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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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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千里

辛亥烈士吴禄贞墓的修缮与迁移

刊载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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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民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911年11月6日,吴禄贞准备在石家庄组织燕晋联军,北上攻打清廷老巢北京。但在7日凌晨,身为六镇统制、山西巡抚、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指挥吴禄贞,以及副官张世膺、周维桢被人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奖恤吴禄贞等令》,追赠吴禄贞为大将军,张世膺为右将军,周维桢为大都尉。1913年11月7日在烈士殉难两周年之时,三位烈士才正式安葬在石家庄车站北侧新建的吴公墓陵园。关于吴禄贞陵园修缮、占用、毁损、迁移等问题,学界尚未有专门文章论及。本文拟对吴禄贞身后百年来的陵园修缮...

刊载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7期


李惠民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911年11月6日,吴禄贞准备在石家庄组织燕晋联军,北上攻打清廷老巢北京。但在7日凌晨,身为六镇统制、山西巡抚、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指挥吴禄贞,以及副官张世膺、周维桢被人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奖恤吴禄贞等令》,追赠吴禄贞为大将军,张世膺为右将军,周维桢为大都尉。1913年11月7日在烈士殉难两周年之时,三位烈士才正式安葬在石家庄车站北侧新建的吴公墓陵园。关于吴禄贞陵园修缮、占用、毁损、迁移等问题,学界尚未有专门文章论及。本文拟对吴禄贞身后百年来的陵园修缮、占用、毁损、迁移等相关问题,略作梳理概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民国时期吴公墓陵园的修缮与占用

坐落于石家庄正太火车站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墓,由四周陵墓围墙环绕成一个陵园院落,移栽的松柏郁郁葱葱,成为近代石家庄新兴城市中寥寥可数的历史人文景观之一。据1914年采访过吴公墓陵园的《大公报》记者刘哲民回忆说,当年“吴将军之祠宇与坟墓,皆金碧灿烂。” 


图1:民国初年吴禄贞墓全景(来源:《大中华》杂志,1915年第1卷第9期)

栉风沐雨,岁月沧桑。由于吴公墓坐落于交通枢纽的石家庄车站,平日陵园内南来北往的旅客瞻仰者络绎不绝,由于陵园设施缺乏必要的保护和维修,再加上近20年的自然侵蚀,风吹日晒,寒来暑往,吴公墓陵园开始变得满目苍夷,千疮百孔。1932年5月3日记者刘哲民在《大公报》发表的《石门二十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历经岁月迁移,时光流逝,吴公墓陵园的设施,“今楼依然,则几成颓垣旧瓦;墓如故也,则祭石残坏,铁栏皆无。”吴公墓选址和设计师阎锡山闻讯,派人对陵园损毁状况进行评估,为修缮工作做好准备,并将修复计划报请南京政府内政部。1929年8月24日《新闻报》报道说,“石家庄吴禄贞墓失修已久,阎锡山为追怀往哲,特派员视察,准备修理。”此后多家媒体对南京政府处理结果予以了追踪报道,例如,1931年4月的《益世报》《国民日报》《铃报》《新闻报》《立报》等报道说,南京政府内政部议复行政院,靖饬河北省政府拨款800元,作为吴禄贞将军墓的修缮经费,“从事例葺,并妥为保护”。

从20年代末期起,吴公墓已无专管之人,河北省府拨付的吴公墓专用维修费800元,交由获鹿县府保管,因无人主持修缮工程,也无人领取维修费。所以,吴公陵墓自修建20多年后,竟因年久失修,出现“坍塌不堪”之虞。

亟待维修吴公墓之事,那些年经媒体多次报道之后,1933年6月石家庄绅商出面组建了“筹修吴公祠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建筑单位投标,并招收维修工匠,安排对吴公墓展开了维修施工。此次维修工程需用工费和材料费预算,经“筹修吴公祠委员会”审核,共计洋4000元。“筹修吴公祠委员会” 一方面向河北省政府打报告,另一方面函报了当时掌管山西和绥远两省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试图双管齐下,多渠道筹措维修经费的补助。“筹修吴公祠委员会”之所以向山西汇报维修计划并申请资金,认为吴公陵墓本身与山西王阎锡山有密切关联。其原因有三:第一,吴禄贞牺牲时身为山西巡抚、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燕晋联军副都督兼副总司令;第二,当年吴禄贞与阎锡山彼此合作,组建燕晋联军,共谋起兵北上大计,才导致被人谋杀;第三,当年是阎锡山亲自说服吴夫人,将永久墓地选择在石家庄火车站烈士殉难地。阎锡山为墓地设计了墓碑陵园结构,并出资建墓、树碑、写碑文、筑祠、修筑陵园。1940年出版的《石门市事情》记述说,“吴公乃山西人民首领,民元被刺于石门(实为1911年11月7日凌晨被刺),阎百川为公建墓于此。”第四,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长期占据铁路枢纽石家庄,致使许多世人误以为石家庄就是山西阎锡山的治所属地。正如《立报》记者报道所言,历来山西方面发生军事行动,石家庄便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由于上述诸多历史因素影响,吴禄贞正式安葬前,致使烈士遗属在发布的讣告中,误将举行丧葬仪式的陵墓所在地石家庄,公布为“山西石家庄”。以吴禄贞独子吴忠黄名义书写的《讣告》,原件长约28厘米、宽约10厘米,共24页。该讣告原件现由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先生收藏。 


图2: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吴禄贞墓(来源:《中华民国全国铁路旅行指南》,铁道部联运处1934年编印。

吴禄贞等辛亥革命三烈士陵墓,建造了近20年后,就出现碎瓦颓垣的残破毁废,固然与20年代后期无人专门经管有关,但是,导致吴公墓形成如此残破毁废景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石门市制未能稳定确立,导致市政公益设施管理制度的缺失;警局与商会内部争权夺利,各派势力趋利避害,无暇出面监管过问;军阀混战,炮火连绵,山西阎锡山鞭长莫及,力不从心;游客缺乏文明参观意识,陵园缺乏有序管理等。此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从20年代末开始,陵园长期被社会团体轮流占用。吴公墓陵园紧邻火车站、大石桥和车站广场,不仅处于交通要道上,而且又位于城市中心,这里常常成为组织大型集会活动的场所。以上诸多因素或大或小地影响到吴公墓陵园日常的维护修缮。

20年代末期,吴公墓曾被国民党市党部麾下的市总工会占用,作为其会址办公之所。当时石家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市民反房捐、反捐税、劳资纠纷等工运浪潮,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河北省工商厅几度派员前来调解不成,地方驻军与警察弹压更激起市民和工人反抗斗争。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委会抓住时机,准备筹备成立市总工会,筹备会委员有七人组成,其中负责主持筹委会工作的陈昭武,既是筹委会委员,又是常务委员。《大公报》新闻报道说,陈昭武率领众人强行砸开吴公祠的门锁,占用了陵园祭堂小楼,将陵园作为市总工会开会场所。

30年代成立的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也曾将会址设在吴公墓陵园内。该会的指导员刘秉彝,同时担任《石门救国日报》的社长。救国日报社是由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与国民党获鹿县党部共同发起组织的,《石门救国日报》是国民党获鹿县党部的机关报,其县党部设在木厂街,而救国日报社则设立在了吴公祠陵园内,这些史实在《石门指南》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救国日报》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报纸从1933年5月15日创刊发行。最初报纸由中华印书局代印,后购置了印刷机在吴公陵墓内自行印刷。

1937年10月10日,石门沦陷后,吴公墓陵园被驻石日军的偕行社强行占用。所谓“偕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的“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偕行社,即日本陆军军官俱乐部。占据吴公墓的这个俱乐部从属日军第一军兵站部,俱乐部平时主要是为这些日军驻石陆军军官提供餐饮服务,故又称之为“兵站部食堂”。由此,吴公墓陵园大门口北侧的门柱上,被挂上了“兵部酒保食堂部”的牌子。陵园大门口的南侧门柱上,则挂着食堂部营业时间的告示,“营业开始:十一时;贩卖停止:二十时;闭店:二十一时”。此兵部食堂部,每天对偕行社军官营业9个小时。明明是偕行社占用了吴公墓陵园,鹊巢鸠占,沦陷时期的《石门新指南》在介绍吴公墓地址时,却要反客为主,竟然卑鄙无耻地介绍说“吴公墓在本市车站前偕行社内”。

吴公墓陵园沦为兵部酒保食堂部之后,便不再对外提供参观服务。除非日伪当局在吴公墓组织举办开放性宣传活动,否则,一般人平时不得进入该院落,围墙门口处还设有华人不得入内的提示牌。1939年新民会石门市指导部为了进行东亚共荣的殖民宣传,在获得驻石日军“桑木部队宣抚指挥班”和伪市公署允准协助的情况下,得以使用吴公墓陵园场地,在陵园内组织进行过一场“兴亚展览会”。该展会于1939年11月13日开幕,为期3天,到吴公墓观展的多达4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公陵墓因在车站地界,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交通部铁路部门接收。据中共冀晋区四地委城工部撰写编印的《蒋管石门调查》记载,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石家庄时期,以朱子光为首的交通部晋冀区铁路局石门办事处占据了吴公墓陵园,将其作为了办公场所。1947年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清风店战役被歼灭后,在石家庄留守的三十二师,则把正太饭店与大石桥一线作为了坚守的核心工事,不断予以防御加固,而吴禄贞墓陵园正处于正太饭店与大石桥之间。作为军事核心防御工事,正太饭店与大石桥早已面目全非,这些建筑均被搭建了防护掩体,设置了碉堡、壕沟、铁丝网等,成为石家庄守敌的最后堡垒巢穴,是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最后被攻克的军事据点。经历战火硝烟摧残后的吴禄贞墓陵园,四周荆棘遍布,荒芜满目,亦是面目全非。1948年2月13日《立报》,以《战乱兵燹:石家庄破坏惨烈,吴禄贞墓庐遭劫》为题,报道了战后吴公墓陵园惨遭战火摧毁的状况,“尖顶凭吊烈士纪念亭”,“榱桷欲折,瓦甍欲,斜阳罨照,令人增无限怅惘。此次遭劫,可谓彻底的破坏了”。

