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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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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PHOTO

7图:晨曦晨雾:摄于浙江嘉善大云镇拖鞋浜

老妻有文:拖鞋浜:乃云澜湾之乡村邻舍,前一夜雨潇潇风飘飖,露浥绿李,水凝田畴,阡陌笼了层迷蒙纱罩,待晨曦冉冉,朝晖尚未完全开颜,染映天际前短瞬“一盏茶”,恰是那浓妆淡抹采拾时,得此诗景画境,不负摄痴君五更起早,摸黑进村...

朝暾夕晖,无尽咏叹。沈醉光之影,乐逸镜之色,以“夙夜匪解”戴冠,实不为过啊!

几番幽趣,几度鼓吹,耦耕之沮溺,缘也...


7图:晨曦晨雾:摄于浙江嘉善大云镇拖鞋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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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子是小学鸡

热啊啊啊啊啊!!

嘉善好热啊啊啊啊啊啊哦!!34度!!要热死了啊啊啊!!风扇还没到啊啊啊啊啊!!!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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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巷青灯

三千发落,白了少年头。落寞夕阳,一曲莫澜沧。惆怅眼,看繁华落尽。沧桑情,曦秋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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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去嘉善开,抽奖一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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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车马喧嚣,不及桑田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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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街急行電鐡

青砖墙
石板街
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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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长廊」阿汤哥的『碟中谍3...

「烟雨长廊」
阿汤哥的『碟中谍3』让西塘闻名世界,也让我们认识了烟雨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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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画质不挑剔就是发个朋友圈...

如果对画质不挑剔就是发个朋友圈的话,现在的手机拍夜景也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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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时西塘」乌镇太商业,朱家角...

「七时西塘」
乌镇太商业,朱家角太闹。甪直太杂乱,枫泾也太小。相比之下,西塘的感觉刚刚好,在开发的同时,还保留着那么点淳朴本色。日出东方,各色旅行团还在睡梦中,伙计们在一块块地卸门板,乡里乡亲的都很熟悉,见了面一句侬好,这才是古镇的真实一面。

「七时西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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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古镇】3.5

烟雨朦胧☔️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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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梦想纵横

2018-01-01 嘉兴(元旦跨年),梦回西塘,西塘古镇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千年水乡、江南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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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徵

嘉善新西塘夜景
用的是vivo自带的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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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xl

晚明嘉善的陈龙正家族

晚明嘉善的陈龙正家族


摘自冯贤亮:《晚明的县域社会与绅士家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滨岛敦俊认为,县域社会基本上属于地方有力阶层,主要是乡绅以及地主、商人与生员们掌控主导权的生活世界。也由于县域社会主体上是一个农村社会,这个生活世界可以被划分成三个特质明晰的层次,即小农的“社”的世界、下层士人与商人的“乡脚”的世界以及乡绅的“县社会”。[14] 

政治中心治地是县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心。嘉善县城所在的魏塘镇在设为县城后,到嘉靖三十二年,因倭寇内侵,巡抚王忬接受嘉兴知府刘慤的倡议,奏请筑城,至嘉靖三十四年春...

晚明嘉善的陈龙正家族



摘自冯贤亮:《晚明的县域社会与绅士家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滨岛敦俊认为,县域社会基本上属于地方有力阶层,主要是乡绅以及地主、商人与生员们掌控主导权的生活世界。也由于县域社会主体上是一个农村社会,这个生活世界可以被划分成三个特质明晰的层次,即小农的“社”的世界、下层士人与商人的“乡脚”的世界以及乡绅的“县社会”。[14] 

政治中心治地是县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心。嘉善县城所在的魏塘镇在设为县城后,到嘉靖三十二年,因倭寇内侵,巡抚王忬接受嘉兴知府刘慤的倡议,奏请筑城,至嘉靖三十四年春天将这个县城的设施全部修建完善。[15] 袁黄曾从风水的角度,对这个地域作了十个方面的评议,核心就是如何便民。他认为:“县中之地,当以县基为尊。”不过,县基设置应该前低后高;县城内的主干魏塘河自西向东穿越,形势上要避免城中河道十字穿心之煞;另外,卖鱼桥太高、南旱门太直等问题,都值得注意。[16] 风水层面的论说,对传统时代的县政应当是有影响的。嘉善不过是一个蕞尔之邑,县城的空间范围比较狭小,如魏大中次子魏学濂所谓的“斗大”之城。[17] 这个有限的生活空间中,除了政府的常设衙署机构外,很多区域属于地方“豪族”、“势家”的聚居区。掌握着相当多资源的权势家族,在城市生活空间中集聚于一处,应该是惯常的表现。[18] 

