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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拐着大弯穿越的地区不比我前一天走过的地区居民更加密集。每两英里就会穿过一个房子很自礼拜堂的主保圣人命名：圣玛丽、圣米迦勒、圣彼得、圣雅各、圣安德鲁、圣劳伦斯、圣约翰和圣十字，因此这整片地带才被它们的居民叫作“圣徒”。比如人们会说：他在圣徒买了地，云朵正飘在圣徒上空，那是圣徒的某个地方，等等。我自己在穿越这片大部分地区没有树却还是看不到全貌的平原时就在想，我可能会在圣徒迷路。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米夏埃尔和兄弟姐妹们、母亲以及外祖父母一起来到英格兰，那时他九岁半。他父亲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离开柏林，裹着一条羊毛毯坐在爱丁堡一座实际上无法供暖的石屋里，直到深夜还在翻阅字典和教科书，因为尽管他从前是夏里特医院儿科学教授，但现在如果他还想继续从事医生职业，他就要用他不熟悉的英语、在五十多岁的年纪再参加一次行医许可考试。米夏埃尔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没有父亲陪伴的一家人前往陌生之地，外祖父的两只虎皮鹦鹉一路上经受住了运输的颠簸，却要在多佛的海关检查大厅被没收，他们说不出话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担心和害怕就这样到达了顶点。损失了这两只温顺的鸟儿，只能软弱无能地站在一边看着它们如何永远消失在一面屏风之后，米夏埃尔写道，这比一切其他事物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迁居另外一个国家是何等叫人害怕。两只鹦鹉消失在多佛海关大厅，是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一步一步获得新的身份背后，柏林的童年消失的开始。我的祖国在我身上保留得何其之少，这位编年史作者在审视他身上几乎没有保留下来的回忆时这样断言，它们几乎不够用来悼念一位下落不明的小男孩。普鲁士狮子的鬃毛，照顾小孩子的普鲁士小保姆，肩上有地球仪的女像柱，从利岑堡大街传上来的神秘的交通噪音和汽车喇叭声，在黑暗角落（小孩子们被罚去面壁思过的地方）的裱糊纸后集中供暖管道的嘶嘶声，洗衣店里恶心的肥皂水味道，夏洛滕堡绿地里的弹珠游戏，麦芽咖啡，甜菜糖浆，鱼肝油，以及装在安托妮娜祖母银盒子里不允许吃的覆盆子糖果——这难道不仅仅是消散在空空如也的空气中的幻象和错觉吗？祖父别克轿车里的皮座椅，格吕内瓦尔德的哈森施普龙公共车站，波罗的海海滨，鲱鱼村，周围空无一物的沙丘，阳光及其如何降落……每当一个人因为内心世界里出现的偏移在脑子里浮现出这样一块碎片，就认为他能够回忆起过去的事。但事实上当然回忆不起来。太多的建筑倒塌了，太多的废墟堆在那里，堆积物多得清理不完。今天我再回过头去看柏林，米夏埃尔写道，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蓝色的背景和背景上面一块灰色的斑点，一幅石笔图画，不清楚的数字和哥特体字母，一个锋利的S，一个Z，一个像鸟儿一样的V，被海绵擦抹掉、擦去。这个模糊不清的地方或许也是废墟场景的一种残像，一九四七年我曾经到过那里，那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家乡，为了寻找我失落了的时代的痕迹。当时，我在一种接近梦游的状态中走了几天，穿过夏洛滕堡没有尽头的街道，路过空空的房屋立面、防火墙和废墟，直到意外地重新来到利岑堡大街那栋—不可思议地，在我看来——免遭毁灭的出租公寓前，我们曾经在里面居住过。我还能感觉到在走进门厅时向我迎面拂来的冰冷气息，还记得铸铁的楼梯扶手、墙上的石膏花环、从前一直放着童车的地方以及铁皮信箱上大多数都没有变过的名字，它们让我感觉像是字谜画的元素，仿佛我必须正确地猜中它们，才能使这些闻所未闻的、自从我们移民国外以来发生的大事犹如不曾发生过。似乎现在只取决于我，似乎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让历史倒退，似乎只要我愿意，拒绝和我们去英国的安托妮娜祖母就能像从前一样活在康德大街，似乎她没有走，就像在所谓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寄给我们的红十字明信片上写的那样，而是一如既往操心着她的金鱼的安好无恙，她天天在厨房的水龙头下面冲洗它们，天气好的时候还把它们在外窗台上放一会儿，让它们透透新鲜空气。也许只需要一瞬间的高度专注，将隐藏在谜语中的关键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组合起来，然后所有的一切就会一如往昔。