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砖石中的汉代文化
四、综合考察的方法——画像中的象征艺术
何新《诸神起源》
陈江风《汉画像“神鬼世界”的思维形态及其艺术》，《中原文物》1991.3
五、汉代建筑画像砖石构图法
墓室、祠堂画像配置规律 赵超《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91.3
巫鸿《国外百年汉画像研究之回顾》，《中原文物》1994.1
孟强《关于汉代升仙思想的两点看法》，《中原文物》1993.2
张湘《中国山水画渊源浅谈》，《中原文物》1985.2
王其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
四、综合考察的方法——画像中的象征艺术
何新《诸神起源》
陈江风《汉画像“神鬼世界”的思维形态及其艺术》，《中原文物》1991.3
五、汉代建筑画像砖石构图法
墓室、祠堂画像配置规律 赵超《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91.3
巫鸿《国外百年汉画像研究之回顾》，《中原文物》1994.1
孟强《关于汉代升仙思想的两点看法》，《中原文物》1993.2
张湘《中国山水画渊源浅谈》，《中原文物》1985.2
王其亨《风水形势说与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风水理论研究》P119
王鲁昌:《论彩陶纹“×”和“ж”的生殖崇拜内涵》，《中原文物》1994.1
李国华《浅析汉画像石关于祭祀仪礼中的供奉牺牲，《中原文物》1994.4
王贵祥《风水观念的非理性层面剖析》，《建筑历史与理论》P111
无聊扒一扒董偃和馆陶公主
高祖功臣侯表：元光六年，侯季须嗣。十三年，元鼎元年，侯须坐母长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
惠景间侯者年表：二十四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
文帝纪：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皆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
高祖功臣侯表：元光六年，侯季须嗣。十三年，元鼎元年，侯须坐母长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
惠景间侯者年表：二十四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
文帝纪：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皆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
野客丛书：汉人居丧，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终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遗诏，令臣子勿久丧，已葬则除，自后因而弗改，习以成俗。
武帝纪：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由上可知汉的守丧期是在半个月左右，馆陶公主当是在元鼎元年去世。
东方朔传：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再根据武帝年号可推知董偃是在元朔四年——元狩五年期间去世，去世时三十岁。
又：
东方朔传：初，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始偃与母以卖珠为事，偃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
外戚传：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须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余年，主薨。须坐淫乱，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后数年，废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东。
根据年龄，董偃被馆陶公主收养是在汉景帝后元三年——元光元年。董偃大概率是在元光元年满13岁，而在元光六年正好18岁及冠，此时堂邑侯陈午正好去世，馆陶公主私近干儿子董偃，提前给他及冠，交结公卿近臣。
东方朔传：主因推令散财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
文帝纪：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田叔列传：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
昭帝纪：栘中监苏武前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奉使全节，以武为典属国，赐钱百万。
据上可知，百金可以为皇帝建造露台，为贤达的诸侯相建立祠堂，百万钱是对忠勇报国的功臣奖赏。帛千匹也不是什么小数目。而董偃一日用掉金百斤、钱百万、帛千匹，中府才会上报给馆陶公主。这么大的一笔钱，接待的对象自然是三公九卿诸侯王众列侯这样的实权派，而且肯定不会是纯粹叙感情，而是从中撺取权利、地位、名声。
刘彻为什么后来疏远董偃？因为像他这样没多少治国实才而靠貌美多金，拉拢交结朝臣上位，如果成功得位，对于吏治和社会风气都是不小的伤害，后汉不正是因无底线卖官鬻爵被一步步蚕食么？
另外，参考诸传记和百官公卿表，当时朝中最有身份地位的人大概有：卫青（不用想了，这是馆陶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公孙贺、苏建、汲黯、张汤、赵禹、（这些也都交结不到）、李蔡（这些也许可以搏一搏）、薛泽、公孙弘、孔臧等。
东方朔传：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与偃善，谓偃曰：“足下私侍汉主，挟不测之罪，将欲安处乎？”偃惧曰：“忧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顾城庙远无宿宫，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计出于足下也，则安枕而卧，长无惨怛之忧。久之不然，上且请之，于足下何如？”偃顿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书献之。上大说，更名窦大主园为长门宫。主大喜，使偃以黄金百斤为爰叔寿。
叔因是为董君画求见上之策，令主称疾不朝。上往临疾，问所欲，主辞谢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奉朝请之礼，备臣妾之仪，列为公主，赏赐邑入，隆天重地，死无以塞责。一日卒有不胜洒扫之职，先狗马填沟壑，窃有所恨，不胜大愿，愿陛下时忘万事，养精游神，从中掖庭回舆，枉路临妾山林，得献觞上寿，娱乐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忧？幸得愈。恐群臣从官多，大为主费。”上还，有顷，主疾愈，起谒，上以钱千万从主饮。后数日，上临山林，主自执宰敝膝，道入登阶就坐。坐未定，上曰：“愿谒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曰：“妾无状，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厢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韝，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馆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于是上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
忽然发现件事儿：馆陶公主给卫青打钱了！！！
（馆陶：从前的我得不到想毁掉，现在的我得不到就发福利。）
以及……馆陶在元光五年还数次气势汹汹的谴责平阳和刘彻，隔个年就谦逊了许多，也开始学会在吃软不吃硬的刘彻面前服软卖惨了。啧啧……
咳咳，正经的说，馆陶公主确实是个能屈能伸、见风使舵的强人。献长门园的时间不会超过元光六年，过则太迟。当时正好卫青等征匈奴有功绩。董偃要想走的路线应该是从军立功，因而馆陶特意赠将军财物、董偃招揽郡国剑客，不过从事态的发展看，董偃只是被当做陪玩的玩物，并没有被授予任何职务。董偃大概率只会武艺和逗趣，而没有打仗治国的才能。
董偃是因为东方朔而被疏远，从此失去了出头的机会，但是馆陶家跟卫青的恩怨可不少，史书只记载平阳怼过馆陶，没有记载卫青的反应，我还挺好奇的。
再加一句，馆陶打钱的对象是将军、列侯、刘彻的从官，没有三公九卿，说明大概率是在秋季出行打猎时招待的，小概率是巡游或者祭祀期间。
是时，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诸侯惮，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以设饮，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东司马门更名东交门。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给东方朔加个大鸡腿儿，这话说的，句句发人深省，从此可看出东方朔是个有智有勇有大义之人，可惜他的主张大多不是刘彻所需要的，故而以诙谐滑稽著称。
上位者一言一行皆有教化作用，非同儿戏。接待董偃的东司马门因之更名为东交门，其中权重自可分明，这也是一种警戒吧。
《野客丛书》中考据的汉风俗
○汉人居丧
汉人居丧，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终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遗诏，令臣子勿久丧，已葬则除，自后因而弗改，习以成俗。故翟方进为相，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然当时亦知终三年丧为尽礼，如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宣后母死，其弟修去官，持三年丧，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汉碑中有居丧二交菲五五者，则以为美谈。如李翊、费凤之徒，以为至孝，铭为“考忧释绋，公义卓休”，其见推往往如此，则知当时丁父母忧持三年丧者鲜矣。不特不能持三年丧，且居忧而迁除者有之，如鲁峻居母忧，自乞拜议郎是也。汉人居丧，大率可见，夺情废......
○汉人居丧
汉人居丧，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终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遗诏，令臣子勿久丧，已葬则除，自后因而弗改，习以成俗。故翟方进为相，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然当时亦知终三年丧为尽礼，如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宣后母死，其弟修去官，持三年丧，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汉碑中有居丧二交菲五五者，则以为美谈。如李翊、费凤之徒，以为至孝，铭为“考忧释绋，公义卓休”，其见推往往如此，则知当时丁父母忧持三年丧者鲜矣。不特不能持三年丧，且居忧而迁除者有之，如鲁峻居母忧，自乞拜议郎是也。汉人居丧，大率可见，夺情废礼，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过于厚者，如高阳令杨著遭从兄忧而去官，度尚遭从父忧而解秩，又有为其师服斩丧三年而不释者，礼之过不及如此。
○苍头称将军
《随笔》云：今人呼苍头为“将军”，其事本为彭宠为奴所缚，谓妻曰：“趣为将军治装。”注，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仆谓此说固是，然观《陈胜传》，将军吕臣为苍头军，是则语苍头为将军，亦已久矣。又卫青为奴，后为大将军。唐至德后，官爵虚滥，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而身执贱役者，故岑参歌曰“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即是苍头奴。”李商隐诗曰“厮养为将军”，则知苍头奴为将军事甚多。又按《前汉·鲍宣传》苍头庐儿注，汉名奴为苍头，知此名起于汉矣。观《后汉注》，秦人呼为黔首，谓奴为苍头者，以别于良人。又知苍头之名，自秦已然。又读《战国策》，魏有苍头军二十万，又知苍头之名，不但秦也，他国亦然。苍头庐儿解在《鲍宣传》而颜师古注《萧望之传》，谓在《贡禹传》，误矣。
○汉朝臣见三公礼
或者谓唐朝臣见三公礼，则闻之矣。汉世朝臣见三公礼，班史不载，是以后世无闻焉。仆谓汉世朝臣见三公礼并拜，至丞郎见入坐皆持版揖，事见《汉仪》及《汉旧仪》。是以卫青为大将军，或谓汲黯大将军尊重，不可不拜，黯谓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版入阁，至坐，蕃下夺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责蕃曰：“以阶级言之，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阁宜省。”敬止在门，汉世三公之礼，与百僚绝席，如此之异，至入坐之礼则杀矣。此有以见其大略。沈约《宋书》亦尝引以为言。
○阿买
晋宋人多称阿，如云阿戎、阿连之类，或者谓此语起于曹操称阿瞒。仆谓不然，观汉武帝呼陈后为阿娇，知此语尚矣。设谓此妇人之称，则间以男子者，如汉《淆坑碑》阴有阿奉、阿买、阿兴等名。韩退之诗“阿买不识字”，知阿买之语有自。
○贱庶出之子
自古贱庶出之子。王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孝武曰：“崔道固如此，岂可以偏庶侮之？”《颜氏家训》曰：“江左不讳庶孽，河北鄙于侧出。”江左丧室之后，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至唐而此风犹存。观褚遂良《请千牛不荐嫡庶表》曰：“永嘉以来，王涂不竞，在于河北，风俗乖乱，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圣朝深革前弊，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于今二纪。今日荐千牛舍人，仍此为制，礼所未安。”观此，可以见汉晋以来重嫡而轻庶矣。窃又考之，赵简子使姑布子卿相诸子，至母恤，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对曰：“天之所授，虽贱必贵。”于是以母恤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说者多端。沈约《宋志》谓“旧记有郭虞者，有三女，于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于东流水上祈禳祓洁。”挚虞引《续齐谐记》，则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皙引周公卜邑于洛，此礼已行，故《逸诗》曰“羽觞随波”，则知上巳祓除，其来久矣。又观《汉书》“八月祓于灞上”，故刘桢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汉人祓除亦有在秋间者，不必春暮。自汉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大节七日假
国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所谓“前三后四”之说，仆考之，其来尚矣。观《通典》论冬夏至日寝鼓兵一条，瓒曰：“按汉制，有冬至绝事不听政之条，而无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应寝鼓事。郑瑶曰：“寻冬至寝鼓之义，虽无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贵生恶杀，冬至少阳，初发萌芽之渐，欲省方奉顺动之象，以应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鸣鼓？夏至少阴，肇起杀气自兴，宜有鸣鼓，以遏小人方长之害。二至之义，否泰道异，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则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后四等于冬至也。”郑瑶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观《薛宣传》“日至休吏，贼曹张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徭来久。师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仆谓据于瓒所引，则汉制无夏至休吏之说。
○汉臣仆衣皂白
