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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去迷雾，一窥生平》
在1984年上映的电影《阿玛德乌斯（Amadeuse）》中，安东尼奥·萨列里的形象是一位妒贤嫉能，擅弄权术的刽子手。这部出自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足以使萨列里的本就并不辉煌的名声蒙上一层阴影。但事实上，即使是将萨列里看作是莫扎特成名之路上的阻碍者，也绝不至于说是他害死了莫扎特。历史上的萨列里在维也纳名震一方，以室内乐、宗教音乐为长，尤其擅长歌剧作曲。他是18世纪末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其作品名扬整个欧洲。有这么一句不知出自哪位当代批评家的评论：“萨列里的音乐有一种魔力，让人们每每听到德语音乐，就忍不住联想到意大利的甜美小调。”要想了解萨列里身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我们不得不细细回顾他的人生；要想从作曲家的角度了解萨列里，就必须端详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歌剧《阿尔米达（Armida）》的前奏曲。
安东尼奥·萨列里（Antonio Salieri），生于1750年8月15日，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的莱尼纳诺（Legnano），现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边陲小镇。因为阿迪杰河（Adige river）的运输作用，莱尼纳诺成为当时四通八达的重要枢纽。萨列里的父亲是一位批发商，有两个孩子。在第二次婚姻中，父亲又生育了九个，甚至十个孩子。安东尼奥正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口多食寡，生计艰难，只有父亲一人难以供养整个家庭。弗朗切斯科·安东尼奥·萨列里（Francesco Antonio Salieri）是家中的长子，他被送去帕多瓦（Padua）的音乐学校，师从著名的小提琴家朱塞佩·塔蒂尼（Giuseppe Tartini）。后来弗朗切斯科向安东尼奥传授如何演奏小提琴，以及一些声乐课知识。安东尼奥后来还去了拉丁文学校，在莱尼纳诺大教堂师从著名的管弦乐家朱塞佩·西蒙尼（Giuseppe Simoni,曾在博罗尼亚向伟大的乔瓦尼·巴蒂斯塔·马蒂尼[GiovanniBattista Martini]门下学习），继续自己的音乐课。在安东尼奥大概12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也相继去世。双亲故去，家中的孩子只能被安顿在亲戚家中，安东尼奥搬到了帕多瓦，和他的一位修道士兄长一起生活，一直到他15岁。
乔瓦尼·莫赛尼戈（GiovanniMocenigo）是萨列里家的一位老相识，乔瓦尼先生带着小安东尼奥搬到了莫赛尼戈家在威尼斯的一处宅邸中。莫赛尼戈是威尼斯少数地位极其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拥有多处城堡府邸，名下家产有五座城堡都分布在瓦尔塔（Volta del canal）运河附近。萨列里抵达威尼斯时，莫府附近正好有四家歌剧院以及几处小剧院。年轻的安东尼奥一到威尼斯，就被当地的美妙的音乐和欢乐的生活氛围深深地迷住了，当地上演的出众歌剧尤其让他醉心不已。莫赛尼戈先生想让年轻人度过一段充实而幸福的生活，于是安东尼奥被安排到圣马可歌唱学校，跟随乔瓦尼·巴蒂斯塔·佩瑟提（Giovanni Battista Pescetti）学习音乐课。佩瑟提先生曾是英国伦敦皇家剧院的音乐总监，来到威尼斯后的剧作家生涯一帆风顺。在早期的威尼斯时光，佩瑟提一直是很好的老师，可惜在开始萨列里的音乐课后不久，佩赛提就因故去世了。接替佩赛提的是一位圣马可大教堂的男高音，费尔南多·帕希尼（Fernando Pacini，也同莫赛尼戈家一起生活），他负责萨列里之后的声乐课。得益于帕希尼专业的教授，安东尼奥能够用更深邃的眼光了解威尼斯的歌剧乐坛。同时，帕希尼更是将萨列里带向了他生命中的伯乐——弗洛里安·利奥波德·加斯曼（Florian Leopold Gassmann），在维也纳年产一出歌剧，炙手可热的著名剧作家。帕希尼告诉加斯曼，自己拥有一个对音乐满腔热忱的年轻学徒，加斯曼便提出见萨列里一面。初遇，加斯曼就被这位年轻的钢琴手兼歌手的娴熟技巧所震撼。加斯曼主动提出成为萨列里的赞助人，带着安东尼奥去到维也纳，教授他如何作曲。两人的行程路费全部由皇帝约瑟夫二世（Emperor Joseph Ⅱ）报销。
