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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让杰斐逊阅读了《考克关于利特尔顿的注释》，这是爱德华·考克爵士的《英格兰法律法规》四卷中的第一卷，也是通常让学生们了解英国法律的入门读物。与其他学生一样，杰斐逊在理解考克那种“黑字文本和古怪而狡猾的学问”时感到困难。他认为考克的作品古老而乏味，希望魔鬼把它带走。亚当斯也意识到这本书的难度，但他决心反反复复地读它，直到困境解决为止。正如亚当斯日记中所写，法律学习中的困难可能使一些学生感到沮丧，但他从来没有。他也明白这句话中蕴涵的虚荣，他补充说：“这是我自知的优越感。”

怀斯不仅是年轻杰斐逊的法律老师，还将他介绍给了弗朗西斯·福基尔，弗吉尼亚的皇家总督；加上威廉·斯莫尔，这四位男士经常在总督宫殿里共进晚餐。杰斐逊后来回忆，在这些宴会上，他听到的“明智的判断、理性而富有哲学性的交谈”比他一生中的任何时间都多。与总督府这种方式的联系，使年轻的杰斐逊体验到了美国省级社会所能提供的所有优雅和精致。福基尔总督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帮助杰斐逊培养他对音乐的热情。杰斐逊认真对待他的小提琴，有时一天练习三个小时，为在宫殿的四重奏音乐会上表演做准备。当然，亚当斯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与怀斯学习徒的约三年后，杰斐逊于1765年成为律师协会的成员；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阿尔伯马尔县法院的法官。1769年，在26岁时，他当选为伯爵议会的议员。他的迅速发迹是他在弗吉尼亚社会中已经确立地位的标志。尽管他对法院制度非常了解，但他从未在县法院执业。几乎他所有的案件都在弗吉尼亚总法院审理，该法院每年春秋两季在威廉斯堡举行为期四周的开庭。在大约十名总法院成员中，杰斐逊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来自西部的成员；其他所有人都来自潮汐区县。有一些律师在两个法院执业，但杰斐逊不是；事实上除非是伦敦律师学院的毕业生，弗吉尼亚州法律规定律师不能在两个法院执业。尽管在职业生涯开始时，他曾参加一些县法院的会议以谋求业务，但他没有成为县法院律师协会的成员，因此他从未像县法院律师那样每月在各县巡回开庭。因此，除了参加每年6月中旬的总督理事会会议外，杰斐逊大约每年只花大约两个月时间审理案件。

杰斐逊的法律执业并没有使他赚太多钱。在他八年的执业期间，不扣除开支计算，收到的律师费只有大约1200英镑。忙碌的县法院律师赚得要比这多得多。作为律师，杰斐逊的费用几乎无法维持他的生计；他的种植园和奴隶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他是蒙蒂塞洛和他所在县的家长，从来不仅仅是一名律师。在他执业的同时，他还深度参与了各种改善烟草和玉米销售的努力，包括支持清除詹姆斯河上的障碍的立法。

与亚当斯不同，杰斐逊似乎并不喜欢法律，或者说他似乎已经厌倦了它。他在1802年说，律师就像牧师一样，旨在“向人民的眼中扬起尘土”。特别让人恼火的是立法机构中的律师，他们造成“无休止的争辩、诡计、曲解、烦恼和延误”。他开始厌恶普通法的神秘化，特别是在后革命时期由“朝生暮死的昆虫”——他对“讼棍”的称呼——实践的方式。他希望从法庭中排除自1760年乔治三世统治开始以来引用的所有英国权威，将未成文的普通法从“法律学的混乱”中解放出来，也许通过净化并将其编纂成法律法规。到1810年，他得出结论，法律“已经过度了”。它已经“摔倒在地；一个人必须具有极大的能力，才能在其中获得荣誉或利润。这一行的人从中获得的利润比在地上刨坑还少，受到的尊敬甚至不如后者。”与一位试图拯救生命并始终受到邻居尊重的医生相比，“律师只需回想一下，有多少人因为他的机敏巧辩而被欺骗了他们的权利，陷入了乞讨的境地。”

相比之下，亚当斯认为“一个将自己限制在执业范围内，并且注重保持自己的荣誉、正直、人性、得体和精致的律师，可能是社会上任何人一样幸福和有用的公民。”亚当斯喜欢普通法的神秘性。“法律，”他说，“是人类的理性”，他从未失去对它的“崇敬”。他沉浸在法律的复杂性中，在法庭上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当他可以从英国的法律案例中找出一个没有人听说过的权威或先例。掌握普通法的难度和复杂性是他成功的根源。

或许他对法律之钦佩的一种更重要的解释，是源于他的这种信念，他从未认识过“不是律师的伟大政治家，按照我对伟大政治家的理解。”根据他1790年对伟大政治家的定义，在美国这种人物只有三四位，很可能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 * * 

随着亚当斯发展他的法律事务，他忽略了导师杰里米亚·格里德利的建议，即不要过多社交，不要急于结婚。在1758年十月写给一位前哈佛同学的信中，亚当斯询问他的婚姻计划。“就我而言，你知道，女人从未包含在我幸福的计划之中，尽管全世界都告诉我我已经深陷于爱情之中。”至于他是否真的如此，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这指的大概是汉娜·昆西，上校乔西亚·昆西22岁的女儿。她很有吸引力，而且喜欢卖弄风情，他喜欢和她在一起；但也许她对他的感觉比他对她的感觉更强烈。她的兄弟塞缪尔·昆西迷恋“纸牌、小提琴和女孩”，有时亚当斯也无法抗拒。他对女性感兴趣，但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与她们交谈，“因此我现在的头脑如此迟钝和混乱”。他的日记充满了女人、音乐和派对的干扰，以及他抵制它们的决心。坚持法律，他告诉自己。“不要让琐事的消遣、娱乐或陪伴诱使你远离书本，不要让女孩、枪支、纸牌、长笛、小提琴、着装、烟草或懒惰引诱你远离书本。”然而，他无法控制自己连续四天“浪费全部在完全的闲散上，或者更糟，浪费在追逐女孩上”。

在1759年夏天，当亚当斯第一次遇见阿比盖尔·史密斯时，他仍然在与汉娜·昆西交往。最初，约翰和阿比盖尔对彼此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由于阿比盖尔还不满十五岁，而亚当斯则已经二十三岁，她在与汉娜·昆西相比可能显得不够成熟。此外，他将阿比盖尔的父亲，韦茅斯的威廉·史密斯牧师，视为一个“狡猾、不怀好意的人”，他并不喜欢他的愤世嫉俗和自私的态度。阿比盖尔和她的姐姐认为自己“才思敏捷”，而他却将她们视为“不温情、不坦率、不真诚”；他认为她们都缺乏汉娜·昆西的“温柔”。

但是，亚当斯对汉娜的情感逐渐加深，这些情感“本可以扼杀掉我所有的抱负…...和我为未来所制定的所有明智计划”。此外，他父亲告诉他，如果他不认真考虑结婚，就不能继续与汉娜交往下去。他差一点向汉娜求婚，但幸运的是，他被打断了。他说：“婚姻本来可能使我陷入终身的贫困和默默无闻中。”所以他们的关系逐渐淡了，汉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嫁给了别人。亚当斯在日记里说，这“使我从非常危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我有了自由，只要我专心学习，就可以塑造一个人格和一笔财富。”

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汉娜的个性似乎让亚当斯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可能影响了他的犹豫。“她的外表和内心没有一致之处，”他注意到。她知道如何用微妙的讽刺和嘲笑来挫败别人。她在外表上可以温柔迷人，但其实内心在“在轻蔑中笑着”。而亚当斯，正如他一再向日记吐露的，最害怕的就是遭受成为讽刺、嘲笑和轻蔑。

虽然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史密斯之间最初的相遇并不顺利，但他们在持续见面。由于亚当斯的朋友理查德·克兰奇正在追求阿比盖尔的姐姐玛丽，亚当斯经常陪同前往史密斯家。到了1761年，他之前的冷漠已经转化为感情。阿比盖尔在生理和情感上都变得更加成熟。她变得更有吸引力，肤色更深，头发和眼睛更黑。她敏锐的智慧和广泛的阅读肯定会给约翰留下深刻印象。在求爱期间，他只在日记中一次提到了阿比盖尔，而且在1763年的这个提到比较隐晦，暗示着亚当斯突然变得认真，并且不愿意在日记中说出可能会后悔的事情。他用“Di”这个名字称呼她，这是“Diana”的缩写，他开始在与阿比盖尔的通信中使用这个名字，他描述她是一个“朋友”，“谨慎、端庄、温柔、聪明、乐于助人、积极乐观”。

他没有急于求婚。直到1764年，约翰和阿比盖尔才结婚。约翰快要29岁，阿比盖尔也快20岁了。婚姻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也成熟了。婚姻前的15个月，他中断了他的日记，直到三个月后才继续写。而当他重新开始时，日记的条目明显不同。他的文字变得不再那么透露内心感受，不再那么表达他的不安和焦虑，而更加客观，更加直接地呈现事实。

与其他开国元勋的婚姻相比，约翰和阿比盖尔的婚姻是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独特的。它似乎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尽管阿比盖尔的父亲是韦茅斯的牧师，她的母亲是昆西家族——一个富有且重要的马萨诸塞州家族。约翰似乎并不太担心妻子的财产或嫁妆。如果有什么财产上的担忧，那可能是史密斯牧师担心自己年轻的女儿会嫁给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嫁给一个普通的布雷恩特里农民和鞋匠的儿子。

令阿比盖尔深感遗憾的是，自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她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学校。我总是生病。”此外，她说，“即使在最好的家庭中，女性的教育也不会超过写字和算术。”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我教育的机会。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自学法语，借阅书籍，并从她的兄弟威廉·史密斯那里得到了阅读建议，还与其他女孩和年轻女性交流关于阅读的想法。当她遇到约翰时，她意识到他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事实上，她回忆说，他“认可了我的品味，给予我每一本书能够提供的宽容。”通过这种方式，她在“生命的早期就被教导，真正的女性特质并不在于肤色的深浅，或者外貌的好坏，是不是白皙如百合，红润如玫瑰，而是超越外在形式的东西。”

她阅读了许多与约翰相同的历史和诗歌作品，并努力在引用和复述她阅读的内容时与他匹敌。阿比盖尔的目标是成为丈夫的智力伴侣，如果不能与他匹敌。她曾告诉一个老朋友，“一个博学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吸引并保持一个有洞察力的男人的感情，相比于那些智力水平不高于常人的人。”

大多数18世纪的婚姻并不是平等的智力伴侣关系。大多数婚姻仍然是传统的、父权的。女性很少有独立的存在，至少在法律上如此。在公共记录中，她们通常被称为某男性的“妻子”、“女儿”或“姐妹”。在婚姻之前，女性在法律上属于她们的父亲，而在婚姻之后，她们属于丈夫。已婚女性是“feme covert”（受保护的女性）：她不能起诉或被起诉，不能签订合同、起草遗嘱，也不能买卖财产。毫无疑问，女性不能担任政治职务或投票。她们被视为像孩子一样的依赖者，常常被丈夫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丈夫可能会称呼妻子为“亲爱的孩子”或用她们的教名称呼，而妻子回应时则称丈夫为“先生”。

对于18世纪的亚当斯夫妇来说，他们的婚姻是非传统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伴侣式婚姻，在这种婚姻中，丈夫们——按照阿比盖尔表达的上流社会智慧——"愿意放弃‘主人’这个严酷的头衔，取而代之的是更温柔、更亲昵的‘朋友’。” 亚当斯夫妇不仅仅是丈夫和妻子，他们还是彼此的智力伙伴和最好的朋友。“亚当斯夫人”，本杰明·拉什博士说，“在才华、知识、美德和女性才能方面，在丈夫接连不同的职位上，她完全适合成为他的朋友和伴侣。”

最终，使亚当斯夫妇的婚姻与其他创始人的婚姻不同的，是他们之间的通信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约翰常常离家在外——起初作为年轻律师巡回法院，然后参加费城的大陆会议，后来又在欧洲担任外交部长——他和阿比盖尔进行了约1200封信件的交流。对于一些创始人及其妻子，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信件。即使我们拥有杰斐逊、华盛顿和其妻子之间的通信，也很难想象它们会与约翰和阿比盖尔之间的信件相似。亚当斯夫妇的通信开放、坦率，富有知识性，这只能来自于把对方视为智力伙伴的两个人。正如约翰所说，他们的通信是“两个友善灵魂之间的交谈”。