嘉善县城内重要的政府机构设施和神灵信仰祠庙,都紧临东西向的魏塘河两岸分布。[19] 在河北的县衙东面,“同善会馆”与“节孝祠”之间,就有那时最有名的隆庆五年进士丁宾家族城居的宅第(属于永安里)[20],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的“丁宾祠”,曾有万历四十四年状元钱士升撰写的祠堂碑记。[21] 

丁家往东有袁仁、袁黄父子的故宅,主要是袁仁时代营建的“半村居”,对临魏塘市河。[22] 而再往东北偏、近亭桥(有南北向的西菖蒲泾流过)处,是袁黄的同科进士、亲家陈于王家族的宅第,当中还有一个洁梁堂,为陈龙正的讲学处。因有家人违反了“不演剧”的家训,龙正即命人用水洗梁,故名洁梁堂(乾隆时期已废)。[23] 陈家故宅位于今天仍然存在的陈家埭,原来属于王黄坊[24],曾有一个王黄庙。[25] 

陈龙正的亲家、万历四十四年状元钱士升的故宅,则在魏塘河南的钱家汇,离河北的袁家不远。再往南,位于大安坊的曹家埭(在钱家汇与县城南门之间),是崇祯元年进士曹勳(1589-1655)家族的祖居地。[26] 钱氏晚年隐居休养的“息园”[27],就在天启后衰落的袁家故宅中的“种药圃”等处,并成了其次子钱棅的读书地,改称“南园”[28],位于陈家西边,清初荒落后,又被卖作曹勳后人在盛清时代的“东园”(园中的慈山、半亩池遗迹今天还存在)。[29] 

离他们稍远的,是魏大中(1575-1625)家族的城中所居地[30],在县城西部的县学偏北至熙宁门(北城门)之间的魏家漾一带,水上交通便利[31],大概因有魏家的聚居而得名,属于县城内经济产业活跃且较为富庶的区域。[32]

在陈于王时代,陈家的城居相对素朴,于王本人更无衣裘舆马之饰、声色之好,居家时期惟以读书进学为目标,后来也曾经努力想要设置义田以赡养族人,但并未达成。[33] 在于王过世4年后,即万历四十八年,其次子陈龙正主持了城中陈家新居的建设工作,总体要求以朴素为主,不尚雕绘。这个家居空间,充分体现了陈龙正处世为人的基本理念。当中的中堂题名“宝生”;书斋中还留有伐檀之所,所挂的一副对联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应物一分静坐一分读书”;内室则题名“明发”,所设对联是“早起宴眠便是兴家粗本领,出言举步从来教子实工夫”。[34]  

当然,自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地方上显眼的家族,基本上是通过科考的成功跻身地方权势阶层的,而且相互之间多联结起明晰的姻亲关系,以巩固其地位。代表性的,就有袁黄(1533-1606)、丁宾(1543-1633)、陈于王(1554-1615)等进士代表的官绅,此后,逐渐过渡到万历末期开始登场的钱士升(1574-1652)、钱继登(1593-?,钱士升的从叔,与士升同科进士)、魏大中(1575-1625)、陈龙正(1585-1645)、曹勳(1589-1655)等这一代进士群体。

陈龙正说:“余年十五,先公为订婚于丁氏,纳吉之仪,银盃盘各二,加四币耳。时先公官南铨,丁又吾邑甲族,其俭如此。……俗观以为盛,有识以为衰,家风日趋于奢,其势难久。”[35] 到万历三十二年,在陈于王离世前两年,终于看到龙正迎娶了当时嘉善最具权势的丁宾的从孙女为妻。[36]   

天启五年四月十三日,龙正的同学、已经乡居的51岁的魏大中(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安排魏学濂(崇祯十六年考取进士)迎取龙正之兄陈山毓的女儿为妻。[37]  

