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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的真快啊,转眼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一年前的今天,本人解锁了湖南省的湘西州首府吉首市的同时也是个人去过的第100座城市,也是这么多年来对本人最好的回报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个人又解锁了六座新的城市(江西省南昌市,宜春市,湖北省咸宁市,贵州省凯里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目前去过的城市达到106座,因为疫情的缘故元旦从上海回来之后已经快4个月没有出去旅行了,接下来的目标:解锁大陆剩下的5个省份和去过的城市达到120座,等过段时间这波疫情彻底过去之后出去散散心好了,睡觉,明天还要上班

跬步千里

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

李惠民

原文刊发于《城市史研究》,总25期

[图片]

1901年至1949年,石家庄由一个蕞尔村庄迅速转化为一座中等规模城市,由初始聚落的0.5平方公里扩大到了121.80平方公里的市域。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无论城市规模大小,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功能,形成城市功能分区和相应的地域结构。随着石家庄城市用地的迅猛扩大,空间结构也开始出现复杂变动趋向。那么,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到底出现了哪些显著的变化?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由于缺乏大量城建统计数据,要对近代石家庄空间结构变迁做出精准分析,并非易事。以下仅根据目前掌握的部分资料,参照城市地理学的一些...

李惠民

原文刊发于《城市史研究》,总25期



1901年至1949年,石家庄由一个蕞尔村庄迅速转化为一座中等规模城市,由初始聚落的0.5平方公里扩大到了121.80平方公里的市域。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无论城市规模大小,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功能,形成城市功能分区和相应的地域结构。随着石家庄城市用地的迅猛扩大,空间结构也开始出现复杂变动趋向。那么,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到底出现了哪些显著的变化?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由于缺乏大量城建统计数据,要对近代石家庄空间结构变迁做出精准分析,并非易事。以下仅根据目前掌握的部分资料,参照城市地理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对上述提及的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和影响,略作大致勾勒与透视。

一、市区自发拓展,地域结构混杂

毫无疑问,是石家庄工商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其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工商企业设厂开店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了城市用地,城市人口增加和生活用地扩大,使城市空间规模在不知不觉之中蔓延拓展。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探索为什么城市有大有小?我们相信,城市一定有什么安排它的原则在支配着,仅仅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而已。那么,石家庄城市的空间拓展受到了什么原则支配?由此导致的石家庄城市空间结构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

石家庄城市空间发展结果,首先根源于其城市职能长期单一化,综合职能未能得到及时提升,这种城市职能单一所形成的空间规模、空间组合、空间质量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城市空间发展产生的自发性,与石家庄城市区位优势迅速提升和城市行政中心地位迟迟未得确认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石家庄除了2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市政公所外,并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设市建制,既不能成市,又不能并县,地位处于获鹿县管辖之下。石家庄“自治阙如,凡百事业效率未著”,[2]也没有城市规划,缺乏对城市体型和空间环境作整体构思和安排,所以导致市场风云中起伏不定的分散的经济势力肆意扩张。任凭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综合部署的缺失,注定会造成石家庄市域空间结构的不平衡和不合理。抗日战争后,石家庄军事职能被极度强化,军事城市的色彩使其畸形发展驶出了城市化的正常轨道,虽然城市地位迅速提升,但由一座无城垣工商业城市变成了一座拥有地下城墙的军营城市,一跃成为华北六大都市之一。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石家庄城市空间拓展的是任性和压抑,缺乏的是理性和规划。