汉宫吏著皂，其给使贱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之吏”，张敞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注云，虽有四时服，至朝皆著皂衣。《两龚传》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给使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内之属。晋陶渊明谓“白衣送酒”是也。又观《战国策》，左师公谓“臣有贱息，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知官吏著皂旧矣。
○郎官令史
汉明帝谓郎官“上应列宿，不可轻畀”，乃以杖撞郎药崧，自亵慢如此。仆尝考之，当时郎吏，虽谓清选，其实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汉士往往耻为此职。至于用杖，其轻可知。此风至齐犹在，齐明帝时，尚书郎坐杖罚者皆科行。萧琛谓“郎有杖自后汉始，至魏晋以来，其职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遵昔科罚。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人不惭，可特输赎。”帝纳之。仆又观《世说》，桓温在荆州，耻用刑罚，令史受杖，从朱衣上过。或者以“上捎云根，下拂地足”之语讥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谓甚矣。此正明验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汉人规戒
魏相为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而光禄大夫丙吉予之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愿少谨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翟方进为京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书，曰“窃开政令甚明，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进心知所谓，少弛威严。二事甚相类，汉人规戒，率多如此。又如扬恽既废，家居治产，以财自娱，其友孙会宗予书，戒以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通宾客。段会宗年老而远为都护，其友谷永予书，戒以因循旧贯，无求奇功。司马迁尊宠任职，其故人任安，责以古贤人之义。卫青既贵，而天下士夫无称，其故吏苏建责以观古名将之意。汉人于交友故旧，动存规戒，其不肯阿意顺旨，以陷于非义，此风凛然可喜。
○饥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剥榆皮以塞饥肠，所至榆林弥望皆白。或者咨嗟，谓不知何以知此？仆读《前汉·天文志》，河平元年，旱伤麦，民食榆皮。《淮南万毕术》亦曰“八月剥榆，令人不饥。”知古者尝以此为弭饥之具，是以庾信《谢赉米启》曰“剥榆皮于秋塞，掘蛮鼠于寒山。”掘鼠事，见苏武、臧洪等传。
○汉嫁娶丧葬过制
杨王孙生厚自奉养，及病且终，属其子以赢葬，此正与吾夫子以速朽之说，救桓司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晓其意，以书责之。王孙报曰：“吾葬，将以矫世也。厚葬无益于死者，俗人竞以相高。”仆观《盐铁论》，乃知汉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孙所云者，曰“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便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又曰“今生不能致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黎民相效，至于发屋卖业”，又曰“无而为有，贫而强夸，送死殚家，遣嫁满车。富者空减，贫者称贷”。贡禹亦曰：“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可见当时厚葬之敝也。夫孝无哀戚之心，而以厚葬为礼。梓者，东园秘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于殚家，遣女至于满车，风俗之靡，从可知矣。不特凶礼如是，吉礼亦然。汉近古尚尔，况寥寥于千百载下乎？后汉王符亦极言嫁娶丧葬费用过制，甚与《盐铁论》意同。
○掖庭收养曾孙
《随笔》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家。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然其孤孙囚系于郡邸，独不能释之，至于掖庭令养视而不问也。岂非汉法至严，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虽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仆谓不然，武帝既知太子无辜，而为重戮其害己者，大用其爱己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后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孙乎？揆人情，似无此理。盖武帝自太子死后，已属意于钩弋之子矣。钩弋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孙襁褓小儿，固知其无足虑者，然其外氏如卫、如许，徒党犹炽，盖恐因此追悔之后，湔拂其孙，适以起纷纷之变。帝明知其无辜，故特置而不问，但令掖庭收养而已，一面自谋立钩弋之子。此武帝绳墨自出于胸中，丝毫之机不露如此，非刚决孰能尔哉！
○景帝杀周亚夫
《容斋续笔》曰：景帝非杀卿大夫者，独至于周亚夫而忍为之，何哉？窃尝原其说，亚夫屯细柳，天子劳军，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驱驰，介胄之士不拜，以军礼见，谓乘舆制于将帅，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气，鞅鞅非少主臣，见于词色之间，以是殒命，其可惜也！仆谓此说不然。景帝忌刻少恩，颍滨先生尝言之矣。其残忍所及，非特一亚夫而已。释之以劾奏之恨斥死，邓通以吮痈之怨饿死，晁错为国远虑而诛死，此犹未也。临江王荣以母失爱，使酤吏杀之；吴王世子以博争道，提博局杀之；梁王纵之骄，复致于忧死，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肆其残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谓景帝非好杀者，独忍于亚夫哉？且天子劳军细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驱驰，介胄之士不拜，正亚夫好处，所以见治军严整如此，岂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礼敬，劳军而去，谓亚夫岂得而犯，以霸上棘门为儿戏，其意可见。异时，以“缓急真可将兵”属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随用以平七国之难，则亚夫军容整肃，其效立见。仆尝谓使为将者，人人如亚夫之治兵，则兵何患乎不精？敌何患乎不克？然则景帝之杀亚夫者，正自其残忍之性，杀臣下不以为怪，虽如亚夫之挺挺，亦所不免。岂亚夫有以致之邪？前辈谓人主杀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古本汉书
前辈论作史，诸王合自叙一处，如《陈书》、《唐书》之类，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于诸传之中，其体盖祖班固《西汉》之作，不知班史以诸王杂于诸传之间者，盖今本尔。古本班史正自别作一处，按《刘之遴传》，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谓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杂在诸传后。古本悉类《外戚传》下，《陈》、《项传》前，则知古本班史盖如此。分于诸传之中者，乃后本尔。不特此也，又谓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古本《叙传》号中篇，今本称为《叙传》。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传》在《西域传》后，而古本《外戚传》在《帝纪》下。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兮，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腾。”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谈，而今本无此卷。似此九十条，今本与古本不同如此。所谓古本《汉书》，乃萧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僧曰：“三辅耆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饷鄱阳王，见《萧琛传》。
○聘后金数
汉高制聘皇后仪，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黄金五十斤，马四匹。晋宋纳后，皆尝引以为言。而平帝纳王莽女，有司奏汉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百万，莽深辞，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成帝纳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汉仪，依孝惠帝纳后故事，金二万斤。视汉高初制，顿增百倍，其悬绝如此。
最早想要更换汉少帝的人，可能不是陈平等人，而是刘章！
吕雉去世之后，陈平、周勃等功臣，可能在计划诛诸吕初期，并没有换天子的打算。毕竟，从立傀儡的角度来说，吕雉未成年的孙子少帝刘弘，显然比成年的代王刘恒等人更好左右的。
再者，少帝虽是吕雉的孙子，但本人跟吕家人，甚至跟吕雉的关系未必好。怎么说呢，给吕后当孙子的压力也蛮大。第一任少帝就是因为说错话（说长大了要替亲妈报仇）被吕雉废掉了。第一任少帝也挺可怜，自己的亲妈被亲祖母整死，他只知道真相后，有怨气也很正常。吕雉处理方式是比较狠辣。废掉前少帝，还让人暗杀了他。
前少帝这样的结局，不免会让继任者刘弘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关键，刘弘跟吕家绑定的时间也不是很久。高后四年，刘弘被推上皇位，他才娶吕产之女，...
吕雉去世之后，陈平、周勃等功臣，可能在计划诛诸吕初期，并没有换天子的打算。毕竟，从立傀儡的角度来说，吕雉未成年的孙子少帝刘弘，显然比成年的代王刘恒等人更好左右的。
再者，少帝虽是吕雉的孙子，但本人跟吕家人，甚至跟吕雉的关系未必好。怎么说呢，给吕后当孙子的压力也蛮大。第一任少帝就是因为说错话（说长大了要替亲妈报仇）被吕雉废掉了。第一任少帝也挺可怜，自己的亲妈被亲祖母整死，他只知道真相后，有怨气也很正常。吕雉处理方式是比较狠辣。废掉前少帝，还让人暗杀了他。
前少帝这样的结局，不免会让继任者刘弘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关键，刘弘跟吕家绑定的时间也不是很久。高后四年，刘弘被推上皇位，他才娶吕产之女，开始跟吕家做深度绑定。到高后八年，吕雉去世，满打满算才四年。这四年里吧，刘弘的亲妈也是一个神秘人。照理说，儿子都当天子了，亲妈怎么也该加一个尊吧。
前一任少帝亲妈没有尊号，是因为前少帝一出生就被按到孝惠后张嫣的名下，他是以孝惠后儿子的身份继位。
但刘弘继位并不是这样的情况。然而，刘弘的亲妈也没加尊的记录。亲舅舅和外公也没任何记录。说白了，吕雉时期，刘弘真正的母族是被压制的。
吕雉后来的这种布局吧，不仅是让刘邦庶子庶孙跟吕家的关系很紧张，就是她的亲孙子跟吕家的关系都不见得有多好。
诛吕的当日，周勃、陈平搞定北军之后，尚南军在。于是，周勃为了先于吕产进宫控制住少帝，就拨一批人给朱虚侯刘章。当时周勃说的话是“急入宫卫帝”。这话翻译过来，是让他赶紧进宫去保卫少帝啊。
如果当时周勃、陈平这些人已经决定诛诸吕，换天子的话，那么周勃没必要说“急入宫卫帝”。
实际上，换天子确实诛完诸吕之后，几派人商量出来的结果。
而最早提出换少帝的人，很可能不是周勃、陈平这些人，而是刘章兄弟。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朱虚侯刘章由于妻子是吕禄的女儿，所以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派人偷出长安报告他的哥哥齐王，想让他发兵西征，朱虚侯、东牟侯做内应，以便诛杀吕氏族人，趁机立齐王为皇帝。）
显然，刘章诛诸吕前，就打好算盘，要拥立大哥刘襄了。
不过，事后他改变了主意。因素嘛，一是几轮商量下来，他们兄弟的想法没有得到了功臣集团全部的支持。二来，汉室大宗本来没有他的份，在叔叔刘恒那伙人承若会封他诸侯王之后，他支持叔叔刘恒和大哥刘襄的收益是差不多的。
（题外话，我觉得刘章这人在诛诸吕的时候，他表现真的跟唐隆时期的李隆基差不多。只可惜刘肥死得早。刘肥要是活过吕雉，那么刘章在拥立新帝，肯定不会让步的。毕竟，拥立亲爹，他还是有机会借着诛诸吕的大功，搏一把太子的位置的。另外，刘肥活过吕雉的话，再否定孝惠子之后，他在宗法上继承顺序也先于刘恒的。）
对周勃、陈平这些人来说，虽然未成年的少帝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傀儡，但是这个傀儡已经被刘氏宗亲们抛弃了。齐国这边刘章兄弟明摆着不会支持少帝，剩下的代王刘恒等人想要利好，也不会支持少帝。
没有刘氏宗族的支持，少帝还能代表刘氏大宗的吗？显然也不能。这样的话，功臣们不想跟刘氏诸侯王撕破脸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废少帝，换天子。
关于汉初的吐槽之吕后临终布局
今天跟朋友又聊了一下吕雉。感觉吕后最后的布局对少帝和吕家人来说，是一个死局。她把大汉这块蛋糕分给吕家人和她认为的自己人，比如审食其、鲁王张偃这种。
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什么能力维系吕后给他们的权力，也很难保证少帝的未来。
可能吕后也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张偃年少不能主事，吕后临前一年还给张偃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发了侯爵。
可惜有的事情临时补，不一定能补得上。张家人也不傻，吕后一死，人家跟审食其一样看风向呢。审食其看风向也不奇怪。毕竟，他跟吕家新一辈的关系可能也就不怎么熟，主要也就是靠吕雉在维系。
吕雉一死，看吕家人不行，他肯定得自己找新出路。
至于刘章兄弟嘛，老实说他们反吕就更正常了。一来，他们要重新分......
今天跟朋友又聊了一下吕雉。感觉吕后最后的布局对少帝和吕家人来说，是一个死局。她把大汉这块蛋糕分给吕家人和她认为的自己人，比如审食其、鲁王张偃这种。
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什么能力维系吕后给他们的权力，也很难保证少帝的未来。
可能吕后也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张偃年少不能主事，吕后临前一年还给张偃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发了侯爵。
可惜有的事情临时补，不一定能补得上。张家人也不傻，吕后一死，人家跟审食其一样看风向呢。审食其看风向也不奇怪。毕竟，他跟吕家新一辈的关系可能也就不怎么熟，主要也就是靠吕雉在维系。
吕雉一死，看吕家人不行，他肯定得自己找新出路。
至于刘章兄弟嘛，老实说他们反吕就更正常了。一来，他们要重新分蛋糕。二来，他们本就不爽吕后的操作。虽然他们在吕后时期很识时务地奉承吕后和吕家人，但奉承也就是奉承，又不是真心认同。关键，齐国那么奉承吕氏并没有得好，反而地变小了。之前齐王刘肥在惠帝时期入京，还差点被吕后毒杀。
事情后来算是过去了，但人家齐国方面未必不记仇啊。关键，城阳郡是真的变成鲁元的封地了。
齐国丢了一个郡，种种因素他们还不得不奉承吕雉。吕雉一死，吕氏无力掌控长安的局面，齐国那边刘肥的儿子们肯定磨刀霍霍啊。
至于陈平周勃这边跟吕家的关系本就很一般。陈平和吕嬃之间的关系，那不是一般，就是有仇怨的。之前陈平忍着也就是因为吕雉在，他没有办法呀。
吕雉一死，吕家其他人水平这么次，他怎么可能继续忍。关键，吕雉临终也没给功臣们发什么蛋糕，蛋糕几乎都在吕家这边。
没有分到权力蛋糕的刘家诸侯王和功臣们跳反是必然的事情。吕后临终的布局吧，除非吕禄、吕产的能力特别的超群，中人之姿只能等死。
反过来说，吕产和吕禄真有这么超群的能力，能解决吕后留下的死局。那么少帝的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除非刘盈的这个儿子有宇文邕之才。
读书笔记存档，关于汉初的。
这个给长信宫詹事上书的丞相是陈平的概率，应该是大于审食其的吧。说起来，陈平的汉相之路跟他的前辈和后辈比起来，属于比较曲折。刘邦和刘盈那会儿，大汉不玩秦人左右丞相那一套。
吕后时期才开始学秦人搞左右丞相一套。吕后整这一出呢，主要是遵循了刘邦的临终托付。刘邦临终定了三个汉相。一，萧何。二，曹参。三，王陵。陈平呢，在王陵那条也提到了。刘邦给陈平的定位，简而言之就是王陵当辅助。因为王陵这个人性格太刚了。陈平为人就比较圆滑。
吕后上台就让王陵当到右相，让陈平当左相。后来王陵看不惯吕后不尊白马之盟，主动不干了。
吕后就把陈平提拔到了右相，让自己的男闺蜜审食其当左相。审食其呢，他这个左相说是不管事吧，......
