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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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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千里

正太饭店建筑结构与经营缘起稽考

李惠民

刊载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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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饭店是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西式建筑,一直被视为近代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2008年10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太饭店坐落在原正太铁路石家庄火车站北侧,属于“近代之建筑,盖西式之旅馆”,曾是近代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对于正太饭店建筑结构以及饭店开办,学界一直未有专门系统的深度研究,为此本文仅对其初始修建者、建筑结构、经营缘起及修缮变动等问题,特作如下稽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建筑的初始结构与修建者之谜

以往传统看法认为,正太饭店营业起于1907年建成之始,对正太饭店建筑由来叙述过...

李惠民

刊载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正太饭店是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西式建筑,一直被视为近代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2008年10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太饭店坐落在原正太铁路石家庄火车站北侧,属于“近代之建筑,盖西式之旅馆”,曾是近代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对于正太饭店建筑结构以及饭店开办,学界一直未有专门系统的深度研究,为此本文仅对其初始修建者、建筑结构、经营缘起及修缮变动等问题,特作如下稽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建筑的初始结构与修建者之谜

以往传统看法认为,正太饭店营业起于1907年建成之始,对正太饭店建筑由来叙述过于肤浅,特别是对最初修建者不甚了解,对建筑修缮过程怠忽疏漏,对结构演变叙述粗略不详。譬如,通常本地学界以为,“正太饭店自1907年建成开业后,在几十年内一直是石家庄最豪华的饭店。” [1] 有文章说,1907年建成的这一座法式建筑,是坐西向东的楼中楼,由东、西、南、中、北五栋楼组成,形成了日字型建筑。“正太饭店整体建筑规模宏大,南北长50米,东西宽44米,平面布局呈日字型,是一座楼中楼建筑。” [2]其实上,正太饭店作为一家餐饮旅店,从1920年11月至1937年11月,仅仅存在了17年。民国时期这座建筑整体,基本上仅是一座凹字型结构,并非是一座院落式建筑。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才扩建了西楼和新北楼,而将旧北楼西延,与西楼对接后,才变成了中楼,于是构建成了日字型建筑群,形成了南主院、北套院的格局。所以说,笼统称这座日字型套院楼群建筑为民国建筑,并不属实。

人们并没有看到1907年正太路开通时关于这座建筑相关文字描述,也未能窥见其完整全貌。关于这座建筑最早的一张照片,目前仅为正太铁路验收通车合影照中的建筑西楼头,由于从车站票房西南侧拍摄的角度所限,仅能见到该建筑南北两排楼房,即二层楼房,第三层为阁楼。南楼与北楼相比,多了阳台的设置,南楼建筑规格高于北楼。1920年正太饭店开业时,这是一座由南、东、北三楼融为一体的凹字型建筑。从其建筑结构上看,它是由南楼、东楼、北楼三个分体拼接而成,从其建筑方式上看,南楼、东楼、北楼属于相对独立楼房,推测当时修建这座凹字型建筑存在着两种可能:其一是由彼此独立的商家分工合作修建而成:其二是分时段修建东楼、南楼、北楼,先建某个单元,然后再建剩余单元楼房。所以,这座建筑最初修建于何年?竣工于何年?其最初结构形式为何?因目前尚无确切史料予以证明,仍是一个之谜。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未解之谜,是正太车站北侧这座建筑的最初修建者问题。过去一般都认为正太饭店是由正太铁路修建于1907年,根据目前掌握的《正太铁路工务处统计报告》和《铁道年鉴》等记述正太铁路固定资产的相关史料中,均找不到正太铁路建造这栋楼房的确凿证据,直至1920年改建正太饭店,才有了正太铁路承接该建筑修缮等工程事项的记载。那么,这座西式建筑最初如果不是由正太铁路部门建造的,是20年代初才收购的话,就可以推测其起初是由外国商人私自建造的一座违约建筑。针对洋商在铁路车站旁私自建设行栈酒铺的行为,早在1904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就宣布过禁令,“近闻沿铁路一带非通商口岸地方,时有各国商人在彼长住,开店设栈,殊与约章不合。应由沿铁路各属地方官随时查明禁止。除铁路在事洋员例有办公房屋,暨铁路所设各处厂栈均需加意保护外,如有他项洋商在内地各处车站附近私开各项店铺,务即照约妥为禁止,以符定章。”[1]

仔细追寻清末在石家庄火车站违约建造这座建筑的可能性,发现有以下三条线索:其一、由卢汉铁路参赞与法国洋商的合股违约建造线索;其二、由法国和意大利洋商天津分设行店的私自违约建造线索;其三、由英美烟公司的违约建造线索。

清末修建的从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后来因北端起点由卢沟桥改为正阳门(前门),1906年4月1日全线竣工通车后改称京汉铁路。当时卢汉铁路的正定至窦妪段的铺轨,从1901年5月开始,至1902年8月建成。窦妪至邢台段的铺轨,从1902年8月开始,至1903年3月完成铺轨,1903年4月邢台以北的卢汉铁路开通了,石家庄火车站建成使用。随着卢汉铁路部分路段的开通,各国洋商纷纷在已开通铁路沿线车站建房租赁,开设客栈或酒店饭铺。据1904年《东方杂志》披露,“芦汉铁路已成之处,火车均已开行。一切利权,尽为俄法人所夺。车站处所开洋行及运卸客栈,名为闽人,实皆铁路参赞柯道贞贤(柯鸿年),暗与法人合股。”[1]如果1904年上半年洋人已在石家庄车站违规建房,那么,卢汉铁路参赞与法国洋商合股建造的行栈酒铺,可能就是本地最早的违约盖房。从目前可见文献看,最早在石家庄车站开设洋酒铺生意的是法国人保各拉。据1904年5月津海关官员报告,“法国人保各拉在获鹿县属石家庄开设洋酒铺生理,核与约章不符”,[2]故当时就已向法国驻津领事馆提出了照会交涉,要求法国领事官对本国侨民此举予以严格查禁。可是,法国驻津总领事却以“修建铁路西人艰于购买外国食物,且以卢汉铁路迤南迤北曾有此等贸易,并无滋扰妨碍情事,何独于正太铁路歧视为词?”[3]对法人在内地开办行栈酒铺采取了故意放任纵容的态度。

1903年4月,卢汉铁路石家庄火车站建成使用之初,火车站的等级尚比较低,1904年正太铁路全线修建工作已经铺开,当时参加修筑正太铁路的许多外籍员工都有西餐饮食住宿诉求,这就进一步催生了相应服务的供给需要服务,使得在石家庄开设行栈酒铺的洋人日渐增多。外国人在内地开办行栈酒店不符中外约章,无容置疑,1904年下半年中方海关官员已意识到洋人在内地开设店铺的情况,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外人以购买常用食物为词,随入内地开设店铺,不可不防其渐。”[4]随着正太铁路修建工作向山西推进,清政府有意劝谕华人为洋人开店服务,然而,“晋省风气未开,向于西人食用等物都未谙习,并无商民能开此等店铺。现在铁路轨线均由直隶津、保、正定一带迤逦入晋,惟有劝谕津保等处商民向来惯做此等买卖店铺,即随铁路工程逐渐移设来晋。”[5]而有些法国人和意大利商人看到了机会,为满足修建正太铁路的洋人西餐饮食之需,在车站附近洋人办行栈和洋酒铺的日益增多。正如1904年法国驻津领事官所说,“所有修晋汉铁路(正太路、卢汉路)之西人,伊等常用外国食物等货,而在中国铺号不易购得,且诸承修工程者亦或有不甚富足之人,若待寄往天津购买食物,则所费必多,殊觉不足体谅,所以,有法国商人及别国商人由天津分设行店,在北汉铁路迤北作此生意者。”[6]据清代外交档案《法义商在石家庄设铺案》记载,清末正太铁路建设之时,曾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石家庄、阳泉等部分沿线车站开设了行栈酒铺。法国人在石家庄车站开设的行栈和洋酒铺多为天津分店,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商人在石家庄车站开设行栈洋酒铺。譬如,在孝感修建卢汉铁路的意大利人佛尔内洛,因“在孝感工次殴伤华人,经驻汉濮领事审实,判令押禁罚缓,驱逐出境”,而后便到石家庄车站开设洋酒店,又一次因殴打华人被驱逐石家庄。“佛尔内洛在石家庄违约开店,逞凶殴人,迭经职道奉饬收歇。”[7]

据《北洋官报》记载,1905年5月经正太铁路工程局道员潘志俊与获鹿县令严书勋在石家庄展开调查,当时查明在此开办洋酒铺共计5家,具体洋商坐落基址情况如下:

第一,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开张的一所售卖外国零星食物洋酒饭铺,由法国人郎风和肥里卜地俩人合伙开办。该铺位于石家庄村东头的万丰栈东邻,门向东开,共有房七间。房东家姓于,每月房租十六七块。

第二,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开张的一所售卖外国零星食物洋酒饭铺——“理格洋行”,由法国人尼格拉开办,并卖外国零星食物。该铺位于石家庄村东头路南大门内,店铺有东西屋六七间。

第三,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开张的一所售卖外国零星食物洋酒饭铺,由意大利人佛尔内洛(又名无鲁)开办。该铺位于石家庄村前街路北,店铺共有房十三间,房东家姓尹,每月房租二十七块。

第四,由法国人白老永租住的洋酒店铺,位于石家庄村北头的西胡同,房东家于姓,西屋三间。

第五,由不知姓名法国人租住的另一家洋酒店铺,位于石家庄村南头,房东家于姓,西屋三间。[8]

从1905年5月正太铁路工程局潘志俊调查的洋商“坐落基址”内容看,这是法国洋商和意大利洋商租住的民房,应该与后来的正太饭店最初建筑没有关系。但是,据1905年8月外务部给法国驻京公使馆的照会强调,在石家庄设铺的法商尼格拉等人,除了上述租住的民房之外,还私自在车站旁边建造了经营场所。对此,外务部认定“至该商违章在内地私行盖造房屋,本国亦惟有按照条约办理,其尼格拉所持护照系入内地游历,执照不得以此在内地赁屋开店。”[9]法国商人尼格拉等开设的行栈洋酒馆具体位置,在《外交部照会法商在石家庄车站开设酒馆应令关闭文》中得到了确认,“洋商不准在内地开设行栈,条约载有明文,石家庄车站之旁并非通商之地。”[10]在车站之旁私自建造洋酒馆的有三家洋商,违章经营行栈和洋酒生意,北洋大臣袁世凯早在1905年9月29日就已由下令同时关闭了这三家洋酒铺,“石家庄法人尼格拉等三家酒铺,照约限令关闭。”[11]

1905年9月法国商人尼格拉等洋酒铺被限令关闭之后,均动身离开。“惟尼格拉酒店内尚有法人麻行狄一人,据称伊与尼格拉伙开此铺,”[12]麻行狄却以“清理账目”和处理资产为由,迟迟不愿离去。直至1906年11月15日规定限期,在地方官员带领巡警弁兵的严加催迫之下,法商麻行狄才将酒店资产转让出去。“该酒铺盘于河间府人贾永清接开,系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定议取号理格公司,其铺中货物一律点交清楚,并归贾永清一人承管,所盘货物价值议由贾永清陆续拨还,两造自相商妥,毫无纠葛。”[13]

而在石家庄车站开设酒铺的意大利人佛尔内洛,因殴伤华人犯罪,被逐除石家庄,由巡警押解至津后,交由意大利公使馆判罚了监禁。其所属资产经三次估价分为:“由义国巡捕官饬派法商拉乐石来署,估定价银九千二十三元六角五分。复由梁道选派钞关熟悉估价洋人麦克顺,复估统共不过值洋三千元之谱”;第三次则由前两位估价人另举洋商马佳作为公断人,“经洋商马佳逐细估计实值洋四千九百二十七元八角五分。”[14]

法商郎风和肥里卜地两人合伙在石家庄车站开设的酒铺,在法商郎风逝世后,由肥里卜地独自承接掌管了酒铺。据1905年《乙巳年交涉要览》记载,“查石家庄有法国人肥里卜地,接开同伙已故法商郎风之洋酒饭铺一所。”[15]清获鹿县官员发布酒铺关闭限令后,法商肥里卜地依然阳奉阴违地再三拖延,直到1906年底才遵照清政府要求实行了停业。但是,他还在车站旁边酒店内一再延宕,迟迟不肯离开石家庄。“法商肥里卜地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实行闭歇,并出具遵照停止字据。惟该商称天气已届冬令,伊无处可去,须再在此处居住数月等语,”[16]就这样拖到1907年春天,法商肥里卜地一直滞留在石家庄。据正太铁路工程行车事宜候选知府汇谦禀报,法商肥里卜地仍赖着不愿离去,“现有法国人费理柏迪(肥里卜地)在石家庄车站之旁开设洋酒馆一所”,[17]他以“不做生意,只在此居住”为由,强调自己的身份经过了法国驻京使馆注册,妄图继续留在石家庄。清朝外务部则对此予以驳斥,“石庄车站并非通商之地,无论该商贸易与否,不得在此停留”,并要求津海关道照会法国驻京使馆,“转饬该商即将在石家庄所开酒馆关闭,移往通商口岸,以符约章。”[18]

总之,虽然有了洋人在车站开设酒店的上述史实线索,但仍疑团莫释,不知端倪。法商们是否租用于卢汉铁路参赞与法国洋商合股在车站建造的洋房,20年代末期由正太饭店的东楼、南楼、北楼拼接之凹字型建筑结构,究竟与法国商人尼格拉、肥里卜地、意大利商人佛尔内洛在石家庄车站旁三家洋酒铺的建筑是否有直接关系,由于线索链条缺少环节,目前并不完整,还有待继续发掘证据。

1920年10月《益世报》刊出正太饭店广告说,即将开业的正太饭店所在地位于“京汉铁路石家庄车站与正太铁路车站旁边的英美烟公司大楼”,此饭店“系前英美烟公司租居之大楼”。[19]1920年正太饭店开业前,这座建筑已经由英美烟公司作为货物存储仓库和职员居住楼房使用了10年以上,1911年辛亥志士吴禄贞发动武装起义前,曾准备将燕晋联军的指挥部,从车站办公室搬至英美烟公司的大楼里,但是因吴公遇刺,起义失败,司令部搬迁未能实施。据孔庚先生撰写的《先烈吴禄贞殉难记》一文记载,在站长室里吴禄贞曾对他说过准备调换司令部一事。“这个地方窄了,明天把司令部迁到英美烟公司大楼,上层作山西巡抚行辕,下层作统制司令部,那地方宽。”那么,英美烟公司楼房是否就是租赁于洋商曾经营的行栈酒铺场所?英美烟公司大楼到底是向何人租赁的?该楼房的产权人究竟是谁?这些都应该被视为一个破解疑案的线索。

