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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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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千里

《火车拉来的城市》跋

 我与本书作者结识已经近20年了,当时惠民老师正在开拓石家庄历史的研究,我也一直在长期关注近代华北区域城市发展的研究。那时,国内史学界已经开始广泛关注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史研究理论亦受到重视。城市史研究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相结合开展的综合性研究,是从城市自身特色和城市化角度的阐释与解读城市的历史。与本书作者的联系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形成了共识,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

因为我要研究近代华北的城市,最主要的关注点就是铁路在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有别于江南区域人文环境的特色,即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对城市影响极大,时至今日亦如此。一般讲“南船北马”,陆路交通运...

 我与本书作者结识已经近20年了,当时惠民老师正在开拓石家庄历史的研究,我也一直在长期关注近代华北区域城市发展的研究。那时,国内史学界已经开始广泛关注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史研究理论亦受到重视。城市史研究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相结合开展的综合性研究,是从城市自身特色和城市化角度的阐释与解读城市的历史。与本书作者的联系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形成了共识,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

因为我要研究近代华北的城市,最主要的关注点就是铁路在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有别于江南区域人文环境的特色,即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对城市影响极大,时至今日亦如此。一般讲“南船北马”,陆路交通运输对北方的人流、物流十分重要,而近代以后铁路对环境的影响如何,对社会经济和城市迅速的发展究竟起到多么重要的促进作用,需要有宏观的思考,更要有实证个案研究,石家庄就是典型的“因路而兴”,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本书作者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石家庄,早年在攻读博士期间便开始系统地对近代石家庄城市历史展开了研究,正好成为我物色的对象。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石家庄做田野调查期间,经常得寸进尺地求助于惠民老师帮助,譬如到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档案馆查阅档案、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座谈等等。在与惠民老师接触交流中,我觉得自己也只是向他提供了一些城市史研究信息的帮助,而索取远远多于帮助,这点帮助却被惠民老师念念不忘日后一直挂在嘴边。在这样多年研究工作的联系交往中,深深感触到本书作者待朋友的诚恳与热情,他利用地主优势,许多实务上事无巨细给课题组提供了方便,使得我和研究团队受益匪浅。

 作为城市史研究的知音,他对石家庄城市史的深入研究,更是令我刮目相看。作者研究兴趣广泛,涉猎领域涵盖了历史、经济、社会、行政管理、文化教育、民俗娱乐和空间建筑等,还对一些近代城市历史悬案问题进行了大量考证工作。他对研究课题的史料挖掘非常广泛和充分,不仅是河北省档案馆、石家庄市档案馆和石家庄城建档案馆的常客,还曾广泛阅读过北京市、天津市等外地档案馆有关档案,翻阅了大量的地方志、专著、民国报刊、文史资料,以及外文资料,以求做到尽可能穷尽所有能见到的资料。近20年来他将研究重点聚集在石家庄城市历史上,刻苦自励,攻苦食淡,其痴迷程度不是仅仅用勤奋二字能形容之的,而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理论方法,其研究视野十分广阔,并非孤立地研究石家庄,而是将石家庄与大连、天津等沿海港口城市,徐州、郑州等内陆传统城市,以及唐山等新兴城市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我们时常就各种近代城市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应该说,作者是运用现代化范式、城市史理论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石家庄城市历史并取得成果的第一人。

 我期盼了多年之后,2010年本书作者博士论文升华版的学术专著——《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和同事欣然为此写了书评予以评介。这部50万字的学术巨著,从城市化的视角阐释石家庄的近代化,把握住了目前学术研究的主线,不仅全面系统的梳理了石家庄城市发展的脉络,而且突出其关键所在,图文并茂,有扎实丰富的史料,更有新的创意和学术探索。

 学术专著问世8年之后,惠民老师的《火车拉来的城市》又展现在我面前,这是作者研究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一本论文专集,它与《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写作体裁的式样不同,后者的有些研究内容在前书中尚未涉及或尚未充分展开论述,诸如论及的获鹿县署搬迁博弈、实施市自治制、大石桥考释、石门更名原因新解等皆属此类。学术界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推行的“市自治制”研究尚不充分,前书仅仅提及“市自治制”是石家庄城市兴起之初区域行政中心创立的一个起步阶段,而本书则对石家庄“市自治制”的背景前提、过程阶段、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市自治制”对石家庄城市行政功能初创阶段产生的影响,充分论述了石家庄城市经济功能叠加政治功能的发展趋势和独特发展途径。由此可知,论文专集是前书的扩充深化,可称之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研究》的姊妹篇。这部学术论文集聚集了作者近20年的学术成果,洋洋40万字,37篇论文,进一步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研究执着的追求,也充分显示出作者的研究特色,即系统、全面、扎实和客观。这是一部史料和论点新颖的专辑,是作者又一项开拓性综合研究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学术成果。

 通过论文专集,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近代石家庄城市史各个方面的发展,诸如城市行政建制、工商业、人口、文化教育、生活娱乐等,更加明晰了近代石家庄城市发展特点。作者认为,石家庄城市“因路而兴”,是近代华北地区最年轻和发展最快的城市,也是十分典型的农村城市化个案。城市功能从交通枢纽,到商贸集散和工业制造,加之后来的区域性军政中心的叠加,城市化动力和功能呈现出多元化,城市化程度尚不充分,是典型的农村城市化的案例。论文中有数篇文章论证了城市人口增长和结构、空间布局、社会生活和民俗等方面的二元化现象,还对人口数量增长方式、城市移民的来源等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探索,对石家庄城市化特点的归纳更是十分精彩。作者认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化发展具有跳跃性和阶段性,整体发展极不平衡,整体发展质量不高,表现在经济形态虽然发生深刻剧变,发展进程存在明显的阶段性间歇,城市基础设施依然比较薄弱。由于城市化起点极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近代石家庄既是一个工商业快速发展的近代化城市,又是一个社会生活方面“乡村味道正相当浓厚”的乡村式城市,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前,城市化程度尚不充分。

 作者在研究中有执着追求和事业心,为求证一个史实,查找相关史料,抑或论证一个观点,不惜精力与体力,以达到完美。作者在经过深入系统研究近现代石家庄城市史较长时段的研究后,做出的研究结论和判断,极具权威性,也有挑战性。该书比较客观地把握了石家庄作为中国近代中小城市的发展规律,科学地预判其发展的趋势。这些观点都是在拥有扎实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升华,使得读者更能清晰地把握近代石家庄城市历史的发展脉络,更准确地判断城市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和价值意义。该书引征史料丰富,视角独特,论证严谨,行文简朴,质实厚重,体现了一个务实学者的品格和文风。该书不仅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近代华北区域城市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火车拉来的城市》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惠民老师邀我为之作序,我觉得作为同辈不适作序,但是面对作者真诚盛情又难以推辞,这里仅以同行、挚友、读者的视角,将自己阅读书稿后一点点感悟体会写出来充作跋文,以表达对惠民老师钦佩称道之情,仅此而已。

 

                                                                                            张利民 

                                                                                 写于2018年4月22日

                       (作者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主编)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霍乱瘟疫

霍乱(Cholera) ,在民国时期被称为“虎烈拉”,报纸称之为“虎疫”。1941年,石家庄爆发了一场霍乱瘟疫,夺去了432人的生命。整个城市畏疫如虎,恐惧万分。正如当时石门报纸的报道:“一闻有这种病患者,立即实施隔离。……一时石门市内,如临大敌,呈现死市状态”。

一场霍乱夺去石门432人的生命

民国时期,石家庄曾经多次发生过霍乱、鼠疫、天花等传染病,这些严重传染病对城市高度密集人群的健康造成了直接威胁,给广大市民造成巨大的精神恐惧和经济负担。例如,1941年的一场霍乱瘟疫,夺去了石门432人的生命。霍乱(Cholera) 在当时被称为“虎烈拉”,报纸称之为“虎疫”,整...

霍乱(Cholera) ,在民国时期被称为“虎烈拉”,报纸称之为“虎疫”。1941年,石家庄爆发了一场霍乱瘟疫,夺去了432人的生命。整个城市畏疫如虎,恐惧万分。正如当时石门报纸的报道:“一闻有这种病患者,立即实施隔离。……一时石门市内,如临大敌,呈现死市状态”。

一场霍乱夺去石门432人的生命

民国时期,石家庄曾经多次发生过霍乱、鼠疫、天花等传染病,这些严重传染病对城市高度密集人群的健康造成了直接威胁,给广大市民造成巨大的精神恐惧和经济负担。例如,1941年的一场霍乱瘟疫,夺去了石门432人的生命。霍乱(Cholera) 在当时被称为“虎烈拉”,报纸称之为“虎疫”,整个城市畏疫如虎,恐惧万分。正如当时石门报纸的报道,“一闻有这种病患者,立即实施隔离。……一时石门市内,如临大敌,呈现死市状态”。

城市卫生管理部门在与这些传染病的多年较量中,体会到了注重预防和早期控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卫生防疫管理部门为了消弭城市疫情,从30年代起,就开始对城市居民实施了免费种痘制度。

城市居民实施了免费种痘制度

据《警务旬报》记载,石家庄卫生警察“历年购买痘苗,分交各医院代为施种,不取分文”。每到防疫种痘之时,石家庄公安局就借助报纸布告市民,要求市民及时到指定医院施种牛痘。例如,在《商报》刊登的布告说,“石门公安局以天花为最烈,无论男女老幼,凡未经种痘或已种痘而为时已久者均能染受,尤以小儿传感最易,重者殒命轻者受伤。兹值秋季种痘之时,特令公安局医疗所办理种痘,并委托本市医院、石门、石家庄、宝光、生生等五家代理种痘,不取分文”。警察们还在大街小巷粘贴的标语,宣传的内容大致有10个方面:第一,虎疫之害甚于洪水猛兽;第二,霍乱病最可怕,最危险,应早作预防;第三,预防霍乱病传染,必须注射防疫针;第四,防疫注射现已分组,挨户街头车站实施,希商民勿逃避;第五,如果发现具体霍乱病例,应速报该管警察分局或派出所,以便转请救治机关,作紧急治疗,及消毒措施;第六,凡注射防疫针的商民旅客,应将注射证随身携带,以免重复注射;第七,瓜果零食一律禁止售卖,以防传染;第八,要注意你的饮食及环境卫生;第九,熟食品应一律设备纱罩,违则处罚;第十,要痛下决心,与戕害人类的虎疫相搏斗,非要彻底肃清它不可。

本市大型近代企业也积极参与了城市防疫工作,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5 年正太铁路局为预防霍乱流行,甚至给全路局职工连续实施了三次免疫注射。1946年夏季石家庄流行霍乱时,石门市卫生委员会和警察局,不仅开展了全市大规模的消毒行动,成立了难民施疗所,注射防疫针达到了四万人。而且召集了包括全市各家私立医院负责人参加的研究会议,而且大造防疫声势,“特行制定预防虎疫标语,分在各影院放映,并张贴于各商店门前”,以动员全市市民行动起来,积极预防疫情的发生。

防疫委员会专责防疫事项

民国初期,石家庄市内的卫生管理极为落后,一切均无准则,市民无所适从。由于石家庄处华北交通要冲,又为重要的区域性工商业中心,所以随着市面繁荣,百业俱兴,人口激增,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逐步得以加强。不仅拟定了街道扫除、洒水、挑粪时间,制定了洗浴业、理发业、饭店业及公共场所各项卫生管理规则,而且举行春夏秋冬各季的清洁大扫除,实施清洁竞赛,号召市民自发地行动起来,努力扩大防疫注射人群,加强全市的卫生保健等工作。

1941年11月河北省卫生事务局在石门设立“河北省卫生事务局石门分局”,负责“推进石门区卫生保健工作,宣传卫生常识改良生活环境,并检查疾对”,专司防疫等。为了加强城市防疫工作管理,石门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专责办理防疫事项。在石门市卫生委员会指导下,防疫委员会下设总务班、消毒班、检查班、宣传班、联络班、隔离班。各班组成员均由市公署下属的各局临时抽调人员组成,以兼职为主。其中,消毒班的职掌是:负责厕所消毒、水井消毒、菜蔬水果消毒、秽水沟之消毒、秽土池秽水池消毒、尸体消毒、患者与死者之居住地及其附近之消毒、公共场所之消毒、其他不洁物之消毒等事宜。检查班的职掌是:负责各商店住户之清洁检查,公共场所清洁检查,公私厕所之防蝇设备检查,防疫证件检查,理发店、饭铺、澡堂、冷食店、旅店的检查等事宜。宣传班的职掌是:负责霍乱病源之宣传,霍乱预防法之宣传,霍乱现在流行状况宣传,饮食起居卫生之宣传,捕蝇清扫消毒之宣传等事宜。隔离班的职掌是:负责患者发现后的报告处理,患者之诊治及看护,患者隔离,患者入所出所,患者死亡后尸体之消毒掩埋,患者数目、年岁、性别、职业、病状、治愈、死亡统计,以及隔离所有关事宜。

1947年12月,新生的市人民政府在接管国民党遗留卫生医疗机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市卫生局,统一组织管理全市卫生行业的防疫、医疗、保健等事项。随着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加强,城市公共防疫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公共医疗事业逐渐完善进步,那些对市民健康形成重大隐患的烈性传染病得到了基本控制。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飞机场

第一个在石家庄修机场的是晋军的阎锡山,大郭村简易机场完工后,由于起降飞机很少,曾长时间闲置。七七事变之前,正太铁路员工和平汉铁路员工曾捐献过三架飞机,分别命名为“正太号”、“平汉号”和“湖北号”。日军占领时期,经常驻有飞机七十余架,航空员三百余名,1941年后曾一度开通石门至北京、太原、开封、南京、上海、张家口、包头、东北及日本的航班。

阎锡山陈兵石家庄修建机场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在城市地理学上专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换言之,某一行政主体如果无法直接从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属地,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才能到达自己的属地,那...

第一个在石家庄修机场的是晋军的阎锡山,大郭村简易机场完工后,由于起降飞机很少,曾长时间闲置。七七事变之前,正太铁路员工和平汉铁路员工曾捐献过三架飞机,分别命名为“正太号”、“平汉号”和“湖北号”。日军占领时期,经常驻有飞机七十余架,航空员三百余名,1941年后曾一度开通石门至北京、太原、开封、南京、上海、张家口、包头、东北及日本的航班。

阎锡山陈兵石家庄修建机场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在城市地理学上专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换言之,某一行政主体如果无法直接从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属地,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才能到达自己的属地,那么它就叫做“飞地”。民国时期,石家庄就出现了一块名副其实的“飞地”,即1928年山西的阎锡山在石家庄西北部大郭村修建了简易飞机场。当时的石门正处在市自治阶段,由市政公所的周维新市长主持全市政务,市行政管辖区域仅限于原石家庄村、休门村、任栗村、姚栗村的范围。如果从市区到达大郭村机场,必须通过获鹿县地界。1928年12月撤销市自治后,市政公所将所有事务移交给石门商会。此前修建石家庄飞机场所存木料等,即交于石门商会代为拍卖了。直到1939年石门再次建市时,大郭村等机场周边的村落才被划入石门管辖。

1928年石家庄飞机场的建设,凸现了其复合型交通枢纽的雏形。阎锡山之所以要在石家庄修建飞机场,根本原因就在于石家庄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石家庄不仅是晋军出入山西的必由之路,而且正太铁路是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所以阎锡山格外重视对石家庄这个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的争夺。从20年代中期到蒋冯阎新中原大战,晋军曾四度陈兵石家庄,控制正太铁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7月至9月晋军占领了石家庄,并切断了京汉铁路的运输,控制石家庄达两个月之久。1926年在直奉晋联合进攻冯玉祥的战争中,晋军再度陈兵石家庄。1927年阎锡山改旗易帜,接受国民党中央的任命,担当了“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将矛头直指奉系。此时晋军三度陈兵石家庄,控制京汉铁路,与奉军展开漫长的拉锯战。1928年5月,晋军与冯玉祥部联合作战,随后控制晋冀绥诸省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控制石家庄之际,晋军出于军事目的在石家庄西北郊区修建了简易飞机场。

军用飞机场作为石家庄的一项重要军事设施,使其军事功能进一步增强。但是,该机场当时仅为草坪机场,修建以后因起降飞机很少,长期闲置后复耕。

为准备抗战而维修大郭村机场  

1933年随着日军攻陷热河,逼近平津,华北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为了加强河北防务,奉中央军政航空署命令,要继续恢复修筑石家庄机场,以备国民政府的空军驻扎。获鹿县政府接到上级部署任务后,便在大郭村与三庄村之间划出420余亩土地,再度修筑石家庄机场。据档案资料记载,飞机场所占用的土地,“经中央发价购买”。当时县政府动用了全县330名民夫和100个石碾,由周边各村乡长、区公所、公安分队保卫团等负责施工监督。由于广大民众将修建机场视为备战行动,共用三天便基本完工。据报道说:“堪称迅速,民众之爱国热忱,由此可见”。

当时在石家庄社会各界掀起了募捐购买救国飞机的活动,正太铁路员工为支援抗战,捐款10万元,购买救国飞机1架,定名“正太号”。1934年2月25日,由平汉铁路员工捐款购买的两架“平汉号”飞机,与“湖北号”飞机、中央航空学校“塞可斯”号一并在石家庄机场进行飞行训练。这四家飞机由“航空驱逐第一队”队副王天祥和其他三位航校毕业生驾驶,从郑州飞抵石家庄机场。四架飞机在石家庄降落时,石家庄各界代表及本市驻军57军的代表等到机场欢迎。此次飞行训练,还有一个进行飞行表演的任务,即向那些积极参加出资募捐飞机的广大市民表达敬意。故此,四架飞机在机场加油之后,便在石门上空进行了低空飞行表演,并从空中向地面观看的市民散发了传单。记者报道说,“市民历历可见,历时甚久”。

日军在机场常驻七十余架飞机,1941年后一度开通民航

自七七事变后,日寇开始大举侵略中国。日军攻占石家庄以后,便将原有飞机场再度扩大,并且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的沥青跑道。机场拓展至周围各村村境,强占良田七千余亩,导致“周围五村之居民失地荡产,流离失所”。经过整修和扩建的石家庄机场,主要用于军事侵略。

侵华日军的大批兵力驻屯于石家庄,将其作为华北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石家庄机场成为侵华日军的重要空军基地,日军占领石门期间,有大量日军作战飞机在机场驻扎。“因害怕盟机轰炸,经常驻有飞机七十余架,航空员三百余名”。根据晋察冀日报特讯《石家庄忙于防空演习》一文记载,驻石日军不仅经常组织防空袭演练,并经常进行军用飞机的演习。

到1941年以后,石家庄机场曾一度开通了民航。每周有定期的航班,例如,有石门至北京、太原、开封、南京、上海、张家口、包头、东北及日本的航班。据《石门新指南》记载:“每周有定期航空,由石门至北京(星期二、星期四)五十元,至太原(星期一)四十元,至开封八十二元,至南京二百三十五元,至上海二百八十五元,其他张家口、包头、满洲及日本内地等,皆可到达,纵横云雾,顷刻万里,便利异常”。虽然当时石家庄坐飞机走航空路线的出行旅客,均为军界要员、达官贵人、富贾巨商,百姓与飞机出行根本无缘。但是,从石家庄交通出行方式上看,毕竟是又开辟了一个新途径,这与石家庄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是其他中小城市所不可比拟的。

市内中华大街曾被改造成临时机场跑道  

1945年日本投降后,石家庄机场跑道约有500米的长度被乡民耕种了蓖麻。国民党接收石家庄机场之后,对机场加强了防护建设,严禁占用。河北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高挺秀奉命,饬令石门市政管理处和石门警察局进行了实地勘察,严禁农民耕种,将复耕土地全部收回。

石家庄解放前,特别是在正太铁路和平汉铁路被切断之后,几乎变成了陆上孤岛,主要依靠飞机运输保证供应。1946年12月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奉交通部命令决定在北平、石门之间铁路未恢复之前,于每周增开班机,星期六由北平飞石家庄来回一次。据《石家庄解放时河北省保定十团投降经过》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保证石家庄对外航空联络畅通的万无一失,预防机场一旦遭破坏后,通往外部的航空线路被切断,又修建了市内连接飞机场的地下通道。国民党军队并且在石家庄市内修建了飞机起降跑道,将市内中华大街中间的花坛铲除,改为临时飞机场的跑道。

