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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发展到东汉末年，各种社会问题诱发的矛盾已经动摇汉帝国的根基，此时等待的只是一点火星来点燃炽热的空气。那一瞬间的燃烧，所毁掉的是秦汉帝国四个多世纪的统一局面。

谁能料到，一把战火造成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与割据。这种军阀混战、政权频迭、社会动荡、民族碰撞的局面，不知该称作是英雄的黎明，还是民族之殇歌。

今天，就让我们重新翻开这乱世开启的序章，回顾背负枭雄之名的曹操如何在群雄之中实践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

东汉末年，土地、流民和奴婢问题同豪强势力的过度膨胀交织在一起。中央政权之中，外戚与宦官相互攻伐不休。再经过黄巾起义的冲击，东汉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

全国各地逐渐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名存实亡的中央政权已经无力挽回颓势，不过是在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苟延残喘。

在两个集团的拼杀中，外戚何进不顾朝臣反对，私招驻屯河东的董卓进京。董卓进京后，废黜少帝，换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后来有名的汉献帝，逼走袁绍等人，独揽大权。

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初平元年正月，即公元190年，关东各地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此后，董卓为联军逼迫，挟天子西迁长安。王允设计除掉董卓，却旋即被董卓部将李傕、郭汜逼死。接着，关西军阀内部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混战。

以董卓为首的西北军阀虽最终覆灭，但东汉王朝也已回天乏术。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阀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董卓未亡之前就已开始了内讧，展开了大规模的割据混战。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言及：“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各路军阀各揣心思，少数几人欲图光复汉室，而更多的人或是割据一方暂时观望，或是已经有了代汉自立的野心，而盟主袁绍早已是心猿意马。

按明人王夫之《读通鉴论》的论断，袁绍“早怀觊觎之志，幸汉之亡于卓而己得以逞也”。也就是说，袁绍一开始打的就是代汉自立的算盘。

而联盟内部羽翼不丰的曹操，在最初反抗董卓的作战中相当积极，希望顺势一战而匡扶天下。但出身宦官养子家的曹操，一开始的实力根本比不上“四世三公”的袁绍，所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借助他人之力，而曹操最初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袁绍的扩张。

由于关东军阀的混战，青州黄巾和河北黑山两支农民军迅速发展。袁绍一方面要阻止两支义军会师，另一方面又想借此向兖州发展势力，控制黄河中下游。袁绍认为，才干出众的曹操能帮他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以盟主的身份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

得到机会的曹操肃清黄河南岸黑山军，又收编黄巾军精锐，发展出自己的“青州兵”，在几年的时间内东征西讨，逐渐在兖州和豫州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力量得到很大提升的曹操，依然只是诸多军阀中的一员，他依靠什么让自己脱颖而出，成为北方的霸主呢？

在各路诸侯全神贯注扩张自己地盘的时候，曹操做出了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决定：谋迎天子。

公元196年，汉献帝在张杨、韩暹和杨奉及其他势力的控制下返抵故都。曹操充分利用各方矛盾，抓住董承提供的机会，进兵洛阳，控制天子，并趁着其他人尚未作出反应的时候，迅即挟天子移驾许都。从此以后，曹操将天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虽然曹操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权，但在军事上却仍处于群雄包围之中。在官渡之战前，曹操三征张绣，东讨袁术，伐灭吕布，使自己在战前控制住了扬、徐、兖、豫诸州，为争夺北方的控制权解除了后顾之忧。

而曹操与袁绍的关系早已发生了变化。随着曹操实力的不断增强，双方的矛盾也逐渐表面化。当袁绍兼并公孙瓒以后，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两强对立的局面。这种形式必然导致剧烈的冲突，最终双方共同上演了著名的“官渡之战”。

当袁、曹双方各自扫除掣肘后，实力更强的袁绍决定抢先动手，南下攻许。由于曹操一方实力较弱，且天子周围仍有一些反曹势力蠢蠢欲动，袁绍即将南下的消息传到许都后，对曹操集团造成极大冲击，其中一些人早已心猿意马，暗通袁绍。

但谋士荀彧却认为，曹操在任人、决谋、明法、待人，即度、谋、武、德四个方面胜过袁绍。郭嘉更进一步提出，曹操一方在道、义、治、仁、明、文六个方面占据着优势，此战曹操必胜。

利用荀彧和郭嘉的言论稳住军心以后，曹操马上制定对策，决定先发制人，出兵讨袁，进军黎阳，并分兵把守官渡。在袁绍出兵之前，许都的刘备却抢先动手，举兵反曹。身在官渡的曹操立即抓住袁绍尚未出兵的机会，于建安五年正月亲自领兵击破刘备，除掉了身后的隐患。