1902年进入中国的英美烟公司是一个跨国公司,它是开拓中国烟草工业的实际创立者,该公司先后在华建立了11家烟厂,其通过货栈制度在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石家庄是其中一个货栈仓库和经销店。石家庄英美烟公司选择了优势位置落脚,由于处于京汉路与正太路交汇枢纽的便利,其业务“销路遂渐见发达”。在石家庄英美烟公司担任翻译的王者香,在清末政界曾供职多年,作为地方官僚绅士,后来他跻身于石家庄英美烟公司,为该公司在北方地区的销售做出了不小贡献。据《英美烟公司月报》记载,“(王者香)君曾游历中国北部各省,创销各牌香烟,成绩甚著,大为公司诸总办所重视。”石家庄作为非开商埠,受中外条约和中国法令限定,不得在内地购置地产,所以,石家庄英美烟公司一直宣称该公司所在的楼房建筑为租居。据颐中公司英文档案原件记载,英美烟公司早就找到了通过在内地向中国人租房方式来解决货栈仓库问题。“从中国人那里租借25年,目的在于使他们能在条约范围内占有这个产业,因为条约规定,外国人为了储存货物,可以暂时租用仓库。”[20]石家庄英美烟公司到底是不是以中国雇员名义租居的呢?石家庄英美烟公司会不会是以中国雇员名义购买并改建了此建筑呢?不知其详,难以捉摸,无法揆度。另据英美烟公司资料记载,“英美烟公司为了在旧中国掠取更多利润,需要深入内地,广设分公司、烤烟厂、仓库和种植场。按照当时中外通商条约,外商不得在租界以外的地区置产,……为了省事,有个叫杨春绿的律师献策,劝公司设法组织一家表面上为中国人所有的地产公司,作为中国籍的‘法人’,把英美烟公司内地的产业全部过入这家公司,这样公司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在内地置产,不必零敲碎打地找人出面。”[21]所以,在由石家庄英美烟公司长期租居该楼房建筑之前,也存在着冒名违规建造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也需继续发掘史料,或予以证明,或予以排除。

综上所述,1904年至1907年间,由洋商私自在石家庄车站旁边开设的这些行栈洋酒铺,以及英美烟公司租居10余年的洋楼,与后来正太饭店建筑存在特定关联性。目前破解这个问题还有待发掘史料,继续求证和完善空缺的证据链条。所以,在得到切实证据之前,正太饭店这座建筑的最初修建者与初始建筑结构,仍是未解之谜。

二、正太饭店缘起以及经营状况

(略)

三、正太饭店建筑结构的扩建与修缮

(略)

全文约15000字,详细内容请见《石家庄学院学报》第1期

文章详细信息  https://sszk.chinajournal.net.cn/WKE/WebPublication/paperDigest.aspx?paperID=3dc69c97-2329-4bb0-9235-7c9fdf1c8b48

跬步千里

正太铁路饭店里的贵宾 武夫 赌客 毒枭

李惠民

《文史月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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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铁路是1907年建成的山西第一条出省铁路,这条铁道联通了山西省府太原与京汉铁路线上的正定府获鹿县石家庄。铁路交通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象征之一,正太铁路构成了连接晋冀快捷交通大通道,并将太原和石家庄拉上了启动近代工业发展的快车道。正太铁路当局在石家庄站和太原站附近,先后改建和新建了两座高档铁路饭店,为过往的中外旅客提供高端化餐饮和住宿服务,以适应和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1920年10月在石家庄车站附近改建开张的饭店,叫正太饭店;1925年8月在太原车站附近新建开张的饭店,称为山西大饭店,亦称太原的正太饭店。据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铁...

李惠民

《文史月刊》2021年第12期



正太铁路是1907年建成的山西第一条出省铁路,这条铁道联通了山西省府太原与京汉铁路线上的正定府获鹿县石家庄。铁路交通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象征之一,正太铁路构成了连接晋冀快捷交通大通道,并将太原和石家庄拉上了启动近代工业发展的快车道。正太铁路当局在石家庄站和太原站附近,先后改建和新建了两座高档铁路饭店,为过往的中外旅客提供高端化餐饮和住宿服务,以适应和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1920年10月在石家庄车站附近改建开张的饭店,叫正太饭店;1925年8月在太原车站附近新建开张的饭店,称为山西大饭店,亦称太原的正太饭店。据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篡的《铁道年鉴》第三卷记载,正太铁路当局曾将石家庄正太饭店与太原山西大饭店以及正太铁路餐车经营权,一并承包给了我国最早一批开拓铁路餐饮业的经营管理者陈玉山。作为高档服务业的酒店,石家庄正太饭店与太原山西大饭店在经营服务活动中,除了接待过国内外众多军政要人、社会名流,还入住过一些赌徒、毒枭、武夫,在这里发生过一些震惊地方的大事要闻,以及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兹选编几例略述如下,以飨关注石家庄、太原正太饭店历史的读者。

一、正太饭店接待过的国内外贵客佳宾

位于石家庄老火车站的正太饭店,在民国时期是当地最高档豪华饭店,不少军政要人莅临此地或途经石家庄车站中转,一般都把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见图1)。石家庄正太饭店曾接待过蒋介石、张学良、九世班禅、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杨虎城、顾颉刚、顾毓琇、石评梅等民国要人名流,目前位于石家庄的这座建筑,已被批准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图1:《石家庄正太饭店门前全景》

位于太原老火车站的山西大饭店,因又称为太原正太饭店,故经常容易与太原正大饭店相混淆。正大饭店位于太原城内柳巷,正太饭店位于太原城首义门外至火车站的正太街上。据民国时期媒体报道说,先有柳巷的正大饭店,后有车站的正太饭店(山西大饭店)。“于东门外火车站附近新筑一山西大饭店,房屋宽敞、洁净,为正大所远不能及,并为五层洋楼, 尤为高爽。”修建了太原正太饭店(山西大饭店),让太原这座古城也有了“摩登”的味道,因为旅客从火车站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十足洋化的大楼——山西大饭店(见图2),国内大报媒体记者曾评价说,这座正太饭店虽然是达官贵人们的仕宦台、军旅将帅们的行辕,是一般平民百姓不敢问津的地方,“但实际上却为太原增光不少”。这座民国建筑已被拆除,其遗址早就荡为寒烟,不复存在了。


图2:《拍摄于1927年8月31日的山西大饭店正门》

山西大饭店堪称山西省会最高档的豪华饭店,接待过不少莅临并州或途经太原车站的国内外要人名流。1925年8月山西大饭店刚刚开业,就接待了中国最大的教育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此举办了第四次全国性年会。出席这次年会的文化教育界名人,有董事长熊希龄,以及董事黄炎培、马寅初、袁希涛、陈宝泉、王正廷、郭秉文等。此次年会从8月17日至8月21日,在山西大饭店举行了5天。

1926年11月1日,瑞典皇太子古斯达夫·阿多尔夫、皇太子妃路易斯,乘坐正太列车,从石家庄抵达太原,对山西进行游历访问。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在山西大学新常富教授公寓下榻,瑞典驻华公使、副公使、礼仪官、侍从武官、顾问以及民国政府外交部、农商部、交通部、邮务局等官方的陪同人员,则分别下榻山西大饭店和太原的部分西人住所。

1928年2月1日,美国实业家杜尔拉氏偕同两名随员,从运城乘坐汽车太原,考察山西事业状况。前来考察的美国实业家与随员,当时就下榻在太原火车站附近的正太饭店(山西大饭店)。

据《大公报》报道,1928年10月4日,法国驻北平使馆参赞拯斯维罗到山西考察民生,参观村政状况,该参赞当时就下榻于火车站附近的山西大饭店。1928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马脱尔到山西考察时,也在山西大饭店下榻。

美国青年会亚洲区事务干事艾迪(Sherwood Eddy),是美国著名的布道家,他曾多次来华到中国各地去做青年布道工作。艾迪对晏阳初的基督教思想以及今后赴美深造等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9月,艾迪(SherwoodEddy)第九次来华时,行经山西,曾在山西大饭店下榻(见图3),并与许多年轻人座谈讨论。 


图3:《艾迪与廿余位青年领袖在山西大饭店讨论中国出路的问题》

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曾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因公差回山西时,多次入住山西大饭店。1928年6月26日,孔祥熙偕12人乘正太列车抵达太原,下榻山西大饭店。1934年6月29日,他乘坐正太线专列从石家庄到太原,视察山西财政。当日下午16时,孔祥熙抵达太原车站,“即赴山西大饭店行辕略休息”。

山西大饭店因紧邻火车站,且交通便利,从火车站到山西大饭店,“一时车马纷驰,甚为热闹。”国内外到访山西或途经太原的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多喜欢选择在此下榻。譬如,汪精卫、唐生智、白崇禧、方本仁、何成濬、李书城、蒋百里、宋哲元、孙殿英、北平市长何其鞏、张学良的代理人鲍文樾等军政要员都曾入住山西大饭店(太原正太饭店)。

二、在正太饭店奢侈消费的赌客毒枭

正太饭店作为太原和石家庄最高档豪华饭店,既是军政要人、名流富商们聚集的豪华场所,也是一些军阀、政客、巨商们时常嫖娼、聚赌之地,时有的大毒枭竟然隐身藏匿于正太饭店。

太原城市社会上层中,那些军政阔佬既有在平津养成的奢靡习惯,也有在省府并州积久养成的奢侈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经常会在山西大饭店聚集,“打牌、叫条子、吃花酒,无不纵情任欲。”特别是阎锡山的反蒋联盟在中原大战失利后,一时间享乐风气甚嚣尘上,大行其道。当年《大公报》记载,在山西大饭店门前,“每至深夜,则汽车堆聚,据闻在此时期中,正军界阔佬打花牌之际。”还有报道说,自晋军退回山西迄今,太原市的超等妓女和一些卖身的著名坤角,无夜不在豪华饭店之中,她们“积款咸丰。日前坤伶粉牡丹,因与兵工厂检验处处长张振威白昼宣淫,被警察抓获后,该伶随即从良于张某矣。”

石家庄城市社会上层中,那些驻石军阀、过往政客以及当地富商,也时常在正太饭店参加赌博。他们有的是赌博成瘾,有的是另有用心,把赌博作为一种交往活动方式,其中不乏有意巴结上级故意输钱者,不乏笼络下属感情故意撒钱者。如有迎送外来尊贵嘉宾的场合,他们便集中在比较高档的大饭店或高级旅社约会进行赌博,车站附近的正太饭店,就是他们聚会的一处高档次赌博场所(见图4)。据文史资料记载,“本市以前的大商人裴秀峰、程益南、邢子清等,使石家庄赌毒恶风极盛一时”。毫无疑问,城市社会富商们的赌博行为,对社会民众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作用。《大公报》曾发表《石庄赌风大炽》一文,对石家庄上流社会人士时常在正太饭店聚集赌博行为,进行了讥讽和嘲笑。媒体报道说,本地那些“稍具人物色彩者,亦常聚正太饭店,每以赌博为应酬,夜以继日,不辞劳苦”。

据河北省政府视察员文铎对石家庄毒品泛滥原因的调查,之所以“石门地方毒气甚炽”,多年禁毒难以见效,其根本原因既在于石家庄地方当局一些权贵沉陷其中,也在于东洋人在石家庄深度经营牟利,还有军阀强力纵容包庇。特别是军阀势力掌握着军队武装,他们只要不明目张胆地公开为之,稽查人员也无可奈何。金守信是孙殿英麾下的兵站司令,还曾担任师长一职,邱文翰是孙殿英的军需处长,他们在山西设厂制毒、包运推销毒品,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毒枭。金守信在晋冀贩运销售毒品时,作为正太饭店的常客,大堂接待人员对他“均熟识”,禁毒稽查人员对其毫无办法。30年代出版的《西北春秋》曾撰文,称金守信作为大毒枭,“有实力为其后盾,法律无如之何”。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时地方禁毒机关的禁毒查毒,仅是“只打蚊子,不打老虎”,对金守信这类参与地下制毒贩毒的军阀,束手无策,无可奈何。30年代《河北月刊》对此曾有文章评论军阀制毒贩毒时,曾尖锐指出:“军阀专政,挟之为牟利无二法门,于是勒种焉,派销焉,包运焉,劝食焉,种种不一而足。”


图4:《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正太饭店东侧正面照片》

金守信依仗自己军人身份制毒贩毒的事实,山西地方当局早已有所了解,其“设厂制造料面,事为当局所闻”。金守信仰仗的后台是孙殿英,而孙本人早年奔走四方,闯荡江湖,是完全依赖广结军警胥吏起家的军阀。1930年春天,中原大战正处于酝酿之时,孙殿英叛蒋,投靠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出任了第四方面军的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中原大战中,孙殿英所部被蒋军击溃,后又随着张学良所部入关,冯玉祥和阎锡山反蒋联盟失败,张学良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第四十师。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四马拒孙”之战后,又败退东撤,残部七零八落,孙便选择在太原晋祠隐居。此时,金守信等人的靠山已倒,禁毒机构因发现金守信在孙殿英军的晋城驻地,“设机(器)场制造(毒),包运附近各县推销”的新证据,准备对金守信实施逮捕。正如,时事评论《死矣金守信》所说,“此金之所以不就捕于孙军驻扎晋城之时,而正法于孙军宁夏失败之后也。”而隐身于石家庄正太饭店的金守信,到底他是如何让前来抓捕他的宪兵队“苦苦无法搜寻”到的呢?

