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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多布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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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和山脉

《阿达拉 勒内》 【法】 夏多布里昂

1. 路易斯安那发生了法国人对那契人的大屠杀,勒内没能逃过劫难。现在,人们仍能说出他当时常在日落时端坐在上面的那块岩石。


2. 你应该抛弃那种充满烦恼的奇特生活,只有在众人行走的道路上才能获得幸福。


3. 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你以为人可以独自生活,但是,对于不同上帝在一起的人来说,孤独是有害的:它会成倍增加灵魂的力量,但同时又使这种力量无用武之地。不管是谁,只要获得了力量,他就应该为其同类服务。如果他浪费力量,他就会首先受到处罚,感到莫名其妙的痛苦;...


1. 路易斯安那发生了法国人对那契人的大屠杀,勒内没能逃过劫难。现在,人们仍能说出他当时常在日落时端坐在上面的那块岩石。


  

2. 你应该抛弃那种充满烦恼的奇特生活,只有在众人行走的道路上才能获得幸福。

   


3. 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你以为人可以独自生活,但是,对于不同上帝在一起的人来说,孤独是有害的:它会成倍增加灵魂的力量,但同时又使这种力量无用武之地。不管是谁,只要获得了力量,他就应该为其同类服务。如果他浪费力量,他就会首先受到处罚,感到莫名其妙的痛苦;

   


4. 你放弃自己的责任独自在森林里虚度时光,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5. 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迷恋于幻想的青年人,他什么也看不惯,他逃避社会的责任而陷入无谓的空想之中。先生,一个人并不因为看到了世界丑陋的一面而成为高尚的人。由于目光短浅,他便会怨恨别人和讨厌生活。一旦你放眼远眺,你很快就会坚信自己为之哀叹的所有痛苦只不过是虚无而已。然而,你却毫不脸红地只想着你生活中现实的痛苦,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听到一位贞女的全部纯洁、美德、宗教信仰和花环,真让人几乎无法忍受你只考虑自己的悲伤。

   


6. 宗教正悄悄地引诱着一颗痛苦的心;它用一种能将情人和贞女合二为一的灼热的纯洁替代狂热的爱情;它能净化人的叹息,将容易熄灭的火焰变为永不熄灭之火,将它的安宁、纯洁与希望得到休息的心灵以及正在隐退的生命中残余的不安和嗜欲神圣地结合起来。”

   


7. 在你面前,她就将是爱情和纯洁的象征:你会以为又找到了一个姐姐。

   


8. 在神志模糊时,我甚至希望受到痛苦折磨,这样至少会有一样为之痛苦的实际东西存在:多可怕的愿望,上帝在发怒时已过分地满足这种愿望了!

   


9. 属于上帝的神甫,你听我说,请原谅一个几乎被上天夺去了理智的不幸的人。我心里充满了宗教感,但又像亵渎宗教的人那样考虑问题;我心里爱着上帝,而思想上却在蔑视它;我的言行、情感和思维都只不过是矛盾、愚昧和谎言。然而,人到底是否真正了解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是否始终能确定他所想的东西呢?

   



11. 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抗拒过这种苦恼,但是又觉得有些无所谓,而且也没有战胜它的坚定决心。最后,由于找不到良药医治我那既不停留在任何地方又无所不在的心灵上的奇特创伤,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13. 咳!就我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一种神秘的

稀有气体

往昔——欧洲旧秩序的消亡

我出生时,发生了许多大事。两个新生的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早我半个世纪,诞生在地球上;科西嘉在我出生时归属了法国;我比波拿巴晚二十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带我来的。一七八三年路易十六的船只出现在布雷斯特的时候,我参加了海军:在法兰西的护翼下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我的降生连接着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民族:可能这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纵观当今世界,东方国家,包括似乎永远闭关自守的中国也在一场大革命的风暴之中行动起来。因此,我们从前的王朝更替是算不得什么的;拿破仑也未必在各国人民中声名远扬。而他,还使我们的旧王朝销声匿迹了。

皇帝(即拿破仑)将我们置于一场早巳预见的...

往昔——欧洲旧秩序的消亡

我出生时,发生了许多大事。两个新生的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早我半个世纪,诞生在地球上;科西嘉在我出生时归属了法国;我比波拿巴晚二十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带我来的。一七八三年路易十六的船只出现在布雷斯特的时候,我参加了海军:在法兰西的护翼下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我的降生连接着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民族:可能这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纵观当今世界,东方国家,包括似乎永远闭关自守的中国也在一场大革命的风暴之中行动起来。因此,我们从前的王朝更替是算不得什么的;拿破仑也未必在各国人民中声名远扬。而他,还使我们的旧王朝销声匿迹了。

皇帝(即拿破仑)将我们置于一场早巳预见的动乱中。我们最先进、最成熟的政体,却有着许多衰落的征兆。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担心他在坟墓的生话,一个日感衰退的民族也在担心他未来的命运。于是,政治中的异端分子接踵而至。欧洲旧秩序消亡;在后代的眼中,我们当今的争论都会显得毫无意义。经验和年纪的权威,出身或天性,才华或道德,一切都将被否定,一切都将荡然无存;某些人爬到废墟顶上,自称为巨人,可是却像侏儒一样滑溜溜地滚了下来。只有二十来个人幸存,因为他们凑巧在穿越黑漆漆的大草原时抓到了一个火把;只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头脑聪明,知识渊博,有很多成功的希望,可惜却全被忧虑弄得碌碌无为。那些众多无名之辈和中世纪的大众联盟一样,无端端地就焦躁不安:饥饿的人群从平原跑到高地,又从高地跑下平原,他们对放牧一窍不通,却又藐视久经风霜的牧民们的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一切都转瞬即逝。人们不再接受宗教和道德,要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自己的解释。在这些下等民众当中,再有影响力的传闻不到一小时也就悄无声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作家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自信写得不错的书不出一天也会过时,甚至还夸夸其谈,可人们连他们的最后一声叹息也听不到。

鉴于这种思想倾向,他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描述行刑和践踏道德的场面来打动民众:他们忘了,真正的眼泪只有那些充满了热爱和痛苦的美丽诗句才能获得;但目前,在摄政时期和恐怖时代,需要怎样的能人智士才能拯救我们这种即将夭折的语言呢?人类的天赋再也不能产生能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典思想。

人人都觉察到这一点,人人都为之惋惜,可是过多的幻想却使人们越是接近死亡却越觉得仍然活着。人们看到把自己想象成帝王的帝王,自认为是大臣的大臣;看到众议员们一本正经地作着他们的报告,清晨的有产者坚信他们晚上仍会拥有财富。私人利益,个人野心掩盖了现时的危机:尽管日常事务也有些变动,但那不过是深渊表面上的一丝涟漪,并不能触动波涛的深处,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在那些碰运气的小赌博中,人类是重要的参与者;国王们为了国家还握着牌:牌会比君王更管用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丝毫不会改变现实的本质。这些小孩的玩意儿只不过是裹尸布上掠过的幽灵,能有什么价值呢?思想的传播紧随着蛮族的入侵;当今扭曲的文明已迷失了自我;盛装它的花瓶在将它移人另一个花瓶之前就早已支离破碎了。


贫富不均——知识和技术传播的危机

什么时候社会会消失?运动会中止怎样的事件?在罗马,人治取代了法治:共和制变成了帝制;我们的革命却正相反;似乎打算把君主政体改为共和政体,或者不确切地说,是民主政体;而要实现它并非易如反掌。

我们只谈及千万个问题中的要点,例如说财产,它还能继续像现在那样分配吗?兰斯君主国利用传统道德的宣传缓和了现实的严酷,这样的财产分配才得以实行,因为它赋予人性以仁慈宽容。一些人家财万贯,而另一些人却衣食无靠,当宗教带着它那能阐释这种牺牲的来世的希冀离开的时候,这样的政治状况还能维持吗?有乳房干瘪的婴儿的母亲,找不到用来养活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的一口面包;有夜里蜷缩在一起的家庭,寻不着可供保暖的棉被。前者眼看着她大片的庄稼成熟;后者则只拥有家乡巴掌大的坟地。然而,这巴掌大的坟地又能给一个死者多少粮食呢?

随着平民教育的普及,市井之人也发现了啃啮着反宗教的社会秩序的暗疮。环境和财产的巨大差异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还能够被忍受;但一旦被普遍察觉,它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再创您那贵族政治的神话吧——如果可能的话。当穷人们接受了与您同等的教育,能够识字,并不再相信您的时候,当他们的邻居拥有一千倍的囤积物的时候,您试着去说服他们,看是否会坦然接受一切缺吃少穿吧:作为最后一着,您只得把他们杀了。

当汽船日益改进,并与电报、铁路相结合,距离便将不复存在。借助它们的神翼,不但商品可以畅通无阻,思想观念也会乘机而人。当国家间的关税和商业壁垒被消除,变得像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省份一样;当不同国家的日常交往使得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您如何再现古老的分治模式?

从另一方面说,和纯自然的发展一样,知识的传播同样也威胁着社会。设想一下,由于形形色色的机器不断涌现,人手便大量闲置;技术产品唯一并广泛地取代了耕地和家里的雇工,您怎样安排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怎样处理与知识相随而来的游手好闲的情绪?充沛的体力得靠体力劳动维持,一旦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体质也就逐渐削弱。我们会像亚洲民族一样,面对第一个侵略者的铁爪就无以对抗,而沦为他们的奴仆。因此,只有劳动才能保证自由,因为劳动产生力量:收回您的诅咒吧,亚当的孩子们将在劳役中丧生:“一份汗水,一份收成。”于是绝妙的诅咒解开了我们命运的奥秘;人类不但饱受劳动的奴役,更饱受思想的奴役:这样,纵观了这个社会,分析了不同的文明,预想了不可知的进步,面对着文中的事实,我们又重返到出发点。


君主政体解体——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

八个世纪的君主制法国一直是欧洲文化休闲的中心,也是欧洲永恒之所在;丧失了这个君主国,欧洲立即倒向了民主制。不管是祸是福,人类已走出历史;王子们得到领主们代管的财产;多数民族走向成熟,宣称他们不再需要监护人。从大卫到今天,都指派了国王:人民的使命开始了。古时候,希腊、迦太基、罗马的奴隶共和制都只不过是短暂的例外,它们阻止不了君主政体在全球的普及。法国国王一旦不复存在,君主政体也就被整个现代社会所抛弃了。为了加速君主制的衰亡,在一些国家,上帝将权杖递给了病残的国王,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婴,或是婚纱中的年轻女子。她们好比是没有锋牙利爪的狮子,是还吮着奶或刚订婚的黄毛丫头。在这个不信教的年代,人类的伟业将如何继续?

在靠不住的三重警卫的保护之下,君主们自以为很安全;可最厚颜无耻的规定却当着他们的面被宣读了。民主制胜利了;他们从宫殿底层一级一级地登到了殿顶,并从天窗纵身跃入泳池。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现象出现了:物质条件改善,精神文明发展;本该受益的民族却减少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规范出了问题。每分钟都有犯罪发生;由于宗教感情的丧失,它们并不像在我们时代一样手段比较仁慈。如今它们像是时间推进的必然产物,再也激不起愤慨;如果说,从前人们对它们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那是因为人们不像想象的那样有相当先进的认识;现在,人们分析它们,将它们放人熔炉里去检验,以便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就如同化学家检测垃圾的组成一样。道德的败坏与肉欲的堕落的破坏性大不一样,它们常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因为它们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

这样的人会有羞耻感,因为人们已证实他们也有灵魂,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找到与此不同的生活;如果他们也被培养得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怯懦,他们就会觉得缺乏威严、力量和才能;他们接受了虚无主义,或者说是怀疑吧,也许他们也觉得这并非好东西,但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来崇拜我们这愚蠢的傲慢吧!

这就是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的缘由。假如说知识的进步也带来了道德观念的进步,那倒也平衡了,而且人性也会跟着增长。可事实却恰恰相反:知识越来越丰富,是非却不分明了;思想越来越开阔,良知却泯灭了。不错,社会是在衰退:自由本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是却行不通,因为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撑;秩序本可以捍卫法律的尊严,可它也不会建立得很坚实,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抵抗着它。几乎从不曾与人分享权力的帝王从此也要成为不幸的阶层:没有一个可以获救,除非他像基督一样出生在麦秸上。就在军号声宣告人民的觉醒的时候,在圣德尼坍塌的坟墓里,君主们被拖出来,等着被埋进平民的坟地。这时,捡破烂的作了最后的世纪性裁决:在那死一般的黑夜里,他们举着灯笼,在侥幸逃过第一次掠夺的残物里仔细搜索着。国王们已消失无踪,但王位犹存:他们将之从时代的核心拔出,扔进废品筐里。

稀有气体

论物质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

“内阁发明了一种新道德,利益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扔给了傻瓜。有人想把这种道德作为我们政府的基础。然而,这种道德在三年里对人民的腐蚀,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对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连同这些民族一同灭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我所说的诱惑就是,一切虚伪的主义学说都有讨人喜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类常常把谬误当作真理,因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虚伪的图像:冷漠与贞洁相似,推理与理性相似、空虚与深邃相似,余者类推。

“十八世纪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我们都受到诱惑。我们歪曲了政治的性质,为了在我们风习的堕落中寻找社会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革命把我们唤醒:它本是要把法国人推下床,却想不到把他扔...

“内阁发明了一种新道德,利益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扔给了傻瓜。有人想把这种道德作为我们政府的基础。然而,这种道德在三年里对人民的腐蚀,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对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连同这些民族一同灭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我所说的诱惑就是,一切虚伪的主义学说都有讨人喜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类常常把谬误当作真理,因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虚伪的图像:冷漠与贞洁相似,推理与理性相似、空虚与深邃相似,余者类推。

“十八世纪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我们都受到诱惑。我们歪曲了政治的性质,为了在我们风习的堕落中寻找社会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革命把我们唤醒:它本是要把法国人推下床,却想不到把他扔进了坟墓。然而,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恐怖统治也许是对道德最无危险的时期,因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没有受到强制:罪恶都是在真诚之中犯下的。血腥之中举行狂欢活动,一幕幕丑剧由于太骇人听闻,也就不再发生;可说的也就是这些,民间妇女来到杀人机器旁边,就像来到自家炉灶边干活:斩刑成了社会习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础。再也没有比各人的处境更明白的东西:人们不谈“专长”,不谈“实利”,更不谈“利益体制”。那些卑琐小人心术不正的人的胡言乱语,那时根本没听过。人家对一个人说:“你是保王派,贵族,富人:去死吧。”于是他就死了。革命法庭陪审团负责人昂托纳尔写道:“对那些囚徒,我们想不出任何罪名,可还是把他们作为贵族判了刑。真是残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碍道德范畴继续存在;因为这并不是把无辜者作为失去社会的无辜者,而是把他作为罪犯处死。

“因此,这些可怕的时期又是十分尽心效力的时期。那时女人们英勇地走去受刑,父亲为了儿子,挺身而出,儿子为救父亲,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狱里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来援救。被追缉的教士就在刽子手旁边安慰受难者,刽子手只装作不认识他。   “督政府时期的道德应该反对的不仅是学说主义的堕落,更是风习的堕落;世风日下。人们被抛进销魂园里寻欢作乐,一如从前被扔进监狱。人们惟恐过去的惨事卷土重来,都迫不及待地行乐,甚至预支未来的快乐。大家都来不及给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园,在公共场所生活。大家跟断头台很亲近,再说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人世,也就觉得不必回家了。只要有艺术、舞会和时髦东西就行了。送命就和人们更换首饰服装一样随便。

“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诱惑又开始了,不过这种诱惑随身带来了解药:波拿巴用光荣的魔力来迷惑人。再说大凡伟大之物自身必定带有法律原则。因此波拿巴认为让人教授各个民族的主义学说,各个时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这样回答:‘把’“义务”作为社会基础,就是把社会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为社会基础,则是把社会建立在现实之上。’我是不会惊讶的。其实事情恰好相反,‘义务’是现实,而‘利益’是空想。‘义务’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联系;然后由家庭进入社会,分成两支,一支在政治领域,规定了君臣关系,一支在道德范畴,建立了效力与保护,行善与感激的链条。

“因此义务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实在,因为它赋予人类社会惟一可以延续的生存方式。

“相反,从严格的物质的意义上说,当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们获取时,它就只是一种行为,因为它早上是一个样,晚上又是一个样,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性质,因为它是以运气为基础因而具有运气的流动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个公民都能够与法律和政府为敌,因为在社会中总是大多数人受苦。人们不会为秩序、和平、祖国这些抽象概念而战斗;即使为它们战斗,也是因为人们给这些概念附加上‘牺牲’的概念,这样,人们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义务道德:因为在义务道德之外,确实找不到社会的存在方式! 

“谁尽了义务谁就赢得尊重,谁屈服于利益谁就不大受尊重。从鄙视的源泉汲取一条政府的原则,这是世纪办的好事。如果培养政治家们只去考虑与他们相关的事,你们将看到他们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你们看到的将只是一些贪官污吏,腐败臣僚,与管理后期罗马帝国的那些残疾奴隶相似。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卖过便把帝国的一切都拿来出卖。

“请注意这点:利益只是在昌盛之时才有力量;碰上艰难时世,利益就衰弱了。而义务则相反,只是在尽它要付出代价时才那样富有活力。到了丰年顺年,它反倒松缓下来。我喜欢一条原理:政府是在灾难中强大起来的。这与美德十分相似。

“还有什么比朝民众叫喊:‘不要忠诚!不要热情!只想着你们的利益就行了!’更荒谬的事?!这就像是对他们说:‘如果这不符合你们的利益,那就别来救我们,抛弃我们算了。’如果执行这种糊涂政策,到了需要尽忠的时刻,各人都会关上大门,站在窗口,观看君主制度下台的。”

稀有气体

“这并不妨碍我们浪费岁月,让一寸寸光阴随风散去,而对于人,这一寸寸光阴是永恒的根基。”

《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

真的太长了,讨论的内容很多,什么都有,非常推荐对法国人感兴趣的朋友们看一看。最近也零散发了不少,结果还是剩很多,不好意思😅


我的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相互交错:在我显赫的时候,我会谈到我穷愁潦倒时的困窘;在我的苦难岁月里,我会重温我的幸福时光。我的青春岁月渗透到我的暮年之中,我成熟之年的庄重使我的轻浮岁月变得阴郁,我的太阳的光辉,从日出到日落,互相辉映,互相混杂,使我的叙述显得有点混乱,或者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统一。我的摇篮中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中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快乐,我的快乐变成痛苦,而且在读完这部《回忆录》之后,我弄不清它究竟是一位棕发人还是一位白发...

《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

真的太长了,讨论的内容很多,什么都有,非常推荐对法国人感兴趣的朋友们看一看。最近也零散发了不少,结果还是剩很多,不好意思😅


我的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相互交错:在我显赫的时候,我会谈到我穷愁潦倒时的困窘;在我的苦难岁月里,我会重温我的幸福时光。我的青春岁月渗透到我的暮年之中,我成熟之年的庄重使我的轻浮岁月变得阴郁,我的太阳的光辉,从日出到日落,互相辉映,互相混杂,使我的叙述显得有点混乱,或者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统一。我的摇篮中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中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快乐,我的快乐变成痛苦,而且在读完这部《回忆录》之后,我弄不清它究竟是一位棕发人还是一位白发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人们对这种我无法补救的混杂,会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它是我的变化无常的命运的果实:作为写字台,暴风雨常常只给我留下我在海上遇难时的礁石。

人们催促我在有生之年就发表这部《回忆录》的某些章节,但我宁愿躺在我的棺材里说话;那样,我的叙述会伴随那些具有某种神圣色彩的声音,因为它们是从棺材底发出的。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在另一个世界应该变成一个幸福的亡灵,从香榭里舍透露出来的光线将在我最后的图画上撒布光辉,保护它们:生命于我是不适合的;死亡于我也许更加相宜。

这部《回忆录》是我的偏爱之物:圣博纳旺蒂尔得到上天允许,死后继续写他的回忆录;我不敢奢望得到这样的恩惠,但是我希望变成鬼魂之后能够复活,至少能够改改清样。此外,当永恒用它的双手塞住我的耳朵的时候,在灰尘弥漫的聋子家庭里,我将听不见任何人讲话。

如果说在这本书里面,有哪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加令我怀念的话,那就是关于我的青少年时代的那部分,即我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在那里,我唤醒了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世界;在这个已经逝去的社会中漫游时,我只碰见往事和沉默;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今天还有多少人活着呢?


如果我死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我希望我的遗体在第一次下葬之后五十年才运回我的祖国。但愿我的遗骸不要受到剖尸检查的亵渎;希望人们不要劳神,到我冰凉的脑袋和我停止跳动的心脏里寻找我的生命的奥秘。死亡丝毫不能揭示生命的秘密。乘坐驿车奔跑的尸体令我厌恶;轻盈的白骨运送起来方便得多:比诸让它们载负我的烦恼到处奔波,它们在这最后的旅行中不会那么劳顿。


我出生的时候奄奄一息。秋分时节的狂风掀起的巨浪怒吼着,让人听不到我的哭喊。以后,人们常常向我详细讲述当时的情景;他们的悲哀表情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每当想到我当时生命垂危的情况,我就想起那块我出生的岩石,想起我母亲让我蒙受生命之苦的房间,想起用怒吼摇晃我最初的睡眠的风暴,想起我的不幸的哥哥,是他将那个无时无刻把我拖进苦难的姓名赐给我。上天似乎将这一切聚集在一起,让我的摇篮变成我的命运的缩影。


这是我一生当中接触的头一个社交圈子,也是头一个在我眼前消逝的社交圈子。我看见死亡走进这个宁静的、上天赐福的家庭,使它逐渐变得冷清,将房间的门一扇接着一扇永远地关上。我看见我外婆因为没有人陪伴,不得不放弃玩纸牌;我看见这些经常聚会的朋友人数越来越少,一直到我外婆自己也最后倒下那天。她和她的妹妹相互许诺,只要她们之中有一个撒手而去,另一个就要随即跟上。她们信守了诺言:德·贝德太太在布瓦太耶小姐死后几个月也过世了。在世界上,我可能是这些人存在过的惟一见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无数次观察到同样的事情;无数个社交圈子在我周围形成并且解散。人类关系中不可能的延续和永恒、我们身后的深深的遗忘、这种侵占我们的坟墓而且延伸到我们的家庭的无法战胜的沉默,不断使我正视孤独的不可避免。在死亡的焦躁之中,任何给我们端来一杯我们可能需要的水的手都是受欢迎的。啊!但愿这只手对于我们不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怎么能够抛下那只无数次亲吻过、而且我们希望永远贴在我们心口的手呢?