萨列里在1766年告别了故乡，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回到过意大利三次。之后的两年，萨列里遵循加斯曼的教导，勤学苦练。加斯曼安排给萨列里一位语言教师，教他德语和法语，另一位波西米亚的音乐家教他演奏小提琴、低音键盘和读谱。加斯曼自己则将所有有关对位法和作曲理论的音乐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萨列里。比如加斯曼曾通过《迈向帕纳苏斯的脚步（Gradus ad Parnassum）》（后来萨列里在拉丁文学校翻译此作）教授萨列里对位法和作曲理论的核心。加斯曼不仅报销了萨列里的学费，还将萨列里引荐给不少音乐界的知名掮客（这也是萨列里能够通向平坦仕途的必要条件）。加斯曼在皇帝的室内乐团中担任着一个重要的乐手角色，皇帝自己也会在每天抽出一小时的时间去到乐团亲自演奏。有段时间皇帝想熟悉时下的歌剧，正巧乐团也需要新的血液。加斯曼便趁此机会向托斯卡纳公爵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禀告了自己门下天赋异禀的新晋音乐学徒一事，并将萨列里引荐向利奥波德。在皇帝面前一展歌喉之后，约瑟夫二世非常中意这位年轻的音乐家，他被允许同宫廷乐团共事，每天都有机会练习音乐，萨列里得以顺利地成为利奥波德名下乐团中的一员。在夜以继日的学习和训练中，安东尼奥的技艺渐长，他的努力也被皇帝青睐。终于，在某一年的新年伊始，皇帝为萨列里带来了一份礼物——他赏赐给萨列里225弗洛林作为经常在音乐聚会上抛头露面，辛勤演奏音乐的回报。这份象征着皇帝的肯定的礼物，一经送出就被萨列心怀诚意地转交给了加斯曼。萨列里在维也纳遇到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当时最负盛誉的维也纳剧作家。梅塔斯塔西奥为萨列里上了几节辩论课，皆是密不外传的话术技巧。更巧的是，格鲁克（正是那位后来掀起简化曲风，使华丽的歌剧走向更感性的音乐革新者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就住在梅塔斯塔西奥的隔壁，除了平日的音乐课程，加斯曼也会带着萨列里尽可能多的去观看格鲁克排练的歌剧。
萨列里跟随加斯曼来到维也纳，钻研音乐的同时，也逐渐为格鲁克这样的大家所熟知。1767年，萨列里为格鲁克的歌剧《阿尔切斯特》演奏了大键琴。这部作品轰动一时，引得萨尔茨堡的莫扎特一家也来到维也纳，一睹格鲁克的新作。利奥波德带着小莫扎特观看了《丘比特和普赛克（Amor e Psiche）》以及《阿尔切斯特》，聆听其中的绝妙乐音。一边，歌剧在舞台上演，小莫扎特想必已经注意到了乐池中还未成名，年方十七的大键琴手；另一边，萨列里也早就有所耳闻，这位十一岁的现象级神童已经在欧洲进行了数不胜数的钢琴演奏会。与此同时，萨列里开始在加斯曼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小型曲目的改编和插曲的作曲。加斯曼创作新歌剧，萨列里就根据老师的脚本作曲，对比自己的音乐是否符合作品应有的意境。一年之后，剧作家乔瓦尼·加斯通·博切里尼（Giovanni Gastone Boccherini，拉涅利·德·卡尔扎比吉[Ranieride’ Calzabigi]的一位朋友）为加斯曼写了一出喜剧——《识字的女人（Le DonneLetterate）》。但加斯曼正忙着去罗马为一份委托采风，所以卡尔扎比吉建议博切里尼将该作品的作曲任务交给萨列里。萨列里忙不迭地着手作曲工作，短短四周就已经完成了歌剧曲目的三分之二。萨列里本想等老师从罗马回来，在定稿付梓前进行最后的修正。博切里尼却想让萨列里尽早展示歌剧的进度——先前一部不被看好的歌剧让博切里尼失去了大量观众，他急于向人们证明自己的歌剧仍然是不可撼动的佳作。听闻萨列里有新鲜出炉的作品，格鲁克和朱塞佩·多梅尼科·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也按捺不住好奇心，同席座上的听众一起观看排练。格鲁克对新硎初试的萨列里总是不吝长者的关爱和支持，意料之中地，他对排练成果非常满意。斯卡拉蒂虽然批评了歌词中几处语法上的微小错误，但仍然同格鲁克一样赞扬了这份作品。两位剧作家都向博切里尼表示，这部作品足够讨回观众的欢喜。有了两位笔大如椽的剧作家的积极反馈，萨列里不禁跃跃欲试，看到自己的名字张贴在海报上只是时间问题。首映大获成功，谢幕时掌声如雷。《识字的女人》在1773年还举办了布拉格的第二次演出。当加斯曼从罗马返回时，发现皇帝正在一次会议上演奏萨列里的音乐，对此加斯曼表示无比的欣慰，他以自己的学生为傲。这等功成名遂标志着萨列里正式告别了音乐学徒的身份，他完全称得上是风靡维也纳城堡剧院，冠绝一时的喜歌剧剧作家了。