石家庄城市空间拓展的自发性,表现在以时间先后的自然顺序发展,欠缺了预先的空间布局。由于石家庄城市完全是因铁路枢纽而兴起,城区的发展自然也是以铁路枢纽为中心,逐步向四周外延拓展。“此处原为获邑之一小村,旋经京汉正太二干线于此接轨后,遂变为商贾集中之地矣”。[3]工商企业选址皆以车站为核心,把铁路枢纽包在中间。在紧靠铁路枢纽区客运出口的大石桥西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石家庄最繁华的大桥街商业区。决定和影响大型工业企业首要区位因素的是运输,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主要也是依赖铁路,石家庄近代大工业企业炼焦厂、大兴纱厂都选择了紧靠铁路枢纽区南道岔货物转运站两边地带设厂。各类大中小企业在紧靠铁路枢纽区设厂开店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就导致了石家庄空间区划的无序状态。一些商贩甚至在车站附近乱搭乱建,例如,“中山路东首车站售票处西侧空地,系晋冀铁路局产权。去春商民相继自行搭设席棚居住营业,四月间先后改为现状之砖土房,其临公理街,建筑物率多出入不齐,亦无房基线之划定,该处邻近车站,对于都市计划与建设发展关系较重”。[4]众多建筑和人群向车站的集中,加剧了枢纽区空间的狭窄拥挤、混乱交错局面。有识之士曾指出,“夫石庄岔道,既如上述之狭小,而其旧街市,更系随意建筑。若不制定地方,划定马路,则再过数年,更难改良。徒使金钱掷于虚牝,房屋置于废地耳,诚大可叹惜者也”。[5]有的学者则认为,石家庄不同行业的分别发展,形成了桥西商业区、桥东工业区。[6]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如果认真分析当时空间分布状况,便知它有失偏颇。首先,区位结构在城市空间的分布皆出自特定的规划,石家庄的基本经济结构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尔后基本没有改变,此前当局根本没有出台过任何工商分区发展的城市规划。“其街市区划,完全听其自然发展,殊无整齐划一之规”。[7]其次,决定和影响大型工业企业首要区位因素的既然是运输,由于正太线是尽头站,而铁路枢纽区南道岔货物转运站处在京汉线以西,从便于铁路运输因素考虑出发,桥西可能更适合作为工业区。石家庄仅有的三个大型近代工业企业,有两个在桥西。石家庄炼焦厂设在铁路西侧的南道岔货物转运站,获取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大兴纱厂选址在京汉铁路以东,“其地点为有逊色矣,因其只有京汉岔道,而不能通正太也”。[8]所以,日后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9]其实,石家庄的近代工业用地不大,主要原因是企业数量极少。众多商业企业和中小型手工工场广泛地分布在桥西和桥东的各个角落,只是分布在桥西的商店数量略多一些,位于桥东的手工工场数量略多一些,而且桥东也是工商混合并存,业态分布界线不清。相对而言,只是桥东的小手工工场集中在大兴街、电报局街、姚栗村一带,桥东的商店集中在民生街、电报局街、中正路东花园街、正义街、大经路、正东街一带。[10]当时的工商企业一并被称为商号或商户,从数量看,桥西商号更多一些,据《石门指南》记载,20世纪30年代桥西的商户有1553户,桥东商户只有696户。一些所谓的工厂商号,其实多是前店后厂的产销合一形式,而且又是厂店员工的居住场所。原石家庄村、休门村、栗村是土著较为集中的居住地,新拓展的市区则成为外来移民居住和手工工场以及商贸交易的混合区。

从石家庄城市区域总体发展看,民居、商店、工厂区域都是以车站枢纽区为中心,向四周自发蔓延,犬牙交错,杂乱无章,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的划分,石家庄空间拓展的区域特点就是一种混合性。正如1949年《石家庄城市计划草案》对旧市区存在缺陷所作的概括,“因为本市过去没有区划制度,所以商业、工业、居住并无分清区域,……造成工商杂处,居住混乱,影响生产及经营上之效能,影响居住市民之健康生活”。[11]石家庄区划不清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点:城市绿地缺乏,市内只有两个很小的公园,面积不足200亩;城市卫生设施极为简陋,比较突出的是城市下水道不完备不系统,极大地影响到了城市景观和城市卫生,对广大市民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二、草创城区规划,空间分工失缺

城市规划应该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城市规划是城市空间拓展结构的灵魂,石家庄并非没有制定过建设规划,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曾先后出台4份截然不同的城市规划方案。

1927年王骧的《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是最早的规划。王骧曾在保晋公司任职,后为井陉矿务局局长。由于各家矿场和转运公司围绕石家庄铁路枢纽货运道岔的纠纷冲突接连不断,新成立的道岔联合会负责人多次上门与之筹议改造办法。于是针对道岔扩建改造问题,王骧在深入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博采众议,许加讨究”,拟定了一份具体“计划”。考虑到石家庄城市规划事关重大,“此不但直晋两省所宜注重,实亦服膺建国方略者所不可忽也,凡我同人,盍群起而图之”,故“一得之愚,不敢自私,用贡诸社会,以备采择”。[12]于是,1927年先由范华印刷厂印刷出版,后于1929年1月转载于《河北工商月报》的第1卷第3期。《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以规划石家庄枢纽货运道岔为重点,但又不仅仅拘泥于道岔的改造,对石家庄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述。该规划书涉及内容有:石家庄沿革、石家庄的地位、石家庄的设置与障碍、石家庄新道岔联合会组织、新道岔的不足和拟开展的计划、石家庄市街计划、京汉道东西应有隧道、石家庄可成水旱码头的叙述和将来的发展等九个部分。诚如计划书中所说,城市规划“则须有官厅之主持,有地方之辅助,方能成功”,[13]由于时值兵荒马乱,石家庄城市地位迟迟没有得到确认,《计划书》也没有得到当局正式确认,故未能实施。从严格意义上说,该计划书是一个侧重城市布局的规划,但其中的重要见解对石家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9年10月,在伪石门市公署和日本当局以及日本专家主持下,由建设总署北京工程局协助制定了《石家庄都市计划大纲》。日本侵略者极为重视石家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的战略地位,拟将石家庄建设成为华北六大都市之一。该计划大纲的范围以石家庄车站为中心,向东10公里,向西14公里,向北7公里,向南发展未定;规划城市街区建设面积38平方公里、人口规模50万。规划发展主要方向在桥西,工业区设在市区东北部,行政区设在市区西南部;空间区划上提出了禁建区和保留空地,隔离了住宅区和工业区,划定生活居住用地。[14]由于规划体现出了石家庄军事城市的特征,各种兵营、军工厂、军火库、交通等成为重点,并且很快得到实施。与之相关的公共设施也开始进行建设,到1942年石家庄用于道路、水利、自来水等项建设费用已经达到760万元,主要街道以及上下水道和石津运河等外部工程效果比较明显,基本形成了城市交通干道体系。该计划大纲实际兼顾了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工程规划的内容,虽然工程规划的部分内容在短时内开始付诸实施,但是布局规划的改造过去形成的空间布局,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作为发展规划,除了50万人口的发展规模外,并未有更多的实际内容,因此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旧城格局与规划目标之间的差异依然颇大。