这个给长信宫詹事上书的丞相是陈平的概率，应该是大于审食其的吧。说起来，陈平的汉相之路跟他的前辈和后辈比起来，属于比较曲折。刘邦和刘盈那会儿，大汉不玩秦人左右丞相那一套。
吕后时期才开始学秦人搞左右丞相一套。吕后整这一出呢，主要是遵循了刘邦的临终托付。刘邦临终定了三个汉相。一，萧何。二，曹参。三，王陵。陈平呢，在王陵那条也提到了。刘邦给陈平的定位，简而言之就是王陵当辅助。因为王陵这个人性格太刚了。陈平为人就比较圆滑。
吕后上台就让王陵当到右相，让陈平当左相。后来王陵看不惯吕后不尊白马之盟，主动不干了。
吕后就把陈平提拔到了右相，让自己的男闺蜜审食其当左相。审食其呢，他这个左相说是不管事吧，但又因为他跟吕后的私交实在太好了。所以，很多事情最后的裁定还得离不开他。（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或者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後从破项籍为侯，幸於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然后，陈平作为右相，所说应该主管事的人吧。但是，他老人家管得估计也不是很自在。因为吕后的妹妹吕嬃逮住机会就跟吕后打陈平的小报告。
神奇的是吕嬃小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陈平作为右相不管事，每天上班都摸鱼也就算了，还没事调戏妇女。这个生活作风真的很差劲。然后，陈平知道了，就更加上班摸鱼，可能是为了气吕嬃，也可能是王翦自污让吕后不要警惕他。反正吕后知道了，确实也没当一回事。她还对陈平说：爱卿，别在意。我老妹说话跟小朋友似的。你吕姐当做人，向是平公，你对我咋样，我对你咋样。我老妹的这话，我都不在意，你也不用在意。
（史记：吕嬃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嬃於陈平曰：“鄙语曰‘兒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嬃之谗也。”）
所以，陈平在吕后时期，他的丞相之路也算是顺遂。就是风光程度和权限，可能不如左相审食其。毕竟，他老人家跟吕后的交情实在比不了老审啊。
吕后死后，陈平因为诛诸吕的功劳，跻身大汉功臣的TOP榜。但是呢，刘恒上台之后，陈平这个吕后时期的右丞相，又变成左丞相了。
到此，不得不说陈平跟左丞相这个位置缘分不浅。周勃辞职后，刘恒恢复刘邦那会儿的制度，不搞左右相，老陈终于当了大汉唯一的丞相。
然后，他坚持可一年就去世了。接替他的人是灌婴，他干了没几年也仙逝了。然后，接班灌婴班的张苍，估计年纪跟他和陈平，没准还大一些。因为张苍跟李斯是同学，在大秦当时期呢，就当过御史。所以，他的年纪实在没太多的可能比陈平年轻。但架不住人家长寿，汉相一干就是十多年。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 以考古视角的审视 上下》
作 者 ：刘瑞著
出版发行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9.01
ISBN号 ：978-7-5203-3291-0
页 数 ： 1078
原书定价 : 399.00（2册）
主题词 : 秦汉考古-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K871.414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各代文物考古 )
参考文献格式 : 刘瑞著.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 以考古视角的审视 ......
作 者 ：刘瑞著
出版发行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9.01
ISBN号 ：978-7-5203-3291-0
页 数 ： 1078
原书定价 : 399.00（2册）
主题词 : 秦汉考古-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K871.414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各代文物考古 )
参考文献格式 : 刘瑞著.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 以考古视角的审视 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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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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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表目录
附图目录
附录一附表A、附表B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范围
第二节 秦汉华南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第三节 秦汉华南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学研究
第四节 秦汉华南区域研究的目的、内容与方法
第五节 研究资料
第六节 考古资料的编年调整
第一章 文献中秦汉时期的“华南”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人文传统
第二节 诸郡国的疆域、属县与交通
第三节 “初郡制度”
第四节 华南诸郡国的户数与口数
第五节 谪戍、流放及其他
第六节 反叛不断
第七节 宝玩、祥瑞与志怪
第八节 华南文化的发展
第九节 结语
第二章 墓葬
第一节 甲种墓（土坑墓）
第二节 乙种墓（砖室墓）
第三节 丙种墓（石室墓）
第四节 丁种墓（其他）
第三章 遗物
第一节 铜器
第二节 铁器
第三节 陶器
第四节 石器
第五节 金银器
第四章 秦汉华南社会进程研究
第一节 考古遗存
第二节 墓葬的时空分布
第三节 墓葬特征
第四节 墓葬等级与规格
第五节 随葬品数量与种类
第六节 诸郡国的发展差异
第七节 汉武帝的南海郡政策
第八节 区域发展与霸王之道
参考文献
附图
绪论附图
第二章附图
第三章附图
第四章附图
附录
附录一 考古遗存登记、统计表
附录二 华南地区秦汉考古资料简目
附录三 华南地区秦汉考古资料编年
附录四 原始资料中所见问题处理举隅
后记
补记
中哲史笔记——扬雄
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孟庆楠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设立五经博士，官方招纳学生，学得好的立即授予官位。到了西汉末年，由于学术直接与政治前途挂钩，导致对六经的学习解读过度，甚至5个字的一句话能解读两三万言。章句之学成为当时的重点，如果不能与人辩论取胜，怎么能证明学问好呢。六经之学已经背离了最初的目的。
扬雄从小好学，但不喜章句之学，对做官也没有兴趣。王莽篡汉，当时很多儒生都是歌功颂德，但扬雄没有。但他也没有反对，因为儒家是认同禅让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为后来的篡位者找到借口，天降祥瑞，应该让位给贤者。
当时仍然有很多思想...
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孟庆楠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设立五经博士，官方招纳学生，学得好的立即授予官位。到了西汉末年，由于学术直接与政治前途挂钩，导致对六经的学习解读过度，甚至5个字的一句话能解读两三万言。章句之学成为当时的重点，如果不能与人辩论取胜，怎么能证明学问好呢。六经之学已经背离了最初的目的。
扬雄从小好学，但不喜章句之学，对做官也没有兴趣。王莽篡汉，当时很多儒生都是歌功颂德，但扬雄没有。但他也没有反对，因为儒家是认同禅让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为后来的篡位者找到借口，天降祥瑞，应该让位给贤者。
当时仍然有很多思想形态存在，虽然官方认同的是儒家思想。扬雄对儒家认同，同样也很喜欢道家。在纷繁的理念的纷争之下，要选取一个真正认同的，真正正确的方向。扬雄给出两个方向，一个是天，一个是圣人。
仿《论语》《周易》做《法言》《太玄》，将64卦变换为81挂，与天文历法、音乐音律相对应，对天进行解释，实际最后落脚点还是人世的三纲五常，天的秩序引入到人世的秩序。对老子有吸收，来维系他的仁义礼学。
人性
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最终表现为是善是恶，是靠自身的修养，学者就是要修性的。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扬雄，他们认为人性中既有导向恶的欲望的诉求，但同时也能看到对道德礼法的要求并不是完全外在的，它是有内心的根基的。他们都希望在人心中确立起仁义礼法道德的诉求，一定不是纯粹外加的，而是内在就有的。这些是需要修养过程的，为个人后天努力预留空间。人在人性修养，或者道德行为的成就上，自己要为自己负责。董仲舒强调王教，扬雄更多的强调修、学。先天固有因素和后天的修学、王教共同作用，人性中的善或者恶获得最终呈现。这是汉人对人性的理解，是对先秦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解做了一进一步融合。
邢和德的取舍
汉代立国其实是刑德并重。虽然重儒家，但刑名法术之学没有断掉。那君主是应该更宽容一点还是严苛一点？扬雄倾向德政，对申韩之术有批评，是对汉代刑法偏重的一个反省。借由古已有之的思想资源，对当下问题的思考、反省。每一个做这种功夫的人，最终面向的都是当下。
因革之事
在扬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王莽篡汉，要改制，要不要改，怎么改，有没有合理性，都是当时要思考的问题。扬雄的态度比较含糊，就是能够顺应时代的需求就可以因循前代，但是如果现实的制度无法应对当下的问题，那就去变更。在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中，有某种用心在，避免讨论尖锐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排斥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纳、认同变革。
中哲史笔记——董仲舒
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孟庆楠
对儒家有很大的贡献。人性论上总的来说比较符合孟子人性本善，但是认为人需要教化，这一点又是继承荀子。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是经过教化后可以为善。
人道应该符合天道，因为万物同源同构，所以可以天人感应。天分阴阳五行（最早来自尚书，之后来自春秋阴阳家），人类社会就有三纲五常，三纲也是分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等。加强王权，王字为天地人+一个贯通，只有王才能做到把天地人相通起来，这里也有当时汉初收回封建诸王权力的政治需要。王权过于集中也会导致问题，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天道会给予人世一些警示、灾异。一方面君主应效法天道，拥有权力是天道的某种...
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孟庆楠
对儒家有很大的贡献。人性论上总的来说比较符合孟子人性本善，但是认为人需要教化，这一点又是继承荀子。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是经过教化后可以为善。
人道应该符合天道，因为万物同源同构，所以可以天人感应。天分阴阳五行（最早来自尚书，之后来自春秋阴阳家），人类社会就有三纲五常，三纲也是分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等。加强王权，王字为天地人+一个贯通，只有王才能做到把天地人相通起来，这里也有当时汉初收回封建诸王权力的政治需要。王权过于集中也会导致问题，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天道会给予人世一些警示、灾异。一方面君主应效法天道，拥有权力是天道的某种落实，另一方面君主的权威性是应该受到节制的，君主不能肆意妄为，君主的行为要合于天道，否则天会制衡。天对于君主，一方面给予君主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君主权力的运用给予节制。这就是董仲舒对于君权两个方面的一个设计。
君主，尤其是汉武帝肯定喜欢前面一个方面，不会喜欢后面一个方面。实际上董仲舒后来因为灾异之说获罪了。完全讲灾异来约束君主够不够？中国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有其他的思考或模型来对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制衡，但是董仲舒的模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董仲舒对于王道的这种设计笼罩于天的意志之下，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前人细化、改造、融合和创新，是一个新的思想方向的创立者，把前人思想加以总结，奠定了汉代甚至更长时间中国思想的最基本的特质。虽然这种奠定包含各种问题，但是他确实在时代的变化之中，以学术的方式、以理性的思考，对现实的政治、现实的生活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借董仲舒，可以看到在多样的思想传承之下，多样的理念之下、多样的对人伦世界的设计之下，学术如何追求真理，如何对各种各样的方案作出某种调和、某种新的创造，也是思考当下可能的一种方式，如何把一种理念做出合理的论证，在论证之中让它对现实发生影响。
这门课是一种了解，在了解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他们所思考的，无论是提出的主张还是论证，对于我们今天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不管怎样，这样一种进一步的思考一定是建立在对于古代多样性的思想和思想变化的全面理解基础之上的。
这是我们对董仲舒的一个简单的了解。
汉高祖女婿张敖的幸运人生
张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秦二世二年至三年的巨鹿之战。
届时他大概二十多岁（也可能三四十岁。因他老爹张耳曾经是信陵君的门客，在魏国灭亡之前是魏国外黄令，而且很早就结婚了。），身份是陈胜封的成都君，带着万余人在巨鹿城外做壁上观，等着项羽过来搭救他那个被秦军围困在巨鹿城里的老爸张耳。
他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大汉五年，届时他已经子承父业当了赵王，跟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劝进刘邦称帝。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是刘邦的女婿。因为他老爸张耳是大汉五年年头去世的。正常情况之下，父死是三年孝的。守孝时期不太可能结婚的。
所以，他跟鲁元公主成婚大概率是大汉五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张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秦二世二年至三年的巨鹿之战。
届时他大概二十多岁（也可能三四十岁。因他老爹张耳曾经是信陵君的门客，在魏国灭亡之前是魏国外黄令，而且很早就结婚了。），身份是陈胜封的成都君，带着万余人在巨鹿城外做壁上观，等着项羽过来搭救他那个被秦军围困在巨鹿城里的老爸张耳。
他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大汉五年，届时他已经子承父业当了赵王，跟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劝进刘邦称帝。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是刘邦的女婿。因为他老爸张耳是大汉五年年头去世的。正常情况之下，父死是三年孝的。守孝时期不太可能结婚的。
