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FTER-网易轻博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通辽的最后一夜

乔 辉

    一

    整整二十八年前。

    一九八九年，那是一个夏天。我考到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校址在通辽——一个遥远得无法理解的地方。因为之前，我的“游历”只是沿着集二线，向南五十公里朝拜过集宁，向北五十公里访古过土牧尔台。其他中外所有城市，我基本都熟，但全是地理名词。

    临行，父母叮嘱：孩子，听说东部区人厉害，打架动刀子，千万不要惹人家啊。 

    然后就挤上草原列，真是“二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在火车咣当中，两天一夜，一千六百多公里，记得非常清楚：当火车掠过黝黑的夜晚和旷野，车窗上映出自己清瘦的面庞——那分明是一个弱冠少年，正拔剑四顾，踌躇满志，准备修齐治平，报效国家！他正急切地渴望着那个听说比集宁还要大的城市，他要赶去那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他的人生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当个诗人。

    二

    入校入舍，喧哗和骚动过后，进入通辽的第一个夜晚。八个人排了座次，因东西部语言差别较大，西部人木讷寡言，东部人则一副东道主派头，滔滔不绝，记得有人提议：听说一个女生宿舍排了大姐二姐三姐，不如我们把排序改为“大姐夫二姐夫三姐夫”更妥帖，疑似如此便可提前占座云云。

    早晨洗脸，发现自己的脸盆还没到，因托运总慢于客运。我用标准的乌盟话对来自扎鲁特旗的四哥说：“我借一下你的盆子”，四哥诧异“什么？借胖子？！”，我赶紧加上肢体语言，比划出一个又大又圆的盆子状曰“我要借盆子”，四哥一看手势，越发坚信我借的是“胖子”，啊？胖子怎么借啊？！

    通辽给我的第一个人生启蒙就是：沟通很重要，起码要学会普通话。许多次我用标准的乌盟话天花乱坠时，就有通辽同学夸我：“你这蒙语讲得好啊！”

    一次，隔壁宿舍乌盟同学搂着通辽同学的脖子问“你TMD中午去哪儿了？”，结果可想而知——你问候谁也不能问候我母亲啊！很快，噼里啪啦，少林武当，一场混战。其实，在西部方言中，“TMD”在个别语境中，有亲昵的意味。

    还有一次，一通辽同学讲笑话，朗诵一首诗：“啊！大海，都是水！啊！骏马，四条腿！儿摆！”通辽人笑倒一片，乌盟人个个呆若木鸡，这有神马可笑？其实，通辽话中，“儿摆”有“骗你是孙子”之意，此笑话的精髓恰恰在于一本正经地把常识诵成诗歌，欲扬先抑、引爆笑点也！  

    通辽给我的第二个人生启蒙就是文化有差异，差异即魅力，若想游刃有余，必须东西文化融汇贯通。

    三

    我很快就找到了消弭文化差异的捷径——扎旗二锅头（通辽散白亦有同样功效，宁城老窖效果最佳），让人惊喜的是，同学们也都找到了这条路，殊途同归。于是，酒精、荷尔蒙和诗歌、友谊、梦想混杂在一起，这或许就是青春的味道吧！

    在通辽，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白天昏昏沉沉上课，每当夜幕降临，学校边的小酒馆便人声鼎沸灯火辉煌。男生们一起吹牛逼，豪情万丈时，就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失意落魄时，就是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失恋孤单时，就是寂寞的鸵鸟，总是一个人奔跑…… 谁让我们是中文系男生呢？那时真是年少轻狂，目空四海，会背唐诗三十首，就要去经天纬地、救人类于水火，正如孙悟空同志所说：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身怀七十二变，不畏八十一难！无限自大又无比自卑，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每个人在少年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说，农耕的乌兰察布滋养了我的血脉，那骑射的通辽就铸造了我的筋骨，我人生中至今还存留的一些豪爽气概，就是在通辽的七百多个夜晚的小酒馆，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少年侠气

    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

    毛发耸

    立谈中

    死生同

    一诺千金重

    四

    通辽的另一个夜晚，给我的人生启蒙无疑有点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但至今讲起，没人相信。

    那晚自习后，和五哥回宿舍，路过一个小操场，我眼神不好，隐约看到不远处人影绰约，想凑近探个究竟。五哥拉住我：“那是涛哥。”涛哥没问题呀！我的结拜哥们，走，打个招呼去！五哥拉得更紧了：“不行！某某也在！”某某也没问题呀！同一诗社的美女，好朋友！更应该过去打招呼！五哥干脆把我抱住了：“不能过去，他俩正接吻！”

    我当时无限地纳闷啊：我知道他俩在谈恋爱，谈恋爱就谈恋爱嘛，为什么要接吻呢？当晚，宿舍的兄弟们差点笑死，还专门成立了扫盲队，给我普及恋爱知识。

     涛哥已失散多年，但这个狂放不羁、坦荡磊落、大俗中蕴含大雅的哥们却是真正的才华横溢，他的一首诗成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标签，也成了我们这班狐朋狗友专属的接头暗号：

    我们把爱情

    绑在木桩上

    然后  瞄准  开枪

    爱情依然微笑

    我们却遍体鳞伤

     感谢那个夜晚，让我“学业与酒量齐修，人生共爱情同悟”。多年以后，在珠海混迹于传媒、围棋两界的冯同学请我喝酒，这个浑球居然从始到终只谈风花雪月，绝口不提当年酷爱的千古文章。

    看来，修爱才是人生的一门大功课啊。冯浑球还建议我要感谢扫盲队全体成员。

    五

    两年的酒渴词狂、笑傲江湖，在学业临到终结之时遭遇到人生的第一次大挫折，纷纷扰扰，一地鸡毛，很快到了通辽的最后一个夜晚，一个叫“合家欢”的小酒馆，一场为了分别的聚会。

    那晚瓢泼大雨，水可没膝；我们鲸吞海饮，酒泪沾裳。

    深夜了，谁也不想回。我、四哥、曹流氓、涛哥几个人搂着，站在大雨中的科尔沁大街正中央，任雨水浇透，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对着往来疾驰的车辆呐喊：“操！来撞死爷吧！”

    可能当时，都希望以这样的极端方式来拒绝分离，一起永生。这些家伙，就是两年前父母还担心的那帮“东部区打架动刀子”的人，一帮外强中干的坏蛋，一辈子的哥们。

    流水落花春去也，往事不堪看。

    直到今天，每每酒到酣处，就想起北岛的句子：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时光在梦中消逝

    醒时已白了头

    本来人到此已无求

    为什么心里不甘休

    人生黯然回首

    好像从未享受

    只是不断看海市蜃楼

    不断地失去好朋友

    想停留不能停留

    怕分手偏要分手

    这难道就是生活的节奏

    若时光能够倒流

    我怎把生命重走

    不要只为你等候

    再重头奋斗

    挥一挥衣袖，我回到家乡乌兰察布，开始了新的人生。

    乔辉，男，文学院89级中文专科班校友，现任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内蒙古分社社长。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故乡

张艳艳

2002年，我在中国西北某县城结束高考，自西向东，经26小时硬座车程，两腿僵硬地站在东北小城——通辽的站台上。宿居民大新区二号楼，与02中文本甲班的96个孩子为伴，开始了我的大学。2006年，我毕业。

我对民大的怀念，从离校那一刻，便开始了。

2018年，我34岁。毕业12年，借着一个深夜，思念恍如昨日的事情。

一、 相遇

参加高考之前，中国的几千个大学里，我一个都不认识。再也不用做题，不用背书，可以留长发，穿裙子，可以认真考虑喜欢一个擅长奔跑的男生，最关键的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小说写日记……这是高考前我对大学的全部认知和期待。

高二时，我哥高三。他替同学领了一张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内蒙古民族大学”。

我在中学阶段不是勤奋好学的孩子，最开心的事是看小说和写日记。在写完一个翠绿色日记本的时候，迎来了高考。报志愿时，只想走得越远越好，唯一的要求是中文系。想起一年前别人那张录取通知书，便选择了民大。

就这样，民大成了我的大学。欣喜的是，一夜之间，它满足了我好多个心愿。听说很远，听说那里的冬天会下很厚的雪，听说那里的东西很便宜，听说那里的人很豪爽，我可以在东去的列车上漫天幻想一天一夜，可以学中文，只要我愿意，可以将所有的时间用来写日记。

二 、初见

    我在一个下着雨的秋夜离开了县城。母亲执意在我的书包里塞了几个月饼当口粮。夜色混着黎明的呼和浩特火车站熙熙攘攘，1458次列车的汽笛声，悠长多情地带我一路向东……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我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漫长车程，心想它完全可以更漫长。18岁的我，守着一个窗口，以欣赏风景的姿势，做好了期待明天和幻想未来的所有准备。

2002年9月12日上午九点，我走出站台，看到了通辽。

一个一眼望去略为空旷和单调的小城。天很高，空气很透明，太阳很近，紫外线晒到皮肤上很痛。

深夜，我住进新区二号宿舍楼的415舍。五个陌生的姑娘与我问好，其中有四个人是短发，三个人的口音一致，两个人很亲密。后来知道，两个亲密的伙伴本就是高中同学，三个口音一致的都来自赤峰，四个短发都爱学习。唯一留长发、字正腔圆、不爱学习的姑娘，叫刘妍。我拿月饼给她们吃，她们大笑着惊叹月饼居然没有馅。其实，我也惊叹，月饼怎么会有馅。

刘妍对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多次形容我冷若冰霜，且对于我连续穿了近50个小时才脱下来的一双鞋的味道念念不忘，可她却是此后四年与我最心有灵犀、最臭味相投、相伴最久的人。

第二天一早，郭子在镜子前夸我漂亮，这是我在异乡收到的第一个赞美。军训第一天，我晕倒了。刘妍说，你那么认真干嘛，教官不在腿就弯一弯嘛。后来，我再也没晕过。按照韩光华的提议，我开始每天为她们读一段日记。某个军训结束的傍晚，旁边一个短发姑娘与我聊天，得知我来自呼和浩特，马上吐出一口西部话，并于当晚迅速找到我的宿舍，以长姐自居，决定从此关照我的衣食住行，这一关照，便是四年。她叫蔺慧珍。

徐春辉惹我喜欢的原因，是她甘于在我们排练的迎新节目中扮演丑角，并在一个我郁郁寡欢的夜晚，声色并茂活灵活现地为我表演了八路军和汉奸的样子。为了逗我开心，翻箱倒柜找出肥大的裤子和红腰带。我捂着肚子笑了一个晚上，我的笑声不仅惹出了眼泪，一定还顺着长长的铁路线，传到了呼和浩特，告诉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在通辽，我开心地笑了一夜。

这是我入大学后身边的第一群人。她们微笑，客气，夸奖我，与我寒暄，处处谦卑，事事友善，我看不到她们任何缺点。世上最完美的人，是初见。

三、阅读

一是因为专业的缘故，各科老师会在授课前后，指定阅读书目，中文系的孩子们便蜂拥至东区那个陈旧的图书馆，如饥似渴，感觉祖国栋梁指日可待。二是因为我在大学里空念旧情不曾涉足花前月下，便有的是大把时间。窝在床上看书基本是业余生活的主节奏。

入学后专心看的第一本书是《红楼梦》，百年名著自有它的魅力，虽然多处看不懂，但书中多番情景，不止一次地入了梦。后来上文学评论课，听着李晓梅老师大段大段背诵红楼梦的时候，我会时而觉得她是宝钗，时而觉得她是黛玉，时而听到秋风敲窗，时而看到花谢花飞。这般入戏太深的感受，大学里经常会有。但也只有放纵自己掉入书的沼泽里，才会在爱与痛、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中得以重生。我也是在无数别人书写的故事里，在无数次为别人而痛哭或欢笑的过程中，在无数个阅读过后幻觉丛生泡沫破灭的深夜，逐渐看清楚自己。

2003年，呼吸道传染病“非典”来袭，我们被封闭在宿舍区。每日听男生楼里周传雄唱着“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然后在阿杜《坚持到底》的歌声里，闻着84消毒液的味道，一本接一本地读租书屋里租来的书。每读完一本，我都会在厚厚的日记本上写很多19岁的心情。等到疾病和惶恐终于离我们远去，人们的面容和空气重新变得欢快而清澈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在埋头苦读的一小段时光里，迅速地长大了。

阅读，不仅让我发现自己对美好感情的顶礼膜拜，也让我准确地感受到了我与文字之间的缘分既深且长。尽管它们洋洋洒洒浩如烟海，但当我在许多个字里行间真切地抚摸到心脏的所爱和所恨的时候，我也殷切地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每个转角，都能遇见最好的自己。

跪拜——我读过的每一篇文章。跪拜——我读过的每一个字。如果说，我不曾老去的心里，也有过雄关漫道，那也是因为你们，手牵手肩并肩，我站在你们的肩膀，才能看到我的祖国苍山如海飞鸟如烟。

四、师恩

想起文学院的老师，便觉惭愧。学习上并没有很认真，没有尽到全力，一定有过辜负，但对他们每个人的敬意，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折扣。

对班主任魏秀艳老师始终心存感激。毕业时，我在择业无果的情况下，饥不择食地加入了“三支一扶”计划，被分至某乡镇就职。就职前，又考入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办理入职手续时，被要求尽快解除之前的“三支一扶”协议。我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心急如焚，最终是魏老师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学校帮我办理了各种手续，用最快的速度传真给我，我顺利上岗了。许多年了，想起她，便会想象那个瘦小的身影穿梭在校园里为我奔波的样子。

同样忘不掉的，还有孙林老师的帮助。大一，办理助学贷款，要求两位有固定收入的人担保。我一筹莫展地在东区和新区之间走来走去，举目无亲的通辽，哪里去找两位担保人。12月，下着雪，很冷，因为无助，天气变得更冷了。走进孙老师的办公室，眼泪便吧嗒吧嗒掉下来。孙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轻松地说，这还用哭，我给你担保，再加上魏老师，够了。像寒冰一样被冻得结结实实的心立刻融化了。

四载春秋，每个老师的音容笑貌都如春风化雨，清爽明亮地留在了我的日记本里。也相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得见，他们一定在文学院的教室里、讲台上，祝愿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五、友谊

虽然我们很规矩地听了四年的课，很本分地听了老师四年的话，虽然我们的外交活动基本只在宿舍与班级成员之间开展，但并不影响友谊在96个文科生世界里开花结果。感动他们总有那样真诚的欢笑面对如此平凡的我，感动他们总记得我们曾一起走过的日子，感动他们总有待我如春的热情和单纯。

我在宿舍年龄最小，抗挫折能力最差，情绪波动也最频繁。我因为各种烦恼哭红眼睛的时候，她们就拉着我的手，给我找出全宿舍最漂亮的衣服。她们是这个世界上第一群称赞我化个妆就貌美如花的人。只要是我唱的歌，不管好不好听，她们都会给我热烈的鼓掌。她们从未挑剔我的欢笑和眼泪是否应景，她们从未责备我任何伤害她们的言行。当我拉开怀念她们的闸门，我抵挡不住时光机在十多年后的耳边轰鸣作响，也抵挡不住那些如潮的画面汹涌地唤出我想念她们的眼泪。亲爱的时间，如果可以，会不会可以，在有生之年，能让我有机会在她们怅然若失的身边，点亮一盏灯，亲口告诉她们，我深爱她们每一个人。

六、青春

2006年7月6日，我卖掉宿舍最后一个暖瓶，伏在空荡荡的木头床板上写完了最后一篇日记。除了没能做到认真喜欢一个男生，四年前的期待全部如了愿，最满意的，是我终于不负时光密密麻麻写了四年的日记。

下午三点，我走出东区二号宿舍楼。

在南门登记离校信息时，右手有一点抖，心情也有一点。出租车上，给老师发了一条短信告别，短信很简单，但心意很隆重。

隔着时光，再想青春。无论是绞尽脑汁逃课的你，还是在失意街头任性醉酒的他，无论是曾为一件小事吵到面红耳赤的我们，还是曾为一件更小的事大打出手的他们，无论丰厚的奖学金曾怎样惊喜地装点过我们十年寒窗的最后一程，无论廉价的口红曾怎样涂满年轻的人生，无论酒瓶和烟头曾怎样挥霍过冲动的荷尔蒙……每个人的大学都是他生命中最不可遗忘的一场盛宴。我们在这场盛宴里举杯欢笑，我们在这场盛宴里如沐春风。但当这段时光终于在岁月长河里成为五年前、十年前或者更多年前的事情时，当我们站在人生另外的阶段想向它挥手致意的时候，我们望着那一场散尽了的盛宴，热泪盈眶。

七、再会

2016年7月，毕业十年。

我在呼和浩特开往通辽的1818次列车上，睁了一夜的眼睛。一会儿想起十四年前硬座车厢里的那26个小时，一会儿想起离校签退时头顶那个硕大炽热的太阳，一会儿想起检查我们背诵陶渊明的于老师，一会儿想起非典时新区门口那个租书屋里的琼瑶……不知道班里那些不喜言表的男生还会不会躲着迎面走来的女生，不知道二号楼的乖乖女们有没有成长出一点点奔放，不知道通往北区的路上，还有没有裹着纱巾的东北女人煮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她们是不是还会扯着嗓子热情地唤你“老妹儿，吃点啥？”，你给她一块五，她就给你一个过分粗大、土豆丝包都包不住的卷饼。

红烧牛肉面的汤多年不喝了，可日升超市三角钱一袋的方便面，还是隔着十年的时间，硬是将碗底最后那口味精味儿窜到了舌尖。烧茄子豆角盖被锅包肉，终于可以想吃多少吃多少，却再也做不到狼吞虎咽。