建安五年正月，袁绍发表檄文讨曹，一个月后兵至黎阳，并派大将颜良围攻白马，拉开了官渡之战的序幕。

曹操闻讯以后，并不直接解救白马之围，而是自官渡北上进军延津，吸引袁绍的军队向延津方向运动，再迅速掉头，率领轻骑兼程赶赴白马，斩杀敌将颜良，击杀前来救援的文丑，取得了决战前的小胜。

之后两军一直对峙，少有交战。至建安五年四月，袁绍决意一战以求速决，将部队向黄河南岸推进，而曹操依旧深沟高垒，坚壁不出。

袁绍的南进，不仅没有达成决战的目的，反而拉长了自己的补给线。此时，袁绍对谋士的不屑，再次成为时局扭转的关键。

谋士许攸在进言轻兵进袭许都未果并遭数落之后，愤而投奔曹操，将袁绍粮草的囤积情况全盘托出。曹操随即亲自挑选了五千精锐骑兵，打着袁军的旗号偷袭乌巢。

当乌巢被围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的时候，袁绍非但不遣重兵解围，反而认为是进攻曹操大营的好机会，派张郃、高览领大军攻击官渡，只遣数千骑兵驰援乌巢。结果曹操击破奔赴乌巢的援军，斩杀淳于琼，烧光所有粮草。

军心全失的袁绍，在曹操的攻击下，只和长子袁谭带了八百多骑兵逃过黄河。经此一役，袁绍一蹶不振，不久积病而亡。

战争的成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三国志》中的一段记载却极有深意。当群雄并起之时，曾经儿时的朋友袁绍问曹操有何打算，曹操没有回答，却反问袁绍。

袁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准备占据兵强马壮的今日河北、山西北部地区，然后向南争夺天下。听闻此言，曹操却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彰显了曹操重视人才、眼界开阔深远的特质。

但是在官渡战后，放眼天下的曹操却遭遇了赤壁的惨败。历史逐渐偏移了统一的轨道，转向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2023.12.07   Day 907

加油加油！

开题报告已经写到第8版了。

还是要多看文献啊。

看看别人写的综述，再看看我的。

两汉之际，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成熟，随着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封建经济的繁荣，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也在不断加强，整个华夏族的进取心和创造力都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无论是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勇士，还是俊逸洒脱、即兴成篇的文人学者，他们都表现出了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的积极心态，也都显现得极端的自信和自强，这一切都为恢宏大气的中华文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时代，人们在继承与发展中是怎样把前人的文化发扬光大？又是怎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明的呢？

两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力得以不断增强。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对历史的发展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人们为了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便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些更为精彩的艺术形式。

赋便是两汉时期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由战国时期的《楚辞》发展而来，在当时极为盛行，成为汉朝文学的重要文体。

在中国古代本体中，赋也是次于诗歌的一种体裁。之所以次于诗歌，是因为其创作难度大，但用处却不大。既然是这样，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呢？

汉赋分小赋和大赋，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为宫廷苑囿和帝王生活的描写。它以散文的结构来记叙，以韵文的形式来描写，其特点是文前常有序等一般形式，整体上介乎于诗歌与散文之间。

除此之外，赋之所以用处不大的原因就是它的篇幅过长，而且都是尽力铺陈，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西汉前期的赋多是借物抒怀，文词朴实，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主。到汉武帝时期，赋体文学进入到兴旺时期，但此时的赋却已沦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子虚赋》是通过假设的楚国使者子胥和齐国乌有先生，来互相夸耀楚王和齐王游猎时的盛况。《上林赋》则是通过假设的亡是公来极力铺陈天子在上林苑游猎时的壮阔气派，以示天子位居诸侯之上。

该篇赋文洋洋洒洒近8000字，气魄雄伟，语言丰富，将游猎的情形铺陈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种情形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转变。

在经历了政治形势的剧烈动荡之后，东汉时期的赋开始向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向发展，描绘上层社会繁荣景象的大赋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意境较为清新。

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就揭露了东汉末年统治的腐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堪称汉赋中绝无仅有的佳品。

而东汉写赋最为著名的是班固和张衡，他们和司马相如、扬雄一起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在文人辞赋家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时，很少有人会顾及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幸好在乐府诗中留下了有关的记载，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风貌和真实情感。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门从事搜集和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把被官府收集的民歌俗曲统称为“乐府”。

汉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时使用，另一部分则是采用民间流传的音乐，后人称之为乐府民歌。

由于这些作品多来自民间，其中所叙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也都是当时人们的亲身经历，所以里面也反映出了当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这部分作品也因此成为了汉乐府里的精华部分。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对封建上层统治集团的讽刺和抨击，也能感受到人民遭遇悲惨生活后的挣扎反抗情绪，而有一些作品则着重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两汉乐府中也有一部分作品热情描绘了妇女的美丽善良和机智勇敢，赞扬了她们的执着追求和不屈反抗。在乐府《陌上桑》中就描述了美丽的罗敷，她用夸耀夫婿官威的方式嘲笑并斥退了太守的调戏，从而赞美了罗敷的聪明坚贞，揭露了官僚的丑恶灵魂。