陈家与袁黄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袁黄的儿子袁俨,娶了陈于王的女儿为妻。袁俨曾任高要县知县,天启七年卒于任上,年仅四十七岁,葬于嘉善的思四区北道圩沙塔浜地方,后被吴江、嘉善两地崇奉入乡贤祠。[38] 

陈龙正的儿子除陈更早逝外[39],还有四子。长子陈揆孝友笃学,能继承父志,在清初主持编定了龙正的遗作,二子陈修于书也是无所不窥,三子陈略颖敏好古,四子陈养敦气谊、重文章,为士林所称赏。龙正的孙辈昌、秉、哲、庸、喆、伦、谋、道等人,据说都卓荦有祖风。[40]  

陈修娶的是吴江人、东林派名士、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周宗建(1582-1627)的女儿[41],龙正的女儿则嫁给了钱士升的次子钱棅(1619-1645)。陈氏兄弟还与崇祯元年进士、曾官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的曹勳是中表亲。[42] 曹勳长子尔堪的儿子鉴平,娶龙正的孙女(陈略女儿)为妻;曹勳五子尔埴的二女儿,则嫁与钱棅子钱烨为妻。[43] 陈、钱与曹三家在孙辈上是亲上加亲。另外一位曹氏家族中的名人、隆庆二年成进士、曾任福建漳州知府的曹铣(1521-1580)的孙女,嫁给了万历二年进士支大伦之子支如玉。[44] 支如玉的三子支允坚,娶陈山毓的女儿为妻。[45]

当然,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社会地位的提升,往往也是家族亲缘圈扩大与巩固的契机。[46] 上述这些紧密的姻亲网络,极大地抬升了陈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强化了当时嘉善地方最顶级的家族权势,陈龙正家族在其中颇具核心性。  

明朝统治结束至新王朝在江南建立新秩序后,这些家族的权势地位,除曹家外,基本趋于消亡。 

 

陈龙正说,县城东南十余里胥五区地方,是陈家的世居地。那里有“廉宪公(陈于王)义庄祠”,并有门联称“杏日照先丘一脉之游洄永赖,榆风吹故榻千秋之陟降如生”。义庄祠的中堂称“亲亲堂”,是每年族人祭飨时的聚会之地。[53] 东律字圩横泾桥地方,有陈家的一个祖茔地,其西北就是陈家的旧居,两处相隔仅数十武。该茔地葬有陈家的始祖陈惠。不过这里的墓域,陈家族人争葬已久,比较混乱。另一个祖茔地则在上述旧居东南二里许的西南闰字圩地方,邻近的河西是香和庵。义庄面积约有五顷,每年的收益用于资给家族成员。[54]

家族墓地与族谱一样,是集体认同的重要坐标。而社区中的族人在自家拥有的屋宇内,过着理想的生活。这是家与地方之间的关键联结。[55] 崇祯十五年冬,陈龙正妻丁氏殁后,子陈揆、陈修、陈略与陈养奉命于崇祯十七年五月葬丁氏于胥山乡之中下栅,在这里,陈龙正曾筑室读书,地名为“屏林”(也有写作“平林”),主要于春秋时寓居,盛暑则准备借住沈氏山堂,“习静观书,少见人,永不仕”;同时要求次子陈修于附近的“古原”也同样建书室二间,作为他闲居著述之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后与丁氏合葬于“屏林新阡”。[56] 再向东,离这儿不远,则有支大伦家族聚居的王带(亦称王埭)镇。据考察,支家祖坟的具体位置在今天戚家港桥的小桥村一带,东临野猫港,过此就是后来松江府的金山县。

世居于胥五区的陈家,对族人内部的生活与管理,以及这个小社区的秩序维护,都曾有较好的规范。始祖陈惠,相传是从临安(杭州)迁居嘉善的。传至曾祖南山公陈芬、祖父西畴公陈罍、父亲双桥公陈卿时代,家族已较具规模,且代有隐德。在陈于王进入仕途后,其父陈卿获赠礼部郎中的荣衔,家乡每遇凶荒年岁,能倾力赈济族党,保持区域生活的基本安定。地方上感念陈家荒岁贷米完全不要求偿还,为此称颂陈家的善举将使子孙昌荣。[57]