但我既没有获得这个关键词，也没有鼓足勇气爬上楼去敲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怀着一种胃里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了这座房子，漫无目的、毫无思绪地一直往前走，一直走过了西十字站或者哈勒门或者动物园，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我只知道最后我来到了一片空旷地带，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砖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总是十乘以十乘以十，每一立方体有一千块，其实是九百九十九块，因为第一千块砖垂直地放在每一堆的最上面，作为一种赎罪的形式，或者为了计数更加容易。如今回想这片堆置场时，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只看到砖块，数以百万计的砖块，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圆满构建出来的砖的秩序，直到视野可及之处，在那上方是柏林十一月的天空，雪花马上就会旋转着飘落下来——一幅死寂的秋冬之交的图景，对于这样的图景，有时我会想，它的源头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吗？特别是当我以为从超越任何想象力的空旷中听出了《自由射手》序曲的最后节律，以及之后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连续不断地以为听到了留声机招针的刮擦声。我的幻觉和梦境，米夏埃尔在别的地方写道，经常在一种环境中上演，这种环境的特征一部分指向国际大都市柏林，一部分指向乡野地区萨福克。比如我站在我们房子楼上的一扇窗户边，目光却没有注意到外面熟悉的湿地草场和不断被风吹动的柳树，而是从一座数百米高的山丘上看下去，看到成群的市郊小果菜园，它们像一整个国家那样大，一条笔直的马路从中间穿过，黑色的出租车在马路上向城外的万湖方向呼啸而去。或者我在黄昏时分从一次长途旅行中回来。我肩上背着背包，走在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上，家门前不可思议地停着各种各样的汽车，一辆辆高大的大轿车，一辆辆侧面安装了巨大手刹和球形喇叭的机动轮椅，一辆不吉利的象牙白色救护车，里面坐着两名女护士。在她们的注视下，我迟疑地跨过门槛，此时我已不知身在何处。房间里光线模糊，墙上光秃秃的，家具都不见了。银器放在木地板上，有为许多人吃利维坦而准备的非常重的餐刀、调羹、叉子以及一套吃鱼专用刀叉。两个穿着灰色大衣的男子正在取下一幅织花壁毯。木绒从瓷器箱中冒出来。在我的梦中也许过了一个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后，我才明白我不是在米德尔顿的家里，而是身在我外祖父母位于布莱布特罗伊大街宽敞的公寓中，在我小时候去做客时，它那像博物馆一样的空间感给我留下了不逊于无忧宫成排房间的印象。而现在，所有人都集合在这里：柏林的亲戚，德国和英国的朋友，我的岳父母，我的孩子们，在世的和去世的人们。我从他们中间穿过，没有被认出来，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穿过画廊、大厅和挤满客人的过道，直到在一条略微倾斜的走廊的另一头，我来到了没有暖气的起居室，从前在我们爱丁堡的家里，它被称为“寒冷的荣耀”。我父亲坐在一张非常非常矮的小板凳上练习大提琴，而我祖母盛装华服地躺在一张高高的桌子上。她那双漆皮鞋的闪亮鞋尖冲着天花板，一块灰色的丝巾盖住了她的脸，她几天以来都不说一句话，就像她的忧郁定期反复出现时那样。我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了远处的西里西亚地区。一个金色的圆顶从一处被长满蓝色森林的山包围着的山谷中向上闪着微光。这是梅斯沃维采，波兰的某个地方。我听见我的父亲说，当我转过身来，我看到被他的话带出来的白色雾气还在冰冷的空气中没有消散。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布朗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圈子中绕圈的，最持续不断的也许出现在他一六五八年以《瓮葬》之名发表的论文里，文章讨论了当时正好在朝圣地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附近一块地里被人无意发现的一些骨灰盒。他援引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和博物学文献资料，讨论了当来自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准备开始他最后的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仪式。