此外，描写下层文士或奔走仕途、或困顿他乡的种种苦闷，是两汉乐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这类作品主要出自下层文人之手，他们有富国安民之心，却在仕途上屡屡失意，因此这些作品都是他们有感而发，字字情真意切。

两汉乐府继承了先秦民歌以叙事为主的传统，注重通过叙事来抒情达意。而在表现手法上，乐府中的抒情诗则较多地吸取了《诗经》和《楚辞》的比兴手法。

所谓比兴手法，比即指比喻贴切，而兴就是先谈别的事物，然后引发人们的联想。叙事诗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抓住诗中主人公遭遇的矛盾冲突，通过富有个性的对话或自述，运用铺张排比的手法来交代事情，以此来展现人物神态，表达出主题思想。

两汉乐府的诗歌体裁以五言为主，也有七言等形式，句式比较自由灵活，语言自由流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与先秦传统的诗歌四言形式相比较，以五言为主的两汉乐府是一种崭新的体裁，这无疑促进了五言诗体的成熟，是中国诗歌历史上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同样十分重视绘画艺术。而统治者对绘画不仅仅当成是艺术品，在他们手上，还可以成为巩固封建政权的工具。

汉文帝即效法古制，在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等，以绘画来表明自己治理朝政、安抚百姓的决心。汉武帝时期，也命令黄门画者绘制《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之图》，并将其赏赐给霍光，希望霍光能像周公一样为汉朝的江山鞠躬尽瘁。

抛开政治因素之后，汉武帝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够鉴赏到绘画艺术品，便建造了一座秘密的楼阁，将搜集到的天下书法名画藏于其中，这就开创了后代收藏书法绘画的先河。

随着绘画的发展，东汉明帝便在宫廷设置了画室，命令专人管理画工，并对数量众多的画工进行细致的分工。统治者的重视和专业化的管理，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达。

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中，首先是装饰性壁画非常流行。这类壁画多用于宫廷府寺的墙壁上和贵族、官僚、地主宅第的墙壁或墓室的墙壁上，绘画内容以神话人物、传说人物、夏商周三代兴亡故事以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为主。

现在已发现的汉代有壁画的墓室有很多，遍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甘肃、江苏等地。其中西汉洛阳卜千秋墓室中的壁画十分精美，其内容是一副升仙图，由二十块长方形空心砖拼成，以线描手法刻画了人首蛇身的女娲和伏羲，还刻画了人头双翼的仙人王子乔，以及奔狐、长蛇、龙、虎等动物，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汉代的帛画也极为有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该帛画呈“T”字形，全长2.05米，上宽0.92米，下宽0.477米，四角缀有飘带。

其绘画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上部代表天，中心是蛇身缠绕的伏羲，两侧有相向飞舞的巨龙和扶桑九日。日内绘有金乌，月内则画有蟾蜍。此外，还有仰首而鸣的仙鹤、展翅飞翔的鸿雁，俨然一派天国景象。

帛画中部代表人间，墓主人由侍女随从，款款而行。前方有迎者拜归，四周以蛟龙、仙禽、神兽环绕，表明死者正向天国走去。

下部代表地下，有一巨人托地，四周环绕着海鱼、异兽、赤蛇、玉璧等。其内容丰富，线条流畅，着色鲜艳精细，人物情态自若，鸟兽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

两汉时期的雕刻艺术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西汉最有代表性的石刻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其中的马踏匈奴石刻是专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雕刻的。它形象生动逼真，战场上的厮杀和金戈铁马的岁月仿佛跃然眼前。其他石刻都是以巨大完整的天然石料顺势加工而成，个个形神毕肖，栩栩如生。

而东汉最有代表性的青铜雕塑，则是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青铜马和青铜俑。其中的一件“马踏飞燕”青铜雕像刻画了一匹形态矫健的天马，它三足凌空飞驰，一足踏着一飞燕，而飞燕正欲展翅疾飞，并惊慌地回首瞭望。这件雕塑想象奇特，刻画细腻，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极为优秀的代表作。

两汉时期，无论是汉赋、乐府诗等文学作品，还是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它显现出了汉民族在不断发展中那波澜壮阔的气势和心怀天下的胸襟，在此雄浑的基础之上，后人必将创造另一个辉煌。

2023.12.06   Day 906

五千年的华夏历史，流传着多少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历史传说，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历史事件，创造了何等光辉灿烂、魅力无穷的文化。