二、解放后吴公墓陵园的占用与迁移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国家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从建国后文物保护的总体工作看,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些文物还是受到了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吴公墓陵园保护工作所受影响的原因,首先,在城市经济建设方面,受到城市建设迅猛发展的极大影响;其次,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受到“破四旧”以及铲除物化形态“封资修”的严重冲击。

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历史时期,吴公墓陵园一直地处铁路部门管辖之下,先后归属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石家庄铁路管理局、太原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办事处和石家庄铁路分局、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和石家庄运输分局、北京铁路管理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和石家庄办事处等。虽然地方政府文物部门已将吴公墓陵园视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因陵园一直处于铁路部门地界辖区,吴公墓未能得到文物部门的有效保护。处于“石家庄铁路分局职工生活段”大院内的吴公墓陵园,被不断扩充的铁路生活设施逐步蚕食,从陵园被挪用,渐渐被侵占,直至垂垂萎缩。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石家庄铁路领导管理体制被打乱,从1966年至1977年,主要管理机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铁路管制委员会和石家庄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由于分局铁路领导管理建制比较混乱,陵园内设施被作为四旧砸毁,甚至被拆除,吴公墓遭受严重破坏。石家庄文化局档案资料《关于迁建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的再次请示》记载,由于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影响,吴氏三人墓夷为平地,墓室四周被铁路生活段盖起大楼,原有的三人墓塔塔尖,散落在生活段院内,三人墓碑全部丢失”。据1982年3月石家庄市文保部门关于吴公墓发掘清理工作报告记载,陵园内的烈士纪念亭和专祠祭堂已被拆除,“墓塔被推倒,墓园夷为平地。”另据当年石家庄铁路分局工程段负责建设五层大楼的工程师和施工队工长回忆说,“周维桢墓室,当年建筑生活段五层大楼打地基时,已经破坏了,墓室位置在办公楼下面。”负责寻找墓室位置的文物工作者,经过走访铁路生活段和铁路公安处知情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挖掘了近十米的探沟,才在地下寻找到已被盗并被烧毁的两个烈士墓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对民国烈士吴禄贞陵墓的文物保护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80年4月,湖北省政协委员提出了“维护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地和重修墓碑”的提案,经河北省政协秘书处转交石家庄市文化局。1980年8月,市文化局立即向市领导进行了汇报,并根据吴公墓已被破坏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关于迁建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的再次请示》的建议。基于“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加强统一战线,统一祖国大业,对后代进行地方史、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批示同意搬迁,指示文化部门“按必要程序报批”。市文化局再报经河北省文物局,经请示同意搬迁后,并获批“迁建费二千元”。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对80年代初重建吴禄贞墓的工作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其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吴禄贞之女吴忠英从美回国,来石家庄寻找其父的墓地;其二,1981年10月全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委会来函询问吴公墓情况。

1981年12月5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办公会上,讨论了市文化局关于迁建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的请示,“确定迁建在毗卢寺公园内”。办公会会议要求市城建局帮助搞好规划,市文化局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毗卢寺院内的搬迁工作。但石家庄市文化局考虑到“供人参观瞻仰”的方便,建议将吴公墓迁建于石家庄长安公园内的适当地方。1982年3月25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长安公园内西北侧的小土山上,新建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烈士墓。三座墓碑依然是坐西向东,经过修复的汉白玉墓碑原物迁至新址。此次迁葬于长安公园的墓地中,只有吴禄贞、张世膺的遗骨,并没有找到周维桢的遗骨。长安公园新墓地中,没有了吴公墓原址上的那座尖顶凉亭式烈士纪念亭,也没有了那幢专祠祭堂。1982年7月23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新建于长安公园的这座吴公墓,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4月,吴禄贞子女曾从香港和美国来大陆,前往石家庄长安公园吴公墓,祭奠吴禄贞烈士。 


图3:位于石家庄长安公园的吴禄贞墓(来源:本文作者拍摄于2005年7月)

1991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决定》,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为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活动,“纪念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对于振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做出了《关于修葺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墓地的建议》。市文化局根据市政协的建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对长安公园吴禄贞墓地进行了修葺。此次修葺不仅更换了“吴禄贞生平简介”墓刻石,还为三位烈士各加嵌一块墓志石,并栽种了60棵四川松柏,对墓地四周进行了绿化。1997年长安公园吴禄贞墓被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命名为“石家庄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跬步千里

吴禄贞殉难新探

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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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民

 

一、吴禄贞殉难之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少省份先后独立。近畿直隶于10月底11月初,也接连出现了滦州兵谏和燕晋联军,清廷频频告急,坐镇孝感督师的袁世凯也大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11月7日凌晨,燕晋联军大都督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杀害,随之直隶形势急转直下。吴禄贞被杀一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惊,这不仅在于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身首分异,更主要的是他谋划的起义行动被认为对辛亥革命结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清臣御史赵熙马上就上奏:“京师人心惶惶,谓旗汉之争,祸将不解”,[2]请求调查。而直隶总督陈...

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



李惠民

 

一、吴禄贞殉难之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少省份先后独立。近畿直隶于10月底11月初,也接连出现了滦州兵谏和燕晋联军,清廷频频告急,坐镇孝感督师的袁世凯也大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11月7日凌晨,燕晋联军大都督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杀害,随之直隶形势急转直下。吴禄贞被杀一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惊,这不仅在于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身首分异,更主要的是他谋划的起义行动被认为对辛亥革命结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清臣御史赵熙马上就上奏:“京师人心惶惶,谓旗汉之争,祸将不解”,[2]请求调查。而直隶总督陈夔龙奉旨查办中却“莫得其实在情形”。[3]由于此案一直未见分晓,所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重“无头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吴禄贞被杀之谜,也是石家庄城市史上第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吴禄贞被杀之谜,确实扑朔迷离,不仅当时的新闻报导和人们传言五花八门,而且许多当事人的追记与回忆也众说纷纭,判若云泥。此后人们一直进行的探索并没有完全解开此谜,至今仍莫衷一是。

到目前为止,此案共存有五种说法:

持满兵杀吴说者认为,清廷派去监视吴禄贞的第一镇,发现吴禄贞联合山西民军翌日进攻北京的计划后,顿反杀吴,后退至正定驻守。[4]

持清廷主使谋杀说者认为,由于吴的起义计划泄露,清廷知吴要反,故使人前往将其杀之。[5]

持袁世凯主使谋杀说者认为,吴禄贞驻兵石家庄,其一系列活动构成了对袁世凯的致命威胁,于是袁指使心腹前往杀之。[6]

持袁世凯与清政府共同谋划暗杀说者认为,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拦截军火,组织联军谋划进攻北京,既危及清廷,又危及袁世凯,袁世凯与清廷两方面共同策划和派人到石家庄将吴杀死。[7]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既非袁之所为,亦非清政府所为,仅系个人间恩怨关系,被人报私恨所杀。[8]

在以上五种说法中,“满兵杀吴说”和“报私仇所杀说”,除了在当时新闻报导及载涛回忆录等提到外,史学界一般无人赞同。其它三种说法相比较而言,史学界多数倾向于袁世凯主使说。笔者认为,袁世凯主使暗杀说存在不符合事实和语焉不详之处。由于吴禄贞被杀对形势发展产生的影响,涉及到对吴禄贞掌握的实力等一系列历史史实如何估价问题,因此,很有揭开此谜底的必要。

二、谜面质疑与谜底破释

想揭开谜底,就要先剖析谜面。下面对吴禄贞殉难之谜的谜面提出几点质疑:

袁世凯主使说、清政府主使说及两者勾结共同主使策划说,都强调吴禄贞被谋杀是袁世凯或清政府通过收买和指使原六镇协统周符麟,由他指挥马蕙田等人于11月7日凌晨动手谋杀了吴禄贞。李西屏在回忆录里说袁世凯“阴使李纯、周符麟收买其骑兵团长马蕙田率贼众数十人于十一月七日(九月十七日)夜半,冲入正太车站,……”。[9]内容类似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学术界的不少著述也都认为是周符麟被指使前往石家庄策动指挥杀了吴。例如,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等。罗正伟、孔庚等人的回忆录则说,周符麟是军咨府所派,当时的清军咨府“知禄贞有异,乃以重贿啖其部下第十二协统领周符麟往刺杀之。”[10]军咨府大臣载涛后来所说的“被人报私仇所杀”,也是指周符麟对吴禄贞进行的报复。随着几种“主使”说的不同,周符麟行踪便也不一致,有的说周从河南彰德去石家庄;有的说从汉口前线去石家庄;还有的说是从北京去石家庄的。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吴禄贞殉难之谜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周符麟其人。

