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在17世纪的荷兰有着特殊的象征:它带来来自外界的信息,送信人的身份也神秘莫测。信在维米尔的多幅作品中反复出现。眼下的这位女孩虽然处于一个封闭的房间内,打开的窗子以及她读信时入神的神情都表示,此刻她正遨游在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墙上丘比特的画似乎表明了送信人的身份与信的内容。窗帘布鲜艳的颜色反射在少女的脸上。检测显示绿色窗帘布是后加的,原来的位置曾画有一个大碗和一把椅子。维米尔喜欢做减法,他不喜欢把所有事物摆在明面上,而是留下少量但关键的线索,让观者自己体会画的内涵。
信在17世纪的荷兰有着特殊的象征:它带来来自外界的信息,送信人的身份也神秘莫测。信在维米尔的多幅作品中反复出现。眼下的这位女孩虽然处于一个封闭的房间内,打开的窗子以及她读信时入神的神情都表示,此刻她正遨游在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墙上丘比特的画似乎表明了送信人的身份与信的内容。窗帘布鲜艳的颜色反射在少女的脸上。检测显示绿色窗帘布是后加的,原来的位置曾画有一个大碗和一把椅子。维米尔喜欢做减法,他不喜欢把所有事物摆在明面上,而是留下少量但关键的线索,让观者自己体会画的内涵。
他的孤独是囚徒永恒的伴侣和日常的恐惧,最后的监禁之地便是自我。反复阅读萨德的波德莱尔说:“要是我产生了普遍的厌恶和恐惧,我就会战胜孤独。”萨德把这种恶魔似的孤独表达为绝对的利己主义,那是对世界孤独冥想13年的结果。肉体不可能再满足他所虚构的浪荡子的欲望,肉体成为性虐待的一个精致的隐喻。世界、肉体和恶魔融为一体;当一个无神论者冷眼看这世界,他一定会发现撒旦比救世主更有可能被假设为统治原则。犯罪行为本身也许表现为一种圣洁的自制,一种对伪善的绝对摒弃。萨德直接影响了波德莱尔,他也是让·热内的精神鼻祖。如同萨德一样,斯威夫特眼中的人类在屎粪堆里摸爬滚打,然而与斯威夫特相比,萨德对人类的讽...
他的孤独是囚徒永恒的伴侣和日常的恐惧,最后的监禁之地便是自我。反复阅读萨德的波德莱尔说:“要是我产生了普遍的厌恶和恐惧,我就会战胜孤独。”萨德把这种恶魔似的孤独表达为绝对的利己主义,那是对世界孤独冥想13年的结果。肉体不可能再满足他所虚构的浪荡子的欲望,肉体成为性虐待的一个精致的隐喻。世界、肉体和恶魔融为一体;当一个无神论者冷眼看这世界,他一定会发现撒旦比救世主更有可能被假设为统治原则。犯罪行为本身也许表现为一种圣洁的自制,一种对伪善的绝对摒弃。萨德直接影响了波德莱尔,他也是让·热内的精神鼻祖。如同萨德一样,斯威夫特眼中的人类在屎粪堆里摸爬滚打,然而与斯威夫特相比,萨德对人类的讽刺更加黑暗、更加可怕。在萨德看来,人类不是由于极度恶心才在屎堆里翻滚,而是由于自负地想成为超人。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与戈雅最相近;与我们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作品中人物多样的变态和强烈的孤独让我们想到威廉·巴勒斯。如果说萨德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个冷酷而幻灭的声音,那么他就是20世纪末虚无主义的化身。他那明显的厌女症是对人类的全然反感的一个分支,与斯威夫特不同的是,他无法欺骗自己说他不是人类的一员。
——安吉拉·卡特 《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