所有的这一切能够为后人所熟悉、所传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史官。

史官，他们用自己的信念和忠诚，默默地洞察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记录着王朝的起伏更迭，收藏着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后用手中的笔将它们记录成凝结的历史。

我国的史学文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早的一部公认的史学著作又出于何人之手？它对后代的史学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又是谁留下了大汉帝国风云忠实的记录？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修史活动似乎和华夏族的历史一样悠长。传说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典籍，称作“三坟”“五典”；黄帝时就有了名为仓颉的史官。这种传说虽然不能尽信，但至少说明修史是和文明结伴而生的一种活动。

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系统完整的学科，是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历代史官的忠于职守分不开的。从可以查询的文字资料来看，历代统治者都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实、撰写史书的官员，殷称作册，周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秦汉时期称为太史令。

由于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古今成败祸福及存亡之道，以辅佐统治者治理天下，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博闻强制，明于治乱，而且要求中正不屈，如实地记载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所以史官必须有才有学、有识有德，秉笔直书则成为历代史学家必须遵从的修史原则。

我国史学历史悠久，上古时期就有“结绳记事”的传说。夏朝由于文字不成熟和记录工具的缺乏，导致其历史资料匮乏，但商朝时候成熟的甲骨文就出现了，于是商人便把自己的历史记录在龟甲兽骨上。

到周代，人们又把重大事件刻在青铜器上，使这些文字材料得以保存至今，成为探索上古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在周朝，已经有了完整严谨的史学著作，其中首推的即是《尚书》和《春秋》。

《尚书》中的“尚”同“上”，意思是上古之书，主要记录了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和春秋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

而《春秋》本来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所记编年史的通称，但众多史书中唯一幸存的只有鲁国的编年史，因此，《春秋》成为鲁国国史的专有名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书中记载了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242年的历史。

《春秋》虽然是鲁国编年史，但记载的内容却包括了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和一些自然现象，它与《尚书》一起被视为“史家之祖”，不仅开创了私家修史的先河，而且对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书体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人还撰写了《逸周书》《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史学著作。总之，在春秋战国之时，我国的史学著作已经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但真正在史学界具有开山鼻祖的地位，使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人，则是西汉的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位居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之首。

司马迁，字子长，今陕西韩城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90年之间，与汉武帝统治时期大致相当。

他10岁开始读古书，曾经追随当时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请教过《尚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期间，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借机得以了解了那里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司马迁家族曾经世代做过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又做了西汉王朝的太史令。汉武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繁荣富庶，这激发了司马谈撰写通史的意愿，但尚未动手人却已逝。他临死前，叮嘱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这一事业。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了太史令，得以博览史官所藏图书，丰富了学识。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动手编写《史记》。在编写过程中，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差点使这一事业毁于一旦。

公元前99年，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出击匈奴，不料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由于家里贫穷，他无法出钱赎罪，屈辱地接受了士大夫最不齿的“腐刑”。

公元前96年，司马迁获赦出狱，做了一直由宦官担任的中书令，掌管皇帝的文书机要，从而能够接触到更多翔实的史料，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封建王朝的政治运作。他继续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迄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记述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以人物为主，辅之以编年和记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两千年间正史的编纂树立了规范。

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计52万6千5百字。本纪为记述历代帝王的事迹，表是春秋以来历代帝王和侯国的大事记，书记述天文、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世家主要记述诸侯王国的事迹，列传记述各种重要人物的事迹。

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中心，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所以称之为纪传体。纪传体是司马迁首创的体例，《史记》便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这种体例一直被历代的史学家所沿用。

《史记》不仅对上至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下至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进行记述和评价，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等以专章的形式进行论述，因此，它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叙述他下狱受刑后发愤修史的抱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不但忠实地记述了历史，而且还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和人生观。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和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既为研究西汉之前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又成为了后世历史研究的典范。同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更成为历代史学家修史所遵循的原则。

此外，《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西汉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鲁迅因此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两汉时期的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则是班固的《汉书》。班固是东汉扶风安陵人，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只记述到汉武帝时期，因此，班彪撰写了《史记后记》以续《史记》。班固认为，《史记后记》还不够完善，决定继续撰写，以求精益求精。

东汉明帝永平五年，班固被人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弟弟班超上书辩解，阐明真相，加之汉明帝赏识班固的才华，便委任他为兰台令史，从而使其有了更好的修史条件。

班固以20余年时间，修成《汉书》120卷。不幸的是，班固因受外戚窦宪牵连死于狱中，而此时《汉书》还尚未完成。幸而其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补写了《天文志》，终于让《汉书》得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上起于公元前206年刘邦起兵，下至公元23年王莽覆灭，记述了西汉230余年间的史事人物。