他一开始评论了灰鹤与大象的墓地、蚂蚁的安葬小室和蜜蜂从蜂巢中出发为它们的死者送葬的风俗，接着描写了一些民族的丧葬仪礼，最后谈到了基督教，它将有罪之身全尸下葬，它让焚尸之火最终熄灭。人们经常认为在公元前的时代中几乎普遍存在的火葬实践可以推断为异教徒对即将到来的彼岸生活的迷茫无知，然而布朗不以为然，为此他以冷杉、红豆杉、柏树、雪松和其他常绿树作为无言的证明，因为人们多数情况下用它们象征着永恒希望的树枝来点燃焚烧尸体的火焰。此外，和普遍的推论不一样，布朗说焚烧人体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焚烧庞培'而言，一艘老旧的小船就够了；卡斯蒂利亚国王几乎不用柴火，而是用一大群撒拉森人就成功点燃了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的火焰。嗯，布朗还补充说道，如果加载在以撒身上的柴堆真的引起了一场燔祭，那么我们每个人肩上都可能扛着一捆给自己火葬的柴。作者的观察又回到了在沃尔辛厄姆附近农田的挖掘现场所出土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薄壁的陶罐竟然毫发无损地存放了那么长时间，在地下两英尺的地方，而犁头在它们上面掠过，战争在它们上面打过，恢弘的房屋和宫殿以及高耸入云的塔楼都倒塌、倾颓了。人们对骨灰瓮里保存的燃烧残留物进行了细致研究：骨灰、散落的牙齿、被鸭茅草惨白的根像花环一样缠绕着的遗骨碎片、给天堂摆渡人准备的硬币。布朗也缜密地记录着他所知道的为死者陪葬的装备物和装饰物。由他列出的清单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稀奇之物：约书亚的割礼小刀，普罗佩提乌斯‘

情人的戒指，用玛瑙打磨制成的蟋蟀和蜥蜴，一群金蜜蜂，蓝色蛋白石，银质的皮带搭扣和环扣，铁和牛角制成的梳子、钳子和针，还有一个黄铜做成的口簧琴，它会在最后横渡黑水河的时候响起。不过最奇特的一件东西，来自红衣主教法尔内塞收藏的一个罗马式骨灰罐，是一只完好无损的玻璃杯，它如此透亮，仿佛刚刚被吹制出来一样。类似这样被流逝的时光保护起来的东西，在布朗的观念中是教义中预言的人类灵魂不可毁灭的象征，这位私人医生虽然明确坚定着他的基督教信仰，私下里也许是怀疑灵魂的不可毁灭性的。因为他最沉重的忧郁石块就是害怕我们的自然毫无希望地终结，于是布朗在可以逃脱毁灭的东西中苦苦寻找着神秘的轮回能力的踪迹，他经常在毛虫和飞蛾身上研究这种能力。他写到的帕特洛克罗斯骨灰瓮中的那一小片紫色丝绸，会是什么意思呢?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我还看到，当早晨第一缕光线升起的时候，一条航迹云是如何——看似凭一已之力一般——穿过被我的窗户框起来的那块天空。我那时认为这白色痕迹是一种好的征兆，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担心它是一条裂隙的开端，从那时起这条裂隙就贯穿着我的人生。飞行轨迹顶部的那台机器和它里面的乘客一样都是看不清的。触动我们内心的事物，其不可见性和不可捉摸性对于托马斯·布朗而言，也是一个到最后都无法探测的谜团，他把我们的世界看作仅仅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他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书写，试图从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或者也可以说，用造物主的眼睛去观察尘世的存在，观察他身边的事物，观察宇宙的领域。为了达到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崇高，对他来说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艰险地放飞语言。就像十七世纪英国的其他作家，布朗不断地展现着他的博学多识，他旁征博引，用诸多先贤权威的名字来支撑自己，文中隐喻和类比泛滥，构造了迷宫般的、有时长达一两页的句子，就排场的铺张来看，这些句子倒是和游行队伍或送葬队伍相似。虽然，主要因为这些巨大的负担，他并不经常成功地飞离大地，但是，当他携带着它们在他散文的圈子里像一只雨燕在热气流中那样被托得越来越高，一种悬浮似的感觉仍能向今天的读者侵袭而来。随着距离的增加，视野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一个人以最大的清晰观察着最微小的细节，就像同时透过倒过来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看。然而，布朗说，每一点知识都被不可琢磨的模糊包围着。我们所感知的，只是无知深渊中的、被深深阴影笼罩着的世界大厦里的数缕光芒。我们研究事物的规则，但是它们内部的本质，我们并没有掌握。