再次站在通辽的土地上，站台的方砖没有变，站台外面却除了阳光依旧那般灼热之外，全然陌生。默默地清点着闯入眼底的东西，街道宽多了，还有了那么高的楼房，出租车不是夏利了，居然也堵车，新世纪大酒店怎么看着不那么雄伟了，城北为什么空降了一座新城？通辽的小伙子以前有那么帅么？大碴子味儿还是那么好听。

刘妍敲门的时候，我没能分清自己想哭还是想笑，思绪瞬间翻滚在旧事的沼泽里，笑到牙酸与蓄满眼泪。

和同学们相会的路上，我和刘妍将统一制作的体恤衫丢在了出租车上。这是我第一次乘出租车丢东西。对我们过分兴奋带来的魂不守舍，我没有更好的解释。我想了想，若是索归无望，便是通辽对我们不舍，就如当年我对民大的不舍一样。我曾在欲走还留的宿舍，执意拽过一根头发留在床头，以期那个没有生命的空间能更久一些留有我成长的痕迹。通辽，亦在索要我们的东西吧。

见到老师是个意外，现代文学老师那个谦谦君子依然谦谦如斯，令他口中朗诵过的那些诗文瞬间回到耳边，比如那是一潭死水，比如那个幽长幽长的雨巷，和那只着了火的凤凰……

几个女生扯着玉莲身上的浴巾笑抽了的样子，回到了大学宿舍。那些曾经关于身体的探讨，从欲说还休的青春少女到咧嘴大笑的为人妻母，无疑，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无关好坏，都是人成长的过程。都说是地球引力太强大，吸引皮肤和器官如何不受控制地下垂。可哪一寸改变不是独一无二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饱满而年轻便是好的，松弛和年长便是不好的。接受每一天的衰老和期待每一天的长大一样，都只此一次，都不会重来，都很庄严，都值得珍惜。

我们在东区南门讨论徐春辉会如何走过来，我学了她裹包前行的小碎步，郭子学着她的语录。等到徐春辉果真小碎步跑来，又将语录脱口而出的时候，我们笑弯了腰，门口的保安大哥也看着我们笑了。他一定惊奇于我们对一个十年不见的朋友有这般准确的判断，但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笑声更加热爱和忠于他的职业。如果我是他，我会想，原来民大还有这样可爱的女学生能准确地聊着她们十年前的朋友。一语中的是需要苛刻条件的，我们的条件是，徐春辉在我们眼里，一直是个透明的人。

人文楼的楼梯还是那个脚感，216成了204，但教室里还是那个温度。礼堂以前就那么矮吗？东区二舍怎么夷为平地了？旁边那个二层小商店，有一回买山楂片我还欠那里一角钱。校园里走动的学弟学妹怎么那么清纯，十年前的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吗？

不知道每年的暑期是不是都会迎来大规模相会的旧人。我们总会遇到成群的队伍在教学楼拍照、合影，像我们仰着头大笑，又抬起手抹一抹眼角。

北区操场终于没有土了。我们全体土猴儿在北区军训完回到食堂，大二以上漂亮的师姐会温柔地冲我们笑，回到宿舍才发现，只有眼睛和牙齿是本色。

一个学生骑着自行车与我们擦肩而过，我又想起我们那些坚如磐石经得起风霜雪雨、扛得住烈日沙尘的自行车。与此同时，仿佛又听到春末五月，午睡中，楼前自行车在沙尘暴里排山倒海地倒下，刺耳的声音传到今天的耳边，竟成了悦耳的乐曲。

某个楼前，我说，三楼右数第三个窗口，有过一个帅哥。郭子说有多帅，我说不像来自人间。郭子说，你只怀念帅哥，我说，其实我是怀念我曾在民大看帅哥和想心事的日子。我们在这个校园里憧憬期待过的爱情终究落了空，或许不是因为没有那个人，而是找得不够认真吧。而身边人，都是在我们格外认真的时候出现的，缘分或是福分，都只此一次，都很庄严，都很神圣，要去敬畏每一段时光里的每一份心意，茫茫人海，不是和所有人都能相遇。

理发店和澡堂都不见了，食堂还是粉砖绿玻璃，晾衣架上我丢过的棉被还有没有人在用，拐角处还会不会贴出舞会和小型演出的海报，扎着小辫子的男生还会不会在简陋的舞台上弹吉他，女生宿舍楼前是不是还有大量的男生靠着自行车等小女友梳洗下楼，眼神笨拙而热烈……

新区二号楼的楼门锁着，我们在玻璃门后面如饥似渴地张望，楼管阿姨走出来为我们开锁，我们齐声称谢。想起当年那个短发黝黑的楼管阿姨，总是紧盯着大门，火眼金睛总能看出哪个人不怀好意，随时防备小男生趁其不备擅闯，抓住便仔细盘问，劈头盖脸喊出去，好像楼里住的都是她闺女。

415成了生活指导老师的办公室。405的锁还是那样的锁，原本奶白色的门已经蜡黄，原本簇新的墙壁，已经挂了灰尘。楼道里多了摄像头，IP电话却不见了，不知道如今的孩子们捧着手机打完长途电话，还会不会有我们当年排着长队轮流使用IP电话之后的幸福感。

看着405的窗户，我想起了辛图雅。她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里让我一起听的那几首歌，至今还会被我单曲循环。每当我在琐碎的生活里找不到自己，每当我在前行时路遇红灯停驻不前，每当我在荆棘丛生的面前想重拾信心，就会想起一个熄灯前的夜晚，她边爬上床铺边说：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人。

大学生服务中心陈旧地出现在眼前，剥落的墙皮瞬间唤醒许多声音，阿杜，刀郎，小刚，周杰伦，老鼠爱大米，东风破，商店，书屋，小网吧，饰品屋，音像店……我问，它们都老了吧？它们在哪里啊？朴树轻轻地告诉我，它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同学们陆续离开了，想着他们身下四个车轮滚滚向前，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却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两日来徘徊在眼角的泪终于簌簌而落。

我要返回呼和浩特了。进站之前，回头自西向东望了一眼通辽，又望一眼，又望一眼……仿佛看到了十四年前那个小姑娘自西向东来到通辽的过程。她以前总是分不清蓝色和紫色，现在她分不清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她感受着的那些漫长而短暂，忧伤而欣喜，平静而汹涌，无知又无畏……

列车驶离通辽，耳边响起许巍的声音，“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娇艳，那是你衣裙漫飞，那是你温柔如水……”

张艳艳，女，文学院2002级中文本甲班校友。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中文系是一条河

 范云晶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

这是“莽汉主义”代表诗人李亚伟的名诗《中文系》的第一句。第一次听到它是在大学二年级，郭海军老师的《文学概论》课堂上，时间是1998年。仿佛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就是为了踏入这条具有诱惑力的“大河”，我选择了内蒙古民族大学（当时的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在那里，我有幸聆听许多德艺双馨的老师的教诲，获得文学的养料，最终与现代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在那里，我第一次品尝到奋斗之苦与成功之甜，第一次感受到思念之苦与成长之乐……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长河中最重要也最精彩，镌刻着奋斗、情感、成长印痕的四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七千个日子宛如细沙般一点点从指缝溜走，抓也抓不着，留也留不住。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岁月可能会无情地把胶原蛋白风干为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把一头乌发染白，把曾经的单纯异变为老练与世故，但是那段无法复制、无法返回、无法重临的，叫做“青春”的青葱岁月，已然内化为我们的骨血，虽未必时常想起，却从来不曾忘记。

很幸运，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与内蒙古民族大学有关，与中文系这条“大河”有关。

一、聆听的青春：“撒网”的教授与“咬钩”的老师

 “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当孩子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李亚伟《中文系》）

 “大学非大楼也，大师也。”大学四年是学生打好基础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在民族大学中文系的四年，我们97级本科班有幸遇到很多有见识、有学识的好老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飘满诗词歌赋香气的大门，让我们有机会享受一道道味杂意丰的文学盛宴。

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讲课风格各异，个性气质迥然：王智杰老师用她那特有的“娃娃音”，不紧不慢地教我们发音、带领我们分析句子成分，精准地诠释了什么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授课方式，宛如春天般温暖；崔绍范教授对于现代汉语修辞方法理解透彻，她讲课深入浅出，鞭辟入里，颇具大师风范。犹记得某一个夏季的夜晚，崔老师冒着大雨来给我们上课（大概是补课）。下课后，崔老师的爱人，中文系的另一位资深教授闫诚老师，冒雨来接崔老师回家。这两位老教授的伉俪情深让我深切体悟到，老师能够教授给学生的，何止是知识，还有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经意显现出的品行。

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史》学时最多，四学期的课程让我们有幸领略了四位资深大师的不同风采与才华。周双利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学识素养非常高。周老师虽然腿脚不大方便，但是每节课都能按时给我们上。通过他的讲授与念白，我们知道了“诗骚”。周老师兴趣爱好广泛，编诗歌通史，探讨武侠小说，样样在行。他是个有趣之人，天真得像个孩子，对于曾经养过的那只猫（可能是山东人的缘故，周老师习惯把猫字念成阳平），念念不忘。近两年，因科研需要，我在查找元代诗歌资料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周老师还是萨都剌研究专家！六朝文学史是陈广武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陈老师面容黝黑，个子不高，不知道是不是研习古代文学之人都属于典型的“腹有诗书气自华”，陈老师讲课、诵诗都自带韵律，仿佛所有知识都烂熟于心，方能谈论自如。前些年听说陈老师已经过世，但愿在有诗赋为伴的天堂，他老人家一切安好。刘永良老师主讲唐宋文学部分。他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研究都很有成就，我至今现在仍然珍藏着刘老师的大作《三国演义艺术新论》。刘永良老师为人儒雅谦和，讲课时声音抑扬顿挫。每每说完一句话，最后一个字的尾音都拉得很长，很像唱歌，婉转悦耳。这让我想到了刘永良老师与徐文海老师和齐福英老师共同演绎现代京剧《智斗》的场景。白显鹏老师人如其名——面色白里透红，脸上时常挂着亲切而腼腆的笑容，他主要给我们讲授明清文学。

讲授现代文学史的何俊杰老师，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就我观察来看，他有两大爱好：打篮球和朗诵诗歌。朗诵现代诗的何老师与赛场上伺机投篮的何老师，既是同一个人又判若两人。还记得在某一个阳光照射窗棂的下午，何老师深情地朗诵戴望舒的《雨巷》，那个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在他的声音中得以复活，而那一时刻的何老师也变成了发光体。由于讲课的投入和认真，何老师经常听不到下课铃声，于是特意嘱咐我们提醒他；更加有趣的是，同样是由于投入和认真，我们的提醒他也很少听到……李明军老师把他调入民大讲授《当代文学史》课程的“首秀”献给了我们班。李老师讲课语速适中，咬字较重，仿佛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发自肺腑般地令人信服。犹记得李老师在讲授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时，在黑板上写了小说两个反面典型人物“吃不饱”和“小腿疼”的名字，以至于此后我又得了一个“吃不饱”的雅号；郭海军老师教授的课程是《文学概论》，所用教材是童庆炳编著的，由中外文学理论拼凑而成的书。到现在我都记得期末考试时，诸如“期待视野”“陌生化”“隐含读者”这类饶舌的术语，怎么背也背不牢的窘态。郭海军老师个子不高，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躲着一双又圆又大的大眼睛。可惜的是，他的大眼睛只用来看书，讲课的时候却从来不看学生，他目光所及的范围始终都在教室后墙与房顶之间45度角以内。就是通过他那双智慧之眼，看到并传递给我了犀利反讽、幽默睿智如李亚伟的这首《中文系》，时至今日，我仍然对它情有独钟。

徐文海老师是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虽然他只给我们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课，但是其风趣幽默的讲课风格令人难忘。机缘巧合，2013年5月，在毕业十二年之后，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走廊里，再次见到了徐老师。他仍然如往昔一样，活力四射，迈着大步，疾步如风。也是在同一年的9月，我有幸在博士的课堂上再次聆听徐老师的教诲，那是曾经的师生缘分的一种延续。徐老师送我一幅题有“厚德载物”的书法作品，我把它当作老师对学生的殷切鼓励。

对我，应该也是对全班同学影响最大，是我们的班主任于东新老师。于老师旷达洒脱，虽称不上帅气但是非常儒雅。他如父似兄，不厌其烦地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以及方方面面。我清楚地记得在进入大学不久的第一次《写作》课上，于老师布置我们写作文，题目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都写滥了的题目，却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了“用心为文”的真谛。后来于老师还给我们讲授过《训诂学》等课程，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上课的时候身体随着说话的节奏和韵律，轻微地前后晃动。他对我们的好早已如春风化雨般浸入我们的心田。我们班里的很多学生都曾经得到他在各个方面的无私帮助。直到今天，许多同学仍然和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于老师教会了我上进、正直、把学生当成朋友。每次接到于老师满是鼓励和殷切期望的电话，我都会为自己的放松和安于现状而内疚很久。我也习惯了把他当作兄长，有什么困惑和拿不定的主意，随时“叨扰”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的鼓励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在当年或者后来考上了研究生甚至博士，有了好的前途；而于老师自己也在不断自我提高，读博、做博士后、拿下国家级高水平课题等等，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为人为文为学问的标杆。

那座古旧而有历史的中文楼现在名为“思源楼”，这个雅名再恰当不过了。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文系老师们在三尺讲台上和在生活中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与“薪火相传”就是“水之源”，有了这个“源”，我们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才能拥有更好的现在。

二、张扬的青春：《星星雨》及其他

 “一年级的学生，那些/小金鱼小鲫鱼还不太到图书馆/及茶馆酒楼去吃细菌，常停泊在教室或/老乡的身边,有时在黑桃Q的桌下/快活地穿梭”（李亚伟《中文系》）

作为中文系学生，练笔很重要，而能够有一个可供同学们发表小文的“自留地”就更加重要。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97本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学小报”《星星雨》。《星星雨》的寓意有二：其一是布满夜空的繁星如雨滴般密集。在满月缺席的夜晚，就是那点点星光，照亮回家的路；其二是如星星般的细密小雨。虽然每一个雨滴很小，但是集合在一起就可以滋润大地，唤醒绿意。专属97本的班报《星星雨》的诞生以及成长要归功于很多人：班主任于东新老师是倡导者，有了他的建议才有了《星星雨》。他像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一样，不时地关切询问、费心督促；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精于书法的刘永良老师为“星星雨”题名。为《星星雨》注入灵魂的，是全班所有不吝赐稿的同学们。那时的我们正值韶华，周身散发着青春的荷尔蒙气息，敏感而多情。所思所想，所悟所感都以不加矫饰的方式抒写出来，虽不够成熟但绝对真挚。就是那一篇篇略显青涩和稚嫩的美文，写就了我们的青春纪念册中最感性的篇章。

《星星雨》的主编是我和班里的才子李树志同学。那时的印刷和出版技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由于经费和印数的限制，每一期班报从构思到“出版”都是手工“DIY”制作。第一期《星星雨》只有一面，A3竖版。我好像只负责撰写了“发刊词”部分，整个报纸的其他大部分文字都是由李树志同学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然后交由文印室复印。后来的几期技术含量比第一期高，但是同样依靠手工完成：首先设计并划定报纸的板式（板块），然后按照每个板块的形状和大小，去校外文印室请专人把每篇文章用合适的字号打印，再由主编把打印好的文章按形状裁剪，粘贴在作为“母版”的A3白纸上。当纯白的A3纸贴满了形状各异的文字块时，新一期的《星星雨》就在复印机的帮助下新鲜出炉。如何给这些文章配上切题而美丽的花边与图片，是美编于文芳和于立庚两位同学的主要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她们其中一位画的颇具古典神韵的女子侧脸插图，可谓形神俱佳。虽然，作为班报的《星星雨》没办法与中文系的《辽河潮》，更不能与民大当时的校报《大学生报》和《育人导报》相媲美，但是它却是97级三个班所办的班报中，存在时间最长、生命力最旺盛的一个。97本很多同学把带有灼热情感温度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机会献给了它。从作为青春时期情感和思想的见证者角度来说，它无可替代。

中文系的学生不是只知读书写作的“书呆子”，如何玩好，如何好玩同样是那时的我们感兴趣的。在民大的四年时间，除了参加（我主要是作为观众）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之外，最有意思的要数班级的新年晚会。晚会的主持词通常由李树志来写，主持人则通常由时任文艺委员的史蕾担任。应该就是大一或者大二的新年晚会上，我与同舍的郭春婷表演了双簧。那次的“演出”经历令我难忘。我和郭春婷的角色安排是我在台上表演，她躲在讲桌后面说。缺乏演出经验的我们在台词没有背熟的情况下，决定在演出的时候“投机取巧”，以保证演出效果：我嘴里嚼一块儿口香糖，这样远处的观众看到我的嘴一张一合，肯定以为是在念台词。虽然台词背得不熟，但是我们的道具准备得非常充分。这都仰仗大家的热情帮助。家在通辽的路征同学，特意带了些白面，然后用圆形粉扑把白面拍在我眼睛周围。男生们提供了专业的演出服，不是传统双簧表演中的长衫，而是周身织满了铜钱的褐色唐装。除了有面部“妆容”和专业演出服，我们还准备了特制头饰。不记得是哪位男生用铁丝制作了一个简易头饰，头饰的圆箍上折出一根既长又直的“冲天一炷香”，上面好像还插了红色的纸片，演出的时候我就戴着它，样子非常滑稽。双簧的剧本由郭春婷创作，其中的“你就给我五毛钱，还让我随便花”，以及“用脚丫子抠耳朵”几句都很有“笑果”。