《汉书》的体例仿照《史记》，但却略有变动。例如，将“本纪”简称为“纪”，“列传”简称为“传”，改“书”为“志”，取消“世家”而编入“传”中。

十志也比《史记》中的八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善，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为班固新创。十志通过对西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详细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汉代典章制度的史料。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先河。其中的各传、志中载录了许多有关学术、政论的文章，因此该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

其主要缺点是封建正统思想严重，《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中都改成了“列传”，所以，其思想性远不如《史记》。

《史记》和《汉书》把西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准确翔实地记录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所以史学上一直将“班、马”并称，以褒扬他们对后世史学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也正是由于一代代史学家的努力，我国才形成了完整的史学体系，才能独步世界地保留了丰富的历代史学资料，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宝贵财富。

2023.12.05   Day 905

一个完整的国家，不仅要有共同的领土，更重要的是需要形成共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千百年的锤炼，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需要不断的兼容并包，不断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开始，统一一直是国家的主流。即使在分裂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也以追求统一为最高目标，其根源就在于共同的文化已经形成，文化已经成为统一的精神动力，统一成为人们内心的自发意识。

中华文化共同体到底在什么时候形成？掌握文化精粹的是一个怎样的阶层？其文化主流又是什么呢？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现代考古证明，中华文化也是各地文化相互融合、兼收并蓄的结果。从秦朝开始，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国土的统一加速了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但由于秦朝短暂而亡，所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则是在国运长久、国力强盛的汉代。不过，创造和传承文化主体的知识阶层的形成则又远远早于汉代。

战国时代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形成期。古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典籍中所称的“士”。“士”原是周代封建体制下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指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人，是统治者所依靠的基本力量。

从春秋晚期开始，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进一步分化，使大批的士“不耕而食”成为可能。同时，一些宏图大略的国君家臣，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招揽人才，给士的崛起开辟了市场。

“士”纷纷著书立说，建立各自的学派，相互辩论，向各国君王宣扬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大量的“士”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步入了历史舞台。

秦汉时期是“士”作为知识文化阶层的发展壮大时期，也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如电闪雷鸣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封建统一王朝，但其确立的统一国家的集权制与整合文化的努力却功不可没，特别是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一系列文化举措，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汉朝立国之后，虽然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但也兼用儒家和法家学说。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对滥施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创制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

这一学说为汉武帝所接受，并被以后两千年间历代王朝视为正宗。从此，诸子百家之说进一步消失，“士”作为专门的知识阶层，纷纷转向研讨儒家文化。

在“士”逐步发展转化的过程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在相应的发展变化。战国时期，各家学说争论不休，各有主张。推崇法治、实行富国强兵的秦国，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法家思想便成为秦朝的指导思想。

西汉立国之初，吸取秦朝“严刑峻法”导致迅速亡国的历史教训，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到汉武帝的时候，社会的发展使统治集团由消极的“无为”而转向积极的“有为”，被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为统治者所欣赏，至此，儒家学说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

儒家思想最早的溯源可以追究到西周的“礼”。周公制礼，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取其“亲其亲者，尊其尊者”之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等级礼仪制度，主张国家中以国君为核心，在家以父亲为核心，建立一套严整的等级礼仪制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时候，孔子以“克己复礼”为目标，创立儒家学派，试图恢复西周初年那种森严的等级礼仪社会。

相传，孔子晚年整理典籍《易》《礼》《诗》《书》，又作《春秋》，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五经”。由于孔子及其继承人的努力，从春秋时起，儒家一直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显学。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从思想上加强统治，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把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书都列为禁书，并将先秦大量经典焚之一炬，同时规定，以后有收藏禁书的都要治罪。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使儒家经典大部被毁，至西汉初年，一些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即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此即所谓的今文经。

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到武帝时置五经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使今文经得到广泛传播。

由于今文经来自记忆，解说差异很大，就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博士及其弟子们都将治经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重要门径，因此，他们研究经典多是着重发挥经文的“大义”，以繁琐的史事附会经文，又附会于政治。

古文经则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他一些古书埋藏起来。在西汉时期，由于拆除老房，这些经典相继被发现。汉武帝时下令献书，汉成帝时设置官吏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

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刘歆主张在太学设置官学，却遭到今文经博士们的激烈反对。

古文经虽未得立学官，但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主要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意，不作任意发挥，形成系统的训诂方法。

今文经和古文经作为两大学派，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东汉时，基本以古文经占经学统治地位。东汉晚期，双方趋于合流。

在源于西周的儒家经典成为统治者意识形态主流的同时，源于西周的“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相传在西周周公的时候，把夏商的礼仪制度和周民族固有的礼仪加以折中损益，建立了周王朝一套严整的礼仪制度。

西周的礼大致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作五礼。其中，吉礼指祭祀的礼仪制度，凶礼主要指丧葬之礼，军礼主要指与战争有关的礼仪，宾礼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礼仪，嘉礼主要指宴饮婚冠、吉庆活动的礼仪。