陈龙正后来以陈氏义庄之主的身份,向族人颁示、宣讲义庄的规约要求不论亲疏,族人都应相互扶助,在陈于王时代,就曾提出设立义田以接济族人生活,但因于王为官清廉,并未积下庞大的资产,故不能卒其志。现在龙正完成了其父建设义庄的夙愿,规范义庄的运作,妥善处置与义庄相关的赋役问题、祭祀安排与秩序要求,强化家族的共同意识。主要有下面五个方面的规约:[58]  

第一,共计五顷的义田,按照嘉善县官方的常规要求,在十年之内,应该佥派粮长两名,但陈家属于官户,可以优免。陈龙正认为优免之后,“洒役通邑,义亦非安”,按《赋役全书》的规定,嘉善县每年派剩米折银,每两加路费一分二厘,该银一十八两三厘,又定仓草折银,每两加路费五厘,该银一两三钱六分七厘,俱系京边正额,决定在义田子粒中,每年粜银一十九两三钱七分纳官,在崇祯十四年大造黄册后,陈氏义庄其实也列入《赋役全书》,照例起征由帖。十年之中,已纳银一百九十三两七钱,足当两名粮长的代役费用。

第二,义租五百余石,除每年办粮外,约用米二百四十石,纳抵役银,约用三十石,祭扫燕飨,约用二十石,饶免租户限米,约十余石,给管庄人户饭米五石,这样净余约二百石。每年义庄收益在开销后的剩余,都会存贮起来,准备全荒年分为籴粮完公、折价助私之用,而随时修葺祠堂、坟屋以及建造或扩建义学仓间,也要取给于此。

第三,横泾桥地方的祖茔与香和庵旁的祖茔,每年清明拜扫,义祠于仲秋致祭,届时参加祭祀亲支要会宴于义庄的“亲亲堂”。

第四,亲支之中,凡年已七十以上者,年中四季各奉米五斗、肉十斤;八十以上的,冬月加绵衣一件,以示尊高年之义,而且不问本人贫富,礼宜均视。

第五,宗族传习不齐,耕读之外,工商经纪悉从便业,但有具体禁约五条:(1)不许倚势诈人,武断乡曲;(2)不许刁唆词讼,惯作中保;(3)不许买充衙门员役,作奸犯科;(4)不许出家为道士僧尼,灭绝伦理;(5)不许鬻身为仆,辱及祖先。族人一旦有犯者,于仲秋祭祠日,会齐本人亲房,同告于先灵而削其名。

作为万历时期陈家的杰出代表,陈于王读书精敏绝人。但嘉善县内素乏文献,独袁黄家藏书极丰,袁黄本人就博学通识,成为于王在学习上交流与仿效的模范。于王在万历十四年与袁黄同科考中进士,但他的影响多在外乡宦地。他曾任魏县令,能拊循贫弱、耘鉏豪强;后补授句容知县,以官吏代办的方式解决48个“解役”问题,使中人之产的48户免于破家。至于一般的繁役,能裁汰的都予停息。其他平抑粮价、兴修隄防、劝课农桑、禁止淫佚等善政颇多。因此于王在当地被颂为与前任句容县令的丁宾并称的杰出官员,有“前丁后陈”之说,百姓一直追思其恩德,都为他们建了生祠。于王能够“执进退之分,洁去就之节”,性坦荡而无城府,见义必为,且为官不挑地方,在他后来历任湖广按察副使、四川按察使、福建按察使等职的经历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品格,且“忧国如饥渴,加恻隐于细民”,殁后被称颂为万历年间的“循卓名臣”。[59] 

在句容期间,袁黄曾给陈于王写信说:

 

我辈平日辛勤刻苦,为子孙创业者,死来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释然无憾,惟此修德行义之事而已。……吾辈当深绎积善余庆之说,实为趋吉避凶之事。密密修持,孳孳方便,则受福一分,便可积福十分矣。

 

袁黄所论,充斥了行善积德等功过理念,使陈于王十分信服,且能身体力行,作为从政的一项基本准则。其莅民治事,廉明平恕,为远近所称慕。[60] 