周符麟是旧式军人,原任十二协协统。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后,将其撤换。也正是由于吴禄贞死后周符麟官复原职重任第十二协协统的客观事实,使得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前往石家庄谋杀吴的情节显得更加丝丝入扣,史学界的不少文章就是把周复职事实看作谋杀的佐证,而对袁世凯派周符麟谋杀吴说坚信不移。但是解开吴禄贞殉难之谜的研究工作,恰恰就在周符麟身上出现了突破口。

周符麟复职是事实,他对吴有切齿之恨也的确不假,仅此并不能完全肯定他参加了谋杀吴禄贞。因为11月7日事变前和事变后两天,周符麟并没有在现场。也就是说,周本人此时没有去石家庄。当时担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职务并在武昌起义后随清军南下作战的恽宝惠说,据他所知闻,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和李纯都还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传说周杀吴均不确。[11]再查陆军部档案,即周符麟本人发至军咨府和陆军部的电报,可知他当时确实没有在石家庄。周本人到达石家庄是事变发生60小时之后的事。1911年11月9日周符麟发的电报说:“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12]这份陆军部所存电报直接说明了有关时间问题。再就是事变发生后,燕晋联军副都督阎锡山了解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从撤回山西的部分吴禄贞部下的叙述中,得到的深刻印象也“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13]

从11月7日石家庄事变后的种种现象分析,周符麟也确实不在现场。假设周符麟果真是袁世凯派往石家庄刺杀吴的话,那么一旦刺杀成功,他会马上出来掌握形势,控制住石家庄这个南北交通要道,不可能撒手让十二协退往栾城,也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山西民军两天内三度出入石家庄,把吴禄贞截留的清军军火轻松地运往山西。9日周符麟到达石家庄之后,石家庄的“混乱局势”才得到初步稳定,正如周符麟的电报所说,“麟到石后,将士壮气,均以准备杀敌为乐”。[14]以上情况说明吴禄贞被刺不能断定是袁世凯精心策划的,而且种种迹象还表明这是他当时未料到的事变。

周符麟没有到达石家庄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清廷派周杀吴说和清政府与袁世凯共同策划杀吴说,也就同样不能成立。清廷主使说的另一条根据是孔庚的回忆材料,“军咨府会议决议,表面上放他(指吴禄贞)山西巡抚,好使阎锡山和他火并,一方面派人暗杀他”。[15]这段回忆录的真实可靠性值得怀疑。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清廷刚于4日任命吴为山西巡抚,就同时派人刺杀,似乎不合情理;第二,吴禄贞组织燕晋联军策划起义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未与阎锡山达成合作决议之前,清廷又怎么会预料到吴禄贞一定会与晋省联合?一定就能够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如果刺杀了吴禄贞又怎么能使他与阎锡山进行火并呢?第三,军咨府无权任命吴禄贞为巡抚。所以说,孔庚所提到的这个“决议”是自相矛盾的。至于有吴禄贞升任巡抚时进京陛见的记载,则更不足为信。清廷任命吴为山西巡抚的上谕清楚地申明“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置山西巡抚,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16]更何况4日又有吴禄贞率何遂等人赴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谈判的确凿事实,故从时间上分析也是不存在的。

持袁主使杀吴说与清廷主使杀吴说的另一个理由,是凶手杀吴禄贞后,割其首级向主子去报功。暂且不论有言“南下报功”,有言“北上领赏”两说,而实际上,参加杀害吴禄贞的凶手当时根本没有离开石家庄。7日白天,十二协二等参谋何遂与晋军重返车站后,在站长室里仍亲眼见到马蕙田、夏文荣、吴云章、苗得林等,并进行了问话。他们还目睹到一位士兵押上一个凶手,交出一把带血的刺刀。根据其它的有关回忆录的线索分析,吴禄贞的首级当时就埋在石家庄车站北边一里许的地方。凶手们离开石家庄是在袁世凯返京出任内阁总理之时,袁世凯的亲信王锡彤在《辛亥记事》里记述道:“袁宫保回京任内阁总理,过石家庄,抚谕吴禄贞之乱军,其尤黠者携之来京,任守卫”。[17]实际上这是把凶手暂时包庇起来。

关于对凶手奖赏问题,并不能证明凶手在事变前得到了袁世凯的主使。赏金数字就连袁世凯主使说也有二万、三万、五万几种不同说法。在所有记载奖赏问题的史料中,曾毓隽的《忆语随笔》可谓谈的最直接、最详细,曾毓隽当时在段祺瑞手下任职,段率兵驻石家庄后,才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于是周又向段祺瑞汇报,段说“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说此话时,曾毓隽“适在侧”。[18]由此可见,赏金不是事前预付的。

持袁世凯主使说的论者,还把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在1924年说过的,“马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19]当成其观点的有力证据。笔者以为不然。在当时看来,由马蕙田等六镇反动军官自发地杀了吴,为袁世凯返回北京扫清了道路,可以算得上“省了不少的事”,是因为省去抓住袁世凯等亲自筹划,也就省去担心人们找到袁世凯的把柄,所以凶手们才“有钱用,无官做”,没有落得像参与宋教仁案的爪牙那样被灭口的下场。如果真是袁世凯主使,恐怕马蕙田等人早已成为他的刀下鬼。

由上质疑使笔者感到,吴禄贞被杀案与其说是袁世凯或清廷主使,倒不如认为是袁世凯属下的六镇反动军官们自发进行的一次反对以吴禄贞起义为目的的兵变。这可能更符合事实,更符合情理。众所周知,袁世凯势力是一个迅速膨胀起来的新生政治集团,袁世凯苦心培植的亲信遍布北洋军。但是,喽罗们的一举一动并非完全需要袁世凯的亲自策划指使,可以说袁世凯恨吴禄贞不死,与他的六镇旧属为袁北上出任内阁总理而铲除吴禄贞这个障碍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是由他们政治集团共同利益所决定的。但是,动机与行动、指使与自发又不完全是一码事,应该有所区别。

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殉难之谜,如果视为被人指使的单纯暗杀,似乎将问题看得简单化了。在六镇中,专意反对和破坏起义的势力岂只几个凶手。6日晚,吴禄贞在六镇中级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翌日起义时,马上就有“官长反对独立之说”。[20]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不是个别人进行的单纯暗杀,而是由六镇反动军官们共同发动的旨在反对吴禄贞举兵计划的突发事变,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吴禄贞抵石家庄到11月6日晚宣布起义前,他打出的公开旗帜是奉命镇压和招抚晋省革命党,而与阎锡山达成联合、密谋起义全都是非公开进行的。6日晋军先头部队在被吴禄贞招抚归顺的掩护下,才得以抵达石家庄。如果说这是事变前吴禄贞尚没有与六镇旧派势力发生直接冲突的原因,那么,6日晚中级军官会议上吴禄贞起义计划的宣布,就点燃了与六镇袁记势力矛盾的炸药包。6日深夜、7日凌晨的事变,就是吴禄贞公开宣布起义的结果。

第二,6日夜7日凌晨的事变不只是个别凶手参加,而是六镇反动官兵们的集体行动。重要当事人何遂当晚住在车站,他被枪声惊醒后,在奔往站长室的途中,“忽见一队人从吴禄贞的住室奔出”,当他又奔往有一连守军驻扎的仓库求救时,其守军也已哗变,并扬言要“杀了他”,何遂只好逃去,去找到达石家庄不久的山西民军求救。[21]

第三,从参加事变的人员职位看,有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及参谋等不同级别的军官和士兵。为首的是协统吴鸿昌、标统曹进,他们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包围车站的行动。当夜宿于车站之外的孔庚,被枪声惊醒后,在从晋阳旅社奔往车站司令部的途中,发现吴鸿昌、曹进都在现场附近,已经包围了车站。吴鸿昌站在通往车站司令部的桥上,“不准行人来往”,[22]严格控制了各要道,以此配合马蕙田等行刺,里应外合。更能证明吴鸿昌是此次事变参加者和指挥者的根据,是何遂等人与山西民军重返车站后,命令枪毙一名参加行刺的凶手时,吴鸿昌惧怕该凶手泄露事机,连忙以押送军法处详审为由,将其救下藏起。[23]难怪阎锡山听取返晋部下的汇报后,感到石家庄车站的杀吴事变似是吴鸿昌所为。[24]

第四,事变不单为了杀死吴禄贞,而且有意阻止晋军来石家庄,以最终达到破坏燕晋联军的起义计划。6日当夜,住在仅与吴禄贞一墙之隔的车站司令谢良翰,看到吴被杀后,“该凶手等即在车站前面向空鸣枪”。[25]住在晋阳旅社的孔庚等人说,“外边枪声很紧张”,“炮声如联珠”。[26]住在距车站不远的英美烟草公司楼上的张厚琬说,“一夜枪声不息,天明始停”。[27]这怎么是仅仅暗杀一个吴禄贞呢,其驱赶已经抵达石家庄的晋军先头部队的企图是显而易见。驻扎于车站西面七里远的晋军,果然闻声便撤,待何遂赶到其驻地时,早已无影无踪。特别是第二天白天,晋军出乎所料地重返石家庄后,吴鸿昌指示将电话线切断,中止了石家庄车站的电讯联络,[28]这些都是单纯暗杀所无法解释的。

通过以上质疑和破释,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之谜的谜底就是六镇反动军官旨在反对吴禄贞起义的突发事变。