还有一次班级晚会，我尝试了跳现代舞。跳舞的同学一共有五个人，女生是史蕾、卢欣和我，男生是路征和王万春。当我们自认为排练得很整齐的舞蹈，以照片的形式被定格之后才发现，原来五个人在五个节奏上，每个人瞬间的动作都不一样。尤其是王万春同学跳得最高——要知道，王万春同学走路都像跳舞一样——他跳得高一定与此有关。

大学四年，那么多有趣的细节和闪亮的时刻，我都舍不得忘记。2001年夏天，那个叫“毕业”的“不速之客”如期而至，97本也在那个夏天完成了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聚会，名曰“散伙饭”。那次特殊聚餐意义非凡，女生之间的小矛盾，男生之间的小龃龉，都可以随着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杯离别酒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留恋、不舍与怀念。

三、有情的青春:从图书馆到寝室

 “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李亚伟《中文系》）

除了理所当然的学习场所教室之外，大学生活的另外两个重要空间是图书馆和寝室。一个是学习之所；一个是生活之地。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图书馆，在学校靠里的位置，虽然比不上南方大学校园树木掩映，花红柳绿，但是也算生机盎然。图书馆前的几棵大树，每到夏天也是枝繁叶茂，令人赏心悦目。与图书馆有关的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借书，另一个是占座。

首先是借书。那时的图书馆，查找书目的地点位于图书馆借书室外间，那里有几排柜子，每个柜子都有很多抽屉，用来存放已经分门别类的，写着书名和书号的卡片。在借书前，学生们首先需要分类查找卡片，把书名、书号写到索书条上，然后把索书条交给管理图书的老师，老师帮忙去书库中找书。图书借阅方法与流程，是民大新生入学教育时的重点培训项目。即使这样，在真正实践的时候，我们还是手忙脚乱，一是没有耐心查找书名和书号，二是通常写了一堆索书条，能借出来的图书却是寥寥无几。

除了借书，图书馆还有一大“奇景”，就是占座。我去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并不多，但是通过宿舍其他姐妹的描述，也感受到了图书馆占座的“惨烈”和“惊心动魄”。因为图书馆提供的自习座位并不宽裕，所以要想占到位置，而且还是冬暖夏凉的有利位置，必须要起早贪黑。起早是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贪黑是为了保证好不容易到手的“阵地”不丢失。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的张婧同学，为了防止去吃早饭或午饭之际，椅子不被其他勤奋好学的同学抢走，她不得不用链锁将椅子锁到桌子腿儿上。即使这样，等到她吃饭再回图书馆的时候，那把椅子仍然如“煮熟的鸭子”一般，不翼而飞。大学阶段，有这样的“奇特”经历，定会平添些许回忆的乐趣。

在图书馆的右前方，有一座石头砌成的假山。毕业前夕，我们宿舍八个姐妹特意去那里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我们或倚靠、或站立、或凝望、或遐思，留下了青春的倩影。每每翻开相册看到这张照片时，在假山的不远处的图书馆以及在图书馆上演的趣事，都会一同浮现在我的眼前。两三年前的某个暑假，我有机会又一次徜徉在民大校园却发现，假山依旧，小亭犹在，只是原来图书馆的位置已经变成一片空地。去年五月回民大开会时，我也去过北校区的图书馆，那里比原来的老图书馆先进、宽敞和明亮得多。只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学子们，再也无法体会到借书与占座的“窘”与“乐”了。老图书馆连同在那里发生的趣事，都随着它的消失而被密封在叫做“历史”的盒子里，单单属于我们。

大学的更多时间，我们是在宿舍里度过。同学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充满了新鲜感。频繁的例行卫生检查是宿舍姐妹最慌乱也是最齐心协力的时刻。为了做到干净和整齐划一，我们可谓绞尽脑汁，费劲心力：床单、桌布都是白色自不必说，单说那脸盆架上，从上到下整整齐齐排列的脸盆、牙具和毛巾，绝对是“教科书”般的摆放水准。它们整齐划一地自上而下排成一排，就连牙刷毛的朝向都完全一致，就像训练有素、列队欢迎首长检阅的士兵。

虽然个性不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却亲如姐妹。大学四年里，我们宿舍的八个姐妹，在春季的教学楼前、在夏季的假山处、在秋季宿舍楼下的长椅上、在冬季铺满白雪的操场上，都用相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些记忆被我夹在相册中，留存于心窝里，可以珍藏一辈子。

2011年暑假，中文97本同学毕业十年聚会。再次见到宿舍的姐妹，再次见到亲爱的同学们，彼此并没有因时间和距离彼此产生隔膜，还是如上学时，甚至比上学时还要熟识和亲密。仿佛这么多年，我们从未分开。十年聚会以后，我也有机会多次与同学以及宿舍姐妹见面，我们聊往事，话友情，说成长，每次都有说不完的体己话。原来，最无情的时间也是测定同学情谊深度与厚度的最佳度量衡。

我常常在想，在长达几十年的生命长河中，大学四年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人生阶段，何以令人难以忘怀？个中缘由，直到我阅读当代诗人叶匡政写给海子的祭文时，方才知晓。叶匡政认为，海子及其诗歌留给中国诗坛和读者的最大财富是青春和本真。正是由于海子的英年早逝，才使得他成为永葆纯真的诗人。而大部分诗人的成长都是以纯粹和本真的异变甚至丢失为代价，他们的形象因此而被磨损或变形。因此，叶匡政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活着一个诗人，每个人的青春血液中都涌动着一个诗人，海子为今天中国人保存的，正是这样一个珍贵的标本”。同海子诗歌的价值一样，民大对于我们而言，同样意味着纯粹与本真。它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标本，那里记录着我们的青涩、单纯、懵懂与无畏；也留存了我们曾经张扬的、放肆的、奋斗的、诗意的，甚至是苦涩的青春。它既是我们已经经历的人生重要阶段，又是已经步入中年、将来还会步入老年的我们前行的“警示牌”，不时提醒我们如何洗尽铅华，不忘初心。

“中文系有时在梦中流过，缓缓地”，宛如舒徐柔美的小夜曲，轻声地讲述着青春不老的故事……

范云晶，女，文学院97级中文本科班校友。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老三外传

何 立

       毕业二十多年了，只见过老三两次。每次见面之前，都惦记着要当面印证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当年发生的那起情书泄密事件，到底是技术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我知道老三是个好脸儿的人，对这种敏感话题，如果劈头就问，肯定又被他支吾过去。我决定先聊一些花边话题进行预热，谁和谁最近还好吧，谁和谁后来咋着了，等等。遗憾的是，每次等到火候差不多了，我总是陷入老三那绵绵不绝的话语漩涡中，迷失了方向，所有精心设计的套路都兑酒喝了。因酒误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前段时间，借庆祝母校60华诞之际，老三牺牲了大量工作时间，以司马迁耿直坚定之精神，把305寝室的陈年往事翻了个底朝天，书写了一系列令当事人不忍直视的煌煌正史。可是在整个篇幅不足万字的正史中，老三声称，他竟然给自己的历史省略了一万字！一万字啊，多大一片可供遐想的故事空间！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好好捋一捋的时候到了！当所有的记忆碎片都成功拼合起来，老三啊老三，你还有什么秘史可以省略吗？

       正史结束的地方，外传已经开始。

       时光闪回到1990年，如果你进了三舍，跑上三楼，右转，沿着幽暗狭长的走廊行进二十米，在305门牌前停下，你透过四敞大开的房门，会看到在两排靠墙的铁床架中间，在长条木桌一侧，一位身材高挑、相貌堂堂的小伙子正在伏案苦读。

       他是老七。

       在那个学期里，老七整天抱着厚厚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不舍昼夜，忘情地啃读。啃到妙处，就拿起钢笔，一大段一大段地摘抄，课堂上可从来没见他这么认真过。老七深深地沉醉在克里斯朵夫的世界，基本上达到了手中无剑、目中无人的巅峰境界。在班级辩论会上，他一大段一大段地引用书中的文字，丝毫不顾我们的茫然无知。多年之后，当我在喜马拉雅上陆续听完了这部长篇巨著，才慢慢意识到，在大老七那公子哥式的华丽外表下，躁动着一个多么狂野的艺术家的灵魂。

       说好的《老三外传》，为什么要写到老七呢？不是我故意绕弯子、凑字数。外界有所不知，在老三乃至整个305寝室的爱情养成史上，老七占有导师一样的崇高地位。

       那时期，老七总是以恋爱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爱情观自然是比一般人高出好几个档次。“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老七经常用超大字号书写这个爱情名句，展示于长条木桌之上，供人吟诵。字如其人，笔锋凌厉洒脱，大有上破苍天下捣黄泉之势。

       我用大嗓门果断读成——“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以身相许！”。老七一脸不屑：“靠，你咋老是下三路呢！”我辩解：“生死都许了，还有啥舍不得的？”他一拍桌子：“一听就没谈过恋爱，根本不懂爱情！滚犊子吧！”

       可是他轻易赶不走我。有几回赴约会，老七手头没干净衣服，就穿走了我的黑呢子西服，那可是一件嘎嘎新的、我自己都舍不得穿的好衣服啊！在他约会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牵肠挂肚。等他回来时，西服后背上居然还带着一些白灰粉末，明显是蹭过白墙的啊！按照刘能的说法，我当然也是这次约会的股东，具有无可争议的知情权。此外，我当时虚心求教的诚恳态度肯定也打动了他。老七最终同意对我展开一场案例教学。

       他盘起大长腿，挺直腰板，隆重开讲：“那天晚上吧，刚下过雪，她凑巧戴了一顶小白帽，经月光一照，显得更雅致动人！我俩在雪地上走啊走啊，脚下咯吱咯吱响……”

       我那时耐心不够强大，竟然粗鲁地打断导师：“我踩过雪，别绕了，说点儿我想听的。”

       老七一愣，咧了咧嘴，立即换作痛心疾首模式：“你咋就脱离不了低级趣味呢！”然后他直视着我，一字一顿地下了评语：“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从此，我彻底失去了学员资格，只能在漆黑的道路上自己摸索。

       态度总是决定结果。老四和我犯了同样的毛病，对恋爱导师不屑一顾，不接受科学理论指导，他还自以为社会经验丰富，另搞一套，结果就是没有结果；老二、老八自认为个人魅力爆棚、天资聪颖无双，不经驾校培训就直接开车上路，结果就是饱尝了情感刮蹭的辛酸滋味；一向为人朴实厚道的老五虚心求教不保留、耐心听讲不烦躁、勇于实践不畏缩，所以进展神速，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成就了一桩大好事。

       至于老三，在最初阶段，他也自命不凡，以为能够无师自通。更重要的是，老三身居班长大位，拥有丰富的、垄断性的行政资源，可以为我所用。对恋爱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复杂状况，老三严重估计不足。

       众多口述历史资料显示，老三曾经收集了全班同学的一寸免冠照片，挨个儿摆放在床上，看脸分小组。那时候，老三天真地以为，只要增加彼此接触的机会，恋爱关系就可以水到渠成。因此，在这次分组中，老三以权谋私，把自己心仪的女生都划归到自己所在的小组中。为了掩人耳目，还精心挑选了几位更天真的男生进来。从当年的小组留影中可以看到，被选中的男生都笑得春光灿烂。他们大概以为班长格外眷顾他们，让他们一起搭上了恋爱的顺风车。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些人才渐渐醒悟，原来他们当初的角色只是陪太子读书。

       陪太子读书，尽管没有什么前景，生活倒是很滋润的。在老三的安排下，本小组的课外活动异彩纷呈，郊游、聚餐、打球、排练文艺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一波强过一波。在远涉山水的扶助中，在推杯换盏的欢笑间，老三悄悄地锁定了目标，可还是不好意思单独接触。

       怎样才能让我和她离得更近一点儿呢？老三心里合计着，小组已经是基层政权的最小单元，无法再细分了，公权力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在爱情养成的大路上，聪明的老三遭遇了人生第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这时候，老三终于深切地意识到：没有导师的正确指引，臣妾实在是寸步难行啊！

       至于老三是如何向老七虚心求教的，老七又是如何谆谆教导的，我没有亲眼见着，不能瞎说。不过，有些马脚总会自己找空隙露出来。

       一天中午，我们刚刚吃过一份从食堂打来的素炖白菜，正在抱怨厨师手艺大不如从前的时候，老三和老七从外边跳跳颠颠地回来了，两人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愉悦和满足，嘴唇上还挂着闪亮的油光。审问之下，原来两人一起去南园餐厅吃抻面了。对这次下馆子，老七非常有成就感，兴之所至，当场吟就一首《忆江南》，词曰：

三哥好，请我去南园。

一碗抻面三块五，

口袋不剩一毛钱。

能不忆老三？

       南园是师院新开的一家餐厅，主打抻面。据说餐厅主厨曾经远赴大西北，取回了制作抻面的真经，汤汁浓，味道正。一般同学只有逢年过节才去破费一顿。从词句中分明可以看出，为了请老七这顿抻面，老三可谓不惜血本，倾囊而出。从油光的饱和度分析，他们一定添加了熟牛肉。老三一向诚心正意，尊师重教，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感恩于老三的一腔赤诚，老七给出了破解瓶颈的最佳方案——写情书。

       大凡写情书，不外乎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不好意思说，二是文笔还不错。这两样老三正好都占了。前者不必多说，后者本人是亲自见证的。

       刚刚入学时，老三就是文学社团里的积极分子。第一次活动，我和老三一块去的。当时天色已晚，大教室提前开了灯，明晃晃的。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仍然保存着八十年代文学热的余温。怀有文学梦想的新生挤满了偌大的教室，像一群圈在围栏中的公牛，跃跃欲试，一旦闸门拉开，大家就会奋不顾身地冲向斗牛场。当晚其他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位高个子的学姐，用一口纯正的开鲁话设问：“大家知道吗？我们学中文的将来到社会上要靠什么打天下？”她扬着高高的马尾辫，扫视全场一周，然后以无可置疑的语气回答：“我们学中文的就靠两样本事，一个是嘴皮子，一个是笔杆子。”这样的说法，好像并不符合大家想象中的文学的浪漫气质。可是谁也不管那么多了，开写吧。

       名不正，言不顺。动笔之前总得有个笔名啊！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可能太没特色了，现在自己都想不起来。相比之下，老三的笔名就起得很有创意也很有来头。那时老三的脸上有几颗雀斑，在白皙的皮肤衬托下就比较显眼，于是他正题反做，取笔名“无瑕”。他大概是这么想的：别看我有点儿小瑕疵，心底却是洁白无瑕的。好的笔名自带粘性，一经推出，就不胫而走，跟着他一直走到今天。

       有了笔名，老三和我决定先从民谣风味的诗歌入手，合作一把。他想出了一个题目《勒勒啊，我的摇车》，我觉得不错，两人就动手写了起来。诗曰：

勒勒啊，我的勒勒，

你从洁白的毡房前驶过，

你从齐腰深的碱草中驶过，

驶过唐朝的关山，

驶过辽代的护城河，

驮着我的祖父、我的大伯，

还有我，一个毛头小伙。

……

如今，我们已经告别草原，

骑上了追风的摩托。

总有一天，我的儿子问我，

爸爸，那是什么。

我说，勒勒啊，我的勒勒。

       其实，我压根没见过什么勒勒车，老三也许见过，但是都不重要了。这首顺口溜水平的诗歌，在老三充满深情的、ZCS不分的吟哦下，悠悠荡荡，别有风味。此后，当我们办小报时，老三也是积极的撰稿者，小说、散文都有所涉猎。这些密集的、多文体的早期练笔，大大增强了“以情书破瓶颈”的可行性。

       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老三总是独自跑到图书馆里，在稿纸上写写画画，一有人走近，他就遮盖起来。我们都想知道求爱的进展如何。每次问老三，他总是哈哈一笑，不作正面回答。

       其实，校园是一个典型的小世界，谁和谁走得近了，都逃不出群众雪亮的眼睛。是恋人关系的，就索性大大方方承认了、公开了，成双成对地打饭去了。介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就说他是我的三哥哥了、我是她的二弟弟了之类的，总之都会给出一个符合情理的解释。

       老三却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迹象。每一位女生都尊敬地叫他班长，而这一份尊敬，无形中拉开了距离。这，恰恰是他当时最不想要的，因为305寝室内部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时老四喜欢装神弄鬼，我们就把他架上高高的神坛，膜拜之、调戏之。他想下来尝尝人间烟火都不成，深切体验到什么叫“高处不胜寒”。

       我们每天都在推测，那封情书到底有没有递出去呢?对方是什么反应呢？

       递情书，虽然回避了开口之难，但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愉快接受还好，悄悄退回也没关系，一旦外流可就没面子了。从各方面来看，老三都不是一个冒失鬼。从小学到大学，老三都是学生干部一路当过来的。说话做事，自然都是稳重优先。不过稳重过头，也容易错失先机。

       有一天晚上，老三迈着大步，哐、哐、哐跨进门来，气氛明显不对。老五紧随其后，陪着小心。再看老三，脸色通红，马上要喷出火来。

       咋地了？到底发生啥事了？大家征询地看着他。

       老五小声透露，老三那位心仪的女生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男生。

       这时，老三突然打破沉静，一字一顿地说：“下回遇上，看我怎么削他！”近视镜后的那双大眼睛里，平日的温良和善一扫而光，只有金刚怒目！

       故事一下子快进到需要体力对决的高潮阶段！

       对于这一点，我们倒不担心。老三是班上的篮球健将，“三步上篮”做得虎虎生风，气势如虹。尤其在第三步起跳后，右手顺势托起球体，递到最高点，然后指尖一挑，篮球就向前上方划出一道半圆弧，落入网芯。这套动作是如此顺畅而华丽，连球场老油子老大都佩服不已，肯定地说：“老球皮子！”