月亮由天主任命,司掌黑暗的苍穹。月亮同太阳一样,有它的云彩、它的雾霭、它的投影。但是,它和太阳一样,并不是孤独的;一群星辰伴随它。随着它在天际朝我故乡的边岸逐渐下降,它更为肃穆,而且把这种恬静传给大海。顷刻之间,它在天边坠落,截断地平线,只露出半边睡眼惺忪的脸庞,在波涛无精打采的弯曲中倾斜并且消逝。皇后周围的星星在尾随它沉没之前,似乎停顿一会,悬在浪尖之上。月亮没有躺下,一阵外海吹来的风粉碎了群星的形象,就像在隆重的仪式之后,人们熄灭了火炬。


我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很奇特,既有幸参加过刺人像靶比赛,也听人宣读过《人权宣言》;既见过布列塔尼农村自由民的民团,也见过法国国民卫队;既见过贡堡领主的旌旗,也见过革命的旗子。我似乎是封建习俗的最后的见证人。


一位过去对我感情深厚、名叫罗尔的猎场看守人,被一个盗猎者杀害了。这个谋杀事件对我打击甚大。人类的牺牲是多么奇特、多么令人费解的事情呀。为什么最昭彰的罪行和最显赫的光荣是让人类流血呢?我想象罗尔手捧着自己流出的肠子,挣扎着回到他的茅屋,在那里死去。我有过报复的念头;我要同杀人犯搏斗。在这方面,我是与众不同的:对于冒犯,我最初感觉迟钝;但是事情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随着时间,印象越来越深刻,而不是消失。对事情的记忆可能在我心中沉睡几个月、几年,有一天它突然带着新的力量苏醒了,而我的伤痛比头一天更加强烈。但是,如果说我不原谅我的敌人,我并没伤害他们;我是记恨的,但我并无报复之心。即使我有报复的力量,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仅仅在不幸的时候,我才是危险的。那些对我施加压力,以为这样能够使我让步的人错了;逆境对于我,犹如土地对于安泰:我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吸取力量。一旦幸福将我从她怀中夺走,我就会窒息。


我们在讲到不幸事件的时候,常常说祸不单行;在感情方面,情况也一样:它们一起到来,像缪斯诸女神或复仇三女神一样。在恶习开始折磨我的同时,我身上出现了荣誉感。灵魂的飞扬,使你的心灵在腐败之中不被败坏;这是放置在毁灭人的因素旁边的补偿性质的因素,好像爱情要求青年实现的奇迹和它强加的牺牲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我喜欢回顾这些幸福的感情,在我心灵中,它们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发生之前不久产生。将这些感情同我即将描绘的激动相比,看看在三四年之间内,心灵所体会的由虔诚和宗教带来的一切甜蜜和裨益,和由激情带来的诱惑和痛苦,人们可以在两种快乐之间进行选择;人们会看到应该到哪一边去寻求幸福、特别是安宁。


我的头脑对社会,对于它的善和恶,充满模模糊糊的想法。我萌生一种莫名的忧伤;我离开我坐的桅杆;我沿着海堤往上走,来到一个看不见港口的拐角处。在那个地方,除了一道泥炭质的山谷,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仍然听见大海深沉的低吟和人群的喧嚣。我在小河边躺下来。我时而望着流水,时而凝视小嘴乌鸦飞翔,享受笼罩在我周围的宁静,或者倾听造船捻缝工的锤声,我纵情遐想。在我的遐想中,如果风儿送来升帆的军舰的鸣炮声,我会眼睛噙着泪水,全身颤栗。

……

人们可以看出我的性格如何形成,我的思想倾向,我的才能最初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因为我可以把我的天才当作一件坏事来谈,无论这个天才是罕见的或者平庸的,无论它配不配这个名称,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词。如果我同其他人更相像的话,我也许会更加幸福;能够毁灭我身上的才能,而不夺去我的精神的人也许是我的朋友。



我父亲固执地要一个孩子独自睡在高高的塔楼上,这样做可能有些不当,但最终变得对我有好处。对待我的这种粗暴方式造就了我的男人的勇气,可是并未剥夺我丰富的想象力;人们今天想剥夺青年的这种敏锐。父亲强迫我挑战鬼魂,而不让我相信没有鬼魂。他常常带着嘲讽的微笑问我:“骑土先生害怕吗?”他甚至会要求我同死人睡在一起。我善良的母亲对我说:“我的孩子,一切事情要上帝同意才能发生,只要你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就不必害怕鬼怪。”比起一切哲学论据,母亲的话更使我安心。我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结果,在我孤寂的塔楼上,晚上的风成了我的随心所欲的玩具,我的想象的翅膀。我的想象力一经点燃之后,到处扩散,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粮,可能会吞噬天空和大地。现在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我重返我的青年时代,尝试找到过去的我,也许我永远做不到,虽然我蒙受了苦难。


家在贡堡庄园附近的一位邻居,同他的太太一起到古堡来住几天,那位太太长得非常漂亮。有一次,不知道村里出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跑到大厅一个窗口去观看。我头一个到达窗子旁边,那位太太跟着我也到达那里;我想把位置让出来,转身对着她;她无意间挡了我的路,我被夹在窗口和她之间。我完全六神无主了。

从此刻起,我隐约发现,以一种我不了解的方式爱和被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如果我做了别的男人所做的事情,我可能早就了解我身上孕育着的感情将带来怎样的欢乐和痛苦。但是,在我身上,一切东西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性质。由于我热烈的想象力,我的腼腆,我的孤僻,我非但没有向外扩张,反而更加内省。由于缺乏实在的对象,我以我强劲而模糊的向往呼唤一个幽灵,它须臾不离开我。我不知道,人类心灵的历史是否提供了类似的事例。


季节越凄凉,越适合我的心绪。霜冻使出门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村民隔绝开来。没有他人干扰,我们感到更加自在。

秋天的景象令人触景生情:它如同我们的落叶般的岁月,它如同我们的落花般逐渐枯萎的年华,它如同我们的云彩般飞逝的幻想,它如同我们的逐渐变得暗淡的智慧,它如同我们的阳光般逐渐变得冷漠的爱情,它如同我们的河流般冻结的生命,同我们的命运有神秘的关联。

看见暴风雨的季节归来、天鹅和野鸡飞过、乌鸦在池畔草地上聚会、夜幕降临时到大树林高高的橡树上栖止,我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傍晚,当一股淡蓝的烟云在林中路口升起,当风儿呜咽哀鸣、吹动枯萎的苔藓,我内心感到无限的欣悦和满足。如果我在一块休闲地的尽头碰见一名农夫,我会停下来端详这个在麦穗下挥镰收割的人。他用犁铧翻动他的坟墓的泥土,将滚热的汗水同冬天冰凉的雨水混在一起。他正在挖掘的犁沟是他死后还要继续存在的纪念碑。我美丽的女守护神对这一切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她施展魔法,把我送到尼罗河边,将淹没在沙漠里的金字塔指给我看,就像这些犁沟将来会被欧石南掩盖一样。我庆幸自己已经把我对至福的向往寄托在人类现实以外的地方。

傍晚,我独自驾着小船在灯蕊草和荷花漂浮的池塘之中漫游。那里,聚集着准备离开我们远徙的燕子。我全神贯注,不放过它们的每一声呢喃。塔韦尼埃在孩提时代倾听旅人讲故事也不会那么专心。日落时,它们在水上嬉戏,追逐昆虫,一齐冲上天空,仿佛为了考验它们的翼力似的。它们俯冲回到湖面,然后悬在芦苇上。芦苇在它们的重量下微微弯曲,到处听得见它们叽叽喳喳的啭鸣。


夜色正在降落;芦苇摇动着它们的由杆茎和利剑组成的田野;芦苇间,羽族的队伍——黑水鸡、野鸭、椋鸟、沙锥——沉默着;湖水拍打着边岸;从沼泽和树林里传出秋天的萧瑟。我将小船停在岸边,返回古堡。一走进房间,我就打开窗子,凝视天空,开始念我的咒语。我同我的女巫登上云天。被她的头发和面纱缠裹着,我随着暴风雨,摇晃树木的顶梢,撼动群山的顶峰,或者在海面掀起巨浪。到空间潜游,从上帝的宝座下降到深渊之门,万物任由我的爱情摆布。在自然界的一片?昆沌之中,我如痴如醉,既幻想危难又幻想快乐。朔风的气息只给我带来快感;雨的呜咽邀请我到女人胸脯上睡眠。我对这个女子讲的话本来应该赋予暮年以意义,温暖坟墓的大理石。女巫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知道,既是处女又是情人,是纯洁的夏娃,是堕落的夏娃;这位令我感情狂热的女巫是神秘和激情的结合。我将她供奉在祭台上,向她顶礼膜拜。我因为被她爱而感到骄傲,这更增加我的深情。她在行走吗?我俯身让她践踏,或者亲吻她的足迹。她的微笑令我惶惑;她的声音令我颤栗;如果我触摸她碰过的东西,我会因为欲望而颤抖。她湿润的嘴呼出的气息透彻我的骨髓,变成血在我血管中流动。她的一瞥足以使我飞到大地的另一端;只要同她在一起,我什么冷漠也不畏惧!在她身边,狮子的洞穴会变成宫殿,千百万年太短促,不能熄灭我心中燃烧的激情。

精神上对偶像的崇拜同这种狂热结合在一起:由于我的想象力的另一种作用,这位将我抱人怀中的佛律内,对于我也是光荣,更是荣耀;完成最崇高牺牲的德行,孕育最杰出思想的天才,让人约略了解这种幸福是什么。在我的奇妙的创造物身上,我同时找到灵魂的一切享乐。由于被这双重的欢愉压迫甚至淹没,我从此弄不清我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我是人,也不是人;我变成云彩,风、声音,我变成纯粹的精灵,会飞翔的生命,歌唱至高无上的幸福。我蜕掉我本性的躯壳,同我幻想的少女融合,为了她身上有我,为了更亲近我的美人,为了同时成为感情的接受者和赐予者,爱情和爱情的对象。


我来到我从前用沙构筑城堡的舞台,特洛伊所在的平原,我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行走。退潮后海滩的景象,犹如幻想破灭后我们周围残存的荒凉的空间。八百年之前,我的同胞阿贝拉尔怀着对他的爱洛伊丝的怀念,同我今天一样凝望着海浪;同我一样,他看着船只渐渐消失;他的耳朵同我的耳朵一样倾听着波浪单调的声响。在浪涛的拍打声中,我沉湎于我从贡堡带来的忧郁的思绪之中。最后,我漫步到名为拉瓦尔德的岬头,在岬头的顶端坐下,心中充满苦涩。我记得,从前每逢集市,我就躲在这些岩石下面;我的同伴们陶醉于欢乐的时候,我在这里吞噬着眼泪。我现在并不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加被人爱抚,也不比从前更加幸福。我很快就要离开我的祖国,去浪迹天涯。这些想法使我悲伤欲绝,我恨不得跳进大海里去。


果我死后我的作品能够存在,如果我能够留下我的名字,可能有一天,某个旅人在我的《回忆录》的指引下,会来参观我描写的这些地方。他将认出古堡;但他不会看到大树林:我的梦想的摇篮像这些梦一样烟消云散了。古老的主塔孤单地屹立在岩石之上,痛惜那些橡树——它的老伙伴;过去是这些大树护卫它,使它免受风暴的袭击。我现在同主塔一样孤独;同它一样,我看见曾经美化我的岁月、呵护我的家庭倒塌了。幸亏我的生命与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塔楼不同,并非那样牢固地建筑于地面,而且人类和他们亲手建造的塔楼相比,对风暴没有那样强的抵御能力。


只有一样东西吸引我的注意:指针指着子夜的挂钟,那是腓特列断气的时刻。我被这幅图像的静止不动愚弄了:时光并不停止它的流动。并非人使时光停止不前,而是时光使人静止不动。再说,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我们的学说的光辉或者默默无闻,我们的富有或穷困,我们的欢乐或痛苦都不能改变对我们的岁月的度量。无论时针在金的钟面或木的钟面转动,无论大小不同的钟面镶嵌在戒子的底盘里或填满大教堂的圆花窗,时间的长短是一样的。


回到旅店之后,我有一段时间垂头坐在炉火旁边,沉默不语。我没有波斯人的想象力,将火焰视为银莲花,将火炭视为石榴。我听见车辆来来往往,它们从远处传来的轰隆声令我想起大海在布列塔尼海岸上的低语,或者风儿在贡堡树林中的呼啸。这些令人想起孤寂的声响的世俗的声音唤起我心中的怀念之情;我追念我过去的痛苦,或者我想象这些马车所载的人物的故事。我看见灯火辉煌的客厅、舞会、爱情、征服。很快,我想到自己,我住在一间小旅店里,透过窗口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我的住屋的回声中听它的声音。

卢梭认为,多亏他的率直和别人对他的教育,他忏悔了他生活中那些可疑的享乐。他甚至设想人们会一本正经地质问他,要求他坦白同那些维也纳妓女所犯的罪愆。如果我同巴黎妓女有什么瓜葛的话,我也不会认为自己有必要以此来教育后辈。但是,我一方面太腼腆,另一方面太狂热,不会被这些烟花女子引诱。当我从这些强拉过路人的可怜女人中间穿过的时候(就像圣克鲁那些拉客的马车夫一样),我感到厌恶和恐怖。对于我,这种冒险的快乐只适合于过去的年代。

在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不完善的文明、迷信、异域和半开化的习俗给一切东西披上离奇浪漫的色彩:性格是夸张的,想象特别丰富,生活是神秘和隐蔽的。晚上,在公墓和寺庙的高墙周围,在城墙的阴影下,沿着市场的链条和壕沟,在妓院周围,在那些狭窄和没有路灯的街巷里,在那些埋伏着强盗和杀人犯的地方,在那些有时在火把下、有时在黑暗中进行聚会的场所,要赴某个爱洛伊丝的约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必须真正爱恋,才会这样铤而走险。因为要违反普遍的风俗,必须作出重大的牺牲。不仅要应付不测,以身试法,而且不得不战胜自身的习惯势力,家庭的权威,家庭习惯的束缚,良心的对抗,基督教徒的恐惧和义务。所有这些桎梏使感情变得更加强烈。


如果说我对社会评头品足但对它并不了解的话,社会本身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在我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我可能具有的价值;当我重返巴黎的时候,人们对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善。自从我以可悲的方式出名之后,很多人对我说:“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见过面,我们早就会注意你了!”这种恭维是在人们功成名就之后产生的错觉。人的外貌是相差无几的。卢梭枉然地说,他生有一双漂亮的小眼睛;同样肯定无疑的是(有他的画像为证),他像一名小学教师,或者一名爱发牢骚的鞋匠。


对于别人,我是无所不能的;对于我自己,我是一个废物:这就是我。


我们的生命是转瞬即逝的,如果我们不在晚上记下早上发生的事情,由于工作的阻碍,我们就不会再有时间写下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浪费岁月,让一寸寸光阴随风散去,而对于人,这一寸寸光阴是永恒的根基。


十八世纪是精神活跃的世纪,而不是物质活跃的世纪,它本来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改变法律,如果它没有碰见它的媒介物——议会,尤其是巴黎议会。议会变成了哲学体系的工具。任何观点如果没有议会赋予它权力、用意志将它强化、给它增添舌头和臂膀,它就会因为软弱和狂热而死去。革命总是由合法或非法的团体发动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哎!一次打击、摔一跤、精神上的一时痛苦就剥夺了荷马、牛顿和波舒哀的天才,而这些神圣人物非但不能激起深刻的同情、痛苦和永久的怀念,还可能成为讪笑的对象!很多我认识和热爱的人在我身旁丧失理智,好像我身上带着能够传染的疫苗。我只能用一种悲哀的想法解释塞万提斯的杰作和他残忍的快乐。只要审视整个人生,权衡善和恶,真希望发生一件可以导致忘却的事故,作为逃避自我的方法。快乐的酒鬼是幸福的人。把宗教放在一边,幸福是忘记自己和到达临终之日而不曾感受生活。


专家们赶来剖析巴士底。临时咖啡馆在帐篷下开张;游人如鲫,摩肩接踵,好像在圣热尔曼或龙赏赶集。许多车辆鱼贯而来,停在塔楼下,在一片烟雾中,人们正在拆毁塔楼,将石头抛下。衣着讲究的女人、时髦的青年站在哥特式废墟的不同高度,和那些在人群的欢乎声中赤膊上阵的拆墙工人混杂在一起。参与这次盛会的,有最著名的演说家、最出名的男女演员、最红的女舞蹈家、最显要的外国人、宫廷贵族和欧洲国家的大使。旧法兰西到那里死亡,新法兰西在那里开始生命。

任何事件,不管它本身是如何悲惨或如何可恶,当它在严重的形势下发生,并且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时候,都应该引起重视。在夺取巴士底狱这个事件中,应该看到的(也是当时人们没有看到的),不是解放人民的暴力行为,而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解放——本身。

人们赞赏应该谴责的东西,意外事件,而看不到人民的命运因此发生的变化,风俗、思想、政治权力的改变,这是人类的新生,攻克巴土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粗暴的愤怒造成废墟,而在这种愤怒之下隐藏着在废墟中为新大厦奠基的智慧。

误解这个具体事件的伟大意义的民族,对事件的伟大精神意义是清楚的:在他眼中,巴士底是他被奴役标志:这个标志竖立在巴黎的人口处,面对蒙弗宫的十六根柱子,犹如扼杀他的自由的绞架。在铲平这座国家要塞的时候,民众认为粉碎了军事的桎梏,以心照不宣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取代被他解散的军队。大家知道,变成士兵的人民将创造什么奇迹。


虽然制宪会议有可指责之处,但从它完成的伟大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仍然不失为世界各国出现过的最著名的人民大会。如果它满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陈请表,而不试图越雷池一步,那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在三个世纪里,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所酝酿、发现和建立的一切都集中在这些陈请表里面。这些文件指出旧君主制度的各种弊病,提出医治的药方;提出实现各种自由的要求,包括新闻自由的要求;提出在工业、制造业、贸易、道路、军队、税收、财政、学校、公共教育等各方面的改进措施。我们越过罪恶的深渊,经历无数光荣,但并未得到什么利益;共和国和帝国没有起任何作用:帝国只是调节共和国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暴力;它给我们留下中央集权,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我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在地方权力被摧毁、无政府状态和愚昧肆虐的时候,这也许是取代地方权力的惟一办法。除此之外,从制宪会议召开以来,我们并没有前进。它完成的工作犹如一位古代名医完成的工作,即将科学的界标往后推移,并且固定下来。


革命前,当我阅读各国民众骚乱的历史的时候,我无法想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生活。蒙田在一个他每转一圈都可能被神圣联盟成员或新教徒绑架的庄园里,居然能够那么愉快地写作,对此我是十分惊讶的。

革命让我懂得这种生活是可能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双重化。在一个正在解体和重新组建的社会里,两种精神的斗争、过去和未来的碰撞、旧风俗和新风尚的?昆合形成一种不容人有片刻厌烦的过渡性组合。感情和性格以它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中不可能具有的力量表现自己。违反法律,放弃义务、习惯和礼仪,甚至危险,增加了这种?昆乱的趣味。度假的人群在大街上散步,他们摆脱他们的教育家,暂时回到自然状态,只是在他们被套上放纵所孕育的新暴君的枷锁时,他们才会重新感到社会约束的必要。

……

废墟中,在晴朗的天空下,在大自然的平静和诗意之中,有许多决斗和恋爱,狱中的结识和政治的友爱,神秘的约会。在正在消逝的世界的沉闷的喧哗中,在正在崩溃的社会的遥远的响声中,有偏僻、沉默和孤独的散步,其中夹杂永恒的誓言和难以表达的温情;但旧世界的崩溃威胁着这些事件脚下发生的幸福。如果川门二十四小时不相见,就不能肯定能够重新见面。一些人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些人在策划内战;有人启程前往俄亥俄,打算在野人当中修建他们的城堡;另一些人去同王储们汇合。这一切都进行得轻松愉快,而口袋里常常—个苏也没有。保皇党人断言,这几天议会将通过一项决议,事情就会解决;革命党人对前途的看法同样轻率,宣布同自由一道,和平和幸福即将到来。


水手不知道死亡会在何处突然袭来,他将在哪一个海岸丢掉性命。也许在他临风最后长叹一声之后,就会被卷进大海,抓住两条桨,继续他的旅行;也许他会被埋葬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从此销声匿迹,犹如他在横穿大洋时孤独地躺在吊床里睡眠一样。

船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它对舵的最轻微动作都十分敏感。无论它是半马半鹰的有翅怪兽,还是飞马,它都听从驾驶员调度,就像马匹听从骑手驾驭一样。无论船舶顶着狂风侧航,或者顺风疾驶,船桅和缆绳的典雅、横桁上走钢丝的水手的轻盈、船的千姿百态使这个精巧的机器成为人类智慧的奇迹。时而海浪撞击船体,浪花四溅;时而平静的海水迎着船头,顺从地一分为二。大大小小的旗帜、风帆使这海神的宫殿绚丽夺目。最低的帆完全展开,胀得圆鼓鼓的;最高处的帆的中部绷得很紧,好像妖艳女人的乳房。船被劲风吹动着,将它的龙骨当作犁铧,气势磅礴地耕种着海的田野。

在这条沿途既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村庄、城市、尖塔、钟楼和坟墓的海路上,在这条既无圆柱又无里程碑,唯有波浪当界石、海风当驿站、星辰当火炬的大路上,当人们并不寻求未知的土地和海洋的时候,最美妙的奇遇是两船相会。远在天边时,人们通过望远镜已经互相发现了。两船各朝对方驶去。船员和乘客簇拥在甲板上。两只船互相靠近,升起旗帜,把帆收一半,将船打横。当一切都沉静下来的时候,两位船长站在船尾艏楼上,用传声筒互相喊道:“船名?属哪个港口?船长姓名?从哪里来?航行几天哪?纬度和经度?上帝保佑你们!”水手们放帆;帆又张开了。两船的水手和乘客望着对方离去,一言不发。有些人去寻找亚洲的太阳,有些人去寻找欧洲的太阳,这些太阳也将看见他们死去。时光在陆地上比风在海洋上更迅速地带走和分开旅人。人们在远处相互挥手:“上帝保佑你们!”永恒是共同的归宿。


在古代和近代,这个大陆在很长时间里也许不为人知晓;这个大陆经历的野蛮时期,哥伦布到达以后开始的第二个时期;欧洲君主统治在这个新世界的动摇;旧社会在年轻的美洲结束;一种不为人知的共和国的出现宣告人类思想的变化;我的国家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海和这些海岸之所以能够独立,部分归功于法国国旗和法国人的血;在冲突和沙漠中走出一个伟人;在纪尧姆?佩恩买过一小块树林的地方,现在是华盛顿居住的繁华都市;美国将法国曾经用武力支持的革命再送回法国;最后,我自己的命运,我将我纯洁的缪斯献给不同性质的激情;我在这片蛮荒之地试图完成的发现,这片蛮荒之地将它辽阔的王国扩展到这个陌生和狭小的文明帝国的后面。


生和死是印第安风俗中保存得最完好的部分,因为它们不像将它们分开来的那部分生命那样轻易消逝;它们并不是有去无回的一时的事情。为了表示对新生儿的尊敬,人们仍然用家族最古老的名字——例如他祖母的名字——给他命名,因为名字都是从母系中借用的。从此刻起,孩子就取代他借用名字的妇女的位置;人们同他讲话的时候,对他以这个名字复活的亲属关系相称;这样一来,一个叔叔可能以“祖母”来尊称他的侄儿。这个表面看来可笑的习惯其实是令人感动的。这个习惯复活了死去的祖先;它在幼年的弱小中再现了暮年的虚弱;它使生命的两个极端、家庭的开始和结束互相接近;它赋予祖先以永生,并且设想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后代中间。

