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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瓦季姆

《癌症楼》索尔仁尼琴

对索尔仁尼琴感兴趣是因为《古拉格群岛》。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先读了这本。

大量医患角色围绕着两条线：一个严酷的等待春天的时代；一视同仁的与死亡相连的疾病。

时代是一次大的清洗。有人因态度不端而被捕，被流放，失去自由民的身份，在病房里竟寻回一些自由与权利，尽管这是他人习以为常的、不屑的；有人身为干部，不受任何强硬的压迫，几乎是幸运地能够坚定捍卫规则与制度、享受纯粹的信仰，大谈稳固结构的必要性，为伟人逝世时没能得到足够的赞美而怨愤；有人被不断驱逐，在知识分子领域节节败退，为了家人与自己而选择妥协、选择背叛人格，失去妻子，被孩子鄙视，身患令人失去尊严的癌症，在这里沉默而苦涩地找寻一种为人和生存的信念。

同一个社会里天差地别的人，有人被迫流落到癌症楼，有人想尽办法挤进了癌症楼，身份与命运不同，却平等地面对一件事：死亡的阴影。这又是一次无情的洗牌。最有趣的是，病与死带来的感知对于出身不同境遇的人来说如此迥异。

在癌症面前，鲁萨诺夫任何以往的官职与成就都不再是财富和荣誉，因为它们不能阻止死神的审判，不能为他美言几句。他这才意识到，脱去社会身份的盔甲，独自面对个体的困难是多么无力。一个肿瘤卡在脖子上，人或许不愿再好奇地眺望，不愿再表达——濒死的可能性、连绵的疼痛，这些生物性的因素将人的命运和欲望死死扼住了。疾病剥夺了他原享有的诸多权力，剥夺了他曾认为天经地义的优越感。这几乎让他恼羞成怒。在病房里受到的诸多冷遇与不服从，更让他暴露出茫然无措。

在奥列格身上，疾病带来相反的东西：他重新感受自由，仿佛终于重见光明的盲者。一个卑贱的永久性的流放犯人，怀揣说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冤屈，没有地方收留他（最可笑的是，归所都没有的绝境里，竟然凑巧看成了一次芭蕾表演），靠着死皮赖脸才争取到进医院的机会。他早已将自己的人生定性：已经被毁了，而自己生了病，不能活到新的春天。进入癌症楼以后，“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所谓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待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全书最喜欢的几个段落之一~）新的生活甚至使他作为人（尤其是“男人”这个角色）的欲望与期盼全都复苏了。

时代与革命能做到的，疾病也可以。人是脆弱的，无论处于社会中还是自然中，都太容易被击倒、颠覆、毁灭，难以把握自己。人的一生是在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中跌宕起伏的。

结尾两章是完全没料想到的内容，说实话我本来还以为是以病房中的各色人生落幕。但看了又在想：就该是这样，太完美了。“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的一天”，配合标题，实在巧妙。

奥列格在癌症楼里终于拼凑出的自由民的自信，一个不再被流放和鄙夷的身份认知，在出院回归社会后被立刻击碎了。对货币和商品缺乏概念，这是一种耻辱，而最大的耻辱竟然是：不知道衬衣和领口的型号。他过往的生活不允许他记住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这种奢侈显出他的窘迫和低贱，他几乎痛恨他人的安逸。他从商场里落荒而逃。他被驱逐他的这个真实社会的复杂性击垮了：他仍是那个被社会驱逐的、被关押在劳改营的犯人；他对状似温馨的社会怀有极端偏见；他看所有的动物，只能看到一个被监禁的、没有尊严、权利不被任何人捍卫的自己，几乎发疯。曾愿意收留他的医生（他寻回欲望的对象）的家没能成为他新的归所。他放弃了，决定去车站，想要回到来时的地方，却被告知那个车站是不存在的。他的归所为何不存在，到最终也没有交代，我们也不知道他奔赴了怎样的人生。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其实读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但太懒了，没记。最后只能挑一些印象深刻的内容零散说说。