在他们的众多信件中，约翰和阿比盖尔谈论的话题从大陆会议的政治到三叶草种子的价格。“我想每天晚上都能坐下来和你交谈，”阿比盖尔写道，她也确实这么做了。她向丈夫讲述了布雷恩特里的当地新闻、晚餐客人、当地的传言、天气和农场的情况。她广泛阅读，渴望向丈夫展示她的知识广度。在信中，她经常从记忆中引用了一系列不同的作家：约翰·德莱顿、亚历山大·蒲柏、威廉·科林斯、爱德华·扬、莎士比亚、圣经、波利比阿斯和查尔斯·罗兰的古代历史，等等。没有什么问题对她来说是不重要的。她对一切事物都有坚定的观点，包括奴隶制。1774年，阿比盖尔提醒约翰，奴隶制在她看来一直是一个“极其不公正的计划——我们每天从那些和我们享有同样权利的人那里掠夺，我们正为掠夺的成果战斗。你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在政治问题上尤其直言不讳；正如联邦党人费舍尔·艾姆斯后来观察到的那样，她是“和法国旧宫廷中的任何女士一样完全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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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AREERS, WIVES, AND OTHER WOMEN

杰斐逊在伦道夫家族中长大，毫不怀疑自己将去上大学。他的外祖父伊舍姆·伦道夫和伊舍姆的五个兄弟都曾就读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学院成立于1693年，是继哈佛之后北美殖民地的第二所大学。杰斐逊在1760年17岁时，也毫不意外地就读于威廉与玛丽学院。

当时的大学并不是太适合学习的地方。教职员主要由备受争议的英国国教牧师组成。但幸运的是，对杰斐逊来说，自然哲学教授威廉·斯莫尔并非牧师。斯莫尔将杰斐逊收入门下，为他开启了数学、科学和人文艺术的世界。后来杰斐逊回忆说，是在斯莫尔的影响下，他努力学习，勤奋阅读。他认为这位苏格兰教授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然而，根据杰斐逊大学时代所留下的少数几封信件，他并没有把所有时间花在学习上。杰斐逊很快结交了朋友，并与弗吉尼亚大家族的子弟轻松来往。来自罗斯威尔（殖民地最大且最宏伟的住宅之一）的约翰·佩奇，成为他最亲近的伙伴。他和佩奇成为平顶帽协会的成员，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兄弟会，于1750年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创立。该协会致力于友谊、欢乐、学术，但在所有事务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在威廉斯堡的酒馆里举办聚会。尽管杰斐逊以埋头苦读而闻名，但他和大学朋友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与殖民地的年轻女性跳舞、调情。从他早期信件中的证据来看，他和他亲密的社交圈子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是闲聊约会和婚姻的事情。

然而，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封留存下来的信件揭示了这位年轻学生当时在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思考灵魂产生了兴趣。杰斐逊询问一位朋友，他认为灵魂究竟在什么时候离开身体——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连荷马都曾深受其影响。杰斐逊担心他对灵魂在死亡瞬间离开身体的传统宗教观点的怀疑可能被揭露出来，“狭隘且思维受限的人因此会对一个人的道德原则产生不公正的看法”。故而为了避免别人窥探他们的想法，他建议这两位朋友在写信时不要写下地址或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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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小时候可能对大学表示过一些疑虑，但他似乎很快适应了哈佛。他自1750年代进入大学时开始写日记，早期的日记似乎相对敷衍，大多数时候都在记录天气。他时不时会谈论化学实验或教授的授课，但对自己的社交生活几乎只字不提。在1753年，他的一篇最丰满的记录中，他简要地描述了他和一个名叫埃本尼泽·亚当斯的堂兄的旅行，埃本尼泽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他们一起去了新罕布什尔州。这显然是这位大学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他在1821年才详细回忆起此行，他记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普顿福尔斯拜访了约瑟夫·惠普尔牧师。午餐后，惠普尔牧师邀请亚当斯和他的表亲到另一个房间抽烟。惠普尔牧师的妻子走进房间，“举起双手大声叫喊”，她“惊讶地看到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嘴里叼着烟斗，抽着那种有毒的恶心烟草”。她说她无法“忍受这个景象”。但年轻的亚当斯并不打算告别他的烟斗。他回忆说：“我当时像个害羞胆怯的女孩一样，但在已经15或16岁时被称为小男孩，我还是感到愤怒，尤其是我向他丈夫一样强壮时。我决不会被吓得从此不抽烟了。”只有在亚当斯于175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才开始向日记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然后这些想法就如洪水般涌来。这有充分的原因，亚当斯和杰斐逊离开大学后都面临着重大问题：选择什么职业，何时、又与谁结婚？

读大学时，亚当斯最初认为自己可能会遵循父亲的意愿，成为一名牧师，这对于杰斐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职业。与杰斐逊不同，亚当斯有着强烈的宗教感受，“我认为我的倾向是去传道。”他密切关注了在马萨诸塞州进行的关于传统加尔文主义决定论严格性以及对原罪和全人类堕落的强调的辩论。他后来告诉杰斐逊，在大学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他的朋友们“也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总是在进行争论，尽管气氛非常融洽”。为了让这些观点深深印在脑海中，他抄写了各种小册子和布道词，尤其是约翰·蒂洛森博士的流行著作，这位自由派的17世纪后期英国国教牧师缓和了正统加尔文主义的严苛。亚当斯对蒂洛森的布道产生了明显的共鸣，这可能是18世纪上半叶美国最广泛阅读的宗教著作。在他所称的“冷漠的约翰·加尔文”之外，亚当斯开始支持宽容的教会自治制度：弱化基督的神性，强调个体在促进更美好世界方面的道德责任。但他真的能当个牧师吗？

在他的日记和给同学的信中，亚当斯表达了他对可能职业的复杂情感。无论他做什么，他说，都必须是道德而积极向上的。他在1756年写道：“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做的事情不是积累巨大的财富，不是获得高尚的荣誉和重要的政府职务，不是在追求科学时浪费我们的健康和精神，而是不断在虔诚和美德的习惯中提升自己。”成为一名牧师可以实现这一点，还能取悦他的父亲。但正如他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他开始意识到学习神学和成为牧师“会让我卷入无休止的争论，让我的生活一团糟，而没有任何可能来帮助我的人类同胞”。

法律很有诱惑力。它也许能让人成名，让他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声望。但这种职业是否能与美德和虔诚的习惯相调和呢？他写道：“我确信，法律的学习和实践并不会解除道德或宗教的义务。”此外，正如他在1756年告诉一位同学的，法律职业也有争端的问题。法律不仅涉及“在由诉讼状、起诉状、答辩、驱逐状、借词、解借以及其他1000个既不和谐也无意义的lignum Vitae*组成的词语废墟中摸索和搜寻”，而且它激化的争吵常常比平复的争吵更多。法律似乎最终以“使更诚实和更值得的人们变得贫穷”为代价，而让律师致富。20岁的亚当斯不确定该怎么办，于是接受了一个在伍斯特的临时学校教师职位。

在教了将近两年之后，亚当斯最终与伍斯特的詹姆斯·普特南签订合同，开始了在法律方面的学徒工作。他告诉他的哈佛同学查尔斯·库欣，法律的学习确实有一个优点，即“通向国家更重要职位的途径，人类社会的幸福是任何人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至少面对库欣，他淡化了自己走这条路的可能性。他说，“获得这些重要职位太多地取决于出生和财富的因素，更不用说能力了，而我没有，所以我没什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有所作为。”他生命后期告诉库欣的儿子，他在1756年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入伍。他说，只是因为缺乏影响力和庇护，他从没有成为一名士兵。

亚当斯对自己的法律能力非常有信心，他拒绝了在伍斯特从事法律实践的机会。相反，他在1758年回到了布雷恩特里，有机会在波士顿更广阔的领域一展身手。他会见了几位波士顿的资深律师，包括波士顿律师协会主席杰里米亚·格里德利。格里德利建议他不要太早结婚，避免过多的社交，以免影响学习法律。最重要的是，格里德利说，“要追求对法律的研究，而不是追求法律带来的利益”。而亚当斯已经在阅读哲学作品，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其他有抱负的律师的阅读范畴。亚当斯理解格里德利的意思，因为甚至在他遇到格里德利之前，他就批评了一个远房亲戚，批评他在法律职业中缺乏雄心壮志。“他忽视了自己职业的理论，将会默默无闻地生活和死去。这些无所作为的灵魂，哦！他不追求名声，只追求生活和财富。”他还批评了其他没有“勇气去思考获得伟大人格”的人。

亚当斯知道自己与其他律师不同。他具备“刻苦学习”的能力和其他人缺乏的对名望的激情。他的雄心显而易见。他迫切希望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但取得方式足以称道才行。他说：“那些最杰出的天才和活跃的头脑通常都是名誉之爱的奴隶。”他渴望成为那些天才之一，但他对滋养这种愿望的骄傲持怀疑态度。他知道“最伟大的人往往最具嫉妒、恶意和复仇心”。

了解到亚当斯的抱负后，他的朋友乔纳森·苏沃尔戏谑地向他举了西塞罗的例子。他告诉亚当斯：“西塞罗的名字经过许多时代的传承，你的名字也可能如此。”西塞罗的名声并不是因为他的职务或演讲而产生的。苏沃尔说，名声是由“一个人的价值与他的国家的伟大相称”而来的，“这或许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在1760年对亚当斯说，“谁知道，也许在未来的时代，当新英格兰达到其预期的伟大时，文人们的记录里会仔细地写下：第一批来自大不列颠的流亡者在此定居后的第二个世纪，亚当斯家族繁荣昌盛。就像现在记录罗马建城六百四十七年之后，西塞罗降生一样。”

亚当斯回答说，他愿意与苏沃尔一起“放弃我们最后几封信中的一些推断”——所有那些青年时代充满幻想和渴望的表达。他承认自己预计“从现在开始的70年内将会完全被遗忘”。然而，他不想成为“普通人类的一员，他们出生、进食、睡觉、死亡，然后被遗忘”。尽管在1760年，他未来的可能性似乎很糟糕，但他说他“不惭愧地承认，在所有值得尊敬的人的记忆中永垂不朽，直到时间的尽头，这将是我愿望的极大满足”（not ashamed to own that a Prospect of an Immortality in the Memory of all the worthy, to [the] end of the Time would be a high Gratification of my Wishes）。

亚当斯希望，当他不仅掌握了各种法律（自然法、民法、普通法和地方法），而且还熟悉了希腊、拉丁、法语和英语的诗歌、历史和演讲之后，伟大的成果将会随之而来。所有这些“批判性知识……将赢得法院法官、律师和陪审团的尊敬，也许还会赢得他们的钦佩（虽然可能也会引起嫉妒），他们将把我的声誉传遍全省”。然而，他追求法律职业的动机是否纯洁且合适呢：“我是在追求金钱，还是在策划权力？我是在规划家族的荣誉，还是在关心国家的幸福？这可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他不断自问。 

起初，亚当斯认为自己的法律实践永远不会有突飞猛进的成就。“我感到恼火、焦虑、愤怒，没有业务的想法让我沮丧。”但然后他敦促自己消除这些恐惧。“让我假装出坚韧的品质和伟大的心灵。”他的日记充满了自责。他是否足够努力工作？“我在做什么？”“我要把我70年岁月都睡掉了。”他责备自己的倦怠，漫不经心，心神分散。他向日记承诺，他将逼迫自己投入业务。“我会抓住机会，在法庭上发言，并将以惊人的方式出击——出人意料地震惊法官、律师、陪审团、听众和所有人。”

他最需要的是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写道：“声誉应该是我思考的永恒主题，也是我行为的目标。我如何获得声誉？我如何传播自己作为具有卓越天赋、学识和品德的律师的形象？”如果他的名声和财富的上升是逐渐的，那么产生的快乐将是“察觉不到的”。但通过“大胆的、突然的上升”，他将“立刻感受到”名声和财富的所有乐趣。“我有足够的天赋、决心和健康来实现这一成就吗？”如何在法律界立足？“我该蠕动还是飞翔？”