关于死者,找到印第安人重视圣骨的原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文明民族为了保持对祖国的怀念,运用文学和艺术;它们建造城市、宫殿、塔楼、纪念柱、方尖碑;它们在从前耕种过的田地里留下犁沟;姓名镂刻在青铜和大理石上,行为记录在编年史中。

对于孤独的民族,这一切都不存在:他们的姓名不刻在树木上;他们的棚屋几个小时就建好,顷刻间便不见踪影;他们犁地仅仅擦过地面,甚至不能形成犁沟。他们的传统歌曲随着歌唱者去世而湮没。因此,新世界的部落只有一种纪念碑:坟墓。你掠夺野人先辈的骨骸,就是掠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法律、甚至他们的上帝;你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夺去了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


留念过去的怪癖,这个我与之不断斗争的怪癖,如果它只是通过剥夺国王对我的宠幸而推翻我,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是,它很可能推翻王位。政治上停滞不前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随着人类的智慧前进。尊重时代的大多数人吧。以崇敬的心情对待过去的世纪吧,它们因为我们先辈的威望和对他们的记忆而变得神圣;但是,不要试图朝过去倒退,因为它们不再反映我们的真正性质,而且如果我们试图抓住它们,它们就会烟消云散。据说,大约在一四五○年,埃克斯拉—沙贝尔圣母院的教士会议,叫人打开查理大帝的坟墓。人们看见皇帝坐在一张金椅子里,他变成骷髅的手里拿着一本用金子书写的福音书,面前放着权杖和金盾牌;他身边有他的装在金套子里的宝剑。他身穿皇帝的长袍。一条金链使他的头保持直立;头部盖着一块裹尸布,遮住他脸部的位置,上面顶一个皇冠。有人碰一下这个残存的尸体,它立即倒下,变成灰尘。我们过去在海外占有广阔的领土,它们为我们过剩的人口提供居留地,为我们的商业提供市场,为我们的海军提供补给地。现在,我们被别人从人类重新起步的新世界排斥出来。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南海的岛屿上、两个美洲的大陆上,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用来表达几百万人的思想;而我们,未能继承我们的勇敢和天才的征服,仅仅在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几个由外国人统治的小镇上,听得见柯尔贝尔和路易十四的语言:它留存在那里,仅仅是作为我们的厄运和我们的错误政策的证据。


大地是迷人的母亲。我们诞生在她的怀抱。我们在孩提时,她让我们吮吸她充满奶水和蜜汁的乳房;青年和壮年时,她向我们慷慨献出她清凉的水、她的粮食、她的果实;无论何处,她都向我们提供荫凉,沐浴之地、餐桌和床榻;我们死时,她向我们重新敞开她的襟怀,用青草和鲜花盖住我们的躯体,同时悄悄用她的滋养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某种优雅的形式下再生。当我醒来,第一眼望着头顶的天空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看,我的故事都有头无尾;我只保留那些匆匆过去的东西的影子。我将来到香榭里舍去的时候,我的身上带着比任何人都多的影子。错误来自我的天性:我不懂得利用机会。对别人所关心的东西我毫无兴趣。除了宗教,我没有任何信仰。即使我成了牧师或者国王,宗教的权杖和国王的权杖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对荣誉和天才,劳作和消遣,富裕和穷困也许都感到厌倦。我对一切都感到厌烦。随着岁月,我艰难地带着我的烦恼前行,而且没有到处虚掷生命。


不要到美国去寻找那将人同其他被创造的生命区别开来的东西,这是它永垂不朽的根源和它的生命的装饰。在这个新共和国,文学是不存在的,尽管无数机构呼唤它的到来。美国人用实在的活动取代精神的活动;请不要将他在艺术上的平庸归结为他的低劣,因为他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这方面。他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抛掷到这片荒漠之上,农业和商业是他关注的问题;在思想之前,必须生活;在种树之前必须把树木砍掉,以便耕种。最早的垦殖者头脑中充满宗教的争论,确实将争论的热情一直带到森林里;但是,他们必须肩上扛着斧头,首先去征服荒漠,在他们劳作的空隙,只有他们锯的榆树当作他们的课桌。美国人没有攀登过各民族的年龄的梯级;他们把他们的童年和青年留在欧洲了;他们不曾经历摇篮的牙牙学语;他们只是通过对他们以后未曾再见的祖国的怀念享受家园的温馨;他们哭泣故园永久的失落和有关它的传闻的魅力。

在新大陆,没有古典文学,也没有浪漫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古典文学,美国人没有样板;浪漫文学,他们并没有经历中世纪;印第安文学,美国人蔑视野人,对森林厌恶之极,把它当做囚禁印第安人的监狱。

因此,人们在美洲看到的并不是非凡的文学,真正的文学;这是一种为社会的不同习俗服务的应用文学;这是工人、商人、水手和耕种者的文学。机械学和科学方面是成功的,因为科学有物质的一面:富兰克林和富尔顿驾驭了闪电和蒸汽,为人类造福。美洲的责任是赋予人类一种发明,依靠它任何大陆从此不会逃脱航海者的探索。

诗和想象是一小部分游手好闲者的专利,在美国被视为生命的童年和晚年的天真游戏,他们离晚年甚远。

因此,进行严肃研究的人都必然应该是从事他们国家的商业的人,甚至是商业革命的推波助澜者。但,有一件可悲的事情值得注意:从参与美国动乱的最早的一批人到现在的人,才干迅速退化了;然而,这些人是相互衔接的。共和国的几位前总统具有宗教的、朴素的、崇高的、沉静的性格,而在我们的血腥的共和国和帝国的喧闹中丝毫没有这种性格的痕迹。包围美国人的孤寂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了作用;他们默默地实现了他们的自由。


当悲剧染红街道的时候,田园剧却风靡剧场。台上只看见天真的牧人和纯洁的牧羊姑娘。在芦笛的呜咽中,在喁喁私语的蒂尔西斯和边打毛线边列席国民会议的平民妇女面前,田野、小溪、羊群、鸽子、茅屋下的黄金岁月复活了,而他们在进剧场之前,观看了断头台的表演。如果桑松有时间,他可能也会扮演卡兰这个角色,而泰胡阿涅·德·梅里古尔小姐也许会扮演巴代。国民会议议员以自己是最宽恕的人自诩。他们是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他们带孙子去散步;他们喂孙子吃饭;他们被孙子天真的游戏感动得流泪;他们温柔地将他们的羊羔抱在怀里,将载着受害者去受刑的大车的“马马”指给他们看。他们讴歌大自然、和平、同情心、善良、天真、家庭的节操;为了人类的至福,这些因为善良而怡然自得的人以极敏锐的同情心,叫人砍掉他们邻居的头颅。


人群中的最畸形者优先发言。灵魂和身体的残疾在我们的动乱中起了作用:受苦受难的自尊心造就一批伟大的革命家。


从前的老人不像今天的老人这样不幸和孤独。过去,如果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失去朋友,他们周围的事物很少发生变化;他们失去青春,但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熟悉的社会。现在,一个在世上残存的老朽不仅目睹他的亲友死去,而且也目睹他的思想死去:原则、风俗、趣味、娱乐、痛苦、感情,现在没有任何他熟悉的东西。他在一个不同的种族中结束他的生命。

可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呀,学会尊重这个同你一样崇高的古老法兰西吧。你将来也会衰老,人们将来也会指责你抱残守缺,就像人们今天指责我们思想陈旧一样。你们打败的是你们的父亲;不要否认他们吧,你们的血管中流着他们的血。如果不是他们慷慨大度,忠实于古风,你们就不可能在天生的忠诚中吸取力量,造就你们在新时期的荣耀。在两个法国之间,这仅仅是德行的嬗变。


我歇口气,继续往前走。我脑袋晕乎乎的,眼前一片模糊;昔日幽灵淡淡的影子围着我,同我道别。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在模糊的远方,我看见我双亲和我的友人的飘渺的身影,混在一些不相识的面孔当中。当我靠着一块里程碑坐下的时候,我在茅屋飘出的袅袅轻烟中,在树梢上,在透明的云彩中,在照耀欧石南的金色阳光里,仿佛看见站在茅屋门口对我微笑的面孔。我的幻觉中出现缪斯女神,她们来参加诗人的葬礼:我的坟墓在阿登的一棵橡树下,是用缪斯的竖琴掘成,对于士兵和旅人是很适合的。几只松鸡迷失在女贞树下的兔窟里,惟有它们同昆虫一道,在我周围低声呜叫;它们的生命同我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同样默默无闻。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觉得非常难受;天花被压下去了,令我感到窒息。

入夜,我仰天躺在壕沟里,头枕装着《阿达拉》的背囊,拐杖放在身边,眼睛望着同我一样即将熄灭的太阳。我以无限的温存凝望着故乡荒原上曾经照耀我的少年时代的星辰。我们一起躺下,它醒来时更加灿烂,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将永远不会苏醒。我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昏过去。我最后听到的是树叶跌落的沙沙声和灰雀的嘶鸣。


死亡在一个朋友去世之前比在他去世之后更加触动我们:这是我们的一部分脱离我们了,童年的记忆、家庭的亲密、共同的感情和兴趣瓦解了。我哥哥在我之前进人娘胎。他首先进人这同一个神圣的躯体,我在他之后出生;他先于我坐在故居的炉火旁边;他等候了几年才看见我,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整个童年。我的血和他的血在革命的熔炉中混在一起,具有同样的滋味,就像同一个山岗的草场喂养的牛羊挤出的奶。如果说人们提前地砍了我哥哥、我的教父的头颅,岁月也不会轻易放过我:我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了;我感觉乌高兰,时光,俯身对着我,啃噬我的头颅。


我们眼前的快乐只是由我们过丢的美好时光构成的。通过回顾蒙舒瓦的情景,我们找到在泽西岛开心的办法。这种事是非常稀罕的,因为在人们心里,快乐时刻在它们之间并不保留悲哀时刻在它们之间保留的联系:新的欢乐不能使昔日的欢乐回复青春,但新痛苦使旧痛苦更加鲜明。

而且,流亡者引起普遍好感;我们的事业似乎成了欧洲的事业:受到尊重的不幸是伟大的,我们的不幸正是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让美妙的时光驻留,那该是多么好啊!但是,这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就别留在世上吧。在看见我们的朋友消逝之前,在诗人心目中惟一值得生活的岁月消逝之前,我们就离去吧:“Vitadignioroetas”①。在交往的年代令人神往的东西,在被抛弃的年代变成痛苦和悔恨。人们不再盼望欢乐时刻归来;毋宁说人们害怕它们回来:小鸟,花朵,四月末美妙的夜晚,以夜莺的歌唱开始、以燕子的啁啾结束的夜晚,这一切都煽起对幸福的需要和渴望,杀害你。你还感觉得到这些可爱的东西,但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你。在你身边领略它们、并且以轻蔑的目光注视你的年轻人,令你嫉妒,使你更清楚地明白你是多么被人抛弃。大自然的清新和妩媚在令你想起昔日幸福的同时,增加你的悲惨处境的丑陋。你现在只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污点,你以你的存在、你的言语、甚至你胆敢表达的感情,破坏它的和谐和美妙。你可以爱,但人们不可能再爱你。春天之泉已经更新了泉水,但并未使你恢复青春,而目睹万象更新、百业兴旺,更勾起你对昔日欢乐的痛苦回忆。

①拉丁文,引自罗马伟大诗人的《埃涅阿斯纪》(Eneide):更加值得生活的岁月。


对我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断言,除了不可避免地引起我感情上的悲哀,也给我带来难以置信的心灵平静。《革命论》的出版说明中的一段话和《革命论》本身的一段话,可以用这种精神状态来解释:“由于受到一场希望甚微的疾病的打击,我以平静的目光看待一切;对于离开坟墓才几步路的旅行者,他受到坟墓的肃穆气氛的感染。”贯穿《革命论》的苦涩的思考是不奇怪的:这本书是我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在对我的宣判和执行之间写的。一位生活在流亡的穷困之中,而且相信自己的死期即将到来的作家,不可能带着欢笑面对世界。

但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恩赐给我的时光呢?我本来可以靠我的剑生活或者很快死去,但剑已经与我无缘;我还能做什么呢,拿起笔?我这杆笔既没有名气,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分量。我与生俱来的文学趣味、童年的诗作、我的游记草稿,这些是否足以引起公众注意?我有意写一部对历次革命进行比较的著作;我考虑这个题材是因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趣味。但是,谁会印刷这本没有人推荐的书呢?在写作过程中,谁来养活我?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来日不多,我也要找到在这不多的时间里支撑我的办法。我的三十个路易已经用了不少,不久就要用光,而且除了我个人的不幸,我还要忍受流亡者共同的困境。我在伦敦的朋友都有工作: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同他们的妻子编织草帽,还有人教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法语。他们都生活得挺快活。轻浮——我们民族的这个缺点,此刻变成美德。他们当面嘲笑命运女神;这个女贼异常尴尬,把人们不再向她乞求的东西带走了。


在这场革命的历史中,人们忘记将外部法国的图画放在内部法国的图画旁边,忘记描写那些数量众多的流亡者,他们在异国不同的气候和风俗中,以不同手段谋生,忍受了各种痛苦。

在法国之外,一切都是个人的事情:地位的变化,默默忍受的不幸,无声的、无报偿的牺牲。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大杂烩当中,保留着固定的想法;古老法兰西浪游时带着它的偏见,它的信徒,就像上帝的教会过去在大地上漫游时,带着它的德行,它的殉道者。

在法国国内,一切都是群众的事情。巴里埃宣布屠杀和征服,内战和同外国的战争;旺代和莱茵河的大规模战役;我们的舰队在海上沉没;民众在圣德尼将君主们挖出来,将已死国王的骨灰扔到活着的国王脸上,使他们看不见东西;以刚刚获得的自由为荣、甚至因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骄傲的法兰西,虽然从边境退却,但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巩固的;它佩戴着双重的武器:屠夫的大刀和士兵的利剑。


人们(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们从一边上去,在另一边下来。也可以将它比作阿尔卑斯山,山顶光秃秃的,覆盖着冰雪,看不见背面。按照后一种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来;这样,他对走过的空间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这些小路不是他选择的,但他沿着这些小路爬上平缓的山坡。他怀着遗憾和痛苦注视他开始迷路的地点。


“前途属于你”:封塔纳讲的是真话吗?我对他的预言应该感到高兴吗?唉!他预言的前途已经过去了:我会有另一个前途吗?

我一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的亲切来信,从它发出到现在,陪伴我度过了二十三年;它以痛苦的方式,警告说我将变得日益孤独。封塔纳不在了;他儿子的悲惨的死使他十分悲痛,将他过早地推进坟墓。我在这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人几乎都死了;我手上拿着的是一本死者的姓名录。再过几年,我这个被迫记录死者的人,将把我自己记录在亡人登记簿上,谁都不会遗漏。

但是,如果我要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再有爱我的人留在我身边,陪我到我最后的归宿,与别人相比,我更加不需要向导:我已经打听了道路,我研究过我要经过的地点,我希望看到临终时发生的事情。我常常在墓穴旁边,看见人们拉着绳索将棺材往下放,我听见绳索的窸窣声;然后,我听见第—铲土落在棺材上:每铲一次,沉闷的响声都减弱一些;在泥土填满墓穴时,逐渐让永恒的沉寂压在棺材上面。


甜蜜的、纯朴的、天真的、令人尊敬的亲情呀,你的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被无数花朵、坯芽、根维系于地面;现在,我们独个儿诞生,独个儿死去。活着的人急于将死者扔进永生,急于摆脱他的尸体。朋友之间,有的人到教堂等候灵柩到来,一边因为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而嘀咕;另一些人忠心耿耿,跟在灵车后面,一直到墓地;墓穴一填满,一切记忆都抹去了。宗教和温情的日子呀,你们不会再回来了。那时候,儿子同他的先辈一样,死在他父亲和祖先去世的同一栋房子里、同一张扶手椅里、在同一个壁炉旁边,身边围着流泪的子女和孙辈,而死者向子孙表示最后的祝福!


莎士比亚属于那些足以满足思想的需要和滋养的五六个作家之列;这些母亲般的天才似乎孕育和抚养了其他天才。荷马养育了古代文化:埃斯奇尔、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贺拉斯、维吉尔是他的孩子。但丁孕育了现代意大利文学,从彼特拉克一直到塔索。拉伯雷创建了法国文学;蒙田、拉封丹、莫里哀是他的继承者。英国到处是莎土比亚留下的痕迹,一直到最近,他还把他的语言借给拜伦,把他的对话借给司各特。

我们常常否认这些至高无上的大师;我们挺身反对他们;我们历数他们的错误;我们谴责他们无聊、亢长、怪诞、乏味,同时又剽窃他们,拾他们的余唾;可是,人们徒然地在他们的枷锁下挣扎。一切都同他们的色彩相像;他们发明的词语和名称扩大了各民族的普通词汇;他们的话变成成语,他们虚构的人物变成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他们的继承人和后代。他们打开了地平线,从那里喷射出光明;他们播种思想,启发千万种其它思想萌发;他们向所有艺术提供构想、题材、风格: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思想的矿山或母腹。

这样的天才站在头排;他们的博大,他们的多产,他们的创新,使人们将他们当作各种才智的规律、典范、模式、典型,就像同一个始祖繁殖的四个或五个人种,其它的不过是分支。我们不要蔑视这些有时会陷入混乱的巨人;我们不要模仿被人咒骂的卡姆;如果我们在亚美尼亚的群山上,在方舟的阴影下,碰见深渊的孤独船夫裸着身体在睡觉,我们不要嘲笑吧。我们要尊重这位洪荒时代的航海者,他在天上的瀑布干涸之后重新开始创造:恭顺的孩子们呀,我们享有父亲的祝福,让我们将我们的外套盖在他身上吧。

莎士比亚生前从未考虑死后永生。今天,我的赞歌对他有什么重要呢?即使同意所有的假设,根据人类思想所渗入或浸透的真理或谬误思索,对于莎士比亚,一个不可能达到他身边的声誉有什么重要呢?基督教徒吗?在永恒的至福当中,他理会这虚无的世界吗?自然神论者吗?摆脱了无知的阴影,失落在上帝的光辉之中,他会俯首看一眼他走过的沙粒吗?无神论者吗?他无声无息地沉睡着,人们称这种睡眠为死亡。因此,进入坟墓之后,没有什么比荣誉更加虚妄的东西了,除非它让友谊长存,对德行有裨益,在不幸中可以求助,让我们在天上能够享受一个我们留在地上的令人安慰的、慷慨的、使我们得救的思想。


现代文学方面,任何人只能充当用本民族语言写的作品的权威评论家。你认为你精通外国语是徒劳的,你没有吮吸过乳母的奶汁,你没有从襁褓时代起就在她怀中牙牙学语;你不能摆脱你的乡音。关于我们的文学,英国人和德国人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看法:他们称赞我们鄙视的东西,他们鄙视我们热爱的东西;他们不懂拉辛,不懂拉封丹,甚至不能完全理解莫里哀。你要是知道,在伦敦、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慕尼黑、莱比锡、哥廷格、科隆谁是我们的最伟大作家,你要是知道人们在那里热衷读的和不读的东西,你会哑然失笑的。

如果一位作者擅长措辞,外国人永远无法理解这种长处。才能越深刻、越有个性、越具有民族性质,这些秘密越难于被并非才能诞生地的人所理解。我们凭口头一句话赞美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我们的赞美是世代相传的;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会嘲笑蛮子们的判断。我们当中有谁能像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人一样,领会狄摩西尼和西塞罗的散文的和谐,阿尔赛和贺拉斯的诗歌的节奏呢?有人断言说,真正的美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感情美和思想美是这样;但文笔美不是。文笔不像思想一样是国际性的:它有它的故乡,一个属于它的天空和太阳。


无论怎样得宠的才子,都有忌讳和疑心:他要保留权杖,怕有人来分享,因为将他与别人对比而感到愤慨。


我这本《回忆录》从开始记述到现在,时间跨越了三十六年。过去,这对于我曾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题材;而今天,当我交谈的对象不再是活人的时候,当现在的问题是要到永恒中去唤醒冰凉的塑像、下降到坟墓中同生命游戏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保持热情,继续我的叙述?我自己不也几乎死了吗?我的观点不是改变了吗?我仍然以同样的观点观察事物吗?在世人眼中,如同在我自己眼中一样,那些曾经令我惴惴不安的与个人有关的事件,连同那些普遍的或非常的事件,不是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吗?任何生涯漫长的人,都感觉他的生命日益冷却;前一天还趣味盎然的事情第二天就变得索然无味。当我在记忆中搜寻的时候,有些名字,甚至大人物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然而,它们曾经令我激动:健忘和容易被人遗忘的人是多么虚荣呀!面对梦想、爱情,呼唤它们回来是徒然的,只有用金树枝才能打开亡灵的冥府,而采摘这样的树枝需要年轻的手。


有条理的新世界开始重新出现;人们纷纷离开咖啡馆和街道,回到自己家里;人们重新将残剩的家人聚拢来;人们收集剩下的财产重组家业,好像战斗之后清点人数,统计损失。剩下的完好的教堂重新开放:我有幸在教堂门口吹喇叭。人们区分正在引退的老共和党人的一代,正在前进的帝国的一代。征用的将军们一副穷酸相,语言粗暴,表情严肃,他们身经百战,结果只得到身上的伤痕和褴褛的衣服,而同他们交错而过的三执政政府的军队的军官们身上金光闪闪。归来的流亡者同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犯平静地交谈。所有看门人——C故的罗伯斯庇尔的坚定支持者,都怀念路易十五广场的表演;人们过去在那里砍妇女的头。那些女人的脖子,我住的里尔街那栋房子的门房对我说,“同鸡肉一样白”。九月屠杀的参与者改换了姓名和住址,变成马路边卖炸苹果的小贩;但是,他们常常被迫逃窜,因为人们认出他们,将他们的摊子掀翻,威胁揍死他们。那些发了财的革命党开始搬进日耳曼区被人出卖的大公馆。雅各宾派正在变成男爵和伯爵,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惩罚无产者和镇压下等人的必要性。波拿巴将布鲁图和斯高沃阿尔们安排在警察局,准备用丝带将他们装扮起来,用头衔玷污他们,强迫他们背叛他们的观点,并且使他们的罪行蒙羞。在这一切当中,在腥风血雨中出生的坚强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站出来,一心想让外国人流血。共和党人正在逐渐变成帝制主义者,所有人的专制变成一个人的独裁。


不久,我由于作家的虚荣心而受到惩罚,那是最可恶的惩罚,如果不是最愚蠢的惩罚的话。我曾经以为可以悄悄地享受作为崇高天才的满足心理,但不必像今天那样借助一绺与众不同的胡子或一身奇装异服,而只是保持正派人的穿着、仅仅以才气出众: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骄傲理应受到惩罚;惩罚来自我被迫认识的政界人物:声名是以灵魂为代价取得的特权。


