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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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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良品-

《日出》之前的堕落故事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第一篇小说,奠定了她的基本风格。小说的故事讲一个上海女孩葛薇龙到香港读书,钱用完了。她有一个姑妈在香港,家里很有钱,于是女孩去求姑妈的援助继续读书。可她到姑妈家一看,觉得姑妈的生活方式很颓废,交往的男人很杂,家里的佣人也很怪。她当时在犹豫,要不要留下。但是,姑妈给她安排了独立的房间,能看到山景,衣柜里全是好衣服——从泳装到礼服,什么都有,全是她的尺寸。这个女孩对着镜子,一件一件地穿这些衣服,很开心。但试完衣服突然瘫在床上,说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女孩有些害怕,但晚上睡觉时,这么多好衣服就像《蓝色多瑙河》一样,在梦中绕着她跳舞,睡得很舒服。于是,她早上起来对自...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第一篇小说,奠定了她的基本风格。小说的故事讲一个上海女孩葛薇龙到香港读书,钱用完了。她有一个姑妈在香港,家里很有钱,于是女孩去求姑妈的援助继续读书。可她到姑妈家一看,觉得姑妈的生活方式很颓废,交往的男人很杂,家里的佣人也很怪。她当时在犹豫,要不要留下。但是,姑妈给她安排了独立的房间,能看到山景,衣柜里全是好衣服——从泳装到礼服,什么都有,全是她的尺寸。这个女孩对着镜子,一件一件地穿这些衣服,很开心。但试完衣服突然瘫在床上,说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女孩有些害怕,但晚上睡觉时,这么多好衣服就像《蓝色多瑙河》一样,在梦中绕着她跳舞,睡得很舒服。于是,她早上起来对自己说,先看看再说。女孩在大宅住了几个月,参加很多派对,认识了很多人,吃喝玩乐。终于有一天晚上,有个广东富商送了她姑妈一个金刚石手镯。女孩正在羡慕时,没想到这个老板在她手上也套了一个,这个套的动作像套手铐一样,扣上了。人的一生里,总有这么一个瞬间,会有一个不喜欢的人,送一个你非常想要的东西,人在这个地方就会经历考验。

“长三堂子”是最高级的夜总会。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就是描写上海的长三堂子。长三堂子有很多规矩,来这里的客人,要先请吃饭,弹音乐,花好多钱,来来去去很久以后才能跟女主人(当时叫“先生”)“定情”。而且,一旦和先生好了以后,就不能再拈花惹草了,否则先生要吃醋的。客人要忠实于先生,比现代很多婚姻还要牢靠。可这依然是长三堂子。

女孩想,可能姑妈要把她送给这个老头,她想回上海,或者在香港嫁人。她爱上一个混血靓仔乔琪乔。小说写得非常美丽,讲晚上两人做爱的场景,她好像坐在一辆高速行进的汽车上,两耳都是风,但那不是风,那是乔琪乔的吻。可惜几小时后梦就破碎了,没到第二天,乔琪乔就和花园里的丫头搞上了。她又想回上海,偏偏在这时又生病了。女孩想,也许我有心要生这个病。病好后,她就和乔琪乔复合了。

最后她嫁给了乔琪乔,帮丈夫揾钱,帮她姑妈找男人。因为她可以吸引男人来姑妈家,又可以和那些男人来往赚钱,用来帮助她的丈夫。小说的结尾在湾仔街上,有些外国水兵以为她也是风尘女子,对她吹口哨。乔琪乔开车过来接她,说那些人把你当什么人了,还对你吹口哨。葛薇龙说,我和她们有什么分别?只是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乔琪乔点了一支烟,黑暗中烟头亮了一下,很快又陷入了黑暗。这个男人瞬间良心发现,但也只有瞬间,接下来还是要靠葛薇龙赚钱。

这个小说,如果再接下去,过五年、十年,就是陈白露的故事。只是张爱玲写的是陈白露的早期阶段。

这么一个女子在城市里堕落的故事,被张恨水写,是一个通俗故事,前面堕落有责任,后面结果受惩罚,因果相报;被曹禺写,是一个阶级压迫、社会黑暗的故事;但在张爱玲笔下,就写成了人性堕落的故事。葛薇龙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有理由,都有一点错,但还是会走,因为说得通;但当她一步一步走出去时,突然在某一个点上,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虽然每一步都是合理的,但结果可能是荒谬的。这就是张爱玲所写的人性堕落、虚荣的必然性。

-无用良品-

张爱玲亲情与爱情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她父亲后来又结婚,后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员出身,过气的贵族。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

其实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的...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她父亲后来又结婚,后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员出身,过气的贵族。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

其实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的背景,就像有一个前清的“父亲”,跟一个英伦的“母亲”。

在理性上,张爱玲当然选择母亲,十六岁以后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打她、关她。可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到母亲,大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小团圆》。写到父亲,反而批评之中含着深情。举个例子,她写母亲给她找了一个教钢琴的俄国老师,老师教完钢琴后,在她额头上亲一下。小张爱玲记住了那个被亲的地方,等老师走后,她就拿出手绢拼命地擦。她恨。可是,父亲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她回想起来还是充满温情。

为什么张爱玲对父亲比较留恋,对母亲比较麻木呢?有人说是恋父情结,但张爱玲后来和父亲关系一点都不好,父亲晚年在上海生活得很惨,她也不关心。她写过一个小说《心经》讲恋父,写得也很勉强,最后还是母亲出来救了女主人公。

王安忆有个非常精彩的说法是,张爱玲觉得母亲比她漂亮,一辈子嫉妒母亲。也有道理,她母亲有很多艳遇,张爱玲没有。

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对时代、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后来胡兰成和她谈起《战争与和平》与《金瓶梅》哪个好?张爱玲说,当然《金瓶梅》好。张爱玲回忆说,那时“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凡是中国的都是黑暗的,凡是过去的都是黑暗的,凡是现在的都是光明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光明的。“强行”这两个字就说明,她后来知道这种划分是不对的。所以,张爱玲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与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这和沈从文有点相似。她不认为在文化上,民国就一定比清朝好,也不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中国的东西好。

但她也不是盲目地认为中国的东西就是好,这一点和林语堂又不一样。后来她在美国用英文写作时,描写中国传统家庭里的黑暗,美国的编辑说,你把中国的家庭写得这么黑暗,不等于还是说左派党好吗?张爱玲听了很不高兴,她说,难道我要瞎编吗?要我把中国过去的传统编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像你们美国人想象的那样?那也不行。张爱玲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张爱玲小说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型:自己,父亲,母亲,当然还有胡兰成。

我一九九〇年在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常常把车停在一个路口,那时我还在写论文,写《张爱玲小说和上海小市民社会》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张爱玲最后就住的地方就是我常常停车的地方,这使我非常感慨。她的晚年很凄凉,到处搬家,每到一个地方,都觉得这个地方有虫,头发上有虫,拼命剪自己的头发,不断地搬家。她那句有名的话“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蚤子”,当时是象征,没想到变成了写实。她晚年就一直在和小虫挣扎,死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

还有一点,“五四”文学中的“父亲”是个显眼的空白。在现实层面,作家的父亲们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征层面上,父亲又大多是负面人物。所以有一个“弑父”情结。与此同时,无论写实还是象征,母亲都是启蒙者,都是爱与被爱的对象。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弑”父,但也不恋母。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晚年凄凉地死在洛杉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最后,她所有的版税、稿费都是交给朋友宋淇和皇冠出版社,没有留给任何亲人。其实她是有亲人的,姑妈对她很好,但她晚年也不回上海,什么亲情都放弃了。

张爱玲写小说的黄金期,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概二十四五岁。她写小说以后,认识了汪兆铭伪政权下的宣传官员胡兰成,也是一个才子。胡兰成离婚后和张爱玲秘密结婚了。可没几个月,胡兰成就跑到武汉,和小护士周训德结婚了。抗战结束,他作为汉奸出逃,有个寡妇范秀美一路送他,他又和她在一起。后来他去日本,和日本女人一枝在一起。后来又娶黑手党头目的妻子佘爱珍。胡兰成把自己这些故事,写了一本书叫《今生今世》。很多人喜欢他,说他的文字非常好。台湾很有名的作家朱天文、朱天心非常崇拜胡兰成。张爱玲后来写的《小团圆》,就是纠正或者说改造胡兰成版的恋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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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老舍在写我们自己,在写今天的中国

《骆驼祥子》。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课。《骆驼祥子》的语言,也是最标准、最正宗、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骆驼祥子》是样品。

人力车夫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征,很多作家写过人力车夫。最早的是胡适,他写诗同情车夫,不好意思坐,最后还是要考虑穷人生计,要车夫“拉到内务部西”。郁达夫有一篇小说,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样有名,叫《薄奠》。讲郁达夫和一位车夫的感情。这车夫后来去世了,郁达夫就烧了一个纸做的车给他,这是对车夫最好最重要的纪念。因为车夫曾以能够拉上自己的车为最高的人生理想。

香港现在还是这样,那个车子值十万,可是车牌几百万,你别看车里司机是一个老头很...