       那时候，我们都为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懊丧，有意无意地寻找各种堂皇的理由进行自我安慰——高三老师不好了、临场发挥失常啦、神经衰弱症了、早恋了，等等。一个个就像丛林搏斗中受伤的小野兽，没事的时候就舔舔伤口。不消说，老三在决定命运的高三阶段，也没有辜负“老球皮子”的光荣称号，把大量宝贵的时间挥洒在篮球场上。当老三最终沦落到我们这一群里时，两条大腿已经练得又粗又壮，形成了宽阔厚重的底盘，获得了相当强大的稳定性。以这样的身手，怎么比试老三都吃不了亏。

       但问题是，打败了对方，结果将会怎样？小女生会收拾心情，转向这位赢得丛林搏斗的胜利者吗？

       那天晚上，宿舍前的丁香花墙无节制地绽放，散发出浓郁刺鼻的芳香，让人心神不宁。老三和老七离开人群，走到大操场空旷的看台上，坐在最高层。他们一根根吸着烟，一直坐到西辽河对岸的村庄中响起了鸡鸣。

       历史已经证明，老七绝不是空头的爱情理论家。在一场爱情马拉松中，感情和策略同样重要。临近毕业时，老七还是孑然一身；仅仅数月之后，他就将同班美女揽入怀中。解读老七的成功案例，分明可以看出古代兵法的若干痕迹。据本人分析，他至少运用了“声东击西”——用战术假动作掩护战略真目标，大家都以为他在追这位，其实呢，他追的是另一位；“以逸待劳”——让你们先折腾，等你们折腾砸了，我再汲取你们的教训，抄近道赶上。

       从后来事态发展看，老三采用的是“走为上”策略——尊重女神的选择。

       过了几天，一行字体很大的句子出现在老三的笔记本扉页上——

“人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垮！”

       每一道笔划都经过多次描画，变得又粗又重了。

       以前看过这句悲壮的名言，这时才知道它的来处。老人好不容易钓上了大鱼，却遭到众鲨鱼的打劫，最后只剩一具鱼骨头。故事是生活的比喻，而比喻的重点在于，老人如何面对这种失败。是把它悄悄地扔进茫茫大海，空手而归，当作没有发生？还是把它拖到码头，晒在阳光之下，任众人评说呢？

       那是个初冬的下午，天阴沉沉的，大风从西辽河的冰面上刮过来，裹着沙粒和枯枝败叶，呼呼地掠过宿舍楼，扑向霍林河大街，把骑自行车的人吹得东倒西歪的，只能原地划圈儿。寝室里弥漫着一股土腥味。下午没课，老大、老七、老四我们几个猫在屋里，用自己的方式消磨青春时光。

       老大把身子蜷缩在一块正方形的小被子里，像个婴儿，只露出圆圆的脑袋，旁边扣着一本俄语课本。我蹲在地上揉搓脸盆里的脏衣服。

       这时候，门被推开，老三带着一身冷气走进来，双手搓着棉手套，带着颤音喊着：“这天，嘿，冻得跟爷似的！”我赶紧挪身让路，老大一下子来了精神，提高了音调：“大风天儿的，往过跑啥？是不是有事咋的？”“也没啥事。”老三看到床铺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找刷子。“家里闷得慌，过来扯扯。谁又在我这儿混了？”

       老三家在本市，骑自行车也就二十分钟，不过他在寝室留有床位，靠窗的下铺。偶尔过来住上几宿，大概是为了体验外出上大学的感觉。老三不来的时候，床铺就成了公用的，谁的老乡来了，直接鸠占鹊巢。后来形成惯例，看到远客到来，老三就主动倒地方。

       你也睡，我也躺，床单就容易脏。当时有宿舍检查评分，老三政治觉悟高，哪能给集体丢脸呢！在学校统一地的蓝色床单上，他特意加铺了一层紫色花纹的单子，可是总被坐得皱巴巴的。老三收拾停当后，就说：“哎——，倒一会儿。”

       老大和老三各自躺着，隔着床柱子聊天。老大是辽宁铁岭人，说起二人转之类的就两眼放光。正好老三也喜欢，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来。

“……小小的籽儿，四四方方，

东汉蔡伦造的纸张，

你要问小籽儿有啥用啊……”

       两人都是东北口音，“纸儿”都发成了“籽儿”，韵味十足，其乐融融，把学生宿舍的硬板床唱成了大东北农村的热炕头，已经不知今夕何夕了。事后，我们才醒悟，老三当天顶着大风来宿舍，是为了存放一样东西。

       当晚九点，我回到宿舍。开门的时候，把里面的人吓了一跳，老七、老大、老四在地中间围成一圈，正在偷看什么东西，看见我进来赶紧把东西藏到老三的褥子下面。

       “啥东西啊？神神道道的！”

       我伸手去找，他们一起拦住了，都满脸坏笑地看着我，好像那是我的秘密似的。闹了一会儿，他们终于忍不住了。就这样，老三的情书泄露给了第四个人。那时候，我们对个人隐私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有人很在乎，有人很模糊，而好奇心打破了一切羞答答的文明防线。

       我们试图从这几页的情书里，读懂这位同室兄弟那段波谲云诡的情感历程。

       从情书的新旧程度看，显然被人多次翻阅过了，是老三本人呢，还是那个女孩？无论曾经是否递出，此时情书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他为什么还要精心保留？既然保留，为什么不藏在更安全的地方，而是选择谁都可以坐卧、人人伸手可及的床铺上呢？

       在那年的晚会上，面对人群中的女孩，老三满怀深情，唱出了那首属于他自己的歌——“……只要你过得匹我好，过得匹我好……”。尽管大家不知详情，却都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波澜起伏！经历了多少次憧憬和挣扎、多少次尝试和放弃，年轻的老三终于完成了思想的超越和感情的升华，从当初“以公权谋私情”的一班之长成长为侠骨柔肠、大爱无边的钻石王老五。

       “……只要你过得匹我好，过得匹我好……”，那歌声永远留在每一个在场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尾声一：毕业五年后，305寝室所有的男生都找到了心仪的伴侣，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尾声二：也许有一天，那个女生再次听完老三的歌唱，款款走到他的面前，泪眼婆娑，说：“其实，我过得并不太好……”。那时节，老三啊老三，又将如何应对呢？

       何立，男，1971年生，文学院90级中文本科班校友。现任中央电视台政法记者，纪录片导演、撰稿。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民大印迹•永远的305

陈玉国

       这是一本流水账，记录下来的是1990年入学的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班305寝室八兄弟的二十四年前后的点滴过往，沉淀下来的是近三十年的感情。

       1990年入伙305的时候，大家均交过投名状，依齿序排定座次。

       顽皮的杜英伟

       老大叫杜英伟，辽宁铁岭人。

       英伟小个，寸头，目光如炬。和他初识颇有点不愉快，他的床铺原本是靠近房门的6号，他报到来得早，便偷偷换成靠窗的2号，而2号正是我的床位，而这我是事先知道的。待我来到宿舍后，杜英伟悻悻地将被褥搬回6号，并不忘抽去两条床板，说这是他找来铺上的。

       如果这算是一种暗战的话，那伊之与我们的“明战”就更多了。英伟很顽皮，和老八王双安的各种“掐”是比较习以为常的。通常是临睡前，他躺在床上不停地言语撩拨王双安，王双安总会忍无可忍，“蹭”地从上铺跃下，只着一条小内裤，赤着脚向英伟扑去，一顿捶打掐脖之后，伴随着英伟“八哥八哥”的讨饶声，战斗结束。显然，这只是玩笑，而不是真战。

       但有一回和老四吕东辉或许几乎是真战了，那次，正赶上东辉处于情绪低潮期，据说是表白被拒，因预设太深而生成的结果难以置信难以接受。而此时的杜英伟却莫名兴奋，到处宣扬东辉的“糗事”，不幸被东辉听到，于是，怒由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场轰轰烈烈的约架定在晚七点大操场西北角。东辉横眉立目揎拳掳袖作势要打，冷不防被英伟一个黑虎掏心正中面门……东辉那天回来的很晚，被英伟搀回来的，醉醺醺地，面色赤红，左眼窝淤青。而英伟面上难掩喜色，据他讲，打了东辉一拳后撒腿就跑，气的东辉嗷嗷怪叫。到后来英伟作揖赔礼，说尽小话，并且赔了一顿奶茶……

       放假时英伟总是全舍最后一个离校，成了我最后一个送站的对象，因为我家就在本地。英伟最喜欢唱的就是王杰那首《回家》：“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带着一身疲倦，昨夜的沧桑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微凉的风吹着我凌乱的头发，手中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唱的干瘪、苍白，但很动情。

       或许孤独不羁就是英伟的个性吧，在大二以后，他常常一早就离开寝室，上过课后便不知所踪，直到晚上才回来。据他说是去图书馆学习了，可是我从来没在图书馆见过他，见他最多的地方倒是第一食堂。第一食堂是学校里规模最大、饭菜质量最差的食堂，空空的大厅中零星的摆放着几十张铁架圆桌，餐凳就是焊在铁架上的，但几乎没有人坐在上面吃饭，因为那凳子实在是污秽不堪。通常，女生是站在桌旁肃立进餐，男生则往往一脚踏在餐凳上，另一条腿直立，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进食。这时你就会见到杜英伟，一脚踏在凳子上，嘴里咀嚼着，眼睛却四外游弋。有诗为证：

心猿意马图书馆，一本正经性冷淡。

食堂就餐四外瞅，谁家女子看上咱？

英伟的名言是“人性的沉沦，难耐的寂寞”……

       2014年同学会，英伟又是最后一拨离开的，临走那天晚上，我们同住酒店的一个标间，说了很久、很多。他的境况很好，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副业是图书管理员，主业是打乒乓球，对此领导拿他没有办法，因为领导有“小辫子”在他手里攥着……家里有好几处住房产，告诉我到沈阳的话不用住在酒店……听得我困极了，不觉睡着了，朦胧中听到他说的是：记住大哥好的，忘了大哥不好的……

       谁知这一次竟成永决！2017年得知英伟因患脑胶质瘤过世，这一次，他又一次独自地、不露痕迹地走上了清晨六点回“家”的路了。

       忧郁的张箭锐

       老二叫张箭锐，赤峰人。

       箭锐是个才子，也是情圣，性情原本内向，遇上感情问题就更显忧郁。

       他学习成绩好，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心灵手巧，会画画，会弹琴，尤其让人不解的是明明一个文科生，却对无线电分外痴迷！

       箭锐平日在舍里不苟言笑，静静地忙自己的事。有一段时间，他突然迷上了无线电，天天摆弄那些工具和零件，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说要组装一个放大器，苦于没有元器件，当然我们对他这样一个初学者的理想也没放在心上。谁知有一天傍晚，箭锐抱着一个包袱，乐颠颠地回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一个废旧的收音机呈现在众人面前。箭锐对着我们讲起了他今天的奇遇，他说去老北市场的旧物寄卖店呆了一天，一早就相中了这台废收音机，但又没有钱买下来，就与寄卖店老板套近乎，陪人家看了一天店，算是结下了忘年交——人家送给他的！箭锐果然没有白鼓捣，终于有一天，他将废收音机变成了一个音箱，吉他变了电吉他，他在床铺上又弹又唱，音箱中传出洪亮浑厚的乐声歌声。

       箭锐顺理成章地成了系学生会宣传委员，主要管理系里的音响设备，在此之后的中秋晚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那年开学不久就是中秋节，班级要组织联欢晚会，节目主持由箭锐和一位美丽的女生负责。箭锐实在是太紧张了，晚会开场没多久，就突然昏倒，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医院，诊断的结果是低血糖导致的昏厥。他不久也就醒转，但始终没说一句话，情绪很低落。据说那名女生很担心，也很自责，不知是为了什么。不过打那以后，两个人相见便脸红。

       箭锐性情忧郁，很受女生喜欢。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高富帅”，“小鲜肉”，但有了类似今天的“酷”的审美标准，于是，高冷、深沉、忧郁的张箭锐成了女生喜欢的一款。但箭锐似乎更喜欢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盘点大学期间他对喜欢的女孩，多数是“远观而不亵玩”的状态。

       箭锐毕业就去了南方，直到2013年才与他见面。当时，我跟随市里名师工作室考察团来到广东，他专程从中山市赶到佛山市见我，领来了二嫂——一位秀美颀长的江南女子。箭锐果然没有从事中学教学，开了一间家装公司，发挥绘画、设计方面的专长。二嫂很健谈、很能干，家里家外不用张箭锐操心，他很满足。

       临行的那晚，说起了他的腿脚，因为我发现他走路有些跛脚。这使得他又忧郁起来，他说是股骨头的问题，有可能坏死，最终会瘫痪……眼睛里布满了忧郁感伤。直到今天，我还时时关注他的微信步数，通常不超过一千步，但我知道，没有必要担心他的健康，他一定又是投入到一个喜欢的事情上，忘了走步了。

       那年夏天，从电视上看到中山市出现城市内涝，嘻哈了一次：

台风妮妲奔中山，中山城摧旦夕间。白蛇逼近金山寺，箭锐妮妲今相遇。电闪雷鸣人惶惧，顷刻汪洋淹通衢。叫声二哥你别急，不如当街去抓鱼。

       箭锐，没事多走走！

       憨厚的陈玉国

       老三陈玉国就是本人，家在通辽本地。

       在305寝室的八兄弟中，陈玉国是最耿直憨厚的了，也很受兄弟们的尊敬和爱戴，至少，当我面是这样的。当然，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就很难说了，目前光我知道的，就有张箭锐、何立跃跃欲试要为我记传，甚至据说303、304宿舍也有几人在磨刀霍霍,预备捉刀代笔……

       所谓誉之毁之难防民口，是非功过就由他人评说吧。

       因而此处省略一万字……

       严肃的吕东辉

       老四吕东辉，赤峰人。

       东辉很有点大哥的派头：中等个，体型约略有些富态，面皮白净，八字胡，小眼睛，通常戴一副墨镜，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他在咱兄弟中间最重形象，喜欢穿笔挺的西装，皮鞋永远铮亮铮亮的，头发也总是油光可鉴。

       东辉说话也有社会味，似乎极为谙熟人情世故和社会规矩，喜欢教训别人，常常以长者口吻教训五六七八：“你说你们，啊，懂个啥？啧啧！行了，不车车（赤峰地方词汇，相当于“理睬、搭理”）你们了！”因此也很得大家的尊敬。入学不久就当上了班级生活委员。你可别瞧不起生活委员，那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月钱由他发放！那时学生都不富有，国家每月都发放一些伙食补贴，记得那时持续时间最久的是23.5元，你还别小瞧这点散碎银子，不夸张地说，有的女生一个月吃不完！

       但是每到月钱发放的前几天，大家的伙食还是变得清汤寡水了，张文杰就是馒头减半、菜汤泡饭式的挨过那几天。终于到了发钱票的日子了，大家就盼着东辉快点去学校食堂财务领钱票，盼着他快点发钱票。东辉工作效率还真没的说，往往是最先领回钱票。每次都是志得意满，春风满面，一边踅进宿舍楼，一边大声嚷嚷，“真他妈挤，衣服都整皱了！”“有个小子想抢在我头里，那还成！我一把给他推一边剌去了，不车车他！”当大家涎着笑脸，讨好般地簇拥着他，希望他快点将月钱发到手的时候，东辉往往会说：“急什么急！还没登记做账呢！”就这样，他一定要将月钱拖后一点时间再发。

       再见东辉时，他已经是赤峰一所职业专科学校的科长了。自从高校扩招以后，专科院校的招生更加困难，于是每到招生季，这些院校会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中学游说，招揽生源。我所在中学每年都要遭遇这些招生人员的骚扰，可谓烦不胜烦。

       然而东辉来了，不能不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动员本地资源，到各校下发招生传单，央浼熟络的班主任们去动员……但是收效还是寥寥。记得那天招待东辉和他单位同事吃饭，东辉不久就喝多了，眯缝着小眼睛，桃红着面腮，继续讲述学校的招生政策……并不忘拉着我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三哥，你给我整十个学生！谁叫你是我三哥呢！”“三哥，你给我整十个学生，我给你弄个车！”……那时我的代步工具是二八大卡，而且还经常掉链子，但我知道这是酒话，更何况我上哪给你“整”十个学生呢？于是我便不再“车车”他，尽管直到回到酒店，径直栽倒在床上，他嘴里仍含混地念叨：“十个，车！”

       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那年他负责学校的招生工作，向领导夸下了海口，甚至立下了“军令状”。领导也承诺，若能在招生上大获全胜，就让他当校长！因此，我们都觉得很遗憾没帮上忙，只可惜我们几个人的孩子都还没有上高中啊，要不，实在不中就把我们的孩子给他吧，帮他完成“整十个学生当校长”的宏愿。

       后来，大约是2014年春季，东辉又来了，这次不是为了招生，大概是商量20年同学会的事吧。正事没谈多少，酒倒是喝了很多。那天，他又拉着我的手：“三哥啊，你咋就不那什么呢？”“去找人儿呀！你咋不去运作呢！”我知道他的“什么”是什么，自己并无太过热切想头，但看他眯缝着的小眼中透出的鄙夷的光，和那粉红如桃花般的面腮，我开始惶恐不安起来，似乎没当上什么对不起任何人，全怪自己不够努力，不够主动。于是解释了半天的“领导有通盘考量”“现在还没有到调整干部时候”……他都是一脸的不屑，直到不再车车我这个冥顽不灵、迂腐呆板的书生了。