1946年4月国民党接收石家庄,成立了石门市,市政府曾经制定了《石门市街道建设计划》。确切地说,这是一份交通工程的改造规划。当时制定该计划的背景是,“本市自光复以来,市面日趋繁荣,商民纷请开业,市民请求建筑房舍者日有所闻。故对于全市街道之建设需统筹计划,严格实行,庶可导全市入于合理发展,谨妥拟石门市街道建设计划一份”。[15]尽管目前仍然未查寻到该计划原件,但从部分官员的批示得知,省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规划内容极不满意。其主要意见是,规划内容过于简单,仅就已有街道拟定郊外及市区内干线各九条,也没有内容。计划图纸比例不适,不仅方位置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比例过小,图例不清,无从审核。设计的内容也有许多不当之处,甚至前后自相矛盾。桥东的阜康路过于弯曲,而南大街和公理街则均长不过百米,均不够充当城市交通干线之资格。对于规划书中原本要完全否定的内容,规划书却标称“尽量维持原有道路”,总之,河北省公署部分审核官员认为,“计划书多空洞理论,而少实际计划”,“并无价值可言”。[16]所以,未得到批准,更没有实施。

第四次规划是在全国解放之前的1949年7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制定的《石家庄市城市计划草案》。由于城市建设的各种参考资料和图纸极为缺乏,制定者仅根据对石家庄的一些感性认识,提出了市区规划的粗略意见。这份草案即没有编制分区的细部工程规划和专业规划,也没有绘制任何图纸,通过对石家庄市地理与沿革介绍、发展前途的估计和计划提出了一些规划思路,如确立了生产性城市的定位,将石家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国防生产,作为“本计划的最高中心”;“建设市区的同时,也建设本市的农村区,发展工业的同时也直接发展本市的农业,创造一个工农兼顾相互发展的真正田园都市体形”;再如,在空间分布上,强调依托旧城,改造旧城,划分行政中心、商业、工业和混合区等功能分区,将获鹿和正定划入市区。这是近代半个世纪石家庄城市空间拓展的一个总结,它又是石家庄解放后第一个城市全面规划方案,它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石家庄城市总体规划,作了初步准备,勾画了发展草图。[17]

从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发展的结果看,以上四项规划均未能在近代时期完全充分发挥作用,有的只是得到部分实施,有的根本没有正式出台,尤其在空间分布上并没有制定出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案。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近代石家庄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弊端了。

三、铁路切割城区,街市交通不畅

近代石家庄是典型的因路而兴城市,有人形象地比喻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其实,进一步深入考察石家庄铁路枢纽与石家庄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人们会发现铁路枢纽与城市空间都是以发展经济的需求为动力,两者是一种互为因果和互动共生的关系。“铁路营业赖商家以扩充,商家货物藉铁路而运送,二者互为表里,关系实深”。[18]石家庄城市与铁路枢纽在相互促进中得到了共同发展,实际上彼此已经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础润而雨,相得益彰。恰当的地理空间使铁路枢纽选择了石家庄,通达的铁路枢纽创造了石家庄城市空间拓展的前提条件,凭借着对商贸集散中心和城市发展的强大导向和拉动作用,自然而然地拓展了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近代石家庄在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和大宗货物集散地的过程中,也在以自身造就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和物流反作用于铁路枢纽,影响和刺激着铁路枢纽的一系列配套辅助设施逐步完备,使其有效运输的配置能力逐步获得了提高。石家庄铁路枢纽区的扩展,也在彰显着新生城市成长的张力。当石家庄被作为“华北六大都市之一”,确立了50万人口的大都市发展目标之后,[19]对铁路枢纽区升级换代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促使了铁路枢纽所在地的运量需求迅速扩增,推进了原有铁路干线的改造。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还会发现当城市空间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当铁路枢纽融为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机结合体时,这两者又会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发展的规律就是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需要寻找新的突破。近代石家庄半个世纪的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京汉、石太、石德三条铁路穿越城区,并在市中心汇集,由一系列的相应建筑、设施等与众多的铁轨联结为整体的铁路枢纽区,构成了市区内一个巨大的相对独立空间(详见图1)。一方面铁路枢纽区占据市中心地位,导致了京汉铁路对市区的切割,不仅使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城市环境和交通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密集的空间发展又将铁路枢纽区团团裹箍,使铁路“安设道岔的地区很少,装卸运输仍感不便”。[20]束缚了铁路枢纽的进一步发展。