时光在正在变得陈旧的戏剧杰作上投下不可避免的阴影;它投下的阴影将最纯洁的拉斐尔变成伦勃朗。如果没有塔尔玛,高乃依和拉辛的一部分杰作会不为人所知。戏剧天才是一只火把,他将火传给其他快要熄灭的火把,使那些以他们的革新的辉煌令你心醉神迷的天才复活。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博纳尔的著作《原始法律》的文章,我在沿罗纳河而下的旅途中,文章差不多完稿了。我已经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文学将发生变化;随着革命,将诞生其他思想,对人对事的其他看法。作家将分裂成派别,这是不难预料的事情。有人极力摆脱旧道路,其他人将试图仿效古代的榜样,但需要对其改头换面。结果,很可能后者将战胜对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传统和伟大的人物作后盾,他们有更为可靠的向导和更为丰富的资料。”

这篇旅途中写的批评文章今天属于历史文献;从那时起,我的思想随着我的世纪前进。我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无法拒绝他的地位给他提供的形象。在写上面这几个字的时候,他正沿着法国最大的河流之一顺流而下。在相对的两座山上,耸立着两座毁圮的塔楼;塔楼顶挂着小钟,山里人在我们走过时把钟敲响。这条河流,这些山岗,这钟声,这些哥特式建筑,使旅人的眼睛感到片刻的欢愉;但是,谁也不会停下来,朝钟楼走去。今天宣扬伦理和宗教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在他们的废墟上,枉然地向被世纪的急流带动的人发出信号;旅人对壮观的废墟、从中发出的悦耳的声音、从中升起的庄严回忆感到惊奇,但是他并不因此中断他的旅程,而且在第一个拐角处,“一切都被遗忘了。”


同人类的情况相反,时光使城市变得年轻。我更加喜欢古老的马赛,连同她对贝朗热、安茄公爵、勒内国王、吉斯、埃佩尔农的纪念,连同路易十四的建筑物和贝尔曾斯的德行,我喜欢它额上的皱纹。也许在悼念它失去的岁月的时候,我只是为我增加的岁月哭泣。


从蒙彼利尔到纳博纳途中,我的与生俱来的幻想病发作了。如果我不像某些心病者,将发病日期记在一张小纸头上帮助记忆的话,我会把这件事忘掉的。这次我经过的是一片荒凉的、长满毛地黄的土地,它让我忘记这个世界:我的眼睛望着这片红色的茎的海洋,一直到天际淡蓝色的康塔尔山脉。在大自然中,除了天空、海洋和太阳,启迪我的不是庞然大物;它们给我的仅仅是庞大的感觉,将我的失落的、得不到安慰的渺小投掷在上帝脚下。可是,一朵我采摘的花朵,一条在灯心草当中蜿蜒的小溪,一群准备起飞和在我面前停留的小鸟,令我萌生各种各样的遐想。这样无缘无故地动感情,不比在生活中追逐利益更好一些吗?利益由于反复和众多,反而使人对它变得迟钝和冷漠。今天,一切衰退了,甚至苦难。


我穿过圣让-德莫里埃那,日落时到达圣米歇尔;在那里,我找不到马匹,于是被迫在那里留宿;我走到村外散步。山顶的空气清澈透明,锯齿状的山峰历历在目,而夜色逐渐向山顶升去。山下夜莺在唱歌,山上老鹰在呜叫;花楸树在山谷里开花,白雪在山顶闪烁。按照传统,由迦太基人建造的城堡屹立在陡峭的山坡上,下面是岩石上开凿的凸角堡。那里,岩石中加进了个人的仇恨,那种仇恨比一切障碍更加强大。人类的报复心压在自由民族的头顶上;这个自由民族在其他民族沦为奴隶并且抛洒鲜血时才能缔造它的伟业。


谁也不会比我更有理由抱怨大自然:它向我关上一切大门,令我痛感我的缺失。我无时无刻不感觉我注定承受的平庸的重负。我知道,自满和幸福常常是我怀着苦涩抱怨的这种平庸的代价;但是,由于天性未在其中加入幻觉,使平庸变成我的苦刑。我像一个失落者,无法忘记失去的东西,没有勇气直面现实。幻觉的绝对缺失,即锻炼的缺失,使我蒙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我像局外人一样审视自己,我如实地看待我的朋友。我的价值仅仅来自我的极度善良,但我这种本性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既未得到赏识,也未真正发挥作用,而且我急躁的性格剥夺它的一切魅力:它使我更加为别人的苦难痛苦,但未向我提供拯救苦难的手段。然而,多亏它,我在生活中才有些许真正的享受。尤其多亏它,我不曾有嫉妒之心——它通常伴随平庸的感觉。


如果我们将私人生活中的不幸同国家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相比,那么这些不幸在《回忆录》中的位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谁没有失去朋友?谁没有看着他死去?谁不曾讲述过这类丧事?这样想是对的,但是,没有谁能够纠正自己的做法,不讲自己的遭遇:水手们在负载他们的船上,想念他们的陆地上的家庭,谈论他们的亲人。每个人自身包含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和人世的普遍规律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认为各种革命、轰动一时的事件、影响巨大的灾难是我们生命中惟独值得纪念的大事是错误的。我们大家都在为共同的历史出力,而且在上帝眼中,人类世界就是由这些个体的存在组成的。


那些曾经向我热烈鼓掌的人离我而去;我的留任对于他们是一种谴责。谨小慎微的人觉得向荣誉让步是不谨慎的。有时,崇高的心灵是真正的缺点;谁对此都无法理解;它被视作思想的狭窄,偏见,不良的习性,异想天开,妨碍正确判断的怪癖;有人说,也许这是一种体面的愚蠢,一种愚蠢的卑下和无知。如果我们闭眼不看世界,置身时代进步、思想运动、风向变化、社会进步之外,我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夸大事件的重要性,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吗?你将自己锁闭在你的狭窄的原则里面,思想和判断同样短浅,结果你像一个住在房屋后部的人,只看得见狭小的院子,不知道街上发生的事情,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看,因为有一点独立性,你就落到这种地步,成为庸人怜悯的对象。至于那些骄傲和目光高贵的大人物,oculossublimes,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原谅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无法理解”。于是,我默默地重新投入我的文学生涯;可怜的品达注定我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会还是唱“水的清甜”,而将酒留给幸运者。


死亡创造或毁灭一个伟人,使他在下坡的路上或上坡的台阶上止步:这是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命运;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审视它的成功之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对可能的后果作种种推测。


这样,在摇篮时代就折磨我的与生俱来的天才,在抛弃我之后,有时重新归来;这样,我从前的痛苦又重新出现;我身上,什么也没有治愈;即使我的伤口立即愈合了,但它们像中世纪带耶稣像十字架的伤口,在耶稣受难日会突然绽开,流淌鲜血。在危机中,我除了放任我激动的思绪,没有其他减轻痛苦的办法,就像人们在血液涌向心脏或冲向头脑时,让医生切开自己的血管。可是,我在说什么呢?啁,宗教呀,你的伟力、你的约束、你的抚慰在哪里呀?从我赐给勒内以生命时开始,我不是长年累月在写这一切吗?我有无数理由认为我已经死了,可是我活着!这实在是极大的悲哀。孤独的诗人注定承受违背农神的意志的春天;对于尚未逾越共同法则的人,诗人的痛苦是无法理解的。对于他,岁月永远是年轻的:“此刻,年轻的山羊羔,”奥比昂说,“守护着它们的生命的创造者;当后者一旦跌进猎人的网,它们从远处给它衔来开花的嫩草,并且用嘴给它衔来在附近小溪中汲取的清水。”


我对那些我感觉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有无数互相矛盾的想法,这些东西好像反射到镜子里面的物体,尽管历历在目,但人们不能肯定它们的真实。我不想再理会这一切了;从此刻起,我放任自己。我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到处走动,但我有勇气不将我所在地的任何东西放在心上,而将自己完全和最后地固定在正义和真理的创造者身上。我害怕的只是走过的时候,无意中触犯某人,而不是因为人们对我有兴趣;我还没有疯到愿意干这种事的地步。


我们的生命好像空中被一些拱扶垛支撑的脆弱的建筑物:拱扶垛不会同时倒塌,而是逐渐与建筑物脱离;它们还支撑着某个走廊,但它们已经放弃了建筑物的圣殿或摇篮。


“你不仅使我们历代国王的文治武功黯然失色,就是传说中英雄的丰功伟绩也无法与你相比。你出生的土地把国家交给你治理,请你经常思考着这份贵重的抵押品。从前它希望从德才兼备的精英们手里获得自由,如今它指望从你手中获得;它以只从你一人手中获得为荣。我们怀着热切的希望。请你不要让我们失望;你不安的祖国有一些担心,请你让她放心;你英勇的战友在你的旗帜下勇敢地为自由而战,请尊重他们的关注,莫辜负他们的伤口。那些死于疆场的战士,你要对得起他们的英灵。总之,你要尊重自己,不要在历尽艰险追求自由之后,自己又来践踏自由,或者让别人来攻击自由。只有等我们大家都获得了自由,你才可能真正自由。这就是事物的性质:侵犯公众自由的人,会头一个失去自由,成为奴隶。”


我们这些经历过动乱纷争的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注视。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人都多少失去理智的年代,谁又能自诩为出污泥而不染呢?因此,我们要对别人宽容,有些事我们虽不赞成,却也要原谅宽宥。有时才华、天才甚至美德也可能跨过责任的界限,这本是人类的弱点。谢尼埃先生热爱自由,我们可以说他这是罪过吗?就是那些骑士本人,要是他们能走出坟墓,也会追随我们时代的光明的。要是那样,我们就会看到荣誉和自由那种完美的结合得以形成,就像瓦卢瓦家族统治时期,那些哥特式的齿形装饰在我们的宏伟建筑上无限优雅地环罩在希腊柱形顶端一样。自由难道不是最贵重的财富,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它使天才热情奔放,使心灵得到升华。对于缪斯的朋友,它像他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附他人而生存,因为它们使用的是一种单独的语言,并不为群众所理解。而文学则不同,它用的是通用语言,若是戴上了脚镣手铐,就会衰弱,就会死亡。若是在写作时,必须禁止自己表达高尚的感情,表达强烈而伟大的思想,那又怎么写得出不辜负未来的篇章?自由乃科学与文学之友,这本是如此自然的事情。当自由被人从人民中间驱走时,它就躲到科学与文学身边避难。先生们,自由委托我们替它撰写编年史,替它向敌人报仇,把它的名字与对它的崇拜传给后人,传到千秋万代。为了使们不致误会我所表达的思想,我谨声明,我在此谈论的自由,是来自秩序和产生法律的自由,而不是源于放纵招来奴役的自由。《查理九世》作者的过错并不在于向那些神祗中的随便叨阶奉上了乳香,而是在于认为它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与一个君主立宪政府水火不容的。一个法国人把这种自主表述在他的看法之中,而别的民族则把它写进了法律。自由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原则。从本能上说他是公民,而他选择的却是臣民。即使你们哀悼的作家作了这种思考,他对于破坏性的自由与建设性的自由也不是怀着同样的热爱之情。

先生们,学士院的惯例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在即将结束这场演说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不觉悲从中来:不久之前,谢尼埃先生对我的作品作出了判决,正准备发表,而今日,却是我在这儿批评我的判官。我要十分真诚地说,我仍然宁愿遭受一个敌人的嘲讽,宁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孤独之中,也不愿以我的到场提请你们注意,人在尘世的生死接替是何其迅速,死亡的出现是何其突然,它推翻我们的计划,打消我们的希望,骤然把我们带走,有时把对我们的回忆留给与我们的观念原则完全相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讲台就是战场,才子们轮番登台,在这里大出风头,也在这里告别人世。这个讲台曾见过多少天才走过!高乃依、拉辛、布瓦洛、拉布吕耶尔、波舒哀、费奈隆、伏尔泰、布封、孟德斯鸠……先生们,想到自己将成为这条名人谱系链上的一环,谁又不害怕呢?我被这些不朽的名字压得喘不过气来。况且凭我的才华,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继承人。不过我至少会努力以我的感情证明,我是他们的后来人。

将来,轮到我让位给应该替我致悼词的人时,他可以苛严地对待我的作品。但有一句话他是不能不说的,这就是我怀着满腔激情热爱祖国;我宁肯自己吃千般苦,也不愿让祖国流一滴泪;我坚定不移地把生命的每一天奉献给这种高贵的情感。只有它使我们活得伟大,死得光荣。


在我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生怕伤害年轻人。对年轻人我是有要修正弥补的地方,至少我应该给他们一些别的忠告。但愿年轻人知道人们可以成功地与一种被搅乱的自然进行斗争。道德的美,神圣的美虽然比尘世的一切梦想都要高级,我却见到过,只要有几分勇气,我就可以达到它,持有它。


《基督教真谛》开始了反对十八世纪哲学的宗教革命。我同时也准备了这场威胁我们语言的革命,因为风格上没有创新,思想上也就不可能出新。在我之后会不会出现目前尚未为人所知的艺术形式?我们能否从目前的研究出发向前发展,正如我们从过去的研究出发向前迈步一样?有没有人不可能跨越的界限,因为人与事物的本质发生了碰撞?这些界限难道不是存在于现代语言的分裂、存在于这同一些语言的老朽,以及存在于新社会造就的人的虚荣之中?语言仅是在文明的运动完善之前才追循它,到达语言自身的顶点之后,它们便暂时稳定下来,然后它们无力再往上攀登,便走上了下坡路。


叙述了波拿巴和帝国,又来谈那些追随者,无异于从现实堕入虚空,从山顶掉进深渊。一切不是都随拿破仑完结了吗?难道我不应该谈谈别的事情?除了波拿巴,还有什么人能让大家感兴趣?在写了这样一个人之后,又能够写什么人,写什么事?但丁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大诗人,惟有他有权与他们合作。路易十八处在皇帝的地位,我们怎样称呼他?当我想到此刻我必须嘟嘟嚷嚷地提到一大群卑贱者的时候,我就变得脸红,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在一个舞台上,巨大的太阳殒落了,我们成了夜间活动的可疑角色。

那些波拿巴主义者也变得僵化了。他们收紧四肢,身体挛缩;波拿巴一落气,灵魂便离开了新世界;赋予事物形与色的光亮一熄灭,这些事物也就消失了。在这部《回忆录》开篇部分,我只能谈论自己:人的个体孤独总是有某种优先权;接下来我被种种奇迹包围了:这些奇迹支持了我的声音;只不过此时不再有征服埃及,不再有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不再有莫斯科撤退,不再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也不再有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滑铁卢战役和圣赫勒拿岛的葬礼:那么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像,惟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赋予喜剧庄严色彩的人像!

在表现我们的卑微价值时,我紧扣住了自己的良心;我扪心自问,是否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时代的萎琐之外,以便取得指责别人的权利;我内心相信我的名字是会出现在那些被抹去被消除的事物中间的。不,我坚信我们都会被消除的: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衣食来源,其次,因为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时代无法给我们提供衣食。一代代人不是伤残、衰弱就是傲慢,没有诚意,只是专心于他们所喜爱的虚无,不知道怎样使人不朽;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名声;你们把耳朵紧贴在他们嘴巴上,却什么也听不到:死人内心发不出任何声音。


复辟王朝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恢复尊严的立足点:在单独一个人,即那逝去之人耍过威风之后,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自由取代了专制,我们去掉了爬行的习惯,人类的天生权利已经家喻户晓,那我们就应该感谢复辟王朝。我正是为此才投入混战,以竭尽所能,在个人完结之时使人类复兴。

……

复辟王朝促使智力活动;它释放了被波拿巴压抑的思想:精神就像从建筑物上拆下来的女像柱,身子不再被压弯,抬起了头。帝国曾迫使法国沉默;得到恢复的自由接触了法国,把话语还给它:议院讲坛有一些人才,把米拉波和卡扎莱们扔掉的东西在原处又捡了回来,于是革命继续它的进程。


在一个民主社会,你谈论自由,声称看到了人类的进步,事物的未来,并给你的演说加上几个荣誉勋章,这样,你的位置就确保无虞了;在贵族社会,你玩一玩惠斯脱牌,提出庄重的深不可测的样子,说一些陈词滥调和事先准备的好话,你的天才的机运就有保障了。


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们忘记名字的人物而来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琐事,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虚荣。一些隐晦的无聊的,有人认为很有意思,其实谁也不感兴趣的骚动,一些过时的,并未引起什么重大事件的花招应该留给那些快乐的幸运儿去写,他们自以为现在是,或者曾经是人们关注的目标。


我在此回忆的一切,大概没有人会感兴趣;这就是回忆录的缺点:当它没有历史事实可讲述时,就只能跟你说作者的为人,以至于使你厌烦。


人们甚至不愿劳神去考查一下问题,读一读人家没有读过就妄加评论的东西!任何谎言,只要重复几次就成了真理:人类的舆论怎么鄙视都不过分。


在绝对君主制国家,民众聚会是那样危险,因为他们一闹,针对的就是君主本人。但是在代议君主制国家,这种事算不了什么,因为民众接触的只是部长和法律。在君主和臣民之间有一道屏障,把什么事情都挡住了。这就是两院和政府机构。国王看到他的权力和他神圣的本人超脱于民众运动之外,永远受到保护。


蒙田说,人类张开怀抱迎接未来的事物,而我却有个怪毛病,张开怀拥抱过去的事物。尤其当人们回顾亲爱的人早年的生活时,一切都是快乐:人们是在延长所爱的生命,是在把爱情扩展到原来并不了解现在回忆起来的日子,是在美化现在人过去的生活,是在给青春作补偿。


世界被搅得动荡不安,可是国家灾难的回响与年轻人的欢歌笑语混合在一起时,有时反倒增添欢乐的魅力。人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寻欢作乐之中,尤其在人们觉得即将失去欢乐时就更是如此。


有一些不幸,天主不许我们战胜,因此就是最高贵的天性,也难以幸免!老天赋予我们才华,非要附加一些缺陷不可:愚蠢和嫉妒则可以赎罪。一个优秀人物的弱点,就是古代献给凶神的那些黑色牺牲,然而凶神却绝没有变得和善。


我请他们,请昂佩先生在我死后读读本回忆录,我要求他们大家保留对我的某个回忆:我把生命之线交给他们,主管生死命运的帕尔卡女神之一拉刻西斯让线头从我的纺锤上掉落下来。与我从不分离的旅伴巴朗谢先生独自站在我一生的起点与终点。他是我被时间拉断的社会联系的见证人,正和我是他被罗讷河带走的社会联系的见证人一样:江河总是冲蚀着河岸。


朋友们的不幸常常倾落到我身上,而我也从不躲避神圣的重负:酬劳的时刻已经到了;一种真诚的爱慕愿意帮助我承受众多朋友给我衰老之年增加的压力。在走近末日的时候,我觉得我曾经珍爱的任何东西,都是与雷卡米耶夫人分不开的,她是我爱情的隐秘之源。我把各个年龄的回忆,关于梦想与现实的回忆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由魅力与淡淡的痛苦组成的复合体,而她就成了这个复合体看得见的外形。她支配了我的感情,一如天上的权力把幸福、秩序与和平放进我的本分之中。


我一八二二年作维也纳之行时,意大利在我眼中就失去了它的光彩,在一八二八年它就更显得黯淡无光了。我衡量了时代的进步。倚在阿罗纳旅店的阳台上,我眺望马约尔湖岸边的风光。夕阳给湖岸镀上一层金色,天蓝的波浪拍打着岸堤。城堡以其雉堞圈住这一片景色,再也没有像这样平和淡泊的风光了。可是我却感觉不到快乐,也生不出激情。青春的岁月嫁给了它们心目中的希望。一个年轻人将与爱人一起流浪,或者带着对离去的幸福的回忆。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系,但他寻找可以联系的人,他每走一步都相信能找到什么东西,幸福的思想随他而行:这种心境在客观物体上得到反映。

此外,我独自待着的时候,对当代社会的缩小看不那么清楚。波拿巴曾把世界留在孤寂之中。我也被留在这片静寂之中,依稀听见一代代虚弱的人在荒漠边上经过,啼哭。


在艺术鼎盛之年,大艺术家们的生活与今日截然不同,他们悬吊在半空中,专心致志地在梵蒂冈的穹顶,在圣彼得教堂的间壁,在法尔内其纳宫的墙上绘制杰作。拉菲尔走路时,身边总簇拥着一群弟子,身后总跟着一群红衣主教和王公贵族,宛如古罗马的一个元老院议员,总有一帮受他保护的人前呼后拥,鞍前马后地效劳。查理五世三次提高提香的身价,替他收拾画笔,在散步时让他走右边,一如弗朗索瓦一世陪伴垂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提香在罗马大获成功;画坛泰斗米开朗琪罗在那里接待了他。直到九十九岁,提香在威尼斯仍用有力的手握着那枝用了一个世纪的画笔。他是世纪的胜利者。


蒙田在拉伯雷四十四年之后,觉得台伯河两边已经颇为壮观了,他发现三月十六日罗马就开了玫瑰与长生花。只是罗马教堂里光秃秃的,没有圣人的雕像,没有画,比法国教堂丑陋,装饰也差。蒙田习惯了我们这些哥特式教堂的巨大和阴暗,他多次谈到圣彼得教堂,却没有描绘,似乎对艺术不感兴趣或者无动于衷。面对如此多的杰作,蒙田却想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他的记忆力既没有向他提起拉菲尔,也没有提起才逝世十六年的米开朗琪罗。

再说,关于艺术,关于发展或者保护艺术的天才哲学影响的见解当时尚未产生。时间为人类作的事情,正是空间为建筑物所作的事情。至于人和建筑如何,只能隔一定距离,从展望的角度去评价。隔得太近,看不到全貌,太远,则又看不到了。


复辟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发生。我不知道法国人的性格中有如此鲁莽和变化无常的成分,时刻都有可能改变;总有一百个人和一个人打赌,在法国,没有持久的事:这个时候,政府面临崩溃,纹丝不动是最佳选择,我们曾目睹了人民对波拿巴的崇拜,痛恨,抛弃,重整旗鼓,又再次抛弃,在他被流放时将他忘得一千二净,在他死后架起祭台,再次陷入对他的狂热之中。这个朝三暮四的民族,在心血来潮时便热爱自由,但又经常为平等而疯狂;这个多样化的民族,为亨利四世而狂热,在路易十三手下叛乱,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庄重,在路易十六统治下闹革命,在共和国时期晦涩,在波拿巴统治下好战,在复辟王朝时期主张立宪:她今天把自由出卖给了所谓共和化的君主制,根据统治者的思想不断变化自己的性质。自从她超越了家庭的习俗和宗教的桎梏后,她的活动性增强了。因此,一次偶然即可导致8月9日政府的垮台;但这个偶然也可以等待;一个侏儒诞生了;但法国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她可以用乳汁改变堕落的父亲的罪过。


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有人预感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他们正包扎好旧伤口,准备着重返沙场。然而,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不幸发生了:因为君民都已疲惫不堪;意外的灾难不会再狂袭法国了:在我之后将发生的只会是一场普遍的变革。有人将改变这艰难困苦的状况;没有苦痛,人们就不会想到要改变面貌。但是仍然会有一个举动,这不会是几个独立的小变革,而是一场正迈向终点的大革命。未来的这些图景已跟我无缘了;它们呼唤着新的画家来描绘:该你们了,先生们。

稀有气体

“人世间的伟人为数太少,不幸只能在彼此间互相仿效。”

《墓畔回忆录》里写拿破仑的一些部分,太长了单独发(手动捂脸.jpg)


青春是一个可爱的东西。她从花团锦簇的生命之初出发,像雅典的舰队一样浩浩荡荡,去征服西西里和埃那城风光优美的郊野。海神的教士大声作了祈祷,并用金杯盛酒作了浇祭。人群站在海边,把自己的祈祷与船上驾驶员的祈祷汇合在一起。当帆篷在黎明的阳光和微风下徐徐展开时,人们唱起了战歌。亚西比德穿一身红装,像爱神一样俊美,在三层桨战船上引人注目,他为自己在奥林匹亚赛车场投进的七辆马车而骄傲。不过阿尔客诺俄斯统治的岛刚刚驶过,幻觉就消失了:亚西比德遭受放逐,将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老去,并将身中利箭,在提曼德拉怀中死去。他实现最初希望的同伴,絮拉...

