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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走近和阐释诗人穆旦，透过其诗歌文本可能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途径。由于种种客观的或主观的条件制约，认真盘点，若与前辈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穆旦作品的数量并非是最多的，他生前只出版过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从他去世之后陆续面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来看亦然。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20世纪30年代西南联大期间，应属于穆旦的写作青春期，或称浪漫期。这一时期的穆旦被英国浪漫派诗人巨大的诗风笼罩和影响着，他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对宇宙人生奥秘的探求，带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怀疑精神，体现在创作上同样与浪漫诗歌的气质和路数较为吻合，即他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那时，穆旦所写的诗作如《野兽》《在旷野上》《园》，多以浪漫抒情为基调，有野性的呼喊，有象征的语义，也有惊人的自剖意味。但当时的穆旦与现实的关系，正如其诗行间充满的紧张感一样，在创作心态趋向上更多的是急切而焦灼。“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在旷野上》）这种带有情绪起落的单纯抒发，在严格意义上尚未能真正打上诗人个性的烙印，而是徘徊于现代与先锋，抑或浪漫与现代之间。

进入20世纪40年代，经过一番打磨和沉思，从自我独白到自觉内省，驱使诗人迅速转变了诗风。从此，穆旦开始在先锋的战车上滚滚向前，并迎来了诗歌创作的黄金期：一边与九叶诗派同仁自觉地拓展新诗现代性及展开诗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即运用“现代手法”对“现代经验”的把握和处理。一边把笔触伸向更为开阔的空间，具体地说，那是九叶诗派所彰显的“感性与知性融合”及“新诗戏剧化”等的诗学主张和共同追求；既有清醒而理性的自我解剖精神，又能回到现实生存中，关注人情世态、关注个体生存境况，或以透视历史的眼光，对民族命运、文化、人性进行现代性反思，这是穆旦诗歌在这个时期的基本写作伦理和精神向度，且作为独特个体展示出自己的个性情调。

这个时期对于穆旦而言，是他能自觉地从浪漫主义的激情转入现代主义的智性与沉思。尽管浪漫派诗歌曾经解放或丰富了他的抒情形态，但对于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并未提供实质性的启迪。穆旦的诗歌旅程于是大胆而集中地吸取西方现代性的长处，一方面深刻地表现现代人独特的情绪体验和智性思考；另一方面又以理念为出发点，通过艺术想象捕捉意象和细节，展开了新一轮的写作，相继为诗坛贡献了部分带有超前意识且颇具分量的诗篇，如《出发》《我》《赞美》《诗八首》《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春》《合唱》等重要文本。

写于1940年11月的诗作《我》，写出一种锁在“荒野”里的自我形象，明显地受到艾略特名作《荒原》的影响，诗人企冀寻找自我本真，渴望冲出现实的樊篱，但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样，现实常常以痛苦和失望来回报诗人的追求。“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酷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这种个人灵魂被割裂的痛感或孤独感，仿佛让诗人陷入一种生存窘境和不确定的紧张状态中。于是，“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三十诞辰有感》）。面对残忍的现实，穆旦并没有在玄想中过度沉醉，而是把笔触延伸到自我以外的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感知。他以《赞美》发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他以《出发》体验个体在历史中的心灵阵痛和丰富的痛苦。当他置身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以冷峻的笔墨呈现出北方原野苍茫而沉郁的风景：“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当无声的雪花飘落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和大车时，我们倾听到诗人对于现实中国的关切和民族命运的忧患相互交织的心声，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从字里行间溢出。

可以说，穆旦通过各种不同诗歌文本的贯穿互动，形成了相互诘难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被公认为穆旦代表作的《诗八首》，其中三种力量的矛盾与亲和，足以领略到其诗中复杂的思维、线团化的情感和丰富的结构。郑敏说：“这组诗留给我的影响不再是那枝节的精美，而是它的哲学高度，个人爱情经历与宇宙运转的联系，这个层次是不能单纯从对有形结构的分析中得到的，只有重新回到‘神’（或踪迹）的高度时才能进入这一层的欣赏和理解，这是一层本质而无形的最高结构”。也因此，穆旦才被公认为“九叶诗派的旗手”，代表了九叶诗派的现代性探索，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派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所可能达到的深广度。

