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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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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尺玉

【杂谈】从阮籍、王戎之交游看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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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容于世·得容于己

——从阮籍、王戎之交游看王戎

内容摘要: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能与当世名士并称,足见其有出人高举之处;同时他也被认为是七贤中最为悭吝世俗的一个,持此种观点的人多认为他忝为名士。其实如何,考究起来比较复杂。相比而言,阮籍则是其中极负盛名者,与嵇康并称“嵇阮”,在精神深度和文学成就上都很受推崇。《世说新语》中记叙阮籍和王戎直接发生的互动共有四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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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容于世·得容于己

——从阮籍、王戎之交游看王戎

内容摘要: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能与当世名士并称,足见其有出人高举之处;同时他也被认为是七贤中最为悭吝世俗的一个,持此种观点的人多认为他忝为名士。其实如何,考究起来比较复杂。相比而言,阮籍则是其中极负盛名者,与嵇康并称“嵇阮”,在精神深度和文学成就上都很受推崇。《世说新语》中记叙阮籍和王戎直接发生的互动共有四处,不多也不少;结合《晋书》则可推知阮、王之间存在开始早、持续时间长且很有趣的交游,王戎的真性情究竟如何,这些材料或能构成一个切入口。本文将从挖掘阮王交集开始,对比分析他们各自“取容于世”之姿态,但并没有兴趣曼辞以饰王戎或是为之翻案,侧重在于挖掘其行世之隐情深意。

 

关键词:王戎  阮籍  《世说新语》  《晋书》

 

  • 从阮、王交游说起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阮籍原是王戎之父王浑的好友,准确来说比王戎大了二十四岁。年龄造成的思想代沟不容小视,阮籍又是那样一个出尘脱俗之人,不得不说“相交忘年”一词在他们之间体现深刻。而阮籍又以“清赏”一词评价王戎,其寓意更不一般。《汉语大词典》释“清赏”为形容人“清标可玩”。王维的《赠从弟司库员外絿》有言:“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取谢惠连幼聪慧、族兄谢灵运深加爱赏之典,表达了清赏的另一层意思——可语尘外事。“清标”可指“品”,“可玩”可指“趣”,阮籍对王戎的基本印象就是品赋清标、可与谈尘外之事的有趣之人。这样的认识几乎贯穿了二人交游之始终。

然旁人对王戎的认识多从“道边李苦”、“卖李贪财”等故事里来,又纵观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极易认为王戎是极其卑琐贪财之人且这是一段性格境界、精神风度都不相匹配的友谊。然而配不配到底不是局外人说了算,阮籍怎么想才最重要。此处便不得不引起《世说新语》中的几则材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任诞第二十三》)

这是属于阮籍的经典桥段。阮步兵醉卧美人侧,醋丈夫疑窥二人情,寥寥数语、情节纷呈,画面传神,还真比较难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安丰侯。王戎有没有跟着一起醉倒在那美妇人身畔我们无从得知,但这样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毕竟除此之外也无事可做。值得标榜赏叹的放浪行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行为者的坦荡和情趣,否则就会流于放荡。由此尽管没有太多的记载,我们依然可以想见两人平时一道出行主要做的事情和相处氛围。阮籍确乎视王戎为坦荡有趣之人,可以一起放任自然而不必有忌讳,实是“醉能同其乐”者。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

诸贤同饮而王戎姗姗来迟,阮籍直呼其为“俗物”,可能是一时兴起的调谑之称,也可能是借了世人对王戎俗侩行为的评价,总之从情态上来看并不是真正的嫌恶和鄙弃。王戎的反映更是为人津津乐道。解释成“你们的兴致居然是这么容易败坏的么?”是活泼泼的反谑,解释成“你们的兴致有那么容易被败坏吗?”又是巧妙的欣赏,实在是兴味盎然、极富理趣。

《晋书》将山涛和王戎列在一传之中或许自有考量——山巨源和王濬冲正好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者和最幼者,王戎甚至比阮籍的侄子阮咸还要小。有趣的是,这种年龄差距甚至体现在他们的品赋和风格上。山涛虽则背负着“虽号名臣,却为叛党”的评价(余嘉锡语),但其人格的确方正持重、值得依靠和托付,端然有长者之风;从王戎种种行迹上来看,更像个难以捉摸、调皮狡猾的少年人,一方面被视作吝俗谲诈,另一方面居然也体现着人性原始的、人类孩童阶段的纯然无邪,对现实利益不加避讳和粉饰的追求,喜欢顽笑和幽默的感觉。除却“黄公酒垆”一节阮籍正面没有出场之外,还有《简傲》中的一节: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简傲第二十四》)

