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壁偷光行大道  不忘初心话始终--读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凿壁偷光

廖名龙

      国学大师廖彬宇先生著书立说，出类拔萃，其中《诗说中国》收载他的365首古诗，由名家为古诗插图绘画及注论、专家点评等形式。总结、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读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凿壁偷光大作“评匡衡五律”，得知匡衡“凿壁偷光”苦读诗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成正果，官至丞相。后来缺乏“理想信念”、行为不正，晚节不保。告诫人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廖名龙）

 

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凿壁偷光（转载）

廖彬宇 四观文化 2022-12-19 14:32 发表于北京

    辛巳岁评匡衡五律

凿壁偷光日，便知气象雄。

五经能饱读，万宇入胸中。

典籍开神智，人情自达通。

学行如有异，必定损高风。

      一、张红星教授注解：

      凿壁偷光：《西京杂记》卷二： “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后即以“凿壁偷光”为刻苦攻读之典。《敦煌曲子词‧菩萨蛮》： “数年学剑工书苦， 也曾凿壁偷光路。”唐杨衡《送陈房谒抚州周使君》诗：“凿壁年虽异，穿杨志幸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自此以外， 虽凿壁恒勤，而操觚多缪。”

      气象：气度，气局。《新唐书‧王丘传》： “（王丘）气象清古，行脩絜，于词赋尤高。”宋 龚昱《乐庵语录》卷五：“如舜孳孳为善，想其气象必是箇温良恭顺底人。”《三国演义》第八二回：“权 曰：‘此计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东吴气象。 ’”

    雄：雄壮；雄伟。《北史‧卢曹传》： “曹身长九尺，鬓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树。”唐刘禹锡 《奉送裴司徒令公自东都留守再命太原》诗：“行色旌旗动，军声鼓角雄。”旺盛、高涨。唐薛逢《送封尚书节制兴元》诗：“大封茅土镇裒中，醉出都门杀气雄。”

      五经：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其称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其中《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春秋》，后世并《左传》而言。汉班固 《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新唐书‧百官志三》：“《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

      饱读：充分阅读。宋张耒 《送杨念三监簿侍行赴鄂渚》诗：“饱读兵书取卿相，不应如我老无成。”《三国演义》第九六回：“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

      万宇：天下。南朝齐谢朓《元会曲》：“天仪穆藻殿，万宇寿皇基。”唐褚亮《祈谷乐章‧舒和》诗：“庶俾亿龄禔景福，长欣万宇洽时邕。”宋陆游《天申节贺表》：“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万宇之欢。”

      胸中：心中。多指人的思想境界或精神状态。《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史记‧苏秦列传》： “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彊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明王守仁《泛海》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典籍：指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左传‧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 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典籍，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后泛指古今图书。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开元中，定四部目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

      神智：精神智慧；意识。晋陶潜《感士不遇赋》：“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北齐刘昼《新论‧知人》：“故明哲之相士，听之于未闻，察之于未形，而鉴其神智，识其才能，可谓知人矣。”《花月痕》第四七回回评： “其间将略兵机，笔笔生动，读之可益人神智。”也谓才智卓越。《周书‧史宁传》：“突厥以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咸曰：‘此中国神智人也。’”

      人情：人之常情。指世间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庄子‧逍遥游》：“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汉王粲《登楼赋》：“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宋欧阳修 《相州昼锦堂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达通：通晓；融会贯通。明顾起纶《国雅品‧士品四》：“公七岁诵书，该博典籍，达通今古， 虚怀高朗。”清徐士銮《宋艷‧耿直》： “果有决断，达通事理。”

      学行：学问品行。《后汉书‧儒林传下‧钟兴》： “ 恭（丁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 问以经义，应对甚明。”《陈书‧姚察传》： “闻 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明方孝孺《先府君行状》：“曾大父讳重桂，乡贡进士，有学行，学者尊之曰介轩先生 。”清薛福成《庸盦笔记‧轶闻‧学政总裁先后甄拔得人》： “诸城窦东皋先生 光鼐，学行深纯。”