图1:近代石家庄铁路枢纽区切割桥东桥西市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1923年石家庄地图》、以及《石门指南》、《石家庄铁路分局志》等资料绘制,图中的阴影部分为铁路枢纽区。


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分布的一个最大特征是,以铁路枢纽车站为中心线,京汉铁路将市区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形成较为对称且均衡发展的桥东和桥西。这两个区内东西南北所有的街道未经规划,与日益崛起的城市地位很不相称,“观其街市,则通行大道,宽不逾五六尺,且迂回曲折,不成局面,此开展计划书之所以刻不容缓也”。[1]经30年代末40年代初推行的加宽改造工程,市内街道交通格局定型为:东西向道路成了主路干道,南北向道路多为狭窄自然小街,经纬呈方格状,缺少交通广场和放射型的交通干道。[2]南北方向的街道除日华大街(中华大街)、协和路(胜利大街)之外,大都弯曲绕道,断头道路较多,且极为狭窄,几乎没有干道而言。近代石家庄桥东、桥西被京汉铁路切割,由桥东“而欲赴道西,概无通路,只有纱厂北之小桥一孔,高不逾六尺,往来行人,必须绕道而出。此桥之左近,异常拥挤”。[3]其实,石家庄东西向跨越市内铁路的通道还有几处,分别采用了架空桥、地道桥,平交道口等三种通行方式。

第一处东西通道,是大桥街东端与正东街西端的大石桥。大石桥是石家庄第一座跨越铁路的石拱桥。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石家庄车站并排对立,东西间隔近百米,正太铁路向北出线,给休门村、栗村与石家庄村之间往来的行人带来诸多不便,“路局恐火车撞及行人,在(光绪)三十二年即有于路轨上架设桥梁之动议,因事未果”。[4]1907年由唐山工匠赵兰承包建造,当年秋季在石家庄火车站北侧落成。建造此桥采用了获鹿出产的大块青石为基本材料,故曰大石桥。此桥落成后,便有了桥东和桥西的称谓,但是,桥东和桥西的分区并不是以此为界,而是以京汉铁路为界。据获鹿县志记载,“石门以京汉路为界,分东西两段,并以横断铁路之大桥为名称。铁路道以西之地段为桥西(原石家庄在内),属于警察第一分区管辖;以铁道以东之地段为桥东(休门、栗村在内),属警察第二分区管辖”。[5]而大石桥位于京汉铁路以西,只跨越正太铁路以及通往停车房、机务段、浇油房、总机车厂等“场厂岔道”共计七股道,并不跨越京汉铁路。《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一文中有明确记载,“大石桥迤东,越铁路(京汉线)而过,至休门镇”,[6]即大石桥东面有跨越京汉铁路的平交道口。1940年正太铁路改为标准轨后,改由车站南侧出线,大石桥的交通功能不复存在,京汉铁路的平交道口将大桥街与正东街连接。1940年在平交道口南侧,修建了一座横跨京汉铁路六股道的钢木人行天桥,长83.6米、宽4.5米、高5.7米,称作“石门陆桥”、或“大木桥”、“天桥”。运输货物的车辆跨越京汉铁路走平交道口,行人跨越京汉铁路走天桥。此木桥一直使用到1987年才被拆除。[7]

第二处东西通道,是大兴街西端与南马路东端的地道桥。在这个东西通道开通之前,交通极不方便,开通之后又增添了新的麻烦。1922年大兴纱厂开工后,深感选址京汉路东的遗憾,企业的燃料、原料、产品的运输量颇大,绕道跨越京汉铁路的不便,加大了运输成本。有鉴于此,大兴纱厂投资在大兴街西端与南马路东端,修建了穿越京汉铁路“小桥一孔”的地道桥。该地道桥宽约2.5米,“高不过六尺”,[8]东西往来的车辆时常发生堵塞,及时疏通交通极为困难。欲通道路反添堵塞,加上施工费问题与石家庄商会发生司法纠纷,从而废止地道桥的使用,在此改建了平交道口。

第三处东西通道,是电报局街西端与大同街东端的地道桥。在电报局街西端与大同街东端原有一个平交道口,由于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逐渐增多,特别是由转运道岔区去往石家庄东部的车辆流量极大,跨越铁路须长时间等候火车通过。“本埠市政公所曾拟掘一隧道,起自永成公门口,直通电报局街,此亦道东道西交通上之所必需也”。[9]1930年在电报局街西端与大同街东端,修建上下道两孔地道桥,全长11米,当地人称“地洞子”。这个地道桥的建成使过往行人再也不必绕道而行,“京汉地道为本市东西部来往孔道,于交通上极为重要”;“该地道遇雨积水,实为本市东西部交通上之最大障碍”。[10]所以,它便成为货车东西向交通穿越京汉铁路的最主要通道。