       那之后，东辉被任命为市教育局科长。我这里也调整了好几茬干部，我还是我，没有任何变化。眼前又浮现出那双眯缝着的小眼和桃花般的面腮，耳边响起了“三哥啊，你咋就不那什么呢！”

       不知再见东辉，他还车车我不。

       幸福的张文杰

       老五张文杰，乌兰察布人。

       文杰中等个，偏瘦，小眼睛，高颧骨，大嘴巴。走路时喜欢双手插在裤兜，大腿不动，小腿频摆，同时扭动腰肢，别具风情。别说，走得还挺快。

       毕业晚会上，文杰扮演了一个村姑，伴随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乐曲声，风摆杨柳地上场，对上来调戏她的、何立扮演的傻柱子，眼一瞥，头一歪，大嘴里发出一声轻柔媚骨的“呸！”全场欢然，女生笑得花枝乱颤，男生笑得顿足捶胸。

       文杰为人很和善，见到老乡，就用浓郁的西部区口音问道：“吃莫？”或“莫课？”文杰基本没有脾气，大家总是拿他开玩笑，戏谑其有“小农意识”，但他总是头一歪，小眼睛一翻，大嘴里发出温柔的“呸”，便拉倒了。

       我大学前两年，因为在家里和学校两头吃住，便和文杰一起拼伙，用的是文杰的那个超级大饭盔。我的饭盔早就不见踪影了，后来才听说是牺牲在了杜英伟和王双安的一次械斗中。当时场面很惨烈，枕头、被子掉了一地，我的饭盔被其中一个掷向对方，“咣当”一声巨响，饭盔被准确地砸在了地面上。两个人都没事，不久也就握手言和，互相帮助地捡起了枕头、被子，并铺在床上，砸坏的饭盔却没人管了。

       和文杰拼伙很省心省力，将月钱如数交给他后，打饭的事基本由他去做。文杰喜欢吃烩菜，但当时的食堂哪有啊？教工食堂偶尔会有，那是招待客人的酒席剩菜混在一起加热，之后卖给学生，既便宜，又有滋味。文杰便经常打回来与我分享，有时还能从“烩菜”里挑出一个肉丸子、半条鱼尾……起初文杰不吃生菜，尤其对东北的大酱难掩嫌厌之色，但自从到我家吃了一顿酱茄子高粱米水饭之后，文杰便不再拒绝生菜蘸酱。那年同学聚会，他还专门让我给他做了一顿酱茄子。

       每每想起，不胜唏嘘，有诗为证：

曾在一盔搅饭勺，月俸廿三零五毛。

别人说你小农样，我知文杰待我好。

       文杰的爱情发生在大四那年，女朋友是同班姑娘，感情基础当然是有相同的志趣。大二那年，文杰迷上了周易，见人便给人掐算福禄寿喜，而那个姑娘也迷上了西方手相，也喜欢拉过别人的手来，指点着解说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

       毕业后，两人回到西部区农村中学教书，后来结婚了。再后来，我们知道二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的研究生，是媳妇先考上的，之后文杰在她的鞭策下也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二人去了珠海，也是媳妇先找到了工作，然后又为文杰找到了工作。

       2013年，我跟随市里名师工作室团队到广东考察，见到了文杰两口子。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生活很富有。文杰在一所高中教书，孩子就在他的学校上学，由他照管。媳妇在另一所初中学校，但没教语文，据她说不教语文只为了有更多空闲可以干别的，比如炒股炒房。

       两口子的生活习惯还是北方的，据同样落脚广东的张箭锐说，文杰家有四个大冰柜，常年积满猪牛羊肉，这些肉全部是从内蒙古西部空运过来的！文杰还专门拿出五万元钱，给家里的弟弟种了一块不上农药化肥的蔬菜地，每年夏天文杰夫妇都会回到北方吃绿色豆角、绿色茄子、绿色辣椒、绿色西红柿……

       文杰，还记得通辽酱茄子的味道吗？

       斯文的何立

       老六何立，赤峰林东人。

       何立瘦瘦高高的，眼睛同样不大，尤其是笑的时候，眉毛上挑，二目如两弯新月。戴了一副秀郎近视镜，白面书生的样子。    

       何立是斯文才子，入学不久就当了班级学习委员，他学习用功、读书用力，创作用心。主编班级“心苑”期刊，还曾在系里负责过“南窗风”编辑，在班级的中秋诗会上也屡有大作呈现。

       有段时间，学校在文化建设上面大张旗鼓，在宿舍的四楼也建了一间阅览室，摆放了一些书籍。学生到此可以随意取阅，但不得把书带出。每次离开阅览室，看阅览的大婶都会仔细的盘查，对初来乍到者，一定要登记：姓名、寝室、院系、班级……对熟络者，也要仔细的看一下有无挟带。但是，阅览室图书还是日复一日地减少了，不久只好关门大吉。

       何立就是这里的常客，与大婶亲如母子，时常到阅览室看书或帮助大婶管理，直到阅览室关张。毕业的时候，何立从床底下拽出来两大纸箱的图书。其实，书籍的来处真不必细究，花销巨万堂皇于书架或积尘于屋角者比比皆是，倒不如让它发挥其实际价值，供嗜书者阅读翻检品鉴，何立显然就是这样的嗜书者。

       斯文的外表下，何立有一颗年轻活泼的心。大三以后，突然迷上了郊游，几次领上简华、薛钟等哥们和若干同班的妹子，去辽河岸边、南沙坨子、莫力庙水库等地修禊事。偶或出行，便呼朋引伴，扛锅背灶，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引来无数欣羡、嫉妒的目光，男生羡妒其有美女同游，女生幽怨其竟不带我！

       转眼毕业，何立要走了。一位温婉柔媚的妹子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两人隔着列车车窗，一个探身于窗外，口中念念有词，不断的抚慰劝勉；一个仰首于窗外站台，泪眼婆娑，梨花带雨。车子缓缓移动，电影里常见的一幕出现了，女孩不舍放手，跟着列车向前移动，车越开越快，女孩终于放手，掩面蹲踞于地……

       毕业后，何立再没回来过，只是有一回委托一位公务进京的本地同学带给女孩一些话——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先进的通讯手段——诸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类，并告知该传话同学：“千万保密！”哪知，鸿雁使者一回到当地，传话内容便人尽得知了，何立也落下了“所托非人”的笑柄，此是后话不提。但我总认为，以何立之资质才情，断不会把留声机当成传声筒的，这恐怕还是出于让人艳羡的衷心吧？

       写完这段话，我用微信转给那只“鸿雁”。据他说，他正在法庭上听审，无聊至极之时偷看了一眼手机，险些喷笑当场。后来，他回了信息：“其实曾经情事，当时已成美好追忆。山不见山，何须自苦苦人？不若佯痴作愚，于谈笑间，将那一腔柔情，都化为海底波浪。”话语道出点李商隐《锦瑟》诗的情味：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007年和2017年，两次见到何立，尤其是后一次记忆深刻。因为临近年关，在京同学纷纷离京回乡，只见到了何立。何立现在是央视一档著名法制节目的编审，在京城圈内小有名气；中央四套正播的表现雪域藏区题材的纪实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何立的才情真的有了驰骋的天地。

       何立变得豪爽了很多，我俩从华灯初放喝到灯火阑珊。服务员开始在左近收拾，挪凳搬桌均发出很大的声音，并不忘提醒“厨师要下班了，若点主食要快”。何立根本不理这一切，直叫嚷着：“再来一打啤酒！”我这边急急阻止：“不行了，喝不动了！”他那厢：“不醉不归！”服务员僵在当场，何立要酒，她的眼睛一暗，我出声制止，她的眼睛又一亮。在这一暗一亮中，我们终于结束了。

       何立上了的士后，我也回到酒店房间，给他发了短信：“安全到家否？”不久，他回信：“已安全到家。三哥，勿忘今日之约！”是的，我们喝酒的时候约定明年宿舍哥们聚聚，因此回信：“今生不忘！” 

       这一次，何立没让我传话。

       痴心的李林涛

       老七李林涛，呼伦贝尔人。

       林涛是八兄弟中最英俊潇洒的，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比例完美，一双大长腿，走路时上身向右侧倾斜5度，有频率地摇摇摆摆，大有玉山倾倒之势……若搁到今天，绝对是迷妹追求的对象。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说话不是很流畅，而且有点大舌头。

       林涛吃穿用度更是不凡，报到时带着一个超大的拉杆箱（那时这是稀罕物），拉杆箱里装满各式时尚的衣服、成沓的袜子、成捆的零食……后来知道，李林涛是家中独子，上头有好几个姐姐。

       第一次见到林涛，他正眼也没瞧我一下，也没瞧别人。兀自一个人仰躺在床上，紧锁眉头，嘴里叼着一根烟，不说一句话。简直是目空一切、睥睨群雄！即便装酷如吕东辉那样的，竟也没敢对李林涛表现出任何不满。

       后来知道了他的“鬼色（shǎi）”（赤峰方言，语出吕东辉，意为“德行”）后，林涛这一出表演被我们揶揄了整整四年。原来，他原本成绩不好，高考超常发挥竟上了本科，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展雄图。谁想一下了通辽车站，心便凉了半截，待来到学校，尤其进到二舍（最初我们住在二舍），心就全凉了。问他高考分数，他说是424分（当年本科线），大家轰然之后释然之后愤然：“装什么装！还以为你考了多高分呢？”

       耍帅、扮酷，不正是我们的曾经吗？无论如张箭锐般忧郁，如吕东辉之成熟，抑或如何立似钟情……不都是如此吗？有一首小诗，说出了305真假帅锅当年的情形：

青春生命均不寻常，

有的纯粹，

有的疯狂，

有的纯粹疯狂……

       但林涛是真帅哥，其出众的相貌给他带来了不少的烦扰，或者说带给别人很多烦扰，但不能说他对爱不忠，相反很痴心。

       我曾应邀到林涛家盘桓了一周时间，他家在大兴安岭南麓，一个典型的白山黑水林区小城，城中人们几乎全是林业系统员工及家属。虽说是林区，但城内已难见碗口粗细的树了，更别提原始森林了。据林涛的父亲、一位老林业干部讲，砍了几十年的树，只是在前几年，才开始补种次生林。小城北有一条小河，林业系统员工的房子都在小河南岸，相对整齐有序。小河北岸依山势起伏建了很多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的简易住宅，李林涛告诉我：“那里住的都是逃跑到这里的通缉犯！”

       一天晚上，林涛和我躺在火炕上，他开始描述他追求的女孩的十大优点，从相貌身材到性情德行，甚至包括摸到那双柔荑的美妙感觉。那女孩确很优秀，也是我班同学，但我仍佩服其观察之细、用情之深，这大概就是痴心人吧？

       林涛的父母待我很热情，将我当作贵客，每餐还要陪我喝上几盅。临别之际，还让我带上菜墩子、狍子肉、木耳、蘑菇。

       林涛毕业后似乎不太顺，工作岗位换了又换，潍坊、咸阳、包头、北京……总给人一点飘摇不定的感觉。那年同学会他来了，但沉默寡言、意兴萧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知道他不太顺利，趁那日在大清沟旅游区酒店同住一间房的机会，想宽慰他一番，但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开始讲禅理、表演打坐，并告知我他准备辟谷……

       2017年底，我出差来到北京，特意留下一个晚上预备与何立、林涛聚聚，顺便商量一下宿舍聚会的事。不巧，林涛那晚要出差，打给我电话显得很不好意思，他说这趟差必须亲自去，而且带着一个团队。我嘱咐他不要过于操劳，多注意身体。他说不行啊，孩子出国留学每年要花费十几万，自己和妻子（就是那个有十大优点的女生）不敢放松啊，再说，自己手底下还有几十号人呢，得为他们负责呀……

       放下电话，我望向酒店窗外，庭院中遍植松柏，虽是冬末，却也郁郁葱葱。任寒风凛冽，积雪覆压，它们依旧充满活力。

       林涛，替你高兴，稳定下来了。

       轻狂的王双安

       老八王双安，呼和浩特人。

       双安面容瘦削，眼睛不大，但分外有神，梳着中分头，衣服溜光水滑，乍一看很像电影中的鬼子翻译官。背微驼，走路如风。

       双安是兄弟们中最小的，因而大家一般对他很宽容，当然除老大以外。双安与老大的纠纷通常要用武力解决，与其他人通常是言辞之争，争论激烈时会双手交叉将长发向脑后一捋，甩一下臂膀，下巴高扬并向前伸出，有时也会口不择言，说出“爷不尿你”之类的话，因此偶尔也会惹来拳脚打斗。据说，呼和浩特老城区人们就将第一人称说成“爷”。

       男生的争论常演变成群体辩论，双方各执一词，分庭抗礼。刚入学时两派争论“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双安作为一方代表，慷慨陈词，口溅白沫，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尖细的下巴向上扬起、再扬起，活脱脱一只亢奋的公鸡。另一方李林涛为代表，但是因为舌头有点大且说话期期艾艾，只激动的拍得学习桌山响。到最后，争论也没有分出个所以然来，没想到在那年春节晚会，周涛一语道破了天机：“美国打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偷了布什家的高压锅！”

       大四的时候，我与张文杰异爨而食了，因为文杰搞对象了，重色轻友以至于斯。双安收留了我，虽然我在学校吃的次数更少了。双安打饭效率极高，操起饭盔，一溜烟跑下楼，一溜烟打回饭菜，别看身形瘦小，挤的决心和气力却不小，而且通常不分男女，一律挤挤挤。双安的运动天赋很高，善跑能跳，是班级足球队的前锋，经常在女生们的呐喊加油声中，风一般的带球向前、向前、向前……然后，摔倒。

       双安看的名著很多，有样本领尤其可贵，那就是能完整清楚地说出外国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比如他就能说出《小公务员之死》的主人公的名字，叫“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他喜欢随时纠正别人的口误，最喜欢纠正我的发音。我是土生土长的通辽人，发音不够标准，曾在班级晚会上闹出“只要你过得匹（比）我好”的笑话，平翘舌更是不擅区分，一旦说错，双安就会断喝一声：是“吃”不是“疵”！是“诗”不是“斯”！是“罪”不是“缀”……

       穿戴上，双安走的也是青春风，米色夹克，白色衬衫，蓝色七分裤，脚上是雪白的袜子和黑色小布鞋。这是很时尚的打扮，当年有句顺口溜说道：

       小白衬衫腰里别，吊腿裤子小布鞋，小白袜子露半截。

       双安的衣服一尘不染，走路时经常驻步拧身，检查屁股以下的裤子有没有沾染尘土，就算没有一丝纤尘，也要拍打几下。他对一切反光的平面都感兴趣，有一回，对着二舍一楼的一个玻璃窗驻足拂拭秀发，突然从房里窜出一条赤裸着上身的壮汉，向他大吼：“干什么呢？别乱看！”当时，二舍还住着一些年轻的教师夫妇，因为单位住房分配还没有轮到他们。

       毕业后，双安回到了呼市，在一所高中任教。我数次到呼市，双安都会出面接待，明显感到他成熟稳重了很多，也斯文了很多，大多时候都是听和笑，说也不离开工作、学习、学生管理。只在酒酣耳热之际，才身体向后一仰，双手交叉向脑后捋一把头发，高扬起尖细的下巴：“三哥，你说的不对！……”

       双安，风之子！这么多年了，终于又见到你的味了！

       往事如昨，历历可数，朝花夕拾，竟如喷涌的泉流汩汩而出，遂汇集成此流水长文。其间大部分事件来自真实生活，个别细节有臆造之处，却也依神绘形，足令知者会意，不知者娱情。

       相处四年，分别了二十四年，相交了近三十年。人到中年，曾经的过往愈发清晰，更加难念那段年轻的激情岁月啦。

        用一首小诗“时光是什么”来结束本文吧。

时光是什么？

有人说时光是把杀猪刀，

静静地等着猪们与它拥抱，

你看，那曾经的摩登女郎和追风少年，

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阿姨、大叔，甚至爷爷、姥姥；

也有人说时光是酿酒的曲子，

帮助酒水完成波澜不惊却又颠覆本貌的发酵，

脱尽烟光火气，少了血脉贲张，

却使酒变得成熟温润，醇厚绵甜；

还有人说——

时光是朝露，是不息的流水

是流茧，是飞蛾，是案上的烛火，

是百草的春荣秋凋，是太阳的东升西落， 

是孩子的笑靥，是老人的颓额，

......