随着石家庄军事地位的提高,城市军事功能的增强,经济功能相对减弱。在强大的军事高压之下,石家庄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生产停顿,市场萧条,城市生活完全失去保障。在整座城市里,明碉暗堡比比皆是,沙袋掩体星罗棋布,交通壕沟密如蛛网,整日处于高度军事戒备状态,将此时的石家庄比喻为“军事碉堡城”,的确不失毫厘。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农民工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职业结构日益异质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石家庄出现了市民、农民、处在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构成的二元并存局面。工商业居民虽然构成了城市主体,但城市中尚未完全摆脱农业的人口比重尤大,特别是处在转化中的半农半工或半农半商人口,使得职业异质化更为复杂。转化中的农民工身份,往往是职业交叉叠加,成为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城区的农民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从1939年正式设市,到1941年3月实现城区大规模扩张,城区所辖人口飞涨。1941年8月石家庄人口达到166773人,市内农民人口比重又有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根据《1941年...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职业结构日益异质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石家庄出现了市民、农民、处在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构成的二元并存局面。工商业居民虽然构成了城市主体,但城市中尚未完全摆脱农业的人口比重尤大,特别是处在转化中的半农半工或半农半商人口,使得职业异质化更为复杂。转化中的农民工身份,往往是职业交叉叠加,成为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城区的农民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从1939年正式设市,到1941年3月实现城区大规模扩张,城区所辖人口飞涨。1941年8月石家庄人口达到166773人,市内农民人口比重又有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根据《1941年石门市城市人口职业抽样调查统计表》的数据,农业人口在城市中占到了58.42%。另据石门市公署建设科1941年进行的调查反映,即《石门市公署三十年度建设科工作报告》中市内农民人口所占比重更高,农户人口达到了11404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1%。

外来农民工进城前原本就是农民,进城后仍与农村保持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谋生在石家庄,家庭的根依然在农村。进入石家庄以后外来农民工的职业形式为非农性质,虽然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但是在未完成市民化转变之前,还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从地域上、职业上脱离了第一产业,他们在城市中生存全靠出卖劳动力,“大都全靠身子骨吃饭,一天挣的一天吃,他们的时间比农民宝贵的多。”石家庄本地的农民,在城市的形成过程中,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在城市兴起之后,但又未将城中村消灭以前,他们所从事的农业是与城市化相伴的规模越来越小的农业。本市农民是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化进程中被暂时保留下的市内农业生产者,他们作为市内农业生产经营者,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农民已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从事的粮食生产和蔬菜生产等以供应城市市民生活为主,农业生产与城市经济发生着比较紧密的关联,其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比一般农村要高。当地农民与外来农民工都处在身份的转化之中,两者转化存在程度和结构的不同。

外来农民工长时间难以实现身份的彻底改变

外来农业人口在市民身份转化中,如果单就职业转换而言,实际上已经超越本地村民。但是,具有城乡家庭背景的进城人员,虽然本人在城市中脱离了农业生产,但是难以卸下农村家庭的沉重包袱。他们农忙时节必须回乡播种收割,属于往返于城乡的候鸟式两栖职业人,由此看来,城乡家庭结构便成为他们彻底完成市民化转换的巨大拖累。凡是拉家带口进城的农民工,只要拥有基本生活保障,能在当地就业落户定居何乐不为,他们的转化障碍主要在于职业身份不确定,没有稳定的工作,职业频繁转换,使全家人在城市里难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这是造成石家庄“境内居民迁徙无定”的根本原因。由于民国时期石家庄工商企业结构呈现“商重工轻”等特征,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度比较低,外来劳动力人口不可能全部进入工业领域,而是主要在商业和服务业等广大的第三产业中谋生。

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市内工厂不足30家,工人共有1万余名,近代产业和手工业各占一半。1947年3月石家庄有大小工厂121家,工人达到12736人。那些有机会进入工业领域的外来人口,真正成为铁路、炼焦等近代工业产业的工人,其职业的稳定性要比城市中一般苦力和第三产业从业者相对牢固,他们成为最早融入石家庄的外地人。而从事一般零散性苦力和第三产业的临时工,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说的那样,“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波动,随时可能丧失谋生的工作,职业的不稳定使他们倍感城市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动摇了在此地定居的信心,这样的外来打工者在长时间里难以实现其身份的彻底改变。

苛捐杂税成为市民化的一道门槛

石家庄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多数。民国时期在外来人口的市民身份转化问题上,虽然当地土著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但政府当局对市民住户征收的苛捐杂税,客观上成为一道有形的门槛,这道门槛让不少市民化中的外来人口望而却步,导致“来往本市之流动户口之至繁且伙”,这些政策甚至波及到部分市民住户的稳定性。

当时城市税役征收方式也成为户籍管理的一大障碍,根据档案资料《为呈报本市流动户口登记暂行办法请核备由》的分析,“查本市住户间有少数人民为避免劳役摊派,竟设法改报寄居户口,影响户政推行及其他各项行政实施至巨。”另外,外来农民工与本市农民相比,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固定房产,多数人只好长期以暂居人口的身份滞留城市,一直未能实现在城市的真正安家落户,他们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的主体, 根据《关于发动贫民的一些材料》等档案的统计,“城市贫民大都无房、无地、无恒产”。

由于外来人口比重较大,民国时期石家庄成为一个贫民特别多的新兴城市。桥东大部分地区和桥西花园一带,成为城市外来人口中多数贫民集中聚居的地方。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石家庄打短工的市民空前增加,“最严重每天上早市找短工的3000至5000人”。石家庄“贫民中按职业性质可分作:小摊贩(无铺面,本钱极少的)、车夫、苦力、零散工人(如木工、瓦匠等)、手工业工人、穷苦人、失业者工人及工人家属等”。根据中共“七建委”1947年的调查,“贫民中数量最大的是小摊贩,几个行业零散工人,据一区九街的估计,贫民中小摊贩占80%以上。洋车夫与排子车夫占10%,其他,如粪夫、洗衣工人等约占10%”。此外,还有许多外来人口中在生活上类似贫民的其他分子,如逃亡户、失业军人、失业职员、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

观念和自身素质影响市民化速度

乡土观念意识也是横亘在无数外来农民心头的一道精神枷锁,故土观念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牢牢拴绑在农村老家难以挣脱,城市仅被他们当作养家谋生之场地,没有被当成长久居住之地。难以割舍的恋土情怀,使他们身在城市心在农村,使他们逢年过节迫不及待地回到农村。有一些外来的农村人口,只是在石家庄实现了其地域和职业等外在形式的转换,内心的身份归属感依然停留在农村家乡,对石家庄缺乏桑梓之情。当然,随着城市化逐步发展,现实城市生活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增强,传统社会意识必然也会随之有所改变。

本市当地农民与外来农民各自的物质条件不同和自身素质不同,完成市民转化的出路也有一定差异。当地城中村毗连新兴都市,不少原住民家庭依靠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能在城市找上一份适当的工作,因而当地部分农村家庭成员处在劳动力转移之中,“多能找工作,故生活比较宽裕也”。多数的家庭实际上成为半农半工的家庭或半农半商的家庭。在上世纪30年代元村、彭村已经有村民转化为纺纱厂职工和铁路职工。有些家庭一方面依靠租赁房屋或土地赚得一部分微薄收入,另一方面其他家庭成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小生意或临时工,从而也形成了城中村转化中的半农半工或半农半商人口。这些原本的农村小生产者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分别向城市工人、商人、小业主、临时工等不同方向分化发展,缓慢从容地向第一产业告别。 

由于新兴城市的自身系统发育不够,近20万农村人口转化的重载,使得石家庄这座幼年城市颇有小马拉大车、拉重车的感觉。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城市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偏低,城市生活带有农村土气不足为怪,是极为正常的必然结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石家庄城市化创造灿烂辉煌的历史评价,也丝毫不会贬低石家庄城市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功绩。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文献专辑

石家庄作为一座新兴城市,20世纪30年代前“尚无专籍”。30年代后,围绕石家庄城市发展的概况陆续出版了几部资料性的通俗工具书。由于这些专辑带有非常明确的情报指南性质,这些文献专辑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不同时期石家庄各个方面的情况,具有一般性、情报性、检索性的特点,几十年流传下来成为了研究民国石家庄城市史的重要史料。

首部资料检索工具书《石门指南》 

《石门指南》于1933年由石门日报社编辑出版,石门中学校长、著名律师周慎之为该书题写“暸如指掌”,石凤翔题写“包罗万象”。该书分为五编,即地理、规则及章程、机关及团体、商号及题名录、街巷及游览。

第一编地理部分,共分为总则和人文地理两章。...

石家庄作为一座新兴城市,20世纪30年代前“尚无专籍”。30年代后,围绕石家庄城市发展的概况陆续出版了几部资料性的通俗工具书。由于这些专辑带有非常明确的情报指南性质,这些文献专辑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不同时期石家庄各个方面的情况,具有一般性、情报性、检索性的特点,几十年流传下来成为了研究民国石家庄城市史的重要史料。

首部资料检索工具书《石门指南》 

《石门指南》于1933年由石门日报社编辑出版,石门中学校长、著名律师周慎之为该书题写“暸如指掌”,石凤翔题写“包罗万象”。该书分为五编,即地理、规则及章程、机关及团体、商号及题名录、街巷及游览。

第一编地理部分,共分为总则和人文地理两章。在第一章总则中,分别简介了石门市的地理位置、周边境界、区位形势、历史沿革、行政区域、气候状况、市区面积、户口数量。在第二章人文地理中,分别介绍了石门市的主要商业、学校教育、工业企业、本地物产、民族宗教、铁路交通、汽车公路、电报电话、慈善事业、风景名胜、民风民俗。

在第二编规则及章程,分别编印了与市民有一定关联的章程和规则,其具体内容有:《河北省石门特种公安局组织暂行章程》、《违警罚法》、《公安局呈报户籍规则》、《石门公安局自行车注册收税规则》、《石门商会简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花税暂行条例》、《河北省营业税征收章程》等章则,相当于是当时的法制大全。

第三编机关及团体,共分为政府机关和民间团体两章内容。在第一章机关中,分别简介了石门市的行政、军事、党务、司法、交通、税务、官办实业的机关名称、负责人、所在地,例如,石门特种公安局的局长刘云路、局办地址在大桥街中间路北,以及公安局下设的科室、公安分局、分驻所、消防队、警察教练所等具体负责人和办公地址。在第二章团体中,分别简介了石门市民间商务、自治财政、学校教育、工会组织、医院机构、慈善团体、教会教堂、各家报社、民间社团、公共墓地等。

第四编商号及题名录,共分为商号和题名录两部分。在第一章商号中,分别简介了石门市的银行、银号与票号、棉业、旅店业、运输业、杂货业、绸缎布匹业、饭店业、钟表业、印刷业、煤业、粮业、鞋帽业、洋广业、干鲜业、纸烟业、铁业、浴业、栈业、洋铁业、酒业、木业、皮业、油业、首饰业、茶业、肉业、自行车业、新衣业、中西药业、酱园业、棉业等65个业别项的具体名称、负责人、所在地址。在第二章题名录中,分别简介了石门市的律师、中西名医、女西医、书画家、戏剧票友、卜相算卦者等具体名称、所在地址或者所属单位。

第五编街巷及游览,共分为街巷和题名录两部分。在第一章街巷中,分别简介了石门市第一区(桥西)、第二区(桥东)的街巷。在第二章游览中,分别简介了商场、戏院、妓馆、鼓书茶园、庙会等。

该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少有述评,其资料性和工具性比较强,是石家庄城市史的第一部资料专辑。 

县志编委会出版的《石门市概况》 

1939年3月,获鹿县志编纂委员会在育德印书店重印《获鹿县志》增订本时,编纂出版了《石门市概况》小册子。该书序曰:“石门市当念余年前尚为获鹿县属之蕞尔村落,自京汉正太两路通车商贾云集蔚然,巨镇蒸蒸日上,竟成华北六大都市之一矣”。鉴于石家庄城市的飞速发展,为了将其变迁历程记载下来,县志编纂委员会特此决定编写石门市概况一书。“关于石门市况之沿革及风土人情之变迁,知其梗概者固不乏人,彻底明细者为数寥寥。兹因同契数人公余之暇,重修县志,并将石门概况拨冗编辑,附县志后,以备后世之参考,而明发达之顺序。”

《石门市概况》记载了当时石门之位置、沿革、境界、形势、面积、气候、行政区域、户口、商业、工业、教育、交通、慈善事业、俗尚等,但是,记述较为粗略简单。据该书记载,当时规划中的沧石铁路(亦有称石沽路)的路基已经竣工,尚未铺铁轨。最早的石家庄警察分驻所就在本村安宁寺内,到1921年改为警察局,1925年改为警察厅,其旧址后来成为日伪市政公署的所在地。据本市警察局1939年2月的调查,本市计有14057户,61110人,日本人和朝鲜人6500人,总计67610人。另外,记载因“七七事变”停办的学校,只恢复了2个男校和1个女校,私塾14处,“学生共1400余人,教育可谓落后矣,吾人甚望当局兴社会热心教育者共勉之”。 

 新民会出版的《石门市事情》与《石门中心要记:京汉线事情》 

1940年4月,陈佩主编的《河北省石门市事情》一书,由新民会中央总会出版。该书是新民会系统编辑的地方事情调查资料丛书之一,它分为总论、地志及风俗、地方制度及都市计划、财政、治安警察、交通、商业及金融、教育及宗教、社会事业、新闻事业等12章。该书突出了调查性,详细搜集石门城市形态的大量数据情报,该书的各种资料数据统计表值得肯定。例如,从1933年至1939年的石门市人口统计,不仅有职业界别分类,还有日本人在石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口数量。再如,石门财政1938年的岁入及岁出情况以及石门的各种物资的价调查数据等,也比较详细完整,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是,《河北省石门市事情》所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新民总会还出版了的日文版《石门中心要记——京汉线事情》,全书分为9章,分别为石门市的沿革、地理、气候、水质、市街、人口和卫生等,通过对该书编者意图的分析透视,其侵略掠夺的殖民目的则是显而易见的。

《石门新指南》   

1942年6月1日,由石门新报社的社长张鹤魂担纲,编辑出版了《石门新指南》。该书由汪精卫政权的国民政府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题写的书名,还有许多官员为本书题词,伪中央政务委员会委员、伪考试院院长、新民会会长兼新民学院院长王揖唐的题词是“济胜有具”,汪伪政府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周佛海的题词是“有裨过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和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题词是“如指诸掌”, 伪河北省省长兼省警备司令的题词是“导引游踪”。

该书首次刊发了21幅照片,其中人物照片有:当时任市长的张格、警察局局长管锡山、石门商会会长刘序臣、石门新报社社长张鹤魂、石门新报社顾问原田;市区风景照片有:市公署、石门新报社、共荣街、大石桥、建设公署、吴公墓、赛马场、阜宁路、朝阳路、正东街、休门道街,还有获鹿抱犊寨山景、正定大佛寺、石宁堤功德碑,以及当时在石门大街上使用牲畜牵引的带车棚的“新型公交车”。该书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总论,介绍了石门城市的地势、沿革、区域、气候、户口地理概况,讲述了行政、商业、文化、交通、建设、物产、宗教等概况,综述了市民生活的习俗、方言、食宿、娱乐、慈善卫生等;中编为机关、会社(社团)、规程,介绍了石门的日伪政权机关设置,公布了《石门市都市计划事业土地整理施行规程》、《颁发良民证办法》、《改订各种统税税率表》、《石门市公署发给临时营业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规则》等35个规则或章程等;下编为商号一览,介绍了石门市的钱业、棉业、粮业、运输业等43个行业的各个商号名称、负责人、经营场所地址。

该书在《石门指南》基础上,又有了不少新的扩充,记载内容不仅比前者更加详细,而且记述事项也更加丰富。诚如时任石门市长张格在序言中所说:“根据市政进展之成绩,以为扩拓指南之资料,使内容精益求精,愈加充实。”故此,如今该书成为研究石家庄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之一。

中共地下党根据情报编辑的《蒋管石门调查》    

1947年8月1日,由中共冀晋区四地委城工部根据机密情报油印出版的《蒋管石门调查》,非常详实地记录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石门城市概况。当时虽属一份秘密完成的机密情报总汇,主要为有关部门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作参考,但是《蒋管石门调查》由于保留了比较完整的珍贵资料,无疑成为研究抗战胜利后石门城市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该调查目录内容分为:区域、人口、行政、司法、警察、宪兵、军事、党特、文化教育、经济、交通机关、慈善事业、团体、行会、落后会门、娱乐场所、娼妓、旅馆等。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保存了当时许多机构的详细地址和负责人名单,譬如,市政府及下属机关以及区公所的地址、电话、负责人;流亡到石门的各县政府所在街道和门牌号码。

中共地下党编辑印刷的与《蒋管石门调查》类似的石门城市资料,还有1945年4月《中共六地委:石门市工作概况》等。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洋商

近代通商口岸就是指与外国进行商业贸易的城市,通商口岸分为条约商埠和自开商埠,前者是由外国列强逼迫清廷签定条约出现的,后者是中国政府主动适应潮流自行开放的。1842年至1922年外国列强逼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有79个,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自开商埠有30多个。这里所说的“开埠”,是专指“对外开放通商的商埠”。近代石家庄作为内陆新兴城市,始终未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虽然石家庄是一个非开商埠,但并非封闭,洋商也并未绝迹,就国内外的商贸而言,也算得上半开放的城市。石家庄华洋杂处,商贾云集,竞争激烈,进出口贸易业务与日俱增。

民国石家庄没有外国独资企业涉足  

石家庄作为非...