《墓畔回忆录》里写拿破仑的一些部分,太长了单独发(手动捂脸.jpg)


青春是一个可爱的东西。她从花团锦簇的生命之初出发,像雅典的舰队一样浩浩荡荡,去征服西西里和埃那城风光优美的郊野。海神的教士大声作了祈祷,并用金杯盛酒作了浇祭。人群站在海边,把自己的祈祷与船上驾驶员的祈祷汇合在一起。当帆篷在黎明的阳光和微风下徐徐展开时,人们唱起了战歌。亚西比德穿一身红装,像爱神一样俊美,在三层桨战船上引人注目,他为自己在奥林匹亚赛车场投进的七辆马车而骄傲。不过阿尔客诺俄斯统治的岛刚刚驶过,幻觉就消失了:亚西比德遭受放逐,将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老去,并将身中利箭,在提曼德拉怀中死去。他实现最初希望的同伴,絮拉库斯城的奴隶,只得到欧里彼得斯的几句诗来减轻他们锁链的重量。

你们看着我的青春离开了海岸,它没有叔公佩里克莱斯收养的遗孤,在阿斯帕齐娅膝头上长大的孩子那份俊美,但天主知道,它有清早的时辰,还有欲望和梦想!那些梦想我跟你们作过描绘:如今,在四处流亡之后回到陆地,我可以给你们讲述的,只有像我的年纪一样伤感的真理。我之所以有时还拨响里拉的和弦,因为那是诗人最后的和谐之音,他力图给自己治愈时间之箭的创伤,或者想让自己摆脱岁月的羁绊。


皇帝一生中有一个前台;伟大的拿破仑之前有一个陌生的波拿巴。波拿巴的思想先于他本人存在于世:它暗中搅得人世动荡不安。在一七八九年波拿巴崭露头角的时候,人们生出某种可怕的感觉,某种不安,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当地球面临灾难的时刻,人们才被姗姗来迟的震动提醒。人们生出恐惧,夜晚起来倾听地下的声音,两眼始终盯着天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上会落下什么灾祸。


这些自豪的自由卫士多活了一些日子,他们后来在暴君的警察局唱完了独立自主的颂歌。今日那段时光只是一座打断的台阶,革命曾在那上面踏过:那么多人意气风发地说话,行动,热衷于一些今日已无人再关心的事情!今天活着的人采摘被遗忘的人的果实,那些人正是为了今天的人献出了生命。


拿破仑说:“欧洲是一个鼹鼠丘;巨大的帝国,伟大的革命从来只存在于东方;我已经不再有光荣?了:因为这个小小的欧洲再也拿不出足够的光荣。”拿破仑像一个孩子,为自己当选为研究院院土而欢欣不已。他只要求给他六年时间,好让他去拿下印度并且凯旋。“我们才二十九岁,”他想到自己时提醒人们注意,“这并不老:我从印度回来时三十五岁。”

他被任命为所谓的英国方面军司令。所辖的部队分散在布雷斯特到安特卫普一线。波拿巴巡视部队,访问地方当局和科研机构,在此期间却调集部队,组建埃及军团。这时我们驻维也纳大使贝纳多特将军在公馆门口放置的三色旗和红帽子,突然被人使了些手脚,督政府便打算让拿破仑留下,以对付可能爆发的新战争。好在奥国外交官柯本茨尔先生预先阻止了两国关系的断裂,于是波拿巴又接到命令出发了。意大利成了共和国,荷兰也变成了共和国。法国此时的疆域一直扩展到莱茵河。和平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毫无用武之地的士兵。督政府深谋远虑,心怀恐惧,急于把胜利者打发去远方。在埃及的冒险远征既改变了拿破仑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天才,给已经过于光辉灿烂的他,又镀上一层照射着云火柱的阳光。


出于一种天生的弱点,波拿巴常常喜欢他的短处甚于他的长处。他对于可以一下打赢的战斗不感兴趣。砸碎世界的手却喜欢玩骗术。当他运用自己的能力时,完全有把握为自己的损失获得赔偿;他的天才弥补了性格的缺陷。他为什么一开始不以中世纪骑土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呢?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看来,他这种双重身份,其实只是伪基督徒,和伪伊斯兰教徒。如果光是欣赏那些不真诚的方法,却看不出它们的卑鄙之处,就免不了可悲地上当。当巨人落到使用伪善伎俩的地步时,那就真该哭泣了。那些异教徒向脚镣手铐的圣路易提出,要给他戴上埃及的王冠。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说,因为他始终是人们见过的最高尚的基督徒。


人从幻想的高处跌落下来,自然把处境看得过分糟糕,这样便出现了这种一致的抱怨:法国人时时憧憬着东方,天主教反对异教的骑士团给他们开辟了道路。他们虽然不再有诚意去为圣墓解围,却有十字军骑士的勇敢,以及戈德弗鲁瓦周围那些编年史家和吟游诗人编造出来的对王国和美人的信仰。在意大利获胜的士兵看到的是一个待夺取的富庶国家,一些待拦路抢劫的沙漠商队,待截获的马匹、武器和后宫佳丽。那些传奇小说作者已经瞥见了安条克公主,而那些学者则在诗人的热情之中加进了他们的梦想。一开始,没有一部描写埃及的作品不被当作知识丰富的现实,直到《昂泰诺尔游记》出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他们将要深入神秘的埃及,下到地下墓穴,搜索金字塔,发掘被人遗忘的手稿,辨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唤醒黛尔莫西里斯。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做,研究院的学者一头扑在金字塔上作研究,士兵们只遇见一些赤身裸体的农民,一些泥棚茅屋,他们面对的就是鼠疫、贝都因人和马木路克骑兵,这才发现大大失算了。只不过他们吃的冤枉苦使他们看不到最终的结果:法国人在埃及穆罕默德国王培育的文明上播下了幼苗。波拿巴的光荣增大了;一线光亮照进了伊斯兰教的黑暗世界,野蛮被轰开了一道缺口。


假如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对新生事物的喜爱不比我们民族的公正性更加有罪,那么有一件事就会给我们的品格抹黑。法国人只顾为远征埃及而欢欣,却没注意这场远征违背了正义,违反了政治权利。埃及本来太太平平,又是法国最老的同盟者,我们却连战也不宣,就向它进攻,掠夺它最肥沃富庶的尼罗河省,就像阿尔及利亚人在一次偷袭中占领了马赛和普罗旺斯一样。当土耳其宫廷拿起武器合法自卫时,我们为那套臭名昭著的诡计而得意,竟问土耳其宫廷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生气。我们声称拿起武器只是为了在他们国家维持秩序,只是为了镇压劫持帕夏的马木路克匪帮。波拿巴通知大首相:“阁下难道不觉得,杀死一个法国士兵,对土耳其宫廷的支持不就少了一分?至于我,将把帮助结束一场既不策略又无目的的战争当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波拿巴想走开,因为当时的战争既不策略又无目的!此外,古老的君主国和共和国一样有错:外交档案馆保存了多份在埃及建立法国殖民地的计划。莱布尼茨本人曾劝路易十四在埃及建立殖民地。英国人只尊重实惠的政治,即追求利益的政治。他们觉得忠于条约和道义上认真是幼稚行为。


当年拿破仑走的正是我后来跟循的路线:他逆风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二十一天以后,他绕过了突尼斯北部的邦角,抵达撒丁海岸,但是不能在阿雅克肖上岸,只能隔海眺望出生地,从菲舍红衣主教那里要了点钱,就再次上船出发。他发现了一支英国舰队,但它并未追赶。十月八日,他到了弗雷瑞斯锚地,就离他最后一次可怕地展现自己力量的胡安海湾不远。他弃船上岸,动身到了里昂,然后取道波旁大路,于十月十六日进了巴黎。巴黎的政要们,如巴拉斯、西哀士、贝纳多特、莫罗等似乎都准备反对他。然而好像发生了奇迹,这些反对者一下又为他效起力来。阴谋正在酝酿着,政府迁到了圣克卢。波拿巴想在元老院发表演讲,可是心慌意乱,结结巴巴说了些军中兄弟、火山、胜利、专制君主等话。人家把他当作克伦威尔、暴君、伪君子对待。他想指责人家,结果却遭到了人家的指责。他说他一直得到战神和命运之神的佑护。他高喊了一句:“爱我者跟我走!”就退下讲坛。有人提出要控告他。吕西安是五百人院的主席,这时走下主席座,为的是不许拿破仑置身法外。他抽出宝剑,发誓说,如果拿破仑企图损害自由,那他就要刺穿他的胸膛。有人谈起枪毙开小差的士兵、违反卫生法规的人、鼠疫患者的事情,于是大家又夸奖他。米拉逼得那些代表从窗户里跳出去。雾月十八日结束了。三个执政官的政府诞生了。自由死亡了。

这时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化:上世纪的人走下了历史舞台,新世纪的人登台亮相了。华盛顿在作出种种奇事之后,终于让位于波拿巴,让他开始自己的神奇之举。十一月九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逝世,为一七九九年划上了句号。而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则为一八〇〇年打开了大门:一个伟大命运开始,另一个伟大命运结束。


作为母亲,妇女们普遍憎恨波拿巴,作为妻子,她们也不大喜欢他,因为她们得不到他的爱。他毫无温情,总是侮辱她们,追她们也只是满足一时之需。他垮台之后,确实让人生出了某些想象的激情:但是在那时候,对一个女人的心来说,飞黄腾达的诗意没有身遭不幸的诗意那么诱人。有一些鲜花是开在废墟上的。

波拿巴以圣路易的骑士团为榜样,组建了荣誉团:古老的君主制度通过这个机构射入一线光亮,并且给新的平等设置了一道障碍。蒂雷纳元帅的尸骨移葬巴黎残老军人院使人对拿破仑油然生出敬意。勃丹船长的远航把他的名声带到了全世界。凡是可能损害第一执政的企图都失败了。他挫败了葡月十八日一些犯人的阴谋,逃脱了雪月三日炸弹的暗杀。英国首相皮特下台了。沙皇保罗一世逝世了,亚历山大接他的位;此时威灵顿尚未出头。不过印度开始蠢蠢欲动,要夺走我们征服尼罗河的战果;埃及受到了从红海方面发动的攻击,而假好汉帕夏也从地中海方面发起进攻。拿破仑震撼了各个帝国:整个大地都感到他的威力。


对波拿巴来说,不幸的是,他在北方打到俄罗斯边界的同时,南方的帏幕拉开了,人们看到了别的地区,别的风景:安达卢西亚的阳光,瓜达基维尔的棕榈林。我们的掷弹兵全副武装,向那些地区致意。在竞技场我们看见一些公牛在拼斗,在山区我们看见一些光着膀子的游击队在伏击,在修道院我们看见一些僧侣在祈祷。

从入侵西班牙开始,战争的实质改变了。拿破仑发现自己在与英国,他的克星打交道。英国教他如何打仗:英国在阿布基消灭了拿破仑的舰队,在圣让—达克尔拦阻了他的进攻,在特拉法尔加夺走了他最后的战船,迫使他从伊比利亚半岛撤走,然后又占领了直到加隆河的法国南部,并在滑铁卢等他决战:今天英国还看守着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坟墓,占据着他的出生地科西嘉岛。

一八〇五年五月五日,巴约讷条约以查理四世的名义,把这个君主的一切权利出让给拿破仑:劫持西班牙只是使波拿巴成了一个马基雅弗里式的意大利君王,除了巨大赃物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处。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削弱了他对付俄国人的兵力。此时他表面上还是俄国人的朋友与同盟者,其实内心隐藏着对他们的仇恨。拿破仑在公告书中对西班牙人说:“你们的民族正在死去;我看出了你们的病症,我将对症下药。我希望你们子子孙孙都会记着我,会说:‘他是使我国再生的人。’”是啊,他是使西班牙再生的人,只是他说出的话,他自己都不大明白。当时西班牙人编的一本教理问答,解释了先知这番话的真正意思:

“孩子,告诉我,你是谁?”——“得到天主恩泽的西班牙人。”——“我们幸福的敌人是谁?”——“法国皇帝。”——“他是什么人?”——“一个坏人。”——“他有几种本性?”——“两种。一种是人的本性。一种是魔鬼的本性。”——“是什么使拿破仑迷失正途的?”——“罪孽。”——“如果西班牙人没有尽职守责,该受什么刑罚?”——“该处死,得到奸贼叛徒的臭名。”——“法国人是些什么人?”——“从前是基督徒,如今成了异端分子。”

波拿巴倒台后用毫不含糊的措辞责备自己在西班牙的行为。他说:“这件事我从头至尾做坏了。‘不道德大概表现得过于明显,不正义到了聒不知耻的地步。’而且这一切依然十分卑鄙,既然我没有顶住诱惑;因为现在人们提到那次‘谋杀’,只是提它可耻的赤裸的行为,而把我做善事的意图和一切崇高的考虑都闭口不提。不过,那件事如果干成了,后世会因为它伟大而幸运的结果而赞美它,也许还会带着理性。可惜这个计划把我断送了。它断送了我在欧洲的口碑,给英国士兵提供了教训。这场倒霉的西班牙战争是真正的灾祸,是法国遭殃的首要原因。”

借用拿破仑的话,这段坦白是“太不知耻了”;不过我们不要上当:波拿巴的目的是,借着谴责自己的机会,把一桩谋害密使的罪行驱人充满不幸的荒漠,以便毫无保留地呼吁人们对他的其他行为表示赞美。


法国士兵再怎么勇敢也是枉然:座座森林拿起了武装,丛丛灌木都成了敌人。施加报复并不能阻止居民的敌对行为,因为在这个国家报复是家常便饭。贝伦战事、吉罗纳和罗德里戈城保卫战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为拿破仑镇守海岛的西班牙将军拉罗马纳把他的几个团从巴尔蒂克凹地带回西班牙,就好像古时法兰克人逃出黑海,在莱茵河口胜利登岸一样。作为战胜过欧洲各国精锐部队的雄师,我们却让僧侣流血。那种亵渎宗教的疯狂,来自伏尔泰的荒唐和恐怖时期不信神的癫狂。然而却是这些修道院的自卫队使我们老兵的胜利到此打住。这些老兵没有料到会遇到这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像一条条火龙,骑在萨拉戈萨那些高楼大厦着火的梁柱上,伴随着曼陀林的琴声,包列罗舞的歌声、超度死人的安魂曲乐声,在火焰中给他们的喇叭口火枪装填弹药:萨贡托城废墟在为他们鼓掌喝彩。


如果入侵西班牙这个极不正义的行动在政治上激起人们反对拿破仑,那么占领罗马这个忘恩负义的行动则在精神上使他成了众矢之的。他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就像闹着玩似的,一下子把民众与教会,人与天主都失掉了。他的人生之途两边都是自己挖的悬崖绝壁,他就在中间一条狭路上行走,去欧洲腹地寻找他的毁灭,就像走在死神借助祸害的力量,在一片混乱之中架起的奈何桥上。


大家不要问波拿巴有什么权利骂贝纳多特是“贱种”,因为他忘了自己的出身并不更高贵,来历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行伍出身,在大革命中发迹。这种侮辱人的话并不表明他有世袭的高贵地位,也不表明他有高尚的灵魂。贝纳多特并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不欠波拿巴的情。

皇帝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家世悠久的君主,把天下的一切都归于自己名下,谈论的话题全是自己,以为说一声满意或不满意,对别人就是奖赏或是惩罚。甚至王冠之下过去的许多世纪,圣德尼那一长溜王陵,都不会为这种狂妄自大作出辩护。

命运把两位法国将军从美国和北欧领到同一个战场,打一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起初他们聚集在这个人麾下,后来却被他分开。无论士兵还是国王,当时谁都不认为,推翻压制自由的独裁者会是罪行。贝纳多特胜利了,莫罗却喋血沙场。英年早逝的人都是强壮的旅客。他们快速走过的路程,体弱一些的人要慢慢才能走完。


波拿巴要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就以为自己失去尊严了。他的士兵抱怨只是在战斗时刻才见到他,而他亲临战场督阵,却是让他们去死,而不是去生。对这些抱怨他充耳不闻。俄罗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的消息让他震惊,却没让他停步。他加速奔向斯摩棱斯克。俄罗斯人宣称:“他(指拿破仑)来了,嘴上高唱正直无欺,心里却装满了背信弃义。他用他那些奴隶军团来给我们套上锁链。让我们心中装着十字架,手持利剑,拔掉这头狮子的牙齿。这个暴君既然把人间搅得天翻地覆,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


一些毫无保留的崇拜者把拿破仑的麻木归因于太痛苦太复杂。他们肯定地说他当时被痛苦压倒了。他们断言拿破仑不时被迫下马,而且常常一动不动,把额头贴在大炮筒上。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一时的不适可能在这时使他活力衰退,意气消沉。但如果人们注意到他在萨克森战役,尤其在著名的法兰西战役中又恢复了这种活力,那么他在博罗季诺的无所事事就应该另找原因。怎么!你在战报中承认“容易调兵运动,迫使敌人撤出良好的阵地,不过那样一来,决战将要推迟”,你有足够的主意让我们那么多士兵去送死,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命令你的近卫军至少去支援他们?这件事,除了人的本性,再没有别的解释:厄运来了,最初的打击使他失去活力。拿破仑的伟大并不在于经受逆境;只有在顺境他才能发挥全部才能:他命中不能对付厄运。


克里姆林宫里藏有一对宝座,是给两兄弟坐的:拿破仑没有坐他那一个。在宫内大厅里,还可以看到被一发炮火炸断的担架。当年查理十二受了伤,就是让人用这副担架把他抬去指挥波尔塔瓦战斗的。在高尚天性这方面,波拿巴永远是败者,他在参观历代沙皇陵墓时,曾想到每逢节日,人们总是给沙皇的棺木罩上华丽的棺罩吗?曾想到俄国臣民要祈求恩典,会把请求书放在一座陵墓上,惟有在位沙皇有权把它取走吗?

不幸者的请求书,由亡灵转交给当权者,这种做法是不合拿破仑的胃口的。他操心的是别的事儿。他像当年离开埃及时—样,打算把巴黎的戏班子调到莫斯科来演出,并保证一个意大利歌唱家会赶来。这样做半是想迷惑敌人,半是出于本性。他把克里姆林宫的大小教堂洗劫一空;那些神圣的装饰品和圣人的画像,还有从伊斯兰教徒那里抢来的新月纹章和马尾堆满了他的辎重马车队。他抢走了伊凡大帝塔的巨大十字架,打算把它立在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圆顶上。这个十字架和梵蒂冈那些杰作相似,拿破仑用那些杰作装饰了卢浮宫。当人们拆卸这个十字架时,一些小嘴乌鸦哇哇叫着,在十字架周围飞来飞去。“这些鸟儿想叫我干什么?”波拿巴问道。


俄罗斯独自抵抗由拿破仑率领的欧洲;成了孤家寡人,由拿破仑卫护的法国,也成了反戈一击的欧洲攻击的对象。不过必须指出,俄罗斯得到了气候的保护,而且欧洲是在满不情愿地主子指挥下行动的。而法国的情况则相反,既得不到气候的保护,也没有靠大量牺牲人口来防卫,它靠的只是自己的勇敢和对光荣的回忆。

波拿巴对士兵的凄惨无动于衷,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当他安营扎寨住下来后,谈论的通常是一些大臣。他说那些大臣卖身投靠了英国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不肯承认这场战争就是他自己一人挑起的。德?维桑斯公爵执意要用高尚的行为来弥补一场不幸,在军营一片阿谀声中大发脾气,叫道:“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难道我们带到俄罗斯的就是这种文明!”听到波拿巴那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谈,他做了个气愤和怀疑的手势,退了出去。波拿巴平时受了半点冲撞都要发怒,却忍受着科兰古(即德`维桑斯公爵)的粗鲁。从前他曾托科兰古给艾登海姆捎过一封信,现在就只当做是对那件事的补偿。每当人犯下一桩应该指控的罪过时,老天作为惩罚,总是安排了见证人。过去那些暴君除掉见证人,可是枉费心机;那些见证人下到地狱后,附上复仇女神的躯体,又回到人间。

……

如果遗忘之河不曾这么迅速地流过我们的尸骨,这一连串在同一地点发生的战事,这一层压一层的死尸,这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本会使一些不幸的战场变得双倍地不朽。可是今天谁还想得起留在俄罗斯的那些农民?那些乡下人会不会为参加过莫斯科城下大战而自豪?也许只有我在秋天的黄昏,看着北方的鸟儿在高空飞过,想起它们曾见过我们同胞在那边的坟墓。一些工业公司搬迁到了荒原,建起了窑炉,烧起了锅炉。尸骨已经变成了骨炭:不管是用狗骨还是入骨做的,釉瓷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采自黑暗还是采自光荣,它都不会更有光泽。这就是今天我们对待死者的办法!这就是新宗教的神圣仪式!奉献给亡灵的保护神。查理十二的幸运战友呵,你们不曾被这些亵渎神圣的鬣狗打扰!冬天白鼬来往于洁白的雪地;夏日波尔塔瓦长满了苔藓。


波拿巴是在一片荒野之中,在一支几乎被摧毁、鲜血被冬雪吸尽的军队的残余人马之中获悉巴黎的事变的。拿破仑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权利连同他的武力一起在俄罗斯消失殆尽,这时在京城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就足以对这些权利表示怀疑:脱离了宗教、正义和自由,他就失去了一切权利。


拿破仑给法兰西带来的灾难,已使人对他的反感刻骨铭心,对他幻想不再。他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天才,他在意大利打的第一仗和在法国打的最后一仗(我说的不是滑铁卢)是最漂亮的两仗。在前一仗他像是孔代亲王,在后一仗他像是蒂雷纳元帅。在前一仗他是个伟大的武士,而在后一仗他是个伟人。不过两场战斗的结局截然不同。通过前一仗他赢得了帝国,而后一仗则使他丢掉了帝国。他在政坛上的最后几个时辰,就像狮子的牙齿,尽管松动了,露出牙根了,却也需要欧洲使出全力才能拔掉。拿破仑的名字仍然是那样可怕,敌军是战战兢兢地过了莱茵河,并且左顾右盼不断回首后顾,以确信担心后路被切断。路没有被切断。就是进了巴黎当了主宰,他们仍然提心吊胆。亚历山大在打进法国时,朝俄罗斯回望了几眼,他祝贺那些能够离开的人运气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流露出不安和悔恨。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我就成了民众欢迎的人物,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在波拿巴治下充当奴才的人都恨我,而另一方面,那些想把法国置于从属地位的人又信不过我。最初,在那些君主当中,只有波拿巴本人赞同我的看法。他在枫丹白露浏览了我的小册子;是德?巴萨诺公爵带给他的,他们两人进行了公正的讨论;波拿巴说:“这一点是准确的;这一点又不准确。对夏多布里昂我无可指责。我大权在手,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与我对着干;而那些混蛋那时在干什么呢,如某某某、某某某!?”他点了他们的名字。

我对波拿巴始终真心敬佩,即便我在猛烈攻击拿破仑时也是如此。

后世在作评价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公道:正如离得近会导致一些错误、偏见,隔得远也会带来一些错误、迷恋和偏见。当后世毫无保留地表示敬佩时,会对敬佩对象的同代人并没有得出与他们一样的看法感到气愤。不过这一点自有其道理:这个人物身上使人不快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的短处与他的肉体一起死了,留下来的只是他不朽的生命;不过他引起的苦难:他自己的苦难,他那类人的苦难,尤其是忍受他折磨的人所受的苦难却不会因此就不存在。

当今的趋势是颂扬波拿巴的胜利。忍受他折磨的人都不见了,再也听不见诅咒他的声音,听不见牺牲者绝望和痛苦的惨叫,再也看不见法兰西被榨得干干净净,只能靠妇女来耕种田地的景象,看不见父母为儿子的过失而被捕、村民因一个人拒服兵役而连带受罚的情景;再也看不见街角贴的征兵布告,也看不见行人聚集在大张死刑判决书前面,悲伤地寻找儿女、兄弟、朋友、邻居的名字的情形。大家忘记了过去曾一同为胜利而哀叹,忘了在戏院,从检查官漏过的台词里,领会到对波拿巴的一言半语影射嘲骂便兴奋不已的情形,忘了朝野上下、将军、大臣、拿破仑身边的人都曾对拿破仑的压迫和征服怨声载道,对那种老是赢老是玩下去的游戏感到厌倦,对每天早上都要问“今天能否安宁”的生活失去兴趣。

灾难本身也证实了我们痛苦的现实:如果法兰西真的狂热拥护波拿巴,为什么会两次突然地,而且是彻底地抛弃他,也不尝试为留住他作最后的努力呢?如果法兰西的一切:光荣、自由、秩序、繁荣以及工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宏伟建筑物的兴建,文学、美术等的昌盛都是波拿巴的功劳,如果在他之前,国家没有任何成就,如果共和国缺乏天才,没有魄力,既没有捍卫,更没有扩展自己的国土,那么法兰西坐视拿破仑这样一个恩人落到敌人手里,或者至少没有抗议敌人囚禁这样一个恩人,岂不是太忘恩负义,太卑鄙了吗?