《骆驼祥子》。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课。《骆驼祥子》的语言,也是最标准、最正宗、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骆驼祥子》是样品。

人力车夫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征,很多作家写过人力车夫。最早的是胡适,他写诗同情车夫,不好意思坐,最后还是要考虑穷人生计,要车夫“拉到内务部西”。郁达夫有一篇小说,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样有名,叫《薄奠》。讲郁达夫和一位车夫的感情。这车夫后来去世了,郁达夫就烧了一个纸做的车给他,这是对车夫最好最重要的纪念。因为车夫曾以能够拉上自己的车为最高的人生理想。

香港现在还是这样,那个车子值十万,可是车牌几百万,你别看车里司机是一个老头很惨,可他几百万的车牌是他的身家,这是他的资产。

读书人出去也要坐车,那时就是人力车。车夫在前面跑,你越想快他跑得越累,他在你前面光着膀子,满身是汗地拖着车。如果坐车的是没良心的潘月亭、金八,他们肯定无所谓;但是偏偏后面坐的是方达生,或是《一件小事》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人家这样卖力气、卖血汗,心里是不好受的,甚至有点犯罪感。知识分子在面对人力车夫的困境,是“五四”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又想唤醒大众,又要承认他们的没办法。当时,左派说不应该这样写《骆驼祥子》、《薄奠》,应该描写人力车夫不拉车了,赶快参加革命、造反、拿枪,到街上去暴动。可是到街上去暴动,车夫很快会被人打死。而且,车夫可能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骆驼祥子》是写得最好的有关人力车夫的小说。这个车夫很努力,很正直,身体很好,不骗钱。他想拉自己的车,还买到了自己的车,虽然是二手的。打仗的时候,他冒险拉了一个客人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为了赚多一点钱。结果车子被人抢走了,这是他的第一个挫折。

车子被抢以后,他顺便偷了几个骆驼回来,把骆驼卖了,但还买不起车。这时他就替一家车行拉车。车是“生产资料”啊,拉人家的车就好像种人家的地。所以,他很努力地在做这份工。这中间,祥子醉过一次酒,和虎妞发生了关系。第二天,祥子后悔,走掉了,后来到一个读书人家里去拉包月,这是比较好的。正在祥子的生活步入正轨时,虎妞来找他,骗他说怀孕了。祥子是个老实人,女人大着肚子来找他,他是不能推掉这个责任的,虽然他不开心。所以,他只好又回车行拉车。这是第二次挫折。

后来,他又攒了钱,差点可以买车了,结果碰到一个侦探敲竹杠,把他那笔钱又抢了,这是第三次的大劫难。最后,他和虎妞结婚了。虎妞也不错,离家出来和他一起住。同住以后,虎妞说,你别拉车了,我有钱啊!不行,祥子一定要拉车!虎妞觉得他骨头贱,只会拉车。最后,虎妞难产,去世了。祥子只好把车又卖了,安葬虎妞。这时,祥子爱上了妓女小福子,等他再去找她时,小福子死了。最后祥子崩溃了,走投无路。在小说结尾,他出卖革命党,拿情报,赚点小外快,帮人家送丧的队伍吹吹唢呐,从一个曾经非常自豪、正直、勇敢的男人,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做的烂仔,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记住,“个人主义”这个词在老舍那里,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反而是“正能量”。说“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等于说是“英雄的末路”。

表面来看,《骆驼祥子》讲一个弱势群体的人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受尽各种磨难,最后走投无路。其实,老舍不只是在写一位人力车夫,也在写他自己。老舍不像巴金、曹禺那么容易就相信了左派的理论。开始老舍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追求幽默,不亲近左派,不怎么相信革命。《骆驼祥子》是他的转折点。在小说的第一段,老舍写的是一个人想靠个人努力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健康力量,但最后走不通。换句话说,通过祥子的失败,老舍完成了他的世界观的转折:一个人想端端正正地做人,何其难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非常糟糕,就要革命。

更深一层,《骆驼祥子》在写一个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一般来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是能够做的,是乐意做的,也是能获得好处的。这三个要素,是很多人的人生观的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理想的基本信念,就是祥子的信念。祥子拉车拉得很快,拉得很好,爱这个行业,想赚钱比别人多,还想能拉自己的车。这三条,是最朴素、最正常的人生观。

那么,祥子有错吗?如果有,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之前的解读是,祥子没有错,他一步一步摔倒,是社会的错。他攒钱买车,钱被人敲走了;他拉自己的车,车被人抢了;他跟虎妞结婚,虎妞死掉了;他爱小福子,小福子死掉了;最后他做了一个奸细……所有这些,都是人生道路的坎。所有这些坎,祥子是没有错的,是被社会逼到这个地步的,一步一步地摔下去,他的人格、命运、生活摔下去,都是社会的错。

但大部分同学认为,祥子在这过程中也有错,比如偷骆驼。可是,假定说你的车被抢走了,走投无路时,看到几个骆驼在那里,是不是也可以牵走几匹骆驼,弥补一些损失?看起来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就是祥子堕落的开始。这堕落的性质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可以对他不好,这叫“以恶抗恶”。这种处境是很普遍的。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可以是汽车,也可以是一个停车位,还可以是吐一口痰、憋一口气、一个职位、一份奖金,等等。总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吃亏以后无法反抗,但可以从别处拿回来。于是,更多的人吃亏了,就有更多的人去拿回来。在这个意义上,《骆驼祥子》在写我们自己,在写今天的中国。

我认认真真读《骆驼祥子》,至少三次。第一次读的是一个弱势群体工人被罪恶社会环境压迫的故事。第二次读的是个人主义如何在中国此路不通的故事。第三次才发现,小说写的就是我——我也有自己能做、爱做的事(比如教书、做研究),我也曾相信如果做事努力,就会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但后来我发现,好好学习,不一定会天天向上。一个坚持自己原则做事的人,“不忘初心”,却不一定能获得“成功”。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意义上,祥子就是我。

再讲一点虎妞。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虎妞,虎妞有什么错?她只是爱上了一个男人,为了他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钱。至于她动了一些心思、花了一些手段,也不能算错。所以,虎妞真是很惨。她生病了,祥子还拉车,他不卖车,也不帮老婆看病,最后老婆死了,他还得卖车葬老婆。他宁可葬老婆也不卖车给她看病。

如果这小说改写一下,从虎妞的角度写——就像很多西方的电影,常常是先从A的角度写,然后把同样的故事用B的角度重讲一遍——也很精彩的。换一个角度讲同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故事。这不单是罗生门,是只是从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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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堕落

中国现代文学在描写大城市故事时,有一个情节,各种流派的作家都会写:一个女人怎么堕落。写她碰到某个男人,就突然交到好运,突然有了钱,等等,但她要为此付出一个代价。“堕落”这两个字,严格说来也是男性中心的语言。什么叫“堕落”?最普通的定义,就是一个女性为了某种利益——不管这利益是房子、是钱、是名声,总而言之是为了得到好处——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至少在“五四”时代的作家眼里,一个可爱的、美丽的、善良的女主人公,为了某种外在的力量屈从于男人,这是“堕落”。

钱谷融先生好几次上课都读这一段。

这种故事,最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写法。《日出》是第一种写法,“略前详后”。陈白露出场时,已经是“堕落”...

中国现代文学在描写大城市故事时,有一个情节,各种流派的作家都会写:一个女人怎么堕落。写她碰到某个男人,就突然交到好运,突然有了钱,等等,但她要为此付出一个代价。“堕落”这两个字,严格说来也是男性中心的语言。什么叫“堕落”?最普通的定义,就是一个女性为了某种利益——不管这利益是房子、是钱、是名声,总而言之是为了得到好处——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至少在“五四”时代的作家眼里,一个可爱的、美丽的、善良的女主人公,为了某种外在的力量屈从于男人,这是“堕落”。

钱谷融先生好几次上课都读这一段。

这种故事,最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写法。《日出》是第一种写法,“略前详后”。陈白露出场时,已经是“堕落”了,她爱上了钱,和很多男人来往,欠了很多债,有很多解脱不开的东西,方达生救不了她,恐怕很难有谁能救她。但她天良未灭,她还要救小东西,她看到窗外的雪花会感动,并不是一个完全堕落的女性。看第四幕结尾这段,当她最后吃了安眠药,自己对着镜子说:“这么年青,这么美”,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就是她最后结尾的台词。这样的写法,使人非常同情她。她当初怎么走到这一步,这些都略过了,也不去看,我们只看到一个美丽女性最后悲惨自杀,走投无路。潘月亭破产以后,张乔治也逃走了,王福升向她逼债,她欠了很多债,唯一的路是去投靠金八。可是金八一定非常可怕,她无论如何不愿意。所以,她最后选择自杀。

第二种写法,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这个故事的写法,是“详前详后”。《啼笑因缘》里有一个女孩叫沈凤喜,她和男主人公樊家树好了后,又碰到一个有钱的将军,也喜欢她。有一天,将军把凤喜请到家里,拿一个存折向她求爱,结果,凤喜说不;而当将军拿了全部的存折,跪在她面前时,凤喜就从了。可是结婚后,将军打她,对她不好,凤喜很快就发疯了,结局很惨。小说很详细地描写这个女孩子怎么天真,怎么虚荣,怎么堕落,再到发疯,关键时刻如何动摇。自己的堕落要自己负责的,这是通俗小说的写法,前面让你做梦,后面让你付代价,给你教训。很多香港言情小说都是这个模式。

第三种写法,就是张爱玲的《第一炉香》,故事的着重点在前面,是“详前略后”,是人性的解剖。

把这三部作品做比较,是为了突出《日出》的第二层意义:陈白露被现代都市逼迫得堕落了,但堕落不是她的错,是十里洋场、整个社会的错。这是典型的“左联”观点。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要革命。靠谁?王安忆后来也有一篇小说,叫《窗前搭起脚手架》。女主人公是一个知识分子,她非常讨厌自己周围那些知识分子男朋友,整天不是讲萨特就是讲贝多芬,她觉得他们很虚伪。这女主人公看见窗外搭起脚手架,一个建筑工人在阳光的斜照下,身躯非常魁梧。她很崇拜窗外的这个工人,觉得自己那些男朋友太不像话了,那么弱,眼前这个工人才有男人气概。有一天,她大着胆子跟这个工人聊天,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那工人答应了。可当她在电影院门口看到他时,发现工人打扮得非常俗气,戴了一个蛤蟆镜,穿了一条喇叭裤,连商标都没有拿掉。建筑工人的装扮只是他上班的样子,到礼拜天拍拖,要学一套社会上的标准。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想象只是自己的想象。第二天,她还是跟谈萨特的男朋友们在一起了。这是王安忆的厉害之处,颠覆了革命文学中的工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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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创造》节选:启蒙者唤醒了民众,却被民众抛弃了

《创造》讲一个男人,家里蛮有钱的,也有文化,中年男性,但找不到理想的女人。那怎么办呢?他想,找不到完全合心意的,就自己创造一个——找一个年轻的、未经世俗污染的女人,按照他喜欢的样子来教育、培养、塑造她。于是,他就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和她结婚,教她读书,慢慢地培养她。小说是用三一律的写法。整个小说全是“床戏”,就是写一男一女起床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内,这个男人的意识流。这时,女人还在睡觉,男人还没起来,在回想他和妻子从认识到结婚前前后后的事情,断断续续的片段。这个故事用一句话讲完,就是男人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女人,结果他创造成功了,但也失败了。

三一律是欧洲的戏剧方法,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件...