亚当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尽管他是从零开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马萨诸塞州律师行业的领袖之一。他培养并与近十名法律学生交友，不断发展自己的实践，直至成为省内最忙碌的律师。他的客户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的实践涵盖了各种公共和私人法律——涉及房地产、侵权、诽谤、违反航行法令以及犯罪案件等等。他不仅花了大量时间在布雷因特里和波士顿之间往返，还环游东马萨诸塞州进行为期两到三周的巡回法庭，并在距离布雷因特里以西的伍斯特、以南的玛莎葡萄园、以及以北的现今缅因州波特兰等法院审理案件。他说，他被“从这里颠簸到那里”，以至于几乎不知道“这种东奔西走的生活”究竟有何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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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当斯一样，杰斐逊也成为了一名律师。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像亚当斯那样在决定学习法律时痛苦挣扎过。实际上对于一个贵族种植园主来说，法律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甚至他的朋友詹姆斯·麦迪逊，虽然从未从事法律实践，但仍然感到有必要学习法律。杰斐逊在1762年从威廉和玛丽学院毕业后，在威廉斯堡拜师于乔治·怀斯，学习法律。那时，他购买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还有其他历史和文学作品，包括约翰·弥尔顿、大卫·休谟的《英国历史》、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历史》、西塞罗的思想，以及乔治·塞尔的《古兰经》翻译。

杰斐逊买的法律书籍比亚当斯的少，但其他方面的书，尤其历史，他买的就更多了。尽管在1770年，他在失去了在母亲位于沙德维尔家中的所有藏书，但在三年内，他建立了一个包含1,256卷书的新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规模是他所失去的三四倍。这意味着自火灾以来，他大约平均每天购买一本书。杰斐逊最终拥有了全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

亚当斯对自己在购买法律书籍上花费的钱表示了一些疑虑。在革命前夕，他意识到与马萨诸塞州的其他律师相比，他很穷，尽管他“在省内做了最大的业务”并且“拥有省内最富有的客户”。但是，他向妻子阿比盖尔坦白，他也知道他应该“足够坦率地承认，我很不明智。我在书籍上花了一大笔财产。”

相比之下，杰斐逊似乎对他在购买书籍上花费的金额毫无顾虑。尽管他已经负债累累，他还是借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多的书。当他因债务不断增加而被迫在1815年将自己的大量图书出售给美国政府时，他对此感到遗憾。1814年英国人烧毁国会大厦后，这批图书成为第二届国会图书馆的核心。亚当斯得知了这次出售，他向杰斐逊表示祝贺，称其为“不朽的荣誉”。但他承认自己无法与杰斐逊竞争，因为他的“书籍数量不到你的一半”。杰斐逊承认他并没有把所有书都卖掉，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书我就活不下去”他告诉亚当斯，“但在未来，我的书不再提供实际用途，而仅供娱乐，那么更少的这些也足够了。”

杰斐逊对法律阅读持有与亚当斯相同的广阔视角。在阅读了通常的法律书籍之后，杰斐逊建议学生们在学习法律的基础上“增加与之相关的科学，以促进学识的积累”，其中最重要的是“物理学、伦理学、宗教、自然法、文学、评论、修辞学和演讲”。两人都是无所不读的读者，都认同阅读对于心智至关重要。亚当斯在1761年写道：“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没有通过阅读而被打开和扩展，他怎么能判断。”他从未失去对阅读的热爱。他在晚年说，他甚至会“像约翰·弥尔顿一样，宁可牺牲我的眼睛，也不愿放弃这种娱乐，如果没有了它，我会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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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Lignum Vitae本意是一种叫愈创木的树，我不太会翻译，这里可能指那些长相奇怪的复杂词汇。

*下比上长一倍，感谢所有读它的人(◍´꒳`◍)

*本人文史水平低下，翻译有什么错误请大家指出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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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和亚当斯各自的知识范围和情感不同，但最能区分这两位爱国者的是他们的背景和成长环境。两人都知道这一点，杰斐逊表述了出来，他告诉亚当斯，他们在重要问题上意见的不同可能是“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的性格差异所致”[1]。

他们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是英在北美最古老、领土最大、最富有且人口最多的殖民地，1760年有34万人口。最重要的是，在这之中有40%——即13.6万人——是黑奴劳动力。

亚当斯的马萨诸塞是第二古老的殖民地，革命前人口约为28万，仅次于人口第二多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两者都远远落后于弗吉尼亚。在马萨诸塞的人口中，非洲奴隶不到5,000人。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能区分两个地方的社会了。

杰斐逊在成长和生活中被奴隶环绕。奴隶制被编织进弗吉尼亚州的生活之中，几乎无法避免。根据家族传说，杰斐逊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岁左右时在枕头上由一名骑马的奴隶抱着从他父亲位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的家Shadwell到詹姆斯河上的兰道夫庄园Tuckahoe。兰道夫家族是弗吉尼亚州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一位测量师兼富裕的种植园主，通过1742年与简·兰道夫成婚，为他的家族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和影响力，否则这种影响力将是难以企及的。年轻的杰斐逊在一个特权贵族世界中长大，然而他倾向于否认自己属于这个世界，在革命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他实际上试图改变那个世界。

弗吉尼亚州主要是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城镇。其经济依赖于种植一种主要作物——烟草，其直接市场在英国，只需要最少的分销和处理。这就是为什么弗吉尼亚州的城镇如此之少、分布如此之远。在革命前夕，一些上南部种植园主开始转向生产小麦和其他谷物，这些作物有着需要特殊的处理和分销中心的不同市场，于是为销售这些谷物，像诺福克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镇快速出现。尽管如此，弗吉尼亚州的社会仍然以农村和农业为主，奴隶制度占据着主导地位。

尽管是奴隶制度而不是其他任何事物将弗吉尼亚州与马萨诸塞州区分开来，但杰斐逊有时令人惊讶地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他知道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将这些差异主要归因于气候的不同。1785年，他向一位法国朋友概述了他对各地区差异的看法。北方人“冷静、节制、勤劳、坚韧、独立、珍视自己的自由，又对他人的自由公正以待、兴致勃勃、善于诡辩、在宗教上迷信且虚伪”。相比之下，杰斐逊说，南方人“热情、纵欲、懒惰、无常、独立、热衷于自己的自由，但践踏他人的自由、慷慨、坦诚，没有任何宗教上的依附或伪装，只坚持内心深处的信仰”。杰斐逊暗示，南方人对自由的热衷与他们践踏他人自由的能力之间紧密相关[2]。

到他们生命的尽头，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之间的差异变得愈发明显。当杰斐逊的外孙女埃伦·兰道夫·库利奇德和她的丈夫约瑟夫在1825年北移时，她立刻被新英格兰和她的故乡弗吉尼亚之间巨大的差异所震惊。她惊叹于亚当斯的新英格兰中有“众多美丽的村庄”，这与她外祖父的弗吉尼亚所剩无几而未得改善的乡村形成鲜明对比。她对勤奋的扬基农民从“顽固而不近人情的土地的坚硬胸膛”中获取的丰饶感到惊讶。对于她来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她告诉她的外祖父，南方州无法与北方州的“繁荣和进步”相比，“因为奴隶制度的溃烂侵蚀了他们的内心，从核心上通过这种溃疡疾病影响着整个身体。”[3]

两个殖民地之间也有着其他不同。弗吉尼亚没有像马萨诸塞州那样的公立学校系统，其文化水平也远远不及：后者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到18世纪中期，马萨诸塞州男性有70%、女性有45%能够识字。与殖民地弗吉尼亚不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没有长子继承制度和实物继承制度。新英格兰人以社会相对平等为傲，他们认为这源于他们早期废除了这些贵族法律。

虽然在经济上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一样以农业为主，但马萨诸塞有更多的城镇，尤其是沿海和沿河地区。大部分人口由中等农民组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互相进行贸易。同时也有相当客观的海外贸易，既有面向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也有面向其他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的。没有单一的主要产品；鱼和朗姆酒可能是最接近扮演这个角色的产品。手工艺人和机械师无处不在，制造着在弗吉尼亚州主要由奴隶制造的工具和产品。在殖民地，奴隶制是合法的，但马萨诸塞省的奴隶相对较少，也许不到人口的2％；其中大多数是波士顿和殖民地其他城镇的家仆。然而，马萨诸塞州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许多商人深度参与了奴隶贸易，将黑人从非洲带到南部和加勒比的殖民地。

虽然马萨诸塞州直到1784年才正式废除奴隶制，但在这个殖民地，奴隶制已经是一种日薄西山的制度，法院也不愿执行它。亚当斯回忆起1766年的一起案件，一个被奴役的妇女起诉争取自由，并赢得了胜利，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陪审团通过裁决将一个黑人定为奴隶——他们总裁定他们是自由的。”[4]

但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波士顿，仍然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拥有至少一个奴隶[5]。虽然亚当斯及其家族从未拥有过奴隶，但他承认，在殖民地的马萨诸塞州，拥有奴隶“不是可耻的”，“我身边最好的人也认为这并不与他们的品格不符。”[6]他拒绝效仿他们，声称这“花费了我成千上万美元的费用来支付自由人的劳动和生活费用，而在那些奴隶非常便宜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购买奴隶来节省这笔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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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虽然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是等级社会。实际上，在革命前几乎无法构想一个文明社会不是某种垂直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比起身边的人，更关注自己上方和下方的人。这个链条中的所有人和物都可以被归类到亚当斯所称的，“一个群体向又一个群体传递的规律而统一的从属关系——直到胡椒水中那些不值一提的微生物。”[8]

殖民时期，杰斐逊无疑将弗吉尼亚社会视作等级制的。在他的晚年，威廉·沃特正在写一本帕特里克·亨利的传记，他请杰斐逊描述自己成长的社会。在他的回答中，杰斐逊强调殖民时期的社会封闭和固定的特征，以更好地展现他认为他和其他革命家带来的变革。他告诉沃特，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是一个偏远地带，与其姐妹殖民地和更广阔的欧洲世界隔绝，很少有外国人到访，几乎没有社会流动性。“某些家族因财富而崛起”，通过长子继承权和限制继承权的法律手段，他们把这笔财富保存了下来，一代又一代。由于向西移民几乎还没开始，因此“大多数家庭一直停留在祖先的土地上”。敌对的印第安人仍然存在于山的另一侧。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印第安人袭击了伯克花园谷的白人定居点，并消灭了整个家庭；直到1768年，切罗基人和肖尼人仍在塔兹韦尔县RichMountain附近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激烈战斗[9]。

杰斐逊说，在革命之前，只有粗野的苏格兰爱尔兰边境居民进入了蓝山脉之外的山谷，而很少有东部人选择在他们中间定居。

这个静态的等级社会，杰斐逊说，由“几层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从上到下不知不觉地过渡，没有什么能打扰他们的安宁秩序”组成。最高层的是“贵族”，杰斐逊将其定义为“把自己安置在主要河流的潮水以下的大地主”。这些将是兰道夫、李、卡特、伯德等家族，这些家族最接近效仿英国的乡绅。但与英国乡绅拥有租户支付租金不同，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拥有非洲奴隶，每个种植园上有数百名奴隶。许多这样的大种植园主将领导反对大不列颠的斗争。正如北方和英国旅行者经常注意到的那样，他们“傲慢自大，对他们的自由异常重视，不耐受制约，几乎无法忍受被任何上级控制的想法”[10]。

杰斐逊说，在这些拥有奴隶的大种植园主之下，是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他们的幼子和女儿——杰斐逊称他们“混血儿（half breeds）”，他们继承了祖先的自豪感，但没有他们的财富。接下来的是杰斐逊不屑地称之为“冒充者（pretenders）”的人——那些“出于虚荣心、贪图财富增长、或才华自然带来地进取心，试图脱离他们应该属于的平民阶层，距离地模仿大人物的风度和习惯。”