怎样才算有价值的生存，治疗到哪一步算没有意义、不如去死，自己生命的本质在哪里，患者和医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医生当然觉得挽留生命是最重要的。但割去一条腿，或失去有重要意义的身体部分，有可能比死亡还难以接受。很喜欢阿霞的剧情：第一次出场时，她以为自己只是来做一次简单的检测，很快就会离开，表现得充满生命力和信心，奉劝别人说，决不能为了治病失去一条腿，失去运动的权利！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简单，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疾病、疼痛、折磨、吃不下和睡不着的任何一个阶段，还没有失去娇嫩的容光和红润的脸色，她只不过是从那些个健身厅和练舞场上跑来作三天检查的”。而当她亲自体验过疾病的折磨，得知自己将要失去一侧乳房，事情又变得不同了。设计很有趣。

柳德米拉的剧情也非常喜欢。作为最可靠的医生，诸多医患的“妈妈”，肿瘤病专家，她在多年的经验中逐渐变得麻木冷静（当然仍然有坚定的信念），而当疾病的噩运降临到自己身上，她感到“世间事物的整个序列都颠倒了”，“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健康是一种特权，而建立在自身健康基础上的冷静、平和、理性，在自身患病时都变得不堪一击了。三十二章的描写太精妙了。

不过印象最深刻、最受震撼的是三十一章“市场偶像”，关于奥列格和“猫头鹰”的对话。看得要流泪了。猫头鹰引了普希金的诗：“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人民并非愚蠢到听信所有的号令，他说，“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而当他回顾自己被意识形态与社会动荡裹挟、不得不俯首沉默的人生，感到充满了背叛者的屈辱和痛苦。他背叛了信仰，背叛了人格，只为了能够尽量体面安全地活下去。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自己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读到这里真是心都碎了。一整段感染力都很强。或许他宁愿自己是傻瓜，是暴君，是囚犯，也唯独不愿意承担叛徒的罪恶，终身的愧疚与鄙夷。联想到《1984》里那句：“栗树荫下，你出卖我，我出卖你”。简短的场景和留白直接把我扎穿了，记了好多年。无话可说的酸楚。

奥列格的立场不同，他是被剥夺权力的囚犯，觉得安逸的人生才是求之不得。他安慰猫头鹰：“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想要活下去总是无罪的。但这样一个时代实在是太令人痛苦了。

还有一个场景触动我很深。奥列格问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人为什么读法国小说。女人回答说，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因为那时的法国小说描绘的生活，是身处动荡中的人难以企及的美好。奥列格问：当成麻醉剂？她说：当成恩赐。可是这短暂的逃避背后是更深切的痛苦：“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一百年不成？”“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真实的苦难如果被掩埋，被忽视，被因为追求享乐而逃避，这种痛苦将是恒久的。

想起前阵子看见覃老师微博发一条《如何遏制女性写作》的内容：

在写给Susan Koppelman的一封信里，女权主义科幻作者Joanna Russ问一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她的愤怒在哪里？”并接着说：“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会信任任何不愤怒的人。”

人需要娱乐，需要宽慰，当然是的，因为有时候现实的痛苦和沉闷叫人难以忍受。然而也正是因此，正因为逃避是人们无可指摘的本性，所以一切不够愤怒、不够坚决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同伴。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困境。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始终昂扬前进。

就像奥列格和猫头鹰说的，熬过去，这就是多数人的守则。逃避和背叛究竟可不可耻，这又要取决于不同的心灵。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力的。

快读完时和B聊，看陀氏和索尔仁尼琴，愈发确信经历苦难的人在作品中是藏不住的。描绘的内容，笔触，感受性，对这类感受的思索的力度，差距太大了。世上有很多轻盈的美好，有轻盈的爱法，但是某些人无法这样去呈现，因为苦难是刻在皮肉上和灵魂里的东西。沉重的疼痛把人的感知和文字都缚在地上，是萧索又严酷的。