《创造》讲一个男人,家里蛮有钱的,也有文化,中年男性,但找不到理想的女人。那怎么办呢?他想,找不到完全合心意的,就自己创造一个——找一个年轻的、未经世俗污染的女人,按照他喜欢的样子来教育、培养、塑造她。于是,他就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和她结婚,教她读书,慢慢地培养她。小说是用三一律的写法。整个小说全是“床戏”,就是写一男一女起床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内,这个男人的意识流。这时,女人还在睡觉,男人还没起来,在回想他和妻子从认识到结婚前前后后的事情,断断续续的片段。这个故事用一句话讲完,就是男人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女人,结果他创造成功了,但也失败了。

三一律是欧洲的戏剧方法,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件事情。最早来自于古希腊悲剧,据说一出戏演十个小时的故事,演员就得演十个小时,观众也得坐在那里看十个小时。

为什么说既成功又失败了呢?在他的培养下,女人按照他所希望的样子去读书,去打扮,去生活,去爱,所以男人的创造成功了。可是,女人的心越来越不向着他了,她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了。一开始,这个女人连拖手都不好意思,然后男人就教她,给她看一些电影和书,于是女人学会浪漫了,在街上也要跟他kiss,而男主人公却受不了了。他觉得这样不够含蓄,怎么可以在街上也kiss呢?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另外,男人教她读一些个性解放的书,女人都读了,现在要去参加妇女运动、参与政治活动了。男人觉得问题来了,这些都超出了他的设想计划。于是晨起之际,这个男人在检讨,自己这样创造她,究竟哪里做错了。

小说的结尾,女人已经起床了,要去参加一个妇女活动。而男人还在床上反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给她看的书,有太多是马克思和罗素的,都是激进的革命的学说;接下来要给她看些比较保守的书,要对她进行再教育。就在他想好这个计划时,年轻的太太已经走了,男人还不知道。这时,家里的佣人给男主人打招呼说,先生,太太让你追上去,她“先走一步了”。

这个小说当然不仅是讲一对夫妻的一段生活,茅盾作为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当然有他的用意。第一个用意,在情节层面上批判大男人主义,支持新女性的解放精神。爱是了不起的,“创造”别人却是错的。茅盾用“创造”这个字,其实在影射创造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流派相争、意气用事,茅盾和创造社关系不好,郭沫若一直讥讽他。本来,人“改造”人已经有点过分了。“创造”就更加错了。第二层用意,茅盾自己解释过,是想说革命一旦发动就不可阻挡。女主人公代表着比较激进的革命派,而男主人公代表着比较保守、务实的胡适这一派。这就是茅盾的“主题先行”,年轻女人象征革命,中年男人代表保守。

把《创造》和《伤逝》、《春风沉醉的晚上》放在一起阅读的话,会发现一个模式:在“五四”小说的男女恋爱关系当中,男人通常是老师的角色,女人通常是学生的角色;或者说,男人充当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女人代表被启蒙的民众的地位。可是,三部小说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伤逝》的悲剧,男人把女人唤醒了,却走不远,于是两人分手,女人死掉。

第二种是《春风沉醉的晚上》,男人想把女人叫醒,但没有能力,只好握握手、抱一抱,就作罢了。

第三种是《创造》,男人有能力叫醒女人,也叫醒了女人,可女人却超过了他,抛弃了他。这些小说都带出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创造》有意赞扬被启蒙者的超越,却又无意中同情启蒙者的处境。回想茅盾和当时的革命党的关系,其实可以明白:茅盾是启蒙者,后来的创造社、太阳社,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才参与革命文学的;可是,写《创造》时,他却被抛弃了,所以他在潜意识里,在男主人公的身上,找到了启蒙者被超越的这种微妙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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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中煤》的崇高,《雨巷》的优美,《死水》的审丑

郭沫若的《炉中煤》

《炉中煤》有个副标题,叫“思念祖国的情绪”。这首诗像一首情诗,诗人把自己比作煤,要为爱人燃烧。有的同学不满意这个副标题,因为它限制了想象,“思念祖国的情绪”也太直白了。

身上被虫咬了一下,或者不小心跌了一跤,脱口而出“哎呀我的妈呀”,你会说“哎呀我的爸呀”?不会的,紧要关头我们都叫妈妈的。

其实,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爱国的主题。在中国人的传统想象里,如果形容祖国是一个人的话,通常是“母亲”。这个非常有意思。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把山川河流想象成母亲,因为抚养我们长大。父亲是什么呢?是王朝,皇帝天子。在中国人的传统想象里,我们是民众,祖国是母,王朝是父。如果他们发生...

郭沫若的《炉中煤》

《炉中煤》有个副标题,叫“思念祖国的情绪”。这首诗像一首情诗,诗人把自己比作煤,要为爱人燃烧。有的同学不满意这个副标题,因为它限制了想象,“思念祖国的情绪”也太直白了。

身上被虫咬了一下,或者不小心跌了一跤,脱口而出“哎呀我的妈呀”,你会说“哎呀我的爸呀”?不会的,紧要关头我们都叫妈妈的。

其实,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爱国的主题。在中国人的传统想象里,如果形容祖国是一个人的话,通常是“母亲”。这个非常有意思。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把山川河流想象成母亲,因为抚养我们长大。父亲是什么呢?是王朝,皇帝天子。在中国人的传统想象里,我们是民众,祖国是母,王朝是父。如果他们发生冲突,我们帮谁啊?我们帮母亲,母亲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中国人都知道。更何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大部分作家的父亲早就去世了。在象征层面,在“五四”时期,王朝、政府可以被打倒,政治道统要被推翻,但祖国“母亲”始终是爱的对象,必须对她忠诚,不管写实还是象征。

但在这首诗里,郭沫若把祖国比喻成谁?爱人!在中国的语境里,这是“陌生化”,这是“大逆不道”。祖国是爱人,那你自己是谁?这只有在“五四”时才会发生,今天没有人敢这么写诗。同时也说明了“五四”文学的浪漫、不拘一格。有一首意大利歌《我的太阳》,我原以为是歌颂意大利或太阳神阿波罗的,后来才知道是唱给情人的。原来心中爱一个人,可以把她比作太阳。郭沫若把祖国比作爱人,这是“五四”的声音。读诗能读出一个时代。

“崇高”。这个美学概念,是古罗马的朗吉弩斯提出的。某种程度上,悲壮、雄伟、惊险的审美对象其实很可怕,会伤害人,比如惊涛骇浪、危险的悬崖、陡峭的山峰,还有凶猛的狮子,是“有距离感的危险”,使人感到“安全的恐惧”。但人们也觉得它美。《炉中煤》里写:“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其实是可怕的自焚。爱情就像自焚。

英国美学家博克把人类的基本情欲分成两类,“一类涉及‘自体保存’,即要求个体维持个体生命的本能,一类涉及‘社会生活’,即要求维持种族生命的生殖欲以及一般社交愿望或群居本能。大体说来,崇高感所涉及的基本情欲是前一类,美感所涉及的基本情欲是后一类。”两个本能,促使人追求两种美。“优美”,是和性有关的,与延续繁殖的爱美的心理有关。但“崇高”满足什么欲望呢?“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从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人有一种恐惧宣泄的欲望,其实就是求生的欲望。

人在这两种最基本的欲望中生存。审美是人的心灵需求和无意识欲望的对象化,“优美”是幼小美好的东西的对象化,“崇高”是巨大可怕的东西的对象化。从后者这里,人们的恐惧情绪得以宣泄,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讲过了。走出剧院时,你得到一种净化,悲剧就是起这个效果的,令你悲鸣、怜悯。人爱可怕的东西,比如看恐怖片、武侠片是看不厌的,打得一塌糊涂,血淋淋,但都知道好人会赢,知道它是怎么个套路,但还是会去欣赏,简单说,就是“被虐”。但这个“被虐”背后,是满足一种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感。从字面上理解,“崇高”是“我向纪念碑敬礼”,而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sublime),却是宣泄恐惧。当然也很勇敢,如《炉中煤》里自焚的恋爱者,为了心爱的女人把自己烧掉,这就是崇高美。刚才讲的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也是这个道理。

以前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一个真正不怕死的人、没有求生欲望的人,其实是可怕极了,因为他没有恐惧感。

《雨巷》的优美

《雨巷》被叶圣陶称赞为“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其实就是“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诠释版,但戴望舒在音乐上有突破。《雨巷》这样的诗,不能只是看,必须逐字逐句地读,很有韵味的。

《诗学》第六章悲剧定义中最后一句是“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这里所提到的“净化”(katharsis)是历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们长久争辩不休的一个问题。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净化”是借重复激发而减轻这些情绪的力量,从而导致内心的平静;有人说“净化”是消除这些情绪中的坏的因素,好像把它们清洗干净,从而发生健康的道德影响;也有人说“净化”是以毒攻毒,以假想情节所引起的哀怜和恐惧来医疗心理上常有的哀怜和恐惧。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悲剧的净化作用对观众可以发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香港很难找到“小巷”,因为香港都是高楼。小巷的情调在江南比较多。苏州、上海有,但现在也越来越少。上海叫“弄堂”,但这首诗如改成“弄堂”,恐怕就少了油纸伞的凄迷忧郁了。弄堂里更多邻居烧糊牛奶、街坊看热闹的那种张爱玲气息。北京叫“胡同”,胡同也走不出“雨巷”的味道。北京很少下雨,胡同多膀爷儿,有些老舍的味道。所以,不是弄堂,不是胡同,就是雨巷。戴望舒写这首诗时也就是二十来岁,当时还坐过监狱。所以,也有评论将此诗解读成对革命的憧憬。但如果是写革命,这憧憬则未免太飘忽了。初读此诗时,觉得意境凄美,文字精美,似是小资“样板诗”。余光中对这首诗有批评,认为《雨巷》用了太多的形容词,他认为好的诗要多用动词。这是一家之言,给同学们提供一种参考意见。

其实,香港的朗诵很特别,即便用普通话读,也还保留了唱歌般的风格,可以很多人齐诵,还有人指挥。其实有些唐诗用广东话的吟唱方法才好,更近古风。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感伤是属于优美的一种。


《死水》的审丑,非常厉害的颠覆

《炉中煤》和《雨巷》都是写女人,《死水》和《再别康桥》都是写风景。从审美上来讲,《再别康桥》是最典型的“优美”,就像人们拍照常取的景,都是《再别康桥》的那一种。但《死水》的审美意境叫“丑怪”,这种审美在中国古代较少,在西方也是近代以后才被重视。