这一段记载版本颇多。《任诞》中说“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即主体言论出自刘公荣自己。《晋书》中的说法与《简傲》相同,且这个“或有问之者”的角色就是王戎担任的。如果这番评判确实出自阮籍,则很能说明他对共饮对象的挑剔,可与上一则材料比照来看从而对理解他与王戎之间的交谊产生辅助作用。

《晋阳秋》同样记载王戎十五岁随父亲见到阮籍;彼时阮籍约莫三十九岁,经历了两次出仕、即将或者已然出任司马懿的给事中。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他第一次见到了初出茅庐、未经世故的少年王戎,相交投契。至263年长者身故,通共十四年。

  • 简述阮籍之“取容于世”

就个人抉择而言,传统观念习惯把嵇阮放在一起作比较。嵇康不能取容于司马氏篡政之世道,固然应该考虑他刚直清简的品性,更不能忽视他娶曹魏之女的因素——立场的改换将是多重意义上的背叛,且最终都指向对自我价值情感的背弃。嵇康的本性和身份都不允许他成为阮籍。

阮籍一直都有微末职衔在身,只是概括他的“从政”经历用笔者家乡话中的“潦唐”(这里可以理解为潦草颓唐)一词会比较合适。在被迫出任过几任掾吏性质的小官之后,阮籍于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主动提出担任步兵校尉一职。《任诞》中提出了“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的浪漫缘由,即步兵校尉出缺,剩了厨下几百斛酒没人喝,本着帮助衙署解决这一难题的责任意识,阮籍毅然出仕,步兵校尉也成为他担任时间最久的官职。然深层原因还是希望在权力倾轧的喧嚣中求一个相对清净的位置,尽管对保全名声无所裨益、却可以躲避纷繁无止、难胜其扰的刺探和窥视;司马氏则意在求他一个合作态度。钟会、司马昭等人多次试探他对史实和人物的看法、甚至是提出联姻,他或以醉酒搪塞、或以谈玄回避,连加九锡文都是带着醉意写就的。空暇时便驾车乱走,行至无路便大放悲声。他主动谈玄,也被迫谈玄;主动饮酒,也被迫托身醉乡。曾经当做理想和抒发胸臆的事沦为某种目的性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他对求仙享乐和建功立业表示怀疑;“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愁”,亲情和友情也不能带来纾解。“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荒谬和反常轮番上演,这个空虚贫瘠的时代不能给他以丝毫安慰。在排除了人生忧疑的种种解决方式之后,阮籍最终被“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的终极孤独所控制。他取容于世,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世界变着法儿在取容于他,最后两者陷入了一种别扭的相互妥协。阮籍身上或体现着一种醉后狂欢极乐的“酒神式”精神,一旦醒后回归到本心又不免陷于深悲。这种醉醒交替的无望循环就是阮籍取容于世之法。

 

  • 浅谈王戎以何种姿势“取容于世”

至于王戎,本部分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或者说特质进行探讨:

(一)陋政

王戎和阮籍的第一个分异来源于二者的出身。阮籍少时孤贫,因为自己的贤名而闻达,王戎却是“袭父爵,辟相国掾,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本文不意写成一篇人物小传,故而不便根据《晋书》展开针对其琐杂任官经历的描述和分析。概括而言就是换了很多官职,因为一些琐碎的原因被罢免或者起复、也曾因为某些势力和关系被连坐或是免于连坐,像西晋波涛诡谲的政治大海上一叶橡皮艇,虽则随波逐流、甚至偶尔翻覆,但永远不会沉没,就这样一直活到七十二岁。《晋书》对此有一句总括性的评价:“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才能,没有做出过有益于生民国家的重大贡献,却至少保证了一方治理,不至于误国蠹民。此处可从《晋书》中举两例:

“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这是王戎领吏部尚书期间主持的一次官职方面的制度改革。从文本来看,甲午制在理论上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究竟收效如何,《晋书》并没有言明,只是后续交代司隶傅咸弹劾此举“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提出要罢免王戎;紧接着便是“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说明傅咸的攻击和揭露应当是成功的,只是因为王戎与贾氏以及贾后母之族有姻亲关系而没有达到弹劾的预期效果。倘若王戎的甲午制的确是实至名归的成功改革,辅之其声望势力,傅咸的弹劾根本不足挂齿。可见其有一定的政治理想,但是缺乏实施才能或是施展拳脚的余地。