很重要的题外话：

因为俄国人的名字花样很多（《罪与罚》读到最后我才知道拉祖米欣全名里根本没有“拉祖米欣”），加上我记性特别差，所以直到中段才把一些名字整合成一个人，非常迷惑。比如：啊？鲁萨诺夫是尼古拉耶维奇？啊？奥列格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啊？东佐娃就是柳德米拉？薇加和汉加尔特是同一个人？卓娅就是卓娅，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前期肯定因为这个错过了很多信息，很可惜。而且真的好蠢啊我。感觉网上应该有很多辅助阅读的笔记，比如病房信息、角色名单整理之类的。下次再读类似的书一定先老老实实看一眼别人的笔记。

《癌症楼》索尔仁尼琴

第二部（22~29）

二十二 流入沙漠的河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

二十三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痛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

二十五 薇加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犹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

二十七 人各有所好

一个月以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多此一举，利用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是难为情的。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像被捕兽器夹住的腿，却渴望妈妈打来电报告诉他好消息，他一直在卜算，希望妈妈能如愿以偿！靠父亲的功劳而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壮志未酬离开人世，简直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都悲惨得多。

一种孤独感在瓦季姆的血液里搏动和颤栗，倒不是因为妈妈或加利亚不在他身边，没有人来看望他，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也罢，医务人员也罢，掌握着他的命脉的人也罢，都不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比对所有其他的人是多么更为重要！

这个想法像锤子似的在他头脑里敲个不停，从希望到绝望，以致他无法领会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的内容。他读了整整一页，却猛然发现什么也没有读懂，脑袋发沉，再也无法像山羊跑坡一般顺着别人的思路驰骋。他对着书本发呆，旁人看来他在读书，其实并没在读。

腿被夹住了，整个生活也跟腿一起被拖住了。

二十八 处处是单数

腿被截去已经一个礼拜了，最初的火焰也已经燃烧完。手术正在成为往事，可是腿还像先前一样存在似的，仍在继续折磨着他。焦姆卡简直可以感觉到截去的那只脚的每个脚趾的搏动。

“听我说，焦姆卡，我正经地告诫你：那样你会毁了自己的，你还是搞搞收音机维修为好——生活既安定，还可以额外赚点钱。”

“我才不会搞那收音机呢。”焦姆卡吭哧了一声。“我喜欢的是真理。”

《癌症楼》索尔仁尼琴

第一部（11-21）

十一 桦树癌

“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来，生活也就会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所谓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待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

音乐是从公园里传来的。但奥列格所听到的不是这音乐，而仿佛是响彻在他内心里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仿佛听到这交响曲激动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开头，听到开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对这支小曲，奥列格是这样理解的：仿佛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又仿佛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盲者，突然重见光明——仿佛他伸出手来抚摩那些物体或亲人的面庞，摸着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这些东西是实际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开始复明。

十二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复归

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

“是终身流放？”她又问了一遍，声音近乎耳语。

“不，正是永久流放！”科斯托格洛托夫坚持说，“案卷上写的是永久。如果是终身流放，那么至少说，死后可以从那里把棺材运出来，而永久流放，想必连棺材也不得运出来。即使太阳熄灭也不得返回，因为永久这个时间概念意味着比太阳的寿命还长。”

黄色夕阳的柔光使他瘦削面庞的病态脸色有了生气。在这温暖的天地里，看来他死不了，他能活下去。

就连在夕阳映照下蓝得无比鲜艳的乌兹别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触发起昨天曾响起的那支有所发现和豁然开朗的曲调。种种放荡、纷乱、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一切而始终不屈的生活之后，这柔软的家具、这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喜悦。

十四 审判

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下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他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种审判面前，过去的靠山和功绩，都为他辩护不了。

十七 伊塞克湖草根

在倒药酒、盖上石头的这一过程中，有一种孩童式的动作。但这孩童式的动作，又像是在发誓似的，仿佛是发誓保守秘密。

十八 哪怕在墓道入口处

他们不是手拉着手，而是一起捧着那膨胀得像足球似的氧气袋往楼上走去，任何一人脚步的震动都会通过氧气袋传给对方。

这反正跟手拉着手一样。

他还活着，但他周围却没有活人在。

可能他正是今天咽气——这个被抛弃的、渴望同情的人，其实就是奥列格的兄弟、奥列格的同类。要是奥列格能坐到他的床边，在这里陪他度过一夜，说不定能够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然而，他们只是把氧气袋给他放在那里就走了。对他们来说，垂死者的这只氧气袋，他最后要吸的这几毫升的氧气，只不过是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偷接吻的借口而已。