所以，他跟鲁元公主成婚大概率是大汉五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然后，这桩婚事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联姻。因为张敖不仅在年纪比鲁元公主大很大，他还是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二婚男。
刘邦真的是一开始就把鲁元公主当作工具人，让其嫁给张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拉拢张家。
这里可能也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刘邦要拉拢张家。毕竟，张敖本人在楚汉战争过程当中，没啥大业绩，声望上跟英布、彭越等人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张敖老爸张耳在当时是一个大人物，属于门客多，声望高，曾经还当过刘邦的老大。项羽在亡秦之后，基于张耳的声望，还封了他一个常山王。虽然后面他因为个人军事力太差，被陈馀打得抱头鼠窜，但是他投奔刘邦的时候，也是带着人马过来的。
对于这种带资入股的大佬，刘邦当然是有拉拢的必要的。
然后，张耳对刘邦有两大贡献，一是他写信劝降河南王申阳。（申阳被项羽封王，本身也是张耳运作的。然后，申阳和张耳的关系也很铁。）二是韩信打赵地的时候，张耳以及他的手下也是出不少力的。而且张耳本人之前当过赵相，他在赵地也有比较广的人脉关系。
基于此，事成之后，刘邦又封张耳当了赵王。届时，他让张耳的儿子张敖尚公主来巩固关系，显然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因为刘邦后续还得跟项羽接着打。如果届时张耳突然倒戈的话，那楚汉争霸的形势肯定会发生变化。而张耳并不是刘邦的嫡系，他本身就是一股势力，而且他对赵地属于知根知底的。
刘邦封张耳为赵王，除了他本人对大汉功劳之外，更是因为他在赵地的影响力可以更好地稳定赵地局势。何况，张耳本来就是一个带资进组的人。换言之，张耳是一个有能力搞事情的人。
他跟着刘邦走，对刘邦来说，肯定是有利处。反之，也会给刘邦带来一定的麻烦。
所以，刘邦届时用鲁元公主和亲张氏是一件有收益、有必要的。
大汉七年，张敖第三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届时，赵王张敖作为女婿，很客气地按着礼仪接待刘邦。但刘邦很不领情，对女婿各种不待见。因为刘邦在这之前，跟匈奴对战，大败而归。吃败仗，心情肯定差。然后，他看张敖不爽，除了他本来心情差，还有一部分就是张敖本人的不作为。
虽然张敖是很客气按着礼仪去接待刘邦，但是他作为赵王在打匈奴这件事的表现跟巨鹿之战的表现是一样的。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安全地儿，给他的老爹（老丈人）喊加油。
所以，刘邦看这个老女婿也不是没有因素的。
然后，张敖主打一个脾气好，从来不跟老头较真。但是，他的手下赵相贯高、赵午等人看了很气，觉得自己家的少主被刘邦欺负了。
刘邦走后，贯高、赵午这些人跟张敖说，“当初天下豪杰并起，有才能者先立为王。如今您按着礼仪侍奉陛下那么恭敬，而陛下对您却粗暴无礼，请让我们替您杀掉他！”
素来不跟老头计较的张驸马思考了一下，回答：“此言差矣。当年我爹被陈馀打得败走汉地，是靠着岳父大人帮助才重新当上了赵王。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所以，请你们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然后，张敖就当这个事情没发生，继续任用贯高、赵午等人。贯高、赵午等人也很实在，他们觉得张少主是一个宽厚的人，我们不能拖累他，也不能让他就这样被刘邦白欺负。所以，他们私下找机会杀刘邦，事成的话，功于赵王，事败的话，咱们就自己抗下所有罪。
他们的原话是“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这里的事成归赵王，事败自己扛。这个话很玩味。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做成了，恐怕死罪也得扛下来。不然，赵国就是众矢之的。因为天子死在赵国，赵王却交不出凶手。那这个事情无法了结的。再者，赵王交出了凶手，赵王也存在失职管理的问题。
所以，他们刺杀刘邦事成之后，赵王的利好又在哪里？没有利好的话，他们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有人说是因为刘邦一死，天下会重新逐鹿，张敖就有再次逐鹿的机会。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刘邦一死，天下会不会再次逐鹿是一个未知数。暂时假定可能的话，张敖就一定能胜出吗？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这两个未知数，显然不是利好。
非要说利好的话，这个利好点是在吕雉和她的子女这边。因为届时刘邦一死，刘盈作为太子，必然是继位者。而刘盈年少，吕雉临朝称制也是必然的事情。而吕雉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她又比较喜欢鲁元公主。而张敖跟鲁元公主的夫妻关系非常好。所以，刘邦一死，吕雉上台，张敖确实可以因为老婆的关系，境遇发生利好的改变。
而这一点，不仅是贯高这些人知道，张敖本人显然也是知道的。不然，他也不会默许贯高这些人在他的眼皮底下去谋划刺杀刘邦的事情。毕竟，他本身知道贯高等人对刘邦是有杀心的。但是，他不仅不向刘邦举报，还继续任用这些人。
甚至隔年，刘邦过赵，他依旧让贯高等人去做相关接待工作。显然他的态度就是默许！
贯高这些人抓住机会，策划一次刺杀刘邦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进行到一半，因为刘邦突然改行程就没成功实施。
大汉九年这事情又被贯高的仇人举报了出来。
赵王张敖一家子也因为涉及到刺杀皇帝的谋反案被逮到了京师问罪。这时候，吕雉非常积极去营救女婿一家子，并不是单纯她的好女儿不想换老公那么简单，而是她跟张家的势力也是有所绑定的。
这么说吧，如果张敖坐实了谋反罪，那鲁元公主作为张敖的妻子，必然逃不了连坐的。就算可以逃过死罪，也会有其他处罚的。太子的姐姐姐夫如此失势，那太子境遇不免会非常尴尬。
某程度来说，刘邦对张敖最后如此从轻的发落，客观是因为他一年确实没有想要换太子，也没想要削弱吕雉相关的势力。
所以，刘邦只能选择大度一点。虽然他明明知道张敖在这个事情上根本不无辜，但基于其他的考量放过了张敖。甚至他最后因为鲁元公主的关系，给张敖封了一个宣平侯。
这里顺带说一下，鲁元公主的态度也蛮玩味的。张敖在赵国默许贯高的等人策划行刺刘邦的事情，早期她未必知情。但是，这件事情东窗事发之后，她肯定知道是这么回事的。基于此，她还是乐意继续跟张敖过日子来看，她跟刘邦的父女之情也就那样了。
说起来刘邦对张敖真的还行，他后期排十八元勋的时候，张敖竟然还排第九位。
虽然吕后时期改动，张敖直接从第九位被拉到第三的位置，仅次于萧何和曹参，但是他在刘邦时期能排第九也不容易，主要还是亲戚情分。
当然，情分方面，显然吕后对女婿的满意度高于刘邦。
【整理】太史公父子学术人脉的推测还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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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农杨氏虽然后世号称起家弘农郡华阴县，但其先祖实际上发迹于关中更往西的地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杨喜）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 这里所说的“杜”据谭其骧考证即为杜县，其地位于今陕西户县境内，而非华阴。关于杨喜封地赤泉，其地位于今陕西户县与周至两县交界之处，与其起家的杜县相近。《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赤泉侯”栏：“ 元康四年，喜玄孙茂陵不更孟尝诏赐黄金十斤， 复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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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农杨氏虽然后世号称起家弘农郡华阴县，但其先祖实际上发迹于关中更往西的地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杨喜）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 这里所说的“杜”据谭其骧考证即为杜县，其地位于今陕西户县境内，而非华阴。关于杨喜封地赤泉，其地位于今陕西户县与周至两县交界之处，与其起家的杜县相近。《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赤泉侯”栏：“ 元康四年，喜玄孙茂陵不更孟尝诏赐黄金十斤， 复家。“ 杨喜五代孙杨孟尝著籍茂陵，地在长安西北，亦不在华阴。
世传的弘农杨氏谱系，经常将杨敞这一支系归于杨喜的长子门下，但据学者考订实际上杨敞的先祖并非杨喜之长子杨殷，而是非长子身份的杨敷，其各自支脉据整理如下（截至东汉）：
（嫡长杨）：杨喜（字幼罗，赤泉严侯）→杨殷（字伯宗，赤泉定侯）→杨无害（因犯法失侯） →杨孟尝（复侯）→杨恢→杨谭→杨并
（非嫡长杨）：杨喜（字幼罗，赤泉严侯）→杨敷 →？→杨敞（字君平，安平敬侯）→杨忠（安平顷侯、忠弟恽）→杨谭（属国、安平侯）→杨宝（字稚渊）→杨震
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杨喜于汉王二年从杜地以郎中骑的身份从汉王，隶属于淮阴侯韩信，后改隶灌婴，因夺得项王尸体一部分有功，汉高祖七年封为赤泉侯，封户1900户。赤泉侯国于高后元年“夺绝”，但次年又“复封”。这一被夺爵又被恢复身份的当事人，仍是杨喜本人。据《史记》杨喜死于孝文十二年，其子杨殷袭爵；景帝四年杨殷子杨无害袭爵，不久因无害犯罪被剥夺爵位，至景帝中五年，重又恢复其爵位。至汉武帝元光二年，杨无害再次因“有罪”,“国除”。杨无害《汉书》作“毋害”，并称其于孝景六年第一次被夺爵，乃因“坐诈给人赃六百”。
嫡长杨氏几经起落，后来竟然沦落到为了六百钱赃款而犯法失侯的地步，可见其门户已经衰败，就如同汉初其他众多的功臣后代一样没能逃脱历史的定律。至于非嫡长系后裔早期的情况则不可考，但既然史料缺少记载，可能其地位也并不算高，后来振兴这一支脉并成就弘农杨氏辉煌的，是杨敞及其后裔。
杨敞据《汉书》记载是华阴人，至于他是先祖还是本人发迹后在华阴买地置业，目前则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测，至少在某一段时期，他的先辈和老杨家的长门赤泉侯后裔，可能相邻而居或者共居，住在赤泉侯封地所在的位置，后来也可能如杨孟尝一样，分散徙居到更远一点的茂陵邑。上一篇已经说过，司马父子后来同样也徙居落户茂陵邑，大概由于这一便利，他们与杨家有缘相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杨喜之父杨硕曾经任太史并且从龙有功，他们的家族应该一度享有声望并且有学术继承和治学氛围，就如同司马家族一样，或许正是这一巧合吸引两家走到了一起。
所以，他们可能有过一些学术乃至仕途上的交流互助。而且赤泉侯的起家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梗。众所周知，司马父子为了搜集史料遍访名人和功臣后裔，例如和平原君、樊哙、贾谊等人的后代都有交往，而在这一过程中，很有可能老杨家人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成为其寻访的对象。
一些学者指出，从避讳与否、截稿时间点、行文风格和文章思想主旨等角度考察，《史记》中记述秦末楚汉及西汉早期历史的篇章，其底稿很有可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例如《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孝景本纪》《孝文本纪》等。以《孝文本纪》赞语为例：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此处太史公感叹因为皇帝“谦让”的缘故，封禅大典“於今”仍未进行，倘若该句由司马迁所写，他所在的时期汉武帝已经举行过封禅，再如此表述显然是说不通的。所以更有可能该赞语是出自司马谈之手，因为他没能见证封禅的最终进行，并且因此郁郁而终，赞语的语气正好和他对封禅的热切期待相吻合，所以《孝文本纪》应该是司马谈生前的原稿。
因此很有可能，司马谈还曾大量搜集和寻访楚汉时期的史料，或者吩咐儿子去替自己跑腿采集，而杨喜的后裔对楚汉战争有着历史记忆，作为衰落门第，他们尚未忘却先辈的荣光。也就在某个时间点，杨家的背景引发了司马氏父子的兴趣，两家因此产生了交往，他们的交情为日后的联姻奠定了情感基础。
作为前太史门第和从龙功臣后裔，杨家或许曾为司马家提供学术资料、史料以及入仕的介绍协助，而司马家也给予他们同样的回报，与杨家交换学术和官场资源。
弘农杨氏后来的《尚书》家学很有名气。弘农杨氏的《尚书》学共有两大渊源：一是西汉时期杨宝所学的欧阳派《尚书》学（具体师授者不详），二是东汉时期杨震所学的恒氏所授《尚书》学（也使用欧阳派《尚书》）。
《尚书》自西汉起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大系统，《今文尚书》由伏生开始口述传授，由今文（隶书）抄写，伏生传欧阳生，欧阳生授倪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汉书》） ，其所授尚书学派为欧阳《尚书》；发现于孔宅壁内的《古文尚书》，自孔安国开始传授，该版本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汉末年，皇家所收藏今古文《尚书》皆毁于战火。东晋元帝时，梅赜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但是其真伪自南宋之后就一直面临质疑，成为经典学术疑案。
根据学者考证，司马迁在《史记》中兼采《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他所摘录的另一些《尚书》材料，不见于如今的通行本《尚书》（《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这些内容可能来自西汉时期内容更完整的官藏《尚书》写本，也可能来自其他学派的《尚书》。
图片来源：《司马迁所见今古文<尚书>及<书序>与<殷本纪>史料来源研究》_乔亚楠
由于武帝时期今、古文《尚书》皆已问世，所以司马迁有机会接触到两派的典籍和传人，位居学术前沿勤于收集比对各种史料的他，自然不会放过如此好的机会，所以他其实是兼通今古文《尚书》学的，可能还知晓当时其他一些《尚书》学派的成果。前文已经说过，倪宽是伏生的弟子，通晓《今文尚书》，他之后又拜孔安国为师，习得《古文尚书》。《史记 ·儒林列传》云 ：“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 ，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 ，诣博士受业 ，受业孔安国 。” 而司马迁据记载也曾向孔安国求教，《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倪宽和司马迁都兼通今古文《尚书》，向孔安国有过求教，两人又曾共同议改历法，所以他俩可以说是有同门共事之谊。或许司马迁也曾向倪宽求教他所学的伏生《今文尚书》呢。而他们所学的《古文尚书》，应该是孔安国私授，因为根据《汉书·楚元王传》：“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因为征和年间巫蛊案，孔氏《古文尚书》实际上未能公布通行。由于孔安国曾任谏大夫和博士，所以他可能是早年传授司马迁《古文尚书》，也可能是后来司马迁在任太史令甚至中书令期间，在秘府见过安国所献《古文尚书》，他向孔安国求教，并将古文内容也写入《史记》之中。
可见司马迁的《尚书》学素养非常深厚。前文已经说过，弘农杨氏的尚书学有两大源泉，其所学皆为欧阳派《今文尚书》，西汉时杨谭（杨恽之兄）之子杨宝的师承情况史书未作记载，《后汉书》只说他“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诩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 建武中，公车特征，老病不到，卒于家”。