这种指责,人家有权对我们作出,然而却没有作出,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是因为拿破仑倒台的时候,法国不但不打算保护他,反而情愿抛弃他。在我们感到苦涩的憎恶时,我们只把他看做造成我们苦难的罪魁祸首,对我们的苦难视而不见的冷酷家伙。同盟国并没有战胜我们;是我们自己在两个祸害之中选择时,抛弃了使我们流血的祸害,因为我们的血不再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流了。

无疑,共和国曾经是残酷的,但我们各人都希望它会过去,我们迟早会恢复权利,同时又保留共和国在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方面为防御外敌所征服的疆土。它带回来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以我们的名义赢得的。在共和国时期我们要谈论的只是法国;获胜的总是法国,打败敌人的总是法国;一切都是我们战土干的,人们设立欢庆胜利或者纪念丧亡的节日,也是为了他们。将军们(他们中有的十分伟大)获得了十分荣耀的位置,但在公众的回忆里,他们为人谦虚;马尔索、莫罗、奥什、儒贝尔就是这样。后面两位本来注定要占据波拿巴的位置的。但是波拿巴天生就是争夺光荣的人,他突然阻挡了奥什将军的宦途,并且以他的嫉妒使这位绥靖的大将备享盛名。这位将军在获得阿尔滕基尔肯、新维德和克莱尼斯特大捷之后突然去世。

在帝国时期,我们都消失了;什么事儿都不再与我们有关,一切都属于波拿巴:我下令,我打了胜仗,我说话,我的雄鹰,我的皇冠,我的血统,我的家族,我的臣民。

然而,在这两种既相似又相对立的状况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共和国倒霉时我们并未抛弃它,它让我们受不了,但是它给了我们荣誉;我们不曾为了某个人的财产而感到耻辱;由于我们的努力,共和国没有遭到入侵;俄国人在山那边打了败仗,来苏黎世断气。

至于波拿巴,尽管他打了大胜仗,获得了大片土地,大量战利品,还是倒下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而是因为法国不再需要他了。真是深刻的教训!它让我们永远记取:任何损害人类尊严的事情,都会带来灭亡。


这一切都太真实了;可是波拿巴不应该用人们应用于伟大天才的尺度来评判,因为他缺少的就是高尚。有些人向上爬有能力,可是往下走就没有本事了。他拿破仑则往下往上的本事都有。一如反叛的天使,他可以把他无法量度的身躯缩小,以便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他可伸可缩的本事为他提供了逃生和复活的办法。与他打交道,事情看似完了,其实都没完。他这个演员根据风俗习惯的意愿改变自身,无论是演喜剧还是悲剧,无论身穿奴隶服还是王袍,无论是演阿塔洛斯还是恺撒,都演得大方自然,完美无缺。再等一阵子,你们会看到,那个矮子将从堕落中抬起他那布里亚柔斯的头;“瘸腿魔鬼”阿斯摩代化作大团烟雾,从关住他的瓶子里钻出来了。拿破仑珍惜生命,是为了生命给他带来的东西。他本能地感到了剩下来还可以描绘的东西。他不希望画没绘完,画布就用光了。


仪式结束后,我晚上到气氛轻松了一半的大教堂里散步,当我想到这些遭到破坏的陵墓之间伟人的虚荣时,思路就转到了从同样场面得出的一般伦理教训。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我还一直深入到人的本性。在坟墓里,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吗?在这虚无之中是否存有什么呢?难道没有虚无的生命、尘埃的思想吗?这些骨骸就没有人所不知的生活方式吗?谁知道这些死人有没有激情、快乐和拥抱呢?他们从前梦想、相信、期待的事物,是否和他们一样成了虚有之物,与他们一起乱七八糟地堕入了深渊呢?梦想、前途、快乐、痛苦、自由与奴役、强大与弱小、罪恶与美德、荣耀与卑鄙、富贵与贫穷、才干、天才、智慧、光荣、幻想、爱情,你们真是一时的感觉,随着你们赖以产生的头颅的毁灭,随着从前跳动着一颗心脏的胸膛的破损而成了过去吗?陵墓呵,如果你们真是陵墓的话,在你们永远的沉默中,难道人们只听见一种永久的嘲笑?这笑声是不是天主,惟一在这欺骗的世界消亡后还会存在下去的嘲弄的反响?让我们闭上眼睛吧!“我是基督徒。”让我们用牺牲者这句崇高又神秘的话来填满生命的绝望之渊吧!


要是我们稍微存一点疑心,就会轻易地发现一场灾难已经临近。波拿巴离他的诞生地,离他征服的地方太近了;他落难的岛屿应该更远一点,应该为重洋所包围。人们弄不明白,同盟国怎么想到把拿破仑流放到那些礁岛上:看到亚平宁山脉,闻到蒙特诺特、阿尔柯尔和马伦戈的火药味,发现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那三个受他奴役的美丽城市,我们能认为最不可抵御的诱惑不会占据他的内心吗?难道人们忘了,他曾经搅得天翻地覆,他到处都有崇拜者,都有对他感恩图报的人,他们都是他的追随者?他的野心落了空,却并没有泯灭;不幸与复仇又吹燃了野心的火焰:当魔鬼从被创造出来的宇宙边缘看见了人与世界,就决定断送他们。

在显露出自己的意图之前,可怕的囚徒隐忍了好几个星期。他的保护神与它所支配的强大的公共“法老”商谈一笔财富,或者一个王国。富歇与古斯曼?达尔法拉什之流的人物充斥于世。伟大的演员老早就给警察准备了情节剧,把精彩的场段留给了自己。他拿那些平常的牺牲者开心,让他们落人剧中的陷阱。


如今的年轻人喜欢回忆波拿巴,因为现政府让法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让他们感到屈辱;而一八一四年的年轻人则向复辟王朝表示敬意,因为它推翻了专制,恢复了自由。


我曾经相当长久地希望,人们会在路易十六流血的地方立起他的塑像。要是现在问我,我是不会再持这样的意见了。波旁家族一回国。就想到了路易十六,这一点是应该赞美的。他们应该把路易十六的骨灰撒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再把他的王冠戴在他们头上。……眼下,也许该担心的,是基于让人牢记民众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这个目的而立的纪念碑,会使人产生模仿那些暴行的愿望:恶比善更有诱惑力;你想让人们永记痛苦,但人们常常记住的是那些作恶的榜样。各个世纪都不接受哀伤的遗传,现实有够多的事让它们哭泣,它们决不会还为往昔传下来的伤心事落泪。


他作为掌有大权的命运,的确是那样完美,以致人们在百日王朝再也认不出拿破仑的天才。那是获取胜利、建立秩序的天才,而不是失败和自由的天才:然而,他却对背弃他的胜利,对秩序无能为力,因为少了他秩序照样存在。他在惊愕之余说道:“波旁王朝才几个月就替我把法兰西收拾好了!我要推倒重来,得好几年功夫。”征服者见到的秩序,并不是正统王权的功劳,而是宪章的功劳。波拿巴下台时,扔下的是一个默默无言,俯伏在地的法国,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挺直了腰,大声说话的法国:他怀着单纯的专制思想,把自由看作混乱。

然而波拿巴不得不妥协,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一开始就获胜。他得不到民众真正的拥护,只好以每人四十苏的价钱,雇一些工人下班后到骑兵竞技场,喊几声“皇帝万岁”!人们管这种活儿叫“去吼吼”。一些通告首先宣布一种完全的遗忘和宽恕;个人被宣布是自由的,民族是自由的,新闻也获得了自由;人家只希望让人民得到和平、独立和幸福;帝国的整个机构都改组了;黄金时代将再度来临。为了使实践与理论一致,法兰西被分成了七个警察分区;七位警察总监被授予了相当于执政府与帝国时期警察总局局长的权力:我们知道,当年在里昂、波尔多、米兰、佛罗伦萨、里斯本、汉堡和阿姆斯特丹那些个人自由的保护者是何等的威风。在这些警察总监之上,波拿巴安排了一些特派员,他们如同国民公会时期的人民代表。这套等级制度越往上越不受管束。


在外国一场高贵的战斗中,拿破仑输了(滑铁卢),而在巴黎,他还得忍受一些辩护人的争宠邀功,这些人想把他的不幸藏起来:他后悔在出发亲征之前没有解散议会;他也经常悔恨没有派人毙了富歇和塔莱朗。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这就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波拿巴禁止自己做出任何暴烈行为,也许他这是服从了本来的平和性情,也许他是被命运驯服了;他不再像头一次被黜之前那样说:“一个伟人逝世会带来多大损失,大家走着瞧吧。”这股狂劲已经过去了。他对自由生出反感,想到要砸碎朗儒依纳主持的众议院。此公原是一个公民,后来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从元老院议员转为贵族院议员,然后又复归为公民,最后从公民再度爬上贵族院议员的高位。拉斐德将军是众议员,在议院宣读了一个提案,表示:“议会要永远存在下去;任何解散它的企图都是严重的背叛,罪大恶极,任何企图做出此种行为的个人,都是叛国贼,或者被判为叛国贼。”(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就在正统王权向前开进的时候,贵族院里回响着议员们的呼喊和质询;当匕首在法庭上受害者手中传递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就像当年我们蒙受深灾巨难之时那些可怕的革命场景。几个武官那要命的蛊惑力把法国带到了灭亡的境地。他们在招引外国军队再次入侵的时候,还在法院门口打斗不休;他们有预见的绝望,他们的手势,他们关于坟墓的言论,似乎都预告了三重死亡:他们自身的死亡,他们赞美的人的死亡,以及他们放逐的家族的死亡。

第一次复辟时我同意保留三色旗:它闪耀着它的全部光荣;白旗被人遗忘了;那么多的胜利给予这三种颜色以合法地位,保留它们,并不意味着给一场可预见的革命准备一个重新集合队伍的标记。不采用白旗是明智的,但是在波拿巴的掷弹兵举过之后将它抛弃则是卑鄙行为:从卡夫丁轭形门下通过不可能不受惩罚;侮辱人的事也是致人于死地的事:一记耳光在身体上并未给你造成任何伤害,然而它却杀了你。


人世间的伟人为数太少,不幸只能在彼此间互相仿效。拿破仑既是模特儿,又是模仿者,既是实在的人物,又是表现这个人物的演员,因此,他模仿的就是他自己;如果他不穿上英雄服装,他就不相信自己是个英雄。这个离奇的弱点给他惊人的现实蒙上一层虚假和暧昧的色彩;人们担心把王中之王当作古罗马演员罗西乌斯,或者把罗西乌斯当作王中之王。


真正的哲学不会原谅的波拿巴的罪过,就是使社会习惯于盲目服从,把人性推向道德沦丧的时代,并在心灵开始因高尚的情感而怦怦跳动的时候,以不可言喻的方式使人的品性变坏。我们面对自己和面对欧洲的软弱,我们现时的沉沦,都是拿破仑奴役的后果:我们身上剩下的,只有扛枷锁的能力。波拿巴甚至把未来都搅乱了;要是人们看到我们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之中步步退缩,闭关自守,不是去寻求与欧洲交往,而是将它拒之门外;看到我们交出内部的自由,以便摆脱外部的恐惧;看到我们迷失在违反天性以及十四个世纪形成的民族习俗可恶的深谋远虑之中,我是不会感到半点奇怪的。波拿巴留在空中的专制,又变成堡垒落在我们头上。

今天,用冷笑迎接自由,把它和贞操看成废品已是时髦。我不赶时髦。我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世上的一切;因为有自由,生命才有价值;即使最后剩下我一人为自由辩护,我也要继续宣告它的权利。以陈年往事的名义抨击拿破仑,用废旧观念来指责他,其实就是为他准备新的胜利。人们只能用比他更伟大的东西——自由来打击他:因为他对自由,因而对人类犯了罪。


波拿巴不再是真实的波拿巴,这是个传说中的人物,由诗人的怪念头,士兵的闲聊和民众的故事所组成;这是我们今日见到的中世纪史诗中的查理曼与亚历山大。这个虚构的英雄将长期是现实的人物;其他的肖像则将消失。波拿巴如此顽强地属于独裁统治,以至于我们在忍受了他本人的专制之后,还得忍受他身后名声的专横统治。后面这种专制比前面那种更压迫人,因为拿破仑在位时还有人反对他,但他死后人们却普遍愿意接受他扔给我们的镣铐。他是未来事件的阻碍:一个从军营里出来的政权在他之后怎么坐得稳江山?他在超过这个政权时不是把所有军事方面的光荣都消灭了吗?当他在人们心中腐蚀了自由原则之时,自由政府又怎么可能产生?从此任何合法政权都不可能从人心中驱除篡位者的阴魂:不论士兵还是公民,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把拿破仑的半身雕像和肖像供奉在宫殿或者茅屋里的家中;从前的战败者与战胜者握手言和;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见得到拿破仑的影子;一深入德意志就可以感到他的存在,因为这个国家厌恶他的年轻一代已经过去。通常各世纪都在一个伟人的肖像前面坐下,以长久不断的工作来把他画完。这一次人类却不愿等待;也许那支粉笔涂抹得太快了一点。现在是把偶像不完善的部分与已完成的部分作对比的时候了。

从话语、演说、文稿以及从他从不曾热爱自由,也从不曾打算实行自由这一事实来看,波拿巴并不伟大;他的伟大在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规定的强大政府。一部为众多国家所采纳的法典,一些法院、学校和一套强有力的积极聪明,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管理体系;他的伟大在于使意大利复兴,并且出色地予以引导和管理;他的伟大在于使法国在一片混乱之中恢复了秩序,重立神坛,压制了那些疯狂的煽动家、傲慢的学问家,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家、伏尔泰式的无神论者,十字街头的演说家,监狱与街头的刽子手,论坛、俱乐部和断头台的穷人的气焰,让他们在自己手下出力;他的伟大在于控制住了无政府的乌合之众,在于制止了下层百姓的放肆,在于使曾经与他同等的士兵,曾经领导他或者曾经是他竞争对手的将领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伟大尤其在于他是白手起家,除了才华再无别的权威,却能在王座周围失掉幻影的年代,使三千六百万臣民服从他的统治;他的伟大还在于打败了所有敌对的君王,击溃了军纪兵力迥然不同的各国军队,让文明国度的人民知道了他的名字,超越了在他之前的一切胜利者,还在于十年之间他的魔力无处不在,到了今天的人们几乎不可理解的地步。

如今那位著名的打胜仗的囚徒已不在人世;为数不多的还理解高尚情感的人能够无所惧怕地向光荣表达敬意,却不用为自己曾经宣称这份光荣是不祥的而懊悔,也不必承认破坏各国独立的人就是各国解放的领头人:拿破仑不需要别人给他贴金;他天生就带来了足够的丰功伟绩。

因此,脱离他的时代后,他的历史结束了,但他的史诗却开始了。现在我们去看看他死亡吧:我们离开欧洲;随他在把他神化的天空下行走!他的船只在海的颤栗中降下帆篷,波澜给我们指示他消失的地方。塔西佗说:“在我们这个半球的极端,人们听见落日在沉人海中时发出的声响。”


要是我们研究那些伟人出生、死亡或者生活居住过的名胜的变迁沿革,该发现多少不同的事物,多少不同的命运啊,因为发生了那么奇特的变故,甚至我们微贱生命所依附的幽暗住所都变了!克洛维是在哪座茅屋出生的?阿提拉是在哪辆马车上面世的?阿拉里克的坟墓被哪条湍流淹没了?亚历山大的金棺或水晶棺又被哪只豺狼占据了?这些尘埃换了多少次地方?埃及与印度那些陵墓属于何人?这些变化连接着未来的秘密,惟有天主知道其原因:对人类而言,它是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理,只在一个个世纪的帮助下才显现出来,正如一些距地球遥远的星星,它们的光亮尚未照到我们。


每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时候,都可听到某种怀念过去的悲泣,它吹响了“熄灯”号:查理曼、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驾崩的时代就是这样哀诉的。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呢?当人们像我这样,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在美国辛辛那提的犁铧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为什么不和同代人——一个衰朽种族的末代子孙一同倒下呢?为什么要独自在堆满死人的洞穴冥府寻找他们的遗骨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咽!至少,我应该像非洲遇到的那些阿拉伯老人,无忧无虑,不操空心!他们坐在一小块线毯上,翘起二郎腿,包着头帕,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火烈鸟移动,就这样打发余生;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

稀有气体

我经历的一八〇二年和一八〇三年~《基督教真谛》~预言的失败~最后成功的原因

我完成《基督教真谛》后,吕西安希望读读清样,我寄给他;他在清样的白边上写了一些相当平庸的批注。

虽然我这本重要著作的成功同我的小书《阿达拉》的成功一样光彩夺目,但它受到较多的非议。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我并非用一部小说同旧文学和旧哲学的原则作战,而是用推理和事实向它们发动攻击。伏尔泰帝国发出一声惊叫,并且急忙拿起武器。斯塔尔夫人对我的宗教研究的前景作出错误的判断:有人给她送去一本尚未裁开的书;她随意用手指翻翻,碰到《童贞》那一章,于是对身边的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说:“啊!我的上帝!我可怜的夏多布里昂!这次他会一败涂地的!”修道院院长布洛涅手里有我这部著作的部分章节...

我完成《基督教真谛》后,吕西安希望读读清样,我寄给他;他在清样的白边上写了一些相当平庸的批注。

虽然我这本重要著作的成功同我的小书《阿达拉》的成功一样光彩夺目,但它受到较多的非议。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我并非用一部小说同旧文学和旧哲学的原则作战,而是用推理和事实向它们发动攻击。伏尔泰帝国发出一声惊叫,并且急忙拿起武器。斯塔尔夫人对我的宗教研究的前景作出错误的判断:有人给她送去一本尚未裁开的书;她随意用手指翻翻,碰到《童贞》那一章,于是对身边的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说:“啊!我的上帝!我可怜的夏多布里昂!这次他会一败涂地的!”修道院院长布洛涅手里有我这部著作的部分章节,在该书付印之前,他答复一位咨询他的书商说:“如果你想破产的话,就印这本书吧。”可是,布洛涅院长后来对这本书赞扬有加。

的确,一切似乎都预告我的失败:一个不出名、像我这样没有后台的人,怎么能够期望摧毁半个多世纪来占统治地位的伏尔泰的影响呢?伏尔泰建立的大厦是由百科全书派完成的,而且被欧洲一切名人所加固。什么!狄德罗、德·阿朗贝尔、杜克洛、迪皮伊、埃尔韦絮斯、孔多尔塞之类的人难道没有权威吗?什么?世界应该回到金色的圣徒传时代,放弃已经赢得的对科学和理性杰作的赞美?难道我能够赢得这个挥舞严惩大棒的罗马和势力强大的教会所不能挽救的事业吗?这个事业曾经枉然地被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所捍卫,尽管他得到议会、武装力量和国王的支持,但他并未成功。一个卑微无闻的人,反对如此势不可挡、甚至引起一场革命的哲学运动,难道不是一个既可笑又鲁莽的行为吗?看见一个侏儒伸直他短小的手臂,试图阻止时代进步,阻挡文明的进程,并且将人类往后拉,这实在是奇怪!多亏上帝,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疯子粉身碎骨。所以,然格内先生在《十日》上对《基督教真谛》予以贬低,声称批评来得太晚,因为我的唠叨已经被人遗忘了。他这番话是在作品出版五个月或六个月之后讲的,而法兰西学院在十年一次的颁奖仪式上,院士们众口一词对这部作品发动的攻击并未能将它置于死地。

我是在我们的教堂的废墟当中发表《基督教真谛》的。信徒们以为自己得救了:人们那时需要信仰,渴求得到宗教的安慰,而这种需要和安慰多年来被剥夺了。为了克服积累的那么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呀!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到天父身边寻找他们失去的孩子!多少被粉碎的心灵,多少孤独的灵魂呼唤圣手的救治!人们拥进上帝的房屋,如同瘟疫流行时涌进医生的诊室。动乱的受害者(而且受害者的种类何其多!)向祭坛奔去;海上遇难者攀附着岩石,希望得救。

那时,波拿巴希望将他的力量建立在社会的原始基础之上,不久前同罗马教廷达成谅解:首先,对一部可能使他更加得人心的作品的出版,他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当时需要同他周围的人和宗教信仰的公开敌人作斗争;所以他很高兴在外部被《基督教真谛》召唤的舆论所保卫。后来,他对他的错误估计感到后悔:正统君主观念和宗教观念同时来到。