而我要说——

时光其实是一种生命形态的见证，

见证着从与你相遇到一次次别离，

那碎片剪影不但没有消逝，

反倒日益清晰。

那是因为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了最好的你

而我们，

共同见证了那不朽的青春传奇。

       陈玉国，男，文学院90级中文本科班校友， 2013年获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通辽实验中学高中语文教师，内蒙古自治区语文特级教师。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师院，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寇喜瑞

年届知天命，每做静夜思。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当属师院中文系求学的四年时光。荀子《劝学》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师院不仅教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本领，更熏陶了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中文系毕业的人，无论身在何方，都以人文的姿态承继着我们民族厚重的传统文化，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多重碰撞中顽强独立地生活，也成为推动这个时代文明进步最具个性、最显底蕴、最怀忧患意识的群体。每当回想师院求学岁月里那些生动的景象，那些可敬的人们，那些苦乐的日子，心底就会生发出无限的怀念和感动。

一、师院映像

中文楼前丁香花开

每当四月，中文楼前繁茂的丁香树便次第开放。其花序硕大茂密，花色优雅调和，姿态秀丽清纯，花香淡雅别致，早已成为师院校园最经典的景观。清晨背书听课，或傍晚学毕归宿，就会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也就在书香、花香的流岚之中，中文学子们禁不住徘徊又仿徨，希望在充满书声琅琅的中文楼前，能够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春雨打湿发梢的校园小径

每一条校园小径，都记载着我们芳草萋萋地走过，都记载着我们杨柳依依地走过，都记载着我们雪雨霏霏地走过，都记载着我们晨钟暮鼓地走过。在这条小径上，和同学一起说人生、谈理想、诉烦恼、展希望。在这条小径上，诉说着一场又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承载着多少青春岁月的欢喜悲伤。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那些缘深缘浅的仿佛。尤其是在春雨飘飘的傍晚，伴着路边泥土的芬芳，当春雨打湿你的发梢，有谁能解你彳亍少年心事？

落日余晖下的图书馆

及至傍晚，同学们便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学习。间或坐在台阶上，看秋天落日。太阳慢慢滑向天边，天边是金黄色的云彩，余晖光芒渐微，却留不住时间逝去的脚步。一抹残红落尽，有恼人的秋风吹过，有疲惫的鸟儿归巢，有夜的黑色涌起。那时的你，是否为那不可知的未来而惆怅？

西拉木伦公园数星星的夜晚

即将毕业，三五同学相约去西拉木伦公园湖心岛的亭子上赏月小酌。斯时，湖水寂寥，夏风轻拂，星空灿烂，大地无声。大家因为将各奔东西，伤感颇多，便默默喝酒。有女同学打破沉静，说我们数星星吧。大家便一起仰望星空，星星越数越多，越来越亮。于是，有碰杯声，有对酒当歌声。至醉，有哥们儿呐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女生高呼：滚蛋吧，爱情！有哥们儿对着空旷的公园长吟：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篷篙人！

二、师恩难忘

周双利先生

周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是我们的系主任。周先生教我们《训诂学》。听先生讲课，才见识什么是教授。一是知识丰富，涉诸领域广泛；二是专业方向研究深刻，成果卓著；三是性格醇厚平和，宽以待人；四是虽腿有残疾，却笔耕不辍，实是男儿自强的楷模。先生常说，要少玩点，多读点书，学到的知识都是自己的，别人抢不去。又说，中国古典文化浩瀚无涯，你们要多注意、多研究。先生今年82岁高龄，4月份做了心脏介入手术，曾昏睡数个时辰，醒来说梦见有两个人拉着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后来又把他送了回来，声言拉错人了。可见上天也眷顾英才。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书卷气及文化底蕴的话，全拜周先生及中文系与他一样的老师们所赐。他们不仅传授给我们治学、教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做一个有骨气、有深度、有理想、有担当的中文人。如今，于东新师兄已接过周先生的衣钵，依然是同样的精神风范，依然是同样的学术研究，斯是中文系薪火相传之幸。

陈广武老师

广武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如今已是古人。每每追思，不禁唏嘘心痛。班级同学五湖四海，性格迵异，大事小事都让陈老师操心费神。为了多争几个贫困助学金的名额，陈老师与学院主管争得面红耳赤。同学病了，陈老师亲自骑着老28自行车送去医院，胜似亲人。陈老师教我们《两汉魏晋文学》，老夫子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我们曾帮老师搬家，师母做饭，菜一上桌，便被我们风卷残云吃光，急得师母又赶紧去凑几个菜，那时的弟子真是少不更事！陈老师，你的学生犹记得你坚韧的眼神、温暖的语言、淡然的风骨、专心致志治学的精神。

崔晓平老师

崔老师当时是宿管科的科长，同学们对他既恨又怕。恨的是他常管卫生、查秩序，怕的是一旦被他查住，扣分通报不依不饶。在他治下，门卫管理有规有矩，宿舍秩序井然有序，宿舍文化蔚然成风。那时男女生分在不同楼宇，有的男同学为了混进女舍看老乡或女友，就买点小礼物送给四舍看门的大爷以求通融，但大爷从未被这糖衣炮弹击中。逼得有个哥们男扮女装潜入，最终也被大爷火眼金睛识破，可见老崔手下无弱兵也。崔老师常教导我们：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师兄曾一年不叠被子，在崔老师的教导、督促下，最后竟然把行李叠得成了豆腐块，还在栖身的床边装饰了芦苇画！那时有学子如我辈家境贫寒，崔老师便创新勤工俭学模式，让我们晚上到教学楼去值班下夜，最后我居然靠着下夜的工资坚持完成了学业！

三、同学往事

知无涯  学无涯

班里郭同学，形似《芈月传》中的黄歇，斯文儒雅，喜读诗书。某晚这家伙仰卧床上，一边读书，一边抽烟，既徜徉于书海，又在香烟明灭中苦思。读着读着他竟然睡着了，烟头落在被子上。须臾浓烟升起，郭同学却浑然不觉，恰另一同学进屋发现，大呼并急端水灭之，才避免了一场火灾。如今，郭同学已是某名校名师矣；宿舍徐同学，适逢英语考试在即，这哥们儿连续复习了几天英语，晚上夜深人静中，梦中呓语竟也是一长串英语单词，令我等侧目。更为新奇的是，这家伙竟然兀自下床，喃喃自语：考试考试了，迷迷瞪瞪出门而去；班级苗同学板书极差，于是天天晚在教室苦练，终练得一手隽秀好字。以后这哥们没事便在自习室大秀自己的飘逸作品，赢得一女生倾慕，并成双于校园中，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

张师兄单锹铲危球

某春日，全院植树毕。数学系某班挑战中文系某班，踢一场足球。彼时中文、数学谁也不服谁。文科男嫌理科男木讷，理科男嫌文科男风骚，那就踢一场球来维护各自的尊严吧！于是双方撂下铁锹，一众壮汉闪亮登场，其他人员则拄锹观战。双方抢夺激烈，比分僵持不下。最后一分钟，数学系一队员抢得先机，冲破重重阻碍，绕过中文守门员，将皮球踢进中文系的大门，数学系要赢了！理科男就要赢了！中文系众兄弟不禁黯然沮丧。但是，就在球进门的一刹那，出现了奇迹——早已潜伏在中文大门之后的张姓师兄挥锹一下，竟然把球给铲了出去！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没了，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数学系的同学们群起愤怒，一起举锹呐喊着追向张师兄，张师兄拔腿远遁，场面甚是壮观，俨然如拍电影。幸好一老师路过，一声断喝，众人皆放下铁锹，作鸟兽散。

严同学翘课偷肉酱

宿舍宋同学出身城市家庭，经济条件好，家人常常寄来方便面和牛肉酱。那时节一下晚自习，众壮男肚子就咕咕乱叫，但家境贫寒，衣兜比脸还干净，没办法只好咽下口水洗洗睡吧。这时宋同学出场了，不是像老鼠似地干嚼方便面，就是当众泡面并拌牛肉酱，大块朵颐，独享美食，令我等垂涎，却也无可奈何。某日上午，宿舍严同学对我说：班长，我腹痛不能上课，请假。中午回来，这哥们儿则蒙头而睡。此时便见宋同学翻箱倒柜找东西。自言自语道：我的方便面怎么没了十来块？一大罐牛肉酱也没了，甚至连瓶子也消失了，岂不怪哉？遍寻不见，只好悻悻拿起饭盒去食堂打饭。见王出，严同学掀开被子慢慢悠悠对我说：班长，他的东西都被我一上午给偷吃光了。言毕，打个饱嗝睡去。结果到了下午严同学又请假，追问原因，答曰：上午偷吃的东西太多，撑得肚子痛。众人哂笑。

寇班长夜半拦追族

班级一赵姓女同学身材娇小，颇好文学。有一天找到我，说非常苦恼，原来每晚从图书馆学毕，后面总有一化学系男生追她，名曰谈文学交朋友。我是班长，这事儿必须挺身而出！于是当天即带两个大汉候于往图书馆的必经之路。果然，夜黑风高之下，赵同学匆匆而行，化学系那厮亦步亦趋。我等杀将出来，一声大喝：站住！厉声责问：人家不喜欢你，你为何还紧追不放？再追，就削你！那厮始不服，怎奈人单力薄，终举手告饶，保证以后秋毫不犯。我等以胜利者姿态满意而归。若许年后，同学聚会，仍是孑然一身的赵同学幽怨地问我：班长，上学时图书馆路上，你拦住人家干嘛？我无语，只能“且尽杯中物”。

醉酒同学睡梦之糗事

一日，某宿舍兄弟聚会，皆醉，互相搀扶回宿舍，遂入眠。夜半，上铺某兄弟突然内急，然酒醉下床困难，径自掏出工具站在床上解决问题，可谓酣畅淋漓。下铺一哥们被骤然惊醒，遂坐起，大呼：下雨啦！余兄弟皆惊起。其中一兄弟揉着眼睛曰：下雨天，睡觉天，吵吵什么，赶紧睡觉！众人又倒头而睡，而那作案的兄弟则鼾声最响。另一次，我们宿舍一哥们儿也是酒后如厕，懵懵懂懂地穿着短裤直奔厕所而去。时为夏天，宿舍燥热，各宿舍均是门户洞开。那哥们从厕所出来竟稀里糊涂地冲进另一宿舍，见一空铺倒头即睡。早上我们正起床，只见那哥们儿弯着腰护着短裤哆哆嗦嗦地回来了。问去了哪，哥们羞涩曰：幸亏没进女生宿舍。

四、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

岁月如歌，青春老去。转瞬毕业近二十五年了，我常思索：在民族师院中文系求学的四年，我们学到了什么，传承了什么，践行了什么？尤其如我是弃文经商做企业的人，又有什么别样的体会？我认为，除了学到了专业知识，我们最重要的是承继了师院中文人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独立品格、独立精神、独立担当。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追求；是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傲骨；是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胸襟；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淡定；也是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关怀现实。而家国情怀则是修身重义，心系苍生、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信念：是《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担荷，是《离骚》中“亦余心所何兮，虽九死其未悔”的苦苦追寻，是《示儿》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奶翁”的忠诚执著，也是鲁迅《自题小像》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自我牺牲，更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美好期盼。

而师院之于我个人，可以说是将她的文人精神与家国情怀融注到了我的血液，体现在我人生的事业之中。作为民营企业，为国纳税是义务，安置就业是责任，公益慈善是的担当。多少年来，依托企业健康发展，我们投入了上百万元，参与到政府精准扶贫、扶危济困、教育民生之中，尽管不过是萤烛之火，但也是一个师院中文人心忧天下、体恤民生的绵薄付出。作为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我努力为基层百姓鼓与呼，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力争不负社区百姓的殷殷嘱托。这些都是师院教育的践行，也是师院人文理想的延续。所以，我由衷地感谢师院的那段青春岁月，感谢老师的教诲，是师院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引领着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为事业正己，为生民请命，为社会立心，为这个时代砥砺前行。

寇喜瑞，男，文学院89级中文本科班校友。现为内蒙古恒科润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文学院校外兼职教授。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往事二题

       邵俊峰

       三十年前的事，远处看仿佛很清晰，逼近了却模糊一片；采取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当然这距离是心理的而非物理的——看，原来满目支离，一地碎片。把碎片锔起来，就是往事；虽然说不得是十分的真，但也决不假。记忆就是这样子的。

       文海二糗

       我去学校报到那天，是下午一两点钟，在母校大门口，感觉不好。大门很破旧，尤其是门前的土路，坑坑洼洼，又不直顺，马车汽车自行车搅成一团，尘土弥天。一群麻雀掠过，格外显得灰头土脸。

       到宿舍找到自已的床位，是上铺；下铺已有人躺着，这时候坐起来和我说话，说叫朱玉君，扎鲁特旗人氏。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大学同学。这厮不热情。后来我曾当面质问，不想他竟矢口否认，还倒打一耙，说是我傲慢，且透漏出当时心中颇不满，在我走出后曾暗骂“熊样”云云。总之，时间太久了，这事说不清了。

       安顿好住处，就想到上课的地方转转。先看文科楼，楼是梁思成曾倡导又挨批的所谓大屋顶式建筑，有年头了；走廊里很黑，脚下也不平坦，总感觉四处会有老鼠出没。果然，后来我在这里教书的时候，一天傍晚去备课室看书，急着上厕所，就在走廊里踩昏过一“匹”尺把长的大耗子。——再看综合教学楼，倒是新的，很展眼。想到以后就要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从此告别了剧团的差事，心里也敞亮开来。

       正在一楼主楼梯下转悠，忽听四楼上有人在跑，脚步声如奔马，响到走廊尽头，又从一侧的楼梯传下来，啪嗒啪嗒，就到了主楼梯下。这人头发凌乱，没个脑型，面白无须，比我个儿矮，一看就是个农村来的生猛家伙。他不看我，只看楼梯，啪嗒啪嗒又上去了。上上下下地忙乎，满楼都是脚步声，让人起疑。这家伙登斯楼也，野马似的瞎跑什么呀？

       隔一天才知道这人是我的同学；又隔几天才知道他叫徐文海。熟起来我问他为什么满楼跑，锻炼身体乎，抓贼乎，尿急找厕所乎？他的回答使我大失所望又惊叹不已：他说他没见过楼，自然也没上过楼，这回见到神秘楼梯曲折而上，又折返而下，相当有趣，于是就痛痛快快地体验一番。

       现在电视上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电梯的广告，词曰：“上上下下的享受”，有什么新鲜？余同窗徐文海教授于三十年前即享受矣。

       同学四年，才知道这家伙不简单。转眼到毕业，文海留校任教，和我、永良同住教师单身宿舍。那时他刚学会骑自行车，在校园里歪歪扭扭地撞觉得不爽，有天傍晚借了一辆驶出学校大门。校门已经更新，门外的霍林河大街宽阔平坦。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而爽必须通过速度来体现，能施展速度的地界，除了霍林河大街别无选择，于是他上了主干道。一般说来，自行车这玩意儿，越是生手越敢骑，而且越骑越快；况且傍晚时分，路上无车，大道通天，春和景明，人与车便如离弦的箭射向东方。大约到了市建俱乐部那儿，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用自行车带着怀抱一兜水果的未婚妻过马路，文海无法躲闪，如失事火车般撞了过去，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他负痛爬起，见那姑娘摔得可怜，想去搀扶，当即被小伙喝住；结结巴巴，真诚地赔礼，又被小伙喝住。小伙一手挽未婚妻，一手戟指地上散乱的水果，只是说：“捡起来！”那架势显然是如稍有不从必痛扁之。于是大学助教徐文海之瘦小孤单而狼狈之身影匐于众目睽睽之下、小伙的颐指气使之中，于马路上、草丛中、路人的脚下捡起一个个苹果桔子之类，擦净、装好，然后恭敬惶恐地奉上矣。至于之后小伙如何训斥、徐助教如何狼狈而回，兹不赘述也矣。

       诗人一群

       七七级中文，若三十年后说一整体的印象，这印象又能揭示我班的精神气象，我以为就是：这是由一群诗人组成的集体，虽然后来未出现一位诗人。

       当然，老中青五十人整，未必人人都写诗，但人人都有诗心诗情、诗人的怀抱，却是不错的。

       试以“老家伙”为例阐述之。其中陈忠海学兄、张延春学兄、陈国文学兄最有代表性。

       客观地说，三人之中，忠海兄诗才最差。但那年月的七七级，诗之才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激情。毫无疑问，陈兄激情有余，这就妥了。记得有回他要当众诵诗，先拿大作给我们同宿舍的人征求意见，结果可想而知，但陈兄不受舆论的影响，诗歌会上，他的诗竟大获成功。考其缘由，这主要得益于他嗓音的浑厚而苍凉，高昂处可声震屋瓦。还有就是他的眼神，那双大眼平日里是何等宽厚祥和，然诵诗之时，忽然变得如此凶悍，仿佛谁要不欣赏他的诗，他就当场咬死谁。

       三人中，延春兄的诗写得最地道。他肯定此前写过不少诗，也会朗诵，只是激情差了些。也没办法让他激情万丈，他的家在木里图，孩子小，家务负担重，好像每到春耕大忙时节，他都要请假回去种地。而且种地育人两不误，大学四年间，除了土地上的收获，下一代也在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易经上说“生生之谓大德”，这无可厚非，只是耽误了他的诗歌创作。

       三人中数国文兄的诗的品味最高，也最刁。他爱的是古诗，可能是胸中的古诗蓄积太多的缘故，张口一吐就是好诗，但都是古人的。由此看不上白话诗，评价起来用语不多，但极为刻毒，所谓寸铁杀人也。或者干脆就嗤之以鼻，其响鼻无人能模仿。他也朗诵过诗，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字不差，音声清亮，张驰有度，自娱娱人。余在大学执教至今二十八年矣，未听过一位中文学生能像陈兄那样有韵味地朗通古诗。

       老家伙都有如此诗情，那帮小公牛般的年轻一派更不用说了。蔽舍的刘凤久最有诗人气质，诗情一袭来，就在走廊徘徊吟哦，不胜痛苦之状，有几回竟于忘情之中踱进了女厕所。但凤久终不能在诗上有大进步，因他太年轻，好玩，玩的又是篮球，往往见他一身臭汗回来，这就有点邪门了，因为征之诗史，没有挥臭汗而能写美味诗篇的，结果诗歌与篮球不可得兼，颓废了。诗歌创作有些成绩的，倒是在校念书时仿佛不怎么写诗的我的小同乡刘玉芳。已经毕业好多年了，有一天他竟寄来了许多发表的诗，一看，真不错。脱去了往日的书生意气，很多人都早与诗歌拜拜；玉芳君官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竟然还葆有童心诗情，真是硕果仅存了。而且玉芳外表粗犷，其实内蕴慧美，诗不走阳刚一途，却是很温婉的，我曾写了一篇评论为之揄扬，题目就是“男子汉的柔情”。问题是宣传部长而写诗，多是装点门面，玉芳却是真写诗的，因此听说他那官儿当得也不大顺。