三、谜底的透视

吴禄贞作为六镇统制、新任巡抚,在关键时刻未能驾驭住六镇,这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重要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从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到1911年11月7日殉难,他始终就没有真正控制住六镇。

第六镇由武卫右军和南洋自强军组成,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的前三任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都是袁的心腹。吴禄贞能够出任六镇统制,一方面由于他花了巨款,贿通庆亲王奕劻;另一方面又是皇族中载涛等一派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夺势的产物。近畿六镇除第一镇外,全是袁世凯训练指挥过的军队,并由其亲信们把持了上下兵权,只是自载涛任军咨大臣后,才开始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是作为掺“沙子”补缺上任的。

由于形格势禁,吴禄贞深感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性格和抱负与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不适应的矛盾,对上下两级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极不协调的状态。吴禄贞曾试图改变旧有状况,打破六镇原有配备结构,通过人事调整而逐步控制六镇。陆军部虽然按吴禄贞提议撤换了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却“拟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没同意他提名的张联棻递补。为此吴禄贞亲笔草函,迳呈大臣、副大臣,语气凌厉,要以必行,结果仍未批准。“吴因以大憾,不满之意,形于词色。”[29]吴禄贞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激化了与周符麟的矛盾,还因为他表示不满陆军部任命吴鸿昌暂补十二协协统,又招致了新任协统的憎恨,为以后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祸根。吴鸿昌后来在驻石家庄六镇中是仅次于吴禄贞的最高指挥官。

统制与协统不合,就更无法控制下级军官。开始时,六镇各级军官因撤周符麟,都“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30]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后来,这些袁世凯的大小爪牙也不甘愿受吴禄贞的摆布,上下其手,多次闹事起哄要挟。性刚毅爽的吴禄贞,几经努力毫无奏效。加上陆军部大臣荫昌因吴禄贞写信指责他,而怀恨在心,派人到六镇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试图寻机撤他。不愿削足适履,而又无可奈何的吴禄贞惘然若失,“觉得第六镇现在既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31]此后便常住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该镇官兵的关系不免日渐疏远”。[32]由此可见,在六镇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袁家军中,吴禄贞未能改变客寄虚悬的地位,仍然没有掌握住任何实力,可以说吴禄贞统制的官衔确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存在,当吴禄贞计划起兵的时刻,出现六镇的集体事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吴统制与下属部分反动军官们不和谐的对立关系,正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基础。

吴禄贞对六镇已失去信心,一直到遇害的前夜他还谈到“第六镇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冒险组织起义呢?单从现有的历史现象出发,而不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难以揭示其中奥秘。

武昌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吴禄贞的低沉情绪,报导各地独立消息的电讯改变了他借酒消愁的抑制状态,激起他的无比兴奋。在与从南方来京的李烈钧痛饮的宴席上,李烈钧“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的话语与畅饮的烈性酒一并在吴禄贞胸中燃烧起来。直隶开始骚动了,参加秋操的张绍曾拒不受命回防,驻扎滦州,并联合通电要求清廷立宪。被激情所驱使的吴禄贞此时“顿足曰:‘好事让人为之’”,[33]便想借抚慰滦军之机,约张绍曾共济策应。直隶邻省山西爆发起义后,清廷直接命令吴鸿昌领六镇前往进攻娘子关,在滦州的吴禄贞闻讯愧曰:“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向乎!”[34]连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在急骤变化的形势发展影响下,吴禄贞大脑的兴奋与抑制两种过程失去平衡,出现了优势兴奋中心,以往对六镇的失望心理被冲淡,这是抑制功能减退的一个标志。他劾荫昌,截军火,组成燕晋联军,制定进攻北京的起义计划,都是在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下决策和进行的。吴禄贞所举大计与他统辖的六镇反动军官的行为准则是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可他却恰恰又模糊了这种认识,因此,两者间矛盾冲突必将爆发无疑。

论及吴禄贞殉难的文章一般都认为,他志大气豪,将警惕视为怯懦,所以是他的粗心大意招致了杀身之祸。笔者觉得吴被刺固然与他的粗心有关,但仅仅看成粗心所致,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

六镇驻扎石家庄的只有吴鸿昌统带的十二协,十一协已被派赴汉口前线。“原有司令部的僚属均被调离分散,随从吴本人的很少”。[35]吴禄贞身边自己的力量本来就十分单薄,此次到石家庄前线后就更显得微弱。所以,在“宣布采取革命手段,明晨直赴北京”,“有不服从者即以军法从事”[36]的命令之后,当场便遭到反对。吴禄贞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后,也预感到局势的危急,头脑逐步清醒,并为之感到“心跳”。[37]为防遭人暗算,吴禄贞等人曾到办公室后的花圃里躲避,第一次凶手到站长办公室行刺时未发现,吴禄贞等人刚从花圃返回办公室时,与第二次行刺的凶手遭遇。笔者认为,面临马蕙田这样的警卫首领都参与的集体事变,即便再增加几名卫兵,肯定也是无济与事的。吴禄贞在政敌环逼的险恶对峙时,公然宣布对不服从命令者军法从事,就迫使政敌向他举起屠刀,招致了无法躲避的灾祸。即使七日凌晨没被杀害,翌日起义中能不能幸免亦很难预测。

虽然吴禄贞殉难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精神永远被后人所铭记,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不管是回忆录、纪念文章,还是史学论文,在评价吴禄贞殉难造成的影响时都一致认为,他若不死,“其事业必大有于中国,并影响及于世界无疑”;[38]“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39]有人具体分析说:“如果他当夜不死,翌晨会同山西军队与张绍曾、蓝天蔚的队伍向北京进攻,清廷即可推倒,不会给袁世凯以进京操纵和谈的机会”。[40]还有人则断定,“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然则绶卿死而因之死者千万人。”[41]人们对吴禄贞的怀念和对他的牺牲所表示的惋惜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冷静地正视历史的话,则需要对上述“吴禄贞七日凌晨如不由于粗心而被杀,中国历史就会重写”的说法进行重新认识。当然,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已对此作了回答,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对以往的假设再认识,目的在于说明客观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吴禄贞七日凌晨如果没有被刺,第二天起义军就一定能够打下北京吗?吴如不牺牲,七日白天起义能否爆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起义按期举行;再就是因六镇反动军官的集体反对,起义遭到破坏。根据六镇实际状况分析,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再退一步说,即便起义计划宣布顺利,按时爆发,那么打下北京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从三个方面略做分析:

第一,按北上计划实施,需要有二十镇张绍曾的紧密配合,而不论张绍曾是否为立宪派,也不论吴禄贞发给张的电报已被陈夔龙截获,仅就张当时的身份和心境而言,他不会响应吴禄贞的夹攻北京计划。11月5日张绍曾被清廷封为长江宣抚使,解去二十镇实权后,使本来就不坚定的信念就更加心灰意冷了。史学界不少文章的观点都认为,吴禄贞赴滦宣抚二十镇时,早与张绍曾约定好夹攻北京大计。其实这与史实不符。吴禄贞三十日到滦州,三十一日得知吴鸿昌率六镇去攻打山西,连夜匆匆赶赴石家庄,不可能已经制定出“联晋约张”共同起义打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吴与阎的联合也并非一拍即合,是经过了多次谈判,双方才相互妥协让步,达成最后协议。陆军部秘书科科长恽宝惠的回忆可为之提供佐证,“吴禄贞与彼(张绍曾)等往返密商事诚有之。若谓吴曾奉派往滦州宣抚,始得协谋发动,则不记忆有此事。且在时间上似不可能,盖两人之动机不同,其办法亦不一致”。[42]

第二,六镇十二协的反动军官们也决不会顺顺当当地服从吴禄贞的指挥,背叛他们的主子而加入革命党的“行列”。在六镇中,除了吴禄贞这个靠捐两万两银子得到的虚位统制外,革命党人打入北洋新军的寥寥无几,像何遂、孔庚等还是吴禄贞临时找来帮忙的。所以,革命党人对六镇新军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故此不能与南方新军同日而语。再者,吴禄贞与京、津、保的革命党人联系甚少,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没有在自己周围真正形成一股促使革命形势发展的势力,更谈不上吸收工农参加。那么,单凭光杆司令怎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北京呢?显然这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势力的力量。

第三,清廷近畿已加强收缩防守,仍有一定实力,并非不堪一击。荫昌当时已经返回北京坐镇,清廷仍牢牢地掌握着禁卫军、旧式练军和其它各镇所剩各营,在石家庄还有第一镇第一标死死牵制着吴禄贞的行动,直隶总督陈夔龙奉旨新招的巡防二十营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武昌起义后,清廷被震惊而出现慌乱这是事实,但是,这架封建统治机器尚未完全停止运转,袁世凯集团还要利用清廷。至于清廷打算撤往承德的说法,不过是革命党人为制造舆论鼓动革命的宣传策略而已。清廷给直隶总督的谕电:“现在人心不靖,谣诼纷坛。朝廷以镇静为主,并无北狩之说,著即传谕士绅,万毋听信说讹言”,[43]足以证明没有此事。