1934年春孙殿英在西北折戟后,金守信顿失靠山。恰巧山西警局在金守信曾驻守的晋城查获其经营的毒品大案,引发社会极大震动,山西省上下对此惊骇不已。孙殿英此时自身难保,对金唯恐避之不及。据史料记载,“孙氏对之亦极不满,即电晋城县长前往搜查”。金守信得知此次信息,深感失去了保护伞,难逃厄运,于是潜至石家庄,藏匿于正太饭店,多次躲过禁毒委和军警宪兵的抓捕。

金守信离开晋城后,先是迁至太原,在城中“精营东二道街20号”租房居住。作为大毒枭,金守信过惯了奢华生活,出手阔绰,招摇过市,显贵炫富,引人注目,终因风声太大,被太原军警宪兵机关发现了踪迹。此前,晋城县政府虽然在金守信居所抓捕落空,但却查获了他们制作毒品的大批器具,收缴了大量乳糖海洛因和鸦片等,共计“四百余件,值洋逾二十万元”,禁毒委员会终于掌握了确凿证据。

军警宪兵机关与禁毒委汇总侦查情报后,一致认为,金守信涉毒案件重大,决定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不料,金守信神通广大,消息灵便,再次从太原住所逃离。他乘坐正太列车,中途制造假象,还曾更换车次,掩人耳目,潜逃至石家庄。奉命抓捕毒贩的军警宪兵,赶到金犯在太原的租住寓所时,已经室迩人遐,抓捕行动再次扑空。负责这次抓捕的宪兵司令李润发带领数名宪兵,立即赶往太原火车站搜查摸排,在即将开行的列车上,截留下了金守信的眷属和仆役数人。

当时潜逃至石家庄的金守信,下了正太火车,就入住了车站旁边的正太饭店。金守信是正太饭店的常客,但这次入住与此前完全不一样,他在前台大厅登记时,使用了“黄一中”的化名。由于正太饭店的服务员对他十分熟悉,见其改名易姓,颇感疑惑,虽十分诧异,却不知究竟何故。

此时,在太原火车站,军警宪兵队对金家雇佣的仆役进行了一一问讯调查。通过仔细调查,得知金守信确实已经离开了太原,但去往了何处,仆役并不得实情。经过反复追问调查,军警还打听到了有可能帮助金守信逃脱的嫌疑人,是“太原福民汽车公司”经理阎子明,昔日他们二人称兄道弟,平素交往极为密切。军警处宪兵马上传唤了阎子明,询问出金守信已经转车抵达石家庄,并了解到当日离开太原时,金守信所穿衣的式样和颜色等详细情况。宪兵司令李润发当即给石家庄宪兵分驻所发电报,要求他们在石家庄对金守信立即实施搜捕。

石家庄宪兵分驻所所长赵书仲,接到山西电话后,率领宪兵队员马上对全市旅馆展开了大搜查。起初,他们分析,金守信肯定是藏匿于较为偏僻的中小旅社,认为他不敢入住车站的正太饭店,于是对各个旅店和客栈进行了地毯式逐一搜捕。因一直苦苦搜寻无果,最后,才排查到了正太饭店。

在正太饭店大堂旅客办事处,翻遍了旅客登记册,也没查到金守信的名字。就在宪兵感到搜捕几乎绝望之时,遇到正太饭店茶房仆役,顺口问了一句,正太饭店老主顾金守信,最近是否来过你们饭店?服务员马上告知宪兵,金守信现在就在正太饭店入住。“乃将金改姓易名之秘密,全盘讬出”。宪兵立即跟随饭店服务员,堵住金守信居住的客房,迅速将其拘捕。被抓获的金守信,开始矢口否认自己叫金守信,但经正太饭店大厅服务员指认,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金守信。1934年4月23日,石家庄宪兵分驻所所长赵书仲带领两名宪兵队员,押解金守信至太原宪兵司令部拘留。

大毒枭金守信、邱文翰在军阀孙殿英的庇护下,制毒、运毒、贩毒,犯下了祸害众生的滔天罪行。伴随着孙殿英的一时失利倒台,其麾下的毒枭才被一一抓获。据媒体报道,山西省破获的金守信一案,是禁毒以来“首屈一指之巨案”,地方当局力主严加惩处。经过山西省高院审判,金守信等毒枭被判处死刑,1934年在太原伏法。

三、正太饭店发生的军阀冲突与械斗

作为铁路枢纽的高档酒店,正太饭店不仅是接待军政将领的下榻之所,也曾作过一些军事首领设置的指挥所。而且,在正太饭店还曾发生了多起刀光剑影的军阀冲突,经历过不少腥风血雨的武夫械斗。

原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的孙岳,因冯玉祥的下野,1926年1月出任了代理国民军总司令。当时,面对奉直军阀联合围剿的压力,孙岳麾下的国民军迟迟不愿完全撤离直隶,主要原因就是在石家庄及保定每月还有30万左右税收可充军饷,所以,在直隶依然还保留了第二军中高桂滋的一个旅兵力。1926年1月中旬,孙岳指派瓮秉均出任石家庄警察厅长,以强化自己在冀中铁路沿线的管制。但是,新任警察厅长却遭到驻石家庄警备总司令张庆华团长的坚决抵制,他不仅阻拦瓮秉均上任,还扣留了石门警察厅长的警印。

警备总司令张庆华在石家庄期间,颇有本地人缘,与商界诸位大佬关系非常融洽。当时的媒体撰文称“石家庄商界对张(庆华)感情尚好,故多袒张”。新任石家庄警察厅长瓮秉均,被怼未能顺利上任,憋了一肚子气,因此恨透了张庆华。后来,又气又恨又无奈的瓮秉均,向第三军刘廷森旅长和梁肇恺旅长苦苦哀求,获得了两位旅长支持后,他在全副武装护送下,才敢再度走马上任。这次护送瓮秉均走马上任的是第三军两个团,即第三军梁肇恺旅长麾下的一个团、刘廷森旅长麾下的一个团。

第三军的这两个团,与第二军驻石家庄警备总司令张庆华团,在火车站一见面便顶牛而斗,发生了武装对峙。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箭在弦上。张庆华的士兵,在正太饭店严阵以待,枕戈坐甲,甚至将机关枪都列阵以待,誓与第三军的两个团决一死战,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直隶督办兼省长孙岳,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紧急处置。他一方面找人出面协调,尽快平息事态,另一方面,则给张庆华团的上级高桂滋旅长下达强令,要求马上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发生军事冲突。

高桂滋旅长首先找来了井陉矿务局局长郭宗道和铁路运输司令段子钧,让他们出面调停二军、三军的武装对峙。经过中间调停,石家庄警备总司令张庆华,才将扣留的印信交还了石家庄警察厅长瓮秉均。但是,张庆华依然把持着石家庄警察厅的其他操控大权,不肯轻易放手。作为张庆华团长的听头上司,第二军高桂滋旅长接到上峰命令,要求立即平息事态,对张庆华的所作所为,有所顾忌,亦萌生嫌弃之念。高桂滋旅长开始担忧下属张庆华势力无限膨胀,自己难以驾驭,最终无法收场,难以向上峰交差。于是,高桂滋在腊月中旬赶往石家庄,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一旦劝阻不成,便在除夕抓捕下属团长张庆华。

高桂滋旅长利用犒劳慰问全体官兵的之举,掩人耳目,迷惑了驻石官兵。在除夕夜,不仅诱捕了张庆华后,而且立即执行枪毙,并将下属该团全体官兵一律缴械。正太饭店这场军事对峙平息后,不久第二军驻石所部就被改编调离了。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一场军阀混战。当年3月形成的反蒋联合阵线,在太原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饭店设置了总司令部行营。据媒体报道,在这场新军阀混战期间,随着战事变幻,石家庄曾处在极度紧张的战备状态。几个月以来,正太饭店的驻守部队整日高度戒备,在饭店附近均安置许多重型武器。据《上海日报》报道,自阎锡山驻节正太饭店后,此地“即军事警戒区域,武装军警密布,四处放哨,朝夕不撤”。除了设置的三道岗哨警卫,还配置了机关炮和高射炮各四尊,过往旅客必须接受检查,“见者心悸”,“各方欲见阎之来宾,甚觉麻烦”。

由上可见,正太饭店不仅仅是接待宾客的场所,也是军阀武夫角斗的场所。

跬步千里

正太饭店建筑功用的前世今生

[图片]

刊载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5期


李惠民

正太饭店作为石家庄一座百年西式建筑,长期被人们视为石家庄早期城市史的地标性建筑。正太饭店坐落在原正太铁路石家庄火车站北侧,是近代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座建筑自1907年建成以来,一直就是作为正太铁路的附属设施——铁路饭店而存在,对于这座建筑的功用演变不知所以,学界也未曾有过详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关于其建造时间,近年也出现了一些疑议,有学者提出了“正太饭店的修建年代,并非在1907年,而应是在《正太铁路》影集1913年印制之后”的学术假设。那么,正太饭店建筑功用的前世今生到底是...



刊载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5期


李惠民

正太饭店作为石家庄一座百年西式建筑,长期被人们视为石家庄早期城市史的地标性建筑。正太饭店坐落在原正太铁路石家庄火车站北侧,是近代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座建筑自1907年建成以来,一直就是作为正太铁路的附属设施——铁路饭店而存在,对于这座建筑的功用演变不知所以,学界也未曾有过详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关于其建造时间,近年也出现了一些疑议,有学者提出了“正太饭店的修建年代,并非在1907年,而应是在《正太铁路》影集1913年印制之后”的学术假设。那么,正太饭店建筑功用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特作如下概述。

正太饭店这座建筑始建于何时

2014年4月,在纪念正太铁路修建110周年之际,收藏家王律将其从天津拍卖会上购买的一本[法]巴黎昂贝尔出版社1913年出版的《正太铁路》影集,公之于众,引起河北省会石家庄不少学者的极大关注。这本影集共收录了正太铁路80张照片,弥补了石家庄近代历史影像史料的一段空白,是极为珍贵的影像史料。以往传统论述皆认为,正太饭店修建于1907年,而法国摄影师对法国人建造的这座法式奥斯曼风格建筑为何视而不见?1913年编辑出版的《正太铁路》影集为何不收录正太饭店的照片?研讨会上对影集里没有看到正太饭店的照片,学者们各抒己见,展开了大胆假设和深入研究探讨。从一般思维逻辑推理,正太饭店作为1907年正太铁路修建的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法国摄影师和巴黎昂贝尔出版社编辑,必定会将其拍摄并编入影册的。而影集里却没有那幢坐西朝东的正太饭店东立面建筑,令学者们对此产生了学术假设——正太饭店莫非并不是建于1907年?这个假设具有一定推理依据和逻辑前提,学术假设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引起了史学界和文物界对正太饭店历史建筑的关注,这个研讨会揭开了深入研究正太饭店功能嬗变的序幕。

随着对《正太铁路》影集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在小心求证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个学术假设的逻辑存在着某种缺陷,其实并不成立的。首先,影集中没有正太饭店照片,并不等于正太饭店这座建筑当初不存在。因为影集中也没有正太铁路太原车站照片,但太原车站却已经客观存在了,太原车站建成也不晚于1907年。其次,《正太铁路》影集中没有正太饭店东立面建筑照片,并不能肯定正太饭店这座建筑其他构造形态也不存在。

法国巴黎昂贝尔出版社出版的《正太铁路》影集中,有30张照片是在河北境内拍摄的,有50张是在山西境内拍摄。最能全面展现石家庄车站场景的照片,就是1907年验收人员在石家庄正太车站前的合影照。这张照片由参加正太铁路验收的随行记者拍摄,它提供的影像证据,成为最终破解这座历史建筑年代问题的重要线索。


图1:1907年正太铁路验收人员在石家庄正太车站前的合影照。照片拍摄于1907年10月10日。照片左侧两排二层楼房建筑,即正太饭店南楼、北楼建筑。(照片来源: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收藏的法国巴黎昂贝尔出版社1913年版《正太铁路》画册)

据清政府验收官员代表梁士诒奏稿记载,“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四至初九日”,从正太铁路东端终点石家庄站开始的验收,即1907年10月10日为工作第一天。图1这张正太铁路验收官员在车站前的合影照,拍摄于1907年10月10日。照片镜头角度是从石家庄火车站内侧的西南方向拍摄的,摄入了参与验收人物与车站景物,镜头左下角的窄轨铁路在西,车站票房建筑在东。从照片画面中可以看到车站票房北侧伫立的两排楼房建筑,这座上下二层的楼房就是正太饭店这座建筑建于1907年的关键证据。从局部放大的画面中,清晰可辨南排两层楼房的阳台以及阳台护栏,与20年代正太饭店照片中的南排两层楼房,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南北两排铺瓦屋顶的楼房并列,建筑高度相同,其建筑样式和位置,足以断定就是正太饭店建筑的南北两排楼房。

1907年10月拍摄的这张确凿照片,证明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时,正太饭店的南北两排二层楼房建筑已经落成。史学考据名家有句箴言规谏,叫做“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至于当时法国记者是否拍摄到正太饭店东侧正门的建筑?1913年法文版《正太铁路》影集为何没有刊载正太饭店东侧正门的建筑照片?暂无依据,不作妄断。

正太饭店建筑功用嬗变的四个阶段

历史学实际上是研究过程的一门学问,考察正太饭店这座建筑的前世今生,就是为了搞清楚它的功用变迁,了解它建造修缮的历史过程,还原其真实历史面貌。民国时期,正太饭店建筑功能嬗变,前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7年至1920年10月,主要用于正太铁路中外高级员工居住和安置接待铁路系统各类官员,以及被英美烟公司租居的阶段。

1907年建成的正太饭店南北两排二层楼建筑,其原本的设计用途,因资料限制,尚不得而知。起初,这座建筑并没有固定的称谓,在正太铁路史料文献中,先后曾被称为“公事房”“特种房屋”“车站附属房间”“附属建筑”,基本功用主要是用于正太铁路高级员工居住。1907年铁路开通时,正太铁路局除了那座四边型行政大楼(二十五号)外,旁边仅有一所小型居住建筑(二十四号),根本无法安置下几十名铁路高级职员。大凡研究过正太铁路发展史的人都清楚,1907年铁路开通时,正太铁路总局只能安置极少办公室人员的住房问题。当时正太铁路有50名法国员工,除总工程师外,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员工,譬如会计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文秘等。中方150名职员中,有政府监督人员,有部门负责人助理,譬如翻译、办公人员、车站管理人员等。这一座位于车站票房北侧的“公事房”,是具备住宅功能的正式建筑,所以说,最初的“公事房”应该是安置中外高级雇员的暂时住所。

据正太铁路工务处编制的《员工住宅概况表》记载,正太铁路总局建造的第一批中外员工住宅,即总局办公楼周围的二十七号至卅三号住宅,最早建成于1912年;正太总机厂北侧的一号至四号住宅建成于1914年;大石桥东北角的卅四号至卅七号住宅与车站站长住宅建成于1915年;总机厂西北侧的五号至廿三号住宅建成于1916年;车站票房南侧的六间丁组建筑建成于1918年。当初,正太铁路局对工人和民夫均不提供食宿,从外地招聘来的总机厂工人,几乎全都是在石家庄村边租房居住,或搭盖临时窝棚。民国之后,随着几十座职员住宅逐步建成,“公事房”内中外高级职员陆续搬出。