西周制定内容繁琐的礼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同时也是为了调整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预防人们的犯罪。

周朝以后的秦人，本身就兴起于西周王畿故地，又曾接收“周余民”，因此深受周的影响，大量接受周文化。就礼仪制度而言，秦基本继承了西周创立的制度，但又增添了不少新东西，其中特别突出了尊君抑臣的内容。

到西汉初年，由于历经长久的动乱，加之许多开国功臣都崛起于社会下层，以致出现了“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专制皇权是不相容的，于是提倡礼乐的儒生开始受到重视。

秦朝的博士叔孙通受命拟定朝仪，这是西汉的首次制礼活动。这次叔孙通制礼，大致采用秦朝的礼仪制度和古礼混合而成，因此，汉礼基本上是沿袭秦朝的礼仪。此后，叔孙通被任命为掌管礼仪的奉常，除了制定朝仪的专律外，还制定了宗庙仪法和其他仪法。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以后，没有毁于秦火的典籍纷纷出现。到汉武帝时，出现了制定礼仪的高潮。

武帝时期，改变君臣文武百官服装颜色，封泰山，确定宗庙百官的礼仪，并使之成为历代相传的制度。在此期间，“诸学者多言《礼》”，因为精通“礼”而做官的人相当多。

东汉时期的制礼活动主要集中在光武、明帝和章帝三朝，其礼仪制度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

东汉时，有专门的人对《周礼》进行传授与研究，《大戴礼》《小戴礼》和《庆氏礼》也有专门的研究。这使得从西周以来的礼不仅流行于官府，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维护皇权和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由于知识阶层的兴起，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曾一度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到汉代，儒家思想脱颖而出，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源于西周，并为儒家所鼓吹的礼仪制度，也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

中华文化共同体在汉代已经形成，并成为中国日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动力。

2023.12.04   Day 904

佛教，一种外来宗教，不远千山万水，终于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佛教的到来，本是源于皇帝的离奇一梦，但它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让普通百姓顶礼膜拜。

源于印度的佛教，为什么能够在东方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呢？在两种古老文明的碰撞中，印度佛教又是如何中国化，并成为中华文明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呢？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印度。当时的印度主要信奉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的婆罗门教，在婆罗门教的统治之下，印度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它以职业为基础，按身份地位的高低，将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

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自称是古印度甘蔗王族的后裔，属刹帝利种姓。人们熟悉的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本是古印度净饭王的太子。相传，他曾驾车出游，在东南西三门的路上，先后遇到老人、病人和死尸，心中十分伤感和苦恼；后又在北门遇见一个出家修道的沙门，听说出家可以解脱生老病死，便萌发了出家修道的念头。

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不顾亲人的劝阻，舍弃妻儿和王室生活，毅然出家修行。最终，在菩提树下得到了生命和死亡的真理启示，悟道成佛，创立了佛教。

佛教认为，现世人生就是“苦”，生老病死等等全都是苦，而这些痛苦则是由每个人自身的“惑”和“业”造成的。这里所说的“惑”指贪婪和痴迷等一切烦恼，而“业”则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惑”和“业”的存在，导致人在死后还要在来世转生，受生死轮回之苦。

人世既然这样清苦，那人们生活的希望又在哪里呢？释迦牟尼认为，摆脱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佛教经典，彻底改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这样就会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进入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佛教将这种境界称之为“涅槃”或“解脱”。

由于佛教要求人们放弃对现实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弃对现实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而去追逐虚无的“不生不灭”，因此倍受统治者的推崇，最后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立，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印度与中国相距遥远，在古代生产力落后、交通闭塞的情况下，佛教是在何时，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

由于史料和考古资料的缺乏，这一切已经难以考证。迄今为止，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前2年。

当时，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入汉，曾向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浮屠经”。由此可见，佛教在当时仅仅是由外国使节进行口传心授，因此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们对佛教还比较陌生。

而佛教正式传入中原的过程却颇具离奇色彩。据说，在公元64年，东汉明帝夜间梦见金人，头顶有白光，在宫廷庙宇上飞行。明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询问群臣。大臣傅毅认为，西方有神被人称之为佛，明帝所梦见的应该就是佛。

于是，汉明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等十八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蔡愔等在大月氏国遇见在该地宣传教义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人，于是邀请他们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一路跋涉回到了洛阳。

明帝为了招待印度高僧，就在洛阳雍门以外三里的御道之南创建精舍，以供其起居。由于最早的佛教经文都是由白马驮回，为纪念白马的功劳，便把精舍命名为白马寺。

白马寺就位于今河南洛阳城东12公里处，据说原寺是仿照印度袛园精舍的样式建造，只可惜它早已伴随那段历史被岁月掩埋，我们已经无法再看到它的原貌。现在，寺内的建筑、雕塑、碑刻等多为明、清遗物。