东汉时期，杨宝之子杨震，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四知”典故的主人公，因学问出名，世称”关西孔子杨伯起“，他的后裔杨彪便是三国时期杨修之父，杨彪少传家学，以博习旧闻征拜议郎，累迁司徒。董卓死，拜太尉。其子杨修，为曹操所杀。曹操问之，杨彪答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 操为之改容。
在继承了父亲杨宝的《尚书》家学后，杨震还向太常桓郁学习了欧阳《尚书》，关于恒氏的《尚书》学师承情况，史书则有明确记载。倪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曾孙高子阳，为博士。林尊事欧阳高，授平当，平当授朱普。东汉桓荣事朱普，并传为家学，其子桓郁，桓郁子桓焉皆传书。杨震向太常桓郁所学，其源头其实也是伏生-倪宽这一支所传的欧阳《今文尚书》。
而杨震之父杨宝所学欧阳《尚书》，其师授情况则依旧未知，不排除为杨氏家学的可能性，但是从赤泉侯杨喜起直到杨敞、杨谭，杨氏家族皆没有经学起家的记载，杨宝的《尚书》学来源也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杨家人在和司马家互享学术的过程中，获得了《尚书》学的知识，并且可能还通过司马迁之女的教授，将这一学问传给了后辈们。
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尚书》学的传人除了倪宽等人，还包括贾谊之孙贾嘉，而贾嘉也是司马迁的通信朋友，另外他还是荀学的传人。《汉书·儒林传》：“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这句话中出现了“孝武”，“孝昭”的庙号，而我之前已经在他文中以《酷吏列传》为例分析过，这类文字可能是后人对史记原文的窜补改写，但是应当有原句作为底稿。
根据李长之先生的整理，荀学的传授世系为荀卿—李斯—吴廷尉—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而《史记》也有着明显的荀学影响痕迹，最典型的案例便是《礼书》、《乐书》，以及《六国年表》中他高度肯定的“法后王”思想（顺便插一句，司马迁在这一篇里的表态，让很多原以为他是“秦黑”的读者都产生了困惑）。或许司马迁和荀学的缘分，和他与贾嘉的学术交往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前面说过，司马迁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杨何学派的《易》之学，而这一学派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并且他在继承了司马谈的义理派《易》之学后，又掌握了当时新兴的象术派《易》学说。《史记》所引《易》之文字，也有不见于今本《周易》的内容。而整本《史记》也是深受《易》的影响，书中所引语句、行文句式、记载对象、哲学思想、历史观念等，甚至是《史记》一书的构造，都带有浓郁的《易》的影子，对此学者已经多有论证，本文不再赘述。
此外司马迁所受黄老道家、儒家、阴阳家甚至法家学说等的影响，也已经有不少相关学术论述。可以想见，他应该和相关学者也有过丰富的互动。和以往学界多主张他重一家学说的论调有所不同，近年来学术界的观点趋势是，司马迁在吸收了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取舍和创新，综合取义成一家之言，形成了自己丰富博大又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他不属于诸子学说具体某一家，而是百川归海兼收并取的“史家”。
而这一切成就的背后，除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外，还有一大群活跃在当下的学者们，他们觉察到学界未来的发展方向，竞相为汉帝国构建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司马氏父子凭借自身渊博的学识和强大的交际能力，组建了一张巨大的学术交流网，他们与各家各派学者建立联系，交流学术并且互相支持，搜集版本各异的古今典籍，旁征博引驰骋于其中，在那个还在用竹简笔墨记录的年代，留下了《史记》这样规模和架构前无古人的著述，这无疑是属于时代的奇迹。
【整理】太史公父子学术人脉的推测还原（上）
和历史系朋友聊天以及乱翻书之后的一点感悟和胡扯。
《史记》最终呈现的思想面貌是相当复杂多元的。不同于后世学者著述常见的单一呆板的“整齐合规”，拘于圣人言而不敢自骋，《史记》更像是一座群芳荟萃的花园，从中尽可窥得各种风光。从书内不同的史载与评议间，可以见到诸子百家秦汉学者，甚至司马迁本人各种思想的互相斗争与融合。班固责怪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已经开始显现出某种狭隘与傲慢，而那些如今还在声称司马迁是“儒生”，所以对他们的偶像如何如何偏见黑描之云的言论，基本上是未通原典的半桶水之见，更可以不用理会。
因为《史记》的目标是“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所...
和历史系朋友聊天以及乱翻书之后的一点感悟和胡扯。
《史记》最终呈现的思想面貌是相当复杂多元的。不同于后世学者著述常见的单一呆板的“整齐合规”，拘于圣人言而不敢自骋，《史记》更像是一座群芳荟萃的花园，从中尽可窥得各种风光。从书内不同的史载与评议间，可以见到诸子百家秦汉学者，甚至司马迁本人各种思想的互相斗争与融合。班固责怪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已经开始显现出某种狭隘与傲慢，而那些如今还在声称司马迁是“儒生”，所以对他们的偶像如何如何偏见黑描之云的言论，基本上是未通原典的半桶水之见，更可以不用理会。
因为《史记》的目标是“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所谓“六经异传”，指《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今古文之学和不同传注；“百家杂语”指儒、墨、道、法、阴阳、纵横等各派学说），司马氏父子志在熔铸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今世的各家文献学说，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除了遍览典籍外，也和当时的学者们产生了较多的交流。
从史料记载来看，甚至可以这么推测，太史公父子的值守和事业，其实是和他们所在的学者圈子是密不可分的，并非闭门造车个人兴趣的产物。经历了战国秦汉的烽火后，幸存下来的学派们仍在传承和创新他们的学问，并且互相交流吸收，而司马氏父子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向他们大量请教，借助他们的力量进入太史职官系统，并将其学说主张囊括于《史记》之中。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汉朝太史官是父子世袭的。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汉高祖、高后时期的简牍），相关规定确实存在过："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 从这条法规来看，世袭相承的除了太史外，还包括同属于太常系统的太卜和太祝，原因主要是这类值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所以其职官往往父子相袭，职业技能传承和交流较为封闭。朝廷甚至曾另有律法规定，非史、卜子不得入学室学习相关学问，史、卜子到年龄不入学或者考试不合格，其家和负责教授的学佴还会被罚金。
不过从汉朝史料对太史的记载来看，大概是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或者制度调整适应，太史官实际上无法做到绝对的父子继承。史书可见的西汉几任太史令（杨硕、司马谈、司马迁、张寿王、尹咸、宗宣），都不是一个家族的出身。司马谈的例子更为特殊，因为他的祖辈自周宣王之后早就不再任太史值守，之后子孙的历任是将军、主铁官、市长等官职，谈父司马喜有五大夫爵位，甚至没有担任朝廷职官，但司马谈最终却成功进入了太史系统。而且他临终前特意叮嘱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这一命令似乎也在暗示太史不一定世袭，他的儿子当时实际上可以走其他职官路线。
既然司马谈不具备太史的祖职背景，甚至连相关学问和技术继承可能都没有，那他后来又是如何进入这个封闭的小圈子的呢？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来推测，这可能和他早年建立的学术人脉有一定关联。
《自序》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对于历史上重要学派的学术师承沿袭基本都有记录，司马迁对其父的师承也做了明确记载，大概是为了强调其学问根基的正统性（可以对照他对公孙弘的描述：“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鄙夷味道），这一句中出现的唐都、杨何和黄子（黄生），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们所传授的天官学、易经学和黄老道学都是史官所必须掌握的学问。
司马氏从先秦到汉朝累世为官，司马喜为五大夫，按照西汉的爵位制度，五大夫及以上直到列侯的爵位，和以下的公乘、公⼤夫、官⼤夫、⼤夫、不更、簪袅、上造、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朝廷赐民爵最高不超过公乘，公乘以上自五大夫起，其爵位的获取需要立功（军功和非军功都可）、祖上袭爵、爵位买卖或者纳粟助军等途径。
《汉书·高帝纪》：“七大夫（七级公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
《汉书·食货志》：“ 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 ，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
汉初又规定获爵者有“名田宅”的特权，五大夫获赐田二十五顷，宅二十五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 ，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
虽然随着爵位赏赐的泛滥和军功群体的衰落，“名田宅”日后逐渐成为法律空文，有爵者的实际拥有宅地并不能等同于书面规定，但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司马氏祖辈在汉初有过立功表现，获得过爵位赏赐和田宅，这些地产成为家族的重要基业。或者并非此种情形，但是由于司马氏累世为官的积蓄，他们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能够买获五大夫这样的爵位。《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显然不是整天都在田间地头，不然他也没法做到“年十岁则诵古文”（“古文”是指大篆、箍籀这类先秦古文字），更有可能是其家拥有田地和牧场，并且役使佣工、仆役等进行耕作放牧。谈、迁父子后来被徙居茂陵，《汉书·武帝纪》：“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所以可以推测其家境应该相对富裕，或者祖上曾立有功勋，在地方上地位和威望较高。
家族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司马谈从事学术的重要基础之一，大概正是建立在这一条件之上，他开始有了更高的兴趣和追求，去拜访名师学习史官之学。唐都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祖先为楚国史官，后来他和司马迁共同议定《太初历》；杨何是汉代《易经》学派传承的重要人物，其学问在西汉为西汉权威官学，影响力非常大；黄生治学黄老，他和辕固生对汤武诛桀纣是天命还是篡逆的经典争论，应该不少人都已经知晓了吧。
所以司马谈虽然祖辈与太史无关，但却依旧能够获得史官之学，而这些学问也是学者们历代师承，在秦焚书的烈焰之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延续至西汉。《自序》：“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茂陵书》：（司马）谈繇太史丞为太史令。” 西汉学者因其学问被举荐征辟而为官者，史书记载已无需再赘述，大概正是凭着自身实力，司马谈能够以“外来者”的身份加入太史系统，而从《茂陵书》来看，他在太史系统内有一个累积迁任的过程，期间应该通过值守学会了更多学问和技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大史官之；郡，郡 守官之。卜，大卜官之。史、卜不足 ，乃除佐 。” 推测可能是前一任太史没有或者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原先作为长官佐副的司马谈最终成为太史令。
而从司马谈拜师求学来看，或许他能够进入太史系统，和他的学术人脉也有一定关系。虽然太史官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并不严格世袭，但其专业性决定着其值守和学问经常被垄断，如果不是靠家学居官，至少也得是这个学术圈子内的人，而唐都可能就属于圈子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他本人虽然不是太史，但是之后被朝廷征召参与改历，可见其学问是得到认可的，很可能是受到了司马迁等人的举荐和邀请，而他本身应该也是司马迁直接或者间接的老师（《史记》没有记载史迁本人的师承情况，应该直接从其父那里转师的），当年或许曾和其他学者举荐介绍司马谈进入太史系统为吏。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史官学术圈内，除了在朝廷居官者，应该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学者群体，他们钻研和传承学问，可能还互相交流，并且与史官们保持联系，作为史官系统的储备队伍和学术顾问而存在，彼此支持和滋养。和司马迁一起参与改历的落下闳，就是被征召为太史待诏（性质类似于候补或者顾问）而来到京师的。
司马迁的祖辈们自西周末年之后，便没有了从事太史或者参与学术的记录，司马谈师承史官之学，可能是因为其相对优越的家境和对祖辈事业的仰慕，推动了族人们治学的热情，也可能是司马谈个人兴趣和追求使然。另外，他和太史系统的机缘，可能也与弘农杨氏的先祖有一定关系。
《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
有杨章者，生苞、朗、款。苞为韩襄王将，守修武，子孙因居河内。朗为秦将，封临晋君，子孙因居冯翊。款为秦上卿，生硕，字太初，从沛公征伐，为太史。八子：鷃、奋、甝、儵、熊、喜、鹯、魋。喜字幼罗，汉赤泉侯。
《世系表》记载了弘农杨氏的族谱，而杨硕本人高祖时为太史，其子杨喜也就是那个因追杀项羽而封侯的赤泉侯。至于他的后裔和司马家族可能存在的交集，弘农杨氏的《尚书》学和司马迁的关系，以及司马父子和汉朝其他学派的互动，就放在下一篇去讲了。
《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
作 者 ：练春海
出版发行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22.04
ISBN号 ：978-7-03-071903-4
丛书名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原书定价 : 99.00
主题词 : 壁画-美术考古-中国-汉代
中图法分类号 : K879.41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美术考古 )
内容提要: 本书结构完整，图文并茂，适合艺术史学者、文博工作者、考古人员阅读参考。
参考文献格式 ......
作 者 ：练春海
出版发行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22.04
ISBN号 ：978-7-03-071903-4
丛书名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原书定价 : 99.00
主题词 : 壁画-美术考古-中国-汉代
中图法分类号 : K879.41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美术考古 )
内容提要: 本书结构完整，图文并茂，适合艺术史学者、文博工作者、考古人员阅读参考。
参考文献格式 : 练春海. 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2.04.