近代通商口岸就是指与外国进行商业贸易的城市,通商口岸分为条约商埠和自开商埠,前者是由外国列强逼迫清廷签定条约出现的,后者是中国政府主动适应潮流自行开放的。1842年至1922年外国列强逼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有79个,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自开商埠有30多个。这里所说的“开埠”,是专指“对外开放通商的商埠”。近代石家庄作为内陆新兴城市,始终未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虽然石家庄是一个非开商埠,但并非封闭,洋商也并未绝迹,就国内外的商贸而言,也算得上半开放的城市。石家庄华洋杂处,商贾云集,竞争激烈,进出口贸易业务与日俱增。

民国石家庄没有外国独资企业涉足  

石家庄作为非开埠城市,除官商合办的井陉煤矿拥有德国商人汉纳根的股份,在石家庄开办炼焦厂之外,并未有外国独资企业涉足其他任何工商企业。井陉煤矿为官办企业,固定资产总额450万元,德商占112.5万元,河北省地方官股占337.5万元。不存在外国独资工商企业,并不等于说完全杜绝了与外企的经济关联,就取得了有利的经济独立发展环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缺少了开埠城市的外资设厂制造,非开埠城市也就难以直接与外资先进的技术设备接触,也就难以直接地接触到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曾经直接接受过法国铁路管理的正太铁路局中方管理者,对此有较为深厚的体会,他们认为法国的铁路管理制度对正太铁路产生了巨大影响。1933年从法国人手里接收铁路管理权后,局长王懋功先生对外企管理经验感触颇深,他说正太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取得的各项业绩,“不能不感谢本路法国职员过去办理的优良”,使我们从中学到了外国企业管理的许多经验。

石家庄作为工业发展滞缓的新兴城市,除了缺少通商口岸城市的市场开拓力度之外,基础设施根本无法与开埠城市相比。与众多的内陆中小城市一样,石家庄形成大企业少和商重工轻的局面,都与非开商埠城市严重缺乏工业基础的经济环境不无关系。

洋商并未断绝往来踪迹  

石家庄作为非开商埠城市,不准外国资本在此开设工商企业,并不等于外资未曾涉足此地,更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石家庄没有任何瓜葛。随着华北铁路网络的建设,广大内陆地区所面临着最直接的经济环境,就是外国势力沿铁路线进行的逐步渗透。

由于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外商拥有“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离通商”的特权,石家庄地方官员也时常面临“华洋杂处,交涉繁难”的局面。当年京汉铁路刚刚修到石家庄时,外国商人就开始涌入石家庄,首批到来的外商租房开酒店和西餐馆,经营出售“洋酒面包零星物件”等小生意。法国商人经营的西餐馆占房8间,意大利商人经营的西洋酒店占房13间,拥有资本4927元。外国商人的这种行为明显与中外约章不符,而法国领事则认为,中国地方官员几年来对于在华北铁路沿途进行买卖的西方商人并未下逐客令,也没有发生过外商滋扰妨碍之事,说明此事对地方有益。因为正在修建正太铁路的外国人员常用的外国食物等货,在中国店铺内不易购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拟将西人需用食物或由火车转运,或由华人在附近铁路开设铺店”的办法,以解决筑路洋人的实际需要,并认为约章中载有明条不准洋商在内地开店行栈,地方政府必须研究确实办法,予以取缔,否则“洋人纷纷开设,将来恐难约束”。

果然不出所料,半年之后洋人所开店铺遍及铁路沿线。据《东方杂志》刊文评论,“车站处所开洋行及运卸客栈,名为闽人,实皆铁路参赞柯道贞贤,暗与法人合股。”在石家庄火车站附近开店经商的意大利商人佛尔内洛,以及法国商人郎风、菲利普地、尼格拉等人,因寻衅滋事,殴打石家庄村民,激起当地民愤,牵扯上官司,被中国政府分别照会意法两国领事馆,查禁了其在石家庄开设的饭店酒馆,结束了他们短暂的外商经营活动。

民国以后,石家庄接二连三地出现洋商开店设栈的情况,于是有关报告和新闻报道迭见层出。《石家庄警区呈报日本人榎元禄次郎在庄开设洋行与条约似属不符请核夺卷》记载,石家庄巡警报告发现“中华民国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有日本人榎元錄次郎在石家庄新南街路东,开设三井洋行售卖洋布、洋线及一切洋货,区官查中国与各国结约,非通商口岸不准外人开设洋行,今石家庄并非通商口岸,该日人在此设立洋行揆诸条约,似属不符国权,所系未敢听其自便,合具文呈,请监督核夺”。此后,在天津《国风日报》的要闻栏目上,又披露了“洋商于石庄自由经商一则”,引起舆论哗然。直隶地方官员高度重视此事,严加审查。透过石家庄清查洋行之举和清查结果,可以发现民国初年的石家庄虽然城市化刚刚起步,却由于其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吸引了众多的外商瞩目。法商、日商、英商等的外贸业务纷纷涉足石家庄,有的拥有合法采买手续,有的则雇用买办代理。 

直隶对外交涉官员在处理石家庄涉外商务事件过程中,绞尽脑汁,严格区分对象,谨慎地区别了几种处理方式。第一,对领有三联执照购买棉花的法商茂信洋行,因“于内地通商章程尚属符合,应毋庸议”。第二,对在新南街开设理发店的榎元錄次郎、中村幸太郎等,则需致函日本领事,“照约办理”。第三,对日人关定三开设的医院,感到非常棘手,“查医院与寻常行栈不同,且牌上有十字会字样,自未便勒令迁闭”。第四,对所谓委托买办经营的洋行,例如,“谦信洋行,实系中人修记靛行,代售谦信靛水”等商号,主要是区别属于纯粹华人经理还是华商假冒洋牌号。 

涉外商务纠纷的事件  

石家庄作为非开商埠,之所以涉外商务纠纷事件连绵不断,备受上级政府机构的关注,主要在于此地的铁路交通运输便捷,客观存在着大量的外贸生意。鉴于本地“非开商埠”的限制,地方各级政府只得不厌其烦地强调“随时访查认真稽考,倘洋商有违约情事,迅速呈报,以凭查核”。

根据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洋人只须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即进出口海关税5%的一半,内地货在路上道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在海口完纳。此后照章查验免厘,可以自由进出全国内地市场,在通商口岸可以自由上下货物,大大方便了洋商深入内地市场。但是,洋商不得在非开商埠居住和开设行栈的规定,也限制了洋商们的行踪,所以必须依赖华商为其进出内地,推销洋货,收购土产。石家庄作为非开商埠不允许洋商设栈,洋商买办经营的必须改华商字号,对华商买办替洋商经营洋货或华商冒挂洋商牌号,审查监控甚为严格。

1916年日本三菱财团在石家庄设点,对石家庄及附近各县农民散发棉花“美种”(生产长纤维的棉种),从事经营棉花收购活动。另据《钱商三合永等禀称日商凭单运铁有碍商务请转呈取缔严重交涉示遵卷》档案资料记载,1917年日商末次政太郎在山西购买生铁2300吨,便因税捐问题引起纠葛,该洋商载运生铁大车64辆,计缴“铁厘”1692.2元,此案牵涉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干预。这起涉外商务纠纷的关键所在是,该洋商领单购货程序不符,“以购铁在先,领单在后,因此理由不能准免内地厘税”。涉外案件所反映纠纷都是洋商收购土货子口半税征收管辖问题。

根据1915年津海关监督公署档案资料记载,英商聚立行买办孙某凭借津海关监督公署开具的三联单,赴石家庄采买猪毛猪鬃,大量收购了棉绒、山羊绒、寒羊皮、狗皮被、狗皮褥、山羊皮褥、寒羊马褂、猾皮(青山羊羊羔生下后1-3天内宰剥加工制成的毛皮)、羔皮等货物。日商清喜行的买办凭借日字三联单,赴石家庄采买蛋青、蛋黄等货物。地方政府与外商交涉大多围绕税收纠纷而展开,1921年直隶稽征税务总局在石家庄设立了第十六统税局。

石家庄虽然是一个非开商埠,但并非封闭,洋商也并未绝迹,就国内外的商贸而言,也算是个半开放的城市。石家庄华洋杂处,商贾云集,竞争激烈,进出口贸易业务与日俱增,进出口货物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并没有因为地处内陆而隔断或减少其进出口贸易。特别是随着铁路枢纽地位的不断提升,洋商大多采取制定货色价格委托方式,由收购公司或货栈代为收买,“外洋棉纱由此转运络绎不绝”,总之,民国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的中小城市,“堪为我国繁盛商埠”。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医生

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曾先后颁布过《医师管理法令》、《医士管理暂行规则》,分成西医、中医两套系统,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该项法令规定了医务人员从业的严格条件,并设置了医生的考试制度。制定了区分医师与医士的规定,主要看是否经过正式医科学校学习的经历,中医主要依靠祖传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甚至有的是自学成才出身。中医学校比较少,而且正规的中医学校出现的比较晚,因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教育章程没有把中医纳入到教育系统之中,加上一直受部分西医专家的压制,中医学校创办极其艰难。虽然1936年颁布的《中医条例》中第一条第三款承认了中医学校的合法地位,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依然采取了不承认的排斥和限制的态度。...

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曾先后颁布过《医师管理法令》、《医士管理暂行规则》,分成西医、中医两套系统,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该项法令规定了医务人员从业的严格条件,并设置了医生的考试制度。制定了区分医师与医士的规定,主要看是否经过正式医科学校学习的经历,中医主要依靠祖传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甚至有的是自学成才出身。中医学校比较少,而且正规的中医学校出现的比较晚,因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教育章程没有把中医纳入到教育系统之中,加上一直受部分西医专家的压制,中医学校创办极其艰难。虽然1936年颁布的《中医条例》中第一条第三款承认了中医学校的合法地位,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依然采取了不承认的排斥和限制的态度。

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

中国古代对医生的称呼各式各样,有的叫大夫,或者叫郎中,还有的叫作医师、医士,有的还称之为医工、医人、医匠。

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曾先后颁布过《医师管理法令》、《医士管理暂行规则》,分成西医、中医两套系统,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该项法令规定了医务人员从业的严格条件,并设置了医生的考试制度。当时模仿日本的规章,制定区分医师与医士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区别医生是否经过正式医科学校学习的经历,中医主要依靠祖传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甚至有的是自学成才出身。中医学校比较少,而且正规的中医学校出现得比较晚,因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教育章程没有把中医纳入到教育系统之中,加上一直受部分西医专家的压制,中医学校创办极其艰难。虽然1936年颁布的《中医条例》中第一条第三款承认了中医学校的合法地位,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依然采取了不承认的排斥和限制的态度。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医师暂行条例》,规定医师资格由卫生部审查批准,未取得卫生部颁发的核准医师证书者,不具有医师的执业资格。医师年龄须在20岁以上,并需要满足以下资格条件之一:其一,经国家注册的各种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并取得毕业证者;其二,在国外各类正规医学专门学校取得毕业证者或在外国取得某国政府颁发的医师证书者;其三,外籍人士曾在该国政府取得医师证书并经外交部证明者;其四,经医师考试合格取得证书者。 

警察局负责医士资格的申报与考试 

民国时期,西医的迅速兴起和传播反映了近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中西医论争十分激烈。西医学术团体中部分骨干提出主张废除中医的议论,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几度甚嚣尘上;中医界凭借着深厚的医学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奋起反击,据理力争。此外,也出现了主张汇通中西医的汇通派观点,提出“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石家庄的中医药发展是随着市场需求日益繁荣,充分说明中医药在广大市民中拥有深厚的基础,它适应了城市居民的需要。

1925年北洋政府公布的中医《医士管理暂行规则》,承认了当时中国医界的现状,对中医执业资格规定的要求大大放宽,要求年龄须在30岁以上,并且具备下列三项条件之一者“得呈检给医生执照”:“一、在各省区曾经立案之公私立中国医药学校或传习所毕业领有证书,或在内政部立案之医药会会员,有著作论文、经学会准许并有该学会之证明书者;二、曾任公私立各机关医员医官、公立医学校医科教员或官、公立医院医士三年以上确有成绩及证明文件并取具给照医士三人以上之保证者;三、有医术知识在规则施行前行医三年以上有确实证明并取具给照医士五人以上之保证者。”这个规定的出台,使得石家庄许多以中医为业者从此不致失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广大市民的医疗需求,他们的医疗问题当时主要仰仗的就是中医药。

石门警察局作为地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负责组织有关执业中医资格申报、审核、考试等工作,录取比例约在1/10至2/10左右。譬如,1932年下半年石门警察局组织的中医考试共计考生18名,于8月1日在公安局第一分局举行考试,最后经过审核试卷,“仅李鸿逵、陈彦清二名医理尚通,堪以录用,准以行医,业经牌示各生知照,并发给录取各生行医执照矣”。1933年上半年的中医考试,“当经布告招考,计投考者二十七名,本月二十六日在本局考试,审查合格者计路凤阁等四名,准其行医,并发给行医执照”。

正式批准注册的中医、西医和女西医 

1934年出版的《石门指南》一书,记载了本市的18位中西名医和2位女西医,即中医王光臻,专治内科等症,兼任地方法院的医官。西医王秀峰,在惠民医院专治内外科。中医任寿石,兼通西医,在力达药房专治内外两科。中医安纯嘏,专治伤寒湿热病等,并任石门医药研究会主席,兼任救济院医官。西医杜际昌,是国立北平医科大学毕业,在石门医院专治内外各科。西医李伯康,在宝光医院专治内外等科。中医李玉山,在卫生堂专治花柳病。西医冈亚枢,在石家庄医院专治内外各科。中医崔金秀,在济元魁诊所专治内外各科,兼任石门地方法院医官。中医高省三,专治温热杂症等。中医张博学,在寿康中医院专治内外等科。西医杨培源,在博爱医院专治内外科、皮肤病、花柳病,还从事戒烟治疗等。中医刘永年,专门治疗伤寒。中医刘连峰,擅长大小方脉的普通科。中医刘楚臣,专治咽喉科。西医刘傑卿,河北医学院毕业,在生生医院专治内外各科。中医韩濬川,专治妇科病。西医孙熙春,在三三医院专治内外科、妇科、产科,并从事戒烟、种痘等。女西医胡维坤,在石家庄医院专门从事产科。女西医张超塵,在生生医院专门从事产科。

到40年代初,经石门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正式注册的中医达到了53名,西医15名。

国医传习所是培养中医人才的机构 

随着石家庄从事医药卫生专业工作人员的逐步增加,陆续出现了一些卫生专业技术组织机构。石门医药研究会附设的“国医传习所”,成为石家庄惟一培养中医人才的教授与实习单位。

后来,石门医药研究会又细分为西医研究会和国医研究会,并且出现了西医的职业团体——石门医师公会,该会设立在位于电报局街的石家庄医院。医师公会的宗旨是,“共策学术之进步,勗勉医师之道德,促进及协助地方行政机关办理公众卫生事宜,保障会员职业之权利发挥互助精神”。其会员资格要求甚高,根据《石门医师公会会章》规定,必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才能成为会员:“在国内外政府立案之公私医科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领有毕业文凭者,或在国内外未立案之医科大学及医学专门学校领有毕业文凭者或在国内外未立案之医科大学及医学专门学校领有毕业文凭者(但此项医校其所授医学教程须满四年以上者)得为本会会员”。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药房

民国时期,从事药房业务需要取得药师资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本市最著名的西药房是普惠药房,最著名的中药房是元吉生药房。民国时期的药房经营和现在差不多,也有执业药师,也有折扣。像乐仁堂,除了药王诞辰减价三天外,平时购货再多,一律不打折。 

开设药房须要获得卫生部批准的药师资格 

民国时期,随着医学教育的逐步开展,教育部制定的大学规程把医科教育分为医学、药学两门。大学医学科规定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大学药学科规定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要从事药房业务,譬如配发医师药方以及制造、贩卖、管理药品等业务,首先需要取得药师资格。“凡药师欲在某处开业,须向该管官署...

民国时期,从事药房业务需要取得药师资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本市最著名的西药房是普惠药房,最著名的中药房是元吉生药房。民国时期的药房经营和现在差不多,也有执业药师,也有折扣。像乐仁堂,除了药王诞辰减价三天外,平时购货再多,一律不打折。 

开设药房须要获得卫生部批准的药师资格 

民国时期,随着医学教育的逐步开展,教育部制定的大学规程把医科教育分为医学、药学两门。大学医学科规定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大学药学科规定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要从事药房业务,譬如配发医师药方以及制造、贩卖、管理药品等业务,首先需要取得药师资格。“凡药师欲在某处开业,须向该管官署呈验部颁证书,请求注册”。如果未取得药师资格证书,或证书被撤销及受处罚停业之时,从事了相关业务,本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即便拥有药师资格者,也不得同时在两处药房从事其业务,如果开设支店时,则需要另聘药师担任。

根据1929年1月颁布的《药师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凡具有药师资格者由卫生部审查后给予药师证书,其未经核准给证者不得执行药师业务”。药师年龄须在20岁以上,并需要满足以下资格条件之一:其一,在国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药科毕业领有毕业证书者;其二,在外国官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药科毕业领有毕业证书者;其三,在外国得有药师证书者;其四,经药师考试及格者。

根据1941年12月《河北省各市县中西药商调查》的档案资料统计,到1940年代初,石门市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正式开办的中药店铺达到35家。

三十年代最著名的西药房是“普惠药房” 

石家庄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最早药房,是永德裕中药房,它开设于民国四年(1915年)。到三十年代初,石家庄已经拥有8家比较正规的西药房。他们分别是位于电报局街的立达药房,该药店以西药为主,兼营中药,经理是任寿石;位于永庆街的兄弟药房;位于南大街的河北药房;位于大桥街路北的信德恒,该药店经理是王佩实;位于通裕胡同的健康药房;位于同乐街的普惠药房,该药店1926年开办,并且自制各种西药,该药店经理是何轶尘;位于大桥街的怡生药房;位于升平街的协济药房。另有12家中药房。此外,还有5家眼药店,他们是位于同乐街的白金宇眼药店,位于永庆街的白敬宇眼药店,位于南大街的马元龙眼药店,位于大桥街的马应龙眼药店,位于于家街的杨文绣眼药店,位于西小街的慈善堂眼药店。

根据1941年12月《河北省各市县中西药商调查》的档案资料统计,到四十年代初,石门市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正式开办的西药房达到16家。民国时期,全市最著名的是“普惠药房”,主要经营西药原料、中外成药、注射剂、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等五大类。普惠药房自制西药成药60余种,在太原、安国、辛集、邢台设有分号,批发销售于华北、东北、广东、新疆、西藏等地区。该药房一直经营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为国有企业。普惠药房作为石家庄的老字号,其名称在文革期间改为东方红药房,文革后又改为康宁药房。

根据1929年就到普惠大药房当学徒的刘香久记述,该药房由经理何轶尘、副经理何子丰创办于1926年。何轶尘的原籍是正定县南高家营村,早年考入天津军医大学研究火药科目,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洋直系第一师当过二等司药正,获得六等文虎勋章,并获中央政府卫生部批准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何轶尘与其宗侄何子丰(医科大学毕业、陆军一等军医)合作,筹集现大洋二千元,在石家庄同乐街东头路南开办了普惠药房。起初,经营药房兼及治疗,由于普惠药房研制开发的成药取得极大进展,生产销路逐渐扩大,广大农村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何轶尘决定放弃药房的治疗业务,着力自制药品生产销售,将药房改为“前店后厂”。普惠药房的成功经营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经理何轶尘也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后来他被推举为石门医药行业公会主席。为了使企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45年经理何轶尘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将普惠药房搬迁至中山路继续经营。

普惠药房为推广药房开发的各类药品,宣传医药常识,专门编印《简易治疗新书》。经理何轶尘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简易治疗新书一册内分十科,计一百五十余节,将一切普遍病症囊括其中。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各种疾病的症状及诊法。“虽素未研习医学之人,亦可一目了然。按病施药,药到病除。我同胞每一团体或每一家庭,备此一册,遇有疾病,则不至无所措手。此书畅行,则家家皆医院,人人皆医生。”

三十年代最著名的中药房是“元吉生药房”

民国初期,以上海医师公会为中心的主张废止中医派,对传统中医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当时主张进行“医学革命”的激进派,不断在报刊上运用西医理论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进行批评,例如,以攻击中医闻名的余云岫、汪企张等西医就主张,“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他们将中医称为“旧医”,将西方医学称为“新医”。中医界在论战中,一方面着重论述中医的理论特色和实践价值,积极努力争取中医的教育、医疗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打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口号,并在1929 年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时,通过了将“中医中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的决议。

在面对西医西药猛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石家庄的中医中药行业“遵守医药行业传统的道德信誉,对所售的丸散膏丹汤剂饮片,是拣选各省的地道优质药材,严格依法遵古炮制,以做好市场供应,悬壶应诊的医生,均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并运用各自的临床经验”。使得中医中药业得以在石家庄城市医药卫生业占据了一席之地。石家庄经营中药的药店数量超过了西药店,中药店铺遍布全市,而且多数均有坐堂医生应诊,极大地便利了市民就医问诊。

三十年代初,石家庄有中药店12家。他们分别是位于南大街的元吉生,是在1927年开办的,经理是田玉亭;位于南小街21号的仁义堂,经理是牛懿德;位于永庆街的永寿堂,经理是梁子勤;位于大桥街西首路北的永德裕,是1915开办的,专门从事鹿茸等高档药材的经营,经理是魏雅斋;位于同乐街的同合堂,专制各种膏药,经理是李振卿;位于大桥街的同泰裕;位于南大街北口路西的春和裕,民国初年开办,经理是李荫南;位于桥东新华街的育生堂,是1926年开办的,经理是聂育才;位于同乐街的育寿堂,经理是耿凌云;位于南大街的庆仁堂;位于桥东新华街的济元魁,是1925年开办的,经理是崔子峰;位于市场胡同的卫生堂,经理是李玉山。

在本市中药店中,当时最著名的是1927年开业的“元吉生”,其零售业务居全市同行之首。该药店大股东是安国元吉东药行和安国运输商号裕兴,经理是田玉亭,副经理是刘超臣,坐堂医士是王纯一。

石家庄乐仁堂源自北京同仁堂 

乐仁堂药店也是民国石家庄的大型中药房之一。它是天津乐仁堂1935年在石家庄开设的连锁分号,其业务经营、药品价格、财务管理等,均由天津总店统一掌管。登记注册经理是乐佑申,实际执行经理是郝仲三。其实,天津乐仁堂源自北京同仁堂,据说北京同仁堂创设于明朝永乐年间,自清朝中叶至民国三十年间,是同仁堂发展最兴盛的时期。1923年,担任同仁堂经理的乐佑申,又在北京宣武门内西单牌楼迤北路西开设了乐寿堂药房,由于乐寿堂药房营业不错,于1928年在天津开设乐仁堂药房。1935年3月4日,乐仁堂石家庄分号开业,最初药房地址设在大桥街路南146号。

石家庄乐仁堂的药品一律由天津乐仁堂总号统一供给配送,乐仁堂卖药一向不批发。据记载,“除了每年阴历四月廿八日药王神诞辰前后,减价三天外,平时不论购货批量多大,一律不打折扣”。石家庄乐仁堂在人事、经营、财务、价格等方面均不独立,全由总账房统一指挥。在石家庄解放前夕,石家庄乐仁堂共有职工二十四、五人,负责人郝仲三、沈振纲作为药房的“查柜”,实际上仅相当于资深大伙计,只有监督执行责任,没有任何决策权。据口述史资料,在职工中杨绍增是会计,柜台伙计还有李安东、肖宝铭、崔广坤、尤玉鑫等。当时乐仁堂支付员工的报酬除管饭之外,采用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制。对员工执行统一伙食标准,每人一两肉,五钱油。石家庄解放初期,职工提成总数约占营业额的22%。直到1955年,石家庄乐仁堂与天津、北京总号统一实行了公私合营。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医院

石家庄市的第一所正规的医院是建于1909年的正太铁路医院,这所医院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已拥有X光机,并有了外科主任。这时,经过审批的正规医院已达11家,其中全市唯一的中医院是位于大桥街五条胡同的寿康中医院。寿康中医院是一家带有公益性的医院,遇到极为贫穷的市民前来看病,一般会免费施药,以至于“每日往诊者甚多”。

石家庄最早的正规医院

按照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医治技术和医疗环境比较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相应比较高,即城市应比农村高,大城市应比小城市高。


石家庄是因路而兴的一座现代化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市民医疗卫生水平亦有所提升。石家庄最早的医院就...