当时不像《阿达拉》那样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真谛》中的一个插曲,确定了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勒内》未完成的话,我就不会写它了;如果我能够将它毁掉,我会这样做的。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的家族大量繁殖:此后,人们听见的只是哀怨和不连贯的句子;到处是狂风骤雨,到处是与乌云和黑夜有关的生僻的词语。没有哪一个从中学出来的无知学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最不幸的人;没有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对生活感到厌烦,不认为自己被自己的天才折磨;没有谁在他思绪的深渊里,不纵情于“激情的波浪”,没有谁不敲打自己苍白的面孔和披头散发的脑袋,并且用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的苦难令世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勒内》里,我披露了我们世纪的一个弱点;但是,试图将不着边际的痛苦描绘成普遍现象是小说家们的另一个荒唐想法。构成人类基础的普遍感情,父母之爱,子女的孝敬,友渲,爱情,是取之不尽的;但是,特殊的感觉方式,思想和性格的个性,只能在宏伟和数量众多的图画中得到延伸和增加。人类心灵尚未被发现的细小角落是狭小的地盘;在这片田地收获一遍之后,不再剩下什么可以采摘的东西了。心灵的疾病并不是经常和自然的状态:我们不能再现这种病态,使它变成文学,并且从中得益,像从一种按照艺术家的喜好不断修改、而且改变其形态的普遍感情得益一样。   无论如何,文学涂上我的宗教图画的色彩,就像政界保留我的作品中关于国家的用语一样:《按宪章建立的君主政体》是我们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而我关于“保守派”、“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文章使这两种说法成了政治术语。

有些作家模仿《阿达拉》和《勒内》,就像讲道者借用我的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恩惠的故事一样。一些段落里,我证明:我们将异教的圣灵从树林中赶出来,我们在扩大信仰同时,也使大自然回复到孤寂之中;有些段落里,我议论了我们的宗教对我们的观察和描绘方式的影响;有些段落里,我探讨诗和雄辩术中发生的变化;有些章节,我研究古代戏剧中引进的外国感情包含新批评的萌芽。就像我说过的,拉辛的人物既是,也不是希腊人物;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人物:这是人们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

如果《基督教真谛》的后果,仅仅是对人们认为造成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的一些学说的反动,那么,这种后果随着起因的消失本来应该不复存在;它不可能一直延续到我写书的时候。但是《基督教真谛》对舆论的影响不只是人们声称已经被埋葬的宗教的暂时复活:一种更加持久的变化发生了。如果说作品的文笔焕然一新的话,还有教义的变化;实质和形式同样都变了;无神论或唯物论不再是年轻人信仰或不信仰的基础;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重新占上风:从那时起,在互相联系的观念的链条中变化发生了。人们不再因为反对宗教偏见而固定在他的位置上—成不变;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必须被哲学的头带包裹着,充当虚无的木乃伊;人们胆敢审视任何体系,甚至是基督教的体系,无论人们觉得它如何荒谬。

除了回应牧师召唤的信徒,由于自由思考的权利,其他信徒也出现了。你将上帝当作本原吧,圣言会接踵而来:儿子必定出自父亲。

各种抽象组合不过是用更加无法理解的奥义取代基督教的奥义:泛神论有三四种,而且人们如今时兴将其归因于开明的智慧,其实泛神论是东方幻想中最荒唐的一种,由斯宾诺莎重新阐明:这方面,只需读读怀疑论者贝勒有关那位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文章。某些人谈论这一切时,使用不容置辩的腔调,如果不是来自研究的欠缺,这令人感到愤慨:他们使用一些自己也不懂的词,还以出类拔萃的天才自诩。但愿人们明白,阿贝拉耳、圣贝尔纳、圣人,圣托马斯·德·阿甘诸圣人,为了推广形而上学,带来了我们无法接近的超级智慧;各种圣西门系统、法伦斯太尔系统、傅立叶系统已经被各种异端发现和运用,人们向我们提供的当作进步和发明的东西,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希腊学校和中世纪学堂里用滥了的陈旧货色。糟糕的是,头一批宗派分子未能创建他们的新柏拉图主义共和国,而伽利昂答应普劳丹在坎帕尼亚进行这种试验。以后,人们犯了严重错误,烧死宗派分子,那时他们想建立共同财产,并提出一个女人不能拒绝一个男人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要求同她苟合,因此宣告卖淫是神圣的。他们说,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只需消灭她的灵魂,并且将它暂时寄放在上帝怀中。

《基督教真谛》对世人的冲击,使十八世纪脱离它的轨迹,永远偏离它的道路:人们重新开始或者毋宁说开始研究基督教的起源:他们重读神甫们的作品(假设人们曾经读过),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碰见那么多奇特的故事、那么多哲学知识、那么丰富多彩的文体美、那么多思想,而通过这一切的逐渐进步,使古代社会过渡成现代社会:这是人类惟一值得怀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通过天才人物的心灵,天和地实现交流。

从前,在正在崩溃的异教旁边,仿佛在社会之外,另一个世界崛起了,它是这些伟大场面的观众,它穷困,孤独,躲在—边,仅在人们需要它的教训或它的帮助时,它才干预生活。这些最早的大主教——他们几乎都有幸取老圣人和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普通教士守护着圣骨和公墓,这些修士和隐士躲在他们的修院或洞窟里,起草着和平、伦理、慈善的规则,而外面到处是战争、腐化、野蛮,他们从罗马的暴君走到鞑靼和哥特人的首领那里,到处游说,目的是防止一些人的不公正和另一些人的残忍,用木头十字架和心平气和的言语阻止军队进发;他们是人类当中最弱小的人,却保护人类免受阿提拉的蹂躏;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充当它们的联系,慰藉一个垂死世界的临终时刻,并且支持还在摇篮中的世界迈出最初的步伐。看见上面这—切,真是—件美妙的事情。


《基督教真谛》中阐明的真理,不可能不促进思想的变化。今天对中世纪建筑的兴趣与这部作品是分不开的:是我唤醒这个年轻世纪对旧教堂的赞美。如果说人们滥用我的观点,如果认为我们的大教堂能够同帕提依神庙媲美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这些教堂用它们石垒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们未知的事实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些花岗岩的记忆向我们披露了本笃会学者不知道的东西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由于听我反复讲哥特式建筑而对此感到厌烦,那不是我的过错。而且,在艺术方面,我知道《基督教真谛》的缺陷;我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一八○○年,我还不懂艺术:我没有去过意大利,也没有到过希腊和埃及。同样,我未从圣人的生平和传说中得到充分的教益;但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奇妙的故事,只要懂得在其中挑选,就可能取得丰硕的收获。这片可以任由想象力驰骋的中世纪的宝贵园地,其丰富程度超过奥维德的变形和米利都的寓言。此外,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发挥得不够和错误的判断,例如我对但丁的看法:后来,我对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认真说,我在《革命论》中对《基督教真谛》进行了补充。人们对这部作品谈论得最少,但剽窃得最多。

《阿达拉》的成功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心还是年轻的;《基督教真谛》的成功却令我困苦:我被迫牺牲我的时间,进行一些毫无益处的通信和无聊的应酬。所谓赞美无法补偿不可避免的厌恶之情,这仅仅因为你的名字被群众记住了。什么好处能够弥补你在将公众引进你的私生活时失去的宁静呢?除此之外,还有缪斯喜欢用来折磨她的崇拜者的焦虑,性格随和带来的尴尬,聚敛财富的无能,闲暇的丧失,变化无常的性格,更加强烈的感情,无法解释的忧郁,无缘无故的快乐:如果人们能够作主的话,谁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购买名望的并无把握的好处?何况这种名望不一定能够得到,有人在你一生当中对此提出异议,得不到后代的认可,而且你死后这一切对你会变得毫无意义。

《阿达拉》引起围绕新文风的争论,《基督教真谛》出版时,这种争论重新出现。

帝国学派,甚至共和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值得研究的:在社会朝善或恶前进的时候,文学是停滞不前的;文学置自己于思想的发展之外,不属于它的时代。喜剧中,在粗鲁和嗜血成性的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乡村老爷,科兰们,巴贝们,或人们不再了解的客厅情节,是风俗画,而那些看戏的人是风俗的破坏者;悲剧中,坐在剧场里的平民所关心的,是贵族家庭和王室。

在十八世纪,两样东西使文学停滞:它从伏尔泰和大革命继承的对宗教的蔑视,和波拿巴用以打击它的专制。国家元首利用这种俯首听命的文学,将它关进兵营,而文学向他举枪致敬。当人们喊“卫兵站出来”时,它就走出来,它列队前进,像士兵一样进行操练。任何独立的意图都是对他的权力的反叛;他不再希望有文字和思想的骚动,他不容许叛乱。他中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对思想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乐于给自己重新套上法规的枷锁。

反映新世纪的文学,只是在它所表达的时代的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占统治地位。在这半个世纪里,它只是被反对派利用。首先讲这种语言的,是斯塔尔夫人,是本杰明,是勒梅尔西埃,是博纳尔,是我自己。十九世纪所标榜的文学变化,来自流亡和放逐;是封塔纳先生孵化了这些不同类的小鸟,因为他回溯到十七世纪,汲取了这个多产的时代的力量,并且抛弃十八世纪的贫乏。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即探讨超验性题材的那一部分,独自和文明一道同步前进:不幸,学识的光荣并不是洁白无瑕的:拉普拉斯、拉格朗热、蒙热们、夏普塔尔、贝托莱之流,这些奇才曾经是骄傲的民主派,后来都变成拿破仑的最卑躬屈节的奴仆。为了文学的荣耀,必须说:新文学是自由的,才能是缺乏独立精神的;性格和才气并不相称,那些思想上升到天空顶点的人,没有能力将他们的心灵提高到比波拿巴的脚跟更高的位置:他们声称不需要上帝,因此他们需要暴君。

拿破仑式的经典作家是一位头戴路易十四式假发、或像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头发卷曲的十九世纪天才。波拿巴曾经要求革命人土进宫时穿礼服,佩剑。人们眼中没有当时的法国;这不是秩序,只是纪律。所以,没有什么比旧文学的苍白的再现更加令人厌烦的东西了。当新文学通过《基督教真谛》而声势浩大地闯进来的时候,这种冷漠的模仿,这种没有生产能力的过时游戏消失了。当甘公爵之死,虽然将我撇在一边,对于我也有好处,让我在孤独中跟随我的个人灵感,阻止我加入老品达的正规步兵:我的精神自由得益于我的道义自由。

在《基督教真谛》的最后一章我研究过,如果在蛮族进犯的时候,没有人传播信仰,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模样。我在另一段里指出,君士坦丁改宗之后,基督教在法律上引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设想当时我具有我现在的宗教观念,《基督教真谛》尚未动笔,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我会让人们看到基督教是未来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而不去回顾我们宗教过去的恩惠和组织;我会说赎罪和救世的思想是社会平等的惟一基础;惟有这种思想能够建立这种平等,因为这种思想对民主的本能起纠正和调节作用的必要性摆在这种平等旁边。合法性不足以抑制,因为它不是长久的;它的力量来自法律,而法律是匆匆走过和变化的人的作品。一部法律并非必须永远遵守;它始终可以被另一部法律取代:与此相反,伦理是持久的;它的力量在它自身,因为它来自不会变化的秩序,惟有它才能够赋予持久性。

我会让人看到,所有基督教占上风的地方,都改变了思想,修正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用肯定取代怀疑,使整个人类接受它的教义和告诫。我会努力推测我们离开福音的完全实现还有多大距离,估量在过去十八个世纪里,在十字架这边,被摧毁的罪恶和实现的改进的数目。基督教的影响是缓慢的,因为它到处发生影响;它并不关心个别社会的改革,它致力于普遍的社会;它的恩泽延伸到所有亚当的孩子身上:这正是它在最平凡的祈祷里,在它每日的祝愿中,以动人的纯朴方式所表达的:“让我们为人世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祈祷吧。”哪种宗教过去这样讲过话?圣言并不体现在寻欢作乐的人身上,而是体现在苦难者身上,为的是解放一切人,实现普遍的博爱和无限的拯救。

如果《基督教真谛》满足于这样的研究,我会庆幸自己发表了这本书:现在要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如果另一本按照我大约勾勒的新大纲编写的《基督教真谛》是否会取得相同的成功。一八○三年,当旧宗教毫无地位的时候,当它受到蔑视的时候,当人们对问题之所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当人们还在蒙受过分自由的伤害的时候,谈论从耶稣受难十字架下来的未来自由难道符合时宜吗?波拿巴会容忍这样一部作品吗?唤起悔恨,使人们对一个如此不熟悉的事业感兴趣,在指出它是多么严肃、强大和有益身心之前,将视线吸引到遭到蔑视的物体身上,使它变得可爱,这可能是有好处的。

现在,假如我的姓名能够留下一点痕迹,那是得力于《基督教真谛》。我对作品的内在价值并不抱幻想,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偶然的。它生逢其时。由于这个缘故,它使我在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位置;而历史时期将个人和事件混在一起,强迫人记住此人。四十年来,如果我的作品不限于在在世的几代人当中引起变化,如果它还有助于在后人当中重新点燃人世教化的真理的火花,如果人们认为在其中看到的生命的轻微征兆在后代将得以维系,那么我会对上帝的仁慈抱着满怀希望离去。重新和好的基督徒呀,我离去之后,在你的祈祷中请不要忘记我。我由于过错,也许会停留在门前,但在那里我曾经怀着好意为你高声呐喊:“开门吧,永生之门!Elevamini,portaeaetemales!”

稀有气体

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对比

华盛顿跟波拿巴不同,不属于那种超过人类高度的种族。他身上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并未置身于广阔的舞台;他不曾同那个时代最能干的将军和最强大的君主打交道;他没有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转战莫斯科:他在内部狭小的圈子里,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带着一小帮人进行自卫。他并未发动战争,取得可以同阿尔贝尔和法尔撒尔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他没有推翻王位,用王位的残余组成新王朝;他不曾让那些国王在他门口说:

他们让人等得太久,阿提拉厌烦了。

华盛顿的行动被某种无声无息的东西包围着;他行动缓慢;他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负,担心损害它。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

华盛顿跟波拿巴不同,不属于那种超过人类高度的种族。他身上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并未置身于广阔的舞台;他不曾同那个时代最能干的将军和最强大的君主打交道;他没有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转战莫斯科:他在内部狭小的圈子里,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带着一小帮人进行自卫。他并未发动战争,取得可以同阿尔贝尔和法尔撒尔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他没有推翻王位,用王位的残余组成新王朝;他不曾让那些国王在他门口说:

他们让人等得太久,阿提拉厌烦了。

华盛顿的行动被某种无声无息的东西包围着;他行动缓慢;他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负,担心损害它。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冒险;但是,这种深深的谦卑放射多么耀眼的光芒!到华盛顿的剑曾经闪光的树林中去搜寻吧:你在那里找得到什么呢?华盛顿在他的战场上留下合众国当作战利品。

波拿巴没有这位严肃的美国人的任何特点。他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有声有色的战斗;他想的只是创建功名;他肩负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似乎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冲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走;他急于享受和滥用他的光荣,好像享受转瞬即逝的青春。他仿效荷马的神圣们,企图迈四步就走到世界尽头。他出现在一切海岸上;他匆忙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各民族的大事记中;他将王冠掷给他的家族成员和土兵们;他在他的建树、他的法律、他的胜利中是匆遽的。他俯视着世界,用一只手打倒国王们,用另一只手击败革命巨人;可是,在粉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他窒息了自由,而最终在他最后的战场失去他自己的自由。

每个人按照他完成的功业得到报偿:华盛顿使一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位平静的法官,在他的同胞的叹惋中,在各族人民的崇拜中,在自己家中悄然长眠。

波拿巴剥夺一个民族的独立:他从一个被废黜的皇帝变成被流放的囚徒,人们由于惊魂未定,认为海洋还不是可靠的监狱。他死了:在那个征服者曾经叫人宣布过那么多丧礼的大门口,公布的这个消息既不能令行人止步,也不令他们感到惊讶:公民们有什么好哀悼的?

华盛顿的共和国留存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华盛顿和波拿巴都是民主的儿子:他们都出身于自由,前者对自由是忠诚的,而后者背叛它。

华盛顿是他的时代的需要、思想、智慧和舆论的代表;他帮助思想运动,而不是阻挠它;他希望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被指定完成的东西;因此,他的事业是连贯和持久的。此人很少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他有正确的分寸,将他自身的存在同他的国家的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我们的财富;他的声名像那些公众的圣殿,从那里流出丰沛和永不干涸的泉水。

波拿巴也可能丰富共同的财富;他的行为影响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最光辉的民族。如果他能将崇高同英勇结合在一起,如果他同时是华盛顿和波拿巴,如果他能任命自由作为他的光荣的承受人,这个民族今天在世界上将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啊?

但是,这个巨人并未将他自己的命运同他同代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天才是现代的,他的野心却是旧式的;他看不到他一生的奇迹超过一顶王冠的价值,这哥特式的饰物对于他是不适合的。有时他冲进未来,有时他后退到过去;而且,无论他跟随时代的潮流或者逆流而上,他都带动或者阻遏浪潮。人群在他眼中只是强有力的手段;在他们的幸福和他的幸福之间没有建立任何感应:他答应解放他们,结果他给他们戴上锁链;他与他们隔绝,他们远离他。埃及国王并不将埋葬他们的金字塔建立在开花的田野上,而是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之中。这些庞大的陵墓好像耸立在孤独中的永恒:波拿巴按照它们的形象建造了他的纪念碑。

稀有气体

十八世纪是精神活跃的世纪,而不是物质活跃的世纪,它本来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改变法律,如果它没有碰见它的媒介物——议会,尤其是巴黎议会。议会变成了哲学体系的工具。任何观点如果没有议会赋予它权力、用意志将它强化、给它增添舌头和臂膀,它就会因为软弱和狂热而死去。革命总是由合法或非法的团体发动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议会有理由进行报复:绝对君权剥夺了它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被三级会议滥用。强制登记、审判会议、流放使法官深得民心,促使他们要求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非自由的诚恳的支持者。他们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但不敢承认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立法和政治的权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加快了他们所继承的团体的复苏;这个...

十八世纪是精神活跃的世纪,而不是物质活跃的世纪,它本来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改变法律,如果它没有碰见它的媒介物——议会,尤其是巴黎议会。议会变成了哲学体系的工具。任何观点如果没有议会赋予它权力、用意志将它强化、给它增添舌头和臂膀,它就会因为软弱和狂热而死去。革命总是由合法或非法的团体发动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议会有理由进行报复:绝对君权剥夺了它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被三级会议滥用。强制登记、审判会议、流放使法官深得民心,促使他们要求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非自由的诚恳的支持者。他们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但不敢承认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立法和政治的权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加快了他们所继承的团体的复苏;这个团体一旦恢复了生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限制在他们的专长——司法——之内。人们几乎总弄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无论驱动他们的是智慧或者热情。路易十六恢复了议会,而议会迫使他召开三级会议;全国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不久又变成国民公会,摧毁了王权和议会,处死了公正之来源的法官和君主。但是,路易十六和议会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不知不觉成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工具。

因此,全国三级会议在所有人的头脑里酝酿,只是人们不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对于大家,问题是填补赤字——这个今天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解决的问题。用如此剧烈的药物来医治一个如此轻微的疾病,证明人们被引向不明确的政治领域。一七八六年是惟一财政状况清楚的一年,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九十二万四千镑,支出为五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二百镑;赤字为一亿八千零六十一万八千镑;由于节省了四千万镑,赤字减少为一亿四千万镑。在这个预算中,王室支出达到两千七百二十万的庞大数字,君主的债务、购买庄园和王室的挥霍成为沉重的负担。 

人们希望按照一六一四年的形式恢复全国三级会议。历史学家总是以这种形式为例,仿佛从一六一四年以来,人们从未听说过全国三级会议,也从来没有要求召开这种会议。然而,贵族和僧侣于一六五一年在巴黎聚会,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现在还有一本厚厚的会议文件和讲话汇编。权力巨大的巴黎议会当时非但没有支持前面两个等级的愿望,而且解散了他们的被视为非法的会议;这是事实。

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开了头,我还要指出另一个严重事实,是那些凑热闹写过法国史或者正在写的人所忽视的。人们谈“三个等级”,将它们当做构成全国三级会议的主要成分。可是,一些大法官裁判所常常只指定一个和两个等级的议员。一六一四年,昂布瓦兹大法官裁判所没有指定僧侣议员,也没有指定贵族议员;迪门莱新堡裁判所既没有派遣僧侣议员,也没有派遣第三等级议员。皮伊、拉罗舍尔、勒洛哈盖、加来、上马尔什、夏特罗没有指定僧侣议员;而蒙迪耶和卢瓦没有指定贵族议员。可是,一六一四年的三级会议名为全国三级会议。因此,古代编年史的表达方式比较准确,在讲到我们的全国性大会的时候,按照实际情况,称之为三级会议,或自由民显贵大会,或大贵族和大主教会议,而且赋予这些会议以同等的立法权。在一些省份,第三等级虽然出席,但通常并不争吵,这中间有一个很自然的、但不为人注意的原因。第三等级夺得了司法权,并且把军人从中赶出;除了在几个贵族会议里,它的成员作为审判官、律师、检察官、书记官、文书,在这方面以绝对的方式施行统治。它制定民法和刑法,而且它依靠篡夺的议会权力,甚至行使着政治权力。公民的财富、荣誉和生命有赖于它:一切都要服从它的决定,它执法的剑可以要任何人的脑袋。当它独自享受无边的权力的时候,在那些它曾经以卑躬屈膝的姿势出现的大会上,它何必去争那一点点权力呢?

