者时，所在的城市，为改变政府部门的形象，提升为民服务的办事效率，在政府的推动下，大力推行“承诺制”，各个政府部门争先恐后的推出了10条、20条承诺内容，《经济日报》等不少媒体给与了报道。那时网络还不发达，如果是今天，无疑又一“网红”。我采访了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教授一针见血：“承诺制是人为的推动，只能口惠而实不至，且不会长久。”他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提出了“契约制”。但没有几个人重视他的说法，结果承诺制的弊端不幸被他言中了。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承诺就偃旗息鼓了。

对比“王婆说媒”和“潘金莲墓”，为“花式整活”，打造城市名片说几句逆耳忠言，应该是益处多多，毕竟，“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