石家庄市的第一所正规的医院是建于1909年的正太铁路医院,这所医院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已拥有X光机,并有了外科主任。这时,经过审批的正规医院已达11家,其中全市唯一的中医院是位于大桥街五条胡同的寿康中医院。寿康中医院是一家带有公益性的医院,遇到极为贫穷的市民前来看病,一般会免费施药,以至于“每日往诊者甚多”。

石家庄最早的正规医院

按照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医治技术和医疗环境比较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相应比较高,即城市应比农村高,大城市应比小城市高。


石家庄是因路而兴的一座现代化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市民医疗卫生水平亦有所提升。石家庄最早的医院就是正太铁路医院。1903年正太铁路进行勘探准备修建之初,就在石家庄开设一个卫生诊所,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开通以后,便开始考虑建设正太铁路医院,到1909年正式建成。到上世纪30年代,正太铁路医院已经开设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等科,拥有了X光机,并设X光主任兼外科主任医师一人,拥有了30张病床,除正规医生之外,仅医护和杂役就有17人。该医院所在地位于铁路大厂院内,因“邻近路线,车行震动,异常喧嚣,如遇有必须养静之病人,或有传染病发生,必须隔离治疗者,则无法留院治疗。”后来便在院址南侧选址,建设了隔离治疗室和“太阳灯X光等室”。

医院和诊疗所等基础设施规模逐渐扩大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石家庄全市包括平汉铁路医院和正太铁路医院在内,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正式设立的医院有11家。这些大都是西医医院,中医主要是个人开私人诊所。这11家医院是:位于南大街的三三医院,院长是孙照春;位于大桥街的石门医院,院长是杜际昌;位于电报局街的石家庄医院,院长是冈亚枢;位于同乐街西头的生生医院,院长是刘傑卿;位于正东街的惠民医院,院长是王秀峰;位于永庆街西口的博爱医院,院长是杨培源;位于同乐街东口的华北医院,院长是王玉坤;位于大同街的宝光医院,院长是李伯康。以上8家医院均为本市比较著名的西医院,具有比较完善的医疗设备,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等,还能够从事戒烟注射等。属于铁路企业的2家医院,是位于铁路大厂内的正太铁路医院和位于正东街的平汉铁路医院。全市惟一的中医院是位于大桥街五条胡同的寿康中医院,院长是孟霭言,医务主任是张博学。寿康中医院是一家带有公益性的医院,如遇到极为贫穷的市民前来看病,一般也会免费施药,所以“每日往诊者甚多”。

1936年在石家庄新华区33号开办的“朱琏诊所”,分为坐诊和出诊。名义上这是一家私人诊所,其实是中共石家庄市委地下联络站。在“女医士朱琏诊所”的报刊广告中,标明了门诊时间为每日上午9时至12时;出诊时间为每日下午2时至5时。

在上世纪40年代初,石家庄的医院和诊疗所达到了23家,此外,还有日本人管理的医院或诊疗所14家。其中,1939年秋开设的石门市立医院,此院直接隶属市公署,设院长一人,所长一人,检验员一人,看护长及护士九人,药剂师一人。开办起初,主要为检查本市妓女疾病,后来考虑“为应石门之需要,正计划筹备为普通市民治疗”。

抗战胜利后,接收的日本医院有的属于日侨私人医院,据档案资料记载,“接收石门日侨私人医院计有谷田医院(妇科、小儿科)、村尾医院(石门北后街吉祥胡同17号)、作井医院(石门市电报局街孙家胡同2号)、永渊齿科医院(石门市北大街42号)、原田产婆院(1939年12月1日开业)等五处”。

民国时期,石家庄还成立了红十字会石门分会,专门从事重大灾害时重伤员救治和灾荒救济等。

医院医疗设施改善提高了新生儿成活率

目前发现的民国时期石家庄最早的完整年度人口数据在1941年,根据石门市《按月户口比较表》、《按月出生数及出生率比较表》、《按月死亡数及死亡率比较表》的记载,经过对其原始数字进行统计核算,该年度石门市年均出生率为9.37‰,年均死亡率为6.67‰。如果与民国时期的大城市相比,石家庄城市人口年均出生率以及年均死亡率,均属明显偏低,故此统计数字的准确度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于出现了专门从事产科的医护人员,新生儿的成活率也有了明显提高。在1941年石家庄1597个出生婴孩调查样本中,死产婴儿有53人,占3.32%;新生成活婴儿1544人,占96.68%。怀孕妇女生育年龄各阶段排行榜如下:16–20岁200人,占12.52%;21–25岁446人,占27.93%;26–30岁440人,占27.55%;31–35岁271人,占16.97%;36–40岁154人,占9.64%;41–45岁50人,占3.13%;46–50岁8人,占0.5%;51岁以上28人,占1.75%。从中可以看到,21–35岁的适龄生育妇女共有1157人,所占比例为73.9%;16–20岁早婚早育的约占12.52%,36–50岁略高或高龄生育母亲仅占13.27%,早婚早育与略高或高龄生育妇女相比,比例大致相当;50岁以上的超高龄生育妇女占1.75%,全部成为死产,无一例成活。 

痨病曾是市民疾患“第一杀手”  

在1941年对石门市1099个死亡样本调查中,痨病竟占总死亡率1/4,成为石家庄城市人口疾患的第一杀手。根据《河北省石门市三十年度死亡人数按性别年龄及死因分类统计表》记载,死于各种疾病的人口数量比例如下:死于痨病267人,占年死亡总数的24.29%;老衰及中风137人,占12.47%;肺病124人,占11.28%;抽风症102人,占9.28%;初生虚弱及早产66人,占6%;腹泻肠炎63人,占5.73%;肠胃病44人,占4%;心肾病37人,占3.37%;呼吸系统31人,占2.82%;产褥27人,占2.45%;死因不明的18人,占1.65%;外伤13人,占1.18%;狂犬病7人,占0.64%;天花5人,占0.45%;发热及发疹4人,占0.36%;伤寒3人,占0.27%;中毒及自杀2人,占0.18%;斑疹伤寒1人,占0.09%;疡毒1人,占0.09%;麻疹1人,占0.09%;其他原因146人,占13.28%。除痨病之外,没有发现超过15%以上死亡率的其他重大恶性疾病。

总而言之,石家庄作为一座新兴中小城市,医疗水平条件虽比穷乡僻壤已经优越了很多,但全市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仍不能与平津等大城市相提并论。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卫生管理

民国时期,石家庄已经将公共卫生治理纳入到城市环境管理的范畴,初步制定了部分简单管理的规定。“凡正街之饭馆,一律禁止在门前设置锅灶,及其他饮食物品”。凡是摆摊销售食物者,亦必须添设玻璃纱罩,以重卫生。坚决制止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乱扔菜叶的现象,即便是偏僻街巷的乱扔菜叶,“殊于观瞻卫生均有妨碍,当令各分局督饬巡逻警、长警,于出勤时,随时注意取缔”。只不过,当时没有环卫处等机构,行使职责的是警务机关。


    城市公共卫生的管理机构  ...


民国时期,石家庄已经将公共卫生治理纳入到城市环境管理的范畴,初步制定了部分简单管理的规定。“凡正街之饭馆,一律禁止在门前设置锅灶,及其他饮食物品”。凡是摆摊销售食物者,亦必须添设玻璃纱罩,以重卫生。坚决制止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乱扔菜叶的现象,即便是偏僻街巷的乱扔菜叶,“殊于观瞻卫生均有妨碍,当令各分局督饬巡逻警、长警,于出勤时,随时注意取缔”。只不过,当时没有环卫处等机构,行使职责的是警务机关。

    

    城市公共卫生的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公共环境卫生,长期归属于警察机关管理。直到1927年4月29日,“石门市公所”正式举行就职仪式后,设置了市政管理的卫生科机构,由其负责石门市卫生行政事务管理。但是,1928年12月全国所有市政公所撤销后,石门市卫生科机构设置随即取消。石门行政仍归属获鹿县管辖,而石门警察厅则改为公安局,直接隶属河北省政府民政厅。此后,尽管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内容和管辖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各类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履行的最主要职责,就是对城市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医生的审批、监管、取缔等项医政管理。

    1930年12月2日,石门公安局改为石门特种公安局后,即由第四科负责承担管理城市公共卫生的职责。石门特种公安局第四科承担的公共卫生管理的职责有:1、城市卫生警察的指挥、调遣及监察事项;2、城市街巷道路沟渠之清洁及污土秽物的搬运事项;3、城市公共食用水井的管理事项;4、城市公共厕所的清洁管理;5、城市肥料公司及粪夫的管理;6、城市企业和居民卫生监督检查;7、城市中旅店、饭店、澡堂、旧货店及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卫生监督检查;8、城市菜市场以及菜贩的卫生监督检查;9、城市食品销售的卫生监督检查;10、对中西医院看病诊治的监督管理;11、对销售中西药品的质量检验监督;12、预防传染病等事宜;13、督促种痘等防疫事项;14、城市市民医疗保健及死亡检验事项;15、其他城市卫生警察事项。 

    公安局下设卫生队,“卫生队设队长一人、长警及卫生夫若干人,承长官之命,分别指挥办理卫生清洁事务”。30年代初,卫生队设在同乐胡同西口,队长由陈锡融担任;卫生分队设在桥东休门道街昌平里,分队长由赵得泉担任。

    1939年建市政公署后,成立了石门市卫生委员会,将一般性城市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划归于警察所保安系。为了加强城市防疫工作管理,又成立了石门市防疫委员会,专责办理防疫事项。

    1939年建市政公署后,成立了石门市卫生委员会,将一般性城市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划归于警察所保安系。为了加强城市防疫工作管理,又成立了石门市防疫委员会,专责办理防疫事项。

    政府规定各家各户需自备垃圾箱、秽水桶  

    城市与乡村比较而言,由于消费水平大为增加,又成为了生活垃圾的生产场,城市规模越大越发达,垃圾量越大。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乡村居住环境相对分散,人们习惯了各扫门前雪。城市化之后,空间环境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依然普遍保存着传统的认识,对公共环境卫生则关注不够,即“至于公共之街衢,何遂置不复问,或谓街市甚多,扫除亦难遍及”。

    如何解决城市公共环境卫生问题,曾反复地被提上市政日程,逐步在寻找解决方案。特别是出于卫生防疫的压力,30年代石门公安局曾厘定整理了《公共卫生办法十六项》,布告全市,家喻户晓。当时确立了解决城市公共环境卫生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官厅倡导于前,人民实行于后”,“所属官警尽其职责,地方商民行其义务”等原则,已经认识到“促进公共之卫生即是社会之幸福”的基本道理。

    石门城市管理当局后来又通过实施《管理户外清洁规则》,使石门市公共环境卫生的职责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规定要求:各家各户应自备垃圾箱或垃圾筐一个,自备秽水桶一个,并放置在指定地点。应将私人垃圾倒在指定位置,不得随意丢弃。凡在公共场地“制造、贩卖或处理物品及就地产生污物者,制造或贩卖人须自备适宜器具收集之”。运送各类垃圾时,要使用坚固严密的器具,不得使其中途脱漏。运送有异味或易于飞扬的垃圾时,应使用适当的遮盖物遮盖。为了保持城市公共环境卫生,任何机关和个人都要遵守户外公共环境清洁禁例:“一、不得倾倒抛弃或排泄污物于道路或水道内;二、不得倾倒或引进秽水污物等于公共沟渠内;三、不得在秽土待运场及垃圾箱以外倾倒污物;四、不得在公共厕所或公共尿池之外大小便,或尿池内大便;五、不得将粪便及大宗建筑物废料倾倒于废土待运场内;六、不得将下列物品倒入垃圾箱内或筐内:粪便、污水、建筑物之废料、燃烧物;七、不得私掘坑坎存积污物;八、不得损坏公共厕所尿池垃圾箱筐,及其他整理清洁公共之设备;九、不得存放煎熬晒晾易发异嗅或引集蚊蝇之污物;十、不得在人烟稠密之处豢养牲口”。

    政府定期组织进行卫生大扫除和大检查  

    根据规定,石门市卫生管理部门需要定期召开分区保甲长的卫生会议,部署街道分区分路分片分户的包干扫除任务,组织市民开展清洁大扫除活动。平日街道生活垃圾的清除,由警察局卫生队负责拉运。“卫生队分段拉运,并派员严密检查,同时印发卫生常识,并在各报纸按时登载,广为宣传,以唤起市民注意卫生,厉行清洁”。 

    上世纪40年代中期,石门市警察局规定每季定期举行一周的清洁大扫除,并规定在完竣之日,由督察处行政科派员,分赴各分局检查工作情况。并由行政科长、督察长、主任秘书根据实际评判,由警察局长最后核定奖惩,奖励分为甲、乙、丙三等,惩处分为三项。由于管理当局加大了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力度,人们环境卫生观念也随之逐步改变,城市街道卫生面貌最终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石门特种公安局在整理街道公共卫生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城市街道上饮食卫生的监督,加大了对道路两旁乱摆摊设点现象的治理。当时石家庄城市街道比较狭窄,路边乱堆乱摆摊的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各饭店及售卖饮食之商铺,常将锅灶、桌案、油酱、小菜、熟肉,以及饮食杂物,均皆陈列门前,不但有碍交通”,摆售的食物极易污染。公安局当时规定:“凡正街之饭馆,一律禁止在门前设置锅灶,及其他饮食物品”。凡是摆摊销售食物者,亦必须添设玻璃纱罩,以重卫生。坚决制止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乱扔菜叶的现象,即便是偏僻街巷的乱扔菜叶,“殊于观瞻卫生均有妨碍,当令各分局督饬巡逻警、长警,于出勤时,随时注意取缔”。 

    政府开展治理和改良城市公共厕所  

    在石家庄公共环境卫生中,城市厕所卫生问题最为突出。长期以来,城市厕所粪便不能直排,完全需靠粪夫及时清掏。据《大公报》报道,“石庄厕所林立,然多墙矮露天,污秽不堪,时届夏日,臭气触鼻,对于卫生风化,两有妨害,公安局有鉴及此,与地方财政委员协议,拟勘择适当地址,改建模范厕所数处,以重卫生,而维风化”。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石门大规模开展了治理改良城市公共厕所的活动。

    城市厕所的改良问题,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民的方便问题,根本目的还在于改善环境卫生,预防疾病发生,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另外,通过厕所卫生状况的改善,也能够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促使市民养成爱清洁的生活新习惯。石家庄改造厕所的迫切任务,是尽快消除传统的简陋“露天粪坑”,而筹建“模范厕所”。当时的所谓模范厕所,也就是普通旱厕。由于石家庄当时缺乏完整的城市污水排泄系统,粪便还不能直接排入污水系统,最主要的粪便处理方式,依然是由粪夫及时清淘。粪夫在城市卫生大军中是一支不可或缺的职业,市政当局为了便于加强管理,组织全市的粪夫成立了粪夫职业公会,并选举产生了理事长和理监事等。

    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改良厕所的问题依然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石门市公署为了规范城市公私厕所的清洁淘运问题,宣布从1943年1月10日起,“所有市内日华机关团体以及商民住宅之公私厕所,一律由肥料事务整理班所辖之第一、二、三区整理,分班负责清除。并发给各分班清除夫黄色新袖章。一律于本月10日起佩带,此后如有不佩带整理班之袖章,在市内公私厕所淘取粪便者,概与取缔,严罚不贷,希市民注意”。整顿和规范粪夫行为,也是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管理机关要求粪夫不仅要及时清除厕所粪便,而且不得将所淘粪便洒落出来,并且应该保证沿街各点大致的清除时间,以及逐步完善专用工具等。


跬步千里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外籍毒贩

在石家庄的制毒工厂中,外国奸商开办的毒品加工场所占据最主要地位,在外商制毒工厂中,又以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制毒工厂占据最主要地位。1929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就日韩浪人在石家庄加工制造吗啡、海洛因、金丹等毒物问题,专门安排特派员秘密展开调查,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被译成“西文报告,向国际提出抗议”。

    外部输入毒品屡禁不绝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毒品泛滥成灾,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外国毒贩的渗入参与有着直接的密切关联。禁毒机关也深切感到毒品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外籍毒贩源源不断地将...