人民变成僧侣躲在教堂里,用宗教观点统治社会;人民变成征税员、银行家,藏在财界,用金钱统治社会;人民变成法官,藏在法庭里,用法律统治社会。这个伟大的法兰西王国,尽管在它的局部和省一级是贵族的,但在国王的领导之下,从整体上说它是民主的;王国和国王融洽无间,步调几乎总是一致的。这就是它长期存在的原因。法兰西的历史要重新改写,或者毋宁说,法兰西的历史还没有写出来。

稀有气体

“你来到世上只是为了受苦,你还有点价值,也仅仅是由于你灵魂的悲戚和你思想的永恒忧郁!”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

" Je veux être Chateaubriand ou rien ! " (Victor Hugo)


我们沉醉在快乐中的时候,常有针刺般的感觉猛醒,好似警告我们珍惜很快逝去的时光;反之,在极痛深悲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压力使我们入睡,眼睛哭累了自然要合上,可见天主的慈悲能一直体现在我们的不幸中。我就是不由自主,进入不幸者有时体味到的沉睡状态。我梦见有人在给我卸下锁链,只觉得一阵轻松,仿佛一只救援的手打开紧紧束缚我的铁链的感觉。


我们遇到河流,就乘筏子或泅渡过去。阿达拉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我们游过...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

" Je veux être Chateaubriand ou rien ! " (Victor Hugo)


我们沉醉在快乐中的时候,常有针刺般的感觉猛醒,好似警告我们珍惜很快逝去的时光;反之,在极痛深悲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压力使我们入睡,眼睛哭累了自然要合上,可见天主的慈悲能一直体现在我们的不幸中。我就是不由自主,进入不幸者有时体味到的沉睡状态。我梦见有人在给我卸下锁链,只觉得一阵轻松,仿佛一只救援的手打开紧紧束缚我的铁链的感觉。


我们遇到河流,就乘筏子或泅渡过去。阿达拉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我们游过僻野无人的水流,宛若一对出行的天鹅。

白天特别炎热,我们往往躲在雪松的青苔之下。佛罗里达地区的树木,尤其是雪松和绿橡,几乎都生白色苔藓,从树枝一直披到地面。在夜晚的月光下,你在光秃秃的旷野,猛然见到身披这种白装的一棵独立的橡树,就可能以为是拖着长纱巾的幽灵。白天的景色也十分瑰丽,因为大批彩蝶、鲜亮的丽蝇、蜂鸟、绿鹦鹉、蓝(木坚)鸟落在苔藓上,好似白色羊毛挂毯上,由欧洲工匠绣了鲜艳的花鸟图案。

我们休息乘凉的地方,正是天赐的这种令人愉悦的客栈。有时风从高空吹下来,摇动这棵高大的雪松,于是,建筑在高枝上的空中楼阁和栖息的鸟儿,以及来此投宿的行客,都飘摇浮动起来,而从这活动的建筑的拱廊里发出千声叹息:旧大陆的奇景名胜,根本无法与这荒原的奇观相比拟。

每天夜晚,我们都燃起一大堆篝火,还搭个旅行窝棚:立起四根木桩,盖上树皮就成了。我若是打到野火鸡、野鸽或者野鸡,我们就把猎物吊在长竿的顶端,另一端则插进橡木火堆前的泥地里,就让风儿去翻转倒个儿。我们吃一种叫石牛肚的苔藓、桦树的甜皮,以及有桃子和覆盆子味道的鬼臼果。黑胡桃、槭树果、黄栌树果,则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美味。我有时还到芦苇丛中,寻找一种开喇叭花的植物,只因花中蓄满一杯甘露。我们感谢上天:上天在腐臭的泥沼中,给柔嫩的花茎注入这样纯净的泉水,就像将希望注人忧伤破碎的心,又像让美德放射光芒,照亮悲惨的生活。


生活中一天也少不了爱,

这已是古老悠久的习惯;

从来没有离开家园的人啊,

就是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

他们的坟冢就在本地,

每天都有落日相陪伴,

还有那宗教的魅力,

以及友人和泪的怀念。

只守在父辈身边参加盛宴,

从未见过异族节庆的香烟,

这样的人啊,

真是洪福齐天!

阿达拉这样唱着,哀怨的歌声没有任何声响来打断,只陪随着我们的小舟撞击水波的汩汩声。仅仅经过那么两三处,歌声被微弱的回音迎去,那回音又连上更弱的回音,越传越远,就好像有一对生前和我们同样不幸的情侣,被这哀婉动人的曲调所吸引,正在峰峦之间,和着袅袅的余音自怜自叹。

然而,在这僻野荒山,心上人又始终在眼前,甚至包括我们的不幸,都在每时每刻使我们倍加相爱。阿达拉身体开始乏力了,激情在压垮她的身体的同时,也要战胜她的德行了。她不断地祷告祈求她母亲,似乎想要安抚那恼怒的亡灵。有时她问我,是否听到一种怨忿的声音,是否瞧见从地里窜出的火焰。我虽然也精疲力竭,但始终燃烧着欲火,想到我们也许迷失了方向,再也走不出这深山老林,真想把我的爱妻搂在怀里,于是上百次提出上岸搭个窝棚,我们二人就此隐居起来。可是,她每次都拒绝,对我这样说:

“我年轻的朋友,想一想一名战士对家园应尽的义务吧。同这种义务相比,女人又算什么呢?鼓起勇气,乌塔利西的儿子,千万不要抱怨自己的命运。男人的心犹如海绵,在风平浪静时饮着清波,而当天气恶劣、风急浪高的时候,它又涨满了浊水。难道海绵有权说:‘我原以为永远不会起风暴,太阳永远不会灼热烤人’吗?”

勒内啊,你若是惧怕意乱心烦,那就避免孤独:心潮澎湃的激情都是孤寂的,将这种激情带到荒山野岭,那就等于放虎归山。我们忧心忡忡,既怕落入敌对的印第安人之手;又怕舟沉葬身水底,毒蛇咬伤,猛兽吞噬,而且很难找到些许食物,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种种磨难仿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料又一场不测的风云,将我们的磨难推到了极端。


阿达拉跪到修士面前,说道:“祈祷师啊,我是基督徒,肯定是上天派你来救我的。”

“我的孩子,”隐修士将她扶起来,说道,“我们通常是在夜晚和暴风雨中,敲响传教会的钟,召唤外地来的人。我们还效仿阿尔卑斯山和黎巴嫩的弟兄们,教会这只狗发现迷路的行客。”

至于我,我稍许听懂点儿隐修士的意思,觉得他的善举大大超出人的行为,自己仿佛在作梦。我借着小灯的微光,隐约看见他的胡须和头发湿漉漉的,面孔和手脚都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印。我终于高声说道:“老人啊,你的心肠太好了,难道你就不怕雷击吗?”

“怕呀!”老人又热情地说道,“有人处境危险,而我能帮助他们,还顾得害怕!那样的话,我就不配当耶稣基督的仆人了!”

“你可知道,我并不是基督教徒呀!”我又对他说道。

“年轻人,”隐修士答道,“难道我问过你信奉什么宗教吗?耶稣基督没有说过:‘我的血将洗净这个人,不洗那个人。’他是为犹太人和异教徒殉难的。他看待所有人都是兄弟,都是不幸者。我在这里为你们做的事无足挂齿;你们到别的地方也能得到救护,但是这份儿光荣绝不会再落到神父头上。我们这些渺小的隐修士,如果不是上天使命的粗糙工具,又能是什么呢?就连我主都手举十字架,头戴荆冠,勇往直前去拯救人类,那么还有哪个战士会胆小而后退呢?”


有些正义者内心十分安详,接近他们的人,无不感受到从他们心灵和言谈里散发出来的宁静。我听着隐修士说话,就感到内心的激情逐渐平息,甚至连暴风雨听这声音,也似乎逐渐离去。不大工夫,乌云大部分飘散,我们可以离开这避难所了。我们走出森林,开始登山。那只狗走在前边,嘴上衔着挑灯棍,但是灯已熄灭。我拉着阿达拉的手,跟在传教士的身后。他常回头瞧我们一眼,对我们两个青年的不幸深表怜悯。他脖颈挂着圣书,手拄着白木杖,那修长的身材、苍白而瘦削的面孔,是一副朴实而诚挚的相貌。这相貌显然不是天生缺乏激情而死气沉沉的人,但是看得出来,他的经历很坎坷,那额头的皱纹,就是由美德,由对上帝和人类之爱治愈的激情的一道道伤痕。他停下来同我们说话的时候,那长长的胡须、谦恭低垂的眼睛、那热情的声调,他身上无处不体现平静和崇高。哪个人像我这样,见过欧勃里神父携带经书,荷杖独自走在荒野上,就会对世上基督传教士有个真正的概念。


我想了解这位圣洁的隐修士如何管理他的孩子,他十分乐意回答,对我说道:“我没有给他们定一条法规,只是教他们互爱互助,祈祷上帝,期望更美好的生活:这里面包含了世上所有法规。你瞧见的村子中央那间最大的木屋,那就是雨季时节的礼拜堂。傍晚和清晨,村民在那里相聚颂扬上帝,我不在时就由一位老人祈祷,因为年长同母爱一样,是一种神圣的头衔。祈祷完了就下田干活。如果说分田到户,那也是为了让每个人学会社会经济,但是收成都归入公共粮仓,以便保持兄弟般的友爱。劳动的产品,由四位老人主持平均分配。此外,再加上宗教仪式,经常唱感恩歌,以及我举行祭祀的那个十字架、好天儿时我在下面布道的那棵榆树、与我们麦田毗邻的坟茔、我给婴儿洗礼的河流和这个新伯大尼的圣约翰节,你了解了这一切,就会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王国有个完整的概念。”

听了隐修士这番话,我简直给迷住了,感到这种稳定而忙碌的生活,要胜过野蛮流浪的懒散生活。

勒内啊,我绝不是抱怨天主,但是我要承认每次回想起这个福音社会,就总感到遗憾的苦涩。有阿达拉在身边,在那儿盖个窝棚,我的生活就会美满幸福!在那里就会结束我的流浪生活,同妻子相厮守,不为世人所知,将我的幸福隐藏在密林中,一生就像这荒山野岭的无名小溪,悄悄地流逝。哪知我过安宁日子的这种心愿非但未遂,一生反而罹难重重!我不过是个玩偶,始终受命运的摆布,长期流离失所,处处碰壁,等返回家园再一看,只剩下一间破屋和故友的坟墓了:这恐怕就是夏克塔斯的命数。


宗教绝不要求不近人情的牺牲。宗教的真正感情、讲究分寸的品德,远远胜过所谓英雄主义的那种狂热感情、那种强制性的品德。听着!可怜的迷途的羔羊,假如你一命呜呼,慈悲的牧师也要寻找你,将你领回羊群里。悔改是一座宝库,大门始终为你敞开:在世人看来,我们的过错必须用大量的鲜血洗刷,而对上帝来说,有一滴眼泪就足够了。


人的一大过错,就是好做幸福的美梦,忘记了人天生的铜疾:死亡,人必有一死。在人间不管享受多大幸福,这张俊美的脸迟早也要变,变成亚当的子孙进入坟墓后的统一面孔。到那时,就连夏克塔斯的这双眼睛,恐怕也难从你墓中的姊妹里认出你来。爱情的力量控制不了棺木的蛀虫。我说什么呢?(空而又空啊!)我竟然谈到世上情谊的威力?我亲爱的女儿,你想了解这威力有多大吗?一个人死后数年,如果又还阳了,我怀疑就连为他流泪最多的人,重新见到他也不会高兴:人多快就找到新欢,多容易养成新的习惯,人的天性又是多么变化无常啊,即使在朋友的心目中,我们的生命也是多么无足轻重啊!


上天现在让你吃苦,就是要促使你更加同情别人的苦难。夏克塔斯啊,人心就像树木,要用斧子砍伤,才能流出医治人类创伤的香脂。


“一切善良、美德和同情心,就这样在世上消逝啦!人啊,不过是瞬间的一场梦,一场痛苦的梦!你来到世上只是为了受苦,你还有点价值,也仅仅是由于你灵魂的悲戚和你思想的永恒忧郁!”

我思潮翻滚,想了一整夜。次日天刚亮,接待我的主人们离去了。年轻的武士在前面开路,他们的妻子殿后;前者背着圣骨,后者抱着婴孩;年迈的人则排在队列中间,缓步走在祖先和晚辈之间,走在回忆和希望之间,走在失去的家园和未来的家园之间。噢!就这样背井离乡,去异地流亡,站在山顶最后望一眼自己生活过的屋顶,最后望一眼那凄凉地流过荒芜田野的故乡水,怎不叫人啼泪涟涟!

不幸的印第安人啊,我见过你们背着祖先的遗骨,在新大陆的荒原流浪;你们虽然生活很悲惨,还热情地接待过我,而如今我却不能回报你们,只因我也同样流浪,受人欺凌:我没有把先辈的遗骨带在身上,我的流亡还要不幸。

无用良品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的父亲。他是虔诚的教徒,自己不打浪漫主义旗号,只想好好传教。文句优美,意象丰富。作品有《基督教真谛》(Génie du christianisme)、《殉道者》(Les Martyrs)、《勒内》(René)。当时在欧洲大流行。

记得我小时一见他的画像,一听他的名字,就以为懂了什么是法国浪漫主义:鬈发,长长的鬓脚,大眼,甜美的口唇,高领黑大衣,一手插进胸口,名字又叫夏多布里昂!

小时候其他主义搞不懂,浪漫主义好像一下子就弄懂了。现在我定义:个人的青春是不自觉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浪漫主义...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的父亲。他是虔诚的教徒,自己不打浪漫主义旗号,只想好好传教。文句优美,意象丰富。作品有《基督教真谛》(Génie du christianisme)、《殉道者》(Les Martyrs)、《勒内》(René)。当时在欧洲大流行。

记得我小时一见他的画像,一听他的名字,就以为懂了什么是法国浪漫主义:鬈发,长长的鬓脚,大眼,甜美的口唇,高领黑大衣,一手插进胸口,名字又叫夏多布里昂!

小时候其他主义搞不懂,浪漫主义好像一下子就弄懂了。现在我定义:个人的青春是不自觉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浪漫主义是自觉的青春。

我有兴趣的是他的《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 outre-tombe),他死后出版,把自己的性格、为人,都说出来。与卢梭《忏悔录》比:卢梭是假装的、大有保留的、避重就轻的;夏多布里昂是诚意的,不想哗众取宠的,不装腔作势的,使人看了,想:“啊!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我想的那么高。” 这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可爱,卢梭比下去了。

不容易啊!人要做到这样。可是你去做做看?不容易啊!

没有人,也没有神,有资格听我忏悔。人只能写写回忆录。谁有资格写忏悔录?写什么忏悔录?!

人有那么一种心理,痛悔,内疚,等等,放在心里深思即可。一出声,就俗了,就要别人听见——就居心不良。人要想博得人同情、叫好,就是犯罪的继续。

文学是不许人拿来做忏悔用的。忏悔是无形无声的,从此改过了,才是忏悔,否则就是,至少是,装腔作势。

要忏悔,不要忏悔录。

夏多布里昂在整个法国文学史上,是个男高音独唱。思想是旧的,文体是新的,感情是热的,正适合导引浪漫主义。

锦堂

不要的把孩子限制在你的知识范围。

——夏多布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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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气体

“也许任何民族和个人在走向没落之后,都会变得没有同情心”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夏多布里昂  王亚君 译

游记,讲了很多历史,本质传教,看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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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创造鸟儿的时候,一定是想要打击人类虚荣的心理,所以,他让鸟儿比人类更早地了解他的生活疆域。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些曾经辉煌的遗迹中看到世间的虚浮,但还有一些伟大的名字,没有被人遗忘。不仅如此,他们经过的地方,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因为他们而变得不朽,他们的确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个世间,除了美德,荣誉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过于蔑视荣誉。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同时拥有美德和荣誉,而这也是斯巴达人唯一祈求上的事情:“在完整的基础上,做到完美。...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夏多布里昂  王亚君 译

游记,讲了很多历史,本质传教,看得累。


-

上帝在创造鸟儿的时候,一定是想要打击人类虚荣的心理,所以,他让鸟儿比人类更早地了解他的生活疆域。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些曾经辉煌的遗迹中看到世间的虚浮,但还有一些伟大的名字,没有被人遗忘。不仅如此,他们经过的地方,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因为他们而变得不朽,他们的确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个世间,除了美德,荣誉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过于蔑视荣誉。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同时拥有美德和荣誉,而这也是斯巴达人唯一祈求上的事情:“在完整的基础上,做到完美。”


与自然界中事物的永恒静止相比,人世的变迁就显得非常突出。好像是为了嘲讽人类社会的不安定,动物的王国也不曾经历什么动荡,就连动物的习性也不曾改变。当我站在缪斯山顶的时候,我看到鹳鸟们集结起来,向非洲飞去。它们沿着这条相同的迁徙路线已经走了两千年,不论是在梭伦还是黑衣太监首领的统治下,它们都在这座城市中快乐幸福地生活着。它们站在革命没有涉足的山上,见证着人类的迁徙。当在这片埋葬着笃信宗教的先人的土地上,成长起了一代蔑视宗教的年轻人的时候,鹳鸟们却一如既往地赡养着自己的父亲。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是因为很多旅行者都喜欢鹳鸟,和他们一样,“它在空中体会着世事的更迭。”这些鸟儿也是我在美洲荒野上的伴侣,我经常看到它们栖息在印第安人的茅屋上,现在,又在帕提侬神庙的遗迹上。在这种荒凉的景致中看到它们,我就情不自禁地提起了这些老朋友。


希腊的遗迹一旦离开了希腊,不仅会失去一部分美感,而且更会让它在物质上的美感大打折扣。有些线条必须在光线的衬托下才能显示出它的精致和色彩的和谐。而如果说,英国的天空没有这种光线,那么就不会发现这种线条的美妙之处。即便这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国家的利益、荣誉和其他一些理由都可以让我们的军队搬走我们征服地方的遗迹,但那些被征服的人,也应该有悲伤的权利。


也许任何民族和个人在走向没落之后,都会变得没有同情心;也许国民的思绪已经枯竭;当一个民族经历了所有能经历的,什么都领略过之后,当他们厌倦了本民族的艺术作品而又没有动力去创造新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愚钝,开始追求那些纯感官的享受。基督教让那些现代的国民避免被退化的下场,但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没有了宗教信仰,那么我就不会因为听到现在回荡着费德拉和安德洛玛刻声音的舞台上发出角斗士的临终哀号而诧异。


西莫尼季斯是个公认的天才,但和他崇高的思想不同的是,他的心地却不崇高,他称赞了给了他很多恩惠的希帕卡斯,但同时也歌颂了那位杀了这个王子的凶手。那些异教的神明显然是想要树立一个道德问题的典型,这样才能让他免受房屋倒塌的灾难。这位哲人曾说,人要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会轻易地抛弃心头的感激之情,那些野心家们是不会去管战败者的,而征服者的行列往往是懦夫组成的。这些人智慧凝结成的格言对那些有德行的人或者勇者来说,永远是多余的,它们不过是为恶行和软弱的心灵找借口而已。


让我们来看看这片因为上天的祝福和诅咒而出名的地方的情绪吧这是约旦河,湖泊就是死海,死海看上去波光粼粼,但它怀中罪恶的城市似乎已经毒化了它的波浪。现在它的深海中已经不能孕育生命,海浪也不会承载任何船只,海滩上没有海鸟、树木和绿草,海水的分量很重,只有最猛烈的风才能在海中兴起风浪。

当我们到了犹大国的时候,顿时觉得索然无味,而当我们走过一片片荒漠,看着眼前无垠的大地时,我们不再感到厌倦,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过这种恐惧并不能压抑我们的感情,反而给了我们勇气,赐予我们才智。四处的景致都显示出这里曾经有过圣迹,强烈的太阳,凶猛的秃鹰,没有果实的无花果树,诗篇中描绘过的,《圣迹》画卷中展示的景象都在这里。这里的所有名宇都藏着一个谜,每个岩洞都代表着未来,每座山峰都回荡着先知的声音。上帝也曾在这里讲过话干涸的溪流,崩塌的山崖和开裂的坟墓都见证了这些圣迹,沙漠也缄默着,可能它在听过上帝的话语之后,就不会再打破沉默了。


航海的生活是充满乐趣的,海上时而平静,时而波澜壮阔,眼前的景色也变幻莫测,这都会让航海者非常兴奋。海员们的生活就是人生的写照,刚刚停靠海岸,就要扬帆远航。世外桃源本来是遥不可及的,但进人天堂却让人感到厌倦。一直渴望着的是片刻的安宁,但陪伴他们的是暴风雨,有的死在了海难中,有的死在了船头、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想着和年轻的海员一起扬帆远航。


当你看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时候,你的记忆只能从中攫取微不足道的一段。


现在人只看到金字塔的物质用途,却忽视了它对埃及人的精神作用,也就是这种作用催生了法律的诞生。这些陵墓难道不能给你带来感悟?如果你有感悟的话,为什么会抱怨国王把这种感悟变成永恒?任何民族都会为雄伟的建筑感到骄傲,除非我们觉得一个民族是否名垂青史是不重要的事情。否则,我们不应该蔑视这些建筑,因为这延续了一个民族的记忆,让这些记忆活在这些后人的心中。这样,我们又何必在乎它是圆顶剧场还是墓冢?当民族消亡之后,它留下的只是墓冢而已。人死后,为生建造的宫殿比为死建造的宫殿更虚幻。陵墓可以埋葬遗骨,宫殿还能给人带来快乐吗?当然,如果要钻牛角尖的话,就像马迪厄·莫雷说的,普通人只需要一个小坑,英雄也不过需要6尺的窟窿而已。我们可以在树下,可以在圣·波埃尔大教堂的圆顶下膜拜上帝。我们可以在茅屋中生活,也可以在卢浮宫中生活。而这种逻辑错就错在,把一种事物放在另外一种事物的范围思考。在诗人和哲学家的眼里,一个蛮荒的弱小民族可以是完美的,而历史学家却把它们放在其他民族身后。那些喊着蔑视荣誉的人,难道真的不向往光荣吗?在我看,建造金字塔的国王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君王。想要以永恒的陵墓克服短暂的生命,让后人、风俗、法令、时间都在棺木前化为须有的君王,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如果说这是君王的骄傲,那么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骄傲。大金字塔虚构的荣华,经历三四千年的洗礼也会不朽吧。

金字塔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座墓冢,但它们没有办法和光芒万丈的金字塔媲美。我说的是俄亥俄河畔草原上印第安人的墓冢,我看到这些墓冢的时候,和看到眼前的金字塔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我的旅程刚刚开始,而现在,我的旅程即将结束。人生不同阶段的世界就好像两座不同的沙漠,我在那里看到两种不同的墓冢一种充满了喜悦的孤独,还有一种盖着干燥的黄沙。


晚上,我和大副在甲板上散步,浪很大,孤舟在风雨中飘摇,这样的夜晚自然也触动了人的心弦。壮观的景色总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高空流云,星河灿烂,海面上闪着银光,汹涌的波涛拍打着船,发出低沉的声响,海风在桅杆上不断呻吟。这些都告诉你,你是无能为力的,你只能遵从上帝的指示。未来是不确定的,赐予了万物存在的价值,望向暴风骤雨的海面,陆地就好像是垂死者眼中的生命。


以前,那些朝圣者在完成圣地之旅之后,会把腰带留在耶路撒冷,并从那里带回棕榈仗。不过我并没有带回这个纪念品,我并没有觉得我的旅行很重要。我曾在20年前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选择了埋首书本,我曾在沙漠中,在海浪间,看过一本本书。我会拿着笔,苦苦冥想应该怎么度过一生。我不应该为那时的自己而骄傲,而应该宽恕当时的自己。在写完《殉教者》之后,我向缪斯告别,现在我又重新写起这些文字,它们可能是《殉教者》的续集,或者说是《殉教者》的评论。如果上帝允许我暂时安定下来,我将会为我的祖国献上一座丰碑,如果上帝让我继续漂泊,那我只希望能平安地度过以后的人生,不用再愁肠百转。现在我已长出白发,我开始渴望平静的生活。我明白,安静地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一旦作品被发表,你只会感受到腥风血雨。无论如何,如果后世的人能知道我的名字,那就证明我没有糟蹋语言,如果后人遗忘了我的名字,那就只能说明,我不过是在白费力气。

JOJO
覃里雯的这篇《夏多布里昂的碎镜...

覃里雯的这篇《夏多布里昂的碎镜子》实在看不懂,好多地名、人名都不熟悉,感觉作者表达得内容特别多,但是没有核心和观点,纯粹泛泛而谈。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的背景知识太弱?!

总而言之,还是要有足够的知识沉淀,文艺杂志读起来才有意思。

——单读 08 漫游者

覃里雯的这篇《夏多布里昂的碎镜子》实在看不懂,好多地名、人名都不熟悉,感觉作者表达得内容特别多,但是没有核心和观点,纯粹泛泛而谈。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的背景知识太弱?!


总而言之,还是要有足够的知识沉淀,文艺杂志读起来才有意思。


——单读 08 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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