在尝试带有格鲁克风格的一系列歌剧之前，萨列里已经写了超过五部的喜剧。其中，《阿尔米达》的剧本由马可·科尔泰里尼（Marco Coltellini）撰写，内容不乏魔法，英雄，传奇，爱与悲剧等元素。合唱团的安排，咏叹调以及独唱重奏的插入则全都交给了萨列里。《阿尔米达》开头的交响曲看似和故事本身文不对题，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萨列里在序曲中加入的格鲁克歌剧特有的风格。《阿尔米达》的剧情还一定地表现了事件先于音乐展开的趋势（剧本中写到乌尔巴多来到阿尔米达岛上——乌尔巴多正在攀爬一处通向遗世之境的悬崖峭壁，旁边密布的迷雾之下是将要袭击他的怪物）
六年之后，格鲁克开始独立创作剧本，他为萨列里写的《威尼斯博览会》成了后者笔下旷世无匹的音乐著作，在整个欧洲巡回演出达到八次之多。这部作品描绘了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三对男女——贵族，中产阶级和普通人。这部歌剧展现的剧情少之又少，但公众仍然很喜欢，因为这部歌剧完美贴合了人们自己口中描述的社会面貌。1785年，利奥波·德莫扎特在萨尔斯堡观看了这部剧的演出，他对其大肆批判——这部喜剧情节平淡无奇，内核乏善可陈，又过时老套，里面的音乐完全缺乏和谐性；对角色结局的处理只能说是勉强可以忍受；作品的主题一如往常地充满了意大利作曲家们特有的愚蠢，完全有悖常理……诸如此类。而对于萨列里而言，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是他的喜歌剧《女店主（La Locandiera）》。由多门尼克·珀基（Domenico Poggi，格鲁克《阿尔切斯特》首演中献唱的著名歌手，作家）根据卡洛·格尔多尼（Carlo Goldni）的原作改编。珀基还同他的妻子克里门缇娜·巴格里奥尼（ClementinaBaglioni）在此作首演时献唱。除了配合歌手们的实际能力，萨列里在作曲时还会特别地参照不同歌手独有的演绎技巧。作家细细雕琢，演员悉心演绎，《女店主》就在如此豪华的阵容和出彩的表演中一举夺得满堂彩。在维也纳首战告捷后，此作又巡演遍了整个欧洲。这部大作的成功奠定了二十三岁的萨列里身为剧作家的赫赫之名。
萨列里的名声传到了维也纳之外，除附近的德雷斯顿、曼海姆、布拉格之外，他的作品南及佛罗伦萨，北至哥本哈根，甚至斯德哥尔摩都有上演。萨列里平步青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料天降人祸，加斯曼不仅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还患上一系列并发症。自罹难后萨列里无微不至地照顾加斯曼，细心看护，付出的耐心堪比当年加斯曼提携萨列里，一直到1774年1月恩师去世。同一年萨列里组建家庭，并且将创作重心转向了器乐。他写了一首管弦乐协奏曲，两首钢琴协奏曲，一首长笛双簧管的协奏曲以及一首小提琴，双簧管和大提琴的三重协奏曲。这些作品有时候可能会在不同声部的编排上显得尚待精进，但平心而论，他的作品非常优美，华丽而富有戏剧性（比如B大调钢琴协奏曲和长笛与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一小节的乐句）。萨列里更多谱写器乐作品的同时，约瑟夫二世也开始更多的参与戏剧，这对于萨列里日后的长期创作是件好事。萨列里接受了约瑟夫的指派，上任维也纳意大利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一职，也算是继承了加斯曼先前宫廷室内作曲家的位置。1776年，约瑟夫二世对宫廷内的戏剧作了新的安排，搬上舞台的多是口语化的剧目，这样一来，留给萨列里写歌剧的机会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萨列里为意大利的剧院写了五首歌剧（包括米兰，威尼斯和罗马的剧院）除了《欧罗巴的现身（l’Europa Riconosciurta）》，其他四首都是喜歌剧。另一部严肃歌剧，是受委托用来庆祝斯卡拉歌剧院的开张。在萨列里诸多的喜剧作品中，《嫉妒之学校（La Scuola de’ Gelosi）》这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于萨列里，就如同《费加罗的婚礼》之于莫扎特。1777年，约瑟夫二世委托萨列里写一篇即将上映的德国小歌唱剧，观众主要是来到国家剧院的德国士兵，用于慰劳军队。这部《烟囱工（Der Rauchfangkehrer）》是萨列里仅有的两部德语作品之一，收获好评如潮，直到它的光辉被莫扎特的《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Serail）》所掩盖。