      必定：表示判断或推论的确凿或必然。宋周邦彦《倒犯‧新月》词： “料异日宵征，必定还相照，奈何人自衰老！”《水浒传》第一一五回： “关胜道：‘石宝刀法，不在关胜 之下，虽然回马，必定有计。’”

      损：损害；伤害。《庄子‧骈拇》：“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三国魏曹植《求自试表》：“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唐韩愈《寒食日出游》诗：“自然忧气损天和，安得康强保天性。”

      高风：高尚的风操。晋夏侯湛 《东方朔画贊序》：“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北史‧王罴王思政等传论》：“运穷事蹙，城陷身囚，壮志高风，亦足奋于百世矣。”清申涵光《奉寄孙钟元先生时居蓟门九十二岁》诗：“邵 许高风远尚存，传经一代又 苏 门。”徐迟《黄山记》一：“三个主峰，高风峻骨，鼎足而立，撑起青天。”

      二、 黄德劲先生评：

      廖彬宇先生这首论匡衡的诗，立意深远雄阔，点睛之笔，又直击千百年来读书人之大道与积弊，发人深省。真值得时时捧出，思之鉴之，以为激励和警诫。

      匡衡，生卒年皆不祥。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人，今山东枣庄人，又是齐鲁大地上走出来的诗书大贤。西汉经学家，以《诗经》受益终生，汉元帝时位至丞相。

     廖先生诗，起句十分不俗。“凿壁偷光日，便知气象雄。”当凿壁偷光的时候，便知道偷光的主人不是凡夫俗子了。这是洞烛其先，亦是深刻总结。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匡衡是穷小子鲤鱼跳龙门的典型，最著名的故事便是“凿壁偷光”。故事原出《西京杂记》卷二。

      《西京杂记》是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其中的“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首都长安。据传为汉代刘歆著，东晋葛洪辑抄，但历代皆指其为伪书，作者亦莫衷一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在《中国史学入门》中明确指出:《西京杂记》这本书“讲了汉朝的许多故事。书的作者是谁？没有定论。”

      历史常常是混沌的，无定论，但并不妨碍传播，亦不妨碍深入百姓心。“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等许多后世广为传颂的佳话，便均在此书中有载。

      匡衡的穷，是中国贫困阶层很典型的穷：“家徒四壁”“环堵萧然”。穷到家里什么都有，连裤子都没得穿，只勉强有几堵墙，算是个家。匡衡就在这样的家境下，发冲天志，读圣贤书。

      据传，一开始匡衡羡慕别人家能上学的孩子，就躲在学堂外面听。估计认真学习的小模样感动了邻居，便主动教他认字，给了匡衡足够的自学能力。然而新的烦恼接踵而至，能读书，更加想读书，却无书可读！

      有志者事竟成。匡衡再一次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读书的机会。他跑到家有藏书的大户家里，主动恳请“出卖劳动力”，免费为人家干活，以一分钱不要来换取人家把书送给他读的“福利”。

      匡衡最终如愿以偿。但忙碌辛苦的劳动让他白天根本没有时间读书，晚上可以读书了，却因为没钱买灯油，仍然无法读。焦虑无奈的匡衡徘徊复徘徊，绞尽脑汁想办法。

      突然，匡衡发现邻居家的灯光，透过墙壁的缝隙微弱地透射过来。福至心灵。他心里一动，有了主意。

      匡衡找来一把小刀，沿着光亮的缝隙慢慢地掏挖，让光来得多点，再多点……既担心被邻居发现又为自己的好主意激动不已的匡衡，终于可以读书了！就靠着这点微弱的光芒，匡衡把自己读成了经学大家，读到了宰相的高位！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真正的雄才，是不可能在困难面前屈服的。似乎看到，一个破衣烂衫，三餐难继的穷小子，在昏暗难明的灯光下，如饥似渴，手不释卷，熬过一个个暑热冬寒，日夜精进，勇往直前。凿壁偷光日，便知气象雄。既然要经世治国，就要积累经天纬地的本领；纵然前面有高山深壑，也要踏平坎坷成大道。这正是大雄气象的真实展现！