       他如维国、维泉、建军、文海、国安（一包一刘）、福舜、红华、少刚、苏和、德友一流，人人都孕育着无穷无尽的诗歌的蛋，憋不住就四处乱下。俱往矣！俱往矣！

       欣逢大时代的转折，我辈有幸坐上了头班车，因此意气风发，粪土王侯；待到学业各有所成，散之四方，又能与时俱进，化书生的诗情为入世的实用理性，由此所操各业，均小有成就，固一时之秀也。这就是七七中文不可复制的历史因缘吧。

     本文选自《永远的77级》。邵俊峰，男，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院77级中文本科班校友。毕业后留内蒙古民族师院中文系任教，后调大连大学文学院。有多部文集和学术著作问世。

      1978年初春，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从家里出来。父亲执意要送我，他很兴奋，因为，他的在乡下“插队”多年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天要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报到了。在我的一生中，几次离家出门，都是父亲为我送行，一次是60年代初我到郊区读寄宿中学 ，一次是“文革”中我去崇明岛“插队落户”。而这一次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文革”结束后，大学终于又恢复公开招考，77年秋天，无数像我一样超龄的考生走进考场，在飘着油墨清香的考卷上，追寻那耽误了十多年的宝贵时光。上大学，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我没让父亲送我去学校。他站在弄堂口向我挥手。我发现，白发苍苍的父亲 ，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那一年，我27岁，父亲67岁。

踏进校门那一瞬间的感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大学门口人流不断，来报到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拥来，他们大多数和我一样，早已超过了读大学的年龄。“文化革命”把我们耽误了十年，能重新踏进大学校门，再当一次大学生，对我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跨入校门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发热……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她的前身是大夏大学，瞿秋白曾在这里教书。我即将就读的中文系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作家和教授，譬如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他们不仅是有名的学者，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能来听他们上课，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幢有着圆形廊柱的古罗马式青灰色文史楼，虽然只有三层，但看上去宏伟壮观，给人一种悠久厚实的历史感，仿佛这就是渊博和知识的象征。文史楼三楼的315教室，是中文系77级上大课的教室，我们将在这间大教室里上四年课。华东师大的校园在上海的大学里是最美的，校园里有河，有桥，有花园，林荫道边绿草如茵，灌木丛中曲径通幽。校园里那条河叫丽娃河，河边有一块绿地，叫夏雨岛，这些，都成为同学写诗作文的素材。我们毕业后，中文系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诗社，社名就叫“夏雨”诗社，诗社的刊物就叫《夏雨岛》。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同学之间年龄差异很大，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竟相差17岁。学生的经历也很丰富，有下乡插队落户的，有当过工人、参过军的，也有当过教师的。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有东北的，有西藏的，也有云南和四川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使同学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丰富而有趣。在中文系这一届的学生名单中，我发现了孙颙和王小鹰。孙颙和我同在崇明岛参加高考，不过他在农场，而我在县城。孙颙那时已经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写的短篇小说《老实人的故事》等作品，曾在文坛引起反响。王小鹰是诗人芦芒的女儿，曾在黄山茶林场务农，她当时的特长是写儿童文学，上大学前，就出版过一本写茶林场生活的小说。

进大学不久，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图书的开禁。一批世界名著重新出版发行，对爱好文学的人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也是一个文化专制和封闭的时代结束的象征。新书上架时，书店里出现了极其热闹感人的景象。每一家新华书店门口都有排队购书的长龙。华东师大校园里有一家小书店，每天早晨，中文系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一起，早早地等在书店门口，门一开，大家便蜂拥而入，不管出了什么新书，先买下来再说。那时，阮囊羞涩，但是，我还是倾其所有，将可能买到的书都买了下来。还好，那时书价便宜，四本一套的《战争与和平》才五块钱出头一点点，上下两本的《悲惨世界》还不到两块钱，像砖头一样厚的《红与黑》才一块多钱。花十块钱，便能捧回一大堆新书。这些书，尽管以前都读过，但是有不少书是偷偷摸摸借来读的，现在，能自己拥有这些书，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幸福。我还买了重新出版的很多诗集，其中有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歌德的《浮士德》，雪莱、拜伦和海涅的诗选。很多中国的现代文学名著也纷纷重版，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曹禺的剧作选、冰心的散文选、艾青的诗选，等等。这些书，也出现在我的小小的书架上。而现代文学中曾经绝迹的一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虽然不能一下子看到重新出版的书，但在图书馆能借到他们的书，在阅览室里能读到他们的书。对以前所知的文学史，现在大家都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离那家小书店不远，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藏书丰富，阅览条件也好，每天晚上，图书馆的阅览室就成了同学们读书的天堂。读书的学生太多，阅览室坐不下，很多同学早早就等在阅览室门口，门一开，就能进去找一个座位坐下来，然后再去借书。而大多数学生，就在教室里读书、写作、做功课。晚上，宁静的校园里一片灯光。那种景象，非常美妙 。我曾经写过一首赞美校园灯火的诗发表在《文汇报》上，由衷地表达了我欢快欣悦的心情。

校园里学习的风气非常浓，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大龄同学，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女同学们表现得更为突出。那时，宿舍晚上10点以后要熄灯，不少女同学熄灯后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点着蜡烛读书。王小鹰告诉我，她们寝室里的同学熄灯后都自己点灯读书，有一个同学点着蜡烛读书时烧着了蚊帐，差点引起火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校园里文学创作的风气。我和孙颙、王小鹰几个人，上大学前都发表过一点作品，进大学后，便特别引人注意，有不少我不认识的同学拿着自己写的诗和散文给我看。那时，文学道路上人头济济，成为作家是很多人的向往。这一届学生中，热衷于创作的同学很多，而且都有生活积累。进大学后，在上课读书的同时，他们的创作欲望也被激发起来。那时没有太多的发表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怎么办？同学们自发地在文史楼的走廊里办起了壁报，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工工整整的誊抄出来，配以插图，贴在壁报上。一时，办壁报成风，中文系四个班级，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壁报，发布在文史楼的走廊中。有的甚至以寝室为单位办起了壁报贴在宿舍楼的走道里。这些壁报，水平不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纯文学的刊物。每一期新的壁报出来，都吸引很多同学去看，不仅中文系的同学，其他文科或理科的学生，甚至校外的文学爱好者也闻讯来参观。壁报的读者中，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新出的壁报前总是人头济济，人们对壁报上的文章评头论足，还有人写文章评论壁报上的作品。中文系的壁报，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发表在壁报上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有不少后来都被文学刊物和报纸的副刊刊登。我为壁报写的一些组诗和散文，譬如诗歌《海上断想》《友谊》《跋涉者的沉思》《春天，请在中国落户》，散文《小鸟，你飞向何方》《合欢树》《旷野的微光》《诗魂》等，后来陆续在《人民日报》《诗刊》《文汇报》《上海文学》《萌芽》《散文》等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引起不少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孙颙的短篇小说《螺旋》，后来在《萌芽》发表，引起不小的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孙颙的中篇小说《冬》。当时，大学生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全中国恐怕也鲜见。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应《萌芽》丛书的编辑之约，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珊瑚》，作为“文革”后恢复的第一辑“萌芽”丛书出版。而王小鹰则在《萌芽》丛书第一辑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金泉女和水溪妹》。

一天，来了一位报社的女摄影记者，要反映校园里文学创作的气氛，并指名要为孙颙、王小鹰和我三个人拍一张照片。在摄影记者的摆布下，我们三人坐在校园一角，做读书讨论状，记者拍了照片，几天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照片的说明文字，是介绍我们如何在学习之余坚持文学创作。而我们三个人，确实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学里，我们一起参加作家协会，毕业后，我们的工作都是文学编辑。1985年，我们曾一起出席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1997年，我们又一起出席第五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我和王小鹰现在是专业作家，孙颙现在是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一直没有停止写小说。在文学界的聚会时，我们三个人还常常能见面。

上大学的第二年，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为“草木社”，出了几期油印刊物。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文学社，我们互相之间还互寄刊物交流，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当时都有非常有活力的文学社，都有自己的刊物。“草木社”成立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解散了。不过，校园里的创作气氛依然非常浓郁。我们曾经和复旦大学文学社的同学有不少交流，那时，复旦大学的学生文学创作也十分活跃，常常联络的有胡平、张胜友、刘征泰和颜海平等人。复旦中文系77级的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之后，在全国引起反响，我曾把卢新华请到我们学校，和我们班里的同学座谈。卢新华一夜成名，却还是个单纯的大学生。在我们的教室里，他谈创作《伤痕》的体会，我们班里的几个爱挑剔的同学对他的小说提了不少意见。大家很认真地辩论得面红耳赤。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学生确实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和激情。

那几年，中文系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全校的学生和校外的文学爱好者都会赶来听。一次， 我们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举行诗歌朗诵会，上海的很多诗人都来参加了，其中有老诗人辛笛。朗诵会还没有开始，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只能把大门关起来。可不断地有人要进来，坐在里面的同学只听到大门被外面的同学敲得砰砰作响。老诗人辛笛坐在台上笑着喊道：“好，好，这是春天的敲门声！把外面的同学放进来吧！”大门打开，外面的学生蜂拥而入，没有座位，大家就站在走廊上，挤在舞台两侧。那天晚上，师大的礼堂容纳的人数大概打破了历史记录。诗歌朗诵会上，同学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校外的诗人们也上台朗诵。有人朗诵了我的《春天，请在中国落户》。辛笛朗诵了他的新作《呵，这儿正是春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老巫婆的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那天晚上，师大礼堂里的掌声和欢呼声一直持续到很晚。后来有人在校刊上写报道时，称这个夜晚为“诗歌之夜”。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非常怀念那时的气氛，就像我当时在一首诗里写的：

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

我们也面对着世界展开，

心是那么纯洁，

热情是那么透明，

我们的憧憬天真得像幼儿的梦，

我们的向往飞舞在星光灿烂的夜空……

我不知道，二十多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还有没有这样的“诗歌之夜”，但愿还会有。

师大中文系的几位名教授，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人物。曾经当过中文系主任的许杰教授是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作家。有时候，能看到他的一头白发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晃动。但那时他不上大课，只带研究生，所以我们也少机会听他的课。不过，远远地看着他那一头白发和温和的表情，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倒是大学毕业后，在作家协会的很多聚会中，和许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施蛰存教授那时还没有给同学上课，因为当年被鲁迅批评过，施先生几乎大半生为此受累，真是冤枉了他。其实，他的文品和人品，都值得称道。在上大学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了解他，没有机会读他的书，只知道鲁迅先生骂他“洋场恶少”。这个难听的绰号，和为人平和、学识渊博的施先生实在无法相联系。我们在师大上学那几年，不常有机会见到施先生，但听说他生活得很艰苦，住在一间狭窄的亭子间里，平时看书写作是在一间极小的卫生间中，抽水马桶就是他的办公桌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写成了后来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唐诗百话》。

钱谷融先生是很受同学们欢迎的教授，大家尊敬他，不仅是他的学问，也是因为他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他当年提出“文学就是人学”，曾经遭到过粗暴激烈的批判，此时，人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大家都觉得钱先生是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道出了文学的本质。钱先生当时主要精力也是指导研究生，只是偶尔给我们上几堂大课。钱先生谈现代文学总是深入浅出，讲得很生动。然而有趣的是，他有时会突然停止讲课，有点不好意思地摇头微笑着说：“这些话，我已经讲过好几遍，重复自己的话，很没有意思。”课堂里的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来回报他。

那时，徐中玉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徐先生是资格很老的名教授、名作家，在没有和他接触前，大家对他有些敬畏。但是一经接触，就知道这是一位随和的老先生。作为系主任，他常常要在全系的师生大会上讲话，在我的印象中，他讲的都是很真诚的话，从不摆大学者的架子。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对我们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他多次在全系大会上热情鼓励同学的课余文学创作，对我们几个在创作上有一点成绩的学生，他还常常点名表扬。中文系当时那种日益高涨的创作热之所以能形成，和徐中玉先生，和中文系其他老师们热心支持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毕业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但对我们这些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这样的做法，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我的诗集《珊瑚》，毕业后的第二年便作为恢复出版后“萌芽丛书”中的第一本诗集 ，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后来，徐中玉先生被选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作为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和徐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人世的风暴中，徐先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他把名利看得极淡，而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前途，他甘愿承担一切。1994年，我和徐中玉先生一起到长江口的长兴岛采风，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另一位成为作家的学生王晓玉。我们沿着江岛的长堤散步，徐先生谈了他年轻时代的很多往事，他说：“此生虽然曲折，但从不做亏心事。”我们在岛上一起庆贺他的80岁生日，我们在祝他长寿的同时，很想倾吐心中的感激之情，但却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对他说：“你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做学问，搞创作，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徐先生笑着说，有你们这些学生，我感到欣慰。

师大中文系还有一位年轻的讲师王铁仙，学生都对他特别有兴趣。他是瞿秋白的嫡亲外甥，上课时，他的普通话中带着绍兴腔，讲鲁迅的作品，就特别有味道。大家特别喜欢听他分析现代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夜晚》、《迟桂花》，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些作品，被他分析得丝丝入扣，使大家有如临其境的感觉。王铁仙先生课上得好，但他不在乎同学们对他的看法，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课没有意思，可以不来，也可以在课堂里写你们想写的文章，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课恰恰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毕业后，王铁仙老师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关心着我的创作。他后来当了华东师大的副校长，但还担任着博士生导师，一边当校长，一边辅导博士生。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卷本自选集，铁仙老师仔细读了我的书，还写了一篇热情中肯的评论，发表在《文艺报》上，使我再一次感受到老师的关怀。

在我们的老师中，上外国文学作品欣赏的王智量老师的课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王智量老师有激情，分析作品时往往沉浸其中，仿佛这小说是他自己的作品，小说中的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讲安娜和她的儿子告别，达吉雅娜给奥涅金写信，讲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很多女生被感动得流泪。王智量先生也是一位翻译家，翻译过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后来，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是他自己当年被流放的生活经历。给我们上写作课的王光祖先生、王昌汉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文学欣赏的陈孝全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汉语的陈秀珠老师和朱川老师，给我们上文学理论课的王世瑜老师，他们的讲课都留给大家深刻的记忆。为我们上古典文学作品欣赏的王建定老师，介绍宋词时如数家珍，他对宋词的熟悉程度，使大家都感到惊讶，我们能想到的作品，他都能倒背如流，背诵时那种摇头晃脑陶醉的样子，引我们发笑，但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那时，古典文学的考试是背宋词，由王先生亲自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个一个过堂，背诵的篇目范围很广，具体背哪一篇，由他临时提出。这使得很多同学非常紧张。我并不欣赏他这种对付小学生的考试方式，但也觉得有趣。毕竟很多年没有老师来这样考我们了。记得他让我背诵的是苏东坡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是我熟悉的作品，也是他规定范围内的。背第二首时，他对我笑了笑，说：“你是作家， 我让你背一首规定范围之外的，怎么样？”我有些发怵，怕背不出来会很狼狈。他说：“背不出来也没关系，不会算你不及格的。”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不算太冷僻，是我能背的。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几句，是大家都熟悉的。记得王先生夸奖了我几句，还说起了王国维引用这几句使意思出新的典故。这位王先生，生活有点潦倒，没有结过婚，没有房子，一直住在教师宿舍里。他在事业上也不顺利，我们毕业很久，听说他还只是个讲师，无法评上教授，因为他坚持“述而不作”，没有著作，尽管他的课上得那么有激情。我觉得这对他不公平，很同情他，但却帮不了他的忙。

毕业十周年的时候，我们77级的毕业生回学校聚会了一次。又回到315教室，和老师们同坐一室，我发现，这十年时光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脸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记，而老师们却明显地老了，当年的中年人，变成了老人，当年的老先生，不少已经老态龙钟，有几位老师已经离开了人间。在这次聚会上，大家要我说几句，我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师们，看着他们温和期待的目光，泪流满目，语不成声。我说：“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心里，老师们是不会老的，永远不会。”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

我们这两届大学生中，后来成为作家的，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除了孙颙、王小鹰，还有王晓明、刘观德、周佩红、陈丹燕、陈保平、戴舫、方克强、宋耀良、陈惠芬、陈洁、郑芸、乐维华、刘巽达、毛时安、嵇伟、沈乔生、李其纲、朱大可、宋琳、徐芳……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多作家，这和校园里浓厚的创作风气有关，也跟中文系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有关。一种氛围的形成，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客观的原因，两者缺一不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地位何等崇高。学生心向往之，老师激励扶持，社会推波助澜，涓涓细流，便奔涌成浩浩江河。