1920年11月1日正式开办正太饭店之前,这座楼房建筑部分房间被英美烟公司租用。1920年10月正太饭店即将开业前,在报纸刊登广告中介绍饭店所在位置,即位于京汉铁路石家庄车站与正太铁路车站旁边的英美烟公司大楼,“系前英美烟公司租居之大楼”。英美烟公司最早租用正太铁路这栋建筑部分房间的时间,其实,可以追溯至1911年之前。吴禄贞在石家庄发动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时,英美烟公司还租着这座楼房建筑部分空间。据辛亥革命史料《先烈吴禄贞殉难记》记载,1911年11月6日晚上在火车站站长办公室,革命党人孔庚向吴禄贞汇报说,此次来石家庄带来了两个参加起义的革命党同学,已经暂住在晋阳栈房。时任第六镇统制、山西巡抚、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的吴禄贞对孔庚说,11月7日准备把起义司令部从车站站长办公室调换到英美烟公司大楼,“这个地方(站长室)窄了,明天把司令部迁到英美烟公司大楼,上层作山西巡抚行辕,下层作统制司令部,那地方宽,可请他二人搬进司令部住”。这段珍贵史料印证了一个事实,即从1911年已经租用此大楼,至1920年10月正太饭店开业前搬出,英美烟公司租用这栋建筑的时间起码在10年之上。

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至1937年10月,是正太饭店对社会开展服务,主要经营餐饮住宿业务的阶段。

自1920年11月1日正太饭店开办后,在正太铁路总局主体掌管之下,以承包制方式先后经营了17年。由于正太饭店具备了许多优越硬件设施,投入运营之后很快就进入兴盛发展阶段。1933年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之后,铁路局继续沿用了以往的捆绑方式,将石家庄正太饭店与太原山西大饭店,与正太铁路餐车经营权一并出租,续包给了承包商陈玉山。根据当年《铁道年鉴》记载的新承包合同,陈老板是以每年各支付四千五百六十元租金的方式,将正太饭店这座建筑承租下来。

正太饭店由于具有豪华高端特点,加之转乘火车方便快捷,20至30年代成为军政要员们到访石家庄或途经中转的下榻首选,地方官员也把一些重要接待活动安排在正太饭店。正太饭店先后接待过蒋介石、宋美龄、汪精卫、九世班禅、宋子文、孔祥熙、阎锡山、梁士诒、徐永昌、张学良、杨霆宇、冯玉祥、杨虎城、方本仁、何应钦、李宗仁、商震、张群、邵力子、傅作义、于学忠、白崇禧、唐生智、韩复榘、顾祝同等军政要人和宗教领袖,还有顾颉刚、顾毓琇、孟禄(美国教育专家)等文化科技界名人。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公使、参赞、武官、代办、领事等外交人员途经石家庄,也曾下榻于正太饭店。例如,1927年9月,日本侨民在石家庄贩毒被当地警方抓获,日驻津领事官前来处置交涉时,即在正太饭店入住。1928年5月4日,日本驻华公使武官本庄中将在准备回国前,因与张学良、杨宇霆私交关系,特意到赶到石家庄,在正太饭店与张杨二人辞行。1933年9月23日,日本驻北平代办矢野、参赞原田龙一等10余人,到山西游历途经石家庄,凭借携带日本使馆的护照身份证明,在正太饭店下榻休息。


图2:三十年代末期的正太饭店南北两排楼房的西楼头。从照片上可见正太饭店的南楼明显长于北楼。此照片应是在大石桥上拍摄,从运行的正太铁路窄轨列车判断,照片拍摄时间为1938年至1939年9月。(照片来源:近代中日关系文献与抗日战争日文史料收藏家张志斌收藏的《驻石侵华日军相册》)

正太饭店既是官方举办隆重社交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些军政活动的指挥部或办事处,有些机构时常在此大楼内租房办公,或临时性安营扎寨。在正太饭店对外经营的17年间,饭店开设一些社会团体租用的办公房间。譬如,1927年7月,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就曾设立在正太饭店。1930年3月,反蒋联合阵线形成,阎锡山在太原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把石家庄正太饭店作为他总司令部的行营。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之后,193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卓衡之、朱华等五人,担任“正太铁路特别党部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设在正太饭店。设在正太饭店的特别党部机构正式成立后,下设了四个科,即指导科、组织科、事务科、宣传科,每月获上级二千元经费拨款。

正太饭店是一些军阀、政客、巨商们私下聚集之地,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豪华赌博场。《大公报》记者曾报道说,“稍具人物色彩者,亦常聚正太饭店,每以赌博为应酬,夜以继日,不辞劳苦”。还有军阀毒贩入住正太饭店,以躲避禁毒人员查处。例如,孙殿英麾下的兵站司令、兼任师长的金守信和孙殿英的军需处长邱文翰,都是制毒、运毒、贩毒的大毒枭。金守信曾是入住正太饭店的常客。1934年孙殿英出兵西北失势,蛰伏晋祠后,失去靠山的金守信,使用假姓名藏匿于正太饭店。后来,由于饭店茶房仆役告发,才由军警宪兵将其抓获,在太原执行了死刑。

卢沟桥事变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王玉赋到石家庄联合冀南部分抗日力量,以正太饭店为基地,成立了抗日牺牲大同盟,从事所谓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日军飞机对石家庄进行了多次轰炸,侵略者的炮火彻底摧毁了正太饭店商业经营方式。正太饭店经营餐饮住宿业务的辉煌历史终结了,驻扎在正太饭店里的国民党抗日牺牲大同盟成员也各奔东西。“殆二十六年九月下旬,此等干部相率逃亡”。

第三阶段从1937年10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是正太饭店作为日寇第一军兵站部后勤供应基地,以及被日伪时期铁路管理机关办公场所占用阶段(见图3)。 


图3:石家庄沦陷时期的正太饭店。照片中可见正太饭店门前围挡的麻袋包工事、停泊的小轿车、巡逻的日本兵。(照片来源:近代中日关系文献与抗日战争日文史料收藏家张志斌收藏的《驻石侵华日军相册》)

1937年10月9日,日军攻入石家庄。10月10日,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在火车站和正太饭店门前,举行入城仪式。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部,曾驻扎于正太铁路管理办公大楼,第一军兵站部曾驻扎于正太饭店。1939年4月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之前,华北铁路由日军军部实行管制,后来日军将铁路管理权移交给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第一军兵站部也陆续将正太饭店建筑部分空间的使用权,移交给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出张所。石家庄铁路出张所日方长官筱原惠、石家庄铁路警务段日方长官月野胜接管这座建筑后,其铁路机构还有一些变化调整,即1940年5月石家庄铁路出张所被裁撤,所辖事务移交石门铁路监理所,1944年成立石门铁路局。无论其机构如何变化,日本侵略者控制的铁路管理机关却一直在这座建筑内办公。

石家庄沦陷后,正太饭店的经营业务终止,所以《石门新指南》一书已经没有了正太饭店的字眼,该书在介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石家庄出张所和石门警务段时,将其办公建筑所在地,均标注为火车站。 

沦陷时期,侵华日军占据正太饭店建筑的有些影像史料,被日军官兵留存了下来,其中一张正太饭店建筑照片背面记有日文注释佐证。这张照片是从饭店建筑的东南方向拍摄的,饭店建筑门口右侧停放着一辆小轿车,门口左侧堆放着沙袋掩体工事,远处站立着一个双手插腰的日本军官。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近代日本侨民史研究专家万鲁建博士,译读照片背后日文记录的内容大意为:“石家庄火车站旁边的正太饭店建筑,现由军方使用,作为主地兵站部,即为华北方面军驻屯地石家庄从事各种食宿以及力夫等事情的基地兵站,是主要后勤补给基地。铁路区役所和警察所之地,十军(应为第一军)工作之地。”

第四阶段从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至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是正太饭店这座大楼作为冀晋铁路局警察处所在地,以及作为国民党驻军核心防御工事的阶段。

抗战胜利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指派河北省第十一区专员高挺秀,接收“伪真定道公署”和“伪石门市政府”。国民政府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接收了石门铁路局,并成立了“交通部平津区石家庄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1946年3月在太原成立了“交通部晋冀区铁路管理局”。据中共冀晋区四地委城工部编写的《蒋管石门调查》记载,交通部晋冀区铁路管理局下属驻石办事处,设在车站北面吴公墓陵园内,铁路管理局警务处设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大楼内。另据中共冀中十一分区地委联络部的调查,该警务处约有400人,他们把正太饭店作为驻地,并无多少实际战斗力。

国民党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将正太铁路管理局行政办公楼作为司令部,称为“军部大楼”,正太饭店这座大楼建筑则被当作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军事防御核心要地。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清风店战役被歼灭后,在石家庄留守的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则把正太饭店与大石桥作为了最后死守石家庄的核心工事,不断予以防御加固。在正太饭店建筑核心工事里,驻守的国民党军是第三军三十二师94团长朱剑征,以及他所带领的部下1500多人。 


图4: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攻占石家庄核心工事正太饭店的情景。(照片来源:《东北画报》,1948年第30期)

正太饭店这座建筑在作为军事核心防御工事的阶段,便已面目全非。该建筑楼内,门窗被堵上沙袋,楼道走廊也搭起了各式掩体;楼外设置了碉堡、围墙、壕沟、铁丝网等;在大楼建筑的地下室,挖掘了与大石桥相通的暗道。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三十团政治委员王海廷,在《解放石家庄战斗忆事》中回忆说,“正太饭店等坚固建筑群灰蒙蒙一片,这就是石家庄守敌的最后巢穴,所谓‘核心阵地工事’。”正太饭店这座建筑作为国民党三十二师坚守的军事堡垒,成为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最后一个被攻克的据点。

新中国成立后,正太饭店这座建筑一直未再恢复其原旅店和饭店对外服务的功能,曾先后作为石家庄铁路分局办公场所、职工单身楼(石铁第八单身宿舍),还开办过幼儿园,出租为货运仓库等。

总之,正太饭店这座建筑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功用,由于作为经营餐饮住宿的17年业绩最为精彩辉煌,所以,人们一直把这座建筑遗存的前世今生统称为正太饭店。 


跬步千里

被误读的所谓正太饭店背影照片

刊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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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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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正太饭店东立面正门,由于早已家喻户晓了,所以这张照片的出现,被一些人误读为石家庄正太饭店的背影。

近年在一些文章中、网络上时常出现这幅照片,被称为石家庄“老古董”,而且还被编入画册,以“石家庄印象”“城市的巨变”系列画片的形式,印刷和绘制在石家庄一些大街小巷的宣传栏里。有人还将它称为石家庄的“老字号”,“石家庄记忆中的老照片”,并把它作为“谁说石家庄没历史”的论证依据。那么,这张所谓正太饭店的背影照片到底是不是正太饭店呢?

答案既是,也不是。可以说,它是一张“一差二错”的历史照片。因为它确实...

刊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2期



李惠民

 


众所周知的正太饭店东立面正门,由于早已家喻户晓了,所以这张照片的出现,被一些人误读为石家庄正太饭店的背影。

近年在一些文章中、网络上时常出现这幅照片,被称为石家庄“老古董”,而且还被编入画册,以“石家庄印象”“城市的巨变”系列画片的形式,印刷和绘制在石家庄一些大街小巷的宣传栏里。有人还将它称为石家庄的“老字号”,“石家庄记忆中的老照片”,并把它作为“谁说石家庄没历史”的论证依据。那么,这张所谓正太饭店的背影照片到底是不是正太饭店呢?

答案既是,也不是。可以说,它是一张“一差二错”的历史照片。因为它确实是正太铁路修建的饭店,产权归正太铁路局所有,但它不是石家庄正太饭店,这是“一差”。

“二错”是指这张照片并非石家庄“正太饭店”的背影照片。在上个世纪20年代,正太铁路在两个终点车站石家庄和太原,分别修建了两个高档豪华饭店,1920年11月1日石家庄站的“正太饭店”开业,1925年8月太原站的“山西大饭店”开业。这张照片是太原站“山西大饭店”的正面照片,因山西大饭店的产权关系影响,民国时期媒体报道中,时常把太原站的山西大饭店也称为正太饭店。石家庄和太原两个正太饭店,可能就是后人产生混淆误读的原因之一。民国时期的石家庄“正太饭店”,建筑平面结构呈凹型,并非日字型,建国后正太饭店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可能这也是导致某些不十分了解正太饭店建筑结构变迁的人,将此照片误读为石家庄正太饭店背影的一个原因。

原文《被误读的三张民国石家庄历史老照片》见《文史精华》2020年第2期

跬步千里

民国时期正太饭店的逸闻轶事(上)

《民国时期石家庄图影辑考》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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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晚报》2021年03月21日

□特约撰稿/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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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饭店位于站前街,正太火车站票房北侧。这张照片由外国记者拍摄于1920年年底,当时地冻天寒再加上饭店刚开业不久,门前冷落车马稀。冷清的饭店门前,停放着4辆等待拉客的人力车,车夫躲到饭店门里避寒。这是正太饭店开张营业后,目前看到的最早一张照片,来源于1924年9月由刘仲儒创办的平民小报——《新天津报》,此照片1930年在该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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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太饭店东侧出入大门,从门前树木花草枝繁叶茂的情况判定,拍摄于夏季。在饭店东侧正门的二楼阳台上悬挂着“正太饭...