      在中国历史上，与匡衡的凿壁借光相媲美的，还有孙敬的头悬梁和张仪的锥刺股，都是非常著名的发奋读书的故事。

      头悬梁，出自《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三引《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

       孙敬是汉朝信都(今冀州市)人。他年少好学，博闻强记，而且嗜书如命，晚上看书学习常常通宵达旦。邻里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为了避免深夜瞌睡，孙敬找来一根绳子拴在房梁上，另一边拴着自己的头发。如此一来，头一低，头发就会被扯得生疼，自然又会振奋精神，发愤苦读。刻苦如斯，孙敬自然成为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

      锥刺股，则出自于《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身佩六国相印。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好，备受白眼和冷落，甚至家人都对他很冷淡，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决心发愤读书。常常读书到深夜，想睡觉时，就拿一把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猛刺一下。如此“自虐式”的发愤，想不成功都难。苏秦后来苦读《阴符》，大有心得，提出了“合纵”思想，名闻战国。

      “五经能饱读，万宇入胸中。典籍开神智，人情自达通。”彬宇先生诗句的中间两联，道出了《论语》里“学而优则仕”的真谛。真正饱读诗书，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读通了，自然可以明了天地自然、宇宙万物的真谛。古往今来的书籍浩如烟海，可以称得上传世典籍的却并不多。典籍是用来开智慧、通天人的，而不是用来掉书袋、炫耀人的。智慧开启，世事洞明，必能够人情练达，锦绣华章。

      中国有着深厚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和传统。但是在对“学而优则仕”的理解与践行上，却有两种非常明显的路径偏差：

      第一是于个人而言，一辈子皓首穷经，汲汲于仕途，一条道走到黑，却不管自家个性是否适合，白白浪费一辈子的悲剧层出不穷；第二是于国家而言，把“学”作为不可逾越的门槛，唯学历而不看真能力，不惜将有真才实学却没有各种证书的有才之士拒之门外。这样巨大的人才浪费，同样是悲剧。

      匡衡的学问是货真价实的。他的学问，便来自“饱读五经，典籍开智”，尤其《诗经》。当时的民间评价是：

    “即说诗，匡衡来；匡说诗，解人颐。”

      要想解说《诗经》，那就找匡衡；匡衡说的《诗经》，妙语解颐，引人入胜。放在当下，匡衡一定是网红级的解经大咖。他一门深入，一通百通，已经完全能够“万宇入胸中，人情自达通”。只是时运未至，“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冬天还未过去，匡衡的磨难也还没有结束。

      汉朝当时规定，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匡衡连考九次，才好不容易中了丙科，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真不知道匡夫子的九次赶考路，是怎么走完的，那颗饱受摧残的心，又锤炼得如何强大。

      不能不说《诗经》是匡衡的护法真神。因为他真把《诗经》读通了，所以当时一众的经学家以他为《诗经》权威，凡有疑问，都找匡衡。连太子刘奭都关注到了他，对他高看一眼，厚爱有加。

      刘奭，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柔仁好儒”，又“多才艺，善史书，通音律”，雅好诗文。显而易见，匡衡在一个“文艺范儿”的好脾气皇帝面前，必然如鱼得水。汉元帝任用匡衡为郎中，迁为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后又任命为御史大夫，代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如同坐了直升机，一口气便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

      这仍然得益于《诗经》。

      据史书记载，先是京城长安发生日蚀、地震等灾变，匡衡引用《诗经》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劝元帝“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教化，弘扬礼让仁和之风。此论深为元帝赞赏，升迁随即而至。