“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诣戎降。戎督大军临江,吴牙门将孟泰以蕲春、邾二县降。吴平,进爵安丰县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世说新语》中对称王戎为“王安丰”即是根据安丰县侯的封谓,此处叙述这个爵位的来由,在王戎的仕宦生涯中已经是堪称辉煌的成就。

如果说以上实例还没有在一定程度上牵涉到人物臧否的话不妨再来看一下两例:

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帝虽以是言释之,然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

……

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

王戎受到的来自政治上的批判,一者由于形影不正,牵涉到贪腐事件,因皇帝的偏袒得以豁免(至少舆论眼中如此),为人不齿;二来由于尸位素餐,身在其位却不能激浊扬清,“苟媚取容”——不肯做清官也不肯做直臣,这便使得清议无从容忍。


 (二)卓识

王戎才思之敏捷、见识之卓远很小就显露了出来,“道边李苦”并不是孤证。

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晋书》)

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晋书》)

双眼烂烂,“如岩下电”,这样的眼睛明亮敏锐,可以像闪电一样劈开事物外在的硬壳,释放本质。之前提到王戎从政“苟媚取容”,是因为看清了“王政将圮”才选择放任自流。“时无英雄”,他也无意做成名竖子。面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昏聩环境,有人像孔子那样、始终坚持发挥鲁迅所说的不抱绝对希望也不抱绝对绝望而始终跋涉的“过客精神”,也有人像楚狂那样甘作“不可同群”之“鸟兽”,像王戎这样非主动地“同流合污”、与时俯仰,大概也实现了一种畸变式的“自在”吧?

王戎身上那种和年纪不相符合的气度很容易让人想起孔融,但后者的成名之处似乎只限于抖几个机灵的小包袱,谈不上气度。这种气度来源于对某些事物过早的认识和感悟。也许这就是阮籍能与少年王戎相谈的原因。

钟会伐蜀,过与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杨)骏诛之后,东安公(司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戎诫繇曰:“大事之后,宜深远之。”繇不从,果得罪。

齐王冏起义,孙秀录戎于城内,赵王伦子欲取戎为军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谲诈多端,安肯为少年用?”乃止。

其后从帝北伐,王师败绩于荡阴,戎复诣邺,随帝还洛阳。车驾之西迁也,戎出奔于郏。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

(王戎)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以上四种俱见于《晋史》)

王戎对钟会、司马繇的劝告都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政治远见,事实也证明其正确性。王繇评价他“谲诈多端”也是因为他头脑清醒、对时局和自己的位置都有成熟的认识和预估,加之行事诡谲、不好捉摸,因此绝不是容易相与之徒。而他对山涛的评价也堪称鞭辟入里、切中肯綮。最后谈谈他在史笔下少有的光辉时刻——永安元年(304年),惠帝北伐司马颖,王戎等百官随行,不料之后连生大变,连嵇康之子、侍中嵇绍也因护卫惠帝而罹难。王戎出奔于郏,面对眼前危难“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端的是“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其色”的名士风范,让人又想起了那个在震山虎啸面前从容自若的孩子。

 

(3)悭吝

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

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世说新语》则言:“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礁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裁剪更加精当简洁,极富画面感地展现了王戎的聚敛日常。)

《世说新语》“俭吝第二十九”共计九条,其中四条主人公都是王戎。其人是否果真吝啬,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一组材料的对比似乎说明王戎于财“有所取有所不取”。王浑死后手下故吏赠钱百万他不接受,或许可以解释成出于博取名声的考虑;康德的道德主张从目的出发评判行为的道德价值,即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出于义务”而非“合乎义务”,无论是谁作这样的决定都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如果说先前还愿意为了博得舆论的称赞而不受馈赠,后来几乎极端地敛财,难道就不怕非议了吗?所以笔者认为并不应该把王戎简单定义为掉进钱眼里、要钱不要脸的守财奴。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世说新语·俭吝第二十九》

裴頠出身闻喜裴氏,虽然从后世名声上来看不及琅琊王氏,但在当时这样的门第绝对不低,且其父位至三公、身袭爵位,本人又号为“一时之杰”;裴頠其人极为耿直,在立储问题上绝对坚持原则,对贾后外戚集团甚是轻视不满;又以尊儒隆礼出名,对竹林为首的谈玄风气持否定甚至于敌对的态度(“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偏偏王戎和贾氏有姻亲关系(虽不至于为其效力),又是玄学高人、七贤之一(晋时儒玄之间龃龉不浅),这对翁婿彼此之间恐怕未必如何投契。这样看来王戎此番吝啬的原因也许并不单纯。