以上所论说明,吴禄贞起义并不完全具备必定胜利的条件。假设条件充分具备,起义也决不会因吴禄贞被杀,整个布置全部戛然而止,形势毫无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这里并无意贬低吴禄贞先烈发动的联军起义,只是想真实地评估这段历史,并透过吴禄贞殉难的事件,重新认识武昌起义后直隶的形势,以及袁世凯培植的私人武装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把吴禄贞被杀事变与袁世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终篡夺革命果实的结局,作为历史进程中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加以重新审视。也只有正视袁世凯势力在北洋新军的私属关系,认识六镇反动势力的顽固性和袁记亲信如林的客观环境,才更能显示出吴禄贞挺身而出的英雄本色和他那种敢于直捣黄龙的胆略与气魄,从而确认吴禄贞不愧为辛亥革命的“磅礴精英”、“盖世之杰”。 [44]同时,研究工作也不能完全以感情代替历史,以主观假设代替客观分析。过分夸大了吴禄贞牺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等于过分夸大了历史进程中偶然性的作用,从而会使我们模糊这段历史,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正如英国流传的一首诗所说:“钉子丢,马掌掉;马掌掉,马摔跤;马摔跤,骑士亡;骑士亡,打败仗;打败仗,国家亡;丢了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国家。” 


原文发表在《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跬步千里

民国吴禄贞墓的建造及陵园结构

刊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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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民

摘  要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吴禄贞被刺案是近代史上典型的双重无头案。民国历届政府对吴禄贞及遗属均有追赠抚恤。民国时期,为吴公修建的不可移动纪念遗存中,在石家庄车站烈士殉难地建造的吴公墓,有墓葬、石刻、碑亭、祭堂、陵园,建筑遗存形式最全。吴公墓提升和扩大了新兴城市石家庄的知名度。抗战胜利后,市名筹备组在征询市名方案中,曾收到禄贞市、绶卿市两个提名方案,说明市民已将辛亥烈士认定为这座城市的一种荣耀。毛泽东当年从西柏坡到石家庄后,首先前往吴公祠观览,表达了崇仰的敬意,说明即将建...

刊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李惠民

摘  要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吴禄贞被刺案是近代史上典型的双重无头案。民国历届政府对吴禄贞及遗属均有追赠抚恤。民国时期,为吴公修建的不可移动纪念遗存中,在石家庄车站烈士殉难地建造的吴公墓,有墓葬、石刻、碑亭、祭堂、陵园,建筑遗存形式最全。吴公墓提升和扩大了新兴城市石家庄的知名度。抗战胜利后,市名筹备组在征询市名方案中,曾收到禄贞市、绶卿市两个提名方案,说明市民已将辛亥烈士认定为这座城市的一种荣耀。毛泽东当年从西柏坡到石家庄后,首先前往吴公祠观览,表达了崇仰的敬意,说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并未忘记那些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抛头颅洒鲜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族英雄。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吴公墓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键词   吴禄贞;追赠抚恤;瞻仰凭吊;吴公墓;石家庄


吴禄贞(1880年3月6日~1911年11月7日),字绶卿,湖北省云梦县人,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武昌起义爆发后,作为北洋六镇统制的吴禄贞,与阎锡山的山西民军组成燕晋联军,谋划1911年11月7日在石家庄起兵,北上攻打清廷老巢北京。但是,就在7日凌晨,吴禄贞被人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燕晋联军的北伐京师大计,转瞬间化作了泡影。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吴禄贞被刺这场谋杀案,成为了近代史上典型的双重无头案,不仅烈士尸体无首,以木代葬,而且谋杀案幕后主使的追查结果,泥牛入海,学界众说纷纭。[①]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吴禄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戍边方面,有关戍边论文具体内容涉及东北延吉、内蒙古、大西北等,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吴禄贞等三位在石家庄车站牺牲烈士去世后的纪念活动,一般论著仅提及民国元年孙中山颁布的“临时大总统抚恤令”、黄兴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孙中山亲撰祭文等,对于烈士身后的其他追赠抚恤、墓碑建造、瞻仰凭吊等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梳爬。为此,本文拟对吴禄贞身后的烈士暂厝与墓碑建造、追赠抚恤与奖褒纪念、凭吊瞻仰的文化意义等进行简略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烈士暂厝与墓碑建造

论及吴公墓建造,要先从烈士遗体安置说起。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石家庄火车站被谋杀的三位辛亥起义烈士,是六镇统制吴禄贞、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据六镇统制吴禄贞参谋何遂回忆说,因周维桢被刺客杀害后,倒在室外的草丛中,当时没有找到其遗体,所以,他与山西民军急忙护卫吴禄贞和张世膺的遗体撤回山西。何遂抱着吴禄贞的无首遗体一路痛哭,火车开到山西界娘子关后,便将吴禄贞和张世膺遗体暂存于此。后来,人们才在草丛中发现周维桢遗体,只得在石家庄车站附近的京汉铁路东侧就地掩埋。

民国建立后,1912年3月14日,在上海张园举行了有近千人参加的吴禄贞烈士追悼大会。追悼会由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部长黄兴主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派代表前往宣读了祭文。1912年3月14日,是农历壬子年正月廿六日,即吴禄贞的生日。

据《时报》报道,1912年6月10日,山西太原举行了“全省官绅军学商各界”近万人参加的吴禄贞烈士追悼大会。事前,山西方面将吴禄贞的灵柩,从娘子关迎至太原。吴禄贞夫人景静淑携儿子吴忠黄、女儿吴忠华,亲临山西太原,为亲人易棺改殓。太原追悼会主祭台上悬挂着“燕晋联军上将军吴公绶卿悲悼会”的会标,参祭者还包括了其他各省代表,当烈士遗属穿丧服哭拜于烈士灵前之时,全场无不为之悲伤泪目。

太原追悼会后,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革命党人,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努力协商,做出了四项决定:

第一,悬赏寻找吴烈士首级。由于觅求久无下落,[②]于是,阎锡山决定请一位木匠,为吴禄贞制作了一具“木制人头”,将其放置吴公遗体的颈腔部位。经此装殓成礼,烈士遗体终于安置昭烈祠暂存浮厝。

第二,编辑吴禄贞平生事迹,并拟撰写张世膺、周维桢列传,编印成书,公诸于世。

第三,拟为吴禄贞铸铜像,以“永峙千古”。阎锡山为此亲撰《请各省赞助铸吴公绶卿铜像启》,“窃念刻木以模鲍信,哀动三军;范金而祀陶朱,义深一往。爰议铸公铜像,建之石庄。”“上以祝共和之万岁,下以慰豪杰于九原”。

第四,商议寻找永久墓地,筹备正式安葬吴禄贞、张华飞、周维桢三位烈士的相关事宜。阎锡山原拟将烈士们在被害地点安葬,以为永久纪念,此消息经报端披露后,立即引起石家庄绅商与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第二天石家庄绅民就通过《申报》发表了递交山西都督阎锡山的禀词,表达了“敝庄绅民莫不欢迎”之意。石家庄绅商在书面陈述中说,据报道山西都督拟将吴禄贞、周维桢、张华飞三烈士遗骸,葬于石家庄留作后人纪念的消息,我们“为此禀请作速赐示,鄙等当躬率父老子弟筹备种(中),且妥为安厝,不胜翘首待命之至。”[③]太原追悼会后,与烈士遗属协商此事时,曾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吴夫人对山西方面召开追悼会等所做一切非常感激,表示“事完了,还是想搬灵柩回家”。山西革命党决定首先答应吴夫人,表示尊重遗属的意见,然后再就正式安葬地点与遗属慢慢商讨,晓之以理。后来,阎锡山依然语重心长地与吴夫人进行了长谈,委婉谲谏,予以了再三劝说。据1912年6月23日《国民新报》刊发的《吴禄贞夫人与山西都督谈话》一文记载,阎锡山劝导烈士遗属说:“以吴公一人而论,也是足以流芳千古呢。石庄这个地方,是吴公死义的地方,总是应该安葬此地,也好使后人晓得。”吴夫人闻之,同意山西都督阎锡山建议,最终落实了在石家庄修建永久墓地的方案。

经过一年多的选址、设计及建造,位于石家庄正太铁路火车站烈士殉难地的吴公陵墓,1913年9月终于竣工建成。阎锡山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为表彰吴将军的壮烈精神,于民国二年在石家庄,“建石碑,撰文表,于成仁地点,以纪念之。”于是,正式通过媒体对外公布了“择定吴将军殉难日(11月7日)为安葬期”的消息。[④]阎锡山还把“吴公绶卿祠堂已经修好”的信息通报了北京,参议院会议将此通报记录在案,并于10月13日下午参议院会议中予以正式宣布。与此同时,由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担任局长的山西稽勋局, 通过北京中央政府稽勋局,向袁世凯大总统府报告1913年11月7日为吴禄贞治丧之期,恳转呈“酌予追赠,并恳颁赐祭文,派员致祭”。[⑤]1913年10月山西都督阎锡山派专人,护送吴禄贞和张华飞两位烈士的灵柩运抵石家庄。

在正式安葬三位烈士之前,石家庄当地商民通过《顺天时报》向北洋政府连发两份电报,电请副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熊希龄派员参加吴禄贞安葬仪式。“饬稽勋局,查照勋绩适用上将国葬例,以光先烈”,“并祈电请大总统于十一月七号葬期,特派代表致祭,以光先烈。”1913年11月7日,吴禄贞殉难两周年之际,在石家庄车站北侧新建的吴公墓陵园,隆重举行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位烈士的奉安大典仪式。当时石家庄虽仅一个新兴小城镇,瞻礼者却达万余人。孙中山先生派专使前来致祭,吴夫人及子女也到石家庄参加了葬礼。