百度云：1Tc8w4B_MJMPOlCFIPZ_qvw?pwd=611y
前言
目录
图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学术界定
第二节 研究现状
第二章 地上壁画
第一节 宫殿壁画
第二节 府衙壁画
第三节 寺观宗庙壁画
第四节 民用建筑壁画
第三章 地下壁画
第一节 墓室壁画
第二节 浮雕装饰
第三节 源流问题
第四章 壁画题材类别
第一节 纹饰类题材
第二节 写实性题材
第五章 制作与工艺
第一节 制作技术
第二节 图像处理
第三节 壁画制作者
第六章 壁画的功能
第一节 图以示人
第二节 建构功能
第三节 禳除祈福
第七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
作 者 ：黄文杰著
出版发行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12
ISBN号 ：978-7-5097-6602-6
页 数 ： 465
原书定价 : 169.00
开本 : 24cm
主题词 : 汉字-古文字-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中图法分类号 : H121 ( 语言、文字->汉语->文字学->古文字 )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秦汉文字各种材料和各家研究成果的全面收集和分类系统整理，特别是......
作 者 ：黄文杰著
出版发行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12
ISBN号 ：978-7-5097-6602-6
页 数 ： 465
原书定价 : 169.00
开本 : 24cm
主题词 : 汉字-古文字-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中图法分类号 : H121 ( 语言、文字->汉语->文字学->古文字 )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秦汉文字各种材料和各家研究成果的全面收集和分类系统整理，特别是对新世纪出土的秦汉文字材料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整理，使学术界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秦汉文字的新数据和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对秦汉文字形体特点和演化规律的探讨、对秦汉古体字的深入研究、对秦汉文字中的异构字的详细分析研究，以及对秦汉文字文本的校读和对疑难字词的考释，对汉字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格式 : 黄文杰著. 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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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秦汉文字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第二节 研究秦汉文字的价值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内容和预计突破的难题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二章 秦汉简帛文字
第一节 秦汉简帛文字概述
第二节 秦简牍文字材料介绍
第三节 汉简帛文字材料介绍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秦汉金文
第一节 秦汉金文概说
第二节 秦汉金文的著录和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后半葉以来公布的秦汉金文
第四节 汉代金文年代表（部分）
第四章 秦汉石刻文字
第一节 秦汉石刻文字概说
第二节 秦汉石刻文字的著录和研究
第三节 新世纪公布的秦汉石刻文字
第五章 秦汉陶文（含汉代瓦当文字）
第一节 秦汉陶文
第二节 汉代瓦当文字
第六章 秦汉印章文字（含秦汉封泥文字）
第一节 秦汉印章文字
第二节 秦汉封泥文字
第七章 其他载体上的秦汉文字
第一节 写在麻布、麻纸上的墨迹
第二节 漆器文字
第三节 骨器文字
第四节 货币文字
第八章 字书上的秦汉文字
第一节 《急就篇》等童蒙识字书
第二节 《说文解字》
第三节 《说文解字》中的秦篆和汉篆
第九章 秦汉文字的字体
第一节 秦汉篆书
第二节 秦汉古隶
第三节 汉隶
第四节 汉代草书
第五节 汉代楷书和行书
第十章 秦汉文字中的古体字
第十一章 秦汉文字形体演化的现象和规律
第一节 简化
第二节 繁化
第三节 异化
第四节 类化
第十二章 秦汉书写文字中的异构字
第一节 秦汉书写文字异构字简释
第二节 小结
第十三章 秦汉铭刻文字中的异构字
第一节 秦汉铭刻文字异构字简释
第二节 小结
第十四章 秦汉文字考释
第一节 睡虎地秦简牍词语考释
第二节 汉代金文考释
第三节 汉代印章文字考释
第四节 用秦汉古隶证明《说文》小篆字形分析是否正确
第十五章 结语
参考文献
秦汉文字之书名、篇名简称表
后记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
作 者 ：杨玉彬 著 , 杨新 编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阜阳市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17.06
ISBN号 ：978-7-5650-3384-1
页 数 ： 427
丛书名 : 阜阳历史文化丛书
原书定价 : 56.00
开本 : 16开
主题词 : 古镜-铜器(考古)-阜阳-汉代
中图法分类号 : K875.24 ( ......
作 者 ：杨玉彬 著 , 杨新 编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阜阳市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17.06
ISBN号 ：978-7-5650-3384-1
页 数 ： 427
丛书名 : 阜阳历史文化丛书
原书定价 : 56.00
开本 : 16开
主题词 : 古镜-铜器(考古)-阜阳-汉代
中图法分类号 : K875.24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各种用品器物 )
内容提要: 杨玉彬著的《阜阳汉代铜镜研究》是阜阳文化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全书搜集大量文字与图片资料，从综合研究、图像观察、铭文整理与考释、专题讨论等多个部分，详细介绍阜阳汉镜的形制与图像、铭文特征，梳理其兴衰演变轨迹，阐释铜镜铭文、图像所反映的重要史实等，力求通过铜镜材料的深度发掘来“复原”汉代特定的社会生活面貌与思想文化特征。本书对了解皖北地区汉代政治制度变迁、经济政策调整、手工业发展状况、文化艺术成就、社会生活习俗、时代艺术风尚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格式 : 杨玉彬 著 , 杨新 编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阜阳市委员会 编.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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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目录
第一编 概论
第一章 阜阳汉镜发现与研究综述
第二章 阜阳汉镜的特征与演变轨迹
第二编 图像汇释
第一章 西汉早期镜图像释名
第二章 汉镜仙界图像系统释名
第三编 镜铭考证
第一章 阜阳汉镜铭文分类整理
第二章 阜阳汉镜铭文考释
第四编 综合研究
第一章 汉镜神仙思想的演变特征
第二章 汉镜神仙物象的认证
第三章 汉镜神仙图像例释
第四章 阜阳出土东汉“升仙图”画像镜研究
第五章 淮河流域东汉人物画像镜的初步观察
第六章 汉镜中的西王母神话
第七章 阜阳出土西王母禽兽镜及相关问题
第八章 汉“四神”博局镜物象观察
附录
附录一 阜阳地区汉镜分类统计一览表
附录二 阜阳汉镜铭文辑录
附录三 本书引用铜镜著录名称繁简对照表
后记
《汉金文辑校》
作 者 ：牟华林、钟桂玲著
出版发行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0
ISBN号 ：978-7-5194-2373-5
页 数 ： 306页
主题词 : 金文 研究 中国 东汉时代
中图法分类号 : K877.34;H141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古书契 )
参考文献格式 : 牟华林、钟桂玲编著. 汉金文辑校[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作 者 ：牟华林、钟桂玲著
出版发行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0
ISBN号 ：978-7-5194-2373-5
页 数 ： 306页
主题词 : 金文 研究 中国 东汉时代
中图法分类号 : K877.34;H141 ( 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古书契 )
参考文献格式 : 牟华林、钟桂玲编著. 汉金文辑校[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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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录
饪食器铭文
鼎
鼎盖
甗
鍑
甑
簋
鐎斗
镬
铫
銗镂
釜
鍪
锅
灶
鬲
饭帻
碗
豆
碟
匕
瓢
酒器铭文
锺
钫
壶
榼
钾
罍
酒儋
鐎
尊
鏂
斛
鋞
卣
盉
杯
卮
温酒器
水器铭文
鋗
盆
洗
盘
匜
缶
鉴
瓿
盂
桶
乐器铭文
钟
钲
铎
錞于
句鑃
句兵
鼓
锣
通
兵器铭文
鐖
刀
戈
矛
戟
剑
矢镞
镦
斧
度量衡器铭文
丈
尺
衡
区
斛
斗
升
合
籥
撮
圭
量
权
铜甬
累
铜称
平器
律管
砝码
车马器具
杂器铭文
勺
镫
锭
豆
炉
斗
熨斗
书刀
砚滴
钩
师比
铃
符节
漏壶
杵臼
构件
钥
铜键
金铺
铜奁
刷
农器
铜钱范
器范
铜牌
杖棒
铜器
行乐器具
券契
其它
钱币铭文
铅券
镇墓文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长安吃瓜指南
胡说八道嗑CP，杂七杂八吃瓜。重温一下西汉长安，顺便找找灵感。
话说突然发现杜、鄠县离长乐宫、明堂很近，高门云集。平阳的府邸应该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或者就在杜、鄠一带。建章宫离长乐宫很远，受太后掌控小，建元三年作便门桥（章城门）可能直接目的是方便未央宫和建章宫的联系、方便微服出访，增强己方实力。
存档。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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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八道嗑CP，杂七杂八吃瓜。重温一下西汉长安，顺便找找灵感。
话说突然发现杜、鄠县离长乐宫、明堂很近，高门云集。平阳的府邸应该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或者就在杜、鄠一带。建章宫离长乐宫很远，受太后掌控小，建元三年作便门桥（章城门）可能直接目的是方便未央宫和建章宫的联系、方便微服出访，增强己方实力。
存档。
【探析】西汉尚书与中书系统的区别和演变（下）
接上篇：【探析】西汉尚书与中书系统的区别和演变（中）-太史署养鸽人 (lofter.com)
在梳理了西汉中书官的历史源头和机构职能后，感觉可以推测出一点：汉武帝之所以选择让司马迁当中书令，除了对他才华和为人的喜爱信任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自身政治利益的现实考虑，是一种兼具功利性和个人色彩的驱策利用。
网络和学术界经常流行一个说法：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书令，甚至说他权力大过丞相。后一种说法当然是极其不靠谱的，遍观整个西汉王朝，中书令的权势也没能盖过外臣，即使是跋扈如石显也需要寻求皇帝的庇护，更何况，虽然汉武帝上位后丞相的权力大受限制，但还不至于如此憋屈，地位连一个千石的宦官之长...