第四处东西通道,是北道岔平交道口。石获公路东端到北道岔终止,正定公路西南端也到北道岔终止,所以通往获鹿、正定县城的两条公路在此相交并跨越京汉铁路,这是石家庄最北边的一条东西向重要通道。

桥东与桥西被京汉铁路切割,桥西又被正太铁路分割,桥东也被石德铁路切割,全市被铁路不均衡地分割为明显的四大块,造成了市区交通与铁路交通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由于当时财力和技术条件所限,市内道路与铁路很难实现垂直立体交叉的工程,导致市内交通道路多断头、多弯曲、丁字型道口较多,南北处处受阻,东西时时受堵,与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于市区街道发展,“多沿自然村道建设起来的市街,表现狭隘错杂紊乱”,[11]导致绕行村落的交通道路格局,所以,“城中村”的存在也是造成市区交通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铁路还给被切割的市区空间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城市环境的问题。譬如,严重的噪音、烟尘、污染、安全等。火车运行中产生的废气、废水以及丢抛的各种废弃物,还有铁轮与铁轨的撞击产生震动,列车进出车站、过道口、拐弯道等处鸣笛产生的巨大噪音,都对市区沿线环境和居民生活健康构成了不良的影响。以铁路系统内部的正太路局医院为例,该医院所在地,因“邻近路线,车行震动,异常喧嚣,如遇有必须养静之病人……则无法留院治疗”。[12]诸如此类的环境影响给附近居民增添了无尽的烦恼,当情绪由烦恼转化为怨恨,或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便在周围时常出现一些对铁路列车骚扰的所谓“报复行动”,向正在运行的列车投掷石块,砸坏车灯、玻璃等事件曾频频发生。据正太路车务总稽查法国人拉可华报告,1918年4月27日由西来的客车,行至3号道牌200米处,即将进入市区,有人“向车投石,将三等客车窗上玻璃击碎一块”。[13]另据《京汉铁路警务第三分段办公处公函》(第十五号)记载,1923年7月13日京汉路上机车牵引客车在行驶至石家庄边缘时,“突有一人抛石块,将机车电灯罩及灯泡击碎,旋即逃避,时已入夜,无从追寻”。[14]从这种事件的动机分析,应该说大多是属于对铁路带来诸多影响的一种发泄的举动,这类矛盾伴随着情绪积累和矛盾加深,愈演愈烈。石家庄城市空间依靠交通优势发展起来,半个世纪之后开始受到交通的制约影响,这在城市起步之初,是根本不曾想到的,而且也是难以摆脱,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悖论。

纵观近代石家庄城市空间发展史,可以深切感到石家庄铁路枢纽与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有着密切联系。导致石家庄桥东与桥西切割,南北道路狭窄不畅的弊端,也实属铁路枢纽区空间结构所致。市内交通与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日益成为突出的矛盾,对市内各区域之间人流和货流造成一定影响,道路不通畅也逐渐影响到市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因路而兴的城市,一味听任城市空间的自然扩展,必然的结果就是铁路切分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裹箍铁路枢纽,石家庄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发展的规律就是空间拓展到一定时期后,它的空间布局和空间拓展就要受到一定限制而不能自拔,此时就需要重新调整和规划新的空间布局,否则制约的因素会有加无已,愈演愈烈。

四、市区包围村庄,城乡二元并存

石家庄空间拓展的过程,是由一个自然村辖区扩展为69个自然村辖区的过程,是城市新建区逐步扩大并逐渐包围农村的过程。作为农村城市化的典型,石家庄独特的城市化经历,使得这个新兴城市比相同规模的其它城市更容易产生城中村,因此石家庄的城中村所保留的农村特征十分突出。

石家庄的城中村,是指20世纪上半叶随着城市空间拓展的逐步扩大,而被城市新建区域包围或半包围的那些村落。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石家庄村和周边村庄土地利用形式的转化,耕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且愈来愈小。个别村庄的耕地在近代以后已经完全丧失,有的村庄还保留下了部分耕地。以石家庄村为例,“石家庄素以务农为生,近自铁路占用地亩,下剩之地无几。”[15]随着市区建设的拓展,石家庄村用于耕作的农田逐渐消失,到1941年全部消失。40年代初,驻石日军修建北兵营,占用了石家庄、栗村、柏林庄、东焦等村共计40户的土地,合计158 302.66平方米。其中,有29户石家庄村民的土地被征用。[16]由此,石家庄村的最后一部分耕田消失了,随着土地的全部丧失,村落仅以居住功能为主,成为新兴城市的一个社区。