二、追赠抚恤与奖褒纪念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为了表彰英勇牺牲的烈士,历届民国政府对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以及遗属都有追赠和抚恤。既有资金形式物质抚恤,也有荣誉名声精神追赠,以此表达了对逝者所做贡献的崇敬和纪念。

1912年3月4日孙中山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奖恤吴禄贞等令》,是吴禄贞等三位烈士及遗属获得最早的名誉追赠和物质抚恤。临时大总统在命令中说,“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氏者,为同胞惨死,尤最悽怆,恤悼宜先抚恤也。”决定按照大将军例赐,给予吴禄贞遗属抚恤金一千五百元,以后每年再予遗属抚恤金八百元。张世膺按照右将军例赐,给予抚恤金一千一百元,以后每年再予遗属抚恤金六百元。周维桢按照大都尉例赐,给予抚恤金九百元,以后每年再予遗属抚恤金五百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替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镇压二次革命后,1913年10月6日由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作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也是吴禄贞谋杀案重要幕后嫌疑人之一,他接到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转呈的“关于稽勋局为前山西巡抚吴禄贞恳请特加赠恤”禀文,于1913年11月5日签署颁发了追赠抚恤大总统令。“吴禄贞著追赠陆军上将,张世膺著追赠陆军少将,周维桢著追赠陆军上校。均照例给恤,并由国务院派员前往致祭,以彰功烈,而奠英魂。”无论袁世凯本人是否谋杀案的幕后真凶,也不论刺杀案发生时北洋袁世凯势力与燕晋联军有多大利害冲突,在石家庄吴公墓建成和三位烈士正式安葬之际,这个《大总统令》发布已经表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正式公开认定吴禄贞反清烈士的英雄义举。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各派分崩离析,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官场换人如走马灯。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内阁成立,这是由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正式内阁。1923年3月1日星期四,以张绍曾为总理的国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准予“为已故陆军上将吴禄贞蔡锷建祠合祀”的议案。经张绍曾等52人具呈黎元洪大总统照准,本拟采用“明令”形式褒扬吴禄贞蔡锷,鉴于吴蔡二人已早有过优恤令,便改用“指令”发表。《大总统指令第四百九十六号》曰:“国务总理张绍曾呈已故陆军上将吴禄贞、蔡锷有功民国,拟恳准予建祠合祀,并请饬部指拨房地暨经费由。呈悉。应予照准,并交财政、陆军两部分别办理此令。”张绍曾是当年武昌起义后发动滦州兵谏的主角,曾与吴禄贞密谋合力举兵反清,由张绍曾以国务总理身份主导的这个议案,获得黎元洪大总统照准的指令,它标志着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依然认定此前对吴禄贞反清义举的评价。

1924年11月,大总统曹锟离职,12月吴佩孚南下失败,直系军阀的统治时期宣告终结。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国家的统一与建设。此时,北京国民党共同发起了一次追悼吴禄贞的大会活动,发起人认为,辛亥革命巨子吴禄贞已经殉难13载,却因政争连绵不断,革命同人依然如散沙,分居四方,一直没能共同为吴禄贞召开追悼会。为此,筹备会在1924年12月16日《大公报》刊发了《民党发起追悼吴禄贞》启事,准备在北京中央公园春明宫发起纪念大会,“以志不忘先烈,以彰其首功”。很显然,国民党组织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再次打起辛亥烈士吴禄贞这面旗帜,通过纪念活动号召国民党发扬革命精神,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奋斗。

1928年8月,由吴禄贞当年督办吉林边防的边务同人,在吴公牺牲17周年之际,在北京又一次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追悼吴禄贞先烈活动。这次活动由当年与吴公从事吉林边务的耿梦九、裴尧田等八位同人发起,他们在1928年8月13日《益世报》刊发的《吴禄贞先生追悼会启事》中号召,“海内明贤,其与先生同志、同学、同事、同乡,及与先生友好,或倾慕其行谊者,倘赐以哀挽文词,或届期愿与祭者”,踊跃参加。这次追悼会选择所谓军政即将结束,训政即将开始之际,可谓用心良苦。发起人在启事中指出,吴公逝世以来,革命同人虽星散各地,各自埋首于不同的社会事业,鲜有沦为依附专制帝制苟求富贵者,在训政初始追悼先烈,以彰幽光,继续发扬烈士革命精神,以慰吴公先生于九原。

1928年新疆和热河宣布易帜归顺后,张学良亦宣布了东北易帜,北洋军阀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以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1月25日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吴禄贞照上将阵亡例给恤,并明令褒扬”的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恤吴禄贞令》曰:“先烈吴禄贞性行超卓,智勇深沉,屡历艰劬。致力革命,滦州之役,大义凛然,不幸中道捐躯,赍志以殁。追怀奇节,悼惜殊深,应予褒扬,藉彰芬烈。吴禄贞著照上将阵亡例给恤,以阐幽潜,而昭激励。”该议案虽然隐去了燕晋联军这个与晋系阎锡山关联密切的字眼,却也表明了北洋政府之后的南京政府,沿袭了以往照例给恤褒扬的做法,继续认定吴禄贞为民国英雄烈士。

1929年7月,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秘密会议期间,担任北平行营主任的何成濬、方本仁,趁着蒋介石来北平见面的机会,专门向蒋汇报了吴禄贞遗属遇到教养费的一些困难。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比允私人捐助五千元,作遗嗣教养费”。当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的何成濬也捐助二千元,1929年7月13日交予了吴禄贞遗属。

吴禄贞身后不仅受到了荣誉上追赠,而且各地还建造了一批不可移动的纪念性文化遗存。民国时期,建造的这些不可移动的纪念性文化遗存,最主要的有四处:

第一,山西都督阎锡山为了纪念吴禄贞等三位烈士,1913年在其殉难地石家庄车站修建的“吴公陵墓”。

第二,吉林延吉各界为了追忆吴禄贞护国戍边治理边疆的功绩,民国初年,在延吉戍边楼西南侧建立的“吴都护禄贞去思碑”。1926年10月16日,“吴都护禄贞去思碑”被移至延吉公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于1935年以修建“延吉神社”为由,将“去思碑”拆除。

第三,1934年9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长的陈其采等人,以吴禄贞、蔡锷生前献身革命,光复民国厥功甚伟。呈请中央在南京五洲公园内兴建吴蔡专祠,以资纪念。 1936年在玄武湖畔留东同学会馆处,新建了蔡锷、吴禄贞合祠。

第四,1941年湖北云梦吴禄贞家乡父老,为了纪念吴禄贞殉国30周年,建造了“吴绶卿大将军纪念碑”。

在以上四处纪念性文化遗存中,尤以山西民政厅出资在吴禄贞殉难地石家庄车站建造的“吴公陵墓”,拥有墓葬、石刻、碑亭、祭堂、陵园,其遗存建筑形式最为完整齐全。

三、吴公陵墓的结构布局

坐落于石家庄正太火车站的烈士陵墓落成后,当地人曾称之为“吴大人墓”“吴公墓”“吴公祠”“凭吊楼”等。实际上,在这里建成的是三座烈士墓葬、三通石碑、一座纪念塔、一排专祠祭堂、一处陵园方形院落,故当属一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

墓葬包括上下两个组成部分,地下结构为水泥筑建的地下墓室,地上结构为墓碑。当年参加搬迁和发掘清理吴公墓的石家庄文管所陈耀林先生记述说,其地下墓室为单室水泥建构,面积约8平米,墓底至地表约5米。棺木原停放在两块条形汉白玉棺床上。地上结构由基座与汉白玉方碑组成,基座与方碑构成了墓塔状。三座烈士墓碑高约4米,坐西朝东,庄严肃穆地并排屹立。中间者为吴禄贞(字绶卿)墓碑,碑正面镌刻着“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绶卿吴公之墓”。北侧为张世膺(字华飞)墓碑,碑正面镌刻着“故燕晋联军参谋华飞张烈士之墓”。南侧为周维桢(字干臣)墓碑,碑正面镌刻着“故燕晋联军参谋干臣周烈士之墓”。

三座墓碑侧面,是烈士生平业绩的碑刻,石刻碑文由山西都督阎锡山撰写,碑额由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书撰。每座墓碑前,皆筑建了高50公分、约3米见方的平台,平台上设置了石供桌。

陵园内凭吊纪念亭,位于三座墓碑西侧,其位置正对着东面的吴公墓碑。尖顶凉亭式烈士纪念亭,高约二丈,有人称其为“凭吊亭”,亦有的称其为“凭吊台”。凭吊纪念亭高耸两级,下部为基座,上部为尖顶凉亭。纪念亭上有山西都督阎锡山撰写的一幅挽联:“迢迢石庄道上,凄绝凭吊楼头;槛外峰回路转,芳名万古不朽!”民国时期,山西著名学者、教育家、藏书家郭象升先生,瞻仰吴公墓时,曾登上过高台基座上的纪念亭——“凭吊台”,在他撰写的《登凭吊台》诗中,留下了“登览宿酲苏”和“一台孤表墓,万树远浮空”的诗句。

墓碑与纪念亭北侧是专祠祭堂,供四时奉祀祭奠。这排坐北朝南的建筑,其中有对称凸起的两间二层楼房,亦称“凭吊楼”。这座凭吊楼,既是保存烈士手泽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捐赠文物的收藏之所,也是守护公墓人员居住之所。[⑥]吴禄贞的女儿吴忠华回忆,她曾在这座二层小楼房住过,“母亲带我和弟、妹们,去扫墓时,就住在那儿。”