      再是匡衡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对《诗经》的深刻理解，应用于工作与治国。每当遇到疑难问题，或是与同僚们讨论，或是回答元帝的垂询，匡衡都能以《诗经》为据，雄辩滔滔，解疑释惑。他认为：

      “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意，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望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六经是圣人用来统天地之心，明善恶吉凶，达人情世故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万物生育的道理，皆在其中。可以说，读透了六经的匡衡，道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三昧。经典不是用来背诵考试的，不是用来附庸风雅的，而是用来明白天地大道，济世利民的。真正明白了，便真正可以成圣成贤，治国平天下。匡衡因明经而调和鼎鼐，名垂千古，岂偶然哉？

      这当然也和汉元帝的喜爱扶持分不开。大概不论治国还是自娱，汉元帝都是《诗经》的拥趸，喜欢听，常常听。匡衡是《诗经》讲得最好的，因此难免常常被皇帝喜欢而成为座上宾。这也跟匡衡最后的肆无忌惮，埋下了伏笔。

      应该说，草根儿出身的匡衡，是正儿八经有一股子锐气和正气的。  

      比如此前他建议汉元帝要勤俭节约，亲贤臣，远小人。比如后期清除宦官石显。石显，汉元帝后期为中书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无恶不作。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石显。汉成帝即位后，匡衡抓住时机，上疏弹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样的举动，没有一点正义感和勇气，恐怕是做不到的。

      当时，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尤其是宰相萧望之死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明显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石显，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元帝事实上已经沦落为名义上的天子，只签字画押而已，实际权力全在石显手里。石显威权日盛，震慑朝野，俨然一言九鼎，有如帝王。

      “宦官之祸”可谓大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宦官不少，比如赵高，何进，童贯，刘瑾，魏忠贤，以及后来的安德海，李莲英等等，由此也酿成了中国历史上几次比较大的宦官之祸。

      第一次，东汉宦官之祸。

      东汉从和帝至献帝一百余年间皇帝都是幼年继位，母后临朝称制，朝廷实权落入外戚手中，皇帝长大后不甘心受制于外戚，便与宦官合谋剪除外戚。和帝与宦官郑众诛窦宪，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逐邓骘，顺帝与宦官孙程杀阎显，桓帝与单超诛梁冀，灵帝与宦官曹节、王甫诛窦武，少帝与宦官张让、段珠除何进，来回较量，乌烟瘴气。东汉的宦官之祸，若论起源，其实还要追溯到西汉。  

      第二次宦官之祸，中晚唐。

      唐朝后期为宦官所拥立的皇帝有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七人，被宦官杀掉的有顺宗、宪宗、敬宗、文宗等四人。宦官在军事上掌握兵权，经济上贪赃枉法，侵吞国库，其危害之广，时间之长，超过东汉。

      第三次宦官之祸，大明。自永乐皇帝朱棣始。

      明朝除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下令宦官不得干政外，到了第二代皇帝明成祖朱棣时，宦官即开始参与政治。明英宗、武宗、熹宗时，君主昏庸年幼，宦官完全得势，出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大宦官。他们提领东西厂、锦衣卫，掌握章奏并代替皇帝对内阁票拟的谕旨以朱笔“批红”裁定，出任监军，专权祸国，为害最烈。

      匡衡扳倒石显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汉书》中记载：“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

      由此可知，匡衡曾经因为畏惧宦官石显，而不顾自己经学家的身份去谄媚阿附，敢怒不敢言。等到新皇帝上任之后，他才抓住机会，釜底抽薪。耐人寻味的是，在石显为了自己的前途设计扳倒宰相萧望之时，匡衡扮演的角色却是“助力者”，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保持了沉默。