虽然最初的白马寺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却不容抹杀，在它身上蕴含着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太多的第一：它是最早来华僧人的禅居之地，它收藏了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它是中国最早的译经道场，译出了第一本汉文佛经，它建有中国第一座古塔，它让第一个汉人和尚在此受戒。

所以说，它是印度佛教在中华大地滋生的第一座菩提道场，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源头，号称“中国第一古刹”。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何能得到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的普遍认可呢？其原因是否只在于它所宣扬的佛教教义呢？

在拥有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丰富思想的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迅速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从一开始它注意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

两汉期间，佛教传入中原之际，正是社会上各种方术迷信盛行之时。到东汉末年，道教又逐渐形成。佛教主张的禅定等都与道教的呼吸吐纳等许多修道方法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看作是与自己理论相同的宗教，而佛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有意迎合。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就被人们理解为是黄老道术的一种，于是便出现了人们将老子像与佛像一同供奉的现象。

同时，佛教也十分注意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吸收。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灵魂不灭、鬼神报应的观念，认为鬼神能赏善惩恶。为了迎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原本主张无灵魂论的印度佛教，在有些翻译的经文中，甚至直接使用了“魂灵”一词，以至于当时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佛教也是宣扬灵魂不灭的。

佛教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结合封建统治者奉儒学为正统的社会现实，尝试着将佛教与儒学进行融合。为此，佛教不断调整，乃至不惜改变佛教自身，以求与儒家伦理相适应。

例如，佛教徒经常把佛教规定的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的“五戒”同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是“异号而一体”的，即虽表面字义不同，但两者倡导的本质内容是一致的。

为此，在翻译佛教经典时，人们特意删去父母子女平等的论述，而加进了“孝养父母”的内容，这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纲常伦理的肯定来加强佛教与儒学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拓宽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

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它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本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佛教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着极其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正弥补了我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对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认识不足的缺点。

在文学方面，由于许多翻译过来的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所以它直接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许多有关神仙魔怪的小说相继出现新的文学意境，开始创立。

同时，佛教通俗的叙事风格也推动了后代的话本、小说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发展，佛教中的一些新鲜词语更是被拿来广泛应用，例如菩萨、菩提，佛陀、清规戒律等词语都是直接来源于佛教。

在艺术方面，佛教与中国文化有着完美的结合，出现大量的佛塔、佛像以及体现佛教内容的版画和壁画等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这一句句耳熟能详的经典佛教禅语，正是佛教融入中华文明的最好例证。原从天竺而来的佛教，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几千年来，那悠远的钟声，笃笃的木鱼，和着神奇的诵经声，一直回荡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2023.12.03   Day 903

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在留下了洋洋洒洒五千言的《道德经》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公元前218年，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派方士徐福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到海外求仙。数千人的船队一去不复返，妄想长生的始皇帝最终魂归骊山陵冢。

近百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任用众多方士，造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求得长生，最后还是躺进了自己建造的茂陵之中。

所有这些活动都与一种宗教有关，这就是道教。老子被尊为道教的创始人，秦皇汉武任用的方士成为道教成员的前身。

思想家老子如何成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威风一世的秦皇汉武又为何如此痴迷不悟？这种土生土长的宗教给普通百姓、给中国社会又带来了什么？

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外来宗教。道教与之不同，它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发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宗教。道教虽然产生于比佛教传入时间还晚的东汉中期，但它酝酿与孕育的过程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我国巫术盛行。商代社会从朝廷到民间，无论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以卜筮来判断凶吉。而从事卜筮的巫祝，则被认为是沟通神与人的代言人，具有崇高的地位。

到了周代，宫廷中的神权色彩逐渐削弱，巫祝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然而在民间，巫术的力量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巫祝仍然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尊重。这些巫祝及其巫术就成为道士及道教的最早起源。

在先秦的典籍中，保存着大量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的记载。例如，后来被道家尊奉为南华真经的《庄子》，就有许多篇章刻画了众多的仙人，描绘了美好的仙境，为人们展现了一种脱离世俗的神仙境界。

在燕齐一带，甚至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这些方士只是以术行世，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到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提出阴阳五行之说，方士们便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他们的方术，最终发展为道教的前身——方仙道。

所谓方，指不死的神奇方术；所谓仙，指长生不死的神仙。方仙道在理论上日渐成熟，现实中又深受统治者重视，其鼓吹的神仙之说更是受到统治者的垂青。

秦始皇时，他曾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访求神仙及不死之药，后又陆续派遣方士卢生、侯公、石生等入海求仙药。这就是使得神仙方术逐渐演变成道教的修炼方法，神仙方术也逐步演变为道士。