诚然，穆旦致力于驱动中国现代派新诗在中国新文学中站稳脚跟，成为足以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鼎足并立的一种诗歌方式并非易事。他出版的三部诗集及创作高峰期，正是中国的民族抗战，以及争取人民民主的解放战争这两个历史阶段，当时艾青、冯至、卞之琳等卓有成就的诗人的创作正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九叶诗派的主将，尚且年轻的穆旦要在诗歌写作上有所作为，势必要进行一番艺术上的“突围”，但又不能盲目而为。因而他极力反对那种“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的热情而浮泛的诗，又充分肯定艾青的《吹号者》是“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揉合”。

1940年3月和4月间，他在《大公报·综合》（香港版）上，接连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诗评文章：《他死在第二次》及《〈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文中特别强调艾青诗歌作品与中国土地深刻相连的“本土性”。同时强调卞之琳诗歌代替“自然风景加牧歌情绪”的“旧的抒情”，是“有理性的鼓舞人们去争取各样”的“新的抒情”，即增强诗的智性成分。穆旦所思索的是对中国因抗战而开始走向新生的现实，“我们的诗运又该采取哪个方向呢？”这个问题后来被诗人徐迟做出了回应——是“抒情的放逐”。而这，正是“新诗唯一可以凭借的路子。”这条路子所指向的目标，就是创造中国的现代诗。

因此，让笔者感兴趣的是，穆旦为什么会重新引起广泛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固然与自身的诗歌写作及其学术界所引发的“重写文学史”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有关，但这又不完全归结于他个人因素，同时也是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学术文化生态对他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倘若把穆旦放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谱系中，看得出他并非是从天而降，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文化人（作家、学者）可以互为比照。一种是类似林语堂、张爱玲等属于文学研究界再发现之后，重新进入文学史书写之中，或因此而成为商业社会借用经典话语在大众的消费中演化；另一种是类似陈寅恪、顾准等热点人物，作为文化偶像被绘成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对于穆旦而言，他似乎同时具备这两种类型的元素，因他具有多重身份，既是诗人、翻译家，又是教授、学者。

尽管跟林语堂、张爱玲热与陈寅恪热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内在理路是相似的，皆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和借用，它们共同构成为90年代中国大陆一道斑驳陆离而又意味深长的文化风景线。穆旦在前后不同时期书写的代表性诗作，尚有诸如《原野上走路》《裂纹》《被围者》《隐现》《控诉》《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隐现》《冬》，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说早期穆旦诗歌充满了丰富的痛苦性，以及在“绝望”中充满希望的奇崛生命力；那么到了晚期的70年代，即便个人遭遇困境，写作基调是悲观的，却有一种“悲剧崇高之美”，其指向乃是关注人的悲剧性存在。堪称为诗人“压卷”之作的《冬》体现得相当明显，足以代表穆旦晚年的成就，当可视为百年新诗史上的一份沉重记忆和一面精神镜像。或许这是身处诗意匮乏的贫困年代，穆旦为百年新诗和中国新文学留下的一份特殊的心灵档案。

迄今为止，对穆旦的研究尽管已经得到了充分展开，具有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达成了较多的共识，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些研究成果同时集中反映到已经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透彻，仍然潜在着可供挖掘的巨大空间。看得出，多数评论文章只热衷于对穆旦的诗歌世界写了什么、象征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或者因研究的偏重，多集中在为他确立诗歌（文学）史地位，以及对其诗歌文本的细读等方面，却往往忽略了在作品与作品之间长久的沉默中，诗人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思考；甚至忽视了诗人前后期截然不同的处境，造就其不同的诗歌风格之间如何切换和生成等问题；此外，穆旦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背后隐藏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的诗作与战争、与民族、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穆旦在生命晚期为自己破除了固有的创作戒律等等，也包括对他的翻译艺术及其由此引申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思考与互动，这些似乎更是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些话题同样具有深层次的价值，有待于诗歌界和学术界做出更为深入的发掘与探究。

作者简介丨庄伟杰，闽南人，旅居澳洲，写诗写评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现任《中文学刊》社长总编，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驻院专家。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论文及书法等入选三百余种重要版本或年度选本，至今出版专著20部，主编各类著作70多种，发表400多篇学术论文及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