杰斐逊称呼这些人为“冒充者”出人意料，因为革命中的共和主义理论本应该支持社会流动性。在“冒充者”下面是杰斐逊总是最信任的“坚实而独立的自耕农”，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说，他们不受“顾客的变化无常所困扰”。他们是社会的稳定支柱，“倘若果真存在上帝的选民，那就是他们了。”他们或多或少对他们的中等地位感到满意，“斜视着他们上面的人，但不敢推挤他们。”在这个等级制度的底部，杰斐逊说，“有一群叫做监工的污物，是最卑劣、最堕落、最没有原则的一群人，总是俯首帖耳，为雇佣他们的主人提供了展示他们的傲慢、狂妄和统治欲的素材。”[11]

然而，这些监工所监督的究竟是谁呢？在他描述弗吉尼亚殖民社会的时候，杰斐逊从未提到数以万计的黑人奴隶，他们占弗吉尼亚人口的近一半。他自己拥有数百名奴隶；他成为了奥尔巴马尔县第二大奴隶主，也是整个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奴隶主之一。然而，在他看来，奴隶似乎根本不是弗吉尼亚社会的一部分。 但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也不是。在他的社会等级制度中，他没有自己的位置。虽然他实际上是他所称“生活方式奢华、挥霍无度，令其他居民难以忍受”的“贵族”之一，但他不想被归类为这样的人。但他也不想成为冒充者或混血儿。虽然他有时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独立耕作者某些品质的西部开拓者，但他知道，由于他的财富和地位，他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那样的人。尽管他钦佩独立耕作者农民，但他自己并没有天生的喜好，而且在他的晚年，他承认自己“不适合从事在弗吉尼亚存在的那种劳动的农民工作”。烟草是他的种植园的主要产品；然而，他在1801年承认，他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他的烟草装在桶里的情景[12]。

相比之下，亚当斯可能没有参与过那么多的农耕活动，但在他参与时，他比杰斐逊更亲历亲为，例如关注使用肥料的合适成分混合比。在18世纪90年代，与其他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一样，杰斐逊从烟草生产转向小麦生产，因为烟草生产耗尽了土地。由于小麦生产只需要烟草生产的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杰斐逊改善并多样化种植园经营。但他作为一个农夫的无能使他在转向小麦生产时受到了损失。他所在的县没有足够大的磨坊来处理所有的小麦，到他在蒙蒂塞洛种植园建造一个磨坊群时，这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和巨额资金，但从未有效地运作。尽管玉米是他的奴隶和牲畜饮食的主要粮食，但他把所有的土地都用于小麦生产，并没有考虑种植玉米，结果不得不以高价从邻居那里购买玉米。甚至他新设计的犁，被认为可以节省劳动力，却把犁沟切得使土壤表层被冲刷走。他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兰道夫于1815年接管了蒙蒂塞洛种植园，并将小麦产量提高了三倍，这是他作为农民的缺陷的直观揭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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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或许是他自给自足的家族（无论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的家长，但成功经营一个盈利的种植园从未是他最大的抱负。他真正想成为的是弗吉尼亚社会的开明智慧领袖，站在社会之上，超越并改革它。

杰斐逊1743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西部开拓地带的沙德维尔。虽然他成为了一个十八世纪美国最有教养的人之一，但他始终以自己的边疆起源为傲。杰斐逊只有14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彼得·杰斐逊的财产并不算丰厚，但也足够客观——至少有7500英亩的土地和60多个奴隶——其中，他的长子获得了他应得的一份。杰斐逊是由他母亲的家族，声誉显赫的兰道夫家族抚养长大的。不知何故，那段兰道夫家族的经历使他质疑继承特权的好处。杰斐逊在所有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母亲；相比之下，他倾向于将他的父亲描述成一个从荒野中走出来的坚强人物[14]。

杰斐逊和亚当斯都写过自传，而亚当斯的自传长度约是杰斐逊的四倍。杰斐逊在1821年77岁时开始。尽管它大体上敷衍且不具启示性，但在其平静的表面下，人们可以察觉到杰斐逊对弗吉尼亚主流贵族压抑的不满。他描述了他在1776年推翻那个“以庄园的辉煌和奢侈而著名的贵族秩序”的努力。他肯定特别想到的是兰道夫家族。也许他的祖母曾经经常纠正他的少年举止，并责备他未受教育的父亲让男孩有些粗鲁。无论如何，杰斐逊开始珍视他前卫的父亲——一个“思想坚定、判断力强、渴求知识”的人，一个“不断改进自己”的人，他并不这么看待他文雅的兰道夫母亲——她的地位是通过继承得来的（她在1776年去世，只有一个简短而且没有感情色彩的评价）[15]。

杰斐逊认为，需要摧毁这个“富裕贵族阶层”的特权，以便为他所认为的“德才之士的贵族”开辟道路，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16]。

对我们来说，富有、拥有奴隶的杰斐逊与他所挑战的“贵族阶层”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显然他看到了区别。在他的自传的开篇，杰斐逊告诉我们，他的威尔士父亲的家族血统已经不可考，而他只在英国记录中找到了几个与他父亲家族有关的参考。另一方面，他的母亲是一个兰道夫家族的成员，这是弗吉尼亚州最早的家族之一。他冷淡地讽刺道，兰道夫家族“血统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归因于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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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背景则大不相同。他于173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雷恩特里，是一位相当富裕但不太讲究礼节的农民和制鞋匠的长子；换句话说，亚当斯的父亲是一名“中间阶层”，尽管他是一名民兵军官，当地教堂的一名执事，以及最近当选的镇上的行政委员。亚当斯的母亲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博伊尔斯顿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像兰道夫家族对杰斐逊一样给亚当斯带来了一些社会声望。当他于1751年入读哈佛大学时，新生学生的等级仍然根据他们“家族的尊贵”排名。由于他的母亲是一个博伊尔斯顿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自治会教堂的执事，亚当斯在社会上的排名比他本来可能有的更高——排名第十四，共二十五名。

与杰斐逊一样，亚当斯也比较钦佩自己的父亲，而不是母亲。不同的是，亚当斯欣赏他父亲的道德正直和无私的公共美德，而不是像杰斐逊那样欣赏他父亲的男子气概。亚当斯说，“他是我认识的最诚实的人”，“在他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领域之内，我从未见到胜过他的人。” 他的父亲非常崇尚学习，“决定让他的长子接受人文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18]。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亚当斯显然对上大学有些疑虑。他在1802年（67岁）开始写自传时，他说他作为一个学生最初告诉他的父亲“不要再考虑让我上大学了。”他的父亲回答说：“那你想干什么，孩子？当个农民吗？农民？”接着他的父亲开始展示当一个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让他的儿子忙了一整天农活。那天晚上，他问年轻的亚当斯现在对农活有什么看法。“虽然工作很辛苦也很泥泞，我还是回答说，我还是很喜欢的，父亲先生（I answered Ilike it very well Sir）。”他的父亲回答说，“嗯，但我并不那么喜欢（Ay but Idon’t like it so well），所以你要去上学”，并作为长子，为大学做准备。在1751年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以购买了一套西塞罗的演讲为起点，他开始建设自己的图书馆[19]。

当亚当斯入读哈佛大学时，他还开始了写日记的习惯。如此完整而诚实地记录日记，是他从清教徒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但这也是他敏锐自我意识的必然反应。在十八世纪，没有他的同事——实际上没有美国人像亚当斯一样写了如此详细的日记。他在其中倾吐了自己的所有感情-——所有的焦虑和雄心，所有的嫉妒和怨恨。

很难想象杰斐逊会写这样的日记。杰斐逊从来都非常自持与保守，与亚当斯不同，他很少向别人展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杰斐逊似乎没有向任何人敞开心扉，而亚当斯有时似乎向每个人都敞开心扉。他确实向他的日记这么做了。他写道：“诚实、真诚和开放是我认为优秀思想的必要标志”，一旦他开始动笔，他坦诚的记录确实证明了这一点[20]。

亚当斯利用他的日记开始了一场与他常认为是无价值的自尊心与激情的终身斗争。“一个人既非明智，也不适合在社会上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倘若他的灵魂中仍有未被驯服的激情。” [21]就像他十七世纪的清教祖先一样，他不能没有罪恶感就获得成功。

尽管亚当斯在宗教观念上并不是一个正统的清教徒，但在早期的日记里，他经常像一个清教徒一样折磨自己。亚当斯这种敏锐的自我意识可能导致自我厌恶。他说：“我明白，虚荣是我主要的恶习和愚蠢之处”。他不断为此谴责自己，并试图压制这种恶习[22]。他在日记中吐露了所有自觉的尴尬感。他在1759年1月，他23岁时承认：“我与世界的交流还不够多，以使自己举止得当”，“我和[Robert Treat] Paine谈论希腊语，这使他发笑。我和Sam Quincy谈论决心、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学习和利用时间，这使他发笑。我和Ned Quincy讲对异教徒装腔作势是愚蠢的，这让他大动肝火……除此之外，我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做作的姿态、幽默的习惯，耸肩、扭曲脸部肌肉。我的动作僵硬、不自在、不优美，注意力不稳定、不规律。”他说，所有这些都是“缺陷、愚蠢和劣势，我能够改善这些缺点、弥补这些缺陷吗？”[23]

亚当斯的自责甚至对最微小的虚荣和自负表达都不放过。他说：“哦，但愿我能摆脱心中的每一个卑劣和虚伪，征服我本性中的骄傲和自负，获得那种温顺和谦卑，这是一个伟大和慷慨灵魂的标志和特征。”每一个社交场合都会引起他这种自我意识的青少年式的畏缩和担忧，而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年纪了。他太过频繁地，实际上是“到了非常可耻的程度”，试图炫耀自己的学识，太过频繁地试图在“高雅的社交场合”中展示自己的“出色形象”，太过频繁地“幼稚地假充智慧与欢乐”。他认为这一切都让他像个傻瓜，自责不已，下定决心在未来更为明智地行事，“因此，让我不断努力改正这些错误。”然而自我批评还在继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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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没有写过日记，即使他写了，他也不会在其中表达任何自我厌恶。相反，杰斐逊保留了记录——似乎是关于一切的记录，以他所谓的“严谨的忠实”[25]。 他认真记录了天气，每天早上和下午四点分别测量一次气温。他在备忘录中记录每一笔财务交易，每一笔收入和支出，无论大小——七便士的鸡肉或数千美元的土地销售。不幸的是，他从未将收入和支出计算一番。由于他的一丝不苟的账本并非双重记录，因此他从未完全了解自己的整体财务状况。他日常的详细记录让他对自己的世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却在最后欺骗了他[26]。

他保存了许多专用书籍，包括几本摘录簿（commonplacebooks）——一本法律，一本衡平法（equity），一本文学；他在这些笔记本中抄录了他认为重要或有趣的读物片段[27]。

他还保留了一个案例簿和一个费用簿，以跟踪他从法律事业中获得的工作和收入，一直到职业结束。此外还有一个农场簿，其中记录了奴隶和农场动物的出生和销售等信息；还有一个花园簿。他在花园簿中做的标记诸如，种多少豌豆才能填满一品脱的量，一匹马在一晚上需要多少饲料，以及50个小山丘会在一个季节里产生多少黄瓜等。甚至奴隶的生产都包含在他计算一切的习惯中。在1819年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中，他告诉管家控制督工不要使怀孕的女奴隶过度劳累。“每2年抚养一个孩子比最能干的男人的收成更有利可图。”虽然女奴隶的劳动很重要，他说，然而“他们的增加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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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当斯前去哈佛大学时，他的父亲期望他成为一名牧师，因为迪肯·亚当斯认为哈佛大学的教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年轻的亚当斯知道，在哈佛接受的自由教育不仅会为他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还会使他有权称自己为绅士——这在18世纪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州的社会都是按照等级制度垂直组织的。然而，在这些等级制度中，存在着一种水平分割线，这种分割线对18世纪的人来说，比自由民和奴隶间的区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更刺眼：那就是绅士（gentlemen）和平民（commoners）之间的区别。

在弗吉尼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从出生起就存在了。“在男孩辨不清左右手、无法分辨黑白和善恶、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以及他如何存在之前，他就已经是贵族了，”一位讽刺的观察家宣称道，作为贵族，“从事任何手艺或干任何卑贱的工作都会极大地贬低他的身份。”[29]