在石家庄的制毒工厂中,外国奸商开办的毒品加工场所占据最主要地位,在外商制毒工厂中,又以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制毒工厂占据最主要地位。1929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就日韩浪人在石家庄加工制造吗啡、海洛因、金丹等毒物问题,专门安排特派员秘密展开调查,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被译成“西文报告,向国际提出抗议”。

    外部输入毒品屡禁不绝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毒品泛滥成灾,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外国毒贩的渗入参与有着直接的密切关联。禁毒机关也深切感到毒品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外籍毒贩源源不断地将毒品输入石家庄。《冀察调查统计丛刊》刊载的《河北省获鹿县地方实际情况调查报告》指出:“石门时有外国浪人携带毒品售卖,以致难于铲除净尽。”

    违法向石家庄运输毒品的部分外国人,除了利用石家庄便捷的铁路交通运输之外,还经常通过邮局邮寄的方式。外籍毒贩从外地寄来大批的鸦片烟,很少会受到邮件检查。据《省长训令查明石家庄大药房有无私存搀合毒物丸药具报卷》等档案证明,1919年天津常关查出全球药房,“由邮局蒙混,寄往石家庄支店出售”毒品的事实。邮寄的这种药品称之为“辣克丸”,实际上是一种掺合了吗啡丸的毒品。

    早在1918年5月,经天津医院采用“沃度酸还原法”化验,反应阳性,就被鉴定为含有吗啡或鸦片的毒品。石家庄全球药房到案发之时,已经向天津全球药房邮购了两年“辣克丸”。经查该药房的分账薄,邮购数量已达到五百余打(合计6000多盒)。上世纪20年代初,警察机关还查获过由日本人荒川作一在天津开设的全记商行,向石家庄济济堂医院邮寄毒丸的案件。石家庄这家医院以前就存在发售含有吗啡的“辣克丸”行为,石家庄拒毒分会与警察在邮局检查时,又检查出由天津寄济济堂医院包裹一件,内封含有吗啡的“辣克丸”10打,共计120小盒。警察在邮局内搜查时,当时还发现仍有济济堂留存未取的药丸119小盒。  

    外商制毒日韩占多数

    在石家庄的制毒工厂中,外国奸商开办的毒品加工场所占据最主要地位,在外商制毒工厂中,又以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制毒工厂占据最主要地位。

    1929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就日韩浪人在石家庄加工制造吗啡、海洛因、金丹等毒物问题,专门安排特派员秘密展开调查,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被译成“西文报告,向国际提出抗议”。据该报告披露,早在1912年,日本人小川藤三郎就以收购梧桐为名,进驻石家庄开设小川洋行。他的洋行一直在从事暗中贩卖麻醉药品,制售黄色金丹。1913年至1914年,韩国人韩景伯以开设客栈为名,进驻石家庄开始进行地下贩毒活动。到1918年日韩毒贩在石家庄开设石德崇洋行、天和洋行之后,他们的贩毒行径便由地下转入为公开。日韩毒贩“所卖之吗啡、海洛因,有装在卷烟上嗅闻者。海洛因有大料子、假料子之别。一个料子,可作四个假料子,四个假料子值洋二千一百元。此物之来源,十分之九来自天津租界各大洋行,日本租界为尤甚,十分之一运自汉口。”

    据1928年的调查统计,当年旅居石家庄日籍商家15户,韩籍商家57户,共计有72家,其中就有47家在从事制毒贩毒活动。据石门拒毒分会报告,大多数的侨居石门的日韩浪人“均以贩卖鸡子、瓷器为名,实则暗售金丹吗啡等毒物为生”。他们为了在石家庄站稳脚跟,不惜重金贿赂警察机关。据《各省烟祸概述》一文披露,石家庄“每换警察厅长一次,日人运动一次,每月日人商会出款洋一千三四百元。”在石门居住的日韩浪人,每年贩卖海洛因59138两,贩卖金丹15000袋,吗啡4800两。其销售价格为海洛因每两60元,金丹每带45元,吗啡每两90元。每年毒品销售额共计达到了465万余元。

    有些外籍毒贩是采取与当地奸商联合方式,进行毒品加工包装。主要是驻石家庄的法国人与本地华商勾结,一同制毒贩毒。例如,1921年在石家庄正太路13号的洋人住所内,查抄了一处中外合办的毒品窝点,共起获金丹丸药250袋。运往警局的那些被查抄毒品、制药器具、毒质药料有两大车,经统计此次没收赃物约合五万银元。中外主犯均在逃,仅抓获法国厨师一人。  

    民众强烈要求查处日韩毒贩  

    外籍毒贩在石家庄日益猖狂的制毒、贩毒活动,致使染毒区域不断向周边县域迅速扩展,受毒品伤害的人员日趋增加。外籍毒贩的所作所为,引起石家庄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1928年10月10日,石门各界民众团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禁毒大游行,民众“气甚高昂”,强烈呼吁社会各界高度警醒,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将日韩毒贩驱逐出石门。本市警局在巨大社会压力下,一方面开始搜集证据,一方面通过北洋政府天津交涉署向日本领事交涉,对掌握充分犯罪证据的日韩毒贩实施稽查,先后共缉获18名日韩毒犯。

    警察机关曾于1919年在石家庄济济堂查获毒贩黄川作一,1924年6月在石家庄丰泰公司查毒贩松下末吉,1924年7月和1924年9月在石家庄有憐医院两度查获毒贩永由茂吉,1924年8月在市内查获毒贩奥清三,1924年9月在石家庄天和洋行查获毒贩隶良常好等2人,1924年9月在石家庄丰太公司查获毒贩山胁清太郎等,1928年10月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白爱洛,1928年10月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金鸣祚,1928年11月在石门平汉车站及私人住宅查获毒贩小川藤三郎,1928年12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宋智泳,1929年1月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庐仲铉等6人。上述外籍毒贩的犯罪事实在石门公安局、获鹿县法院、天津交涉署有案可稽。

    此外,还有一些被调查的毒贩,如韩国人韩景伯、李章德、白根珠、洪龙范、李汉点,日本人高田滕泓佐等,因没有及时抓获毒犯的实据,其涉及的案件未能彻底结案。  

    对外籍毒贩的驱离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由惩治外籍毒贩而引发外交行动的情况不少见。民国时期,石门公安局处理此类案件格外小心。高槐局长此前因禁毒不利多有诟病,特别是此次查处日韩毒贩属于涉外案件,“稍有未善,即恐牵动外交”,于是采取了“妥慎办理”的方式。一方面出动石门各区警员,详细调查侨居日韩人数、姓名、住址、房东,并召集房东会议宣布,援引北平和太原的外籍人租赁房屋规则,须报经公安机关核准。而且规定了期限,房东必须在限期内与日韩人解除租住协议,否则以串通作弊严肃处理。或者房东能够主动报告日韩毒贩之毒品所在,一旦所租房外籍人士被抓获,“准获房主无罪”。另一方面在火车站派驻大量警察执勤,对毒品运输线加大稽查力度,以切实断绝驻石日韩人的毒品来源。由于此次行动投入稽查的警务人员多,不仅获的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支持,并且将稽查毒品与驱逐毒贩一并“规划程序”,给外籍毒贩形成了“各方激迫”的巨大压力,所以取得明显效果,输入石家庄的毒品数量竟然大大骤减。

    房东们驱赶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驻石日韩人不肯轻易撤离,他们百般耍赖,拒不同意解除租房协议,房东纷纷向公安局求援。公安局以避免酿起外交纠纷和保护日韩人为名,分派大批干警到各个日韩毒贩居住地轮番值岗监视,局长亲自进行查岗督饬,向日韩毒贩继续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公安局果断将已经掌握贩毒实据的日人小川藤三郎、韩人庐仲铉等,“咨送交署究办”。最终在石门警方近三个月的一系列缉毒组合行动压力下,涉案日韩毒贩“群起惊惶,不敢再事逗留”,全部陆续撤离石家庄。

    由于此次驱逐日韩毒贩事宜计划周至,不仅将十数年来石家庄地方蠹害消弭,而且又未引起外交上的纠纷麻烦,省政府为此给石门公安局局长高槐记大功一次。石门全市商民为他建立了《石门公安局长高公德政碑》,石门商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张廷元书撰写了碑文,石门市长周化邦为此碑题写了“同吾好恶”四个字。2004年9月在火车站公交枢纽总站工地施工时,竟然发现了这块石碑,目前此碑已交由本市文物保护单位专门保管。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抢劫犯

随着石家庄工商业经济中心地位的提升和经商人员增多,尽管当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犯罪非常猖獗,在石家庄最严重的城市犯罪还是抢劫财物案件。民国时期,本市发生抢劫的案件有增无减,而且发生率长期居高不下。根据目前所见的本市犯罪案例分析,虽然罪犯以抢夺私人财物为多,但是对市民人身安全也构成极大威胁。

被劫对象一般都是生意人或富贵殷实人家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抢劫犯罪分子极为嚣张,有的竟然在光天化日下作案。抢劫犯罪又不同于盗窃犯罪,它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

随着石家庄工商业经济中心地位的提升和经商人员增多,尽管当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犯罪非常猖獗,在石家庄最严重的城市犯罪还是抢劫财物案件。民国时期,本市发生抢劫的案件有增无减,而且发生率长期居高不下。根据目前所见的本市犯罪案例分析,虽然罪犯以抢夺私人财物为多,但是对市民人身安全也构成极大威胁。

被劫对象一般都是生意人或富贵殷实人家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抢劫犯罪分子极为嚣张,有的竟然在光天化日下作案。抢劫犯罪又不同于盗窃犯罪,它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商报》披露,1935年8月29日,石门元村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晋城盐商王宝唐、刘宗奎二人骑自行车在石门购买织袜机,大约下午五时许,他们行至元村村南的沧石路基旁边时,突遇劫匪二人拦住去路,用手枪威吓。劫匪抢走王宝唐大洋四元四角、刘宗奎九元。并将两位商人驱赶到一个隐蔽之处,在威胁他们“禁勿声张”后,劫匪从容离开现场。

    抢劫犯罪在实施前,劫匪要对作案目标作详细调查,被劫对象一般都是生意人或富贵殷实人家,或煤店、粮店、盐店等商店铺面。1931年10月3日,《大公报》披露了一起入室抢劫案,地点在本市花园街南头同庆德煤店,劫匪事前对被劫店铺做了周密摸底,情况了如指掌。劫匪经过白天踩点,三个罪犯趁夜晚突然闯入店内,其中一个穿军装,两个穿便服,各持手枪和刺刀。他们闯入柜房后,“搜去现洋三十余元,并包袱一个”。店内伙计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匪徒,都被吓呆了,没做任何反抗,故未受到伤害。劫匪们抢劫之后,扬长而去。

    抢劫都是有预谋犯罪 

    1933年10月,石门公安局报告了《预审麻子三强盗一案》,曾在1933年7月2日抢劫休门元吉盐店的两名匪徒被缉拿到案,其余案犯皆逃逸漏网。案犯为什么能逃逸?跟他们案发前的精心策划不无关联。1934年2月11日出版的《大公报》,披露了另一起跟踪富商入室实施抢劫的案件。

    “距本市一里许之东焦村,住户池鸣岐颇有资财,在石门大街经营连兴成五金行,生意尚佳。池现充市商会常务委员,每当日暮,即乘车返村。日久竟为匪人所觊觎。前晚于池返家时,即觉有人在后尾追,池亦未注意,抵家后当即就寝。料至夜深十二时,池尚未睡熟,忽闻院内有人跳墙声,池知有异,当即着衣起床,并将家人呼起,移时闻院内人声嘈杂。旋有人急叩屋门,池问何来,门外答以找人。池惧恐万分,坚不开门。后经匪等设法将门启开,进入屋内,约十数人,各持匣枪,向池威吓。是时池有胞弟名洛墨,意欲外出营救,被匪知觉,即将洛墨拘于一室。匪即翻箱倒柜,将各屋内所有细软一并搜去,计包袱七个,现洋十七元,抢毕向西逃去,村民虽发觉尚早,但器械不利,未敢追捕。”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重大的入室抢劫案件,罪犯们一般都是有备而来的,实施有预谋的犯罪,特别是数额巨大的抢劫案更是如此。有的入室抢劫案的案值竟达到了上千元大洋,据《大公报》报道:“离石三里许之七里湾村(袁家营村)许某家中,于前晚十一时许,被劫匪抢去现洋一千余元。” 

   抢劫犯罪严重威胁到了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 

    城市抢劫杀人是一般犯罪的升级,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社会治安秩序造成的破坏力更强。发生在城市以及城郊周边的抢劫活动,对城市附近的公共场所或农村地区治安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使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也使城郊地区的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

    正像《大公报》的《石庄匪氛日炽》一文所说,“石门四乡匪氛日炽,居民甚感不安,村人为防御之计,多备有火枪。一闻匪至,则先放枪集众以御匪。故每至夜晚,辄闻枪声隆隆也”。在抢劫犯罪猖狂嚣张之时,作为华北著名产棉区的石家庄周边乡村,广大农民出于恐惧,甚至不敢买卖棉花。偏僻城郊地区,因售出棉花所换来之金钱,常为土匪掠夺之对象,所以许多农民因害怕遭抢劫,而不敢卖棉花。

    石家庄作为铁路枢纽,城市附近铁路沿线车站也成为土匪抢劫的重要目标,特别是正太铁路局的大郭村车站,因为有部分货物在此装卸转运,有一些货主经常被土匪瞄为抢劫目标,所以这一地盘周围经常有土匪出没,他们不仅时不时拦截行人,甚至杀人越货,致使该车站的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总之,由于城市中谋财害命、杀人越货的恶性案件频繁发生,使得不少城市居民比在农村生活时更有恐惧感,特别是一些家境殷实的大户,有时甚至寝食不安。

 抢劫犯罪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生命安全 

    城市抢劫是一种赤裸裸的严重犯罪行为,一般罪犯实施抢劫都带有凶器,对被劫者构成极大的生命威胁。1931年9月14日的《石庄抢案迭出》一文记载:石门市“近来土匪横行,抢案迭出,每至傍晚,街巷行人咸有戒心。前晚十二时许,有一行路之人,年约三十余岁,在平汉桥下,遇一匪人用腰带勒毙,抢去大洋三十余元。随后又来一人,路经该地,被其尸身绊倒,俯首细视,尚有气息,即为解带救醒。当去公安局报告,然匪已远逃无踪矣”。

    持枪抢劫行为严重影响到本地居民的生命安全,更有甚者,劫匪竟敢与警察和保安人员直接对峙。例如,在本市平汉车站岔道的“益兴永煤店”内发生的抢劫案中,劫匪有恃无恐,猖狂至极。据报道:“前晚十时许,突有便衣土匪十数人,各持手枪,从墙外入院,是时有公安局保安队三名,适因巡哨在该院内停歇。土匪入院后,见有保安队在内,先使强迫手段,令其不准声张,然后威吓该煤厂经理等要钱。该号见此情形,知难幸免,遂将柜内存有现洋一百余元,均被搜去”。从石门公安局的《呈报缉获强抢广懋煤栈及拦路行劫并预谋强抢等案匪犯李宝林朱万堂等经过情形》可以看出,当时石家庄已经形成若干重大抢劫犯罪集团。犯罪分子之间相互结为“同盟兄弟”,罪犯都配备有手枪、刀具、自行车等较为时髦的作案工具,经常流窜于城乡之间作案,肆意拦截往来行人抢劫,谋划组织实施了对广懋煤栈、懋记杂货铺、全记银号、栗村牛肉铺、北后街厂子巷11号住户等极为频繁的抢劫作案。不仅给居民正常生活秩序构成极大威胁,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驻军协助破案,从快从重处罚 

    民国时期,石家庄也有“严打”,每当连续发生抢劫案件时,警局压力增大,便安排类似“严打”行动。迫于城市治安秩序急剧恶化的巨大压力,石门警察局和当地驻军加大了对抢劫犯罪的缉查打击力度,对破获的案件也都进行了从重从快的处理。

    例如,1934年石门八条胡同大德堂洋布店抢劫案发生后,“各军警机关颇为注意严饬所属勒限破案,旋经公安第一分局南道岔分驻所,先后在同乐街等处捕获正犯王润生、马振东二名,先送公安总局审讯后,即转送石门地方法院讯办。嗣经驻石五十七军,又在本市捕获一匪李文生一名,当将马王二匪由法院提出,并案审讯,均供认结伙行抢不讳。该军部依法,特于昨日上午十二时,将该匪犯三名押赴西花园执行枪决”。

    在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即便采取了严厉打击诈骗、盗窃、抢劫杀人犯罪的行动,也只能起到一种震慑的治标作用,每当城市军警严打之时,抢劫犯罪势头略有暂缓,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犯罪率直线上升的趋势。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妓女

民国时期,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中之所以产生大量妓女,毫无疑问主要原因是商贸集散中心地位的提升,此外,随着城市人口大幅剧增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社会缺乏强有力的控制机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石家庄从事娼业的妓女,由外地和本地的两部分构成,先是由外地而来,而后出现了本地新生的从业者。

妓女领取许可执照,方能合法上岗

随着石家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中心地位的逐步形成,城市迁移人口的大量增加,商贾云集,华洋杂居,移民成分日趋复杂化。民国石家庄大量外来移民的增加,也促使石家庄的娼业出现了数量的迅速膨胀。

民国时期,在石家庄从事卖淫的妓女,到警察局办理从业手续,即领取执照之后便取得了合法地位。妓女有定期检...

民国时期,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中之所以产生大量妓女,毫无疑问主要原因是商贸集散中心地位的提升,此外,随着城市人口大幅剧增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社会缺乏强有力的控制机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石家庄从事娼业的妓女,由外地和本地的两部分构成,先是由外地而来,而后出现了本地新生的从业者。

妓女领取许可执照,方能合法上岗

随着石家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中心地位的逐步形成,城市迁移人口的大量增加,商贾云集,华洋杂居,移民成分日趋复杂化。民国石家庄大量外来移民的增加,也促使石家庄的娼业出现了数量的迅速膨胀。

民国时期,在石家庄从事卖淫的妓女,到警察局办理从业手续,即领取执照之后便取得了合法地位。妓女有定期检查的制度,须按期到指定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取得健康诊断证书者方可开业接客。

在石家庄从事娼业的妓女,由外地和本地的两部分构成。先有外地来石妓女,再有本地新生的从业者。随着娼业市场扩大,有的本地和附近县域农村女性也逐渐加入妓女行列之中,她们有的为饥寒所迫,“而自为营生”。在投入娼门的妇女中,有的则是“被卖而视同货物”。石家庄妓院的妓女来源分为两种:其一,被卖入妓院的妓女,没有人身自由,成为终身为妓院卖身赚钱的工具;其二,自投妓院的妓女,与妓院协议分配收入,其人身权不归老鸨所有。他们如果脱离妓院从良,老鸨无权干涉。妓女在妓院的住房租金和电灯费等,一般均由老鸨负担,妓女伙食亦由柜上供给,妓女收入与柜上四六分账。民国时期,妓院的经营者和老鸨是妓院的主宰。头等妓院的老板是南方人居多,他们勾结地痞恶霸,贿赂地方官员作后台,所以说妓女都受到了地方当局和黑恶势力的保护和某种程度的控制。

外来妓女分为南北两派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娼妓由无到有,由少到多,逐渐形成了妓女等级的划分,猎艳对象和卖淫范围逐步向各阶层和各群体蔓延扩大。

上等妓女多是由外地而来,外来妓女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苏扬沪人最多,北派以平津保定人为多。据史料记载,“古都人士先亦多知石门之女闾,颇显繁荣,是盖由于本市一二等之妓女,多来自燕京,……因是此间花丛上中阶级,遂有京苏之人参与其内,八埠名花。”这些由大城市转到石家庄来的部分上等妓女,尚有封建时代官娼具有的那种歌舞诗词的技艺。据《石门新指南》记载,她们“以识字论,则天花香妹、宴美美花,亦能读报阅书,朗然上口;以歌曲言,则紫霞玲珑,能歌新曲,美妃小凤,能唱皮黄”。在当年举行的“石门之花”评选中,妓女的排名大大超过了坤伶、鼓姬、女招待。

据当时《大公报》记者在石家庄的观察,本地的新生妓女“起居习惯不脱乡风”,她们相对大都市之多奸猾妓女更显单纯和青涩。当然妓女的生活也随着等级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要比三等妓女挣的钱多,吃的要好。上等妓女平时多一些饭局,多一些出条子陪酒的机会,每天能有一顿比较丰盛的酒饭。

在日军沦陷时期,石家庄也曾有一批日籍随军慰安妇。据史料记载统计,1938年年底,在石家庄的日本留住民中,从事艺妓酌妇等职业的有620户。1939年2月底,在石家庄的日本留住民中,直接从事“接客妇”职业的就有656人。

卖淫泛滥对社会风气产生恶劣影响

1933年7月,全市人口为63156人,男性为40001人,占到了63%;女性为23156人,仅占到了37%,男女性别比172.75:100。随着进城经商、打工、做事谋生的外来男性移民增多,妓女提供服务的阶层和人群有了广泛的扩大,昔日娼妓们将猎取对象集中在统治阶层少数人身上的状况有了改变。妓院高消费的高门槛又使无数下层人止步不前,于是廉价的暗娼逐渐增多。据《石门市事情》记载,“妇女操暗娼贱业者,日渐增多,里巷淫窟,随处皆是”。

所谓暗娼,即未经正式注册和不交纳妓捐而进行私下卖淫的娼妓。由于暗娼没有明娼所缴纳的妓捐和乐户捐,卖淫交易成本较少,所以交易价格往往比明娼要低廉。暗娼从业者绝大多数皆因生活所迫,特别是4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加,物价飞涨,暗娼日渐增多。据中共地下党调查整理的《石门市工作概况》记载,在40年代中期,石家庄暗娼从业者阶层比较广泛,不仅是有农家女子,包括“过去官宦人家的子女没法维持生活,卖淫求食者很多。……,最可惜的是名牌娼妓没人照顾了,只有想法子打野鸡,维持生活,上些岁数的给顿饭吃,便可同居”。