魏晋人在做出某些行为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设想到当世和后世会如何评价他们,可他们往往抱着一种戏谑而煞有介事的态度看待和迎接这种评价。关于“眼前之利”“身外之名”如何取舍平衡,王戎的态度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或许他最终找到了自己最适应的“容于世”之法,不得而知。总之,王戎的吝啬不应该被草率地盖棺定论。

 

(4)用情

其实真正激发笔者对王戎探索兴趣的是他身上性情的体现,“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是一个顶峰。

首先来说说王戎又一个和阮籍很像的部分:“死孝”。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第二十三》)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第一》)

死孝,顾名思义,用消耗生命的代价尽孝道、尽哀思。阮籍的死孝到达一种执拗的地步,坚决不肯把自己的悲恸“表演”给人家看,却在人后吐血大呼“穷矣!”真是惊心动魄。孝子呼“穷矣”或考证为魏晋之际的丧仪风俗,但若考虑到阮籍这样的人只有在穷途末路、怆然生末世之悲的时候才会“哭穷”,就会明白丧母对阮籍来说是怎样夺命的打击。王戎的本质跟他差不多,只不过是属于内敛的、内耗的情感沸腾。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一个被归到“任诞”,一个被划于“德行”吧。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容止第十四》)

根据王戎在黄公酒垆的感喟,他与嵇、阮俱交好,而且这两位有可能是七贤之中与他最为要好的两位。阮籍此时已经非意外故去,嵇康无辜遭戮更叫人痛心。披览《世说新语》全书,王戎至情表白有过不少,但唯有这一句堪称伤心话。“君未见其父耳!”亦可以有两种解读。可以理解为“如果嵇氏父子同时立于鸡群之中,以为父者之风骨作对比,你也就不觉得其子的品格有多出众了”,也可以是“你认为嵇绍卓尔不群,完全是因为不曾见过嵇康,否则你就应该知道嵇绍承继父风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本意是为了夸耀嵇绍,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蕴含着一种深缅。嵇康死的时候嵇绍将将十岁,此时能看出“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想必已经有一定的年岁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却仍旧惦念着嵇康,不免让人唏嘘。嵇绍长成固然可欣可喜、足慰九泉之下故人之怀,但脱世高举的故人本身,世间已再难觅其风骨,完全是“空一缕余香在此”。

王戎的的确确是至情至性之人。而这种性情体现在一种程度极深的“恋物癖”上,对钱财的贪恋、对旧人旧情的眷念,是否有相通之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句话揭示了人最大的完美,也点出了人最深的缺憾。诚然人性险恶、经不起善恶推敲,但人情的确是造物伟大的创造。耐人寻味的是这句话除了具有全凡人层面的普遍性之外,还能在一定意义上概括王戎个体的特殊性——他不正是介于大圣大贤和下智下愚的至俗之人么?王戎其人,具有相当的慧眼慧心;出身高门,在政治上有头脑、有手腕却没什么才华;的确爱财如命,原原本本的守财奴形象,虽然他有时也借守财奴的保护色掩盖一些东西——颇类似于儿童的捉迷藏游戏;最后他从不朝着圣人或英雄的目标努力,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也承受了作为凡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因为他“取容于世”的方法和目标一直都是成为保有自我位置和性情的“我辈”。在外表放旷的方面他时常呈现出和阮籍类似的“极乐”、“逍遥”神态,而关于其内在的深悲,并不比阮籍好把握,毕竟他是那样一个诡谲而矛盾的人。

 

  • 总结

阮、王交游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即竹林七贤的交游并不非立足于出身风格的完全投契上不可,尽管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处世态度是先决条件;毕竟七贤以意气合,不以利党合。从二人交游的角度出发眼神开去探讨他们的容世之法的确能够另外整理出一条脉络来。在此不得不提一提《世说新语》的进步之处,其书虽然按照内容分目,然如果检索二者各自出现之处再进行交叉选取,就可以的道一系列可以相互引证(当然也有可能得到矛盾)的相关事件。在叙事手法上,有一部分内容的确裁剪精当而且可以区分不同的解释,的确极富理趣而且意蕴深长。

最后,精彩的当然不止是人的记述,而是那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它将乱世的磨难和痛苦强加在人们头上,又极尽宽容地允许他们自由挣扎,允许他们在滚滚红尘中拥有鲜明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房玄龄等.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高晨阳.阮籍评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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