毕竟，工作是卑贱和可鄙的，就像亚里士多德和古代所有人所说的一样，只适合卑微的人，对于弗吉尼亚的贵族来说，这意味着非洲奴隶。

在弗吉尼亚，显赫的贵族非常少，仅占人口的2或3％。如果对谁是弗吉尼亚的大地主抱有疑问，他们自有一些方式来突显自己在普通人中的存在。只有在他们的家人和普通人在教堂落座后，弗吉尼亚贵族才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教堂，穿着靴子走下通道，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教堂，女性和普通人会一直坐在他们的座位上等待绅士们离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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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亚当斯这样的新英格兰人来说，南方总是显得很贵族，尽管他从未去过那里。当他最初在大陆会议上与南方领袖见面时，他的成见得到了证实。大规模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们傲慢自大，以上流者自居。他们与“非常无知而贫穷”的普通人之间的分离比在新英格兰要大得多[31]。事实上，南方的贵族们几乎认为普通人与他们自己有着不同的本质，这让亚当斯感到担忧，他认为南方与新英格兰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抵抗英国暴政的事业中，将这两个地区团结起来将非常困难。但是当弗吉尼亚和其他南方殖民地开始制定他们的新州宪法时，亚当斯表达了他的宽慰，因为他看到革命运动让“自负者的高傲”降低了“一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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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显然比弗吉尼亚更加平等。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区分在那里无疑不太清晰，但它确实存在，也许约有12%的人口被认定为绅士[33]。

曾居住在纽波特、波士顿和朴次茅斯的圣公会牧师ArthurBrowne确信，不平等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存在，即使是以没有贵族为荣的新英格兰地区也不例外。Browne表示，那些更大的新英格兰城镇实际上是绅士的摇篮。他们的居民通过拥有“更多信息、更好的修养和与陌生人更更广泛的交往，不知不觉间地对乡下农民产生了优势；这些城镇的富裕商人，加上神职人员、律师、医生和曾经定居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被视为绅士”[34]。

尽管如此，正如Browne所承认的那样，新英格兰拥有足够的平等主义观念和平等心态，以至于乡下人有时会嘲笑绅士们自负优越的行为。1775年夏天，乔治·华盛顿将军来到马萨诸塞州，接管大陆军的指挥。作为一个优秀弗吉尼亚民兵军官，他期望士兵们尊重他们的上级。然而，他发现恰恰相反。新英格兰人——他称他们“极其肮脏和恶心的人”——缺乏纪律、秩序和服从意识。华盛顿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新英格兰人“从幼年就被灌输了截然相反的思想”[35]。

“这些人中的下层阶级”很无知，而且他们非常自以为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甚至选举了自己的民兵军官。但军官们本身也不怎么样。华盛顿抱怨说，他们与“普通士兵几乎一个脾气”，通常是工匠和手工业者，绝对不是绅士。他说，很难甚至不可能让“这种类型的军官在执行命令时努力”。相反，他们试图“讨好人民（选举他们的人，他们或许认为自己需要再度依赖这些人的笑脸）”。他得出结论，大多数新英格兰军官都是“我见过的最平庸的人”[36]。

虽然绅士和平民之间的差距在新英格兰地区可能更难以维持，但亚当斯始终认为自己知道区别。他在1761年表示，“自耕农和绅士之间的区别，是人与人最古老而普遍的区别”[37]。

这种区分甚至在法律上也得以延续。例如，殖民地的法院会仔细查明原告和被告是否被正确地认定为绅士。亚当斯尤为清楚何时某人不是绅士。一个“出身于普通家庭”的人，他“几乎不能写自己的名字”，他的“事业是划船”，他“从未拥有过任何委任”——亚当斯在1761年说，称这样的人为绅士是“对这个头衔一种极大的滥用”[38]。

这种绅士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对亚当斯而言远比对杰斐逊意义重大，后者把自己的贵族地位视作理所当然。亚当斯对这种社会分裂始终更加自觉，一直在思考和谈论；这条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分界线构成了他在一生事业中所制定的政治理论的基础。

亚当斯知道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绅士，主要是通过获得足够的财富，这样他们就不必为了讨生活而工作。亚当斯指出，例如纽约的菲利普·利文斯顿曾经“从事贸易”，但他变得“富有，现在靠收入生活”[39]。但对于亚当斯自己来说，既然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他的哈佛学位格外重要。在他看来，绅士是“所有接受了通识教育、获得了人文艺术和科学方面基本学识水平的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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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当斯总是像大多数弗吉尼亚人那样把社会划分为两个不平等的部分——绅士贵族和平民，但真正特征化马萨诸塞州的社会的是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middling sort）”。像亚当斯的父亲这样的中产阶级，由于不容易被归类为绅士或完完全全的平民，所以被称为中等。然而，由于亚当斯对政治科学的理解要求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他总是将中等人归类为平民。

在亚当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眼中，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不能成为绅士，因为他们有职业并且靠手工劳动谋生。即使是雇佣几十个学徒的工匠或机械师也被认为算不上绅士。然而这些中产阶级的工匠，如成功的波士顿银匠保罗·里维尔，常常因为太富有或太有学识而不能被归类为“下层（the lower sort）”或“卑贱之辈（the meaner sort）”。许多这些中等阶层正变得相当富裕。1790年，波士顿有三千名成年男性，其中一千八百人即60％属于这个中等阶层。这些工匠并不贫穷；他们持有城市36％的应税财富，占其财产所有者的大多数。虽然银匠里维尔很富有，也经常在马萨诸塞州的社会高层中活动，但他仍然是一名工匠；他极度渴望提高自己的地位，但他从未能使马萨诸塞州的绅士们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41]。

从18世纪初开始，像丹尼尔·笛福这样的思想家就试图解释和证明这些中产阶级的兴起，包括“那些劳动行业，劳作辛苦却不感到贫困”[42]。

这些有财产的工人阶层，例如年轻的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越来越自豪于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以及下层贫困人民之间的分离。中产阶级将工作与拥有相当数量的财产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上层阶级——拥有很多财产，但不参与生产活动，至少不是靠自己的双手；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于雇佣劳动者（wage earners），——他们亲自劳作，却几乎没有任何财产。这些工匠、小商贩、职员、商人和商业性农民，往往主导着马萨诸塞州的城镇，成为了19世纪中产阶级的开端[43]。

尽管在弗吉尼亚州，大多数农民并不是大奴隶主，甚至根本没有奴隶，但他们并没有像马萨诸塞州的商业农民和工匠一样有中产阶级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有潜力成为奴隶主，而不是成为夹在上层阶级和奴隶之间的中产阶层。由于奴隶执行了许多马萨诸塞州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的任务，中等人口和中等意识在南方发展得比较缓慢。尽管杰斐逊经常在他的种植园雇用白人监督员，但大多数技术工人——铁匠、制桶工、木匠、画家、钉和纺织品制造商、制炭工和其他工匠——都是黑奴。与新英格兰相比，殖民地南方几乎没有中产阶级。最终，这是造成南北殖民地巨大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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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亚当斯的中产阶级出身，他始终对马萨诸塞的贵族了如指掌。正如弗吉尼亚州有卡特、李、伯德和兰道夫等头等家族，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也有它的显赫家族，如亚当斯所指出的温斯洛、哈钦森、萨尔顿斯塔尔、伦纳德等等[44]。但亚当斯对这些家族及其虚荣的反应与杰斐逊对弗吉尼亚大家族的反应不同。虽然两人都认为自己是各自社会的局外人，但他们的位置相去甚远。杰斐逊是彻头彻尾的弗吉尼亚贵族，因而自信地从智力和文化的高地上批评他的同胞。与之相对，亚当斯从未觉得自己完全是马萨诸塞贵族的一员，因此他从社会地位较低的位置怀着矛盾地心情批评他们。

他起初在波士顿上流社会的边缘徘徊，对他所见到的锦秀繁华惊叹不已。1766年，当他在他的远亲，富商和未来的忠实主义者尼古拉斯·博伊尔斯顿家中用餐时，他被震撼了。那样的晚宴！那样的房子！那样的家具，“单独一件就值一千磅”。亚当斯告诉他的日记，博伊尔斯顿的家是一个“贵族、王子的王座。土耳其地毯，彩色壁挂，大理石桌子，带深红色锦缎窗帘和床罩的漂亮床铺，美丽的壁炉钟表，宽敞的花园，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东西。”[45]

对于亚当斯来说，世界总比他想象的更大、更令人印象深刻。他经常为世界向他展示出的富丽堂皇而惊奇。1758年，他在法庭上度过了一天，感到“害羞、敬畏而担忧”，之后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在那里他“看到了我见过的最宽敞和优雅的房间、衣冠最艳丽的绅士和最漂亮的女士”。1774年，在富裕的纽约人JeremiahPlatt的家中，他被带到了“我见过的最优雅的房间之一——家具像博伊尔斯顿先生的任意一件一样华贵”。在另一位富裕的纽约人John MorinScott的家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更优雅的早餐——丰盛的银器、一只非常大的银咖啡壶、一只非常大的银茶壶——由最好的材料制成的餐巾，接近完美的烤面包和黄油。”[46]

但是，在亚当斯羡慕这个锦衣玉食的世界的同时，他也鄙视它。虽然他在1772年向他的日记诉说他“厌倦了四处张望，只看到毫无意义的纸醉金迷”，但他还是无法免俗地被吸引了。那些有钱人，他说，感受得到他们的财富，“他们感受得到财富赋予他们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分量……他们的幻想因此膨胀”[47]。

因为他亲身感受到了马萨诸塞州“大人物”的“骄傲和虚荣”，所以他难以抑制地谴责他们“负材矜地、高人一等的姿态”，以及他们的“鼻孔朝天，傲睨自若”[48]。

*  *  *

相比之下，杰斐逊从未感到受人冷落，如果他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他也永远不会承认。他从未像亚当斯那样被财富和优雅所吓倒，也许除了在法国时。杰斐逊确实对法国文化印象深刻，尤其是对它出色的艺术，但他从未像对世界表现出亚当斯那样（wide-eyed）的惊奇。他所自信的国际化视野不会让他如此。

即使在年轻时，杰斐逊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可以告诉他的大学朋友什么是世界上的好东西，什么是应该被视为“平庸（indifferent）”的，这是他最喜欢的表示轻蔑的词之一。1766年，杰斐逊告诉他的朋友他计划去英国游览，但实际上在23岁时他沿着大西洋海岸线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一直走到纽约。在费城，他在朋友约翰·佩奇的介绍下拜访了约翰·摩根医生，接种了天花疫苗。摩根医生有一批艺术复制品的精美收藏，这让年轻的杰斐逊印象非常深刻[49]。

当他游览马里兰时，他毫不迟疑地指责了殖民地同胞的教条主义和落后。他在安纳波利斯讽刺地称之为“大都市（this Metropolis）”，并向佩奇描述了殖民地议会的粗鲁行为。代表们在一座古老的法院里集会，“从它的形式和外观来看，它是在最早的年代（year one）建造的”。代表们“发出巨大的噪音和喧哗，就像你常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公共会议上看到的那样。. . . 群众（从外表判断）. . . 分成几小群，用常见方式的闲聊，自娱自乐”。发言人“是一个衣着普通的矮小老人，几乎没有演讲者的风度”。议会的秘书用学生般的语调念着“一项当时正在下议院审议的法案，每隔半打单词就有一个突兀的停顿”。代表们不起立就对着发言人滔滔不绝，三、四、五个人同时讲话也不会受到制止，混乱地大喊投票结果。总之，他们似乎不知道议会的适当或惯常的形式。以正确而恰当的方式做事对杰斐逊来说很重要[50]。

*  *  *

与他那一代其他领袖相比，杰斐逊对礼貌——男女之间待人接物的方式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广义的礼貌观念至少在英语世界中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启蒙不仅代表着科学、自由或自治的传播，尽管这些都很重要，也同时代表着礼仪（civility），或后来所称的“文明”（civilization）的传播。