《民国时期石家庄图影辑考》之十二,


《燕赵晚报》2021年03月21日

□特约撰稿/李惠民


■正太饭店位于站前街,正太火车站票房北侧。这张照片由外国记者拍摄于1920年年底,当时地冻天寒再加上饭店刚开业不久,门前冷落车马稀。冷清的饭店门前,停放着4辆等待拉客的人力车,车夫躲到饭店门里避寒。这是正太饭店开张营业后,目前看到的最早一张照片,来源于1924年9月由刘仲儒创办的平民小报——《新天津报》,此照片1930年在该报上发表。


■这张照片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太饭店东侧出入大门,从门前树木花草枝繁叶茂的情况判定,拍摄于夏季。在饭店东侧正门的二楼阳台上悬挂着“正太饭店”牌匾,饭店一楼的出入大门和二楼阳台都安装了防蚊蝇的纱门。照片来源于1930年《时代》杂志第9期。

  正太饭店是民国时期石家庄最大、最豪华、最知名的高档酒店,也是本市近代历史上独具一格的地标性建筑,2008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1920年11月1日开业,到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止,作为服务行业正太饭店先后共经营了17年。正太饭店在这17年商业经营服务活动中,除了发生过一些震惊地方的大事要闻,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兹择选几例略述如下,以飨关注正太饭店历史的读者。

  正太饭店经营团队的业绩与琐事

  从1920年11月1日起,正太铁路局签约将正太饭店这栋建筑正式交付给了陈玉山承租经营。正太饭店开张营业后,在陈玉山为首的商业团队筹划经营下,风生水起,蓬勃兴旺。几年下来,正太饭店一跃成为了石家庄食宿行业的顶级企业,具体掌管正太饭店业务的执行经理张子真,很快也坐到了石家庄“饭商同业公会”主席的位置。

  正太饭店总经理陈玉山何许人也?他是中国最早一批开拓铁路餐饮业的经营管理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玉山除了承包石家庄正太饭店和太原山西大饭店的所有食宿业务之外,他还包揽了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全部餐车膳食业务。陈玉山不同于中国传统饭店经营者,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仿效西方现代商务管理经验,并运用到自己餐饮酒店的管理实践之中,一方面继承发扬了京城皇家传统菜肴的精粹,另一方面又吸纳和引进西餐制作的技艺。陈玉山率领的餐饮经营团队,1919年就曾以京汉铁路餐车食堂的名义,在北京“西绅俱乐部”大胆尝试承办过“赛马场食堂”。举办此类赛事的餐饮服务方式,既有中式快餐,亦有咖啡茶点、西餐洋酒等,取得了为中外观众提供便捷餐饮服务的经验。在创办铁路餐饮业的经营实践中,陈玉山商业团队积累了一些中西餐饮相互结合的服务经验,逐步确立了综合周全服务的理念。1930年陈玉山还在北平东交民巷开办了一家“利通饭店”,专为中外贵宾提供高档次的食宿服务。该饭店除了拥有专做欧式菜品的厨师,亦有招待殷勤、伺候周到的仆役;该饭店的升降电梯快捷平稳,下榻客房宽敞整洁,入住宾客还可以在屋顶花园散步观景,眺望四处,一览无余,赏心悦目。在正太铁路正式收归国有之后,从1933年7月1日起,陈玉山再次与正太铁路管理局续签三年协议,以每年1800元租金继续承租正太铁路运营的六个旅客餐车,以每年各付4500元租金继续承租石家庄正太饭店和太原山西大饭店。

  陈玉山下属的正太饭店经营团队中,不仅拥有烹饪技艺高超的厨师,还有粗通英文或法文的服务员,以及经营管理卓著与服务信誉俱佳的团队。当年正太饭店招聘工作人员的基本前提条件是粗通外语,例如,正太铁路饭店在石家庄招聘的工作人员任国瑞,招聘前曾有学习法语的经历。聪明伶俐、头脑机灵的任国瑞,在正太饭店工作的数年间,不仅运用法语的能力和水平迅速提高,而且还发现了正太铁路系统招工对法语教学市场的需求。于是,任国瑞从正太饭店辞职,创办了一所私立法语学校,他自编教材《中法会话和语法》,专门教授学员日常用语和一些铁路专用语。学员们经过在任国瑞的法语学校集中学习训练后,再被推荐介绍到正太铁路工作。所以,经过培训的学生具有了应聘铁路员工的优越条件,后来许多人都成为了会说一般日常法语的正太铁路工人。

  正太饭店的员工群体,专业技能素养水平较高,不仅见多识广,而且相比一般饭店员工的薪酬高,也乐善好施。1936年11月各地支持和声援绥远抗战的募捐中,正太饭店员工李梦人、陈予廷各捐献20块大洋,朱荪仲、陈少珍、邬俊贤、陈良伟各自捐献10块大洋,充分表现了正太饭店员工的爱国主义热情。

  但是,作为正太饭店高档服务业的下层仆役员工,不仅当值时间长,体力消耗大,而且承受着各种竞争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员工相互之间难免会因工作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在正太饭店工作的刘姓、崔姓服务员,都是经理从北平带来的,均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1934年8月9日下午,两人因工作矛盾发生了口头争执,最后演变成斗殴伤人事件。事发在正太饭店大厅,当时饭店执事不在场,其他员工因不知二人争执爆发的缘由,故未能及时制止。矛盾激化后,刘姓员工手持一把利刃,猛然刺向崔姓员工,因崔姓员工躲闪不及,被利刃刺中腹部,当场倒地。被刺的崔姓员工因伤势过重,昏厥过去,不省人事,其他员工见此,才急忙赶上前来,遂将行凶者刘姓员工按住,并急忙报告了饭店执事。执事赶到后,立即将伤者送入正东街的惠民医院抢救。由于医生救治及时得法,立即实施了手术,最终挽回了伤者性命。

  鉴于斗殴伤人事件严重影响正太企业声誉,饭店执事为了息事宁人,未向警局报案。而是将行凶的刘姓员工暂时关押于饭店仓库,自行进行了悄无声息地内部处理。当报社记者闻讯赶到正太饭店时,二人搏斗现场已经没有任何痕迹。执事要求员工三缄其口,媒体采访询问多人,也没有得到什么线索。记者不甘心,便深入医院病房,打探伤者信息,结果被医生拦在门外。医生称伤者需要静养,直接拒绝了接见和采访,记者最终未得其详,只能无功而返。

  1931年的正太饭店躲过一次东北军的飞机轰炸,但仍有一名正太饭店茶役,在此次轰炸中被炸死。7月23日凌晨,飞机抵达石家庄轰炸正太饭店时,阴错阳差,鬼使神差,错判方位,使正太饭店幸免于难,而与正太饭店仅隔一条铁路的金台旅店,却因被误炸,荡然无存。当时,恰巧正太饭店的这位茶役到金台旅店送信,刚刚抵达旅店门口,金台旅店便被落下的两颗炸弹命中,这位茶役不幸遇难,这实在令人为其扼腕叹息。

  (未完待续)

跬步千里

民国时期正太饭店的逸闻轶事(下)

《民国时期石家庄图影辑考》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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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晚报》2021年03月28日

□特约撰稿/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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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太饭店北楼的西楼头。照片上除了有正太饭店锅炉房的烟囱,还将最北侧的二楼阳台栏杆摄入镜头,在西楼头的墙上书写着“正太饭店”中法两种文字标识。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10月,日军土肥原部三面围攻石家庄,正太饭店西侧墙上留下了被炮击的痕迹。照片来源于《抗战建国大画史》1948年4月第1期。


  非达官名流不能入住正太饭店吗

  正太饭店这种档次规格的酒店,虽在京津沪各大城市中数不胜数,而在当时的内陆新兴城市石家庄却是最大、最豪华、最知名的高档酒店,其服...

《民国时期石家庄图影辑考》之十二


《燕赵晚报》2021年03月28日

□特约撰稿/李惠民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太饭店北楼的西楼头。照片上除了有正太饭店锅炉房的烟囱,还将最北侧的二楼阳台栏杆摄入镜头,在西楼头的墙上书写着“正太饭店”中法两种文字标识。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10月,日军土肥原部三面围攻石家庄,正太饭店西侧墙上留下了被炮击的痕迹。照片来源于《抗战建国大画史》1948年4月第1期。

 

  非达官名流不能入住正太饭店吗

  正太饭店这种档次规格的酒店,虽在京津沪各大城市中数不胜数,而在当时的内陆新兴城市石家庄却是最大、最豪华、最知名的高档酒店,其服务业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市独一无二。民国时期,石家庄正太饭店接待过许多军政要人及社会名流,凿凿可据,毋庸置疑。但也绝对不是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必须是法国贵宾、军界首领或者官僚巨商,级别低的商人即使有钱也无法入内。”正太饭店作为一家承包租赁下来的民营服务企业,与股份制东家(正太铁路局是最大东家)有承租期限和租金约定,承租商自负盈亏,一般情况下,正太饭店经营者怎么可能会自断财路,拒绝付费入住的客人呢?

  根据承租人陈玉山与正太铁路管理局的协议合同,“承租人须按期缴纳租金,不得拖欠,如有拖欠情事,经路局通知,十五日后仍未照付者,本合同即行作废”。协议合同没有硬性规定饭店接待客人级别或界别的任何要求,只是强调了承租经营者不得更改客房的配置和使用功能,不得擅自变更食宿费用价格。“客房及膳食价目,须经路局核准后,方得实行。并须将价目表广贴饭店之房间、饭厅、饭车,以便众览”。所以说,正太饭店只能由法国贵宾和军界首领或者官僚巨商下榻的说法,是没有史实根据的。

  如果说,正太饭店对入住有硬性规定的话,那就是价格规定,没有经营者拒绝客人花钱入住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开业之初,正太饭店的住宿价格分为四等,优等房间与餐的每日八元;头等房间与餐的每日六元;二等房间与餐的四元;普通房间因用餐不同,费用不等,一般餐费是早茶六角,午餐一元,晚餐一元二角。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太饭店的住宿价格分为每人每日一元二角、二元、三元三种;饭食价目为每人早茶七角,午餐一元二角,晚餐一元五角。

  一般旅客入住正太饭店,主要是基于转车方便等原因,而且多数人就是仅住一宿。譬如,1929年7月,一位从太原回北平的旅客,乘正太列车晚8时抵达石家庄,因当晚没有开往北平的火车,便就近入住了正太饭店。为了第二天及时转车返回北平,这位需要转乘火车的旅客,选择了出入车站方便的正太饭店入住。虽然正太饭店住宿费略高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带着行李到处找旅馆,出站后不用走太多的路,即可入住旅店。而且,入住正太饭店还可以在饭店柜台直接办理车票事务,第二天转乘火车时,进站亦极为方便。根据这位旅客所写的随笔记录,他当晚在饭店吃了饭,让茶房仆役代办一张第二天回北平的二等车票。茶房仆役给他介绍说,第二天没有特别快车回北平,只能坐三等车厢。如果坐车想舒服一些,可以再等一天坐二等车,否则,只能将就坐三等车。上世纪20年代石家庄至北平区间的三等慢车,早晨6时42分从石家庄开车,晚上11时到北平。为了早日赶回家,这位旅客不愿意再多等,于是选择了第二天的三等慢车票。

  虽然正太饭店的地理位置对旅客中转有优越性,但是,并非所有旅客的首选。有的旅客不是单纯因为住宿费昂贵,而是因为距车站太近,不愿意入住正太饭店。譬如,《大公报》记者梁旅雁,1931年到石家庄采访时,便自愿放弃了入住正太饭店。这天晚8时多到达石家庄,原本联系了下榻正太饭店,因考虑这里不便于夜游南大街闹市,于是走出车站,过了大石桥,就入住了大桥街的五洲饭店。

  有些旅客之所以不愿入住正太饭店,或许就是因为住宿费昂贵;也有些旅客则是因找不到其他旅馆,迫不得已才入住了正太饭店。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战乱频仍,各路军队轮换进驻石家庄,导致大小旅馆时常爆满,外地来石旅客,有时竟然找不到住宿之所。譬如,《大公报》记者来石采访,竟因“过往军队太多,各公共场所以及大小旅舍早已人满为患”,记者下车后,连询数十家旅店,竟未能找到一处栖身之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熟人介绍,才在正太饭店找到一个房间。

  正太饭店的百人大餐厅,当时的确是本市其他任何一家酒店无法比拟的。正太饭店具备优越的硬件条件,除了能够安排接待一些规模较大的官方宴席之外,也可以接待私人宴请服务,民间就有在此举办结婚典礼及宴席的实例。譬如,1936年3月1日,正太铁路员工杨扬与高联英的婚礼,便是在正太饭店宴会厅举行的,还邀请了出任正太铁路局局长一职不久的颜德庆先生,担任了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正太饭店发生的谜案

  1926年5月12日晨,时任石家庄警察厅厅长的曹恩培,被发现自杀身亡,成为民国时期石家庄历史上一桩非常离奇的谜案。

  刚刚上任不到半月的曹恩培,5月11日晚上还在正太饭店参加宴会,第二日早上便被发现自缢身亡。这个爆炸性消息传开之后,令无数军政官员和当地士绅们深感震惊,特别是曹恩培自杀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市民们对曹恩培的死表示非常不解,没人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要采取这种离奇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短时间之内各式各样的议论,迅速辗转相传,有些传闻近乎离奇,严重失实。

  有记者调查了解到的消息证实,曹恩培秉性笃实,有多年军旅生涯,带兵打仗颇富经验。媒体报道说,他治理军政,勤奋不懈,处理事情从容不迫,思虑周全。晋升警察厅厅长后,曹恩培更是发奋努力,尽心尽职。另有媒体报道称,曹恩培出任警察厅厅长一职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咸躬亲之,旬日以来,寝食俱废,以致精神恍惚,举止失常”。警察厅的同事则表示,在交往沟通方面,他“素性疏略,未尝措意”。

  5月11日晚上,在全市主要军政要人参加的正太饭店宴席上,曹恩培酒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异常。他的举止怪异,动作令人难以理解,突然抓起筷子乱掷狂抛,出现攻击和伤害他人的行为,见人即殴。宴席上的第一军第三路司令部总司令和参谋长张维良,以及商会首领周维新、常舜卿、魏梦元等人,先后出面当场劝阻。在制止曹恩培时,因躲闪不及,众人均被打成轻微伤。霎时间宴席现场乱作一团,餐桌上其他宾客大惊失色,手足无措。正在众人面如土色惊恐万状之时,曹恩培转头奔出饭店大厅,急若流星,瞬间消失在夜幕之中。

  正太饭店宴会上发生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一幕之后,警察厅遂派人四下搜寻,彻夜寻找,杳然无踪。曹恩培一去不返,无影无踪,直到次日凌晨,搜寻人员才在车站南侧不远的元村树林里,发现了他自缢的尸体。

  鉴于曹恩培从军经历和担任厅长之后所作所为,驻军总司令认定是积劳成疾,心理抑郁而死,情尤可悯。所以,派人妥为安置后事,并拟请从优抚恤。然而,曹恩培作为警察厅厅长,在上任后的十几天里遇到了什么麻烦?出事当晚他在正太饭店到底为何突发神经错乱?以及是否他真的自缢于元村树林?恐怕人们真的永远无法了解其真相了。

  晋系军官在正太饭店谋划的兵变

  从辛亥革命时期组建的燕晋联军至1924年掌控晋军大权,阎锡山在山西经营13年之久,在山西拥兵达10余万。在20年代,山西省军政机关大都集中设于太原府城,各旅团本部亦均安置在省会。阎锡山在太原府新民街为军政长官们建筑了别墅区,每人各赐广厦一所,所以当时阎锡山受到了晋军上层、中层多数军官的拥戴。然而,未得地盘好处,或未得任何优待的部分中下层军官,内心则另有一番滋味,“咸视山西为禁烹”。

  1924年春节前夕,一些驻守京汉线的晋军军官相互串通,联络山西下级军官,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密谋倒阎。他们秘密商定于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在太原省城试图发动起事,引爆兵变。计划首先由步兵五团某营和炮兵营发难,攻占太原军工厂和子弹库,再另外组织五百敢死队,在其后直攻军署。正太饭店的这次密谋会上,还议定了兵变事成后,所推举的山陕巡阅使、师长、旅团长等人选。

  尽管正太饭店的密会非常隐秘,还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走透了风声,使得阎锡山似乎有所察觉和警惕。在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前后三天,阎锡山在整个太原城内布置了万余军人警戒,致使准备起事的五百人的敢死队虽已入城,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动手,在正太饭店谋划的方案未得付诸实施。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1924年3月16日,曾在正太饭店密谋的原班人马,又在太原南十方院(白云寺)聚会,决定当天晚上11时开始行动,凌晨2时发动起事。这次事变计划的更加具体,各部行动规定得更为细致。但是,在事成后推荐的总司令人选上产生了分歧。众人讨论议定河南籍的王营长出任总司令,所有起事官兵一律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是,原本与王营长平素有隙的一位山西籍的周姓营长,对别人举荐王营长不服,内心顿生怨恨。仅为谋一己私利,周姓营长在密会之后,便用无线电话机将行动计划告密给阎锡山。

      阎锡山闻讯有人兵变,立即对涉及人员实施了抓捕。准备起事的官兵尚未分拿到武器,便于晚上9时被围困逮捕。所有涉事下级军官全部被秘密枪毙。此次兵变事件,因阎锡山事先得到密报,没费一枪一弹平息了叛乱,山西省城的百姓无人知晓。知情人限于军令,“禁不敢言”,多年之后,稍有传闻,但“据以相询,仍无敢认者”。据说,经过此次兵变,阎锡山亦患上神经衰弱症,时常失眠难以入睡。


跬步千里

正太饭店接待过的百位要人名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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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02)

  李惠民

  • 河北传媒学院传播与艺术研究所


摘要(Abstract):正太饭店作为民国时期石家庄最豪华的酒店,拥有方便快捷的位置优势、装备现代卓异的服务设施和精良完善的服务品质。国内外不少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到访此地或途经石家庄车站,一般都会选择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或在此会客、用餐、稍息。除《正太饭店与历史要人相关史实钩沉》已论述的九世班禅、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杨宇霆之外,还有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35位军界将领,宋子文、孔祥熙、杨虎城等40位党政官员,以及孟禄、顾颉刚、顾毓琇等20位文教科技专家,也都曾多次...