由于石家庄城市空间拓展的自发性比较突出,市区面积拓展没有实施统一的规划,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张表现为以车站为中心的自然蔓延。周围部分村庄的土地不断被占用,村落房屋逐步被建成区形成半包围。半个世纪的石家庄农村城市化,在空间上虽然建设起了一座新兴城市,但被城市“消化”掉的村落只有一个石家庄村,周围原有村落几乎全部被保留下来。从1940年到1949年,石家庄市行政区划,由12个区改为6个区,又由6个区改为8个区。1949年市内4个区是工商区,城中村“一区二个,二区一个,三区二个,四区二个,共七个”。[17]其实,截止到1949年,在被视为地下城墙的“内市沟”范围里,有石家庄村、姚栗村、任栗村、休门、元村、彭村、东焦、袁家营、东里村等处于市区包围或半包围,或基本与市区相连。在这些村落中,只有石家庄村的农业用地全部消失,其他村落则或多或少地保留部分耕地。这些村落虽演变成为居民区,却是“城市里的村庄”,被视为石家庄的特殊地带,形成新建区与城中村二元并存局面。

如果说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结果,那么,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城市造就城中村的原因有所不同,城中村形成的存在方式也有所不同。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了近代城市的发展,从而提供了石家庄出现和发展的大背景,石家庄城市空间拓展起点是“零”,不同于其它所有城市的空间拓展,它没有任何载体依托,是从靠近石家庄村落的农田上开始建设和拓展的。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石家庄产生“城中村”形成了前提,随着城区在村落之间的空地上蔓延,建成区不断向村落边缘逼近。由于村落内的房屋建筑相互毗连,占用拆迁费用明显高于一般耕田,所以开店设厂的商家避开村落,而倾心于开发利用成本较低的土地。例如,民国初年,煤店、石灰店以及手工工场的选址都绕过村落,“惟商等所居地点,原属石庄、休门、栗村交界之地”;虽然“商等地点又属窪下,每遇秋夏雨水冲刷,道路泥泞”。[18]对于起动资金匮乏的商家们来说,也不会把新建厂址选在需要拆墙毁屋的村落之中。正如,休门村报呈民间修路的呈文所说,“休门、元村等处,纯系民家私产,欲强行开辟,则妨碍农作,欲全行购置,则财力未逮”。[19]石家庄大片土地被迅速强行侵占,是在沦为殖民地以后。在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在扩建军事建设及城市建设中,毁灭了周围的农村,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20]周边农村不仅耕地被大片侵占,部分村落的一些房屋也被强行拆除,位于桥西的“东焦、袁家营等村,自七七事变后,即沦陷于日寇之手,始则村民被其惨害,继则房地任意侵占,种种强权不法,实难笔记。旋于二十九年间,将民村之地亩房舍划分一部,计一百七十余户,失地五百九十余亩,拆毁房屋数十间,作为满铁路局建设之用”。[21]位于桥西的东里村,“七七事变”前,全村尚有土地20余顷,“事变后到解放前,地减少至10顷,减少原因:西兵营操场、大沟与市场之开发”。[22]1941年发生过数次大规模占地拆房,据《石门市三十年度其二,占用土地及地上物数量清册》记载,本次占用84户农民的土地207.479亩,青苗69.524亩,砖砌坟墓2座,土坟214座,水井15个,房屋1间,石碑15座,树木12棵。据《石门市三十年度其三,军用地地价分户清册》记载,本次占用280户农民的土地1 948.220亩,占用房地147.130亩。[23]所以,新建区以较快的速度向四周村野蔓延,出现了市区对部分农村包围或半包围的态势,形成了石家庄“城中村”的雏形。

作为近代石家庄最早的“城中村”——石家庄村、姚栗村、任栗村、休门村、元村、彭村、东焦村、袁家营村、东里村等,虽然处于“内市沟”范围里的城市中心区,但是却与市区空间形成了方枘圆凿的二元结构。两者的主要差异表现在:

第一,市区与城中村的空间功能不同。城市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基地,新建城区主要作为工商、军用、居住等区域,成为军事基地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载体;城中村则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的部分残余或痕迹,第一产业尚未彻底完成向其它产业的转换,“不少的(人)还依靠耕种维持生活”。[24]例如,1947年桥东区的城中村仍有部分田地,“本区系贫民区,除休门、任栗村、姚栗村中有少数田地外,为农业区”。[25]1947年任栗村尚有七顷耕地。[26]再如,1947年桥西区的东里村,属于被半包围的城中村,“主要经济基础是土地,以农为业”。[27]桥西区的东焦村也属于被半包围的城中村,“原有地十五顷多,现只剩下五顷多”。[28]所以,石家庄市区的空间与城中村呈现为城市二元生产结构。因为存在的耕地数量无多,农业生产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村民多靠出租房屋等手段谋生,城中村以居住为主要功能。

第二,市区与城中村的居民成分不同。在石家庄新建城区居住的人员多为外来移民,以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员为主;在城中村居住的多为土著,主要是转化中的农民。例如,1947年东里村“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小商贩(卖菜),少部分工人”,所以石家庄市区的空间与城中村呈现为城市二元社会结构。但是,由于城中村具有租房价格低廉的优势,所以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外来下层移民到此居住,成为低收入人群较为聚集之地。据调查,东里村在“七七事变”前,全村约有200余户,“因市内房价贵,移来居住”,到1947年解放前增加到600余户;在东里村居住的还有“超过全村人口的外来人(工人、小商贩)”。[29]