一般认为,对“丑怪”的审美,在欧洲浪漫主义以后才真正自觉,最典型的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顶楼有一个钟楼怪人,是正面人物,可是奇丑无比。这个意象影响到世界美学的艺术潮流。最初的印象派,画面虽然模糊,但还是优美的;渐渐到了毕加索、康定斯基,就变形为常人眼里的“丑怪”了。文学上真正的审丑大师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他的《巴黎的忧郁》,写街上的马的尸体和垃圾筒。法国有名的雕塑家罗丹,有很多很丑的雕塑,最有名的是一个老妓女——裸体的,身体已经一塌糊涂了——这样的一个雕像。十八九世纪,英国引领政治经济潮流,德国引领哲学音乐潮流,法国引领艺术美学潮流,包括“审丑”。

在现代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非常丑的,但可能是人们非常喜欢的。换句话说,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了审丑的美学境界了,比如米老鼠。如果你睡在床上,有一只真的老鼠在被子里,什么感受?整个晚上不睡觉,家里被子要洗掉。可是,换成了米老鼠,就会抱在怀里亲。米老鼠还是老鼠,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图像进化,通过和儿童互动,把它的鼻子越变越短,但它还是老鼠。再比如说男人穿的T恤,最有名的是两个牌子:一个叫“POLO”,标榜贵族生活,标志是一个男人骑在马上打球;另一个是“LACOSTE”,标志是一条鳄鱼,五百块一件。一个人骑马打球的标志,是显示追求贵族生活,可拿一个鳄鱼做什么?老鼠和鳄鱼是很丑很可怕的动物,可就有这样的生产商,把这么一个ugly的动物变成了这么值钱的符号,这就是现实中已经商业化的“审丑”。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这种“审丑”满足什么样的需要,很难说,不像刚才讲的那么容易解决。可能很多人都没想过这种审丑的符号有什么意义。

在改变丑的动物形象时,人类还是有底线的,我到现在没看见过一件童装,把小强(蟑螂)改得可爱。也有人想要改的,比如台湾作家商禽写动物,最极端的是歌颂蚊子的美好,说蚊子的身材怎么健美平衡。老鼠也常常被文学家欣赏,鲁迅散文里的老鼠多数是美好的,这个非常奇怪。

讲审丑,是为了读闻一多。《死水》写破铜烂铁、剩菜残羹,写铜的变成翡翠、铁罐变成桃花、油腻变成罗绮、霉菌蒸出云霞。精彩的文学意象,必须有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写实。看他的写实:铜是会氧化变成绿色的,铁一生锈,颜色就是粉红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审美标准是误会造成的。今天的雅典卫城,雕塑是米色的。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希腊的美,纯净的美。其实误会了。原来,古希腊的卫城神庙是五彩缤纷的,就好像秀水街的衣帽市场那么五颜六色。很多年之后,彩色褪去,只剩下大理石的米色了。文艺复兴时,人们把这种单一的米色称为“希腊的颜色”。如果今天把希腊的神庙再修成五颜六色,肯定人们都不接受,觉得很难看。在雅典的博物馆,还可以看到五彩的希腊神庙复原模型。现在西方有很多漂亮的石头房子,顶是绿色的,就是锈出来的,把它刷金了就不习惯了。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在审美的方面来看,很多人觉得油腻很恶心;但如果在四川饭店吃水煮鱼,“油腻”是很美好的。浮在水面上的油腻确实是厚重的,有点像绸缎,不像轻纱。如果是一只苍蝇,正在找吃的,油腻对它来说就是大饭店。这种时候,哪些是美,哪些是丑?为什么要翡翠才好呢?是因为人贪钱。一棵绿色的树,一株绿色的草,也很美好的,讲翡翠,是因为渗透了人的价值观在里面。美丑是相对的。

我们专门分析这一段,就是看最厉害的所谓美丑对比:

第一,物理上的相似性。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和符号,却有物理上的相似性,铜锈了就是绿的,铁锈了就是粉红的,有相关性,不是乱写。
第二,美丑是相对的。为什么说桃花美,翡翠美?这完全渗透了人的价值观,并不是桃花、翡翠本身美。这就对美丑的标准(以及善恶)提出怀疑。霉菌为什么是丑的?铜锈了为什么是不好的?这里已经在反省美丑对照的相对意义。

什么是“美”?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结论部分有精彩的总结: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大致有五种:1.古典主义:美在物体形式;2.新柏拉图主义和理性主义:美在完善;3.英国经验主义:美感即快感,美即愉快;4.德国古典美学: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5.俄国现实主义:美是生活。

第一种看法,认为美是客观的,人对于“美”有一个共同标准。比如希腊的雕像,全世界的人都觉得美,不同时代的人都觉得美。这个标准,就是完整、对称、有光泽。把希腊、埃及、中国、印度的古画拿来比较,会发现美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种看法,美是主观的,有利益考虑的,含有人类主观目的性。这种理论,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特别流行。比如说人们觉得成熟的苹果是美的,烂苹果却不美。因为苹果本来是给人吃的。田野里麦浪滚滚,我们觉得它美,但如果是打霜了以后,或被坦克压过,庄稼全部残破,你就觉得它不美。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美学家最喜欢举的例子,比方说成熟女性的身材,要有一定的曲线,这是为了审美吗?不是,因为某些器官代表了她很健康,可以哺育小孩。美的集体观念之后,有一个人类群体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不是个人的,是人类的。

第三种,美是个人的,没有客观的标准,也不考虑人类群体利益。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美学观,人的生理因素、感官经验不仅不应被审美排斥,反而是个人审美的关键要素。求生、恐惧、繁殖等,这些审美标准会影响到每个人。

《死水》一方面借用人类普遍的美丑观,同时也在解构这些美丑观;或者,至少发现这些美丑意象之间,有互相依存又互相颠覆的关系。

比如,“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这是写实的,酒就是发酵出来的。水发酵是臭的,但发酵成酒就是美的。这是非常美妙的比喻。把白沫说成是“珍珠般的”,又是将一个世俗的价值符号放在审丑意象中。“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是套用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名句,很形象化,“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按说这个地方很糟糕,可还有青蛙耐不住寂寞,发出叫声,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如果说“死水”是一个社会,还有人唱赞歌,搞八卦新闻,说多么美好,这就是青蛙。客观地来讲,青蛙也可以是好的意象。在日本的俳句里,青蛙跳到水里是非常美好的意象。可这里的青蛙变成了一个小丑一样的形象。

松尾芭蕉的“古池塘,青蛙跳入水声响”,被认为是千古名句。

在中国的丑怪审美这方面,《死水》做了非常突出的探索。看完这首诗,再想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会感到这首诗的颠覆非常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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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考证李白杜甫

郭沫若有两本学术书,令人印象很深。

一本书是《十批判书》,批判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如果和罗根泽、杨荣国、周谷城、范文澜等学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看,会感觉到郭沫若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思维很像诗人,胆子大,想象力超人。

还有一本叫《李白与杜甫》,其中有一个重大的考证,说李白不是中国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但他这个考证是有目的的。当时中国和苏联有领土纠纷,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考证,那么苏联的部分地方其实原是中国的——李白是中国的,中亚碎叶城是李白的故乡,所以中亚碎叶城是中国的。其实同一个证据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李白喝酒喝得那么多,还歌颂当街杀人,很多行为都是汉人难以想象的。所以...

郭沫若有两本学术书,令人印象很深。

一本书是《十批判书》,批判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如果和罗根泽、杨荣国、周谷城、范文澜等学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看,会感觉到郭沫若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思维很像诗人,胆子大,想象力超人。

还有一本叫《李白与杜甫》,其中有一个重大的考证,说李白不是中国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但他这个考证是有目的的。当时中国和苏联有领土纠纷,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考证,那么苏联的部分地方其实原是中国的——李白是中国的,中亚碎叶城是李白的故乡,所以中亚碎叶城是中国的。其实同一个证据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李白喝酒喝得那么多,还歌颂当街杀人,很多行为都是汉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李白至少是一个少数族裔。

但最离谱的还是研究杜甫,郭沫若说杜甫是个地主阶级。杜甫有一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有一万竿竹子可以砍掉,可见他的地有多大,所以杜甫是个地主。还有一首最有名的诗,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说对面的小孩抢他屋顶上的茅草,这些小孩都是穷人,很可怜,肯定家里也没得烧,也没得盖屋,肯定很穷,他们来拿屋顶上一些茅草,杜甫还要喊得“唇焦口燥”,多么吝啬的一个地主啊。

公平地讲,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好的,晚年做李杜研究,他可能也有为难的地方。

郭沫若故居在北京后海,是非常大的一个宅子。可他地位虽高,却连自己的孩子也救不了。当时他为了迎合形势,还写了一部戏替曹操平反,就是《蔡文姬》。别人看郭沫若一生顺风顺水,地位那么高,其实他自己恐怕苦衷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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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诗就没有“五四”(节选)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差不多,是轴心时代。他对诗的基本定义,到今天还是经典。文学的基本特性是虚构,那么虚构是否就是不真实?不真实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亚里士多德说了,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诗是写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哲学,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个定义非常深刻。电影字幕常常写“本故事纯属虚构”,可为什么虚构的故事令人感动落泪?因为这“假”的故事可能真实发生。新闻、历史已经真实地发生在别人身上,文学里的故事却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诗和历史一样重要、一样久远。诗的本质,诗和真实及历史的关系,这是西方人的着重点。诗在人心、社会中的功能作用,是中国人的着重点。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差不多,是轴心时代。他对诗的基本定义,到今天还是经典。文学的基本特性是虚构,那么虚构是否就是不真实?不真实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亚里士多德说了,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诗是写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哲学,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个定义非常深刻。电影字幕常常写“本故事纯属虚构”,可为什么虚构的故事令人感动落泪?因为这“假”的故事可能真实发生。新闻、历史已经真实地发生在别人身上,文学里的故事却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诗和历史一样重要、一样久远。诗的本质,诗和真实及历史的关系,这是西方人的着重点。诗在人心、社会中的功能作用,是中国人的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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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谈自己的创作》节选

关于作者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的关系问题,是个有趣的问题,过去已经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少高明的见解。五七年有个叫姚文元的小编辑,投左倾之机,写了几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赏而跃上了文坛。他判决莎菲是玩弄男性。居然有些理论家和少数落井下石的人,跟着狂叫了一阵。直到现在还有人说,说得稍微好听些,莎菲是鼓吹性爱。我不明白这帮人口中的性爱是指的什么!当年莎菲也曾被围攻、批斗。有的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这类材料。我真希望这些塞在莎菲档案里的材料可别毁了,因为它可以供以后年轻的研究莎菲的人翻阅、引用、借鉴。现在也确有不少爱读书、肯用脑子的人,为莎菲鸣不平,想为莎菲平反,但自然还是阻碍重重。这些事我个人不想插...