《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02)

  李惠民

  • 河北传媒学院传播与艺术研究所


摘要(Abstract):正太饭店作为民国时期石家庄最豪华的酒店,拥有方便快捷的位置优势、装备现代卓异的服务设施和精良完善的服务品质。国内外不少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到访此地或途经石家庄车站,一般都会选择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或在此会客、用餐、稍息。除《正太饭店与历史要人相关史实钩沉》已论述的九世班禅、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杨宇霆之外,还有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35位军界将领,宋子文、孔祥熙、杨虎城等40位党政官员,以及孟禄、顾颉刚、顾毓琇等20位文教科技专家,也都曾多次在正太饭店居住、聚会、吃饭。百位要人名流的莅临,凸显了正太饭店的服务品牌,体现了这座西式建筑在民国历史发展中的标志性作用。

关键词(KeyWords): 正太饭店;地标建筑;军政要人;社会名流


正太饭店作为一座百年法式建筑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称为近代石家庄地标建筑之一。正太饭店集餐饮与住宿为一体,曾是民国石家庄最为豪华的酒店。国内外不少军政要人与社会名流,莅临石家庄一般会将正太饭店作为首选的下榻之处。正太饭店到底接待过哪些历史名人?学界对此尚无深入考察和系统梳理,致使一些论著出现了明显的错误说法,拙文《正太饭店与历史名人相关史实钩沉》(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已做考证,不再赘言。如果说在正太饭店住宿、吃饭、聚会均可算作被接待过,那么,除了上述拙文论证的九世班禅、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杨宇霆5位曾下榻正太饭店,此外,正太饭店还接待过其他哪些名流要人呢?兹据笔者所见文献,对1920年至1937年间正太饭店接待过的另外95位要人,分为军界各级将领35位、党政各级官员40位、文化科技专家20位三类,按时间顺序,用编年体,择其要职,略作梳理。

一、正太饭店接待过的35位军界将领

(一)田维勤  田维勤在1926年至1927年曾任14省联军师长、直鲁联军第27军军长、兼豫鄂边防军总司令。1926年3月下旬,田维勤率2师6旅北上进驻石家庄,田总司令本人住进了正太饭店。据1926年4月有关电文记载,“田维勤尚在石,住正太饭店,未在保定。”[1]

(二)靳云鹗  靳云鹗于1927年被推举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与奉军作战。靳云鹗部驻兵石家庄时,为了指挥便利,“已在石家庄正太旅店内设置临时司令部”。[2]

(三)柴云升  柴云升是镇嵩军的师长。1927年6月底,奉军向北撤出石家庄后,柴率部暂住石家庄。镇嵩军师长柴云升,“寓石家庄正太饭店”。[3]

(四)傅存怀;(五)徐永吕  傅存怀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徐永吕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原为冯玉祥部,接受阎锡山改编为第3军)。1927年6月底,奉军退出石家庄,7月18日早6时,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傅存怀所部前锋兵马,占领石家庄京汉与正太的“东西两车站”。7月18日下午15时,国民革命军第3军徐永吕部进驻石家庄,“在正太饭店设立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并出示安民”告示,[4]在街市悬挂青天白日旗。

(六)孙楚  孙楚曾被阎锡山私授为上将军衔,后又被蒋介石和阎锡山任命为北平市警备司令。1927年9月10日,孙楚以晋军军长身份在石家庄召开军事紧急会议,“晋军诸要人在石正太饭店,亦有开会讨论情形”。[5]

(七)陈光欧  陈光欧是蓟榆警备队第一旅旅长,1928年2月4日在石家庄中转,曾“寓正太饭店”。[6]

(八)窦联芳  窦联芳于1925年9月任东北陆军第1师第1旅旅长,率部驻扎石家庄。1928年3月,窦联芳改任骑兵第1军军长,奉命率部加入京汉路一带的作战。1928年3月20日9时20分,骑兵第1军抵达石家庄,窦联芳“暂寓正太饭店”。[7]由于窦部在1925年驻防石家庄时,与当地市民关系处理较好,此次窦部再度入驻,石门社会各界在市政公所联合组织召开了欢迎窦氏大会。

(九)白崇禧;(十)韩复榘;(十一)马福祥;(十二)何其巩  白崇禧于1928年出任西征军总指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于1928年出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马福祥于1928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何其巩于1928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部内防处处长、国民政府北平市首任市长。1928年5月22日晚,白崇禧、马福祥、何其巩由汉口抵达石家庄,先在正太饭店稍息,遂即赴阎行营会商军务达3小时之久,当晚在正太饭店下榻。5月23日早晨,韩复榘从前线乘车抵达石家庄,遂又偕白等人再去阎行营会晤。由于白崇禧允诺即日回汉口调第四集团军三万人加入保定方面助战,韩复榘遂即给冯玉祥发电请示,冯则复电答应拨付列车交由白崇禧使用。在会商达成协议后,“阎即宴请白、马、韩、何于正太饭店”,“畅饮至下午四时方散”。[8]

(十三)李宗仁;(十四)朱培德;(十五)鹿钟麟;(十六)刘骥;(十七)温寿泉;(十八)朱绶光;(十九)方本仁  李宗仁是国民党桂系首领,192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1928年7月1日10时,李宗仁与蒋介石分别各乘一列专车,从郑州出发北上视察。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北路总司令鹿钟麟、第2集团军参谋长兼30军军长刘骥,分别从邯郸、顺德登上北上专列,2日凌晨6时一同抵达石家庄。山西方面指派的温寿泉(晋军军政部长、参谋)、朱绶光(督署参谋长)、方本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在火车站迎接专车的临时停留,安排了所有北上视察人员,“俱下车在正太饭店早餐”和休息,[9]此后开车继续北上。

(二十)赵戴文  赵戴文,字次陇,是阎锡山的军师,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阎出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赵担任了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帮助阎调兵遣将。1928年7月3日,赵戴文以山西留守司令的身份赴石家庄,迎候南返的蒋介石,“在正太饭店谒蒋”。[10]

(二十一)杨耀芳;(二十二)赵承绶;(二十三)李服膺  杨耀芳曾任正定区剿匪司令、晋西警备司令、平磁护路司令、第六军军长。赵承绶曾任陆军第39师师长、晋绥军骑兵司令、军长。李服膺早年从军跟随阎锡山,官至第5军军长。1930年4月22日、23日,杨耀芳、赵承绶、李服膺先后抵达石家庄,“寓正太饭店”,[11]在石迎候阎总司令到来,准备向其请示相关机宜。

(二十四)阎锡山  阎锡山是晋系军阀首领,长期执掌山西军政大权,他既属地方政府高官,又为军界将帅,既属正太饭店频繁接待的贵宾,又算是在此频繁接待外来贵宾的东道主。1930年中期,阎锡山作为反蒋阵营势力的“陆海空军总司令”,在石埠驻扎期间,一直将正太饭店作为行营总部。此时石家庄戒备森严,“正太饭店附近及正太场内,均安有高射炮,以防南军飞机来石”袭击。[12]

(二十五)冯玉祥  冯玉祥在北伐后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1930年在太原各反蒋派别联合军事会议上,冯玉祥被推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中原大战前,冯玉祥与阎锡山约定在石家庄会商军事部署,1930年5月1日晚,阎冯相晤于石家庄火车站正太饭店,对军事互相交换意见。除此次在正太饭店开会,冯玉祥还曾途经石家庄转车,有在正太饭店下榻休息的经历。1931年12月26日,冯玉祥赴京参加中执会,在石家庄中转下车时,受到石门贫民院学校小学生及军乐队演奏的欢迎,驻扎本市的“骑兵师长富占魁,招待(冯)至正太饭店休息”。[13]

(二十六)傅作义  傅作义在中原大战前,任第1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5月19日,傅作义由天津乘专列抵达石家庄,以天津警备司令身份与阎锡山在正太饭店会晤,傅作义表示是“前往请示一切,并就便询前方战况”。[14]会晤后,傅作义在正太饭店对记者发表了与蒋军作战形势的看法。

(二十七)唐生智  唐生智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5路军总指挥。1930年初唐生智下野后,失去军权,曾流亡港澳、新加坡。当阎锡山掀起反蒋中原大战,唐立即电贺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并绕道京津,抵石家庄谒阎锡山。1930年5月29日,阎锡山“在正太饭店为唐生智设晚宴洗尘,宾主甚欢”。[15]

(二十八)白凤翔  白凤翔历任东北军团长、骑兵师长、骑兵军长,国防部参议,抗日先遣军司令等职。1930年9月18日,白凤翔的东北军第1军骑兵第六旅抵达石家庄接防。19日白凤翔本人抵达时,在车站受到石门商会会长张庸池等人迎接,“白氏下榻正太饭店十号”,[16]其骑兵旅指挥部设在井陉矿务局院内。后来该部奉命沿平汉线向南推进,10月26日旅长白凤翔在正太饭店宴请属下各部军官。席间白旅长对部下训勉有加,明令各处人员如有借用本市民间物品者,要如数归还,不得损失丝毫,违者查明,严加处罚。

(二十九)于学忠  于学忠是东北军著名将领,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他历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天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51军军长等,曾多次到访石家庄。1930年11月22日,以东北军第1军军长身份,抵石家庄视察驻军第27旅的防务,“石门商会在正太饭店为于设宴洗尘”。[17]

(三十)石友三  石友三曾任国民政府冀察战区副司令,因反复投机钻营,善变无常,被称为“倒戈将军”。1930年石友三投靠张学良,被授予国民革命军13路军总指挥,占据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1931年7月,石友三又接受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任命,北上进兵对抗张学良。7月21日正午12时,石友三的先头部队攻入石家庄,下午15时大队人马抵达石家庄,石所部“并有六辆汽车,长官均寓正太饭店”。[18]7月23日早晨,“石召集各将领,假正太饭店开干部会议”。[19]张学良所部闻讯,派遣8架飞机前往石家庄,对其实施空袭。

(三十一)商震  商震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河南省政府主席等。中原大战后,山西军队整编,商震任第32军军长。后来,由于获得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商震以奉中央之命为借口,趁机东出河北,拦截石友三部,从而脱离晋系。1931年7月,商震“前率晋军出兵石庄讨石,寓正太饭店”。[20]

(三十二)顾祝同  顾祝同曾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9军军长,1931年5月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当年7月,蒋令顾出任南路集团军第2军团总指挥,率警卫军及陆军1、2、3师北上讨石,很快将石友三所部击溃。1931年8月5日上午,顾祝同与商震等人,曾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商军事善后”。[21]

(三十三)刘健群  刘健群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政处长、兼中央军官学校政治主任。1934年3月8日,乘火车到石家庄,“刘下车后,至正太饭店休息”。[22]当天在石门“第一舞台”剧场,对57军部及109师官佐进行了训话。

(三十四)陈调元  陈调元是陆军上将,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36年陈调元被调至北平,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各驻军授旗,1936年6月22日下午,陈调元到达石家庄时,驻石第53军119师师长孙德荃率数十名部下,到平汉车站迎接。“陈氏下车后,即下榻正太饭店,晚七时应孙师长宴。”[23]24日在石家庄北道岔场内,举行了陈调元授旗仪式典礼。

(三十五)黄显生  黄显生是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他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服务于东北军,深受张学良信任。1936年8月,黄显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者。1936年冬,受张学良委派到河北任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率部驻扎石家庄。1936年11月中旬,黄显生及随员数人先后抵达石家庄,“暂寓正太饭店”。[24]

二、正太饭店接待过的40位政府官员

(一)梁士诒  梁士诒曾任清朝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早在清末就来过石家庄,1907年正太铁路建成验收之时,作为中方代表他主持参与铁路全线验收。民国以后,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国务总理等职务。1921年3月初,梁士诒以慈善团体赈灾督办名义,亲临石家庄勘验灾区灾情,在受灾现场的二三村村落查验一圈后,“遄回石庄正太饭店”。[25]当地社会各界首领,在正太饭店为梁士诒举行了欢迎会,“交觞飞盏,颇极欢䜩。”

(二)虞和钦  虞和钦时任山西省教育厅长,1921年10月特意从北平赶到石家庄,迎接美国教育专家Paul Monroe(孟禄)赴山西考察。10月4日,入住正太饭店,翌日,陪同孟禄考察团一行四人,乘正太线火车奔赴太原。