社会下层人员用微薄费用即可解决生理上的需求,导致嫖娼人员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反过来又变相地扩大了对暗娼的市场需求,两者互为因果,于是这个怪圈加剧了社会丑陋现象泛滥的程度。此时妓女公开拉客卖淫,其猖獗程度甚于北平等大城市。《大公报》记者经过亲身体验后,认为石家庄的卖淫泛滥的程度“过于北平者也”。暗娼们无论寒暑,每当黄昏,就集中涌现于西花园一带,“猎艳者如蝇附羶,如北京之中央公园”。

民国时期,暗娼被蔑称为“破鞋”、“半掩门”,由于社会道德沦丧,暗娼众多,人们逐渐见怪不怪。久而久之,不以为耻,“笑贫不笑娼”的不良社会心态,竟然以一种日常消遣、娱乐、社交的方式,获得了人们某种程度的认可。由此可见,卖淫嫖娼泛滥对石家庄的社会风气贻害非浅,对城市道德风尚造成了恶劣影响。

卖淫嫖娼泛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地方当局在表面上还有挽救良家妇女之举,在警察局内设有一处“从良所”,凡被拐卖到妓院的妇女,如果借机跑入“从良所”,请求避难保护,能够得到官方保护,妓院老鸨无可奈何。警方将该妇女情况登记后向社会公开发布,如有愿意选配者,交纳若干保证金,办理合法手续便可将其领回成亲。但是,由于奉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后来石家庄地方当局的禁娼越来越流于形式。在政府当局看来,禁娼就是禁暗娼,明娼可以用法规加以限制,暗娼形迹诡秘,居址无常,取缔极难。所以,地方当局的禁娼不作为,导致卖淫嫖娼行为日益放肆,暗娼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据中共石家庄地下工作者1945年所做的调查报告统计,石家庄当时的各类妓女约占全市妇女的23%。尽管对地下党是如何调查统计出这一数字不得而知,但是,40年代中期石家庄卖淫嫖娼泛滥成灾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暗娼对嫖客而言,存在着两种风险:其一,娼妓与黑社会成员勾结,专捉嫖客中的大头来敲竹杠,她们先设计诱骗嫖客成交,再使用其仙人跳之伎俩“绑对”,从而大肆敲诈其钱财。其二,“且彼辈不知预防花柳,染病者颇多。”据1947年有关文史资料记载,当时妓女染上花柳病的人数,占妓女总数的53%,被传染上性病的男性就更不计其数了。

民国时期石家庄虽是一个中小城市,但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其他通商口岸城市和传统城市一样,由于传统道德沦丧,价值的多元化为越轨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妓院

民国时期,石家庄与其他近代城市一样,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卖淫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政府都把妓院作为一种繁荣城市的工具,地方当局规定执业者必须到警察局办理开业和从业手续,领取执照,取得合法地位,成为公开化的娼业经营者。妓院有自己公开的行业组织,号称“乐户公会”,并设立了乐户事务所,为其提供服务。

妓院曾被当作繁荣城市的工具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区域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驻扎着大量的军队武装、地方政要、各界权贵、公职人员、警察等。特别是40年代中后期,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成为许多县级流亡政府的驻扎衙署,成为社会黑暗势力相对集中的窝点巢穴,成为腐朽势力醉生梦死的享乐...

民国时期,石家庄与其他近代城市一样,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卖淫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政府都把妓院作为一种繁荣城市的工具,地方当局规定执业者必须到警察局办理开业和从业手续,领取执照,取得合法地位,成为公开化的娼业经营者。妓院有自己公开的行业组织,号称“乐户公会”,并设立了乐户事务所,为其提供服务。

妓院曾被当作繁荣城市的工具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区域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驻扎着大量的军队武装、地方政要、各界权贵、公职人员、警察等。特别是40年代中后期,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成为许多县级流亡政府的驻扎衙署,成为社会黑暗势力相对集中的窝点巢穴,成为腐朽势力醉生梦死的享乐地盘。“石门事事即迈入都市,而娱乐之场,在昔亦颇称盛”。出于满足这些腐朽势力生活享受的需要,以及维持城市财政税收的需要,石家庄的妓院不论在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均受到地方政府当局的保护,他们始终把妓院作为一种繁荣城市的工具,所以,妓院和妓女都是公开的和合法的。

娼妓卖淫这种社会病态现象,在民国时期的各大中城市有迅猛蔓延之势,在石家庄也日趋公开化、合法化。按照《石门市公署征收乐户捐章程》规定,“凡在本市开设妓院者,均须遵照本章程之规定,缴纳乐户捐。”按照《石门市公署征收妓捐章程》规定,“凡在本市妓院之妓女,均须遵照本章程之规定,缴纳妓捐。”开设妓院者,到警察局办理开业和从业手续,领取执照,便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公开化的娼业经营者,无照者不得营业。

妓院为政府代征“游兴捐” 

据《石门新指南》记载,“七七事变”以后,城市当局“指定杨氏夫妇医院,作检查妓女之所,每星期一次,设有患者则发给医疗证,令赴同仁会治疗。……当局为促进保健工作,虽筹得专款特设市立病院,并附设妓女检治所,直辖于市公署”。1941年8月23日修订的《石门市公署游兴捐征收章程》做出规定:各妓院向嫖客代征“游兴捐”。嫖客在支付各项费用的同时,须照章缴纳“游兴捐”,并可以得到由市公署统一印制的“纳捐收据”。按照规定,妓院对当晚的宿客,需要登记店簿,并上报警察局的管理部门。只要按照石家庄市公署制定的章程制度办事,依法经营,无论开妓院、妓女接客、游客嫖娼,均属合法行为。

按照《石门市轻微地方捐之标准及征收方法》规定,乐户捐按户分等征收,每户每月由3元至12元,按月到局缴纳。“妓名捐”按名分等征收,每名每周由5角至1元5角,按周到局缴纳。乐户执照捐按户分等征收,每户由3元至10元,到局领照缴纳。1938年,石门市各项捐税收入中,乐户捐为12750元,妓户捐为107165元,乐户执照捐为13050元,三项合计132965元。当年的各项捐税款总收入为1478731.58元,妓院的各项捐款占到总收入的8.99% 。1939年1月至4月,石门市各项捐税款收入中,乐户捐为1044元,妓户捐为4608.5元,乐户执照捐为295元,三项合计5947.5元;占到总收入93747.14元的6.34% 。

1931年以后,随着“妓捐”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稳定收入之一,警局与妓院关系因利益而逐渐变得微妙起来,原来设立的“从良所”也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妓院有自己的“乐户公会”和“乐户事务所”

民国时期,石门的妓院只要照章纳税,便会受到地方政府保护。妓院也有自己公开的组织,号称“乐户公会”,并设立了乐户事务所。据石门的《商报》记载,1935年石门乐户公会,曾以“石门暗娼充斥,多勾引游客到家行乐,或到栈店陪客住宿,以各家乐户的营业受到极大影响和税捐收入减少”为由,“已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决议,将呈请官方加以取缔,以维营业云。”

后来为了增加收入,有的妓院竟通过市公署批准,扩大了娼业经营方式和活动范围,在石家庄朝阳路新市场内,添设了坤书馆,由一群妓女卖唱,把卖唱与卖身连在一起。这一事件引起石家庄新闻界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有的记者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说:“现在妓女公然在茶园卖唱,岂无引诱好人之嫌,茶园书馆是消闲之所,妓院是卖乐之处,茶园妓院决不可同日而语。……,在不久以前,本市当局增加游兴捐,对于妓院曾声明是‘寓禁于征’。我们希望对于妓女,不要使他们到处都活跃起来。”对于她们“影响社会善良风俗的,我们还是希望没有的好”。

妓院集中设置在热闹场所周围

从目前史料看,民国初始,石家庄就开始出现了妓院。据1913年6月直隶禁烟善后局的档案记载,随着石家庄商务亦逐渐繁盛,“戏院、妓户日增”。石家庄卖淫嫖娼形成泛滥成灾之势,主要是指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末。

20世纪20年代,石家庄出现的正式注册妓院不少于6家。其中,“南岭香”是目前所知石家庄最早注册的妓院之一,该妓院于1923年开设在升平街。民国初期,石家庄妓院一般集中设在比较热闹的戏院、电影院、大商场周围。大部分妓院集中在桥西的升平街、同和胡同、同乐胡同、同福胡同、裕顺胡同、通顺胡同、同义街等一带。而桥东妓院则相对比较少,只有少部分的三等妓院。

到30年代,石门的一等妓院达到9家;二等妓院达到11家;“二等半妓院”达到15家,“石门之所谓二等半,为他埠所未有,其开销虽稍减于二等,但其派头极近三等。”三等妓院最多,达到66家。石家庄的妓院所起之字号,大多都是模仿平津,例如,龙凤院、潇湘馆、上林仙馆。

民国时期,石家庄妓女娼院的经营状况,与当时市面经济繁荣程度和城市管理秩序有直接关联,每当遇到经济萧条或军事冲突,或市政管理的某项政策影响其经营时,娼业也同样会出现衰微,例如,1935年秋,石家庄妓院曾一度出现过低迷,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本市一度出现妓女大量流失,“今则淫业萧条,妓女人数较前约减少三分之二”。

污秽不堪的“新市区”

在日伪时期,特别是在1939年1月市制正式建立以后,妓院前车水马龙,“游客昼夜盈门,极度繁荣”。40年代初,日伪市政当局为便于管理,将市区分散的所有妓院统一集中,把本市所有妓院搬移于桥西袁家营村东的“新市区”。在新市区建成了欢乐街,分为琵琶巷、芙蓉巷、樱桃巷、杨柳巷等,共有房屋1250间,占地22000平方米。另外,还设妓女检验所一处,并设了商店32家,为这些娱乐场所提供商品服务。据石门市公署公布,此项建设共花费了75万余元。

到1942年,石门的妓院户数比搬迁前又有大量增加,此时石家庄妓女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据《石家庄解放初期琐忆》一文的估计,仅明娼就达三千余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地方当局为了繁荣“新市区”这一妓院汇集的地带,采取了在“欢乐街”增设赌场、开饭店、办店铺等一系列措施,从而吸引嫖客络绎不绝地云集到这里。后来,由于经济萧条和军事形势逐步紧张,一些妓院开始关闭,部分妓女迁移外地。据吴景仁先生《旧石门市的三大公害》一文的记述,到石家庄市解放前,“尚有开业者42家,一等妓女33人,二等妓女99人,三等妓女166人”。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以后,市人民政府发布政社字第一号令,宣布解散全市所有妓院,严禁各种卖淫制度的存在。限令全市一切明妓暗娼自即日起停止营业,废除所有妓女的卖身契约,对妓院老鸨和妓女进行登记,实行集中教管。除个别罪恶极大的妓院经营者被法办之外,绝大多数昔日娼业经营者和从业者经过人民政府大量耐心细致的改造工作,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石家庄长期存在的妓院娼妓制度被彻底废除。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律师

民国之初,南京临时政府起草了《律师法草案》,到1912年9月16日正式公布实施《律师暂行章程》,标志着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民国时期的律师在代理诉讼方面,不像现在,非本市律师公会不得在本市执业;在收费方面也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如讨论案情每小时最多五元。上世纪30年代初,石家庄已形成一支有35位职业律师的队伍,1935年加入石门律师公会的在册律师达到了76人。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石家庄有76位在册律师  

据北洋政府第457号《政府公报》统计,截至1913年8月,司法部就为全国1520名律师颁发了执照。此时石家庄处在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诉讼案件开始逐步增加,至于本地律师...

民国之初,南京临时政府起草了《律师法草案》,到1912年9月16日正式公布实施《律师暂行章程》,标志着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民国时期的律师在代理诉讼方面,不像现在,非本市律师公会不得在本市执业;在收费方面也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如讨论案情每小时最多五元。上世纪30年代初,石家庄已形成一支有35位职业律师的队伍,1935年加入石门律师公会的在册律师达到了76人。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石家庄有76位在册律师  

据北洋政府第457号《政府公报》统计,截至1913年8月,司法部就为全国1520名律师颁发了执照。此时石家庄处在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诉讼案件开始逐步增加,至于本地律师最早出现于何时待考。随着石家庄工商业发展,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律师职业得以诞生并逐渐扩充队伍。作为一个新的专门职业,律师们一方面需要得到合法地位和政府认可,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家法律限制和控制。

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石家庄已形成一支稳定的职业律师队伍,当时在册的知名律师有35位:王中正,字希尧,居住在电报局街56号。王瑞昌,字稹卿,居住在电报局街德明里2号。王寿桐,字仲和,居住在首善第一里3号。何章浵,字朗吾,居住在电报局街兴华胡同2号。邢殿邦,字达夫,居住在煤市街5号。李祥瑞,字缦云,居住在大桥街大兴客栈。李振恒,字久之,居住在正东街二条胡同20号。周士钦,字中生,居住在永庆街同和胡同1号。周进,字振华,居住在南市街36号。周庆文,字慎之,居住在电报局街兴华胡同2号。洪炉,字精夫,居住在首善第一里2号。郝凤翔,字步云,居住在大桥街61号。倪建章,字尧雯,居住在阜康路附75号。姚颜宾,字景渊,居住在首善第一里14号。崔盛明,字显卿,居住在正东街三条胡同1号。高琮,字仲芳,居住在共兴存街23号。康廷珍,字正儒,居住在桥东二条胡同20号。陈璇,字星垣,居住在正东街13号。张天傑,字拙民,居住在首善第一里13号。张鹤来,字潔轩,居住在阜康路集福里附3号。张錡生,字叔韩,居住在正东街电灯公司。孙凤楼,字慕韩,居住在共兴存街。傅守正,字子纯,居住在复康路60号。董耀青,居住在复康路75号。杨润,字遍含,居住在煤市街20号。杨凤楼,字瑞徵,居住在电报局街公字59号。翟瑞林,字祥生,居住在电报局街56号。赵桂芳,字郁亭,居住在煤市街2号。赵进义,字筠青,居住在首善第一里11号。赵华封,字祝三,居住在复康路3号。刘中棠,居住在新华街仁义里2号。刘慎行,字素其,居住在阜康路集福里5号。郑炳奎,字绍咸,居住在煤市街聚丰公司。庞忻,字熙亭,居住在煤市街20号。韩显君,字子誉,居住在首善第一里18号。

此后,不断有新律师加入。1935年新加入石门律师公会的律师有11位,加上此前原有的65位律师,在册的律师总数达到了76人。

非石门律师公会会员不得在本市执业  

律师作为一个新的自由职业,由于律师的职业特殊性,充任者的资格受到政府设定的种种严格限制。要取得律师资格,必须符合“中华民国人民,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的基本条件后,还要满足规定的三类考试资格,即曾经接受系统的法律教育,或现正在从事法学教育,或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历,只有满足所以上条件者,方可准许参加律师考试。

通过律师考试或因符合法定免试条件而取得律师资格后,在正式开始执业前,还须在审判机关实行登录。经过考试和登录律师,必须参加律师公会,接受律师公会的监督和管理,才能最终取得执业资格,开始执业。《律师暂行章程》第22条规定:“律师非加入律师公会,不得执行职务。”

石门律师公会报经中央政府司法部行政部长核准成立,律师公会使用木质钤记,文曰“石门律师公会钤记”。石门律师公会会址和事务所设在本市的首善第一里。石门律师公会设会长一人,30年代初,曾由董耀青律师担任会长。

石门律师公会作为石家庄的律师同业组织,并不是一个自愿社团,凡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奉准在石家庄从事律师职业者,“均得为本会会员”。换句话说,非石门律师公会会员不得在石执业。凡入会会员须缴纳会费40元,每月交经费1元,三个月不交经费者除名。对违反律师章程及律师公会会则者、或经会员检举认为有害律师风纪者以及因惩戒受停职或除名处分者,经律师公会常务评议员会议决议可以令其退会。《石门律师公会会则》规定,“兼任官吏或其他俸给之公职者”,应退出本会。

按照规定,律师加入或退出石门律师公会,均须呈报河北高等法院和石门地方法院。例如,1936年5月至10月有董金礼、赵安昌、卜青田、吴宝桂、尹静方、姚立梓、贾余庆、李学诗、高克正等9位律师加入石门律师公会,报经河北高等法院和石门地方法院批准,开始在石家庄执业。原来指定在石门地方法院执业的马祖述律师,因改赴西安执业,1936年9月16日被撤销在石门地方法院执业资格。

民国时期,对律师行业采取了司法机关和律师公会实施双重的监督与管理体制。如果执业律师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地方检察长可依其职权,呈请高等检察长提起对该律师的惩戒诉讼。由律师公会对律师平时业务活动的从业品德、诉讼收费等进行监督,律师公会对违规律师有行使“声请惩戒权”,但没有直接处罚权。律师公会所提出的惩戒申请必须经地方检察长呈请,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确定惩戒与否。

律师民事出庭费每次最高60元  

北洋政府先后对《律师暂行章程》进行了多次修改,对律师资格、律师证书、律师职务、律师义务等做出规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律师制度继续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律师可以参与民事或刑事诉讼,其最根本的职能是基于对受托案件的了解及对于相关法律条款的理解,依据法律规定为当事人的利益辩护,或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石家庄的律师还可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法律事务,可以为当事人充当证明、契约、遗嘱等法律文书等公证,可以为当事人订立契约及其法律文书等,还可以办理仲裁、和解及其一切非诉讼事务。

律师有收受法律服务费的权利,但是《律师暂行章程》要求各地律师公会根据各地情况,对律师收费做出明确限定。《石门律师公会会则》规定,律师受当事人委托办理诉讼案件或非诉讼事务的收费办法,有分项收取和整项收取两种。首先,是收取分项费用限额:讨论案情每小时最多不得超过5元;阅读案件卷宗或会见在押人每次最多不得超过10元;节录文稿或造具清册每百字最多不得超过1角;撰写函件及申请书每件最多不得超过10元;撰写和解状每件最多不得超过20元;律师的民事出庭费每次最多不得超过60元;律师的刑事出庭费每次最多不得超过30元;出具委托律师的参考意见书及其他文件每件最多不得超过40元;撰写民事诉状、抗告状、辩诉反诉状每件最多不得超过50元;撰写刑事诉状、抗告状、辩诉状每件最多不得超过30元;撰写民事上诉状、辩诉状每件最多不得超过100元;撰写刑事上诉状、辩诉状每件最多不得超过50元;撰写一审或二审民事案件追加理由书每件最多不得超过50元;撰写一审或二审刑事案件辩护意见书每件最多不得超过30元;撰写三审民事案件追加理由书每件最多不得超过100元;撰写三审刑事案件辩护意见书每件最多不得超过50元;办理民事执行案件或处理和解事项每件最多不得超过300元;在石家庄境内履行调查费用每次最多不得超过50元;赴石家庄境外办理的讨论案情、阅读案件卷宗或会见在押人、民事出庭、刑事出庭、履行调查等,除按规定收取各项费用外,每日所收日费最多不得超过40元。如果是按照案件整项收取费用,办理民事案件一审、二审,收取费用总额不得超过1000元。办理刑事案件一审、二审,收取费用总额不得超过600元。

石家庄律师从业者队伍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并对规范社会秩序和普及法律观念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毒品

民国时期,石家庄烟馆遍地,毒品种类变换花样,泛滥成灾。由于当局对毒品贩卖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开设烟馆成为公开的生意。

吸食烟毒的集中高发区  

民国时期的石家庄,作为一座新兴中小城市,与全国其他各类城市一样,也出现了吸食烟毒者和专门供人吸食烟毒的烟馆。与其他中小城市不同的是,石家庄流动人口在居民中占据较大比例,《大公报》记者认为,“流氓、暗娼、金丹贩亦以该处为渊薮”。当时石家庄烟馆林立,吸食者众多,成为一个庞大的毒品市场。

由于毒品生意能够迅速牟取暴利,吸引着大量唯利是图者趋之若鹜,致使石家庄毒品贩卖者触目皆是,不可胜计。“凡药房、洋货店、茶叶店、点心店,无不私售金...