关于作者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的关系问题,是个有趣的问题,过去已经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少高明的见解。五七年有个叫姚文元的小编辑,投左倾之机,写了几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赏而跃上了文坛。他判决莎菲是玩弄男性。居然有些理论家和少数落井下石的人,跟着狂叫了一阵。直到现在还有人说,说得稍微好听些,莎菲是鼓吹性爱。我不明白这帮人口中的性爱是指的什么!当年莎菲也曾被围攻、批斗。有的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这类材料。我真希望这些塞在莎菲档案里的材料可别毁了,因为它可以供以后年轻的研究莎菲的人翻阅、引用、借鉴。现在也确有不少爱读书、肯用脑子的人,为莎菲鸣不平,想为莎菲平反,但自然还是阻碍重重。这些事我个人不想插手,我相信:“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也有人说那个玩弄男性或者讲性爱的莎菲就是作者自己,要我去受莎菲的牵连,这很可笑。有些人读文学作品,都习惯从书中找一个影子,把自己或者把别人贴上去,喜欢对号入座。一部作品同作者本人的思想是否有因缘呢?一定有。作品就是作家抒发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各种事物的认识、感觉和评论,通过描述具体的人、事的发展来表达。主人公不过成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工具,作者借他(或她)让读者体会出作者所要讲的话,怎么能简单地去猜测这是写的谁,而且就肯定是谁呢?一个作品里的人物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作家一生的作品里所描写的人物就更多了,即使是主要人物,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怎么能恣意挑选,信口胡说,把作品中的人物贴在作家脸上去呢?我相信世界上有不少人会懂得创作,懂得作品与作家本人的正确关系,懂得通过创作去理解作家的心灵深处和作品的成败得失。至于个别心怀叵测的小丑,就让他们披着皇帝的新衣去跳舞吧。

还有人说黑妮是莎菲;也有人问我黑妮这个人物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不得不替黑妮说几句话。

我在怀来搞土改的时候,看见过一个小姑娘,在地主家的院子里晃了一下。我问人家,这个女孩子是谁呀?人家给我讲,她是这地主家的侄女,说她很可怜,他们欺负她,压迫她,实际是家里的丫环。这个人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女孩子仔细地观察。就这么一点影子,却在作家的脑子里晃动了:她生活在那个阶级里,但她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土改中不应该把她划到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也是受压迫的。所以,写黑妮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模特,而是凭藉一刹那时间的印象和联想,那一点火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简单,值不得理论家去探索,去联系;莎菲是作家本人,黑妮也一定是作家本人。哈……

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很少从理论上,而更多是从现实生活里去认识社会。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到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的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到现在,这还是一篇没有定论的东西,有人批评它,说它同情汉奸。也有人说女主人公是莎菲的化身,自然也有人说是写的非常深刻,非常好。我照例不为这些所左右,我仍是按着我自己的思想,继续走着我自己的创作的道路。

因为斗争经历得多了,于是就从整个社会、整个运动、整个结果去看一些人,去想一些人。至于这是不是现实主义,是不是已经超脱了自然主义,我没有考虑。作品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这不是主观愿望所决定的。作品写出来了,就一定会产生政治效果,究竟是鼓舞人心,还是涣散人心,在我看来,这种效果并不是作家在动笔前或在写的时候依靠主观愿望而能得到的,它是由作家自身的思想、感情来决定的,是根据作家生平的社会实践、个人的修养和写作能力来决定的。

至于讲到我们同现实生活的关系,我认为:不可否认,有些现象是令人很痛心的,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是很好了,我们看到了许多坏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一代人、两代人的思想里的封建余毒,“四人帮”的流毒还很深广,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在影响我们。我们的国家问题多得很,怎么办?要不要有人挑担子,是不是大家都不挑,只顾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人,说来似乎完全可以不去管那些事了,“你这么大年纪,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你的生活也可以,养养老,过个幸福的晚年算了。”可是不行啊,国家的问题太多,总是要有人来挑担子,作家也应该分担自己的一份。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这个困难,不理解挑担子的人的难处,你老是写问题,那么,你的作品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我是保守派,说我不够解放。难道一定要写得我们国家那么毫无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吗?我不懂了,那解放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这能给人民带来一点福利吗?人民的生活能提高,没有房子的能有房子住吗?你不帮忙,你在那里老是挑剔,那有什么好处?人家又说,你这个人嘛,过去挨了批评,你是怕再挨批评,心有余悸啊。并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挨过批评,我跟党走过很长的艰难曲折的路,吃过很多苦,所以,我才懂得这艰难。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难得很,你不调动千千万万人的思想,再好的办法也搞不成。你有这么好那么好的计划,可是人们不积极干,那你就落空了。我们文学家应该理解这个困难,努力帮助克服困难。

我写的《“三八”节有感》提出的问题很小,现在实际上要比《“三八”节有感》大的问题多了。《“三八”节有感》不过是指责了随便离婚而已,把那个土包子老婆休了,另外找一个知识分子。现在看来,这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离婚自由,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爱情,当然可以离婚。《“三八”节有感》就是表现这么一点,里面有一点批评,也不多,不过是替少数女同志发了点牢骚而已。那时在延安也没有掀起批判的浪潮,当时毛主席讲话,对我还是保护的。只是到了五七年才改变调门,把它打成反党作品。最近我编选杂文集,把这篇杂文也选进去了,这不是一篇了不起的好文章,留在那里,也为保存材料,让后人再批吧。

问到我最喜欢的作家,这很难说,过去有人说我最喜欢莫泊桑,受莫泊桑的影响很大,可能有一点,不过说老实话,那时候,虽然法国小说我看得很多,喜欢的不只是莫泊桑、福楼拜,也喜欢雨果,也喜欢巴尔扎克。但很难说我具体受哪个作家的影响。英国小说家我喜欢狄更斯,真正使我受到影响的,还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还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这些人。直到现在,这些人的东西在我印象中还是比较深。我看书的时候,都觉得很好,但你说我专门学习哪一个人,学哪个外国作家,没有。我是什么书都看,都欣赏。而他们也是各有特色的嘛。

我比较更喜欢我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看这些书,看他们写人和人的关系,写社会关系,可以使人百读不厌,你可以老读它老读它,读完了再读。《三国演义》写那么多大政治家,历史上有名人物,写他们的关系写得那么复杂,那么有味道,我觉得很少有的。但是,现在是不是就能够照他们的那个样子写呢?继承它的好的地方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很好继承。可是,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生活变化太快,表现那个时代的手法,和今天的社会相差太远,两方面结合起来不足很容易的。

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曹雪芹。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都写得太好了。但现在像这样的人物都不多了,自然像贾雨村这样的人物还是够多的。现实更复杂了,需要用一些更为宏伟的章法来写了。但过去的有些手法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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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o

“no zuo no die”。“作”,说到底没什么大事,但“作”得很痛苦。这个传统是从郁达夫开始的。

上海有个作家叫程乃珊,她的丈夫姓严。严先生曾讲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他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后来认识了我妻子,就知道什么叫“作家”了。“作家”就是“作”的专家,比方说郁达夫。香港有个作家,叫昆南,也挺“作”的。青年男女,尤其是男的,交女朋友一不顺利,就要怪很多东西,留学生就要怪自己的国家。昆南在小说《地的门》里,怪家里没有钱,会考成绩不够好。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no zuo no die”。“作”,说到底没什么大事,但“作”得很痛苦。这个传统是从郁达夫开始的。

上海有个作家叫程乃珊,她的丈夫姓严。严先生曾讲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他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后来认识了我妻子,就知道什么叫“作家”了。“作家”就是“作”的专家,比方说郁达夫。香港有个作家,叫昆南,也挺“作”的。青年男女,尤其是男的,交女朋友一不顺利,就要怪很多东西,留学生就要怪自己的国家。昆南在小说《地的门》里,怪家里没有钱,会考成绩不够好。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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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

特别要提一下许地山。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福建人,在台湾出生,留学海外,又执教香港大学,对香港新文学有重大影响。因为他在港大做中文系主任,白话文在香港才成为正式的语言。他写得很好的作品有《春桃》、《玉官》、《商人妇》等,最好的是《玉官》,是写他母亲的,讲她吃教会饭,在教会里打工,可随身的口袋里老放着一本《易经》,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人生,而且不矛盾。

[图片]

还有《春桃》,故事是讲春桃的丈夫被抓去当兵,传来消息说死了,但其实没死,只是瘸了腿。丈夫回来以后,发现春桃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了。这个男人在照顾春桃,以为她丈夫已经去世了。于是,回来的丈夫说,我走吧,你已经和春桃建立了家庭生活,我又...