于王育有二子,长子山毓(1584-1621),字贲闻,好读书,善为文章,尤精于赋。万历四十六年举浙江乡试第一,天启元年殁,年仅38岁。山毓育有六子,即舒、臯、临、庞及早殇的戭、坚。[61] 陈山毓虽不擅言辞,但对地方民生世事,也颇为热心。[62] 泰昌年间(1620)间江南米价高涨,他对当时的遏籴政策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既大胆地批评官府将本来不荒的年景弄成荒年景象,又强调在平抑物价时防止只让小民获利而损害富民阶层的做法。[63] 于王的次子便是陈龙正,与长兄山毓时有“双璧”之誉。[64] 

 

生于万历十三年的陈龙正(1585-1645),原名陈龙致,字发蛟(也作发交[65]),寄籍苏州府吴江县学,天启元年(1621)以吴江学籍的身份在顺天乡试中举后,改名龙正,字惕龙,号几亭,归复原籍嘉兴府嘉善县。[66] 

陈龙正曾说,在十一、二岁时,他即性喜仙佛,时时言欲学长生术,或者就说想当和尚。时陈于王正在句容任上,听闻这样的事情自然很怒,然不加谴责,惟自恨道:“吾为人无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儿,可奈何?”又说:“儿为此言,不过避读书耳!”这使龙正惶骇不敢复言。到十四岁时,他就学时艺,下笔颇殊,自喜不朽之业就在其中了。到二十六、七岁,才有志经济,搜剔史籍,进行探索。[67]  

少时的陈龙正十分聪颖,深受袁黄赏识。袁黄曾对陈于王言:“公二子皆贤,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68] 陈氏兄弟的成就,与陈家的教育和袁黄、丁宾的影响,颇有关系。袁黄曾说:有子弟不能教诲,成何自修?被袁黄颂为“当世之伟人而理学之巨擘”的丁宾强调说,好人独为不成,须子弟僮仆同心学好。袁、丁两人的言说,对陈于王较有影响。陈龙正在其间也深受教育。[69] 

在袁黄去世的万历三十四年,陈于王殁于福建按察使任上,根据朝廷的谕旨,官方评价其“品著清廉,心存忠正”,赐祭勒碑,在嘉善县建祠。于王不仅是万历时期的“循卓名臣”,而且是陈家发展的砥柱。陈家余下的祖荫,对龙正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基础。龙正在此后更为发愤,改除习气,知有所戒。在努力举业的过程中,“抱世外烟霞之趣”的吴志远(曾任乌程县学教谕、南京兵部郎等职)对龙正以后的政治生活颇有影响。三十七、八岁时,吴志远与高攀龙同在京邸,与他们朝夕相晤后,龙正觉得向来自喜文章经济之意,“均属可耻”。这一点,主要得益于吴志远的提醒。后来龙正拜无锡的高攀龙为师,“得复约身心之学”;又常与归有光之子归子慕(1563-1606)交往于吴志远隐居的荻秋,为诗歌古文词,已有超然出尘之意味。当然,龙正常常读书于岳父丁铉家(丁铉是丁宾之弟丁寅的儿子,监生,曾任光禄寺署丞),与丁宾商略经史时,慨然有经纶天下之志。[70] 其为人之旨,以万物一体为宗,讲求“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则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变”。[71]在未进入仕途前,陈龙正就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仰法圣贤,躬行实践。[72] 在高攀龙的门徒中,多特立独见之士,龙正堪称其中的“乔松孤鹤”,极其杰出。[73]

四十多岁时,龙正带着侄儿陈皐再次到无锡高攀龙家,“有所闻而遵之,遂晓夜思之学之”。天启元年龙正才中顺天乡试经魁,名列第三。天启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龙正的同学、山毓的亲家魏大中被抓,震动江南。魏大中是当时所谓“东林前六君子”之一。他还在嘉善做秀才的时候,龙正的亲家钱士升称这位好友已经“卓然以名教自任”。祸起时,嘉善士民号恸者据说有万人之多,高攀龙则先后至吴江平望、无锡两地迎候关押魏大中的囚车。陈龙正不避嫌疑,一直伴送魏大中到无锡,并拜访高攀龙,“证学累日”。[74]   

崇祯改元后,天下想望太平。[75]崇祯七年(1634),已经50岁的陈龙正考中进士[76],因处三甲之末,按例不能马上为官,就在守部三年的见习期内,告假返嘉善,对家乡利弊诸事,都是慨然而论。[77] 龙正认为:“居是乡,则筹是乡之利弊。留心于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远者也。”[78]  