陵墓围墙由建筑砖垛和砖座上安装的铁栅栏构成,围墙把整个陵墓区域圈绕成一个方形院子。陵园院内移栽了松柏,数年后满园郁郁葱葱。吴公墓陵园位于城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北临大石桥,南临正太饭店与正太火车站票房,东侧是京汉铁路,西侧是正太铁路。1914年曾到此采访的《大公报》记者刘哲民,1932年5月3日在《石门二十年来之回顾》一文中回忆,当时“吴将军之祠宇与坟墓,皆金碧灿烂。”

四、凭吊瞻仰的文化意义

吴公陵墓由于修建在烈士殉难遗址,成为近代石家庄新兴城市中寥寥可数的历史文化景观之一。三十年代《石门指南》记载说,石门刚刚建市,“年代不久,古迹毫无,欲觅一名胜古迹,实属凤毛麟角。仅车站之吴公墓,可称本市独一之名胜”。清末新建的京汉路与正太路在石家庄交汇,促成了新兴铁路枢纽城市的崛起,民国时期许多军政要人、文化名流,乘车途经此地,皆会慕名前来瞻仰吴公墓。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公陵墓提升和扩大了新兴城市石家庄的知名度。譬如,《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介绍石家庄车站时所言,“(石家庄)车站北方有著名之吴禄贞墓碑”。作为交通枢纽的石家庄车站,来来往往的乘客上下火车都会途经吴公墓,平日乘车旅客中凭吊者纷来沓至,陵墓内瞻仰者络绎不绝。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访太原,往返途径石家庄。民国元年,孙先生在石家庄虽仅短暂停留,仍然躬身前往吴禄贞殉难处,祭奠缅怀在石家庄车站牺牲的吴、张、周革命先烈。据1912年9月23日《民主报》报道,17日下午孙中山专列到达石家庄,“抵石庄,游历吴绶卿烈士死难处,惋惜者久之。”

1928年3月2日,张学良与奉系元老核心人物杨宇霆,视察京汉铁路北段沿线军事设施,下午5时抵达石家庄。张学良、杨宇霆在车站,除会见了驻石奉军军官及当地官员之外,还与随从人员,“同赴吴禄贞烈士祠,参谒吴墓”,[⑦]“参谒吴周张烈士墓,鞠躬致敬”,[⑧]并在吴公墓碑亭前摄影留念。

1930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举行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形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联合反蒋政治同盟。8月4日汪、阎在石家庄会晤,8月5日下午,汪精卫偕同陈公博等随行人员,到正太饭店北侧的吴公墓参谒。1930年8月7日《益世报》报道说,“汪到该墓,瞻谒良久,不胜感叹。”

1949年3月4日香港版《大公报》刊载的《从毛泽东谈到吴禄贞——旧事新谈》一文披露,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从西柏坡到石家庄后,“首先前往吴禄贞祠,致其崇仰的敬意”。这说明即将建立新中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并未忘记历史上那些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而抛头颅洒鲜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族英雄。

除军政要人和领袖的参观凭吊之外,途经石家庄转乘火车的专家、学者、记者、学生等旅客,有不少人也曾前去参观瞻仰吴公墓,对为国捐躯英雄表达敬意。1921年5月,菲律宾华侨教育考察团途经石家庄时,华侨教育家颜文初曾去吴公墓瞻仰,他在日记中写到,“忠坟三尺,丰碑屹立”。凭吊让他感慨良多,强烈感受到伟大革命者卓异胸怀,民族大英雄正义浩然,“为国捐躯,英灵犹在。不禁凭吊久之”。1921年10月,教育家王卓然等陪同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考察山西一行,乘火车晚9点半到石家庄,当晚入住正太饭店,第二天早8点乘火车赴太原的。由于在石家庄车站中转时间紧张,未能瞻仰吴公墓,内心感到十分遗憾。王卓然在日记中写道,“倘若不是太忙,我一定要访一访本地人,去寻找有无吴禄贞被刺的遗迹。”1930年定县第九中学组织去井陉矿务局和娘子关的旅游团,在石家庄中转火车时,专门瞻谒了吴禄贞墓。1931年4月5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石家庄,也曾瞻仰吴禄贞墓。1932年4月,大公报媒体记者刘哲民在相隔二十年后,再访吴公墓,经过前后两次对比,触景生情,感慨良多。他登上凭吊楼,除了表达对烈士被刺使武装起义大好革命形势戛然而止的惋惜之情,还强烈感受到吴禄贞牺牲之后二十多年民族命运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于凭吊之时赋诗抒发对国家命运无限感慨。

四十年代初出版的《石门新指南》也认为,石门作为新兴城市,名胜古迹实不多见,惟有吴禄贞的事迹以及吴公墓,“尚富历史价值”。对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而言,吴公墓的主要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吴禄贞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石家庄发动燕晋联军起义的革命举动,使石家庄这座刚刚形成的小城市,凸显了其京畿南大门和燕晋咽喉之地的战略地位,极大地提高了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在全国知名度。其次,吴禄贞牺牲在石家庄车站,其陵墓又修建在其殉难地,为石家庄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吴禄贞与吴公墓极大地提升了石家庄的知名度,并成为民国石家庄的一张城市名片。

民国第一英烈吴禄贞的名字,与这座新兴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在石家庄设立市制,但不主张该市继续沿用日伪时期石门市的称谓。市政府筹备人员奉命拟定城市新名称,为谋划改市名绞尽脑汁。为集思广益,市名筹备组通过报刊媒体,向全体市民征求新市名方案。在征询到的九个预选提名方案中,有两个方案涉及吴禄贞的名和字,即“禄贞市”和“绶卿市”。这足以证明不少市民已经将这位民国英雄当作了石家庄这座城市的一种荣耀。尽管此时将辛亥烈士名称与城市名称挂钩未必适合,但是,市民们在征询市民提名方案中对吴禄贞所表达的怀念和尊崇,足以反映出广大市民对辛亥先烈的敬仰之情,充分体现了修建吴公墓三十多年来对石家庄城市大众文化的广泛影响。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于1982年3月25日在石家庄长安公园内新建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烈士墓。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吴公墓列为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纪念吴禄贞就是希望铭记为革命牺牲的英雄,要把辛亥烈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世代永传。妥善保护近代石家庄吴公墓历史文化遗存,就是希望它能成为石家庄城市文化中的一种历史荣耀。

[①]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讨吴禄贞死因以及刺杀凶手的论文主要有:公孙訇,《吴禄贞死于谁手?》《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李惠民,《吴禄贞殉难新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赵宗颇,《吴禄贞史事考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何达《吴禄贞血洒石家庄》,《文史月刊》2002年第2期;王永男,《试探百年疑案:吴禄贞之死》,《理论月刊》2016年第1期;朱文亮,《权贵内争与辛亥滦州兵谏:吴禄贞之死新探》,《暨南学报》2019年第5期。

[②] 关于吴禄贞被杀的双重无头案,不仅谁是凶手众说纷纭,而且吴公首级下落更是难寻线索。清末皇叔载涛曾任军谘大臣,他回忆说,“我当时正掌管着军咨府,对于刺吴的真相,有较多的了解。”涛贝勒自己说他掌握的情况是,“当乱枪将吴打死后,即割下吴之头颅,置于盒中携去,抛在离车站约一华里的地方。”无独有偶,清末任陆军部主事、禁卫军秘书处长恽宝惠的说法,与载涛如出一辙。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后来他在《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一文中回忆说,曾亲耳听到清末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在京缕述,“后于铁道旁(距站里许),将吴之头寻获。”

原文发表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跬步千里

正太饭店与历史要人相关史实钩沉

刊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李惠民(河北传媒学院 传播与艺术研究所 石家庄,051430)

摘  要   正太饭店是有百年历史的西式建筑及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近代石家庄曾经最豪华的酒店,不少军政要人莅临石家庄时,都会在正太饭店下榻。吴禄贞作为山西巡抚和北洋六镇统制,在石家庄停留7天的下榻之处,是车站站长室,而非正太饭店。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孙中山和宋教仁不可能有下榻正太饭店的经历。先后三次在石家庄中转的九世班禅,由于有住庙不住店的讲究,负责接待地方官员只得对正太饭店客房内部装饰做一...