民国时期,石家庄烟馆遍地,毒品种类变换花样,泛滥成灾。由于当局对毒品贩卖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开设烟馆成为公开的生意。

吸食烟毒的集中高发区  

民国时期的石家庄,作为一座新兴中小城市,与全国其他各类城市一样,也出现了吸食烟毒者和专门供人吸食烟毒的烟馆。与其他中小城市不同的是,石家庄流动人口在居民中占据较大比例,《大公报》记者认为,“流氓、暗娼、金丹贩亦以该处为渊薮”。当时石家庄烟馆林立,吸食者众多,成为一个庞大的毒品市场。

由于毒品生意能够迅速牟取暴利,吸引着大量唯利是图者趋之若鹜,致使石家庄毒品贩卖者触目皆是,不可胜计。“凡药房、洋货店、茶叶店、点心店,无不私售金丹”。20世纪30年代,在石家庄经营烟馆的多是东北人,大烟馆多设在桥东。当局实行“寓禁于征”政策,每家烟馆支付烟馆执照的工本费1元,每月纳土药公益捐20元,各家烟馆每天平均可销售熟膏4至5元,销售的生土则不计其数。据1936年5月22日《大公报》刊发的《石门烟馆林立》一文报道,统计石家庄全市“每月消耗于此者,总在二万元以上”。

石家庄除了公开的烟馆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毒品销售点。1922年9月17日的《益世报》,披露了石家庄商会会长张作梅销售毒品的案件,自1919年他在估衣街路西开设“永聚和”纸烟铺后,名为贩卖纸烟生意,实际在从事销售金丹毒品的买卖,一年就能牟利大洋7万余元。再如,龙泉池澡堂经理,曾为警察局长出钱买官,他从事的毒品销售生意得到警察局长暗许和扶植,一度称霸石家庄。在“桥西阁西胡同南头路西第一个门内”有他的一个毒品专售点,从来没有警察去搜查过问。每到逢年过节,警察和特工等都能得到这位老板的一份酬金,但凡他手下人员携带毒品或销售毒品时被查获,往往也不被追究。

当时石家庄吸食毒品逐渐成为一种畸形的时尚,毒品一度成为应酬客人的招待品和馈赠客人的礼品。据中共石家庄地下工作者1945年的调查反映,石家庄“有公开的烟馆和暗卖白面的洋行,还有俱乐部也是吸毒的场所,打官司、托人情,多是在烟馆中吸着谈判,所以有顾客出入不断。洋行则是钱少(价低),吸毒的人物拥挤满门”。石家庄存在的大量吸毒行为,并非仅仅停留在烟馆,而是已经进入了家庭、或店铺等。石家庄的富商和豪绅多数在家吸毒,当时全市在家吸食毒品的人数,并不少于在烟馆吸毒者的总数。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大商人们的不良行为,感染了“石家庄赌毒恶风极盛一时”。在石家庄吸食毒品的大军中,衣衫褴褛的无业者也为数不少。从1935年上半年249名戒毒人数统计看,女性有24名,占到9.6%。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石家庄被称为吸食毒品的集中高发区,名副其实。难怪《大公报》将石门称之为冀南毒窟,“人民之吸食贩卖者,更属不可殚述,形势之盛,一时有大本营之称”。

曾有金丹制造工厂十余处  

民国石家庄及周边农村几乎没有种植鸦片的,即便存在也是极其个别。但是,却出现了众多的毒品制造厂,即所谓毒品加工场所。

毒品加工主要是指鸦片原料的提纯,或以吗啡、海洛因等毒品为原料,添加辅料将毒品制成片型或丸状,或进行分散包装等加工工序,以适合毒品的零散销售,从而赚取巨额利润。最初,吗啡是作为麻醉和镇痛“药物”发明的,后又作为戒鸦片的药,由于吗啡的副作用更大,成为一种瘾性更强的毒品。海洛因发明之初,亦是作为医治吗啡瘾的“药物”,但是海洛因的毒性和成瘾性比吗啡更强烈。金丹是一种以吗啡为主要成分的毒品,填加辅料后其颜色为金黄色,故称金丹。20世纪二十年代,根据英国拒毒会和天津拒毒分会对石家庄进行的“详细调查,知该处为金丹吗啡之出产地方”。

在石家庄制毒的生产厂商,由外国奸商、中外奸商联合、本地奸商三部分构成。当地的华商制毒工厂一般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的地下生产加工场所不仅规模大小不一,而且也不可能有准确的实际数量统计。1922年9月17日的《益世报》曾指出:“石家庄商业发达,而金丹尤为充斥,制造金丹的工厂不下十数处”。

当然石家庄本地与京津地区洋人的制毒工艺和设备相比,设备相对简陋,工序相对简易,有些所谓制造加工,甚至仅有一道分散包装工序而已。但是,将石家庄比喻为冀南毒物之根据地,亦属言之凿凿,无可置辩。

毒品贩运的集散枢纽  

由于石家庄位于晋冀之咽喉,加上便利铁路交通,使石家庄作毒贩们的毒品中转集散地。随着毒品运输数量的不断增加,行销数量遂年增加,愈来愈猖獗,石家庄俨然成为毒品运销之中心。

铁路交通在极大地提高货物运输频率和速度的同时,也被毒贩们利用形成大批量运输毒品的特点,这给禁毒人员的查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正如其稽查报告所说:“惟石家庄铁轨迥环,地居衡要,奸猾商人贩运烟土、烟膏等物者,最易混迹其间”。特别是在民国初年,直隶禁毒官员面对铁路贩运毒品往往是束手无策。

石家庄作为毒品集散地,存在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运至石家庄的毒品原料或半成品,一般都是用于加工金丹、红丸、白丸等成品。而输入石家庄的金丹、红丸、白丸等成品,则是由此中转他处。由石家庄输出或由石家庄中转的毒品,辐射范围相当广泛,有的沿平汉线南下抵达冀南,甚至卖至河南;有的由正太铁路运入山西;有的转至陇海线两侧更广泛的地区。如禁毒报告所说:“论其近,则南至大名,论其远,则西达太原,不胫而走,无远弗届。至如获鹿、元氏、藁城、束鹿、安国、正定等县”。由于石家庄加工的毒品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甚至曾出现本地制造的毒品流入北平、天津的情况。在毒品输出的诸多去向中,运销量最大的去处有三:其一,为石家庄邻近各县;其二,直隶南部诸县;其三,山西省。

据1920年的直隶《警务处道尹办理禁烟实在情形报告表》记述,石家庄毒品“其销路充斥邻近各县,闻南三府更甚,由正太路运销于山西者尤多”。这个结论与西方人士的毒品调查报告不谋而合,《西人调查毒品之报告》认为,“自石家庄运输各省之金丹,以山西、河南为大宗,其余亦多运销直省各县”。山西本来是鸦片种植大省,由于海洛因、吗啡泛滥和各种金丹、红丸、白丸滋蔓,均与毒贩借正太铁路偷运山西有关,于是石家庄被禁毒组织视为向山西转运毒品的祸首。所以,毒品肆意输入和毒品销路充斥,成为民国时期石家庄烟毒泛滥的一个主要特征。

因石家庄商务繁盛,交通便利,往来客商良莠不齐,“私运吗啡、金丹及私吸之犯,势所难免”。 石家庄早在1911年就曾查获过私贩烟土的事件,当时石家庄本地的复顺魁、四箴隆等商行因贩运私土,被巡丁查出重罚“银一千两”。从民国时期官方办理毒品案件的数字统计分析,抓获的运输毒品人犯数量在逐年减少,但是贩毒总体数量仍在持续增加,这说明由乘客车的旅客夹带的情况越来越少,由列车成批夹带毒品的运输主体发生了变化。一般在车站客栈抓获的毒贩,所带毒品的数量都不大,原因就在于石家庄的旅馆和栈房直接参与了毒品运输的作案。“客商宿栈,如带烟土遇有警察查栈,可商请栈伙代为存藏”。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毒品运销集散地,除铁路运输的途径之外,还有的毒贩借助邮局途径邮寄毒品。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法院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由于城市管理控制机制远未健全,必要的司法审判机关未能合理设置,有效社会控制机制严重缺失。北洋政府时期,石家庄尚无司法审判机构。南京政府时期,将普通法院改为三级三审制,石门设地方法院,。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份暂设“承审处”,以承审员专理司法,县长办理检察事务。获鹿县属一等县,设承审员二人。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改后,河北省在石门增设了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石家庄的司法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获鹿县。日伪时期,石门法院的设立极为迟缓,直到1942年12月1日,经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任命才成立了石门高等法院。

北洋时期石家庄司法案件须移送获鹿县审理

民国以后,石家庄在从乡...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由于城市管理控制机制远未健全,必要的司法审判机关未能合理设置,有效社会控制机制严重缺失。北洋政府时期,石家庄尚无司法审判机构。南京政府时期,将普通法院改为三级三审制,石门设地方法院,。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份暂设“承审处”,以承审员专理司法,县长办理检察事务。获鹿县属一等县,设承审员二人。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改后,河北省在石门增设了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石家庄的司法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获鹿县。日伪时期,石门法院的设立极为迟缓,直到1942年12月1日,经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任命才成立了石门高等法院。

北洋时期石家庄司法案件须移送获鹿县审理

民国以后,石家庄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城市社会治安管理体系,即现代警察制度应运而生,这是城市社会控制走向近代化、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北洋政府时期,石家庄尚无司法审判机构。

北洋政府设置的审判机构由普通法院、特别法院、行政法院构成,其中普通法院是指审理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机关。普通民事与刑事审判实行“四级三审制”,四级即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由于北洋政府的统治缺乏稳定性,加上财力和人力不足,司法实践上便将初级审判厅撤销,而在地方审判厅中设置“简易庭”来处理初级审判厅的事务。但是,除了一些大中城市外,应设置地方审判厅的大多数县均未设置。所以,初级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管辖的案件实际上都是由“兼理司法法院”办理的。所谓的“兼理司法法院”,即在未设立普通法院的县,由县知事兼理辖区的司法诉讼,下设承审员辅助之。也就是说,北洋时期一般由县知事负责监理本县的审判和检察事务等,石家庄所有司法案件均要移送获鹿县,由县知事负责司法审理。

石家庄作为城市迅速崛起的特区,商贾云集,出现大量各式各样民事和刑事案件,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威胁城市社会秩序的司法案件“渐以增多”。凡属社会治安案件则石家庄警察自行处理,对于出现的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案件,警察无权审理。当时“石庄现无司法机关,破获丹犯(即毒犯)即送获鹿县署”。凡需移送获鹿县案件,一般是乘火车移送,“均趁早车,送县审判”。由于石家庄与获鹿县城在地域上的隔离,送审案犯需要花费一定警力物力,所以,对司法案件完整的审理过程形成了某种障碍,致使司法部门间出现了不少利益的纠葛,所以一些案件在处理上大打折扣,警察机关对部分案犯有时干脆采取罚款放人的处理方式。正如获鹿县档案中有关涉及烟贩案件的材料所说,“查县属各警区,抓获烟案以石家庄区为最多,往往因烟贩自愿认罚,即不送案,仅以一呈声请判决了案”。

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成立后石门的司法地位超过获鹿    

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后,《中华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将普通法院改为三级三审制,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根据1928年河北省高等法院《关于法院改组及筹备事项》的规定,河北省高等法院设在天津,并分设北平和大名为高等法院两个分院,在天津、北平、保定、石门四地分设四个地方法院。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份暂设“承审处”,以承审员专理司法,县长办理检察事务。获鹿县属一等县,设承审员二人。此时,石家庄的司法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获鹿县。

据《石门指南》记载,石门地方法院院长是熊兆周,起初的院址设在煤市街租用的民房里,后又在阜康路兴建法院新舍,旧址房屋便改做了看守所。由于南京政府沿袭了北洋政府审检合署的体制,将检察机关附设于各级法院内。石门地方检察处也一并设在阜康路,首席检察官是陈国钧。

石门地方法院管辖范围,不仅有石门、休门、栗村的民事以及刑事的一审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还有正定、井陉、获鹿、元氏、灵寿、栾城、平山、行唐、晋县、赞皇、新乐、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深泽、曲阳等20个县的二审诉讼案件。石门地方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有民事庭、刑事庭(且又分为合议庭、简易庭)、民事执行处、登记处。1934年石门地方法院共受理第一审刑事案件407件,受理二审刑事案件80件;1936年石门地方法院执行上年度未执行刑事案件2件,执行本年度应执行刑事案件71件;执行有期徒刑的65人,拘役6人。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改后的《法院组织法》规定:“省或特别区域,各设高等法院。但其区域辽阔者,应设高等法院分院”。据此,河北省在石门、保定、唐山各增设了高等法院分院,于是,石门的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成立了。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的管辖区域为石门、正定、获鹿、栾城、藁城、元氏、灵寿、平山、束鹿、深泽、安平、深县、阜平、饶阳、武强、井陉、行唐、晋县、赞皇、无极。此时石家庄不仅拥有了石门地方法院,还拥有了河北高等法院第五分院,不仅在司法地位上彻底超越了获鹿县,而且成为河北中南部地区名副其实的司法中心。

日伪时期石门法院设立迟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攻陷石家庄。石门地方法院和石门河北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的人员大部分南下逃亡,其他少数人员各自隐避逃生,南京国民政府在石的法院消亡了。

1938年1月日伪政权的石门市公署筹建处成立后,本市诉讼案件暂由下设的警察局司法科监理。由石门警察局司法科暂时性兼办司法审理,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1939年2月开始,市公署筹备处处长马鹤俦,正式函请伪河北高等法院恢复石门法院或另筹设审判机关。河北高等法院因财政困难,无处筹措经费,于是将恢复石门法院的矛盾上交给华北临时政府。1939年5月4日,临时政府法部总长明确指令河北高等法院院长李栋,“该省旧有法院尚未恢复,各地方所有第一审民刑案件,统应暂由该管县公署受理”。按照这个指令,河北高院决定在恢复石门法院之前,石门所有民刑案件暂由获鹿县公署受理,于是又遴选加派了获鹿县的承审员,并制定了承审处暂行办事细则,石门司法审理就这样又重新回归到了获鹿县。

石门民刑案件交由获鹿县公署负责审理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源源不断。首先,审理部门与石门警察所对一些交叉事务多有推诿,致使许多案件无法及时处理,许多案件久拖不决。据《石门新指南》记载,“市内各街巷遇有冻毙及因病身死之尸体,获鹿县因经费关系不能派员,常用驻石办理,乃托警察所代为掩埋,但有可疑之尸体发生,仍须通知该县派员诣验也”。其次,石门民刑诉讼必须远赴获鹿讯理,而获鹿县仅有承审制度,实际上并不能应对所有案件。“况以隔属漠视,一案迁延动辄经年累月”,诉讼费用大为提高,“往往小康之家因是破产,无罪就死比比皆是”。再次,获鹿县公署经费有限,由该市移送犯人而无囚粮分配,致使看守所内羁押的案犯死亡甚多。

石门市公署正式成立后,依然五次三番向省高院提出恢复法院申请。1940年5月,石门市长蒋静轩还把函请高院早日恢复石门法院的函件刊登在了《河北日报》上,并提出在恢复地方法院之前,暂时在市公署附设承审处,审理本市一切民刑案件,“以稍苏民困”。但省高院对市公署设暂时承审处的提议未予置议,只答应在落实经费后,即可筹备恢复石门地方法院。然而恢复石门地方法院谈何容易,一是需要增设看守所,既无经费又无土地,难以实现;二是石门地方法院原址早已被日军水原部队占用,根本无法指望他们搬迁让出旧址恢复法院。恢复石门法院逐渐变为人们一种旷日持久的期待。

既然恢复法院无期,又不批准本市设置承审处,使得伪石门市几任市长都非常恼火。1941年8月28日,市长张格把这种缺失称为“地方病态”,他在给河北高等法院的信中说,“本市因无司法设备,坐视人民痛苦,束手无从挽救,伤心惨目笔墨难以形容。”他特别针对“该市不能兼理司法”,表示了强烈不满,“石门为普通市,系与一等县同等待遇,各县既皆监理司法,则市署附设承审,准情酌理似可并行不悖。”河北省高等法院看到旧址恢复法院无望之后,又迫于石门市公署的一再施压,便想通过租借民房方式恢复法院。因长时间无法找到适宜房源而未果,最后决定派员到石门勘觅新址重建。尽管在石门新划市区第一期建设项目中,规划出占地11513平方米的地方法院和看守所,但是,请华北临时政府财务总署借款建设的途经,使石门法院恢复依然停留在画饼充饥阶段,最终使恢复法院之举一退再退。直到1942年12月1日,经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任命才成立了石门高等法院。

 光复后国民党恢复 河北省高等法院 第五分院和 石门法院

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于1945年11月迁驻北平,由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负责接收日伪司法机构。随之河北省高等法院石门第五分院和石门地方法院得以“复员”,法院地址设于本市兴华街15号。高院石门第五分院院长由孟继湘担任,首席检察官由焦沛树担任。石门地方法院院长由戴严担任,检察官由首席检察官由焦沛树兼任。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市长

民国以来的城市管理机关中,具有最高行政职位的领导人一般称呼为市长。自1927年周化邦就任石门市首任市长,至新中国成立,民国时期,石家庄曾出现过四个组织形式以及属性迥然不同的城市政府机关,先后共产生过10位市长。

选举产生的石门自治市市长 

如果说20世纪初掀开了石家庄的城市史序幕,那么1925年筹建自治体地方政府就是其建制市的前奏,是石家庄城市化初期行政中心功能创立的一个起步阶段。

1926年11月22日,根据《市自治法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石门市自治会选举周化邦为市长。1927年4月29日,举行了石门市周化邦市长的就职仪式。周化邦,又名周维新,是元氏县人。城市化之...