接上篇：【探析】西汉尚书与中书系统的区别和演变（中）-太史署养鸽人 (lofter.com)
在梳理了西汉中书官的历史源头和机构职能后，感觉可以推测出一点：汉武帝之所以选择让司马迁当中书令，除了对他才华和为人的喜爱信任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自身政治利益的现实考虑，是一种兼具功利性和个人色彩的驱策利用。
网络和学术界经常流行一个说法：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书令，甚至说他权力大过丞相。后一种说法当然是极其不靠谱的，遍观整个西汉王朝，中书令的权势也没能盖过外臣，即使是跋扈如石显也需要寻求皇帝的庇护，更何况，虽然汉武帝上位后丞相的权力大受限制，但还不至于如此憋屈，地位连一个千石的宦官之长都不如。
所谓“中书令权力大过丞相”，这则莫名其妙的谣言，可能是把古人的一条注释“太史公位在丞相上”给移花接木胡编乱造了，后一则说法也相当流行，以至于真有人以为太史令权大于丞相，但其实这又是源于对原句词意的误解。
《汉仪注》：“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根据相关勘误注释，这里的“位”其实指“位次”而不是“地位”。古代学者对此句的解释是，因为上古史官地位较高，所以推崇礼教建设的汉武帝效仿古风，复兴周礼，将太史令的座次安排在丞相之上。“《周制》：‘外史其位上士，在诸侯之卿上’，故云太史在丞相上。”这样的解释应该是靠谱的，至少不是和太史令在《报任安书》中“厕下大夫之列”“倡优所蓄”的实际政治地位描述相矛盾。如果太史令真的那么位尊权高，那子长又为何要作怨言呢？
那么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中书令吗？由于相关记载的缺位，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去证明或者驳斥这一说法。唯一能够确认的是，中书令编制由汉武帝首创（具体创设年代不详），一直到汉成帝即位后被废除为止，这一体系大概存在了数十年时间。历史上有记载的中书令，包括司马迁、汉宣帝时期一位名叫“宣”的中书令（《汉书·杨恽传》“又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宣、元时期把持朝政的弘恭和石显，期间应该还有其他在此位者，但是史书没有记载。
司马迁是其中记录最早的一位，至于在他之前有没有其他中书令，则已经无法确证。汉武帝好宴饮享乐，在离宫别馆游玩，是这位作风奢侈的皇帝很早就有的习惯，可能中书机构就是迁就他的办公习惯逐渐形成的，当然创建于武帝晚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相关历史线索并非完全没有。《史记·田叔列传》褚少孙补叙部分有一段交代：“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 ”
所谓三河，即河内、河南、河东三郡，当时“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杜周）兄子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石庆）子孙也”。根据《百官公卿表》，杜周是天汉三年至太始三年在御史大夫位，也就是说，田仁刺举三河是在这段期间，而三河太守所倚仗的中贵人，应该握有较大的实权，有可能属于中谒者令或中书令系统。
在田仁刺举后，三河太守皆被诛死，他们背后的中贵人则下场不明，而时间线又是在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有一种可能，这些中贵人的长官，是在他的前一任中书令或者中谒者令，这位老哥在三河事件后，跟随着他的庇护对象领便当或者卷铺盖了。
司马迁在《田叔列传》中赞语中说：“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虽然在今本《史记》中，太史公有关田仁的叙述文字有一点奇怪，但可以肯定，他确实是为田仁作了传的。
不妨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勾结三河太守的中书令/中谒者令离任后，田仁有可能出于巩固战果的考虑，向汉武帝荐举了当时刑后不久的司马迁，让他作为新任的中书令，以端正人主身边的视听，弹压那些不老实的内臣，不再给保护伞发育的机会，而汉武帝也正在考虑新的中书令的人选，对于他的提议一拍即合。
当然，以刘彻驭人之术的精明，以及他对司马迁的熟悉和习惯，即使没有田仁的提议，他也可能会让司马迁上任，算作是对自己在李陵事件中发昏的事后弥补，顺便将这位人臣之前没有为他所用的巨大剩余价值索取到极致。
而任安和田仁又是好朋友。或许他后来致信司马迁，并不是偶然事件，他也曾和田仁一样，对于同样正直热情，有政治抱负和理想，又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上任的好友，抱有一种新的期望，希望他能凭借身为人主近臣的便利有所施展。
但是后续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事非人愿。历史上的司马迁在上任中书令后，就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静默状态，没有任何动静和反馈，既不进言，也不举才。至少在史书记载中，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有关他后来言行的任何记录。这或许让任安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番努力苦心，似乎是打了水漂，于是这一切的困惑和不满，后来便构成了《报任安书》的写作背景。
不过，由于历史记载的严重缺乏，所以上述构想还只是猜测脑补而已。
话说回来，历史上的司马迁在上任后，真的就彻底“安分守己”无所作为，只是在岗位上混日子了吗？《报任安书》第一段其实说得挺耐人寻味的：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这里表述得相当委婉。所谓“动而见尤，欲益反损”，究竟是指何意？司马迁没有具体展开解释。是谁因他有所“动”而责备怪罪，让他即使想做点什么也只是适得其反？是外人吗？可是他回答的是为何不向皇帝举贤之疑问，中书令多数时候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常居深宫，无需向外臣负责，这也是这个岗位设置的缘由，更何况主子不做声，谁又敢擅自去怪罪他？
这句话真正对应的背景，只有当事人才能知晓了，如今我们只能感受到其中沉郁无奈的语气。
司马迁不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这份坚持甚至在他经历了那样的切肤之痛后，仍没有放弃。悲哀的是，在他残毁之身中那一分尚未泯灭的热情和执着，面对更加沉重难言的现实，最终还是化作了永久的缄默。
补充：
“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还有另一种解释。由于汉武帝晚年经常深居于甘泉宫、建章宫等离宫办公，不常住未央宫与大臣会面，内廷尚书又不方便出入深宫，所以内臣中书官的权力开始扩大，成为皇帝和大臣之间的重要沟通者。但以汉武帝晚年复杂严峻的政治气氛和老皇帝多疑神经质的性格，这一居间的岗位也面临着不小压力和挑战，其名为尊崇，但其中的艰辛只有当事人方能体察。中书令处在皇帝和外臣之间，必须小心谨慎地维系调和好其中的平衡，稍有轻举妄动，即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外臣时常见不到皇帝，难免会把猜测和压力给到中书令，就更不用说如此重要的位置，应该一直都有想取代他的人。而皇帝虽然对司马迁已经算是足够信任，但以他晚年的不安全感，大概也难免会怀疑，他的中书令最近是什么想法，有没有和外臣发生过什么。若是他不去做什么或者有所表示吧，像任安这些人又开始不满意了。
有点扯远了。回到主题，尚书令和中书令在西汉时权力究竟有多大？
从现有字面记载来看，尚书令本身在西汉的大多数时期是很没存在感的，当然那些领尚书事的权臣除外。史籍中尚书令多数是以龙套路人的形象出现，匆匆露个脸就下去了，例如《史记·三王世家》中那个上呈奏疏又下发皇帝批复指示的“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只是在其中当个传话的，没有参与和群臣的议论决策，也没有机会在奏疏上署名；还有那个在霍光废刘贺帝位时，出场宣读诏书的尚书令，同样也只是气氛组成员。
在西汉王朝议政决策活动的相关记载中，也鲜有尚书令参与的记录。史书中常载的朝会集议参与者有丞相、御史大夫、公卿、将军、列侯、大夫等，甚至四百石的博士也议 政（宣帝后为六百石），但是在汉成帝之前，几乎未见尚书令参与议政决策的记载，史书对尚书最常见的记录，是他们以“中介”的身份，出现在章奏传达流程中。
但是同样地，也能看到张安世、霍光等权臣有领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录尚书事，位高权重的的描述记载。所谓的“平尚书事”制度最早源起于汉武帝时期，武帝为了集权于己，又任用宫内近臣左右曹、 诸吏分平尚书奏事， 即“ 先平处可否，然后奏言。”对上报的奏章进行审阅和讨论，然后再向皇帝汇报建议。 同时以亲近大臣代表皇帝总领尚书事，皇帝再根据尚书事进行决策，“领尚书事”的制度因而出现。
领尚书事和任尚书令是有区别的，前者一般是由皇帝的亲贵，近臣权臣典尚书之权，但不是非得兼职为尚书官，例如，张安世在汉宣帝时任大司马、卫将军、录尚书事，但不任尚书令，霍光的例子大家就更熟悉了。
从史书记录来看，在西汉的大多数时期，尚书令系统的职官，在奏章处理流程中，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更多时候发挥的是皇帝和外臣之间的“传话人”角色，主做章奏襄助、诏令传达，或者建议参谋这类任务，而不是参与决策，对施政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其权势和地位虽然逐渐上升，但还是无法盖过同样分领尚书事的中朝官，以及依旧是文书处理主力机构的丞相和御史两府。查阅西汉重要权臣的升迁路径，除了张安世担任过尚书令外，很少有其他人曾担任这个职务的，也说明尚书令在西汉的地位并不算很高，其机构和职权仍处在历史发展的初期，和东汉及往后位尊誉高的尚书令无法相比。
至于中书系统这边，其情况也和尚书类似，中书官确实职责重要，也有一定权势，但其影响力也不能被过分高估。在西汉的大多数时期，特别是宣、元二帝之前，中书令们也是“默默无闻”，几乎未见在议 政决策过程中被史书提及。之后拜汉元帝昏庸所赐，出现了一个破坏力最强的石显，为我们贡献了如今能看到的有关西汉中书令的绝大部分史料，但他也只是跋扈一时就被踢下去了，甚至也顺带了终结了中书令编制在西汉的历史。
这当然和史书记载的惜字如金也有关系，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西汉时尚书和中书两府尚且处在发展起步阶段，其归属于少府编制，原先的出身和定位就是打杂的皇家服务机构，和尚衣、尚食、尚冠、太官、太医等归属于一个序列，地位不算很高。因为历史进程的发展，他们逐渐有了些权力，但身上原先那种仆从气质还在，其机构规模和社会地位，更是无法和东汉及往后尊贵的尚书们相提并论（东汉不置中书令）。西汉的帝王和政治生态，也还不至于让宦官失控专权的土壤产生。
不过，这两个机构毕竟还是有些实权的，再加上人主近臣左右手的好感加成，所以也不至于卑微到尘埃里去。
因为尚书和中书都是职典枢机，出章纳命，为王之喉舌，职掌出入传话引见大臣，所以他们一般是由皇帝的亲信之人担任，能够进入宫禁奏事，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一样的存在。例如西汉尚书令邓崇就被描述为“ 禁门内枢机近臣”，中书这样离人主更近一步“闺阁之臣”就更不用说了。
西汉时人主在理想情况下为五日一常朝，但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做到这一点，汉宣帝就被记载曾恢复五日常朝制度，被认为是勤政的一种表现。在常朝之外，除了临时性召议外，皇帝和外臣见面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皇帝与百官之沟通，政事之上奏与下达，主要靠尚书或者中书机构文书上下及辅之以口头传话。而汉武帝晚年又是多居离宫别馆，和大臣包括尚书的会面更少，所以对中书机构的需求更加凸显。
有学者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形容自己是“扫除之隶”为理由，认为汉武帝时期中书令地位并不尊崇，没有什么权力可言，但之前的文章已经讨论过，解读这句话时，还得考虑到司马迁自身怅恨抑郁的心境，以及他身为前士人，对于宦者这种存在，永远都会抱有的鄙视和拒斥情绪。一个本就非常自尊和傲气的人，经历了那样的事，内心所留下的心理阴影，绝不是优厚待遇和地位就能抹去的。
对于司马迁所任的中书令职务，班固已经明确形容为“尊宠任职（也有版本写作“专宠任职”）”。如果中书令确实毫无存在感，甚至和皇帝连话都说不上，那任安想必也不会自讨没趣，拿自己的好朋友开心，让他不自量力去向皇帝举荐人才的。
《盐铁论·周秦篇》中有一段形容：
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
这句话尖锐地指出了下蚕室者所换取的丰厚现实利益回报，盐铁会议举行于汉昭帝始元五年，可见那时候宦官的权力地位就已经尊宠，所以才会有之前三河太守“内倚中贵人”作恶的情形。
虽然汉武帝时期中书令的地位，应该还不至于像盖宽饶指责汉宣帝宠信中尚书宦官“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那样夸张，但此官职轻而权重应该是一个事实，虽然官秩为千石，但有着枢机之职的重要权力（石显后来被改任两千石中太仆后，旋即便失势，只能卷铺盖走人），其职典尚书，出章纳命，齐众喉口，受到人主信用和亲近，故而被视作“尊宠任职”，相当于内臣版本的“卿相”。
当然毕竟在位的是汉武帝，宦官们还不敢有多放肆，更何况他晚年的中书机构，又带有很强的君臣个人色彩，条件独一无二，其平稳运作，是建立在司马迁才能上的高度契合（说是量身定做就有些过分了喂），以及汉武帝对他特殊的信任基础上的。
但即便如此，拿开同人女常用的滤镜，这对君臣之间观念主张的隔阂分歧，是绝对没有消失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司马迁也不会有“动而见尤，欲益反损”的怅恨，最后还是选择“与世浮沉，与时俯仰”，以抑制排解心中的狂惑忧闷了。无论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还是对背离原属士人群体和政治理想的悲哀，这份号称“尊崇任职” 的工作都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快乐，甚至在世俗眼中获利越丰厚，他所陷入的内心道德困境也越深，就像是盐铁论周秦篇儒生们所指责的那样。
【探析】西汉尚书与中书系统的区别和演变（中）
接上篇：https://panc96983.lofter.com/post/74dc9135_2b9094e57
“汉代中书令是由尚书令改置而来”这个千年老谣的源头从何而来？这还得从《汉书·佞幸传》中一句语义暧昧的表述说起。
该传援引萧望之的话语：“望之领尚书事,知（石）显专权邪辟,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
因为萧望之提到了“尚书”，又表示如此重要的权力不该落入宦者之手，所以建议撤去“中书宦官”编制，所以后世学者便以为当时尚书已经被中书给取代，晋人司马彪在《续汉志》中...