(三)吴雅晖;(四)邵力子;(五)张群;(六)陈绍宽;(七)吴忠信;(八)陈布雷;(九)陈立夫;(十)吴思豫;(十一)周佛海  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后, 1928年7月2日凌晨6时,蒋介石北上视察专列抵达石家庄。此次陪同北上视察的重要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雅晖、中央委员邵力子、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张群、第1舰队司令陈绍宽、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吴忠信、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陈布雷、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吴思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等人。他们在石家庄车站,“俱下车,在正太饭店早餐”。[26]

(十二)刘镇华  刘镇华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职。1929年6月8日,从石家庄赴晋,与阎锡山等人接洽有关时局问题。6月16日早晨,刘镇华等返程抵石家庄,在“正太饭店早餐”。[27]

(十三)何成浚  何成浚于1929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29年8月2日,赴太原途经石家庄,因正太路部分路段山洞被雨水侵渗,专列在深夜难以开行,当晚入住正太饭店。[28]

(十四)徐永昌  徐永昌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时,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他说,“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1929年8月,徐永昌由绥远省主席改任河北省主席,多次进驻石家庄,下榻正太饭店。1929年9月4日夜22时,徐永昌途经石家庄,当晚“寓正太饭店”。[29]

(十五)谢宗周  谢宗周曾任平汉路局长、晋绥兵工筑路局长兼总工程师、晋冀区铁路管理局局长。他多次下榻正太饭店,1930年4月15日,曾以平汉铁路局长身份,在石家庄接受石门运输处的接待,“在正太饭店欢宴”。[30]

(十六)吕咸  吕咸曾先后出任过河北省工商厅长和建设厅长、江西省民政厅长、中央银行国库局长。1930年4月22日,以河北省工商厅长身份,由北平赴太原商谈公务,途经石家庄,曾“下榻于正太饭店”。[31]

(十七)覃振  覃振曾担任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长、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等职务。1930年7月25日下午18时,以北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代表身份,抵达石家庄慰劳前线将士。在石家庄下车后,因身体微感劳顿,“下榻正太饭店,略资休息”。[32]

(十八)汪精卫;(十九)陈公博  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曾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汪精卫与冯、阎、李各派军阀联合反对蒋介石。陈公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脱党后加入国民党,曾任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组织部长等职。1930年8月4日,汪精卫、陈公博等20余人乘坐平汉专列抵达石家庄,与阎锡山举行会晤。在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后,汪和陈一行分别乘坐“6辆机车同赴正太饭店”入住。[33]

(二十)王懋功;(二十一)朱华;(二十二)汪文玑 王懋功是正太铁路接收委员会委员长、正太铁路局长。朱华是正太铁路接收委员会委员、正太铁路副局长。汪文玑历任铁道部参事、交通部参事、国际交通审查委员会委员、铁道部监视委员等职。1932年10月25日,举行正太铁路接收典礼后,王懋功、朱华、汪文玑与参加典礼的贵宾一同合影留念,摄影礼成,“铁路职员陪同来宾与法藉职员,至正太饭店聚餐”。[34]正太饭店原本系正太铁路固定资产,在法方掌管时承租出去,将正太铁路全部资产收归国有之后,由正太铁路局与承包商陈玉山签定租赁合同。正太铁路局长在承租经营的正太饭店招待客人、用餐或入住,同样也需付费挂账。

(二十三)杨永泰;(二十四)何竞武;(二十五)何应钦;(二十六)黄绍雄;(二十七)杨杰;(二十八)宋子文;(二十九)罗文干;(三十)杨虎城;(三十一)张继;(三十二)张厉生  杨永泰是政学系首领及蒋介石首席智囊,1933年3月9日,他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何竞武、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雄、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等,陪同蒋介石北上石家庄,处置热河沦陷之后的华北政局。在石家庄停留的5天期间,蒋介石除了在正太饭店开会、吃饭,为了便于办公,仍居于专列上,随行官员和来宾则在正太饭店栖身休息。“当地机关为备正太饭店行辕,蒋氏则愿仍居车上,便于办公,饭店则作来宾栖息之所。”[35]此行同住正太饭店的随行官员和来宾,还包括有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张继、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委员及天津特派员张厉生等。杨虎城此次莅临石家庄,是主动请缨抗日。据报道说,“陕主席杨虎城于九日抵石门谒蒋,请出兵抗日,蒋因防务重要,似未允所请”。[36]据蒋介石日记证实,3月10日下午蒋在石家庄会见了杨虎城。“下午会次辰、虎城,与之各制谈话。”张继、张厉生此次入住正太饭店,则是以地方党务负责人身份赴石门谒蒋,12日他们俩不仅陪同蒋介石参加了由河北党部在石家庄发起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活动,在纪念大会上张继、张厉生分别先后致辞,而且出席了中午在正太饭店举行的宴会。

(三十三)孔祥熙  孔祥熙是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的官员,曾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1934年6月30日,在华北视察各地财政情况时,曾途经石家庄,在正太饭店用餐和休息。他乘坐的平汉列车抵达石家庄时,在车站受到正太铁路局局长王懋功、山西方面前来迎接的代表以及石家庄地方官员社会各界代表的欢迎,在正太饭店用早餐。“孔在正太饭店略休息”,[37]并对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发表了演讲后,乘坐晋省提供专列赶赴太原。

(三十四)朱霁青  正太铁路局长王懋功辞职后,铁道部令副局长朱华升任,朱力辞不就,铁道部改任朱霁青为局长。1935年1月7日,朱霁青抵石,出任正太铁路局长一职。正太铁路副局长朱实秋及各处处长,当晚在正太饭店设宴,为朱霁青洗尘。朱霁青的随行人员亦同车来石,“均下榻正太饭店”。[38]

(三十五)谷钟秀  谷钟秀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井陉矿务局长。1935年9月18日,河北省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谷钟秀及副委员长等7人,由省会保定乘火车抵石家庄,对井陉矿务局进行废除局长制实行委员制的改组,“下车后,即赴正太饭店休息”。[39]

(三十六)颜德庆  颜德庆曾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底新任正太铁路局长。12月27日,颜德庆抵石,上任正太铁路局长,正太路局各部处长到车站欢迎。颜德庆下车后,“即到正太饭店略事休息”。[40]

(三十七)王树常;(三十八)王树翰;(三十九)莫德惠;(四十)刘熙众;  

王树常是东北军元老,曾任张学良部第十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卫戍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王树翰是奉系重臣,曾任吉林省省长、国民党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密切合作者之一,曾任奉天财政厅长代理省长、北洋政府农工部总长,为东三省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刘熙众曾任第三路军韩复榘总司令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山东省政府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在王树常、王树翰、莫德惠、刘熙众四人假道太原,赴西安参与事变处置,不料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于是他们四人遂由太原返归,再次途经石家庄。王树常、王树翰、莫德惠、刘熙众四人于12月26日晚乘火车离开太原,27日早9时抵达石家庄,“在正太饭店小息”。[41]

三、曾在正太饭店下榻过的20位文教科技专家

(一)颜文初;(二)佘柏昭;(三)刘春泽;(四)张时英;(五)叶青眼;(六)詹菊似  颜文初是菲律宾华侨教育家,任菲律宾马尼拉中西学校校长。佘柏昭是菲律宾怡朗市华侨商业学校校长。刘春泽是菲律宾宿务市华侨商业学校校长。张时英是菲律宾马尼拉中西学校教导主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叶青眼是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公学校长。詹菊似是菲律宾马尼拉中西学校教员。1921年5月21日,由颜文初、佘柏昭、刘春泽、张时英、叶青眼、詹菊似6人组成的菲律宾华侨教育考察团,乘京汉线列车到石家庄,当晚入住了正太饭店。据考察团日记纪录,“爰寓正太饭店。该饭店为新式洋楼,整洁华丽,招待周到。”[42]

(七)PaulMonroe孟禄;(八)王卓然;(九)王文培;(十)汤茂如;  PaulMonroe中文名叫孟禄[美],是美国教育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院长。教育家王卓然是“九三学社”发起人,曾任奉天省教育厅视学,并获官费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回国后被张学良聘为东北大学教授。王文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教授、外国语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汤茂如,字梦若,是留美归国的教育家,历任北平民国大学教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城市教育部主任兼总务部主任、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教务主任。1921年10月4日,王卓然、王文培、汤茂如陪同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赴太原考察时途经石家庄,当晚入住正太饭店。“我们下车之后,住在正太饭店。这所饭店是完全西式,非常讲究。不料这一个孤僻的地方,竟有这样一个阔的客栈”。[43]第二天早晨,考察团一行在正太饭店用早餐,西洋式酒店的大餐厅,让美国教育专家孟禄博士对正太饭店颇感称心。

(十一)顾颉刚  顾颉刚是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他39岁时,作为燕京学社研究员,参加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到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调查古物古迹,石家庄作为其中一站。1931年4月5日,顾颉刚从定县乘坐平汉列车,上午11时到达石家庄,“下榻正太饭店”。[44]据《辛未访古日记》记述,顾颉刚当天中午在饭店用餐,下午参观瞻仰了辛亥烈士吴禄贞墓,考察了石家庄文物市场及古玩店铺。晚餐,他选择了明盛饭店。睡觉前,在正太饭店享用了浴室洗澡。

(十二)维诺;(十三)巴勃里;(十四)台沙打  1932年10月25日,举行了正太铁路收归国有的接收典礼,法国方面指派的总工程司兼移交代表玛尔丹,因公回国,由正太代理总工程司[法]维诺、正太总机厂长[法]巴勃里、正太总会计师[法]台沙打等,参加了交接典礼仪式,并参加了当日中午在正太饭店举办的招待宴会,“礼成后,假正太饭店聚宴”。[45]

(十五)彭济群;(十六)李书田;(十七)徐世大  彭济群是留法科学家,曾任中央观象台气象科长、北京中法大学数学教授、辽宁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等职。李书田是留美博士,被聘为北洋大学工学院长和教授,是中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水利学家。徐世大是华北水利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技术长。1935年6月15日,滹沱河灌溉工程举办了开闸放水典礼,参加典礼的彭济群、李书田、徐世大等各界代表,抵达石家庄,“正太饭店设有招待处”,参加完第二天典礼,返回当天即“宿石家庄正太饭店”。[46]

(十八)顾毓琇;(十九)张子舟;(二十)王钊志  顾毓琇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他还是清华大学工学院以及国立音乐院、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创始人。1937年5月23日,正太路井陉支线举行通车典礼时,主办方除邀请了各地官员,还专门邀请了教育科技界专家学者,例如清华大学顾毓琇、南开大学张子舟、农学院王钊志、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罗振英等专家等社会各界名流参加。贵宾们来回往返途经石家庄时,安排“下榻正太饭店”。[47]

上述正太饭店接待过的95位要人名流,再加上《史实钩沉》一文考证的5位,共计百位。其实,正太饭店接待过的要人名流何止于此,有些民国军政要人、社会名流确实曾到访石家庄或途经此地,譬如吴佩孚、孙传芳、蒋百里等人,似乎都应该有入住正太饭店的经历,但限于笔者所见文献,尚未寻得相关明确记载,只能缺失,故遗漏在所难免。另外,有些要人曾数次下榻正太饭店,本文仅只列举其一。所列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官阶及地位,随时间前后有所变动,仅以时任官阶职位称之。许多人绝非一个官衔和职位,其军政界别又难以严格区分,故只能粗略划之,不当与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补充。


参考文献(References):略

原文详见《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 v,23;No.126(02)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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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千里

正太饭店与历史要人相关史实钩沉

刊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李惠民(河北传媒学院 传播与艺术研究所 石家庄,051430)

摘  要   正太饭店是有百年历史的西式建筑及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近代石家庄曾经最豪华的酒店,不少军政要人莅临石家庄时,都会在正太饭店下榻。吴禄贞作为山西巡抚和北洋六镇统制,在石家庄停留7天的下榻之处,是车站站长室,而非正太饭店。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孙中山和宋教仁不可能有下榻正太饭店的经历。先后三次在石家庄中转的九世班禅,由于有住庙不住店的讲究,负责接待地方官员只得对正太饭店客房内部装饰做一...

刊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李惠民(河北传媒学院 传播与艺术研究所 石家庄,051430)

摘  要   正太饭店是有百年历史的西式建筑及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近代石家庄曾经最豪华的酒店,不少军政要人莅临石家庄时,都会在正太饭店下榻。吴禄贞作为山西巡抚和北洋六镇统制,在石家庄停留7天的下榻之处,是车站站长室,而非正太饭店。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孙中山和宋教仁不可能有下榻正太饭店的经历。先后三次在石家庄中转的九世班禅,由于有住庙不住店的讲究,负责接待地方官员只得对正太饭店客房内部装饰做一些必要的变通处理。蒋介石和张学良曾多次到访石家庄,也曾多次在正太饭店居住、开会、吃饭,但要说九一八事变前蒋与张在正太饭店秘密商定不抵抗政策,则缺乏史实证据。

关键词   正太饭店;吴禄贞;孙中山;九世班禅;蒋介石与张学良

 

正太饭店是由正太铁路局修建的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西洋建筑,一直被视为近代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2008年10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太饭店坐落在原石家庄火车站票房北侧,从1920年10月开业,至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该建筑作为餐饮业经营先后历时17年(关于正太饭店修建时间请参阅拙文.近代内陆新兴城市西洋建筑的境遇—正太饭店功能结构的嬗变)。作为近代石家庄曾经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民国时期不少军政要人与国内外社会名流莅临石家庄时,都会把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关于正太饭店到底接待过哪些历史名人的问题,学界尚无人作全面考察和系统梳理,但近年出现了一些明显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说法。譬如,有的历史读物说,“吴禄贞就是在正太饭店里联络晋军,组成燕晋联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考察中国铁路,途经石家庄也下榻于此。”“九一八事变前五天,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专列曾开到这里(石家庄正太饭店)进行秘密会晤,可以说‘不抵抗’政策是在这里商定的。”[1]有专门研究正太饭店建筑特色的论文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等军政大员”。[2]有专门研究历史文化遗存的专著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胡汉民等军政大员”。[3]那么,上述见解的依据何在?为澄清史实,避免以讹传讹,兹对上述史实考证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吴禄贞的指挥部是否设在正太饭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总之,吴禄贞下榻之处是车站的平房,而非车站北侧的楼房;是车站的站长办公室,而非车站的饭店旅社。当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并没有开办饭店旅社,仅有的一座法式楼房,即被英美烟公司所租用,该建筑当时尚不称作正太饭店。

二、孙中山与宋教仁是否曾下榻正太饭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其实,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所以,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21日返程途经石家庄的下榻之处,无论在哪里休息,可以肯定不会是正太饭店。1913年2月,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于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更不可能下榻1920年才开办的正太饭店。