1782年，格鲁克正准备写一篇巴黎的歌剧。但由于身体抱恙，无法长途旅行，格鲁克只好将这个任务连带着约瑟夫二世的一纸介绍信转交给萨列里。萨列里受命去到了巴黎，监督《达奈得斯姐妹（Les Danaides）》的制片。这出成功的法语悲剧给萨列里带来了铺天盖地的订单。一时间，萨列里既要埋头维也纳喜剧的创作，又不能落下法语悲剧抒情诗，甚至还要同乔瓦尼·派西耶洛（Giovanni Paisiello），马丁，以及莫扎特相竞争——之前约瑟夫二世开始重新关注喜歌剧，并发布了一定数量的委托，请各路知名作曲家为他作曲。正为议院工作的音乐编剧，洛伦佐·达·蓬特（Lorenzo Da Ponte）和萨列里合作写了《富人一天（Riccod’un Giorno）》，他们曾多次共事，写出了不少流芳百世的美篇。但不谙世事如达·蓬特——他居然将后来的成功都归功于和莫扎特的合作。萨列里最辉煌的法语歌剧《塔拉雷（Tarare）》也是和达·蓬特的珠联璧合之作。鉴于剧院理想的入座率，约瑟夫二世命两人将博马舍（Beaumarchais）的《塔拉雷》原版改编成德语再映，德语版本是准备献给奥地利的弗朗茨大公（Archduke Franz）和符腾堡的伊丽莎白殿下（Elisabeth of Württemberg），庆祝两人喜结连理。自然，原作中大量的政治象征意义都经过了达·蓬特的删减，成品被易名为《阿克苏尔（Axur re d’Oemus）》，在1788-1805年间的维也纳f反复上演了百余次。1788年，约瑟夫任命萨列里作为新的宫廷乐长，萨列里开辟了霍夫丘斯卡佩尔（Hofmusikkapelle）这一宫廷乐师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任期（1788-1824）——整整三十六年。之后的十年，乐师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宗教音乐和宫廷礼拜堂的管理当中。1790年，约瑟夫二世驾崩。转眼又是十年，失去了先皇的恩宠，萨列里只得委身于维也纳剧作人员中最不起眼的偏职。利奥波德二世将萨列里降职调任为乐团的指挥。而萨列里同意的条件是，每年要为宫廷至少写一首歌剧。革命爆发，法国的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巴黎的创作之窗被倏地关上。原先的合伙人达·蓬特也早就离开了萨列里，只剩下萨列里囿于同莫扎特的“激烈竞争”。18世纪90年代，萨列里走向了低谷，只作了六部歌剧，且无一例外反响惨淡。1804年，萨列里的最后一部歌剧《黑人（Die Neger）》也没能挽回没落的名声。要想在事业上找回为数不多的主动权，萨列里只有最后一条路——教堂音乐。在宫廷乐队之外，萨列里还有其他临时性的职务，比如音乐家协会（Tonkünstler-Societät，由加斯曼创立，是一个旨在向失去了音乐家丈夫或父亲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的慈善组织）的会长。1815年，萨列里曾加入维也纳议会的音乐团队，作为记事音乐总监。不仅如此，自身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萨列里，也逐渐转向了教育，致力于音乐的传播和教育。贝多芬，舒伯特以及其他后来彪炳史册的音乐家都曾在年轻时向萨列里讨教，耳提面命最多的是萨列里口中意大利音乐的诗歌意境。
细数生平，就音乐功绩而言，萨列里毋庸置疑是同时期作曲家中风华绝代的璀璨明珠。尽管作品饱受质疑，名声遭遇玷污，但萨列里仍然是一位热爱音乐如同热爱生命的音乐家。他在最灿烂的年华有音乐相伴，在生命日薄西山时秉烛照明；他的热忱不亚于星火燎原，他的光辉增益千秋，福泽万代。
后记：
想了想还是来lof发发，首先感谢110老师的原文分享和友友们的支持
从年少失去双亲来到异乡学习音乐到功成名就桃李天下，萨列里比同时期的音乐家都经历的更多，既有前辈先人舟傥来接，如旭日东升踏入维也纳乐坛，又不乏宵小之辈流言诋毁，垂垂老矣还被蜚语指染…长久以来，莫扎特之死的谣言像阴影一般纠缠者这位无辜的音乐大师，但撇去所有莫扎特和萨列里的谣言，这两位音乐大才不过一人是“the one whom people chase for”，一人是“the one whom people come to”。无论如何，萨列里的作品都应当是天上明星而非遗声坠绪。译者只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将历史长河的漫漫黄沙从这颗明珠身上拂去一二。
最后，如果您能赏脸观看并喜欢上萨列里的音乐，译者将不胜感激！
Friley Lake
2023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