第三,市区与城中村的空间建筑不同。新建市区具有建筑布局较密集、建筑风格多样化的特征,既有西式公寓,也有兵营,还有商铺居所合一的楼房建筑,更有稠密的连排式民宅。除军事区相对独立外,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相对混杂;还建设了道路、上下水管道以及路灯照明灯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城中村则较多地保留了传统乡村建筑的风格,村落多为平房,一般以农家四合院为住宅的基本布局,建筑功能比较单一,建筑较为松散,人口密度也较小。虽然部分城中村存在一些手工作坊,但是毕竟是以居住为首要功能。所以,石家庄在空间上市区与城中村呈现为二元建筑结构,反差十分明显。尽管如此,城中村毕竟与新建区大致连成一片,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田园风光,昔日乡下的宁静早已湮没在城市喧嚣之中,城中村过往的车辆,“终日(车)声辚辚,络绎不绝”。[30]

石家庄的城中村在行政管理机构上与市区街道一致,都是实行区公所之下的保甲制度。城中村不仅在地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并且在户籍管理方面基本上也保持着与城市“街”相统一的形式。1947年市政府“为增进行政效能,减轻市民负担,复依照市组织法,规定三十户一甲,三十甲一保之原则,拟定‘石门市编并保甲实施办法’,实施保甲编并”;“本市划分为六个区,区下为保,无乡镇组织”。[31]桥西的炼焦厂和桥东大兴纱厂,按旧制各为一特别保,设有“保”办公处,城中村也一律编并保甲。一方面,由于城中村的大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已经逐渐消失,部分居民已经从事非农生产,所以城中村今非昔比。另一方面,城中村与传统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农业人口的转型过程尚未终结,社区文化与城市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村落建筑尚未与市区划一。所以,城中村还没有从根本上融入城市,处在了非市非乡、半城半村的过渡阶段。

综上所述,近代石家庄作为一座无城垣的工商业城市而兴起,空间结构的特征是,以首先落成的铁路枢纽区为城区的坐标中心,在区位规律支配下,空间拓展以“先来后到”为序,以车站枢纽区为拓展原点,向四周自发蔓延,形成了城市空间拓展的混乱态势,导致了城市空间功能分工的区划不清;随着城区空间的拓展,出现了铁路对市区的切割,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交通。同时,正是由于是没有城垣的“零”起点,市区沿四周村野的蔓延,形成了市区包围村庄的空间布局,使得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长期处在城乡二元并存的形态。这些空间特征也是石家庄城市发展不充分的一个明显表现,是石家庄新兴城市之所以保留农村土气较多的原因之一。 

(注释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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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无声

天上掉下钱

    凌晨的曙光尚未开启,小雨初下,灯光下的广场暗淡湿冷。
    售票厅还没开门,公交车也没到点运营。
    我一个人在广场上四顾了一下,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风有点凉,拉上一点外套的拉链,捂紧包包,老大说火车站很乱,让我小心。
    因为刚到一趟列车,广场上的人还是不少,但总是心中不安。
    定了一下方向,我直直朝广场东边走去,以前跟老大一起回来,他都是往那个方向走的,而这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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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的曙光尚未开启,小雨初下,灯光下的广场暗淡湿冷。
    售票厅还没开门,公交车也没到点运营。
    我一个人在广场上四顾了一下,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风有点凉,拉上一点外套的拉链,捂紧包包,老大说火车站很乱,让我小心。
    因为刚到一趟列车,广场上的人还是不少,但总是心中不安。
    定了一下方向,我直直朝广场东边走去,以前跟老大一起回来,他都是往那个方向走的,而这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回来。
    在我顾自走路的时候,有个人从后面上来经过我身边,啪一下掉下一样东西。
    我没有停下脚步,瞟了一眼,是一包用透明塑料纸包着的百元大钞。
    我的第一念头是,这人好奇怪哦,钞票居然用这样的塑料纸包得这么好?!
    钞票掉出来1秒,就有个男的从我前面拾起了那包钱。我没理他,还是直奔自己的目的地,心中甚是好笑,没想到这样的低劣把戏还在上演?能骗到人不?
    捡钱的人在我身后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我冲掉钱的那人瞅了一眼,见那人绕了个弯,往这边斜瞥了一眼,心中大概在想:哎,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   

寒粥

写下沉默

无论过了多久,我都会想起我在凌晨三点的北京站拨出的那个电话。

寒假回家,零点下了火车。匆匆跑到麦当劳找座位,等第二天最早的地铁回家。天气极冷。在靠窗的位置找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座位,对面横躺着一位约莫四十多岁的大叔。他和外面的流浪者一样,裹着一件灰红配的破旧的羽绒服,戴着一顶漏了洞的黑色针织帽。

冷风敲打着橱窗。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我勉强挤进小椅子里拿起书看。睡醒的大叔留神到我的课本,张大眼睛,指着却说不出话。

大叔是一位聋哑人。来自福建莆田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家里有一个哥哥,母亲早逝。天生聋哑的他在好不容易娶到当地的一个女人之后,去福州的一家报纸印刷厂工作。他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只是...