民国以来的城市管理机关中,具有最高行政职位的领导人一般称呼为市长。自1927年周化邦就任石门市首任市长,至新中国成立,民国时期,石家庄曾出现过四个组织形式以及属性迥然不同的城市政府机关,先后共产生过10位市长。

选举产生的石门自治市市长 

如果说20世纪初掀开了石家庄的城市史序幕,那么1925年筹建自治体地方政府就是其建制市的前奏,是石家庄城市化初期行政中心功能创立的一个起步阶段。

1926年11月22日,根据《市自治法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石门市自治会选举周化邦为市长。1927年4月29日,举行了石门市周化邦市长的就职仪式。周化邦,又名周维新,是元氏县人。城市化之初,来石开办阜丰货栈,任总经理。他的企业经营甚佳,财富积累迅猛,实力较为雄厚,并在其他商号占有不少的股份。周化邦先后担任过石家庄运输同业公会委员和会长,曾任石家庄商会会长。在实施市自治期间,当选为市政公所市长,成为集财富、权力、地位于一身的人。有的史料评价说,周化邦对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做出不小的贡献,他当市长时,“……事无不举,例如,修筑马路,栽植树木,展宽街道,缩减警费,组织卫生清洁,设立民众学校及阅览所,购置义地等项,此其荦荦大者。其他关于兴利除弊,及种种有益于地方、有益于民众之事,不问难易轻重,力之所至,无不期底于成,至今市民有口皆碑”。

1928年年底,虽然市政公所被撤销,但是一直到“七七事变”前,人们仍然习惯称周化邦为周市长。无论他担任石门市救济院院长,还是在商会任内,比较热心公益,亦多有政绩。1930年夏季,在平汉路北段爆发的军阀战乱中,石家庄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周化邦不避艰险,“努力于地方治安之保障,本市人民受惠尤多”。当然,他掌握大权时,也得罪过一些人,商会内部对其所作所为也有人极为不满,甚至有过遇刺的惊险经历。1937年11月,日军攻陷石家庄,周化邦携家眷南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石家庄解放前去了台湾。

虽然石门市政公所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产生的城市管理部门,由于它是带有社团自治性的城市管理机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地方政府。

日伪政权委任的6名傀儡市长 

"七七事变”以后,石门沦陷。由侵华驻石日军各机关团体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石门市公署筹备处”,1938年1月15日正式成立石门市公署筹备处。1939年10月7日,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正式批准石门设市,这是由日本人扶植建立的并由其实际操控的殖民傀儡体地方政府。这个日伪政权实际存在大约6年多的时间,市长更换了六任。第一任市长马鹤俦、第二任市长蒋静轩、第三任市长张格、第四任市长韩亚援、第五任市长孙世荣、第六任市长管锡山。

第一任伪市长马鹤俦 

担任过日伪石门市的6名市长,都是亲日派,都不是本地人。在六任伪市长中,只有第一任伪市长马鹤俦具有在石家庄经商的经历,这是筹备处需要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出面使然。马鹤俦原为石门正丰煤炭公司运输处主任,曾任石门商会会长,由于出面组织了石门临时治安维持会,协助日军维护地方秩序,经日方推荐出任伪石门市筹备处处长。市公署正式成立时,担任了第一任市长,但是,马鹤俦不久便被撤换。  

第二任伪市长蒋静轩 

第二任市长蒋静轩,曾留学日本,历任冀东各县县长以及省政府管理外事的科长,为方便与驻地日方沟通,被伪河北省政府指派为伪石门市长。可是蒋静轩与新民会不和,曾在市公署当众宣布,新民会企图管辖我们,这是妄想!说明当时同为亲日派,行政机关与党派社团的矛盾尤甚。蒋静轩在任时,主持制订了石门市《改进全市小学教育纲领》,并因主持修建城市防水壕工程,当年受到“树碑立传”的纪念。大约半年后,蒋市长被第三任的张格取代。

第三任伪市长张格

张格,字伯龙,是日伪时期在市长职位任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0年春一直干到1943年秋,此间“石门市公署”改为“石门市政府”。张格是天津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有人说他是清末两湖统制张彪的儿子,当年宣统溥仪被驱出皇宫后,所居住的天津张园就是位于意大利租界里的张格家的宅院,他追随溥仪到伪满洲国后,获得较高的军衔。所以,在石门当市长时,日军驻石的特务机关长对张格还算比较客气。

第四任市长韩亚援,也是由伪河北省政府指派来的,曾任省政府外事科长,并精通日语。半年后,韩市长因升迁而离任。

第五任市长孙世荣,曾在东北警察部门做过侦探工作,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他在石门市长的职位上仅待了三个月,故被称为“孙三月”。

第六任伪市长管锡山

第六任市长管锡山,山东黄县人,曾在日本宪兵队里当过特务,并出任过伪警察局的侦缉队长、伪警察局长。他是日伪市政府的最后一任市长,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关进监狱。

南京国民政府的市长不如师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抢先进入石家庄,接收了日伪真定道公署和日伪石门市政府。194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统领下的石门市政府建立。根据《河北省唐山市、石门市政府组织暂行规程》的规定,石门市政府设市长一人,荐任掌理该市行政及监督地方自治。河北省政府指派尹文堂出任石门市长一职。尹是河南人,曾任十一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的机要室主任秘书。

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的石门市,属于军政体城市地方政府,即由军事首领实际职掌地方城市行政权力。石门市政府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受到驻军严厉操控和影响,当时以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和第32师刘英等为首的军队,对石家庄地方社会事务实行的独裁统治,故称其为军政体地方政府。这个市政府最主要的特征是,行政长官的地位“文不敌武”,市长不如师长,地方社会事务要服从或让位于军事长官的指挥和意志。

尹文堂在《我在石家庄市的一些回忆》中说,“第三军军长是石家庄地区(包括周围各县)的最高指挥官,军队在石家庄市设立了警备司令部,由第三军的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任司令,大权独揽,控制很严,文官处于无权地位”。当时设立了联席汇报会议制度,由军长亲自主持。由于处在战争的非常时期,除了安排布置军事秘密和特务活动外,全市几乎所有重要决定都要由这个汇报会做出。例如,协助军队修碉堡、挖战壕、征用民夫、征集草料等,均要由此做出决定。总之,这种军事联席会议大大降低了石门市政府的地位,市政府处在第三军的指挥下。因为市政经费缺乏,进行的建设项目很少。市长所做的工作大多是配合军队做些城防工程、征兵等事宜,所以,市长没有什么作为,平时很苦闷,整天练毛笔字和打台球,消磨时光。 

人民政府的两位市长 

民国末期,石家庄建立了解放区的城市政权。1947年11月6日解放石家庄战役打响之后,1947年11月9日组成了中共石门市党政领导班子,委任了柯庆施为新石门市的市长。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以后,根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正式成立了石门市政府。1947年11月14日,以市长柯庆施的名义发布了石门市政府的第一张布告。石门市政府的办公地址,挂出了“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大牌子。

柯庆施为石家庄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

柯庆施在被任命石门市市长前,曾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等职。1947年12月26日,由石门市长改称为石家庄市长。1949年4月,柯庆施被任命为南京市市长,由刘秀峰接替其市长的职位,并同时升任为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

建国以后,这两任石家庄市长的职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柯庆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秀峰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工业局局长、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家建工部代理部长、建筑工程部部长等职。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转运业

石家庄凭借铁路形成的枢纽优势,成就了以铁路为龙头的运输产业,并且使转运业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地的先导产业。无论是当时的报刊评论,还是产业的业绩,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转运业不容置疑地成为石家庄名副其实的先导产业。

转运业迅速成为先导产业 

由于石家庄铁路枢纽的特殊地位,具备了巨大的运输功能,货物运输在华北铁路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太路和京汉路在各条主干铁路中,是开办货运较早、货运量较大的铁路枢纽之一。所以铁路开通之初,石家庄铁路枢纽的货运收入就远远超过客运收入。由于所处的内地区域,需要把大量矿产品和农产品外运,由沿海通商口岸将工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运入内地,故此,铁路运输多以货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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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凭借铁路形成的枢纽优势,成就了以铁路为龙头的运输产业,并且使转运业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地的先导产业。无论是当时的报刊评论,还是产业的业绩,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转运业不容置疑地成为石家庄名副其实的先导产业。

转运业迅速成为先导产业 

由于石家庄铁路枢纽的特殊地位,具备了巨大的运输功能,货物运输在华北铁路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太路和京汉路在各条主干铁路中,是开办货运较早、货运量较大的铁路枢纽之一。所以铁路开通之初,石家庄铁路枢纽的货运收入就远远超过客运收入。由于所处的内地区域,需要把大量矿产品和农产品外运,由沿海通商口岸将工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运入内地,故此,铁路运输多以货运为主。

需求产生机会,需求产生动力。伴随着铁路运输业务量的迅猛增加,石家庄转运业应运而生,迅速成为城市经济的先导产业,形成了以铁路运输为龙头的庞大运输企业群体。其实,转运业是一个比较混杂的概称,泛指围绕石家庄铁路枢纽货运而出现的各种商贸类型的企业,既包括工矿企业的运输部门,又包含专营运输的企业,还包括商业企业的运输行为等。

正太铁路自通车以来,沿线煤炭矿产,逐渐发展,销路日增,铁路运输数量逐年增加。在“七七事变”前,每年装运量约200万吨煤,占全部货运的90%。铁路经营收益虽然以货运为主,但当时铁路货场设备却极为简单,货物运输的一切事务均实行货主自理制度。铁路采取的是整车运输和零担货物运输两种方式,整车货运以20吨为单位,或以车辆种类为单位装车,所有货物的发送、装卸、押运、保管等,完全要由货主自理,铁路仅仅负责提供装载货物的车辆,办理运输的货票,收取运输费款,运送途中发生的所有损失,铁路概不负赔偿责任。

铁路开始货运之时,石家庄铁路枢纽即有合装零担、整车零担、沿途零担三种业务。零担货运,包括了整车零担,特别是不足整车的零散货物,基本都是由专门从事转运业的公司和货栈负责积成整车,然后交给铁路托运,不足整车的少数零散货物,由一辆货车装载,加挂在客货车混合列车上运送。

大型转运企业都租用铁路道岔  

石家庄货运初始,铁路枢纽站几乎没有任何货运设备,只是在设施上,为了装卸货物修建配置了一些必需的道岔。南道岔货场的铁路支线有两股轨道,一条是正太铁路的窄轨,另一条是京汉铁路的标准轨。两条铁路的货物道岔,在此互相并列,以便货物的装卸过载。由正太路火车运来的煤和棉花、粮食等货物,在此卸下,倒装到京汉铁路货车外运销售,或者由用其他交通工具转运至石家庄附近各县交易,南道岔装卸车辆几乎昼夜不停。

石家庄的转运业的商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矿产开采商捷足先登,纷纷驻扎石家庄设立自己的转运公司,投资修建自己的铁路道岔。起初石家庄新兴的各种转运商号,大都集中于火车客运站以南的“南道岔区”。各货栈转运公司及井陉、保晋、临城各矿务分局,均在此租有铁路的道岔站台。大量承揽托运、中转、保管、暂存货物的转运公司和货栈,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由矿产商们在石家庄开办的运输公司,像井陉矿务局、正丰公司、保晋公司、元和公司、宝昌公司、临城矿务局等转运分销公司,主要运输本企业的矿产货物,是用铁路整车运输的大户,所开办公司机构比较完整,职能比较全面。例如,正丰煤矿在石家庄大同街设立“井陉正丰煤矿公司石家庄办事处”,设处长一人,主持一切事务。设有运输处、会计处、总务处、转运货场等。矿产企业开办的运输公司不仅自装自卸,还要自行押运看管,这种包车式的运输,一旦超过车辆额定重量,也会受到铁路部门的罚款或被迫卸下多装部分的货物。

除了那些运输自产自销矿产货物的运输公司之外,石家庄主要运输企业就是利用“道岔”进行经营的货栈,到1934年这类聚集在“南道岔”的转运企业达到了29家。据《正太铁路接收纪念刊》记载,正太铁路管理局租给煤商的铁路岔道共计97处。

转运业带动了仓储、地产业发展  

转运业成为石家庄先导产业的一个标志,是伴随着运输企业各自业务量的迅猛增加,运输企业不仅数量有较大增加,而且自身规模也形成了不断壮大扩展的趋势,在城市中心地带进行了仓储业和地产业的纵深开发。

伴随着石家庄铁路枢纽大流量货物的中转、改装和集散以及运输业务项目逐渐完备,特别是铁路的“负责运输”和“联运业务”的出现,促使铁路货场开始租房暂存货物,甚至开始兴建贮运周转的货仓,或围墙建库,直至增设路警,看护货物。1932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整顿路务”,推行的一系列严格的货运制度,无疑对石家庄货运仓储的规范化起到一定推进作用,对货物仓库的货位划分、货物码放、看管巡守、防火等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伴随着石家庄周边矿产企业的产量增加和铁路运量的增加,石家庄转运道岔明显不敷使用,各转运商家纷纷扩地,以图增加储货周转场地,提高储运能力。例如,正丰公司当时购得的储运场院较大,已经能够长期储煤1000多吨。由于各转运商家的业务发展,使得他们的仓储量一直迅速增加,所以在转运业逐步发展基础上,石家庄仓储业开始萌生,并获得迅速发展。大部分的转运商家的业务拓展后,限于土地狭小,急谋扩展。不仅保晋公司开拓了“西厂”,井陉矿务局也扩展自己的地盘,而且正丰、广懋等六七家企业也都频频出手,争相租地,扩充业务。德顺、永阜、达栈、恒记等四家运输企业还围绕争夺新的空地,开始了激烈竞争。正太铁路局也花费2885元4角3分,趁机在石家庄扩建一处占地面积120多平方米的棉絮货栈。

随着土地需求数量的不断扩大,地价也日益上升,从而拉动石家庄城市经济不断向前发展。1916年以前,南岔道内“每号地移转之代价,不过两三千元;租地一亩之地租,不过十余元,每亩地价也不过一百元”。随着石家庄转运业的发展,货物转运量的增加以及货栈业利润的增长,道岔和货物存放场地的租金也出现了大幅提升。到1924年,“每号地移转之代价,涨至两万元;租地一亩之年租,涨至一百数十元,于是石家庄之土地成为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转运产业对石家庄空间拓展和地产市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转运业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印证了石家庄转运业在城市经济的引领地位。到1926年前后,石家庄每年进出口货物价值在五千万元以上。无论是当时的报刊评论,还是运输产业的业绩,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运输产业不容置疑地成为石家庄名副其实的先导产业。显现了枢纽业务量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整个行业也被银行家们看好,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行月刊》评价说:石家庄“全埠转运业凡四十余家,往昔时局粗定,进出口拥挤,各家业务颇为兴旺”。


跬步千里

民国石家庄的社会百业

随着石家庄城市化进程的启动,原农业生产的耕地被城市的工厂、商店以及服务业所占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加大,原来单纯的经济结构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家庄工商业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了大量新职业和新技术领域,社会职业日趋分化多元,各个新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城市行业分类越来越精细

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石家庄出现了运输、金融、商业、工业、建筑、市政、司法、医疗、文化娱乐、学校教育、新闻传播、三产服务等职业界别。由于石家庄城市市民的职业结构日趋复杂,类别数量也越来越庞大,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行业属性越来越专门化。

根据《石门指南》、《石门新指南》、《石门市事情》等记载,民国时期石...

随着石家庄城市化进程的启动,原农业生产的耕地被城市的工厂、商店以及服务业所占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加大,原来单纯的经济结构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家庄工商业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了大量新职业和新技术领域,社会职业日趋分化多元,各个新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城市行业分类越来越精细

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石家庄出现了运输、金融、商业、工业、建筑、市政、司法、医疗、文化娱乐、学校教育、新闻传播、三产服务等职业界别。由于石家庄城市市民的职业结构日趋复杂,类别数量也越来越庞大,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行业属性越来越专门化。

根据《石门指南》、《石门新指南》、《石门市事情》等记载,民国时期石家庄出现的主要职业类型有:金融业的银行家、会计师、职员、银号掌柜、典当商、钱庄助理;运输业的火车司机、汽车司机、铁路维修工、乘务员、售票员、转运商、账房会计、装卸搬运工、马车夫、人力车夫;批发和零售商业的粮商、煤商、棉商、布商、皮货商、杂货商、糖果糕点商、书商、盐商等各类经销商;服务业的旅馆店员、饭店厨师、裁缝、理发师、洗衣工、印染工、修表工、修鞋匠、摄影师、佣工、搓澡工、清道夫、粪夫;医药业的西医、中医、镶牙师、护士、药剂师、药品商;娱乐业的影剧院经营者、演员、电影放映员、老鸨、妓女;建筑业的房屋设计师、承包商、建筑师、瓦工、木工;邮电通讯业的话务员、电报员、信差、邮递员;近代工业的纺织工程师、纺纱工、织布工、漂染工、电工、车床工、铸工、锅炉工、化验师、炼焦工、炼油工;手工业的铁匠、编织艺人、自行车修理工;教育界的校长、教师;新闻界的编辑、记者、播音员、排版工、印刷工、报童;地方政界的各级官员、公务职员、警察、检察官、法官;此外还有律师、翻译、军人等诸多职业。

上层职业者收入丰厚,地位显赫

石家庄区域性商贸集散中心和区域性工业制造加工中心的形成,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职业的变化,并按照社会不同功能的需要出现了社会分层结构。由不同功能形成的社会分工,在客观上存在着职业收入、职业权利、职业地位上的较大差别,因此石家庄城市职业明显被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层次。

构成上等层次职业的有市政当局、大工厂、大商业、大银行中为数不多的官僚、企业家、总经理、董事长、技术专家、大股东等,像警察局长、市商会会长、市财政委员会的委员、大兴纱厂经理、厂长,元吉盐店经理,正丰公司经理,保晋公司经理,新记电灯公司经理,聚丰面粉公司经理等各大企业的经理、董事长、大股东。这些上层职业的收入相当丰厚,正丰公司外籍矿师月薪1250元,石家庄炼焦厂外籍工程师月薪720元,大兴纱厂的企业管理者们除了股息分红之外,董事、经理、厂长及中层管理人员,每人还拿年俸1650元至2400元,董事、经理、厂长车马费每人每年500元,红奖200元至10000元。例如,经理徐松滋一人一次(年终)拿红奖即二千元,总经理苏汰余拿一万元。在这些上层职业者中,有些是家底殷实积累丰厚的外来投资者,其中也不乏暴发户,即徒手起家的外来移民。

不同于其他传统转型城市的职业分化,石家庄的主要特点是大量外来工商人口占主导,本地土著地主富绅投资或经营新式工商业者所占比例不多。正如《石门指南》一书所说,“石门人民,以各地侨居者为最多,本地人不及十分之一”。像货栈商人周维新、房产商人李汉卿之辈,在城市化之初怀着冒险心理,大胆地踏入石家庄这个创业城市,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快速发展成为石家庄各行业中的佼佼者。正如报纸评论所说,在石家庄“操纵此间之商务者,率皆外来之徒手党”。这些新生资本家不仅对石家庄城市经济产生过一定影响,并且通过自身经济优势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由于他们的社会声望和显赫地位,加上手中拥有的经济实力,往往又获得某些政治权利。因此,石家庄上层职业的从业者虽然人数不多,对石家庄城市社会发展却具有较大影响作用。

中层职业者多有新式教育和技术培训背景 

民国时期在石家庄城市社会中,构成中等层次职业的有会计师、银号掌柜、典当商、转运商、账房会计、批发和零售商业的各类商人、医药业的医生、药品商、影剧院经营者、承包商、工程师、学校校长、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职员、警察、律师等诸多职业。

在近代石家庄城市中等职业中,有些属于旧式传统职业,如银号掌柜、传统店铺商人等,他们多数是随着区域性经济中心调整,被石家庄新兴区域性经济中心吸引而来的,伴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他们在经营对象、经营方式、组织管理模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改变,也都开始向新式商人转化。

在城市中等职业中更多的是近代新生职业,随着近代交通、商业、工业、金融、娱乐、医学、教育、媒体、市政、司法等行业的发展,一些专业化、知识化的新职业在石家庄逐渐出现,并且日趋增加。由这些新职业的专业化、知识化特点决定,从业者一般都需要具有新式教育的经历或专门技术培训的背景,有些职业的准入和晋升尚需通过考试门槛。他们属于石家庄新式职业的知识阶层,由于受自身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左右,他们思想观念比较进步,呼唤社会进步,寻求制度保障,谋求法律佑荫,鄙视封闭向往开放,因此对城市文明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石家庄城市中等职业者人数所占比例远远不及下层职业者的比例,但却构成了城市市民阶层的中坚力量。

下层职业者人数众多,收入微薄 

在民国时期的石家庄城市社会中,构成下层职业的有各类新兴产业工人,如火车司机、汽车司机、纺纱工、织布工、漂染工、电工、车床工、铸工、锅炉工、装卸搬运工、炼焦工、炼油工、排版工、印刷工、维修工、建筑工、木工、乘务员、售票员、信差、邮递员、报童等;各类商业和服务业的店员及售货员,如饭店厨师、裁缝、理发师、洗衣工、修表工、话务员、电报员、佣工、搓澡工、马车夫、人力车夫、清道夫、粪夫、妓女等;各类手工业劳动者,如铁匠、编织艺人、自行车修理工、修鞋匠等;各类民间演艺人,如说书的、唱戏的、耍杂技的、玩魔术的等;各类小商小贩;杂役和零工等,一般都属于城市下层职业。从事城市下层职业的人数众多,他们构成了石家庄城市的建设大军,但是,这个职业阶层的收入比较微薄。

在上述城市职业之外,还存在着大批无业和失业者,即城市中的游民阶层。有的学者把近代城市中以乞讨为生的乞丐,视之为带有职业化倾向的游民。石家庄城市乞丐属于游民中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总之,民国时期石家庄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地位确立,加速了石家庄城市职业结构异质化和复杂化的过程,新生市民阶层已经诞生,而且工商业居民基本构成了城市居民主体。但是,石家庄尚未完成属地农业人口的彻底转化,依然存在着许多转化中的半农半工或半农半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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