接上篇：https://panc96983.lofter.com/post/74dc9135_2b9094e57
“汉代中书令是由尚书令改置而来”这个千年老谣的源头从何而来？这还得从《汉书·佞幸传》中一句语义暧昧的表述说起。
该传援引萧望之的话语：“望之领尚书事,知（石）显专权邪辟,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
因为萧望之提到了“尚书”，又表示如此重要的权力不该落入宦者之手，所以建议撤去“中书宦官”编制，所以后世学者便以为当时尚书已经被中书给取代，晋人司马彪在《续汉志》中就这样解释：
“（尚书令）承秦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
继司马彪这个开头之后，《晋书》、《通典》、《初学记》等关于汉代中书令的条目，都相继沿用此说，其谬误一直流传至今，直到近年来才被一些学者察觉和纠正。
但改置一说的源头，只是司马彪一人之语而已，在汉朝史籍中得不到印证，甚至与史料记载相冲突。
首先，在萧望之原话中，他并没有说“尚书令被中书令取代”，这句话所谓的“尚书”，有可能是萧望之自己的口误，或者班固的笔误，因为同样的话，到了《萧望之传》里，又变成了：“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后来司马光也觉得不妥，于是就在《资治通鉴》里改作：“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
也有一种可能，萧望之并没有说错，因为在当时人的意识里，中书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尚书，因为二者的职能非常相似。望之所说的“尚书”，其实是指“领尚书事的职官”（例如中书令），而不只是“尚书令”。
从汉史的记载来看，领尚书事者绝不仅限于尚书令。前文已经提到过，根据《汉旧仪》，除了尚书令外，中书令也能“领赞尚书”。如果熟悉汉史，应该知道自汉武帝之后，朝中权臣兼领尚书事就成了惯例，权臣例如霍光、霍山、史高等都曾领过尚书事。
就以萧望之为例吧，他在提议罢黜中书时，自己也在“领尚书事”（当时他是前将军光禄勋），和同领尚书事的石显争权结怨，又说明领尚书事者可以不止一官。
而且在汉史具体记载中，中书令也是和尚书令并置不废，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汉元帝时，尚书令石显就以其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两人互相勾结，专权一时。
因此，一些学者以为中书、尚书是“同官异名”“士人为之为尚书令，宦者为之则为中书令”，甚至“尚书官一度被废除直到汉成帝时恢复（实际是尚书增员而非初设尚书）”，其实是纯纯的误解，是史籍话语不明和作注者犯错导致的连环考据翻车。
其实，从尚书、中书各自的人员构成和工作场合来看，也能意识到两府有共同存在的意义，没有相互取代的必要。（尚书官：我们并没有惹到谁……）
首先，尚书官是从士人群体中选拔的，而中书官清一色由宦者构成，在《百官公卿表》中被归属到宦者职官体系之中。
汉武帝在位时，这位内外折腾的多事之主令国家机关的文书处理量激增，原先受理章奏的丞相、御史两府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刘彻自己也有加强集权的需求，于是他给了原先只负责收发和保管文书的尚书更多权限，让他们去阅览和整理汇总奏章，分一部分外府的权，去顺带也减轻皇帝自己批改公文的压力。
但是尚书有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bug。虽然尚书能够以加官的方式成为中朝官，出入于宫禁之中（《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但毕竟还是男子身份，不是所有地方都方便进入，例如皇帝、后妃的寝室，这样的地方他们出入奏事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只能交给宦者去通报。
刘彻自己又是个好玩乐的主，尤其是晚年，喜欢呆在后宫理政，《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序》云：“武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宫，故请奏机事，多以宦者主之”。”前面萧望之也说了，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在这种情况下，中谒者令权力扩大，乃至被改成中书官也就顺理成章了。
上一篇已经说过，中谒者源起于古时的谒者，其重要工作是宾赞受事，本就有通报传达的职能，武帝给中谒者令加一“书”字改为中书令，意在强调新增的文书工作职责。所以，中谒者令职能的这一转变，大概可以这样形容（可能会不准确）：
一个原先负责接待指引来宾，跑腿传话，最多捎带递个名片物件的前台，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终于有一天坐到了领导秘书的位置，开始帮老板接收、汇报，甚至批复来自下级的各种请示文件了。
接着说说尚书和中书两府的机构组成。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尚书府的长官有尚书令和尚书丞；另外《汉书》还提到过“尚书仆射”，可能是后来尚书府扩编后增设的。
尚书令丞、仆射之下还有四或五个“尚书”，分曹治事。《汉书》和《汉官仪》对此的记载存在分歧。《汉书·成帝纪》记载：“（建始）四年春，（汉成帝）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东汉人应劭所著的《汉官仪》则记载：“尚书四员，武帝置，成帝加一为五。有侍曹尚书……成帝加三公尚书，主断狱事。”后者的记载可能更加详尽和准确，也更符合自武帝以来尚书权力扩大的趋势。
根据《汉旧仪》，这所谓的五员尚书，包括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 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 主客尚书（主外国四夷事），以及汉成帝增设的三公尚书（主断狱事）。这五位尚书分工协作，去对接各自主管的上书人员类型。
另外根据《张家山汉简》，尚书府还有”尚书卒史“，他们已经算是吏的范畴了，应该主要负责打下手的底端工作。
中书府的人员构成就要复杂一点。
《百官公卿表》：“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 中黄门皆属焉。”说明中书府吏员包括中书令、中书丞，以及中书仆射、宫内某个或某些署的署长，还有中黄门。
《佞幸传》：“（石显）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恭死，显代为中书令”。石显走的是中黄门→中尚书→中书仆射→中书令的升职路线，又显示中书府内还有“中尚书”，《汉书·盖宽饶传》也记载：“是时上（汉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看来中尚书也属于中书官的编制。
另外，由于中书令是从中谒者令改置而来，所以中谒者可能也是中书令的属官。例如《汉书·萧望之传》：“上乃可其奏。（石）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石显为了打倒政/敌，将罪责奏章封好后交给谒者去传唤萧望之，这里的“谒者”，可能是郎中令下辖的谒者，代为转呈，也可能是中书府的中谒者，为长官效力。
总之，中书府长官包括中书令、中书丞、中书仆射、某个或某几署的署长，他们管理中尚书，并且可能还统领一群中谒者。至于人员规模，可以参照光禄勋下属的谒者班子：“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那么中书府人员或许也在数十人左右，郎谒者的长官只有仆射而没有令丞，所以中书府的规模可能还要更大一点。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尚书、中书两府是编制截然不同的两套班子，工作场合上尚书官更偏外，主要是在未央宫办公，和外朝官员、庶民、外夷接触得更多，中书官则服务于宫闱之内，可居其他的离宫别馆办公，和皇帝、后宫走得更近，关系更为密切。
接着说说职能。尚书官的职能，根据《后汉书》的解释，是“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至于中书官，《汉旧仪》说：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又说：既置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
蔡邕《独断》：诏书。诏，诰也。有三种。其文日“告某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请奏，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日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日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日“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日诏。
简而言之，诏书是皇帝对臣下的命令或者答复，诰则与其意义相同，一说诏、诰二字互为通假，总之诏诰在汉朝相当于天子的命令或者批复。
至于“表”，则是汉代群臣上书的一种形式。群臣的奏章，汉代分四种形式，即章、奏、表、驳议。《独断》：“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二曰奏。“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三曰表，“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请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
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
概括而言，表是大臣对皇帝的陈事请求，其书写格式与章、奏、驳议有所不同，并且能够以机密文件的形式上呈。从书写格式要求上，表要显得稍微”非正式“，并且允许带有更多陈诉和感情色彩，是一种更为私人化的上书，如果是涉密的上表，那其中的内容可能就更”精彩“了。
中书令兼管皇帝诏书和群臣上表，并且《汉旧仪》强调：皆机密之事，可见中书令和皇帝的关系十分亲近，能够知晓一些隐私涉密之事。当然他们未经允许是不能将这些内情对外公布的，否则会以“泄露省中语”的重罪被处决。
尚书、中书都是少府下辖的文书服务机构，都会“领尚书事”，帮助皇帝受理、筛选、阅览、转呈、汇报，乃至批复奏章文书，并将君王的批复下发给相关人员。
尚书令据记载还会保管诏书（魏其侯窦婴就曾向尚书寻找先帝遗诏保命，但这封遗诏神秘失踪了）；并且还会宣读诏命（例如霍光下令废黜刘贺的帝位时，尚书令就曾经向众人读诏）。
从《后汉书》和《汉旧仪》的解释来看，尚书和中书都掌章奏之事，另外中书令还强调了其“出入奏事”和涉及机密的一面，他们还在做谒者“进出传话”的跑腿活，并且和人主距离更近，以至于能够接触到一些密奏或者密诏。
另外，由于中书令是脱胎于中谒者令设置，谒者自古时就经常奉使外出，所以中书令除了做文书工作，还会履行另一项重要职能：作为天子的使者，外派执行传达诏命、监查问责的任务。
《汉书·宣帝纪》：“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
这一条记载历来都有争议，其一大疑点在于：句中的这个“内谒者令”究竟是何官？到底是中书令还是内者令？
《百官公卿表》载有中书谒者令，内者令两官，但未见有“内谒者令”官名。有学者认为这是“中书谒者令”的另一种写法，也有学者主张“谒”字为衍文，郭穰实际上是内者令。
从出土文物来看，西汉时中谒者亦可被称作“宦谒、内谒”，因此“中书谒者令”写作“内谒者令”确有可能。《汉书·丙吉传》也记载郭穰是“内谒者令”。而且内者令“掌中布张诸衣物”，和“谒者”的奉使职能都不沾边，倒是中书谒者令作为使者去传令更为合理。
但是，后元二年武帝下令清洗的所谓“中都官狱”，其实是汉朝京师诸官府所设监狱的总称，除了郭穰所到的郡邸狱外，还包括暴室狱、上林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京兆尹狱、掖庭狱、共工狱、导官狱、若卢狱等其他二十多所监狱（看来刘彻真的是病得发疯了……），而郡邸狱只是其中一所而已。
也就是说，除了郭穰外，应该还有其他使者去别的监狱传令，作为内者令这样的近臣，他并非没有因为受到皇帝信任而临时受差遣，出使传令的可能性（例如巫蛊案时，黄门苏文就曾和江充、韩说等人一起协办治理）。
另外，《汉书·刘屈氂传》又载：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与《丙吉传》又不同。
所以，后元二年这个所谓的“内谒者令”究竟是哪个职位，已经是考据悬案了。能够确认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受皇帝信任的宦者，是会外出充当使者传令的。
就和外派出使的谒者一样，中书令和中谒者也会奉使甚至执法。《汉书·佞幸传》：“（石）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萧望之传》：“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 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请谒者召致廷尉”是秦汉时监察处置大臣的常用手段。
此外中书令可能还参与治狱。《汉书·外戚传》：“更使中谒者令史立与丞相长史、大鸿胪丞杂治”。此处所载的是汉成帝时期的情形，当时中书令已被废置，恢复了中谒者令编制，但上一段引用已经显示了中谒者与刑狱之事的关联，早在秦朝，赵高就曾使其客诈为谒者前往狱中讯问李斯，中谒者令史立参与治案，可能也属于过往惯例的延续。
再说说选官标准。由于典尚书事，执掌御前文书，所以尚书、中书两官对于执事者的文化素养都有很高的要求。有记载的尚书令，例如张安世，“用善书给事尚书……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汉书·张汤传》），就擅长书法，并且记忆力超群。
据记载，尚书令属官有着很高的文字功底要求，《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这里的“八体”指的是八种书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受试者要能够背诵书写至少九千字的文字材料，并且会写八种字体，考察合格，才能够成为尚书令史。而太史令恰恰又是尚书系统吏员选拔的考官。
有记载的中书令，其文化功底，司马迁就更不用说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已经说过，“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的“古文”是指大篆这类的先秦文字），其天赋是相当可畏；后来的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汉书·贾捐之传》）。
由于汉武帝以来统治者儒法两用,“杂王道以霸之”的治理风格，所以中书官也需要通晓律法和“故事”（政务处理惯例），例如石显的前任长官弘恭，就是“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佞幸传》）。
另外，石显本人“持正六年，未尝有过，明习于事，敏而疾见，出公门，入私门。”（《贾捐之传》）“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遂委以政”，“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萧望之传》），可见这一职位青睐于谨慎周密、敏疾勤快、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并且对枢机之务的工作经验和文化素养有较高要求。
另外，由于中书令脱胎于中谒者令而设置，本身带有谒者的色彩，尤其是在机构创设初期，可能和谒者原先宾赞受事的值守有着更多交集。而掌宾赞的谒者是有一定的容貌和仪礼素养要求的，毕竟他们是要在朝祭上做礼仪引导，代表着皇帝和国家的形象。《通典》：“谒者缺，选郎中美须眉大音者以补之”。《后汉书》：“谒者，皆选孝廉年未五十，晓解宾赞者”。可以想见，中书官，或者至少是早期中书官，可能也属于形象和仪态较好，通晓礼制，能胜任宾赞之职的人。
陆陆续续说了这么多，到了一个有趣的环节：为什么司马迁能够成为中书令？
对于中书令的职能设定和选拔要求，根据以上的梳理，已经能够知道，适合担任此官者，要有较深的文字功底，博学多识，精通律法、典章、制度，并且有政务经验，熟悉公文奏章书写递送流程，另外初期对于宾赞之事和礼制也需要通晓，娴于辞令应对，能称谒者之职。
对于司马迁而言，他的文学素养自然无可争议，并且他还是从文辞渲染到文章建构的全才，技能树点满不偏科，对于在制诏和议论时喜欢引经据典，注重文采的汉武帝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他在编撰史书的过程中，长期梳理消化来自各个渠道的大量杂乱的文献信息，对文字的提炼概括能力本来就很强（并且相当一部分还是当代时/政内容），更适合老板秘书这样的工作。
另外由于他曾经是史官，又勤于搜集积累和整理消化史料，所以对于古今典故、汉家律法和制度也非常熟悉，完全就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他深厚的历史知识储备（包括对于武帝时历史脉络、社会经济和人物的熟稔），能够在帝王做决策，需要往例的参考借鉴时，带来显而易见的方便。
而且从上文的引用也能发现，太史令本身就是尚书官选拔的考官，其值守要求使得他们不仅通晓天文历法，对各类文字的书写也要极其精通，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史官（在上古时，史官可是最早接触和通晓文字的人）。所以太史和中书看似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职务，但在工作技能上其实是存在交集的。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司马迁本身是史官，对于祭祀礼仪非常熟悉，再加上他早年有出使的经验，在形象气质和辞令应对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又是合适的谒者人选。尤其是在汉武朝中书机构初置，还处在从中谒者令职能转型的时期，他是非常适合在这一进程中作为过渡者的。
从武帝对早年司马迁文才的赞许来看，可能他年轻时就开始为帝王做文学侍从和顾问应对。《封禅书》赞语云：“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可见他应该是武帝身边重要的祭祀主持；另外《封禅书》还记载了武帝在寿宫祭拜“神君”，“其事秘，世莫知也”，然而司马迁却知晓其中细节，并且对武帝视为奇迹的神语不以为然，“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看来武帝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愿意将他带到这种场合。
不得不说，刘彻在得人这一方面，真的是极其走运，抽卡的运气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当他需要靠中书机构来满足自己抓权娱乐两不误的需求时，一个几乎各项技能和素养都完美契合这一岗位，又是自己赏识信任的人才，就这样出现在他眼前。
梳理了中书令职官的历史起源和职能性质，再结合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就算不从嗑CP的角度来看，也能意识到，汉武帝选择让司马迁做中书令，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毕竟有这么好的条件在眼前，不选他还选谁呢？（被按头上任的新晋中书令：你再说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