      萧望之是萧何的七世孙，东海兰陵人，徙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老家山东兰陵，后来去了陕西西安。萧望之历任大鸿胪、太子太傅等等。汉宣帝时，曾被丙吉推荐给大将军霍光，但由于看不惯霍光的倨傲而得不到霍光的重用。汉宣帝驾崩，萧望之、周堪因是太子刘奭的老师而被尊重。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以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辅佐朝政。据传兰陵萧氏自萧望之之后成为山东临沂大族，历数百年而不衰。李白在《客中行》赞颂的“兰陵美酒”，就是萧氏家酿。

      萧望之因为遭到宦官石显等人的诬告下狱，最终愤而自杀。匡衡心里不清楚萧望之的冤枉吗？不知道身为大儒、重臣，应该仗义执言吗？妄自揣测，也许在石显构陷萧望之的时候，匡衡有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冲动，因为毕竟萧望之的位子是让人垂涎的。但即便如此，后来匡衡对石显事件的处置也值得点赞。因为毕竟面对豪门权贵，面对狠毒小人，最通常的做法不是避而远之明哲保身，便是折节下跪，沆瀣一气，甚至甘当守门犬。政治是一潭浑水，选择是艰难的。往往意味着一边是生门，一边是死门。

      这一切的根本还是要看“发心”，也就是“初心”在哪里。如果发心是为国为民，那么无论多么艰难，无论生死，无论是权变还是拘守，都会青史留名，为人敬仰；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为了绞尽脑汁往上爬，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自食其果。

      “学行如有异，必定损高风。”发生在匡衡身上的另两件事，便彻底颠覆了对一代大儒“勤奋无比、通古博今，经学绝伦，直言进谏，刚直不阿”品质的认识。

      第一件事是构陷诬告陈汤。

      陈汤，字子公，山阳郡瑕丘县（今山东兖州东北）人，西汉著名将领。司马光的评价是：“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但是陈汤因战功为匡衡所嫉，所以在皇帝面前不断说坏话，致其丢官。当然，陈汤本人也非洁身自好者，最终以贪赃而被贬为庶人。

      第二件事则是匡衡“自作孽，不可活”。

      《汉书·匡衡传》记载：

      “但有司上奏匡衡侵占公家土地，匡衡终于坐罪免官。开始，匡衡封僮之乐安乡，乡内本有田三千一百顷，南以闽北为界。初元元年(前48年)，郡图误以闽佰是平陵佰。积于今十余年，匡衡封临淮郡时，便封真平陵佰为界，多四顷。匡衡知错而仍收其谷。司隶校卫王骏等弹劾上奏，认为衡明知故错，附和下人欺骗国君，罪至不道。皇上同意了王骏的奏章，但不处治，只免去丞相职位，罚做庶人，结果老死在家中。”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匡衡身为正国级高官，明知道私吞了国家的土地却隐瞒不报，时间长达十余年。其间“知错而仍收其谷”，知道不对还不缩手，还要收人家的钱，明显贪心不足。倒是皇帝比较仁慈，只是免了匡衡的相位，而没有打入大牢。但是以《诗经》名世的大儒匡衡，情何以堪？

      纵观匡衡的一生，仍然是一个穷小子不甘命运，奋发崛起的一生。是读书人心怀大志，饱读诗书，经世致用，终有所成的成功案例。但是因为学行有异，损没高风，以致晚节不保，郁郁而终。类似的故事，在反腐日渐深入的当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良可叹息！廖彬宇先生的诗，极其深刻地给了读书人一个警醒：古圣先贤的学问，并不为私利而生。一切刻苦学习传世经典所得，最终都要能浸润身心，提高操行，从而行于大道，利国利民。知行若不能为一，大抵会非奸即盗。学而优则仕没什么错，然而关键却在于“仕”是为了什么？！

      不知匡衡临终之前，是不是在反复地背诵《诗经》里的句子：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 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儒家的文化是实修实学的文化，体用一如、理术并重，知行合一、学行不二。“学行如有异，必定损高风”，既是匡衡的教训，也是几千年来所有读圣贤书的人们所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