无论过了多久,我都会想起我在凌晨三点的北京站拨出的那个电话。

寒假回家,零点下了火车。匆匆跑到麦当劳找座位,等第二天最早的地铁回家。天气极冷。在靠窗的位置找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座位,对面横躺着一位约莫四十多岁的大叔。他和外面的流浪者一样,裹着一件灰红配的破旧的羽绒服,戴着一顶漏了洞的黑色针织帽。

冷风敲打着橱窗。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我勉强挤进小椅子里拿起书看。睡醒的大叔留神到我的课本,张大眼睛,指着却说不出话。

大叔是一位聋哑人。来自福建莆田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家里有一个哥哥,母亲早逝。天生聋哑的他在好不容易娶到当地的一个女人之后,去福州的一家报纸印刷厂工作。他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只是后来,印刷厂的老板携款逃了,他空手回家。然后便是妻子离他而去,带走了儿子。他只好拿着多年攒下的钱买票来北京想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我手上的课本,就是他们厂子印刷的。

他拿着我给他的笔,又写下了很多话,告诉我,我是他的朋友,是他在北京认识的第一个人。我起身给他买了一杯可乐。他翻遍身上所有的兜,只有残疾证身份证银行卡,还有一张特别破的一块钱。我摆了摆手,示意不用他给钱。

他像小孩子一样听话的点点头。我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为他写了一份“简历”。我把他的基本情况工整地写在纸条上,把纸条交给他,并且写字告诉他可以试试拿这张纸条找一下工作。我们用笔聊了一个晚上。

快到三点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我,递给我银行卡。他比划着告诉我他是想让我给他父亲和哥哥打电话,给他汇一点钱。我点头答应了。

我和他手指对着手指,不断地确认银行卡号有没有写错。然后,我在凌晨三点,立在北京站空旷的广场上,给远方的福建打了电话。我先是给哥哥打,无法接通;然后是给他父亲打。

接通了。对面说了一句“是谁啊?”,听起来像是他年迈的父亲。“您好,您的小儿子在北京,他想让您给他汇点钱——”我还没说完,他父亲就在电话里带着浓重的口音喊着,”别骗人,他哪里有钱去北京!“

然后挂了电话。于是我又重新打了一遍,我一看到接通了,就连忙跑回麦当劳把电话放到大叔的耳边。大叔接过手机,也还只是张着嘴说不出话。

他涨红了脸。也许,是被冷风吹的,显得有些滑稽。麦当劳里坐满了人,有带着小孩子探亲的父母,有出差的中年人,也有一些睡在大包小包上的农民工。屋里格外热闹。

突然,他含糊不清但却十分用力地喊了声,爸爸!他只是说了这么一个词,就似乎再也说不出别的了。他没合上嘴,只是呆呆的。

周围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看着他或者看着我。他似乎用微弱的听力,听到了电话挂断的声音。他默默地把我的手机放到我面前,把可乐杯也推了出去。

然后,他哭了。嚎啕大哭。一个四十多岁一脸凶相的男人,在凌晨三点的北京,在彻夜通明的麦当劳,坐在我对面哭个不停。所有的人,就连在柜台里的姑娘也停了下来,怔怔地望着他。我递过去几张纸。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姑娘也递了几张纸。好像有人抢一样,他夺过可乐,猛喝两口。然后,哭得更厉害了。

于是我又给北京残疾人协会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明显被吵醒的小伙子。听完我的说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现在不是上班时间。”也挂了。

我把几乎所有行李箱的衣服和现金都给了他。

他说他爱吃苹果,很久没吃了。我们约好一周后在麦当劳门口见,我答应给他买一袋苹果。我们在清晨挥手告别,他想跟我进地铁,但是终究是怯怯地转身了。

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五年。我多次在文章里、文学社的授课里提到它。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故事。但是因为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我彻底改变了多年的行文风格。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问大叔:你为什么要来北京?这么远,花那么多钱。

大叔回答我,除了福建之外,他只知道有个首都北京。北京是大城市,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工作。

我几乎条件反射地写给他,您一定能找到工作。

但他拿着我给他写的简历纸条,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我也沉默了很久。我知道,我们沉默的原因不同,但我悲哀于这种不同。我们身在一处,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着同一杯可乐,却做着不同的沉默。

从那一刻起,我告诉自己:我应该写下来。写月光也照不见的角落,写被岁月遗忘的人。于我而言,于这片土地而言,都异常急迫。

直到今天我都在时刻问我自己,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是为了谁而做?

我想,我应该、而且只能用一生的实践去回答。

Wabi s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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