特别要提一下许地山。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福建人,在台湾出生,留学海外,又执教香港大学,对香港新文学有重大影响。因为他在港大做中文系主任,白话文在香港才成为正式的语言。他写得很好的作品有《春桃》、《玉官》、《商人妇》等,最好的是《玉官》,是写他母亲的,讲她吃教会饭,在教会里打工,可随身的口袋里老放着一本《易经》,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人生,而且不矛盾。



还有《春桃》,故事是讲春桃的丈夫被抓去当兵,传来消息说死了,但其实没死,只是瘸了腿。丈夫回来以后,发现春桃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了。这个男人在照顾春桃,以为她丈夫已经去世了。于是,回来的丈夫说,我走吧,你已经和春桃建立了家庭生活,我又是个废人。另一个男人说,你是她合法的丈夫,现在又残疾了,你不能走,我离开吧。当两个男人很尴尬地相互谦让时,春桃来了,她说,我的事情我决定,你们两个都不走。一个很浪漫的女权故事,还专门拍成电影。

《商人妇》的女主人公,是和祥林嫂一样命运的人,两次婚姻不幸,但最后靠宗教和读书,找到自己的生路,得到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许地山有个笔名叫“落花生”,意思是人生应该像花生一样,果子结在地下看不见的,但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在地下,这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格言是:“人间一切的事,本来没有什么苦与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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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以及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代表作是《倪焕之》,讲一个有新思想的老师斗不过学校的旧环境。还有短篇《遗腹子》也很好。他的后代现在还在写小说,叶兆言。最早的中学教科书,都是叶圣陶主持选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中学生》杂志,还有个开明书店编中学教材,主编是三个人: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学语文基础是由他们决定的,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方向,关心社会,温柔敦厚,代表了文学国语的主流派。比如郁达夫的作品,他们选《钓台的春昼》、《一个人在途上》,而不会选《沉沦》。


郁达夫《钓台的春昼》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代表作是《倪焕之》,讲一个有新思想的老师斗不过学校的旧环境。还有短篇《遗腹子》也很好。他的后代现在还在写小说,叶兆言。最早的中学教科书,都是叶圣陶主持选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中学生》杂志,还有个开明书店编中学教材,主编是三个人: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学语文基础是由他们决定的,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方向,关心社会,温柔敦厚,代表了文学国语的主流派。比如郁达夫的作品,他们选《钓台的春昼》、《一个人在途上》,而不会选《沉沦》。


郁达夫《钓台的春昼》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而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圈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谈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弓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三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的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影沈沈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被沈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的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山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乌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咳声听来,他却似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拌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火,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走过半山,桐君观里的晚褥钟鼓,似乎还没有息尽,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走上山顶,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这女墙的栅门,却已经掩上了。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僻的。所以细想了几次,还是决心进去,非进去不可,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栅门却呀的一声,早已退向了后方开开了,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进了栅门,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东向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这两扇朱红漆的大门,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门进去了,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大约是代替栏杆,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墙之上,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尽可以坐卧游息,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惊起那些老道的恶梦呢!

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也忽阴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

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真神奇极了。我当十几年前,在放浪的游程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之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击声传来,向西一看,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才跑也似地走下了山来,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好梦虽被打破,但因这同吹筚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且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候船待发,上严陵去;所以心里虽怀着了些儿怨恨,但脸上却只观出了一痕微笑,起来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只双桨的渔舟,买就了些酒莱鱼米,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上了船,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东方的云幕中间,已现出了几丝红晕,有八点多钟了。舟师急得利害,只在埋怨旅馆的茶房,为什么昨晚上不预先告诉,好早一点出发。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无风七里,有风七十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路程虽则有限,但这几日风雨无常,说不定要走夜路,才回来得了的。

过了桐庐,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起来了。路上遇着的来往的行舟,数目也是很少,因为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快班船一开,来往于两岸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的喝着严东关的药酒,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

不是尊前爱惜身,
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
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
义士纷纷说帝泰。

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船家却大声的叫了起来说:

“先生,罗芷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罢,好上山去烧饭吃去。”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沈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前面的所谓钓台山上,只看得见两大个石垒,一间歪斜的亭子,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山腰里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象是好久好久没有人住了的样子。并且天气又来得阴森,早晨曾经露一露脸过的太阳,这时候早已深藏在云堆里了,余下来的只是时有时无从侧面吹来的阴飕飕的半箭儿山风。船靠了山脚,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鱼米的船夫走上严先生祠堂的时候,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和严先生的不知第几代的裔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我的心跳也渐渐儿的镇静下去了,嘱托了他以煮饭烧菜的杂务,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

东西两石垒,高各有二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幽谷里的清景,却绝对的不象是在人间了。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达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

从钓台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记得这是洪杨以后严州知府戴(pan)重建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题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最后到了南面的一块白墙头上,在离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却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而又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祟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象他那样的顽固内容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慕贤的心一动,熏人臭技自然是难熬了,堆起了几张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笔,我也向高墙上在夏灵峰先生的脚后放上了一个陈屁,就是在船舱的梦里,也曾微吟过的那一首歪诗。

从墙头上跳将下来,又向龛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觉得酒后的干喉,有点渴痒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四大无声,只听见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的寂静中间,同惊雷似地一晌,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了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似的鸡啼的声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的对我说:

“先生,我们回去罢,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不听见那只鸡在后山啼么?我们回去罢!”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写



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

在东车站的长廊下和女人分开以后,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个。频年飘泊惯的两口儿,这一回的离散,倒也算不得甚么特别,可是端午节那天,龙儿刚死,到这时候北京城里难已起了秋风,但是计算起来,去儿子的死期,究竟还只有一百来天。在车座里,稍稍把意识灰复转来的时候,自家就想起了卢骚晚年的作品;“孤独散步者的梦想”的头上的几句话。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经没有弟兄,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社会了,自家在这世上,像这样的,已经成了一个孤独者了。……”然而当年的卢骚还有弃养在孤儿院内的五个儿子,而我自己哩,连一个抚育到五岁的儿子还抓不住!

离家的远别。本来也只为想养活妻儿。去年在某大学的被逐,是万料不到的事情。其后兵乱迭起,交通阻绝,当寒冬的十月,会病倒在沪上也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归息了一年之半,谁知这刚养得出趣的龙儿,又会遭此凶疾呢?

龙儿的病报,本是广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连接了几个北京来的电报,换船到天津,已经是旧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见了门上的白纸条儿,心里已经是跳得忙乱,从苍茫的暮色里赶到哥哥家中,见了衰病的她,因为在大众之前,勉强将感情压住,草草吃了夜饭,上床就寝,把电灯一灭,两人只有紧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气也换不过来,更那里有说一句话的余裕?

受苦的时间,的确脱煞过去的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叹的连续。晚上上床,两口儿,那敢提一句话?可怜这两个迷散的灵心,在电灯灭黑的黝暗里,所摸走的荒路,每凑集在一条线上,这路的交叉点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

妻儿因为在浙江老家内不能和母亲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当时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时候龙儿正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到了五月初,从某地回京,觉得哥哥家太狭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间渺小的住宅。夫妻两个,日日和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中带龙儿去走走。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快乐,最闲适。

秋风吹叶落的时候,别了龙儿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学去为朋友帮忙,当时他们俩还往西车站去送我来哩!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来还同昨日的情形一样。

过了一月,某地的学校里发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两星期,本来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碍于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于一天寒风刺骨的黄昏,上西车站去趁车。这时候因为怕龙儿要哭,自己和女人,吃过晚饭,便只说要往哥哥家里去,只许他送我们到门口。记得那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和老妈子立在门口,等我们俩去了好远,还“爸爸!爸爸!”的叫了几声。啊啊,这几声的呼唤,是我在这世上听到的他叫我的最后的声音。

出京之后,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往上海。接续便染了病,遇了强盗辈的争夺政权,其后赴南方暂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返北京。

想起来,龙儿实在是一个填债的儿子,是当乱离困厄的这几年中间,特来安慰我和他娘的愁闷的使者!

自从他在安庆生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没有一处安住到五个月以上。我的女人,夜夜和我分担当着十字架的重负,只是东西南北的奔波飘泊。当然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的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赶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尸体,早已在妙光阁的广谊园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说是脑膜炎。自从得病之日起,一直到旧历端午节的午时绝命的时候止,中间经过有一个多月的光景。平时被我们宠坏了的他,听说此番病里,却乖顺得非常。叫他吃药,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顺的躺上。病后还能说话的时候,只问他的娘,“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我的女人,于惑乱之余,每幽幽的问他:“龙!你晓得你这一场病,会不会死的?”他老是很不愿意的回答说:“那儿会死的哩?”据女人含泪的告诉我说,他的谈吐,绝不似一个五岁的小儿。

未病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后他在门口玩耍,看见西面来了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带灰白帽子的青年。他远远看见,就急忙丢下了伴侣,跑进屋里叫他娘出来,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因为我去年离京时所带的,是一样的一顶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来到门前,马车已经过去了他就死劲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说:“爸爸怎么不家来吓?爸爸怎么不家来吓?”他娘说慰了半天,他还尽是哭着,这也是他娘含泪和我说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那小小的灵心,常有望远思亲之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堤上散步,因为他看见了人家的汽车,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吨。又有一次,他是因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这实在只能怪我做父亲的没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给他穿。雇汽车给他坐,早知他要这样的早死,我就是典当强劫,也应该去弄一点钱来,满足他无邪的欲望,到现在追想起来,实在觉得对他不起,实在是我太无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说,频死的前五天,在病院里,叫了几夜的爸爸。她问他“叫爸爸干什么?”他又不响了,停一会儿,就又再叫起来,到了旧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状态,医师替他抽骨髓,他只会直叫一声“干吗?”喉头的气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头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气总不肯断。他娘哭叫几声“龙!龙!”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泪出来,后来他娘看他苦得难过,倒对他说:

“龙,你若是没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来,就是你爸爸回来,也不过是这样的替你医治罢了。龙!你有什么不了的心愿呢?龙!与其这样的抽咽受苦,你还不如快快的去吧!”他听了这段话,眼角上眼泪,更是涌流得厉害。到了旧历端午节的午时,他竟等不着我的回来,终于断气了。

丧葬之后,女人搬往哥哥家里,暂住了几天。我于五月十日晚上,下车赶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门打了半天,没有应声。后来抬头一看,才见了一张告示邮差送信的白纸条。

自从龙儿生病以后连日连夜看护久已倦了的她,又那里轻得起最后的这一个打?自己当到京之后,见了她的衰容,见了她的眼泪,又那里能够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里小住了两三天,我因为想追求龙儿生前的遗迹,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复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它一两个月。

搬回去那天,一进上屋的门,就见了一张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里的花灯。听说这张花灯,是南城大姨妈送他的,因为他自家烧破了一个窟窿,他还哭过好几次来的。

其次,便是上房里砖上的几堆烧纸钱的痕迹!当他下殓时烧的。

院子有一架葡萄,两颗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在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斗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颗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孰极的枣子辞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时候且哭且谈,总要到更深人静,方能入睡。在这样的幽幽的谈话中间,最怕听的,就是滴答的坠枣之声。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坟墓。先在一家南纸铺里买了许多冥府的钞票,预备去烧送给他,直到到了妙光阁的广谊园茔地门前,她方从呜咽里清醒过来,说:“这是钞票,他一个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车转来,到琉璃厂去买了些有孔的纸钱。他在坟前哭了一阵,把纸钱钞烧化的时候,却叫着说:

“这一堆是钞票,你收在那里,待长大了的时候再用。要买什么,你先拿这一堆钱去用吧。这一天他的坟上坐着,我们直到午后七点,太阳平西的时候,才回家来。临走的时候,他娘还哭叫着说:

“龙!龙!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怕冷静的么?龙!龙!人家若来欺你,你晚上来告诉娘罢!你怎么不想回来了呢?你怎么梦也不来托一个呢?”