战国时期，在神仙方术和阴阳五行流行的同时，传说源于皇帝和老子的黄老之学也在游行。西汉初期，鉴于秦朝任用法家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西汉统治者选择了以清净无为为主的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黄老之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神仙方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也为了自身的发展，就把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使得黄老之学的宗教色彩日益浓厚。

西汉一朝，最热衷求神求仙的当属汉武帝。当时，上书谈论神怪奇方的术士多达万人，汉武帝还多次派人寻求仙药，以求长生不老，均无结果。

到东汉时，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在晚年更加推崇黄老之学。此后，黄帝、老子被进一步神秘化，最终形成了以尊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这是道教前身的另一支，即黄老道。黄老道后来又与方仙道合流，逐步演化成道教。

道教的最终形成，还有其政治原因。道教追求的目标是得道成仙，认为通过自身的修炼，是可以做到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

东汉从和帝开始，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政治异常黑暗。豪强地主则凭借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大量农民被迫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到极为残酷的剥削。

日益腐朽的统治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此时，地震、蝗虫、水旱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加之瘟疫疾病流行，最终使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

广大劳动人民需要精神寄托，渴望摆脱这种深重的生活灾难，而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企图摆脱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寻求长生，永享富贵。他们都急需借助一种外力来改变现实。

于是，已经具有宗教雏形并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的道教脱颖而出，被上层统治者和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道教的产生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需要。

早期的道教分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大派别。早在西汉成帝时期，方士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宣扬仙人赤精子下凡传授太平之道，主张易姓受命，这对于尊奉儒学为正统的西汉统治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甘忠可不久便被处死。

东汉顺帝时，琅琊（即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宫崇向朝廷献上《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

东汉末年，这本书落到了信奉黄老道的张角手中，张角就以此书为经典，创立了太平道，并自称大贤良师。他在各地传教，手持节杖，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广大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生活痛苦，便把太平道作为精神寄托加以信奉。张角传教十多年，足迹遍布黄河两岸，信徒有数十万之多。

与此同时，道教的另一支派五斗米道也在活动着，其创始人为张陵。张陵，又叫张道陵，今江苏丰县人。入过太学，通达五经，汉明帝时任巴郡江州（即今重庆）令，顺帝时客居四川，继而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鹄鸣山学道，建立道团，奉老子为教主，尊其为太上老君。

张陵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依据《太平经》作道书24篇，自称出自太上老君口授。张陵向群众传道，受道人都要出五斗米，因此该教被称为五斗米道。

后来，张陵被道徒尊为天师，其子孙也世代袭用天师的尊号，所以五斗米道后来也叫天师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在这一带传教。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又继之。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这两个早期的道教派别，最初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中流行，它们都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影响。早期的道教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思想要求，具有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思想，因此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并为农民起义所利用。

公元184年，太平道发动黄巾军起义。张角按军事编制，把三十万教徒分成三十六方，并设置统领进行指挥。黄巾军起义虽然在历时九个多月后宣告失败，但其余波却延续了十多年，沉重打击了东汉政府，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其间，张鲁自号师君，率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相呼应，在汉中（即今陕西省西南部）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维持统治近三十年。

随着黄巾军起义的失败，太平道被视为非法团体，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最终解体，张鲁政权也于公元215年被曹操所灭。

曹操对道教采取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手段，把一些道徒方士集中在自己的统治中心，防止他们再进行传教活动。但是，五斗米道并没有因此而中落，而是随着张鲁的东迁，更广泛地流传到江东一带。

在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大道教派别相继创立和发展的同时，还有一部分黄老道和方仙道的方士仍然坚持独立活动。他们隐居山林，隔离尘世，继续参悟修道、养生、炼丹等方术，并有一些著述传世，如假托为刘向所著、流行于东汉的《列仙传》。

该书收集了自三皇五帝时代至汉代的七十位神仙，对每位神仙的事迹都做了简述并附有赞语，其中不少故事为后世道教徒和文人墨客、阡陌百姓广为传诵和引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外丹为主的金丹派道经，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魏伯阳。他留下了道教史上第一部炼丹著作《周易参同契》，该书被后代道士奉为万古丹经王。魏伯阳是一位不求名利而潜心修道的隐士，他所倡导的理论思想最后发展成了道教的丹鼎派。

道教思想，主要源于道家思想和方士所鼓吹的神仙思想和方术，此外还吸收了古代的宗教思想和巫术以及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道教曾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致使其民本思想逐渐减弱，转而主张修身养性。于是，修道成仙的思想变成了道教的主旨，这又恰恰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心理需要。因此，道教最终受到统治阶级的喜欢与推崇，并发展成为我国盛行的主要宗教之一。

2023.12.02   Day 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