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隐
流潋紫笔下的嫡庶比起次序，更像一种处境。比起“等差之次”，更像“士庶之隔”。
举个例子，玉姚是甄嬛同母妹，甄嬛待她却不如玉隐——玉隐沦为绿叶尚需男凝介入，玉姚的边缘化则从出场开始，贯彻始终。流潋紫不喜玉姚，和贾母忽视迎春一样，如此自然，甚至不需论辩。在一个以斗立身的环境里，老实人是无地容身的，得不到作者的偏爱，到死也是为他人作嫁衣。玉姚替嫁，作了长姐的贞一夫人。
玉隐的处境比起宜修，其实更像剧版陵容。她被否定，根植于作者对“佞幸”的憎恶。同是使计害人，玉隐始终被野心驱动，这野心却必须包裏在情爱的里面，沦为甄嬛与王爷感情的陪衬——流潋紫恐惧原始的野心，惯用情爱为其遮掩，面对底层不加掩饰的恨意时尤其如此。其实，沒有玄清，玉隐也有充分的理由恨甄家，没有对玄凌的爱，宜修也理当恨纯元，理当恨所有以嫡庶之间限人者。这样的事情，史书上实在太多：
初，揆秉政，侍中苗晋卿累荐元载为重官。揆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易，不纳，而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载衔恨颇深。及载登相位，因揆当徙职，遂奏为试秘书监，江淮养疾。既无禄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萍寄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则又移居，故其迁徙者，盖十余州焉。
荀伯子亦谓王融曰：“天下膏梁，惟使君与下官耳。”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赵邕宠贵一时，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许之，而其母阳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伦姐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吾兄盛德，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间有不恃门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传为盛德之事。
在被作者极端化的女人地狱里，嫡庶之别其实就是门望之隔。陵容虽为嫡出，其实在作者定义的庶出处境下。学会的自然也是些“就算告诉我们（旧贵族），我们也不会做的”微末伎俩。对安陵容的“情爱用品化”，已有后来如懿待魏嬿婉的影子，从这一点看来，剧版主创其实深谙流潋紫之心，堪称其知己。甄嬛传里还需利用嫡庶之别，等级之隔，物质之差以合理化的东西，在如懿传里简化为出身，门第，从而直抒胸臆。贵族的品格与能力也完全丧失，恰如门阀时代的末世景象：
在东晋后期高级士族已经衰落的基础上，加上宋、齐两代皇帝猜忌的巨大影响，以及重玄轻儒风气之流弊，当宰相“皆文义自逸”，429忽视吏事之习，仍很厉害。如尚书令中的王、谢四人：王亮“少乏才能，无闻时辈”，齐末为吏部尚书，“外若详审，内无明鉴……当世不谓为能”。王莹自齐末已“守职而不能有所是非”，入梁，但“居官恭恪”而已。谢朏梁初为司徒、尚书令，“素惮烦，及居台铉（司徒），兼掌内台（尚书令），职事多不览，以此颇失众望”。谢举于梁代“屡居端揆，未尝肯预时政，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发明”。430
时仆射徐勉参掌机密，以疾陈解，因举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后升尚书令，“久处台阁，详悉魏晋以来旧事，且聪明识达，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职隆任重，专预机密……”“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
魏嬿婉之兴衰起落，亦可以用南朝诸事完美解释：
它说明在高级士族腐朽无能之后，由于社会影响大，基础厚，王朝为了笼络他们，争取其支持，仍不得不以他们的代表人物担任高官要职，直到宰相；但却可听任其“文义自逸”，在治国经邦上对之不抱过高要求，而把保证统治质量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些有才干、敢负责的人身上，由这些人来真正履行宰相职责。王亮、王莹、谢朏、谢举、袁昂是前类代表：范云、徐勉、周舍、朱异是后一类代表。何敬容就其出身门第言，当属前一类；然就思想行为言，又接近后一类。
高级士族门第声望高与不善吏事、忽视吏事之间的矛盾，宋、齐王朝已经发觉。前述尚书仆射王敬弘看不懂文书，史称宋文帝“甚不悦”，其后“虽加礼敬”，但“不以时务及之”。437琅邪王氏另一极负盛名的王球，拜尚书仆射，极不负责，“朝直至少”。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主“以法纠之”。何尚之劝曰：“球有素尚……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宋文帝也说：“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指东晋周）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438这和梁武帝对谢朏等人态度，可说前后如出一辙。但是二者又有一重大差别，这就是宋、齐两代用以代替高级士族参与机密和议政的，往往是寒族出身的“佞幸”，而且这种代替并不经常、固定；而梁武帝重用的则是低级士族（如范云、徐勉、朱异）或高级士族中之明习吏事者（如周舍、何敬容），439并且比较经常、固定。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当是：
1.宋、齐两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皇帝猜忌的对象虽主要是宗室，但对士族仍存有戒心。而寒族社会地位低微，在“士庶天隔”的社会里，与士族，特别高级士族关系疏远，委之以政，比较放心，梁武帝时统治比较稳固，所以不存在宋、齐皇帝的顾虑。
2.宋齐恩幸和近臣的行为表明：寒族虽擅吏事，但儒学修养、封建道德一般甚差。掌权、得宠后往往贪污受贿，胡作非为；更严重的是，有些人还在暴君之朝，助纣为虐，正如《南齐书·幸臣传论》所说：“况乎主幼时昏，其为谗慝，亦何可胜纪也。”梁武帝推翻齐东昏侯，进入建康，将“佐成昏乱”的恩幸茹法珍等三十一人全部诛死，440当即反映了对他们的痛恨。当然，士族中也有这类人，但比较起来，毕竟要少一些。
3.宋武帝刘裕虽出身低级士族，然已经没落，且是武人，故皇族的文化素养、封建礼教观念一般说比较差，“闺门无礼”为其突出反映，441可以说气质与寒族出身的恩幸十分接近，所以双方一拍即合。齐代皇族兰陵萧氏，自刘宋时因联姻帝室上升为高门后，文化素养虽有所提高，442但就诸帝，特别是武、明二帝言，变化并不大，他们在刘宋时基本上仍以武功、吏事显，所以继位后宠任恩幸之习仍很厉害。梁武帝则不同。他虽也出身兰陵萧氏的一支，但文化素养极高，早在齐代已与著名文人王融、谢朓、沈约等七人并列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便是明证。此外，经学、史学、书法、佛学的水平也都不低。443所以，作为皇帝，为了统治之巩固，他虽和宋、齐诸帝一样重视吏事，但另一面文化素养又决定他自觉不自觉地要抛开寒族，信用同样擅长吏事，然而气质相近的某些士族来参与政事。（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