箱子里,还有许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气,到七月中旬,已经是很冷了。当微凉的早晚,我们俩都想换上几件夹衣,然而因为怕见他旧时的夹衣袍袜,我们俩却尽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谁也不说出口来,说“要换上件夹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里睡午觉,她骤然从床上坐了起来,鞋也不拖,光着袜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里,并且更掀廉跑上外面院子里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时候,只见她在那里四面找寻什么。找寻不着,呆立了一会,他忽然放声哭了起来,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问说:“你听不听见?你听不听见?”哭完之后,她才告诉我说,在半醒半睡的中间,她听见“娘!娘!”的叫了几声,的确是龙的声音,他很坚硬的说:“的确是龙回来了。”

北京的朋友亲戚,为安慰我们起见,今年夏天常请我们俩去吃饭听戏,她老不愿意和我同去,因为去年的六月,我们无论上那里去玩,龙儿是常和我们在一处的。

今年的一个暑假,就是这样的,在悲叹和幻梦的中间消逝了。

这一回南方来催我就道的信,过于匆促,出发之前,我觉得还有一见大事情没有做了。

中秋节前新搬了家,为修理房屋,部署杂事,就忙了一个星期,又因了种种琐事,不能抽出空来,再上龙儿的墓地去探望一回。女人上东车站来送我上车的时候,我心里尽是酸一阵痛一阵的在回念这一件恨事。有好几次想和她说出来,教她于两三日后再往妙光阁去探望一趟,但见了她的憔悴尽的颜色,和苦忍住的凄楚,又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讲成。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在上海旅馆内)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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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 文学研究会 & 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的人最多,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的,发起人有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沈雁冰、耿济之、蒋百里等,后来加入的有冰心、庐隐、许钦文、许杰、王鲁彦、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等。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从人数、阵容上看是这样,从观念、创作倾向看也是如此。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这些作家风格很接近,可是他们没有杂志,就拉拢沈雁冰成为社团的主要人物。沈雁冰当时很年轻,二十几岁,主编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个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来刊登文言小说,沈雁冰改版后登白话小说,然后变成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杂志。夏志清有个...

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的人最多,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的,发起人有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沈雁冰、耿济之、蒋百里等,后来加入的有冰心、庐隐、许钦文、许杰、王鲁彦、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等。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从人数、阵容上看是这样,从观念、创作倾向看也是如此。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这些作家风格很接近,可是他们没有杂志,就拉拢沈雁冰成为社团的主要人物。沈雁冰当时很年轻,二十几岁,主编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个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来刊登文言小说,沈雁冰改版后登白话小说,然后变成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杂志。夏志清有个概括,他说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有一种文学分类的说法,即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泛指的娱乐的文学。但这些概念推敲起来都有些问题,不是说娱乐的文学就不严肃,不能说金庸写《鹿鼎记》就不严肃。一般说来,严肃文学自觉有营养,甚至像药一样有治病的功能;通俗文学则更关心如何让人舒服。这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态度。

鸳鸯象征爱情,一男一女。蝴蝶呢?它把花里的花粉到处传播,说得好听是媒婆,说得不好听就是性行业的经纪人。有些东西用科学一讲就很令人惊讶。比如花,我们都觉得很美好,可鲁迅说,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虽然生物学的角度是事实,但作为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是一种引诱的礼节。所以,科学跟文学不能越界。历史螺旋式发展,今天又到了“娱民政策”的时代,应该重新认识文学研究会的严肃态度:为人生的艺术。也可以重新思考,琼瑶等是否等于鸳鸯蝴蝶派?

当时的文学主流是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最多言情小说,包括今天香港同学们熟悉的深雪、李敏、亦舒、琼瑶等,都是批量制造爱情故事。这在当时也是主流。文学研究会要反对,认为写东西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是要为社会好的,不只为了消遣和娱乐。

严肃态度是相对鸳鸯蝴蝶派而言,学术态度则是相对创造社而论。创造社是由一群相信天才、相信灵感的文人组成,好像不需要多读书,人品道德和文学成就没关系;文学研究会则认为作家要多读书,要有才能训练,要有学术追求,相信人品与文品有联系,作家应该为人正派,讲究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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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青春期

在《新青年》以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哪些流派?我们从“左”和“右”开始讲起。这两个概念,后来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变得十分混乱。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最简单的理解,强调自由的就是右派,强调平等的就是左派,博爱的是中间派。具体在“五四”时期来讲,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

看《锵锵》就知道了:梁文道是坐在左边的,他是一个强调平等的人,老是关心弱势群体。我是坐在右边的,是最关心自由价值的,这是个人意愿。窦文涛当然是博爱,他坐在中间,左右兼顾,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所以,我们三个人基本上学习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精神,也分左右,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再具体来讲...

在《新青年》以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哪些流派?我们从“左”和“右”开始讲起。这两个概念,后来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变得十分混乱。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最简单的理解,强调自由的就是右派,强调平等的就是左派,博爱的是中间派。具体在“五四”时期来讲,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

看《锵锵》就知道了:梁文道是坐在左边的,他是一个强调平等的人,老是关心弱势群体。我是坐在右边的,是最关心自由价值的,这是个人意愿。窦文涛当然是博爱,他坐在中间,左右兼顾,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所以,我们三个人基本上学习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精神,也分左右,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再具体来讲,这两派怎么看待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右派偏向于保存传统,左派偏向于反传统。最基本的定义是“自由”和“平等”,右派主张所有的人一起跑步,跑得远、跑得快的就拿得多,这样是公平的社会;左派主张不管你怎么跑,大家都要吃得差不多,这才是好的社会。一个是机会平等,一个是结果平等。在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为中国好,为中国民众好,但主张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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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我之节烈观》

先说“节”。一个男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学术上丧失了他原来坚持的原则,比如周作人、汪精卫,才是“晚节不保”。可是,在女人身上,“节”不指思想行为,专指身体。“烈”就更不公平了。打仗牺牲的女子,比如刘胡兰,并不叫“烈女”,叫“女烈士”;一个女人做了英雄,叫“巾帼英雄”、“女英雄”,不叫“英雌”,也不叫“英女”。只有誓死保卫身体贞节的女人,才能叫“烈女”。显然,这套语言系统是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充满性别偏见。

严格说来,赵一曼、刘胡兰也是“烈女”,刚烈牺牲的女子。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用“烈女”这个概念。像一位同学讲的,“烈女”是用在这种情况:有人要强暴你,你跳了河,这个叫烈女。

鲁迅说,道...

先说“节”。一个男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学术上丧失了他原来坚持的原则,比如周作人、汪精卫,才是“晚节不保”。可是,在女人身上,“节”不指思想行为,专指身体。“烈”就更不公平了。打仗牺牲的女子,比如刘胡兰,并不叫“烈女”,叫“女烈士”;一个女人做了英雄,叫“巾帼英雄”、“女英雄”,不叫“英雌”,也不叫“英女”。只有誓死保卫身体贞节的女人,才能叫“烈女”。显然,这套语言系统是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充满性别偏见。

严格说来,赵一曼、刘胡兰也是“烈女”,刚烈牺牲的女子。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用“烈女”这个概念。像一位同学讲的,“烈女”是用在这种情况:有人要强暴你,你跳了河,这个叫烈女。

鲁迅说,道德应是人人能遵守的美德;如果是少数人才能遵守的美德,那就不叫道德,这是一些人特别的美德。道德应当是适用于每个人的,比如要忠诚,要爱国,总之是每个人都可能做到的。鲁迅又说,假如一个女人很想做节女,可丈夫身体一直很好,也不去世,那么,她不是不做节女,是做不到嘛。再假如,一个女人很想体现忠贞做烈女,可是丈夫一直在家,也没有强徒来污辱她……她不是不做烈女,也是没法做。

鲁迅就从这些最简单的道理,指出中国人要遵守的礼教是荒谬的。在祥林嫂的故事里可以看到,礼教的吃人非常简单,不是贺老六,也不是狼叼走儿子,不是主人家对她不好,关键是柳妈劝了她一句话,说你一辈子有两个男人,死了以后到了阴间,这两个男人要争你,所以要捐门槛,否则你就是脏的。祥林嫂虔诚地相信了这个道理,但她捐了门槛后,大家还是看不起她。女人不能有两个男人,这个观念渗入很多人的心底。

男人控制女人,从古至今就是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把她关起来,不让任何人进来。听上去很野蛮,但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的女人结婚后不能见外人。直到现在,中东很多国家还是这样,女人只能见丈夫、兄弟和父亲,不能见外人。丈夫要把她关起来,以确保以后孩子的身份。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物质笼络。男人对女人说,不要理别的男人,我打猎的羊腿归你,包你半个月不愁吃。别的男人要找她,也都是搞这些花样:我这里有好看的石头,我这里有半只鸡。今天,羊腿变成LV、Chanel,但还是一个道理。

第三个方法,是在她脑子里面嵌一个芯片,芯片的核心程序就是:女人一辈子只能跟一个男人,只要多一个男人,就不是好女人。这个观念打进脑子以后,哪里要贞节带,哪里要LV啊,哪里要笼子关啊?自然而然地,只要有别的男人接近她,她就自杀,成烈女了。

数千年来,男人控制女人的方法,说来说去就这三招,鲁迅当时就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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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主义

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概念一部分是从法国的卢梭、伏尔泰来的。现在,中文讲“启蒙”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第一个老师,就是开导“蒙昧”。父亲,母亲,或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总之是最早教你知识的人。第二个意思,是在你已经懂得很多之后的某一天,有一件事、一个人、一句话,“啪”地一下,把过去不明白或者误解的问题全解开了,把你过去崇拜的东西摔碎了。这样的一个火花,在禅宗叫“棒喝”。东西都在,你看不见,划一个火,山洞里的东西就全看到了。

法国革命的基础是启蒙运动,卢梭讲天赋人权,伏尔泰讲自由平等,狄德罗讲理性崇拜。康德的一个总结很有名,他说法国启蒙主义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人和人的智力、财力、...