因此，我们只能用小字来书写我们的哲学，用对倏忽短暂的自然的缩写和速记来书写哲学，而自然本身是永恒的反光。按照自己的意图，布朗描绘了由看似无穷无尽、多次重复出现的形状构成的纹样，比如说在他有关居鲁士花园的论文中提及的所谓五点梅花形纹样，它是由一个规则四边形四个角上的点及其对角线交叉的点构成的。在活着的和死了的事物上，布朗到处都找到了这种结构，在某些结晶形状中，在海星和海胆身上，在哺乳动物的脊椎骨上，在鸟类和鱼类的脊柱上，在不少种蛇的皮肤上，在以十字交叉方式前行的四足动物的足迹中，在毛毛虫、蝴蝶、蜘蛛和飞蛾身体的造型中，在水蕨的根、向日葵和伞松的果荚或者橡树的嫩枝和木贼的茎秆里，还有在人类的艺术作品中，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奥古斯都的陵墓以及根据规则用石榴树和白百合装点的所罗门国王的花园。可以在这里列举出无数例子，布朗说，无数的例子显示了自然用何等高贵的手塑造着几何造型，但是——他用一句美妙的话结束了他的文章——毕星团，天空中的梅花造型，已经退出了地平线，“是时候去休息里。我们不愿意制造蛛网的绳索和秀木的荒蛮，从而将我们的思想织纺成睡眠的幻象”。此外，他还深思熟虑地说，希波克拉底在他有关失眠的论述中几乎没有谈到植物的神奇之处，以至于人们几乎不敢梦到天堂，尤其因为我们在实际中首先会关心自然不断产生的异常，不管是以病态的过剩这一形式，还是自然凭借几乎同样病态的创造性，填充到其图谱的每一个空缺中的怪诞。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自然研究一方面也会去描述完全根据法则运行的系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偏爱聚焦在那些因为其玄妙造型或者古怪行为而与众不同的生物上。因此，在布雷姆的《动物生命》里面已经用相当的篇幅对鳄鱼、袋鼠、食蚁兽、犰狳、海马和鹈鹕予以关注；今天，在银幕上也会出现一群企鹅，它们在整个阴暗的冬季一动不动地站在南极洲的暴风雪中，脚上放着温暖季节生出来的蛋。类似的叫作“自然观察”或者“生存”的节目被视为尤其有教育意义，毫无疑问，人们在其中更有可能会看到贝加尔湖湖底正在交配的怪物，而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鸫。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珍妮·达金斯住在紧挨着医院的一条小巷子里，她和迈克尔一样都是在牛津上的学，在她的人生旅途中，她创立了一门法国十九世纪小说文艺学，这门学问丝毫没有沾染知识分子的虚荣，总是基于朦胧模糊、令人存疑的细节而从来不是基于清楚明了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具有私人属性的，特别是对于她最为欣赏的古斯塔夫·福楼拜，她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从他浩瀚信件往来的几千页文字中引用了长篇累牍、每次都让我一再感到惊讶的段落。此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报告中，她总是陷入一种几乎引发人们担心的激动状态。她还以最大的个人兴趣努力对福楼拜的作家顾忌追根究底，所谓作家顾忌就是指对虚假的害怕，如她所言，这种害怕有时会把他禁锢在沙发上几个星期、几个月之久，以至于他如果不以最为尴尬的方式让步妥协的话，就再也写不出哪怕半行字来。在这样的时候，珍妮说，他似乎不仅在将来无法进行写作，而且他还相信，他迄今为止写出来的作品仅仅是由极不可原谅的、看起来数不尽的谬误和谎言罗列出来的。珍妮声称，福楼拜的顾忌可以归因于由他观察到的、不断进展的，以及像他认为的，已经蔓延到自己脑袋的愚蠢。珍妮说，他有次说这种感觉就像人陷入了沙子。珍妮认为，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沙子在他的作品中才会获得如此丰富的含义。她说，沙子侵占着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珍妮说，一团团的尘土席卷而来，在福楼拜白天的、夜里的梦中穿行，它们飞扬盘旋，经过非洲大陆贫瘠的平原，刮向北方，经过地中海，经过伊比利亚半岛，直到最终不知什么时候下落，就像烟灰一样，落到杜伊勒里公园，落到鲁昂的一处郊区或者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小城，侵入最最微小的空隙里面。在爱玛·包法利一件冬衣的镶边里的一颗沙砾中，珍妮说，福楼拜看到了整片撒哈拉沙漠，每一颗沙子的分量对他来说都与阿特拉斯山脉1一样。在白昼将尽的时分，我经常会和珍妮在她的办公室里闲聊福楼拜的世界观，这里到处是各种讲座笔记、信件和文稿，以至于让人觉得似乎站在一片纸的海洋中。在书桌上，也就是这些奇妙的纸片的出发点以及汇合点，日复一日形成了纸的世界，有山头，有峡谷，它们在边缘突然中断，就像一条冰川到达海洋时那样，它们落在地上，又形成了新的堆积物，并且在它们所处的地方不知不觉朝着房间中央运动。