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唐雎不辱使命”的可信性
“唐雎不辱使命”故事出自《战国策•魏策》，中学教材曾予收录并加《唐雎不辱使命》以为题目。其中所论“天子、布衣之怒”可谓经典：“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但学者多认为此并非史实（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言“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其出处《战国策》本身，为西汉刘向整理并订名，原作者已不可考，后世又多散佚，其史料价值低于其文学性、思想性。其二，认为事件本身在情节上多有不合常理之处。2011年2月，末那网更发表林曦《唐雎不辱使命，刘向之过》一文，推论印证其非史实，且言“在史学，也确实承受不住如此玩弄历史的伎俩”。
愚意以为，此事虽未载入正史且所述情节多存疑惑，然未必即虚，林曦所论亦恐只知其一；尤其“伎俩”之说，更显轻浅狂躁。须知刘向大家，所缉《国策》，意在“策”而非“记”，未尝以“实”字许人，故“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人陆陇其语）。由是信则信矣，不信也罢，又于刘向何辜？
另，林文之结论，余不敢轻于驳斥，但于其所依据之理由，则不以为尽然。故特将陋议列之如下，以备榷商。然此亦属臆测，聊以为谈资可也：
一、林文认为，秦“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之举“根本毫无理由”。
暴秦虎狼之邦，尚功而轻义，“易地”藉口而己，岂有诚意（犹以十五连城易和氏璧）；且以“易”虚请于前，以“兵”实迫于后，此正“流氓”之体现无疑。即是“流氓”，其伎俩用之再用，又有何妨？
二、林文认为，“秦灭魏，而作为魏的附属国，安陵君完全有理由归附于秦，何苦坚守”。
安陵虽小，然君臣皆尚义（同见《战国策•魏策》中“魏攻管而不下”之事，可以得见）。且安陵之君以“受诏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大府之宪”为国本，魏虽亡于秦，安陵余脉尚存，又岂能负先王诏而轻降！
三、关于唐雎的年龄。
古人好“玄”以哗众，托古以取宠。年九十余说秦昭王已不可信，更况百三十岁能以剑胁秦王。唐雎纵横策士，或是谎报年龄，自托耆宿身份，既可得魏王之信重，又可不为秦王所小覷。
四、林文认为，“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句，于史无据且“逻辑顺序、时间顺序不对”。
“要离刺庆忌”事载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要离先施苦肉，杀妻残身，诈降取信于庆忌，且被任为心腹，而后则乘间杀之。或太史公以要离之所为为不齿（《史记•刺客列传•豫让》中，太史公借豫让言已表明观点：“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故未予收录。又所述庆忌亡期与《左传》不一，后人多以《吴越春秋》为虚，认为“要离刺庆忌”仅为民间之传说。
关于异象（休祲降于天）的描述，前条已述古人迷信而好“玄”，故多所演绎，此是常例；且唐雎为烘托当时气氛，故意大言异象以摄秦王，也不难理解。
至于“时间顺序”问题，先专诸、聂政而后要离，盖为“彗星袭月”与“白虹贯日”对仗之需，此古文修辞手法所致；虽不以“由古至今”为顺序，也未见得“毫无章理”。
五、林文以为，唐雎之所为可与刺客并论。
唐雎所为，正可与蔺相如（渑池之会迫秦昭王击缶）、曹沫（柯地之盟劫齐桓公而复遂邑）相媲。林文之论实不知所云。
六、关于唐雎带剑的问题。
其一，秦律法中有“不得带剑上殿”，然始自何时尚无可考。其二，唐雎于秦为故人（曾说秦昭王发兵救魏），或秦王政念此（有所耳闻拟或更有欣赏之意），准其带剑（兼其文人且老，故未深防之）与会于后宫（而非大殿）。如是也未可知。
七、林文以为，“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完完全全地反映了秦王赢政的贪生怕死”。
秦王虽“色挠”，然非惧其剑（秦王壮年，唐雎老迈，即无侍卫在侧，料也无胆怯之理），实为摄其势，感其义，敬其忠。即有所惧，也非惧唐雎一人，恐乃惧天下之士若皆如唐雎则一统无望矣。而“长跪而谢之”，则愈显秦王政重贤良之雅，容众人之量，吞山河之度，平天下之志。若单看到“贪生怕死”，倒是自己小器了。
综上所论，“唐雎不辱使命”，虽以野史为最有可能，但并不可完全排斥其合理性，更不可随意让古人（刘向）懵然“躺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