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概念一部分是从法国的卢梭、伏尔泰来的。现在,中文讲“启蒙”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第一个老师,就是开导“蒙昧”。父亲,母亲,或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总之是最早教你知识的人。第二个意思,是在你已经懂得很多之后的某一天,有一件事、一个人、一句话,“啪”地一下,把过去不明白或者误解的问题全解开了,把你过去崇拜的东西摔碎了。这样的一个火花,在禅宗叫“棒喝”。东西都在,你看不见,划一个火,山洞里的东西就全看到了。

法国革命的基础是启蒙运动,卢梭讲天赋人权,伏尔泰讲自由平等,狄德罗讲理性崇拜。康德的一个总结很有名,他说法国启蒙主义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人和人的智力、财力、能力天差地别,但是差距再大,一个人也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人跟人的差别可以巨大,比如智商、情商可以差一百倍,财产可以差一亿倍。比如比尔·盖茨的财产比我多一亿倍,但是我今天这样讲话,他不能要求我不这么讲话。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化基石,这是一人一票制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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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树人到鲁迅 节选

人生中的几件大事

一百年前,鲁迅也是八〇后,他比陈独秀小两岁,浙江绍兴人。相对来说,鲁迅的生活经历是比较简单的,不像其他作家。比如,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又在台湾做“中研院院长”,解放军包围北平时,最后时刻傅作义给他留了一架飞机,让他和陈寅恪一起离开北平,经历过很多大起大落的事情。再比如郭沫若,他是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撰文讨蒋,流亡日本;一九三六年被蒋介石原谅,回国担任抗日高官;建国后做了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一直是政治地位很高的作家。郁达夫没官做,但爱情风风火火,最后在南洋当翻译被暗杀,很是浪漫传奇。相比之下,鲁迅的生平一点也不传奇,但研究他生平的著作是最多的——因为他的精...

人生中的几件大事

一百年前,鲁迅也是八〇后,他比陈独秀小两岁,浙江绍兴人。相对来说,鲁迅的生活经历是比较简单的,不像其他作家。比如,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又在台湾做“中研院院长”,解放军包围北平时,最后时刻傅作义给他留了一架飞机,让他和陈寅恪一起离开北平,经历过很多大起大落的事情。再比如郭沫若,他是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撰文讨蒋,流亡日本;一九三六年被蒋介石原谅,回国担任抗日高官;建国后做了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一直是政治地位很高的作家。郁达夫没官做,但爱情风风火火,最后在南洋当翻译被暗杀,很是浪漫传奇。相比之下,鲁迅的生平一点也不传奇,但研究他生平的著作是最多的——因为他的精神历程,最能体现现代中国的精神历程,直到今天还是。鲁迅的生平,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有个说法,认为人应该“士、农、工、商”什么都做做,鲁迅却工、农、商都没做过,一直是士。

关于鲁迅早年的生平,有两件事我要重点讲。竹内好讲到鲁迅生平,提了三个疑问:一是祖父去世与鲁迅父亲生病的影响;二是鲁迅跟羽太信子的关系;第三,到底周氏兄弟之间出了什么事情。后两件事可能有关联。

鲁迅人生的转折点是十三岁,这一年,祖父出事,父亲生病。他祖父是一个官员,出了什么事呢?鲁迅的回忆里也语焉不详。一般认为是科场舞弊。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文明的重要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维持社会公平、政治清明,使得下层寒门人士能够有向上阶梯的一个重要途径。即便到了社会腐化堕落如清朝,科举制度还是非常严格,科场舞弊是死罪。祖父一出事,鲁迅父亲被革了秀才,然后生了病。三年以后,他父亲去世,只有三十六岁,这一年鲁迅十六岁。

以前都批评科举不好,“八股文”是个贬义词,“范进中举”是个悲剧。但是在长远的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比起同时代的中东、欧洲等世界各个地方的情况,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是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当时代表先进的文化。

这三年,对鲁迅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整天去买药,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去当铺换钱。在少年周树人看来,去当铺是非常失尊严的。药里面还有叫药引,是蟋蟀。蟋蟀不贵,贵的是要原配蟋蟀。鲁迅就特地把它记下来,这种胡说八道骗病人的钱,害得他家破人亡。他当时觉得,中医是庸医,骗人误国。当然,这个看法是偏激的。

怎么来证明这个蟋蟀是原配?最多不过是捉奸捉双而已嘛,到野地里看到两只蟋蟀在交配把它抓住。可是,怎么知道它不是小三?或者是购买性服务?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嘛!

鲁迅人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日本留学时在课间看了一段幻灯片。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很详细的描写。幻灯片讲日俄战争期间,一个中国人被认为是俄罗斯人的间谍,因此被日本人杀头。但是不光杀头,还要找人去看,围观的是中国人,被杀的也是中国人,可那些看客表情非常麻木。从那天起,鲁迅就觉得做医生没用。本来他要做医生救国的,可如果国民的精神是傻的,身体再健壮又有什么用?照样被人杀头。于是鲁迅要弃医从文。

在核电站出事前,有一度,国人去日本旅游,热门景点就是鲁迅在仙台上课的教室。这是非常反讽的:据说鲁迅当初选在仙台学医,就是为了避开国人。没想到,他读书的地方变成今天国人的旅游点。大家去买电饭煲之余,看看鲁迅在仙台读书的地方。

后来美国汉学家周蕾研究中国文学与视觉艺术的关系,就从鲁迅看幻灯片入手。日本有学者去仙台,在学校档案里怎么也找不到鲁迅讲的幻灯片。竹内好从鲁迅写的《藤野先生》里又发现,其实他还受了别的刺激,有别的屈辱,并不是完全因为爱国才弃医从文。而且,还考证出他的医学成绩不怎么好。但是,藤野先生后来在回忆里又对他很寄托希望。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有一段话,说到藤野先生劝他将来好好做事:“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这句话,鲁迅还把它记在心里一生。

在日本从文完全不成功,鲁迅和弟弟编了《域外小说集》,销路很不好。回国后,鲁迅就做了教育部的官员,抄古书。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八年,是鲁迅身体、精神最好的时候,整天抄古书,收入也不错。很多人说鲁迅之所以深刻,跟他抄古书的经历有关。鲁迅不像胡适、陈独秀那些人,一面做文学,一面做领袖,一面做教授,很风光。鲁迅这种在教育部的官员,规规矩矩地抄古书,脑子里却想着古今中国。这使人想起卡夫卡。卡夫卡的正职是保险公司的职员,写出了《城堡》这样可以概括整个现代官僚社会的著作,影响了西方整个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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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对中国的影响深远

“进化论”在中国:严复和伊藤博文是同学,两个人一起到英国留学。伊藤博文回到日本,一手推动了明治维新;严复回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是演化的意思。本来是讲自然界的,但中国那时国弱,所以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社会历史发展。严格来说,这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误的学说。理论上,政治社会不像自然界,不是简单的强者吃掉弱者,否则就是社会丛林原则。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人相信,认为有了实力才能讲道义。

“进化论”在中国:严复和伊藤博文是同学,两个人一起到英国留学。伊藤博文回到日本,一手推动了明治维新;严复回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是演化的意思。本来是讲自然界的,但中国那时国弱,所以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社会历史发展。严格来说,这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误的学说。理论上,政治社会不像自然界,不是简单的强者吃掉弱者,否则就是社会丛林原则。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人相信,认为有了实力才能讲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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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悲观主义

论述鲁迅的核心意象,就是“黑暗的闸门”,他说,鲁迅觉得他要做的事就是扛住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去到一个光明的世界,而他自己是要被闸死的。这是夏济安最基本的观点,鲁迅是这么一个英雄。那么,这个“闸门”是什么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内心的悲观主义。就是鲁迅身上背负的这两个东西,使他走不远;但是,他愿意让年轻人走。这是夏济安最基本的观点,鲁迅是这么一个悲剧的英雄。这也是一个进化论的观点。

八十年代后的鲁迅研究,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汪晖,他写了《反抗绝望》。汪现在比较有争议,被认为是新左派理论的代表。他其实也受了夏济安的影响,不是只强调鲁迅的战斗性和光明面,而是注重分析鲁迅的“黑暗面”。鲁迅有一句话...

论述鲁迅的核心意象,就是“黑暗的闸门”,他说,鲁迅觉得他要做的事就是扛住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去到一个光明的世界,而他自己是要被闸死的。这是夏济安最基本的观点,鲁迅是这么一个英雄。那么,这个“闸门”是什么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内心的悲观主义。就是鲁迅身上背负的这两个东西,使他走不远;但是,他愿意让年轻人走。这是夏济安最基本的观点,鲁迅是这么一个悲剧的英雄。这也是一个进化论的观点。

八十年代后的鲁迅研究,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汪晖,他写了《反抗绝望》。汪现在比较有争议,被认为是新左派理论的代表。他其实也受了夏济安的影响,不是只强调鲁迅的战斗性和光明面,而是注重分析鲁迅的“黑暗面”。鲁迅有一句话很有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绝望的,所以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可是怎么证明你绝望呢?就像没办法证明有希望一样,也没办法证明一定是绝望;我没办法说将来一定会更好,但我也不可以说将来一定会更坏。这样的话,今天听来还是令人怦然心动。所以鲁迅要反抗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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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北大名声

北大聘蔡元培做校长时,有人劝蔡元培不要去,因为北大以前叫“京师大学堂”,名声不好,很多富二代官二代。那时有一个说法,说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是“两院一堂”。八大胡同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什么叫“两院一堂”呢?民国初年,有所谓参议院、众议院,就是那些“贪官”,常常光顾八大胡同;“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这个学校名声差到这个地步。是蔡元培改造了京师大学堂。

北大聘蔡元培做校长时,有人劝蔡元培不要去,因为北大以前叫“京师大学堂”,名声不好,很多富二代官二代。那时有一个说法,说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是“两院一堂”。八大胡同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什么叫“两院一堂”呢?民国初年,有所谓参议院、众议院,就是那些“贪官”,常常光顾八大胡同;“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这个学校名声差到这个地步。是蔡元培改造了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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