说说我们班里的几位和文学有缘的同学吧。

戴舫、刘巽达、陈洁和郑芸是和我同班的同学。在上大学之前，他们都没有发表过作品，后来都成了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戴舫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酷爱读书，是一个善于思索，对任何问题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开学不久，在一次写作课上，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记人物的作文，戴舫写了他的外祖父，一位性格坚强的教授。文章虽然很短，但从他的描绘和议论中 ，我发现了他的文学才能。我建议他将这篇作文誊写出来，刊登在我们的壁报上。戴舫的创作激情就此被激发起来。他一连写出好几个有质量的短篇小说，其中刊登在《青春》月刊上的《挑战》，涉及了恋爱和情感的敏感问题，当时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学毕业时，戴舫报考了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的研究生，一年后去美国留学读比较文学，在美国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曾将两个长篇小说从美国寄给我。其中的《牛皮 303》，我推荐给《小说界》发表了。后来他又写出两个长篇，其中《第三种诱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国内获得好评。另一部长篇《曼哈顿之夜》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戴舫正在用英语写他的新的长篇小说。戴舫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对中西方文化有较深刻的了解，他的才华，他的作品的价值，会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刘巽达是一个杂家，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不但是作家，还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在著名杂志上连载并结集成书的《家庭启示录》曾荣获上海青年文学奖；他常常撰文议论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毕业后出版的一些书也多与此类问题有关，华东师大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一套“刘巽达家庭社会系列”四卷本个人文集。那天在母校召开“华师大作家群现象研讨会”前，师大出版社张罗了一个热闹的签名售书现场，当时我和沙叶新、孙颙、王小鹰以及陈保平陈丹燕夫妇各签一本书，刘巽达是四本一同签售。现在，他是《上海采风》杂志的主编。陈洁和郑芸是年龄较小的女同学，上大学前都在农场待过几年。大学四年，她们一直在不停地写作，也常常给我看她们的作品。发表作品，产生影响，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事情。陈洁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 《大河》，曾得到不少好评。她后来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但在四年聘任期未满的时候，便移居国外，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有新作品发表。郑芸是一个很认真很勤奋的女作家，大学毕业后，以长篇小说《恐惧的感情》引起文坛注意，上海的文学界曾就这部小说开过一次研讨会。她现在生活在日本，在一所大学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前两年，她还将她的小说新作寄来给我看，小说的风格和内容和她以前的创作有了很大变化。

这一届同学中，也有一些成了出色的文学编辑。孙颙毕业后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当社长，再当出版局长。陈保平先是在《青年报》当编辑、副总编辑，后来当了几年上海三联书店的总编辑，现在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了总编辑。朱士信当了多年《上海文化报》的总编辑。林建法现在是《当代作家评论》的副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和我同一个寝室的阮光页，那时，我睡下铺，他睡上铺。阮光页多才多艺，喜欢写作，也喜欢装半导体收音机，曾经为同寝室的同学每人装了一个用耳塞收听的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外壳用的是一种最小的塑料肥皂盒，成本一共才五元钱。现在，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90年代中期，他编辑策划了一套由华东师大毕业的作家创作的丛书，其中有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孙颙、王小鹰、赵丽宏、周佩红、陈丹燕和陈保平，还有“文革”前毕业的沙叶新、戴厚英和鲁光。这套书当时曾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使很多人发生兴趣，华东师大为此举办了研讨会，上海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了，电视台还为此拍摄了专题片。“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现在，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从父亲送我进大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2年。大学毕业那年，我31岁，我父亲71岁。父亲小时候没念过几年书，也算是自学成才，成为一个小小的实业家。但对读书人，他一直心怀着敬意。我能成为一个作家，父亲很高兴。我把我在大学时代写成的第一本书送给他时，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现在，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6年，而我们大学毕业已经18年。这二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我的记忆库藏中，没有一段岁月比在大学里度过的这四年更令人怀恋。我怎能忘记，文史楼和图书馆繁星点点的灯火，大礼堂里诗意盎然的激情，丽娃河畔、夏雨岛上的琅琅书声和倾心长谈……

生理的青春是短暂的，精神的青春却可能长久地伴随着生命的进程。我想，如果一直能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心情和精神状态，青春就不会离我而去。

大学不老。青春万岁！

2000年5月25日于四步斋

      近日，在整理书房时，发现宋琳于1996年9月20日发给班长傅恭棋和全班同学的信（复印件）。当时，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7901班同学正准备回母校聚会，而宋琳身在法国，不能前来参加，因而写了这封信。经征得宋琳同意，现转发于此，以志怀念。

傅恭棋及七九零一的老同学：

我听说你们周六将回母校聚会，恨不能跻身于你们中间，畅叙别情，唱“长亭外，古道边……”。多少年过去了，人生苦短，这样的盛事能有几回？我一一回忆起每个人的丰采，四年朝夕相处的种种情景。当然，我也想象诸位现在的容貌——除了令我们更加成熟稳健，时间还改变了什么呢？

银杏树是我们的青春的见证。选择那绿荫下见面真是意味深长。有一回，我们几人曾从树上摘了些果子送往女生宿舍，请她们尝一尝，据说果子味道鲜美。遗憾的是女生们目光太锐利了，而我们的样子又太“氓之蚩蚩”，终难得计。好像只有倪秀琪用她的玉唇尝了一口。我不记得她是如何评价的。或许还有别人也尝过？总之，那时我们千方百计取悦于女生，而很少得到垂青。马季有一次在电影院遇到的委屈，我至今还记得。他送了一张票给嗲妹妹，结果等来的是另一位，而她倒无所谓，在位置上坐定后还冲他一笑。想想吧，那样的情况真是不少呢！

有一点特别值得说一说，那就是我们班的朝气。为了拔河取胜，居然会一股作气直至瘫倒在地。男同学最喜欢穿的是青一色的军便装（即使在八十年代初业已不时髦了），我们热爱集体，但我们并无纳粹精神，因为我们相处得好，只是基于彼此友爱。而读书的气氛似乎并非我们班的骄傲，要推四班，他们的老夫子也比我们多。我自己就很少晚间去教室自修。更不用说徐雄飞这样的泥菩萨，直到下课铃响还在瞌睡不醒，而老奥就更不谈了。虽然如此，在我看来我们班同学的智力真是个个不差，个性鲜明，快乐健康。除了吴祖荣，唉，他本该跟我们在一起……

匆匆给大家写了几笔，聊为助兴。尽管知交零落，而生活万古长新。我们头上是永在的蓝天。祝福并且拥抱你们！

                                                                         宋  琳

                                                                                     1996.9.20巴黎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毛尖

常常我想不清楚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的那些年，究竟是宝藏还是伤口。1988年夏天来到上海，除了中间三年跑去香港读博士，我一直呆在华东师大。丽娃河两边每一寸土地，我都走过。

本科我读的外语系，男女生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而当时的中文系，男女比例还不像现在这样失调，我们到文史楼上课，看人家教室阴阳得当，就有些嫉妒。后来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同屋嘲笑我是养生去的。不过，玩笑归玩笑，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那几年，确是我求学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对中文系没热情几乎不可能。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也都文艺腔，在活动中心跳舞，被人问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你会反思是不是自 己气质特庸俗。那些年，是风流之徒的最好年华，他们用诗歌为自己担保，使得对里尔克动情的女生后来都有一段和校园诗人的莫名恋情。

校园诗人非常多，而且有一半不是在册学生。那些年，宿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一个寝室八张床，长期睡九个也很正常，至今我还觉得奇怪，那种乱而不淫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又是如何消失的。大二的时候，我住过一年的大寝室，十四个人一个屋，吃过晚饭，不谈恋爱的出门夜自习，谈恋爱的上门夜自习，晚上我们回寝室，但见蚊帐飘荡，嘈嘈切切，想起我们的写作老师、现代派诗人宋琳的名言，“越喝越渴”，我们对饮鸩止渴之徒也就有了同情。有一次，同屋的一个老乡跑来说，他们学校最近 抓了一个宿舍，户籍八人，搜出十三，而且有男有女！

我们对她的消息反应不强烈，她自叹自唱：“堕落啊堕落！”我至今记得她扼腕痛惜状，一边大口地吸爆炒螺蛳。不过，在那个时代，“堕落”似乎有它的正面意义，女孩还没有掌握身体的方法论，男孩也不懂得肉身会有价，所以，从身体开始的爱恋，常常又以身体结束，流泪的流泪，流血的流血。六点钟的寝室，晨跑的同学突然也会带回一个消息，五楼日语系的一个女生自杀了，是上吊！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她失恋。在那个年代，除了爱情能突破身体的极限，其他，还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考试算个屁啊，先锋派格非和宋琳一起给我们上写作课，他们上的那些小说理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他们对分数的态度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大学是什么了。记不得格非还是宋琳说的，“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可总会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二十年过去，有时候我也怀疑，到底格非或宋琳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话，或者，这话，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讲的，但是，有什么要紧，永不熄灯的自修教室里，在那里奋笔疾书的绝不是为了成绩，一定是为了写出最壮观的诗歌献给心上人。

自修教室里永远流窜着诗人，这些诗人有些是大学毕业没有按分配回到老家的，有些是长期混迹校园的文艺二流子，部分在白天还有正当职业，部分则寄生华师大七八年了，我的一个非 常要好的女同学，就供养过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直到他后来找到别的供养人。不过，所谓供养，在当年，也是很干净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诗人找到别人供养了，我的好朋友请我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在外滩。我们走进店里，多少有点闯入别人地盘的怯场，搞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肯德基在我心中地位过于崇高。一半是黯然神伤，一半是如释重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用跟我妈撒谎了，这一年来，不停变相跟我妈要钱，让她一天到晚在骂华东师大收费多。然后我们一起骂了诗人，最后从外滩走回学校，一路上，她朗诵诗人写给她的句子，完了，就狠一句：“妈的，写得这么狗屁！”“狗屁”，当然是一种赞美。

可惜我记性不好，当年觉得兰波似的诗句，现在竟一句都想不起，我唯一有印象的是，该著名诗人给我朋友的每一封信，都是用“孩子”或“亲爱的孩子”开头。其实，我得承认，在那个夏日午后，当她打开红色的文件夹，把诗人写给她的信和诗向我们展示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一些神往的，而我的同屋更是情不自禁说出，唉，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河东食堂的大排，我也找个诗人为我写诗。

这是诗人的好时代吗？也许是吧，宋琳老师不是至今认为，所谓天堂，就是在华东师大当老师。就说宋琳老师吧，夏雨诗会的时候，他在学校大礼堂朗诵他自己的诗，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诗稿往台下撒，搞得当时万众瞩目的校花因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诗人宋琳，据说二十年后重回华东师大，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花了十分钟，这让他很悲哀，因为以前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从宿舍门口出来，门卫老头就会叮嘱他，门口两个小囡，来过三趟了！

远在北方的诗人宋琳会想念这些潮湿的南方春天和春天里的姑娘吧，真是惆怅，今天，当我站在教室里，跟学生说起宋琳，他们再没有热烈的眼神，就仿佛，我说的是一个前朝人物。其实，不仅宋琳，华东师大星光熠熠年代里的好些名角，都逐渐进入历史。二十年前的图书馆舞厅，宋琳穿着高筒雨鞋和我们班最美的杭州姑娘跳四步，蒙太奇的一个 转身，漂亮姑娘不认识宋琳了。

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20世纪80年代的落潮，诗人们的退场，是不能只用怀旧的方式料理后事的，这其中，当事人多少都要负些责任，毕竟，像宋琳这样有品德的诗人不多。譬如我那个供养过诗人的好朋友，时隔经年，会很冷静地跟我说，虽然我并不后悔当年为了他连华亭路的一件Ｔ恤都舍不得买，却帮他买最好的稿纸，但其实，他一直是自私的。而这种自私，主要是他把自己看得太光芒万丈了，好像我每一分钟都该思念他，每一分钱都该花在他身上，而他自己有了稿费，从来都是挥霍掉，买进口烟去咖啡馆。更糟糕的是，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不同女孩的兴趣，好像这是诗人的天职，但是对于我交往的同年龄男生，他总是笑人家太实际没梦想。

也许是这样的，诗人本人不及物，但却会加剧周围人的及物。为了和诗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做过家教，萌生过去公司打工的念头；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不好好读书，作出叛逆的姿态从课堂出走，没搞懂莎士比亚只好去学商务英语；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把他的梦当作自己的梦，最后却是交出了自己的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头看看，诗人身边也算是尸横遍野，这样，20世纪80年代一旦结束，诗人发现自己也成了李尔王。

每个时代都会留下李尔王，但20世纪80年代制造的李尔王是比较多的。当然，话说回来，今天却是连李尔王也没有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进入中文系读研究生。回想起来，在文史楼给我们作讲座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气势磅礴类的，马原像毛主席一样地走进教室，满满当当的文史楼301教室迅速让出一条道，等马原走过，这条道马上 又被人群封死，演讲结束，格非陪着马原，后面浩荡地跟一支文艺队伍去后门宵夜，遇到马原兴致高，还会问一些奇崛的问题，比如“第一次手淫是什么时候？”现在的大作家李洱好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马原的激赏，因为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手淫就是写作。当然，李洱的写作不是因为马原的首肯，但当时的确有一种风气，它使草根出身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一道平民也可能拿到的密码，只要应声叫出“芝麻开门”，就能接过精英守卫的文学任务。而“芝麻开门”这样的口令，在华师大的江湖传统里，一向是功夫在诗外，所以，大家对正规课堂普遍不重视，热衷于偏门武功追求的是惊世骇俗，李劼的离经叛道就满足了当时的这种需要。

有一段时间，李劼宣扬全息文化，从《红楼梦》讲到二战，而他自己也忽而贾宝玉忽而希特勒，然后有一天，他跑到我们寝室，跟我们说Good afternoon，用英文宣布，以后他要用英文上Holographic Culture了。我们虽然很惊讶，但都故作镇静，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集体练就了一种功夫，类似“荣辱不惊”，譬如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侦探小说”，就会有人谈“《变形记》的同性恋结构”，那个年代，我们彼此的倾听能力其实很差，但在一个创造力相对旺盛的时辰，在一个及时行乐还带着无限激情的时代，谁又有耐心“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赞美你的眉”，袁可嘉翻译的叶芝诗歌《当你老了》会在那个时候流行，不是因为对永恒的追求，而是没人追求永恒，因为“在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这样，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晓明问我们收期末论文，我和李念都厚颜无耻地说：“没写。”同门五人，好像只有罗岗写了。也许是，未来学术的潜力，这第一篇论文，用马原的意思，就已经是表征了。

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评，可我心里很嘀咕，作业很要紧吗？为此，还跑到九舍625室去跟徐麟抱怨。625宿舍是当时华东师大最重要的文化地标，这跟徐麟的个性有关。他声音洪量体形硕大，我们有时在他那儿传 播一些小道消息，他却用很大的声音追问，张闳和吴雁怎么了？经他一追问，张闳和吴雁结婚了。好像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灿烂的质地，而且，这种灿烂的东西 也传递给了周围朋友。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博士楼找一好友，因为门房认识我，所以进门就随口告我，伊刚上去，和高个子一道的。爬到六楼，我敲门，门不开，不甘心，用力敲，门吱嘎一声开了。天地良心，我想这样的场景也只会发生在时间的那个拐角，我特别喜欢的这对“狗男女”就在被窝里接见了我，天寒地冻，他们甚至建议我也把脚搁在被窝里。如此聊一宿。临走，高个子骂一句：“妈的，敲这么响，我以为是胖大和尚。”胖大和尚是徐麟的混名，可惜，不久之后他去了湖南，现居苏州。而这对曾经死去活来过的恋人，最终分了手，每次，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会拿出旧照片看，我们仨在学校大操场上有一张合影，高个子正用他宽宽的肩膀大大的手掌帮我们挡风。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吗？我们几乎可以问上帝要光，要风，要雨。

不过，在我眼中的童年时期，在我的老师王晓明眼中，却已近黄昏。625寝室的墙壁如果会说话，可以站出来嚷嚷：人文精神大讨论里也有我的版权！一屋子的人，王晓明徐麟张闳张柠崔宜明，开头大家还坐着说话，最后连王老师都站了起来，没有录音设备，只能现场记录，一边“虚妄”没结束，一边“荒诞”又登场，尤其张闳张柠又双胞胎似的连声音都一模一样，“到底是谁说的世界痛苦？”我回头问他们，可他们忙着和老崔理论，只有王老师草草回我，“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尤其是，时光流逝，越来越经常看到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概念当年是我的发明，那个问题是我的发现，我就会想，到了翻检箱底的地步，一定是囊中羞涩了。思想喷涌的青春期，连倾听别人都没有时间，连自己的版权都懒得认领，谁有空去帮他人做注释？

欧，和今天比起来，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包括写作和批评，都太幸福了。没有核心期刊，没有小鸡兵团，小说可以写得像论文，论文也可以写得像小说，宋琳和格非凭本科的学历留校任教，诗人凭一个眼神把校花带往德令哈。李劼虽然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堂堂正正地在女生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却令多少男性羡慕，简直是童话啊，李劼用一块小黑板把二楼西头的女生厕所改成“男厕”，然后楼下的胖阿姨气急败坏地上来取掉小黑板，然后，李劼又挂上去……

可是，岁月神偷，二十年后，我看到原来英俊无比的宋琳也头发稀薄，他在徐家汇匆匆走入地下铁，我一阵悲怆，没有叫他。而我，每次想起徐麟出发去湖南时候的叮嘱，“跟着你们先生好好读书”，我内心就涌起羞惭，虽然在那个时代“一千首诗”并不比“一千篇论文”逊色，甚至，“一千个肉圆”也可算大学豪情，但是，当我也跟着师友们踏上讲台，尤其是面对20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的命题，我内心也非常翻滚。如果我把这整整七年花在图书馆里会怎样？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好好上每一堂课会怎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从河东散步到河西，远远就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独自打球，他的动作非常花哨，好像边上有很多人在拦他，一个花步，一个移动，接着一个假动作，然后一个背投，球没中。

在回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个没有投中的球，所以，有时候我会后悔，要是王老师问我们收作业的时候，我能向篮筐里投一个球，那多好。可那时候年轻，觉得有得是时间，有得是时间去做很多假动作，有得是时间去寻愁觅恨去把《红楼梦》的每一个章节经历，终于风吹过，球没中。

不过，允许我最后对自己有所安慰，这个没中的球，也是有意义，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尤其今天来看。这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转载自网络，对照《海上中文系》所载本文作了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