在西方世界的各处，人们对过去的粗野和野蛮行为进行着微小的、零碎的攻击。在这些细小的、看似不重要的方面，人们让社会生活变得更和谐友爱、彬彬有礼、舒适自在、令人愉悦。有时这类对文明改善的努力是实质且可感的——随着“便利”、“体面”和“舒适”的增加。例如人们是否使用刀叉而不是用手吃饭，是否睡在羽绒床上而不是草垫子上，是否用瓷杯喝水而不是用木制容器。这些都是繁荣、幸福、文明的标志。杰斐逊认为，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启蒙程度，就必须“深入人们的棚屋……看看他们的锅，尝尝他们的面包，在他们的床上懒散地躺着，假装自己在休息，实际上是弄清他们的床是否柔软。”[51]

人们的社交和道德行为，这类文明（civility）的传播是对杰斐逊而言最重要的。人们更加仁慈，交谈更有礼貌，礼仪更为优雅，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改善。无处没有更多的宜人礼节与便利，所有这些都旨在增加人类的幸福感。不在人群中大声交谈，不打断别人的谈话，不在餐桌上清洁牙齿，这些或许是小事，作为整体，它们似乎是人类社交和文明的基础。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人类的幸福，并不是通过极其偶尔的福星高照来实现，而是通过每天都出现的小的有利条件。”[52]

人们意识到，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交行为的改进都是对文明的贡献，从而对启蒙思想产生影响。

在1808年，经过几乎一生的经验积累，杰斐逊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包括那些暴躁和抱有敌意的人。他建议他的外孙，好脾气是社会交往的最重要源泉之一。当与礼貌相结合时，它是无价的。他说：“礼貌事实上是一种人为的友善，掩盖了自然友善的缺乏，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几乎等同于真正品德的替代品。” 礼貌意味着“为社交对象献上一切使他们满足的小小便利和偏好”；它意味着“在表达中给予愉悦和奉承的转折以安抚他人，使他们在与我们交往时如独处一般满意”； 也意味着“永远不要与他人争执或辩论”。 他告诉外孙，“只做倾听者，保持内心平静，并努力培养沉默的习惯，尤其是在政治方面。”[53]

这种礼貌——对他人的感受如此敏感，渴望避免冒犯——是杰斐逊许多成功的秘诀。然而，由于他的彬彬有礼和刻意的友善永远不能如实地表达他的真实感受，他很容易受到对两面派和欺骗行为的指责。他的礼貌是一把双刃剑。

* *  *

杰斐逊关于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建议并不吸引爱好论战的约翰·亚当斯。他当然成为了一个绅士，也尽量表现得得体，当他与某人熟悉并有安全感时，他可以非常地亲切友好；但正像他时常所感叹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有些不够圆融的地方，也知道自己缺乏沉默的天赋。他没有杰斐逊的老练、自信和克制。正如他的朋友本杰明·拉什医生所描述的那样，他“对人和对大胆断言观点的后果毫不畏惧”。他口才犀利，锋芒逼人，即使是当着讥讽对象的面。在1777年的大陆会议上，他甚至公开质疑“对华盛顿将军的崇拜”。亚当斯不大以礼貌和隐藏感情为意。正如拉什所说，“他不知道什么是伪装”[54]——这正是经常用于指责杰斐逊的特征。

这两个人如此地不同，他们到底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1] TJ to JA, 28 Oct. 1813, Cappon, 2:389.

[2] TJ to Marquis de Chastellux, 2 Sept. 1785, TJ: Writings,826–28.

[3] Ellen Randolph Coolidge to TJ, 1 Aug. 1825, in The Family Letters of Thomas Jefferson,

[4] JA to Jeremy Belknap, 21 Mar. 1795, JA: Writings from the New Nation,313–14. Prior to the Revolution, JA was involved in four cases in which slaves in Massachusetts sued for their freedom. In each case he was the attorney for the master. “Slavery,” in The Legal Papers of John Adams,ed. L.Kinvin Wroth and Hiller B. Zobel (Cambridge, Mass.: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8.

[5]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Knopf, 1992), 51.

[6] JA to Robert J. Evans, 8 June 1819, JA: Writings from the New Nation,647.

[7] JA to Evans, 8 June 1819, JA: Writings from the New Nation,647–48.

[8] JA, Diary,1:39.

[9] Lewis Preston Summers, History of Southwest Virginia,1746–1786 (Richmond: J. L. Hill Co., 1903), 79, 26, 27.

[10] Rufus Rockwell Wilson, ed., Burnaby's Travels Through North America (New York: A. Wessels Co., 1904), 55. Andrew Burnaby, an English clergyman, traveled in Virginia in 1759–1760.

[11] TJ to William Wirt, 5 Aug. 1815, PTJ: RS, 8:641–46; William Wirt,Sketches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Patrick Henry (Philadelphia, 1817), 33–34; TJ,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64.

[12] TJ to Stevens Thompson Mason, 27 Oct. 1799, PTJ,31:222; TJ toThomas Leiper, 21 Feb. 1801, ibid.,33:50; Annette Gordon-Reed and Peter S.Onuf, “Most Blessed of the Patriarchs”: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Empire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Norton, 2016), 78.

[13] Christa Dierksheide, Amelioration and Empire: Progress and Slaveryin the Plantation America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4), 49–50; Lucia Stanton, “Thomas Jefferson: Planter and Farmer,” in A Companion to Thomas Jefferson,ed. Francis D. Cogliano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 260–61; TJ to Joel Yancey, 17 Jan. 1819, in Edwin Morris Betts, ed., Jefferson's Farm Book (Charlottesville, Va.: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Foundation, 1999), 43.

[14] Jack McLaughlin, Jefferson and Monticello: The Biography of a Builder (New York: Henry Holt, 1988), 46–47.

[15] McLaughlin, Jefferson and Monticello,47.

[16] TJ, Autobiography, in TJ: Writings,32, 3.

[17] TJ, Autobiography, in TJ: Writings,3.

[18] JA, Autobiography,3:256.

[19] JA, Autobiography,3:257; Peter Shaw, The Character of John Adam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6), 4–6, 50–51.

[20] JA, Diary,1:12.

[21] JA, Diary,1:33.

[22] JA, Diary,1:25.

[23] JA, Diary,1:67–68.

[24] JA, Diary,1:7–8, 37, 10.

[25] TJ to Nichols Lewis, 11 July 1788, PTJ,13:339–44.

[26] Herbert E. Sloan, Principle and Interest: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Problem of Deb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Douglas L. Wilson, “Thomas Jefferson's Early Notebooks,” WMQ42(1985): 433–41.

[28] TJ to Vancey, 17 Jan. 1819, in Betts, Jefferson’s Farm Book,43.

[29] James Reid, “The Religion of the Bible and Religion of K[ing]W[illiam] County Compared,” in The Colonial Virginia Satirist: Mid-Eighteenth Century Commentarie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ed. Richard Beale Davi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 57, pt. 1(1967), 567.

[30] Rhys Isaac,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1740–179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61.

[31] JA to Joseph Hawley, 25 Nov. 1775, PJA,3:316.

[32] JA to Hawley, 25 Nov. 1775, PJA, 3:316; JA to James Warren, 15 June 1776, ibid., 4:316.

[33] William Manning, a Billerica farmer and entrepreneur, claimed that in Massachusetts in the 1790s gentlemen constituted one out of eight male citizens. Samuel Eliot Morison, ed., “William Manning’s The Key of Libberty,”WMQ13 (1956): 220. For a modernized version, see Michael Merrill and Sean Wilentz, eds., The Key of Liberty: The Life and Democratic Writings of William Manning, “A Laborer,” 1747–18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38.

[34] 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1743–1776 (New York: Knopf, 1955), 137.

[35] George Washington to Lund Washington, 20 Aug. 1775, in Philander D.Chase,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Revolutionary War Series(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85– ), 1:336; G.Washington to Major General Philip Schuyler, 28 July 1775, ibid., 1:188.

[36] G. Washington to Richard Henry Lee, 29 Aug. 1775, in Chase, Papersof George Washington,1:372; G. Washington to L. Washington, 20 Aug. 1775,ibid., 1:335. Other officers from outside New England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with the New England soldiers. “The New England troops,” complained General Richard Montgomery, a former officer in the British army, “are the worst stuff imaginable. There is such an equality among them, that the officers have no authority.  .  .  .The privates are all generals.” Hal T. Shelton, General Richard Montgomery and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rom Redcoat to Rebe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6.

[37] JA, Diary,1:198.

[38] JA, Diary,1:198.

[39] JA, Diary,2:107.

[40] A,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 in Works of JA,6:185.

[41] Lisa B. Lubow, “From Carpenter to Capitalist: The Business of Building in Postrevolutionary Boston,” in Entrepreneurs: The Boston Business Community, 1700–1850,ed. Conrad Edrick Wright and Katheryn P. Vien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1; Jayne E. Triber, A True Republican: The Life of Paul Reve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8)

[42] George Rudé, Hanoverian London, 1714–18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71), 37, 56–57.

[43] Lubow, “From Carpenter to Capitalist,” 185; Howard B. Rock,Artisans of the New Republic: Tradesmen of New York City in the Age of Jeffers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5–322.

[44] JA, Diary,2:38.

[45] JA, Diary,1:294.

[46] JA, Diary,1:54; JA, Diary,2:99, 107, 105.

[47] JA, Diary,2:61–62, 38.

[48] JA, “IV. 'U' to the Boston Gazette,”18 July 1763, PJA, 1:71; Humphrey Ploughjogger to Philanthrop, ante 5 Jan. 1767, ibid., 1:179.

[49] Fiske Kimball, “Jefferson and the Art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87 (1943): 239.

[50] Dumas Malone, Jefferson the Virginian (Boston: Little, Brown, 1948),49–87; TJ to John Page, 25 May 1766, PTJ,1:19–20.

[51] TJ to Marquis de Lafayette, 11 Apr. 1787, PTJ,11:285.

[52] J. A. Leo Lemay and P. M. Zall, eds.,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1986), 108.

[53] TJ to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24 Nov. 1808, TJ: Writings,1195–96.

[54] George W. Corner,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Rush: His“Travels Through Life” Together with His Commonplace Book for 1789–181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 140–42.

*TJ生快，现在离美国4.13应该过了没多久（听我狡辩）。希望在JA生日之前能翻译完全书，毕竟本命历史学家写的本命cp怎么能没有中译，注释再另想办法，对lof的注释系统毫无信心。

书名最早出自Benjamin Rush 1811年给JA的信

嗯...

言归正传，作者Gordon Wood，《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作者，历史学家，布朗大学教授，我最喜欢的美革学者之一，他的书全部值得一读，希望国内出版社多多出版中译。

—————— 正文 ——————

PROLOGUE: THE EULOGIES    前言：悼词

他们死在同一天。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那是1826年7月4日，恰好是大陆会议批准《独立宣言》的日期50周年。正如Daniel Webster所宣称的，“这是我们的50周年纪念日”，是“国家钧天齐乐的庆典（Jubilee）”。

Webster在1826年8月2日于波士顿发表的两个小时的悼词只是在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去世后数月中涌现的数百份悼词之一。所有的悼词都表达了对这个“奇事”的敬畏和惊叹。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的成员Caleb Cushing 7月15日在纽伯里波特表示：“一个这样不凡的人在这样不凡的日子去世，就将是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事件”，但对于这两位“辉煌的奠基人”在同一特别的日子去世，那已经超越了巧合。”“数学家正在计算这种死亡的几率”，波士顿商业报那位古怪的作家和编辑Samuel L. Knapp说，“迷信者认为这是奇迹，而明智的人则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上帝之手——连一只麻雀掉落在地都逃不过祂的注意。”

整个大陆的人们都试图从这两位最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去世中汲取“道德指引”——这两个“自由的孪生子”，正如马里兰州参议员Samuel Smith在巴尔的摩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如此令人难忘的周年纪念日上去世。在1826年10月向国会呈交的一篇备受赞扬的长篇悼词中，司法部长William Wirt强调了这两位前政敌是如何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年里成为朋友的。他说，他们最后的友谊“为政党斗争的苦涩给出了智慧的教训，这是明智和善良的人们不会忽视的。”

几乎所有的悼词都比较了这两位人物的个性和才华。亚当斯因其“热情的坦率、活力和高贵的简约举止”而受到赞扬。他是“一个拥有强健智力和鲜明感情的人”。他拥有一种“热切的气质……充满热情和力量”，有时变得“迅速得近乎仓促”，但总是“坚定不移地专注于目标”。相比之下，“杰斐逊”，如Samuel Knapp所说，“机敏、达观，有哲学头脑，思想开阔，并始终保持着对自己情绪的掌控，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的灵魂如何运作”。