崇祯七年始任吴江知县的德清人章日炌(字敬明),也是陈龙正的同科进士,开始展开编定赋役、厘剔田粮花分诡寄之弊的全面工作,对吴江地区的田粮征解诸事十分尽心。[79] 龙正当年即写信给他,说明了一些与陈家有关的重要问题:[80]   

一是陈龙正昔年入籍吴江县学,在天启元年援例入北监,后改正嘉善县籍,中顺天乡试,崇祯七年中进士,照嘉善县例,获赠进士牌坊银一百两。这笔银子呈告知县辞去,章知县可以查明,以杜侵冒;

二是陈龙正本人世居嘉善,优免如额,从无寸土在吴江县内,因曾寄籍吴江入学,而且在天启元年以后,曾以“陈成”之名编立一户,在两县地方都可以享受优免待遇,龙正要求吴江方面查清并于赋役册籍上豁除“陈成”户名;

三是凡在吴江的陈家亲戚,大抵属于宦裔子衿,各知自好,如有考试揭荐生儒以及代为陈乞词讼的行为,都是假冒陈家的,吴江县可以立刻穷治,以杜刁累;

四是陈龙正表示平生不敢嘱托有司,只有关乎民生休戚者,倘有确见真闻,于县政有所裨益的,才会偶而向官府呈送条陈。

崇祯十年二月,龙正被选为中书舍人。[81] 到崇祯十三年,陈龙正奉命册封辉府,又因假归乡。十五年回到北京。[82] 由于李自成等人为首的农民军对王朝的打击越来越大,龙正在十五年的上疏中特别指出:“勦寇不在兵多,期于简练歼渠”,不能专靠勇猛,而要多藉善谋,多行招抚之道。对此他作了详细的解释:贼初淫杀小民,苦贼而望兵,兵既无力,民反畏兵而从贼;如果到民之望贼的地步,那么国家就不可收拾了。[83] 在这样一个人心紧张的时代,可以魏学濂送曹勳的诗句“今之从政慎当官”,来表达士人对于政局的态度。[84]  

崇祯十六年十月,听闻李自成军攻破潼关,龙正即为词《衣带间》,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忧虑。[85] 然而,龙正的行为却遭到了给事中黄云师的弹劾,认为他“学非而博,言伪而辩”。当时还准备讨论让龙正入吏部为官,御史黄澍表示反对,“以伪学诋之”。崇祯十七年正月,龙正被调任南京国子监丞。三月份,龙正回到了家乡嘉善,上奏提出致仕。到五月初一日,龙正正式获知京师陷落的确信,“惊恸屡绝”,痛悼崇祯朝是“有君无臣,死党误国”,由此染病不起。七月份在南京建都的是福王政权,史称弘光朝。龙正虽已闲居家乡嘉善县,仍被授官为礼部祠祭员外郎,但他三次乞休未被允准,也没有前去就职。[86] 李清(1602-1683)记载说龙正当时还赋诗道“京华歌舞新南极,野哭汎澜旧帝星”,时人皆服其高,或许他与给事中姜应甲、御史李模一样,是看到时事日非而绝意仕途了。[87]

就在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后,陈龙正仍在强调孝顺父母、毋作非为的祖训,置于同善会的日常活动工作中,告诫地方百姓“自家性命还须自家保守”。[88] 可惜的是,正如礼部侍郎吴太冲所论的,龙正以“有体有用之学”,却“遭极难挽回之时”[89],可谓生不逢时。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京被清军攻陷。清兵南下,剃发令已经推行,陈龙正隐身胥五区的先祠[90],药粒俱废,绝食达七日之久[91],临终前还云“死如念翁(刘宗周),倒也干净”。[92] 陈龙正的殉国,符合忠臣孝子的精神主流[93],在清兵占据嘉善前,他保持了对大明朝最后的忠爱。后人对其评价甚高,李清称道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陈龙正“就义从容……明道踵王文成,而得正偶高忠宪”,“死生之理”堪称备矣。[94] 后来地方上将龙正奉入魏塘书院中的六贤祠,与著名乡宦丁宾、袁黄、魏大中、钱士升、曹勳并列,每年春、秋两季由官方组织祭祀活动。[95]      

 


[1] 

来源: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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