十九 接近于光的速度

正像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在运转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已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同：时间更浓缩了，质量更具穿透力了。岁月对他来说已压缩成几周，几天则缩成几分钟。他一生总是抓紧时间，但只是现在他才真正开始匆忙起来。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趿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二十 美好的回忆

没有任何瞭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他幸福地走着，磕磕绊绊，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个地方走去，又仿佛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个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进一个凯歌高奏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宁静：如同一个布局松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呼应，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的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对传宗接代的信心。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对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二十一 阴影消散

她的整个背脊弯成了一座牢固的桥，紧绷在身上的那件弹性尚未充分展开的毛衣，呈现出均匀的深红色，唯独一只肩头上落上了一团折射的日影——某个地方开着的一扇窗的反光，泛出一种饱和的绛色。

《癌症楼》索尔仁尼琴

第一部（1-10）

二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地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五 医生的焦虑

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涔涔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床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谁也无法申诉。这里记载着二点六万个照射单位，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一点二万个；合成雌酚五十针；七次输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三千四百，红血球……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已经波及胸腔纵膈，出现在肺叶上，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

六 活检的始末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

七 治病的权利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八 人们靠什么活着

其实这并不是毅力强，而是五倍的恐惧。他不是凭毅力，而是出于恐惧才挺住，坚持工作，能把手术推迟一天算一天。波杜耶夫一辈子所做的准备都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这种过渡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不认识这种过渡的途径，于是就一再排除这个念头，反正没有病倒，天天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干活，听别人夸他毅力坚强。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种病，那就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干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要不是刺痛感射向头部的这脖子迫使他躺在这张病床上，那他未必会去读它。这些小故事也许打动不了一个健康人的心。

九 Tumor cordis（心脏肿瘤）

“只会用刀拉”？不，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可不是那样理解外科学的！当初，她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一位很有声望的外科专家就在讲台上说过：“外科应当成为善行的化身，而不是残酷的代表！不是给人以疼痛，而是使人解除痛苦！拉丁文里的一句谚语说：镇痛乃神圣之举！”

她最不愿意的就是丧失自身的这种探索。

但她丧失了……在同手术刀打了三十五年交道的工作中，她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苦了。

就这样，在劳改营里，他曾求教于一位医务统计员——一个上了年纪的怯生生的小老头儿，他在卫生所抄抄写写，而有时也被派去打开水，此人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可以跟他学拉丁文。为此，他们有时只好在警戒区内冒着严寒来回地走，身边既没有铅笔也没有纸，这位医务统计员偶尔脱去手套，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写什么。（老头儿授课毫无私心，他只是为了短时间之内感到自己是个人罢了。再说，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付不出什么代价，但他们差点儿没在看守长那里付出代价，他把他们分别叫去审问，怀疑他们是在策划逃跑，而在雪地上画的就是地形图。他怎么也不相信写的是拉丁文。从此，授课也就中断了。）

三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注意自己的脊背，另一个当心自己的腿，第三个毕竟是拄着拐棍。普罗什卡则轻松愉快，他那一口白牙熠熠闪光。

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

可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该不该说呢？

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

十 孩子们

她们的病是一道比寻常的羞耻心更强的禁幕。在楼梯上和穿堂里，焦姆卡经常会遇见这些女病人中的几个，她们颓丧得连病号长衫也不好好系，焦姆卡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心里总是引起痛苦的感觉。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阿霞是顺口说出了这话的，她坚信脸蛋儿不同，价值也不同。显然，她没有经历过疾病、疼痛、折磨、吃不下和睡不着的任何一个阶段，还没有失去娇嫩的容光和红润的脸色，她只不过是从那些个健身厅和练舞场上跑来作三天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