两人的写作风格不同。亚当斯的作品被悼词称为充满尊严、力量和罗马式的力量，而杰斐逊的作品则被描述为优美、精致和希腊式的优雅。年轻的Caleb Cushing说，杰斐逊“具有那种天赋异禀之人在一室之内刻苦修炼的风度，尽管仍然着眼于公共利益；因此，他的作品更具独创性，更具有理论性，并且带有更明显的独自探究脚步的印记。”

相比之下，亚当斯“在每个句子中都展示了他的个人理解，尽管通过自我学习得到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但他的文风更多是在律师行业的严格训练和在民众集会中积极发挥的广泛实践中获得的：迅速而有力的行动，决定性和实用性的观点。”

然而，正如许多悼词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两人存在这些差异，他们的职业生涯却非常相似。两人都接受过律师培训，都是各自殖民地议会的领导政治家；他们代表着美国最古老的两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并且这两个殖民地都带头反对英国的法案。他们都是热情的革命家。两人都在大陆会议上任职，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委员会，“一人写了另一人提议和辩护的内容”。两人都曾担任驻外大使，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在英国。两人都写过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作品。两人都曾担任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最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们是分裂全国的两个政党的彼此对立的领导人”，但在退休后，这两位元老抛开了党派分歧，为彼此的友谊而和解。“这两位伟人的生命和死亡中，有多少不寻常的巧合啊”，马里兰州参议员Smith说。

*    *    *

大部分致悼词者都同意：这两位爱国者相得益彰，两者同样属于美利坚英雄的殿堂；与传统英雄不同的是，亚当斯和杰斐逊都不是军人。两者都从事着比致命战争更纯洁、更高尚的事业，Caleb Cushing说道。他们是政治家，“是思想上的胜利者”，Cushing断言，“他们的征服是靠知识和道德的力量完成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指挥过军队，但更为重要的是，William Wirt说，他们“指挥了国家的主要，这是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之所依赖”。他们从未参加过战役，但他们“组成并驱动了这个宏大的国家机器，而战斗只是其小的、相对琐碎的结果。”

为了避免对亚当斯和杰斐逊的知识成就的强调减损乔治·华盛顿的荣耀，几位致词者想要明确指出，华盛顿仍然是“战争之首，和平之首，国人心中之首”。Cushing说，亚当斯和杰斐逊“只在地位上，只在为国家独立的成就而创造的爱国灵魂中排名其次”。 Webster宣称，华盛顿“在清晰的上空”，“这两颗新星现在已加入美国星座”。

*    *    *

两位革命者在同一天去世，让他们在国家记忆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这种名声的平等并没有持续下去。事实上，甚至一些悼词演讲者也暗示杰斐逊拥有亚当斯所缺乏的东西。有两位南方的演讲者几乎忽略了亚当斯，显露了当时已经明显的地区分裂。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州长兼未来的总统约翰·泰勒对杰斐逊充满崇拜（“现在谁能限制他的名声？”），但他仅在演讲结束时简短地提到了亚当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最高法院法官William Johnson虽然在开头提到了“两位可敬的爱国者”，但实际上只是将亚当斯的名字作为三位在欧洲进行商业条约谈判的外交官之一提及。相反，约翰逊集中讲解了“不死的杰斐逊”，南方之子，他的精神低语着“当心”所有宪法的扩张。

 尽管大多数演讲者倾向于避免提及亚当斯备受争议的总统任期，几乎每个人都很乐意赞扬杰斐逊的总统任期。甚至新英格兰的演说家们也赞扬杰斐逊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击败巴巴里海盗以及在1804年的连任中获得近乎全票的选举。实际上，北方人对待杰斐逊远比南方人对待亚当斯慷慨得多。缅因州众议员Peleg Sprague为杰斐逊赞美了他的风度，称他的气质总是“由内而外地冷静、审慎和泰然”。杰斐逊给每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国会大厦的建筑师William Thornton在亚历山大市演讲时表示，这位来自弗吉尼亚的人拥有“非凡的深度反思能力——一种深刻而耐心的调查精神——一种发现真理的敏锐，一种发展真理的清晰，世界只见过很少的例子”。实际上，“没有任何值得了解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

*    *    *

过去两个多世纪，杰斐逊的星光一直在闪耀，而亚当斯的似乎已经在历史天空中几乎消失了。尽管杰斐逊是一个奴隶主，但他显然并且可能是正确地主导了美国的历史记忆。我们不断地问自己杰斐逊是否仍然存在（survive），或者杰斐逊的思想中还有什么是活着的；我们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引用他的话语。在我们的过去中，没有一个人物体现了我们如此多的遗产和希望。大多数美国人像美国第一位职业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一样看待杰斐逊。“如果杰斐逊是错误的，”帕顿在1874年写道，“那么美国就是错误的。如果美国是正确的，那么杰斐逊就是正确的。”

没有人这么评论亚当斯。很少有美国人十分关注他，直到最近，而且即使现在，这两个人作为建国元老引起的情感和关注程度也大不相同。虽然对于杰斐逊涉猎广泛的生涯中各个方面都有数百甚至数千本书籍，但是关于亚当斯的著作相对较少，许多都集中于他似乎过时的政治理论。杰斐逊的山顶住所蒙蒂塞洛已成为一个世界遗产，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相比之下，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朴素住所由国家公园管理，很难到达，而且游客只有蒙蒂塞洛的一小部分。杰斐逊在首都的码头附近的潮汐盆地拥有一座巨大的纪念碑。亚当斯在华盛顿没有任何纪念碑，那些希望建立纪念碑的人已经努力了近二十年，但仍未成功。

在1776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预料到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名声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实际上，在争取独立的时期，亚当斯是两人中更有名的那个。没有人比他更为独立运动做出更多的贡献。杰斐逊钦慕亚当斯，分享了他对美国权利和美国独立的热情。这两位革命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在18世纪80年代海外任职期间，他们的友谊得到了充实和深化。但随后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和党派政治使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在1796年，副总统亚当斯接替华盛顿成为总统，而杰斐逊则当选为副总统。亚当斯认为他会像华盛顿一样当选连任。但在1800年一场激烈的选战后，杰斐逊战胜了他当选总统，亚当斯感到备受羞辱，两位从前的朋友之间的裂痕似再难弥合。

然而在1812年，当亚当斯的党派热情渐渐消退时，他们早年的友谊得到了恢复，几乎 完全是通过本杰明·拉什医生的极力促成。拉什钦佩两位伟人，认为国家和后代需要这两位伟大的爱国领袖和解。他认为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美国革命的南北两极。为了推动并确立美国独立，有人谈话，有人写作，有人战斗。但你们两位，”他对亚当斯说，“为我们所有人思考。”但不幸的是，这两位革命家的思考并不相同。

尽管两位革命家在退休后恢复了友谊，两位朋友互相交换了百余封温暖而有启发性的信件，但这种和解多少有些表面。毫无疑问，亚当斯和杰斐逊有着相似的职业生涯；毫无疑问，他们都认同抵抗大不列颠的正确性和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但尽管两位爱国领袖分享和共同经历的许多事情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们在几乎每一个基本方面上都存在分歧：在性情上，在政府理念上，在对人性的假设上，在对社会的看法上，在对宗教的态度上，在对美国的构想上——的确，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存在分歧。事实上，没有两个声称是朋友的人像亚当斯和杰斐逊一样在如此多的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段充满分歧的友谊。

不能算cb。cb人快跑。

是留白人的…文（你见过G级的…吗

是1800修罗场那篇 的后续。可独立阅读。

严格来说是TJ右 + 全程发牢骚&懵逼的JA + 暗中观察的八爪鱼触手（bushi）+ 倒霉被斜线污染（？）的jedams cb。

因为humor而pervert。跑！

人物设定和性格为1776音乐剧衍生…和史向。

—————

John Adams先生马上就要光荣卸任了。

他欣然接受，他心驰神往，他拥抱宿命，他……

呸！Blind him！

好读者，好伙计，好家伙——你若要是问Adams喜不喜欢总统的工作，他会拉着你从早上吐槽到太阳落山——从半吊子装修的破白宫开始喷，一直喷到白宫里让任何一个新英格兰地区人震怒（雷霆震怒！）的黑奴，再到那扶不起的“Hamiltonian vs anti-Hamiltonian狂吠内斗马上就能把自己搞没”联邦党，最后到那可憎可恨（表脸！表脸！）的垃圾营销小报……

这破职位不比没用的副总统好多少，爱谁谁当！他跑路了！他滚蛋了！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爱谁谁当，他话摆在这里，爱谁当谁当！他Adams要回马萨诸塞、回到清白诗人的家乡！……他要去找Abigail贴贴！

他不怪Jefferson……

才怪！

论谁原谅谁真的不至于，这本就是工作方面的政治冲突。但泥人都有三分火气，更何况并不以脾气平和著名的Adams先生呢。

两性人？！！！！Jefferson说他两性人！！！！！！！！！！！！！！

你问他如何才能消气？

当然是Jefferson背手围着屋子蛙跳十圈，一边跳一边高呼自己（party）的罪状：

「我不是人，我诽谤人！我不是人，我诽谤人！……」

Adams笑了。

他开心地笑了，他愤怒地笑了，他忧伤地笑了，他兴奋地笑了，他疯狂地笑了——若今年是1776年那么一整个大陆会议的议员都会因他的笑瑟瑟发抖——完了，坐马萨诸塞那桌的又要发癫了。

可惜今年是1800年，他没得观众。

是的，他手下的报纸可能是说过Thomas Jefferson是个亲法者而且已经死了；但Jefferson可是先说他Adams从海外输送妓女并且同时拥有两套生殖系统！

两性人。呵呵，两性人？！个么只有两种可能了：1. Jefferson真的相信他Adams雌雄同体；2. 红发人之前数十年都是装的。哪一种是真的不言而喻。

好哇，Jefferson可真行呐。原来Adams才是大傻子，居然真的相信红发人不懂比喻相信了这么多年。骗子，骗子。总把这词挂嘴边的人才是骗子。

Adams抹了把脸砰地关上门。

他受伤了。他的自尊受伤了。他曾以为弗吉尼亚人一辈子都是他的朋友。

Adams不在乎自己被同事政敌们口口相传成一个虚荣小丑（class clown），实际上Hamilton这么骂他他还哈哈大笑——在这种乱七八糟造谣中伤没有底线的时代，最好的方式就是趁乱大鹏展翅一番迷惑众生。抢劫犯路遇精神病人都会掂量掂量。喜剧人的素养是演出永不落幕。

但他还以为弗吉尼亚的红发代表永远是自己的朋友。他还以为在Jefferson眼中自己永远都不会是小丑，因为他们之间有信任和默契。

他错了。

所以Jefferson大概的确是死了。

———

第二天下午雌雄同体人就和死人同桌喝茶吃点心了。

Adams：……

快退休的总统遇到弗吉尼亚人还是有点尴尬的，毕竟昨天晚上他把眼前的高个子腹诽了个遍。

“James Callender太过分了。我已经把他解雇，我再也不会找这样的人代笔。” Jefferson优雅地拿手帕擦嘴，他的眼睛没有看向Adams，“我真的没有想到如今的局势会这样身不由己。其实我并未有参选的心思……”

代笔？笑死，Jefferson你别装了，老子看得到你搅在这趟浑水里湿透的裤脚管！DR报社稿纸都快寄过来贴到他Adams脑门上了DR创始人还搁那儿装傻呢。

——这是Adams一瞬间涌上心头的火气。他后悔顺从Abby的建议和Jefferson再碰面。

Jefferson还是没有与旧友对视。奇怪的是，随着Adams情绪的波动那人死死捏住茶杯的手突然开始颤抖，红发人浑身发汗甚至眼白泛粉，但Adams只为掩饰内心的憎恨并未注意。

纵容年轻人不与人目光对视的习惯就像一种肌肉记忆。于是Adams错过了Jefferson不同寻常的举动。

“没事的，Jefferson先生。” Adams平息了情绪波动后微笑着说，“这种政治行为当然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派别斗争注定会在事成之后落下帷幕，功能性的行为从不会被任何人往心里去。我在意您依然如同您在意我。”