三、九世班禅在正太饭店受到何种礼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由于中央北京政府给予九世班禅隆重礼节待遇,在沿途采取了极高规格的迎待。不仅在车站搭建了彩牌楼,在月台之外道路都用黄土或黄布垫道,而且京汉铁路部门对班禅专列行驶路线采取了极为特殊接待措施,专列上的侍从一律穿着西服,车站上军警林立。据北京《社会日报》报道,“所有班禅经过之路线,除本路各车,届时一律停驶外,昨复电达各军长官,所有关于军事之列车,一律让候”。车站内外,所有行人车马,一律限行。班禅一下火车,站台上军乐队便演奏开始。前来迎接的地方各级官员,见到班禅,先是脱帽三鞠躬,然后献上“哈达”。总之,九世班禅是正太饭店接待过的级别最高的宗教界领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标准,此前在石家庄从来未曾有过。

四、蒋介石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从3月8日至12日蒋介石的行踪可见,他先在石家庄设置了暂时行营,其行动则均为临时决定,任何人皆无法预知。此次蒋介石北上处置华北局势,行营设在哪,事前并不确定。《大公报》曾报道说,3月10日在新乡成立的中央党部华北办事处,因“以蒋委员长现时驻节石庄,统率华北军事,为办事处便利起见,拟由新乡北移。拟议中之地点为石庄、保定、北平三处”。3月12日下午,蒋介石前往保定,把行辕向北转移,结束了石家庄5天的临时行营。此后蒋介石驻节保定13天,主持处理华北军政事务,一直到3月24日,才由保定乘坐飞机抵达北平视察。在北平仅一天,3月25日早晨5时,即乘飞机又返回保定。25日上午10时,从保定飞回南京,结束了此次18天的北上行程。

五、张学良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由上可见,张学良作为军事指挥官,曾在石家庄居住,但是在正太饭店下榻次数不多,在正太饭店的主要活动是开会、晤谈、用餐。

六、蒋张是否在正太饭店举行过不抵抗密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篇此处内容有删节,删减内容你懂的。详见《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和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因为正太饭店曾接待过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把他们二人“不抵抗”的历史责任与正太饭店挂钩关联,这两者卯不对榫,毫无关系。

(注释略)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饭店业

核心提示: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在石家庄从事餐饮行业的人员明显增加,使市民平时就餐的便捷化程度大为提高。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比较著名饭店有9家。20世纪40年代初,在石家庄注册登记的饭店有54家。正太饭店在民国时期一直是石家庄最为豪华的饭店。为了适应城市不同食客的需求,各大饭庄先后引进了南菜、北菜等各种地方风味的菜肴。“石门之饭馆,可分为京保、江南、山西、清真、本地等五派”。

○早期饭店服务业的产生 

      1902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村时,最早的服务行业就开始产生了,当时针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批的筑路人员。为了给工人...

核心提示: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在石家庄从事餐饮行业的人员明显增加,使市民平时就餐的便捷化程度大为提高。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比较著名饭店有9家。20世纪40年代初,在石家庄注册登记的饭店有54家。正太饭店在民国时期一直是石家庄最为豪华的饭店。为了适应城市不同食客的需求,各大饭庄先后引进了南菜、北菜等各种地方风味的菜肴。“石门之饭馆,可分为京保、江南、山西、清真、本地等五派”。

○早期饭店服务业的产生 

      1902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村时,最早的服务行业就开始产生了,当时针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批的筑路人员。为了给工人、监工、工程技术人员、洋人职员提供一些生活便利和日用品,极为简陋的饭店、食品店、百货店应运而生。1903年卢汉铁路部分区段通车后,此时石家庄火车站有了卢汉线上下车的乘客,也就有了随车叫卖“售卖零物”的小贩,为了方便南来北往的游人,当年石家庄村里也出现了数家饭店和旅店。

       1903年10月正太铁路开始勘测施工建设,石家庄村东作为正太铁路起点站,不仅是施工队伍的大本营,又是施工设备和器材的集中总站,这里汇聚了大批铁路建设者,为此服务的饭店、食品店等日渐增多。特别是1907年正太路通车后,中转流动旅客大涨,石家庄流动人口倍增,于是“始渐有商民来往”,而《石门指南》所记述的“商贾云集,渐形繁华”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由于一批负责铁路修建的洋职员和洋人专家们驻扎在石家庄,他们日常习惯食用的洋食品等在中国的店铺里不容易购得,如果从天津邮购大量食物极不方便不说,花销也太大。于是有些精明的洋人看到了这种需求,便开始在石家庄经营起了专为洋人服务的酒店、食品店等。据1904年5月《东方杂志》刊载的《直隶总督袁咨行各省会商订立售卖洋人需用食物章程文》记述,法国商人“保各拉在获鹿县属石家庄开设洋酒铺生理”,专卖进口洋食品的酒店和商铺。

○洋人开设的酒店被强行关闭

       1903年在石家庄首批租房开酒店和西餐馆的洋商,其经营规模都不大,就是从事出售“洋酒面包零星物件”等小生意。据《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记载,其中,法国商人经营的西餐馆占房8间,意大利商人经营的西洋酒店占房13间,拥有资本4927元。

       由于石家庄不属于对外开埠通商的城市,外国商人在此的这种经营行为,明显与中外约章不符。但是,法国领事对于法国人在石家庄开设酒店的行为不以为然,他觉得能有法裔商人在此设店,为修建正太铁路的法籍人员提供在中国店铺内不易购置的外国常用食物等,此事对地方有益,认为地方政府“遽然禁止此等买卖,于该处工商人等颇为不便耳”。起初,中国地方官员对于在华北铁路沿途进行买卖的西方商人并未下逐客令,也没有发生过外商滋扰妨碍之事。但是,直隶总督袁世凯觉得不可一味回避洋人在内地非开商埠开设酒店一事,为此提出了解决思路,“拟将西人需用食物或由火车转运,或由华人在附近铁路开设铺店”的办法,以解决筑路洋人的实际需要。从官府对外立场的角度出发,袁世凯认为,约章中载有明确条文规定不准洋商在内地开店经营,地方政府必须研究确实办法,予以取缔。否则“洋人纷纷开设,将来恐难约束”。果然不出袁世凯所料,半年之后洋人所开店铺遍及卢汉铁路。据1904年11月《东方杂志》刊发的《法人暗夺卢汉铁路之商务》一文报道,“卢汉铁路已成之处,火车均已开行,一切利权尽为俄法人所夺。车站处所开洋行及运卸客栈,名为闽人,实皆铁路参赞柯道贞贤,暗与法人合股。将来商务,不堪设想”。

       后来,在石家庄火车站附近开店经商的意大利商人佛尔内洛以及法国商人郎风、菲利普地、尼格拉等人,因寻衅滋事,殴打石家庄村民,激起当地民愤,牵扯上官司。这起官司经过反复审理,最终由中国政府分别照会意法两国领事馆,查禁了其在石家庄开设的饭店酒馆,结束了洋人在石家庄经营酒店的短暂活动。

○20世纪40年代初的主要饭店

       石家庄饭店业是在交通运输发展带动下逐步兴起的,在石家庄所有的服务业中饭店业发展比较快,从业人员也比较多。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比较著名的饭店有9家,例如,有本市最大的饭店正太饭店,还有最名的回民饭店中和轩饭店,并有石门专办酒席首屈一指的明盛园饭店等。

       据《石门新指南》记载,20世纪40年代初,石家庄经营饭店生意的有54家,其中,在花园东街上开办的饭店最多,例如有庆林春饭店、华顺居饭店、庆华馆饭店、万春园饭店、三盛园饭店、同合居饭店、永春园饭店、半分利饭店、增顺馆饭店、永丰馆饭店、伍合馆饭店、贵兴馆饭店、文义馆饭店、顺益馆饭店、二合公饭店、束鹿馆饭店、天安馆饭店、申家包子饭店、永春芳饭店等近20家。

       当时在共荣街(原名为升平街)上开办的饭店有永信兴饭店、祥记饭馆、卫生食堂、裕华饭庄等5家。

       在新兴路(即原来的西阁街与菜市街)上开办的饭店的有国民饭店饭店、鹿鸣春饭店、同盛源饭店、双盛馆饭店等4家。

       当时在至善街(原名为同乐街)上开办的饭店有庆乐园饭店、华友食堂、新乐园饭店、中和轩饭店、春合轩饭店、振兴饭店等6家。

       当时在朝阳路(原名木厂街,后改为中山路)上开办的饭店有中华饭庄、一分利饭店、玉兴居饭店。

       当时在南大街开办的饭店有四海春饭店、狗不理饭店。       


■南大街的四季春饭店

       当时在亲善街(即大桥街)上开办的饭店有德和轩饭店、正隆春饭店、祯元居饭店、六合馆饭店、聚英春饭店。

       在西大街上开办的饭店有庆丰馆饭店、三合馆饭店、共合馆饭店。

       在休门道上开办的饭店的有魁盛兴饭店、新一条龙饭店。

       在正东街上开办的饭店有仁义居饭店。

       在四条胡同上开办的饭店的有三义馆饭店。

       在阜宁街上开办的饭店有正兴园饭店。

       在安平街上开办的饭店有振永春饭店。

       在裕顺胡同开办的饭店有同合园饭店。

       在任栗村西开办的饭店有新陆食堂等。


■新新饭庄在《石门新报》刊登的广告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街道比较狭窄,多数饭店的门脸都不太大,所以一些饭店在路边乱摆摊的现象极为普遍。据史料记载,“各饭店及售卖饮食之商铺,常将锅灶、桌案、油酱、小菜、熟肉,以及饮食杂物,均皆陈列门前,不但有碍交通”,而且摆售的食物极易污染。据1931年《大公报》刊发的《石庄注重卫生》一文介绍,石门特种公安局作为主管部门,有鉴于此曾一度规定:“凡正街之饭馆,一律禁止在门前设置锅灶,及其他饮食物品”。

○主要饭店的特色风味

       随着大批饭店经营者纷纷涌入石家庄,开办起了不同特色的饭店,于是各类地方风味的烹饪技艺也传入石家庄。为了适应本地不同食客的需求,各大饭庄先后引进了南菜、北菜等各种地方风味的菜肴。据1945年《华北新报》刊发的《石门的食——饭馆》一文记述,石家庄各大饭店的菜肴应有尽有,“随人所欲,样样俱全”。各大饭店都拥有一些从外地招聘的厨师,均能做出各式不同风味的菜肴,号称石家庄“肆宴设席,有苏京保派之不同”。如果从各大饭店的饭菜特色和制作工艺来严格区分,“石门之饭馆,可分为京保、江南、山西、清真、本地等五派”。另据一些民国时期的厨师口述史料记述,石家庄各大饭店各类知名拿手的菜肴有:中华饭庄的“焖炉烤鸡”;国民饭店的“番茄鸡腿”和“炸虾球”;永信兴饭店的“冰糖莲子”;裕华饭庄的“南扣肉”;正隆春饭店的“红烧鲤鱼酥虾”;祥记饭庄的“酱肚坛子肉”;四海春饭店的“纸包鸡”;桃园食堂的“鳝鱼什锦豆腐腊肠”;德和轩饭店的“拨鱼猫耳朵”;中和轩饭店的“涮羊肉”;庆乐园饭店的“鸡绒鱼翅”;华友食堂的“四法虾”等。

       一般饭店的饭菜经营品种定位,当然还是以平民百姓的低端消费群体为主,希望依靠经营日常大众食品来获得回头客。在《石门新指南》上由笔名“风子”撰写的《咏石门平民食品》一文,将民国时期石家庄饭店的大众日常主要食物概括为十种小吃:一、豆腐脑;二、豆汁;三、凉粉;四、扒糕;五、煎饼;六、豆浆炸果子(油条);七、炸糕;八、罩火烧;九、饼子;十、水煎包。其实,除此以外,石家庄多数饭店和小吃摊出售的小吃,还有炸脆片、糖片、麻花、烧饼等,烧饼又可分为芝麻、糖、五香、夹肉等几种。


■朝阳饭店在《石门指南》刊登的广告  

       民国时期,石家庄还有了西餐馆,虽然“西餐仅一两家,饭店内附设”。其中,正太饭店的西餐最上档次,颇有讲究。尽管当时石家庄西餐的加工水平和制作口味远不如北京和天津,但是,对当地一味传统的饮食结构而言,也称得上是一种改变。

○正太饭店是石家庄最豪华的饭店

       据1936年出版的《铁道年鉴》记载,正太铁路在兴建之初,就在起点石家庄和终点太原分别建有两座高档的饭店,石家庄的叫正太饭店,太原的叫山西大饭店。一般认为正太饭店建成于1907年,但是,随着191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正太铁路摄影集》被发现后,由于相册中并未发现正太饭店图片,学者们开始怀疑正太饭店建设年代是否会更晚一些,起码不在1907年。目前关于正太饭店建造年代晚于1913年的推论尚无确切的证据,仅凭1913年版的《正太铁路摄影集》中没有正太饭店照片,尚不足以能够证明它不是建于1907年,因为摄影图册中也没有太原火车站的图片,而太原火车站与石家庄火车站使用的是同样图纸,一并完成于1907年确凿无疑。

       正太饭店坐落在石家庄火车站北侧,结构为法式的二层建筑,是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正太饭店的建筑历时已有百年,先后经过数次大修。最早一次大修是1936年,根据当年维修正太饭店的施工图纸,可以得知其楼体三层结构具体高度为,首层4.2米,二层3.7米,三层2.1米。


■早年的正太饭店外景

       被誉为“近代之建筑,盖西式之旅馆”的正太饭店,这是本市最大的高档饭店。它对外服务,即可吃饭,亦可住宿,这不同与当时石家庄的其他饭店,一般饭店只接待吃饭,没有住房条件,不能接待住宿。1933年7月1日起,正太饭店由商人陈玉山承租,租期为三年,每年租金各为4560元。就是这位正太饭店承租人,还曾承包了往返于正太铁路线上所有餐车的菜饭供应。

       作为综合性服务行业的龙头老大,正太饭店不仅能提供高档服务,而且占据本市垄断地位。据《正太铁路旅行指南》介绍,在正太饭店的饭食价目:早茶七角,午餐一元二角,晚餐一元五角。此外,有大餐厅可以接待大型宴会,民国时期本市举办的一些重要大型活动,一般都是在正太饭店举行招待宴会。由于正太饭店是民国时期石家庄最高档次的饭店,国内不少名流莅临石家庄时,都把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当然,这里也是一些军阀、政客、巨商们时常聚集交际之地。《大公报》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就记述说,“稍具人物色彩者,亦常聚正太饭店,每以赌博为应酬,夜以继日,不辞劳苦”,故而它也是一个豪华赌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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