若干年前，珍妮就已经被她书桌上持续生长的纸堆逼得逃到了其他书桌前工作。这些桌子接下来也发生了类似的堆积过程，它们可谓表现了珍妮的纸张宇宙的后期发展历程。地毯也早就消失在了一层又一层的资料下，是的，资料总是不断地在堆到半高不高的程度就向地面滑落，然后又开始从地板顺着墙向上攀爬，墙壁一直到门的上沿位置都被一件件材料和文档遮住，它们其中一部分只在角落里用一颗图钉固定，一部分则被叠加装订在了一起。摆放在一排排书架里的书上，只要有地方，也都塞着一堆堆资料，在黄昏日落时分，所有这些资料把正在消逝的反光汇集到自己身上，我想象着，仿佛从前墨色夜空下覆盖在田野上的白雪。珍妮最后的办公地是一张差不多被挪到了房间中央的单人扶手沙发，当人们从她总是敞开的门前经过时，都会看到她坐在沙发上，要么向前俯着身子在放在膝头的写字垫片上涂涂写写，要么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陷入深思。有次我偶然告诉她，她坐在她的资料中间，就好像一动不动地僵在散落的工具中的、具有丢勒式忧郁风格的天使。当时她回答我说，她周围表面的无序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完美的秩序，或者至少是正在趋向于完美的秩序。而且事实上，她一般而言能够立马找到她想要在她的资料、她的书籍或者她的脑海中寻找的东西。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现在我还能准确想起就在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在医院八楼我所住的房间，我想象着之前的夏天我所走过的萨福克那广阔的天地最终萎缩成唯一一个又瞎又聋的点，我还能想起我是如何被这种想象击溃的。事实上，从我的窗台望出去，我看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东西，除了窗框中那片苍白的天空。随着白天时间的推移，我心中时常升起这样一种愿望：我要向奇怪地蒙上了一张黑网的医院窗户外瞥上一眼，来确保我能够拥有现实，虽然正如我所担心的，现实永远流逝了。这样的愿望在黄昏时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在以某种半趴半侧的方式成功地从床沿滑到地上后，四肢着地爬到墙边，尽管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疼痛，最终直起身，扒拉着窗台费力地站起来。就像第一次从平地上站起来的生物，我在痉挛的姿势中顶着窗户玻璃站着，情不自禁想起了这样的场景：可怜的格里高尔双腿颤抖，双手抓牢单人沙发的扶手，从他的小房间向外面张望，带着模糊的记忆，回忆令人身心释然的东西，对他来说，从前令人身心释然的事情就是从窗户向外望去。格里高尔用他变得浑浊的眼睛看向宁静的夏洛滕街，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条街上住了好些年，他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一片灰色的荒野；我就像格里高尔一样，也觉得这座从医院前花园一直伸展到遥远的视野可及之处的城市从熟悉变得完全陌生。我想象不到在那下面交叉纵横的建筑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在活动，我觉得我正从一座危岩上朝下望去，看到一片石头的海洋或者一片碎石地，一栋栋阴郁的停车楼就像巨大的石块从地上耸立起来。在这苍白的傍晚时分，附近的地方一个行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护士，正穿过入口前的一片荒凉绿地，走在去上夜班的路上。一辆闪着蓝灯的救护车移动着，慢慢转过几个街角，从市中心向急救处驶来。警铃并没有传到我这里。我，在高处，在我所在的地方，被一个几乎完全的、可以说是人为的无声环境包围着。只有刮过这片地带的风，可以听到它在外面撞到了窗户上，并且即便有时候这种声响平息了，耳朵里也还有不绝如缕的呼啸声。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在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发表四年后，《浮士德博士》终于也在1947年10月出版了，曼氏给黑塞赠书的题词是：“给赫尔曼·黑塞——这是他的朋友托马斯·曼玩的黑玻璃球游戏。”也就是说，现代浮士德与魔鬼签约是恶的“黑魔法”，而“玻璃球游戏”是善的“白魔法”。

摘自：《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书信集》 — [德] 赫尔曼·黑塞  [德] 托马斯·曼。豆瓣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