对面这个温文尔雅的政客会用打一棒槌再给一甜枣的方式安抚多少盟友和敌人？Adams懒洋洋地思考。

但Adams是有自尊的，他会礼貌地演完这场戏。

然后现任总统的袖口突然被揪住了。

“昂？” 他感到心下不妙——莫名其妙。

只见红发人双目失神，满面潮红，微微喘息。“你信我，Mr. A。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未想要当个两面派利用我们间的情谊来戏耍你。” 

Adams：……

Adams在心里骂了一句又和上帝道了个歉。政客之礼，虚与委蛇两句而已，需要这么卷吗？

“那是自然。” 他安抚轻拍年轻人的手，抑制心中的别扭，不动声色地拿起糕点中止肢体接触，“Mr. J，我们都多少年的交情了，大陆会议的私人友谊地久天长。我怎么相信你有意中伤于人呢！” 

开卷是吧？他Adams总统选举是输给你Jefferson了但不代表这方面卷不过你，南方人！

Jefferson一震，他抬起头，破天荒地投来惊愕的神色。迷离的淡褐色在和锐利蓝眼对视的刹那慌张避开。

哈哈，怕了吧！小样儿，看我不卷爆你。

选票上的手下败将Adams这时倒是得意洋洋。

Jefferson啊Jefferson，或许你觉得你用这套能应付很多人，骗骗糊涂的老Adams也一样轻而易举，但Adams家的祖先可是打铁的——铁在热的时候确实滚烫，一旦冷却可再不会软化。

“这就是个误会，误会能被解开再好不过。” 不顾心中的悲凉和阵痛，Adams全力压下所有怨恨和恶意，温柔地再接再厉，“我们1776这代人是不一样的，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点心明明甜腻但在年长人的嘴里发苦。Adams从来都憎恶说谎，此刻却不知道他到底需不需要背在身后交叉手指——向神道歉。

如果他真的能相信Jefferson的鬼话和他自己的鬼话就好了；

如果他真的能不信Jefferson的鬼话和他自己的鬼话就好了。

如果他真的能毫无芥蒂地接受下一任总统递来的橄榄枝就好了；

或如果他真的能直接掀翻牌局在心中斩断过去所有情谊就好了。

想到这里Adams向对面望去，这一眼可差点把他的魂都吓没了。只见那红发人掩面而泣，双肩颤抖，吓得Adams如同离弦之箭嗖地站起身来：“发生什么了？你没事吧？” 

他横跨几步掰开Jefferson的手。

神呐，那红发人居然是真的哭了。Adams也是真的慌了。

他说什么了？他不就顺着南方人的话说下去吗，他不就把话说得更圆满些吗，毕竟辩论之才宝刀未老，可不能输给这个自称不善言辞者。至于哭吗？

“Adams先生，原来……原来常人的社交和内外情绪差异是这样的。” Jefferson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你们是如何能够忍受和学习这样可怕的事情……这太……” 

Adams：？？？

Jefferson额头上全是汗，满眼是泪。

“好痛苦……” 他喃喃道，“这真的好痛苦……”

红发人一手捂住心口，一手捶打着头部。

Adams……Adams觉得他少听了至少二十讲。年长的人仿佛回到过去，他笨拙拍着Jefferson的背不知道这男孩又在发什么神经。

那潮红的脸色，那迷离的双眼……那哪里是痛苦，分明是极乐下的难以抑制的兴奋激动。Adams不年轻了，也见多识广。

一个念头击中了黑发的总统。他面上不显，但心中近乎作呕。

以柔克刚，木强则折。是这样的吗……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一举一动从逻辑上推断明显不无辜而自我坚信无辜，最娴熟的骗术首先得骗过自己。那种事情……那种事情……Jefferson是自甘堕落还是受人指使？记忆中那个一句讽刺幽默都听不懂的古怪男孩，和面前这个什么手段都能使用在交际中游刃有余的恐怖谜面，哪一个才是真相？

Adams放开了手。他感到从未有过得疲惫。

他不需要知道真相。

友谊的桥梁早在1800之前便开始焚烧，如今他们面对的不过是同样的昔日灰烬。Adams并非俄狄浦斯，他无法答出斯芬克斯的问题。

真相是什么都无所谓。

“Jefferson先生，” 他说，“茶会结束了。明天清晨我会出发与Abigail会合回乡，就不需要任何人送了。你好好保重。” 

Quincy和Monticello相距甚远，这大概是他们今生最后一面。

———

当即将卸任的总统魂不守舍地木然离去之后，弗吉尼亚人彻底瘫倒在椅背上。

那人说过，友谊之爱会化作疼痛，逆转之恨会化作极乐。

可是，扭曲下的感知在这场会面中其实没有导致任何区别。

-END-

（Adams：不卷了，玩不过，告辞！）

此文=jje派和as派的较量。

as派必胜！adams不是被蒙蔽的冤大头，jefferson也不是装白的骗子！……

jatj的忍耐是互忍！是致头致尾的双箭头！jedams是美革第一阳间cb！（对于frenemy类型cb范围

为了对得起历史tag：DR小报说Adams是两性人和Fed小报说Jefferson死了都是1800-election里真实发生的事情——有朋友吐槽我笔下的美革人加起来不到十岁——我be like：冤枉啊他们自己干的事……

剧情…鹅，要解释吗？可作者很变态的啊…

不解释了！通通留白！

⚠️红色警戒⚠️：

（包括但不限于）真情实感cb人、真情实感cp人、任何意义洁癖、各人物真爱粉请马不停蹄快逃，本疯批要炸厨房了！

1800修罗场 = mads/tj（斜线有意义and非浪漫意义！）+ jedams cb = 一个曾虐我到哭如今只让我反派大笑的三角形

分表里世界两部分，互为另一个的比喻（）

———

（表世界）

“即使给我一个宇宙帝国我也会持续隐退。” 

“您是多么天真呐，难道您以为掺合了这事后，您还可以和党派撇清关系全身而退回去建造您的庄园吗？” 年轻些的小个子交叉手指，他眯起眼睛，“时至今日您早就错过那个时机了。”

“……您答应过我的。” 红发的高个子一步步后退，“我只需作为您的顾问指导您。” 

“当初我告诉过您的政坛第一原则您是彻底忘了吗？” James的声音平静而温和，他的眼睛宛若无底的深渊，红发人甚至不敢与他对视一秒，“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的同僚和盟友。”

“无所谓，我已经退出了。” 独立宣言的作者固执地说，“你逼我也没用。” 

而他的‘学生’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闹脾气的孩子：“那么您不该答应我的。”

“那又如何？我答应提供帮助但可没有答应参选。” 

Madison递给他一份报纸，红发人扫了几眼不可置信地抬起头，在目光对视上的一瞬又飞速躲开，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根本无法被辨识：“你、居然、报社记者……” 

“没人会相信你！我说过我要回Monticello！” 

“那句话才是点睛之笔。” 小个子的政客交叠手指，“多么谦卑，多么恭顺——不愿加入的被迫形象正是完美候选人该有的态度。您会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而非一己私欲成为总统。” 

“你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三刀的政客！” 他咬牙切齿，几乎是仇恨地咬住最后的那个词。

“您难道不是吗？您以为您原来的公众形象会是清白的吗？” 他的学生不像如往常一般面无表情，甚至露出一丝包容的笑意，“Jefferson，你已经走了这么远、陷了这么深，到了现在你还以为自己能再回归隐居田园的平静生活吗？联邦党人不相信您。民主共和人也不相信您。”

“Adams先生是我的朋友，他会相信我。”

“John Adams是你的敌人。” Madison表象轻柔地握住红发人的手，实则几乎折断他的手骨。他的手指顺着衣袖布料一路上移，抚过锁骨和脖颈，最终爬上红发人的脸颊；不顾那人痛苦的神情，Madison强硬地掰过他的头，逼迫他两眼直视自己，“此时此刻总统先生大概正在早餐桌上对着报纸大发雷霆吧。” 

他不顾红发人恐惧的神色接着说下去：“事到如今Adams只会认为你是个处心积虑的骗子。”

-表·END-

【二次警告‼️⚠️】

里世界是否要读请先看下文再做决定：

perhaps我在搞一种很新的写作手法

ok那………就，是，初生

revolution tag打了很愧疚但我没有道德

non-con预警

作者写文前的精神状态：

笑死了，谁叫你和sally的事被后人板上钉钉地发现了😍🤤先生 既然你我都不是什么好人😈那我也不必演了（）

好了不是病友的读者应该已经离开了

Smile, 

My friend. and let

Us enjoy it

Together

———

（里世界）

James已经近十年没有体会过这种程度的怒火了。

他缓慢地举起手。

红发的猎犬悲鸣一声，它低头伸出前爪耷拉在主人抬起的那只手上，却被一把挥开。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James一字一顿、冰冷地说，“无法理解他人情绪和那些社交暗示就退缩逃避吗？所有案例场景我明明一一教过你。你做得也一向很好，足以营造出能说服公众的形象。那么多人的努力、那么多人参与的计划，不可能因你的懦弱与任性便付诸东流。”

“啊，” 他突然勾起嘴角，“你是真的很喜欢Adams对吗，就这么害怕被好朋友厌恶？” 

James轻轻弹动着手指，魔力的火花在指尖汇聚。

忤逆了他期待的猎犬爬过来疯狂地蹭着他的裤腿，佝偻着脊背呜呜叫着，仿佛在请求主人回心转意。

“喔，Thomas，” James怜爱地说，“我不会因为这种事处罚你。”

“总统先生是你的朋友、你的同类、年长于你的引领者……但他不是你的主人。” 地狱的使者耐心地解说，“再优秀的导盲犬也干不来狩猎，就像你根本牧不好你的羊群。人类都是这样，偏要为了固执的幻觉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选择并非你们使命的任务。” 

“求你了，Jemmie。” 他亲自驯练教导的猎犬终于开口，“不要……” 他哀求。

James打下响指。

红发人瞬间蜷缩起四肢跌倒在地，他瞪大眼睛抱紧双膝，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此刻的副总统就如同一个害怕的孩童。

“还是会那么疼吗？” 他的主人伏下身子，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看来即使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即使那个优柔寡断的人免不了猜忌怀疑，Adams施加于你的友谊依然十分强烈。” 

他恶意地加重了最后一个词的音节。

红发人将膝盖越抓越紧。止不住的泪水从他的眼眶滴落，消失在地毯。

“是啊，你也知道。” James怜惜地说。

——身为恶魔，Madison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将他人的情感全然歪曲颠倒再放大百倍后施加给被自己支配的人。

友谊和温暖会化作恐怖的疼痛。而John Adams向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混杂着怀旧与悲伤的友情之爱就如同一把钝刀，漫长而断断续续地来回割着红发人的脑部神经。

总统先生的情感曾被使用过三次，每一次都是警示的疼痛惩罚，但今日事情会有所不同。

当房间里的挂钟敲响至第九下，白宫的人会准时将那份报纸送至Adams的餐桌。

对于生来便因感官过载而排斥触碰的Jefferson来说，痛苦是一种惩罚。

快乐则是另一种。

Abigail无奈地看着丈夫猛地将餐具全部拍在桌上，她迅速朝侍从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赶紧把掉在地上的晨报拿走。

Adams并不知道在他对昔日旧友的印象跌落至谷底的瞬间，在千里之外，铺天盖地的恐怖快感也涌入了红发人的大脑将他彻底淹没。

James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去，把侧卧着不断颤抖的人独自留在被泪水和唾液同时弄脏的地上。他是个仁慈的主人，到了合适的时间自然会让他的猎犬退休，然而计划才刚开启，现在Jefferson得回到他的身边。

-里·END-

本留白人把tag搬过来…【无接触/大脑高潮/感官操控/魔幻写作手法/操纵式关系/jedams是背景友谊但很重要/Organsm Control/mads是个ace但dom/暗示无sj高潮（没人看得出来】好了我走了*狗头保命*

祝大家走出坏事做尽jje传记的阴影。

彩蛋是里世界的弃用段落废稿。

我自己很不喜欢…不推荐阅读…好奇的话可点

废稿里Madison的人物设定并未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