刊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李惠民(河北传媒学院 传播与艺术研究所 石家庄,051430)

摘  要   正太饭店是有百年历史的西式建筑及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近代石家庄曾经最豪华的酒店,不少军政要人莅临石家庄时,都会在正太饭店下榻。吴禄贞作为山西巡抚和北洋六镇统制,在石家庄停留7天的下榻之处,是车站站长室,而非正太饭店。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孙中山和宋教仁不可能有下榻正太饭店的经历。先后三次在石家庄中转的九世班禅,由于有住庙不住店的讲究,负责接待地方官员只得对正太饭店客房内部装饰做一些必要的变通处理。蒋介石和张学良曾多次到访石家庄,也曾多次在正太饭店居住、开会、吃饭,但要说九一八事变前蒋与张在正太饭店秘密商定不抵抗政策,则缺乏史实证据。

关键词   正太饭店;吴禄贞;孙中山;九世班禅;蒋介石与张学良

 

正太饭店是由正太铁路局修建的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西洋建筑,一直被视为近代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2008年10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太饭店坐落在原石家庄火车站票房北侧,从1920年10月开业,至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该建筑作为餐饮业经营先后历时17年(关于正太饭店修建时间请参阅拙文.近代内陆新兴城市西洋建筑的境遇—正太饭店功能结构的嬗变)。作为近代石家庄曾经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民国时期不少军政要人与国内外社会名流莅临石家庄时,都会把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关于正太饭店到底接待过哪些历史名人的问题,学界尚无人作全面考察和系统梳理,但近年出现了一些明显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说法。譬如,有的历史读物说,“吴禄贞就是在正太饭店里联络晋军,组成燕晋联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考察中国铁路,途经石家庄也下榻于此。”“九一八事变前五天,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专列曾开到这里(石家庄正太饭店)进行秘密会晤,可以说‘不抵抗’政策是在这里商定的。”[1]有专门研究正太饭店建筑特色的论文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等军政大员”。[2]有专门研究历史文化遗存的专著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胡汉民等军政大员”。[3]那么,上述见解的依据何在?为澄清史实,避免以讹传讹,兹对上述史实考证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吴禄贞的指挥部是否设在正太饭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总之,吴禄贞下榻之处是车站的平房,而非车站北侧的楼房;是车站的站长办公室,而非车站的饭店旅社。当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并没有开办饭店旅社,仅有的一座法式楼房,即被英美烟公司所租用,该建筑当时尚不称作正太饭店。

二、孙中山与宋教仁是否曾下榻正太饭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其实,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所以,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21日返程途经石家庄的下榻之处,无论在哪里休息,可以肯定不会是正太饭店。1913年2月,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于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更不可能下榻1920年才开办的正太饭店。

三、九世班禅在正太饭店受到何种礼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由于中央北京政府给予九世班禅隆重礼节待遇,在沿途采取了极高规格的迎待。不仅在车站搭建了彩牌楼,在月台之外道路都用黄土或黄布垫道,而且京汉铁路部门对班禅专列行驶路线采取了极为特殊接待措施,专列上的侍从一律穿着西服,车站上军警林立。据北京《社会日报》报道,“所有班禅经过之路线,除本路各车,届时一律停驶外,昨复电达各军长官,所有关于军事之列车,一律让候”。车站内外,所有行人车马,一律限行。班禅一下火车,站台上军乐队便演奏开始。前来迎接的地方各级官员,见到班禅,先是脱帽三鞠躬,然后献上“哈达”。总之,九世班禅是正太饭店接待过的级别最高的宗教界领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标准,此前在石家庄从来未曾有过。

四、蒋介石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从3月8日至12日蒋介石的行踪可见,他先在石家庄设置了暂时行营,其行动则均为临时决定,任何人皆无法预知。此次蒋介石北上处置华北局势,行营设在哪,事前并不确定。《大公报》曾报道说,3月10日在新乡成立的中央党部华北办事处,因“以蒋委员长现时驻节石庄,统率华北军事,为办事处便利起见,拟由新乡北移。拟议中之地点为石庄、保定、北平三处”。3月12日下午,蒋介石前往保定,把行辕向北转移,结束了石家庄5天的临时行营。此后蒋介石驻节保定13天,主持处理华北军政事务,一直到3月24日,才由保定乘坐飞机抵达北平视察。在北平仅一天,3月25日早晨5时,即乘飞机又返回保定。25日上午10时,从保定飞回南京,结束了此次18天的北上行程。

五、张学良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由上可见,张学良作为军事指挥官,曾在石家庄居住,但是在正太饭店下榻次数不多,在正太饭店的主要活动是开会、晤谈、用餐。

六、蒋张是否在正太饭店举行过不抵抗密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和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因为正太饭店曾接待过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把他们二人“不抵抗”的历史责任与正太饭店挂钩关联,这两者卯不对榫,毫无关系。

(注释略)


跬步千里

城市主题公园:记忆坐标的原点

《河北画报》2009年第3期,第18-21页 共4页

(本文相关资料由《河北画报》刘玉朝、武闪闪整理)

编辑/宁亚欧  

       随着石家庄火车站南迁的规划实施,现在作为铁路运输枢纽的火车站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石家庄这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都和铁路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建设规划部门已经决定在现火车站的位置上,结合附近相关的历史景观,兴建一座主题公园,共同纪念其中很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城市由来的故事。
  
  为了忘却的纪念
  
  如果说裕华路的改造是石家庄在向高速和便捷的现代都市形象靠近,那么火车站主...

《河北画报》2009年第3期,第18-21页 共4页

(本文相关资料由《河北画报》刘玉朝、武闪闪整理)

编辑/宁亚欧  

       随着石家庄火车站南迁的规划实施,现在作为铁路运输枢纽的火车站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石家庄这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都和铁路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建设规划部门已经决定在现火车站的位置上,结合附近相关的历史景观,兴建一座主题公园,共同纪念其中很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城市由来的故事。
  
  为了忘却的纪念
  
  如果说裕华路的改造是石家庄在向高速和便捷的现代都市形象靠近,那么火车站主题公园的修建就是对这个城市的根基表达着敬意。一百多年前,正太和京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为石家庄的农村城市化起到了直接的启动作用,犹如在未来城市的“白纸”上勾画出的第一笔油彩。
  油彩画上去了总是会留下痕迹,一个世纪后,现在的火车站附近仍然是石家庄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每天南来北往穿行于此的人们若是留心就会发现这一带的很多建筑还带有法式特色,它们往往都记录了近代城市进程的某一个片段。大石桥、正太饭店、铁路大厂、迁走的吴禄贞墓和消失的兴亚公园……这些片断集中在火车站的周边,一起无声地讲述着城市诞生之初的故事,它们的历史不仅是日后公园的主题,也会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
  事实上,以李惠民为代表的石家庄本土的历史研究者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呼吁在火车站附近开发建设纪念性质的群众文化场所。
  “在1987年10月河北省历史学会的第三届年会上,我宣读了由我撰写的《吴禄贞殉难新探》的学术论文,记得在5日举行的大会上,我做了大会发言,在会上我根据吴禄贞墓迁于长安公园内的情况提出了建议:将长安公园改为吴禄贞公园,建设吴禄贞纪念馆、陈列馆和吴禄贞广场;并提出最好是回迁烈士墓,奉安到原正太饭店北侧、大石桥东头南侧,在原址建一座辛亥革命纪念馆,与大石桥融为一起,构成早期石家庄历史文化相对集中的景观。后来到2000年以后,陆续有人提出建设石家庄历史文化广场的建议,2001年,在市政协组织的石家庄历史文化保护开发调研中,有的委员提出,在火车站一带,以正太饭店和解放纪念碑为中心,修建历史文化广场,利用现有文物,恢复已毁损的文物,将迁往他处的文物(如禄贞墓)迁回,将相关文物迁入,力争使这一街区成为提升石家庄城市文化品位的品牌,成为爱国主义和近现代史教育基地。此后,这一类的建议在不同场合,用不同形式,被不断地提出,根本宗旨是打造一个反映石家庄城市百年历史的标志。”李惠民说。  
  据介绍,目前经过专家学者的多次论证,基本确立了“整合原铁路用地、站前广场、解放纪念碑广场和大石桥所处地块,整体改善城市中心环境和布局结构,建造省会百年历史文化广场”的方案,大家提出的新思路是:在三年大变样中,把握铁路入地和火车站南迁的历史机遇,打造城市中心最大的开敞空间和绿岛,规划集纪念、文化、休闲、游憩于一体的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中心市民广场,使之成为反映石家庄城市百年历史的标志性景观带。这些建议现在经过规划招标,已经进入了由澳大利亚伍兹贝格国际设计集团、北京新领域城市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设计阶段。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的总工办主任滕斌指着主题公园的沙盘模型说:“我们用一条约4公里长的游览观光轨道串连起大石桥、纪念碑等景观。现在的火车站广场拆迁后留了很多绿地,附近还有一些商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博物馆将做成一个反映火车历史的博物馆,围绕火车文化展示一些轨道、火车头等各种各样的火车文化。在自强路附近打造金融街,省内国外银行的区域总部将设在这里,和东边的从北国商城开始,到这边的东购、新华集贸形成商业、金融、商贸服务中心。当然现在这些设想短时间内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是现在会组织空间并留有空间,我们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城市建设的可能性留下。”
  
  守望城市背景的人
  
  此次火车站主题公园修建的倡议者之一――李惠民已经关注和研究石家庄的近代历史很多年了。他的很多学术著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纠正了人们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错误认识,他希望身边这座城市的建设能够走上更科学、更合理、更有规划的发展轨道。
  “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完全不同于筑有城墙的传统城市发展,与沿海通商大城市的空间拓展也迥然不同。通过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特点研究,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城市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石家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通过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特点的研究,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发现石家庄近代城市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现实的石家庄实现‘首善之区’‘三年大变样’的建设目标提供一些切实的途径,也可以针对当前城中村改造以及整个城市规划等,总结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教训,从而认识新兴城市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增加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科学性。”
  在这样的希冀的驱动下,李惠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情感都和石家庄的历史遗存连在一起。他经常会对广泛流传的一些关于历史的说法感到无可奈何,也会对没有保存下来的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深深惋惜。在他的每一次感叹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个学者的责任,也能够理解他为了保护文物多方奔走的急切。
  有人习惯称研究历史的学者为“历史守望者”,在我们为这个城市寻找情感记忆的坐标原点,重塑有品质、有内涵的现代城市容颜的时候,那一群在历史背景中坚持“守望”的人会为改变提供依据和信心。

(本文相关资料由刘玉朝、武闪闪整理)编辑/《河北画报》宁亚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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