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背影
细数中国横亘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大明王朝算得上一个典型的封建帝国，说他典型，是因为他几乎具有一个封建王朝所有的病态特征，是因为他高度的中央集 权和君主专制，是因为在君主把天下都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情况下，芸芸众生所呈现的种种形形色色的姿态，文官集团的趋炎附势、阉党的专横跋扈、黎民百姓的冷漠无情，是因为糜烂、污浊的官场，困顿不堪的文化以及迂腐陈旧的道德标准，是因为国防的废弛和国力的衰微。明朝在近300年的历史中，种种典型的病症像一层厚重的阴霾笼罩在整个江山社稷之上，大明王朝也一直在这种病症之下喘息呻吟，导致最终的气力衰微。所以即便在明史中还有几位皇帝能够勤于政事、力图革新，但仍无法延续大明王朝奄奄的气息，阻止他走向自己的墓穴。大明王朝的统治，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进入了一条狭长的隧道，在前进的路上，朱元璋的晚辈们也只能沿着他留下的路蹒跚前进。路，太狭窄，根本无法转身，无法回头，而在朱元璋背影的笼罩下，大明王朝渐渐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即使走到了尽头，却依然没有一丝转圜的余地。当然，历史的罪责不能完全落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在一个制度不断完善、皇权不断强化、国家的种种权利系于皇帝一身的帝国时代，左右王朝的已不是法制，而仅仅是道德的标准和个人的意识，这不能不算做一种悲哀了，所以，至少我们也能从一个人的身上，看出当时制度的山穷水尽以及江山社稷，朝堂内外的疲惫。
中国的封建君主，大多都有一种“家天下”的思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对于一个封建君主，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有如此博爱的思想，再加上将相的辅佐和督促，如果舆论环境再好点，皇帝也不敢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那么这样的君主反倒能以天下为己任，即便这个皇帝资质太浅，不能把国家弄个歌舞升平、繁荣昌盛，但至少也能弄个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但朱元璋却并非如此，他的“家天下”不是把天下作为己任的担当，而是将所有权利揣进自己腰包的私欲。“明太祖以猛治国，以重典驭臣下”。朝廷的大小政务都要亲自裁决，唯恐大权旁落，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要独揽。尤其他发觉丞相这个辅佐朝政、处理政务，权力次高的职务对他极大的威胁和障碍时，他便处心积虑地废除丞相这个由来已久的职务。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因“胡党案”撤销中书省，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后，丞相的权力由六部分担，军队设左、右、中、前、后都督府，一切权利由皇帝直接掌管。朱元璋成了宰相制的最后终结者。
削相，是天下大权为皇帝一人独揽，但从此皇权也就再也没有了相权的助长和督促。明朝的皇帝，不是因为自身的资质太浅，掌握不了庞大的国家机器，要么就是贪玩误国，例如天启、后照；而有的皇帝论能力，论水平倒真能成为一个好皇帝，但却因为突破不了自身的性格缺陷，又没有相应的监督和辅助，削弱了整个帝国，例如崇祯、嘉靖；更可悲的是有些皇帝能力、责任感都有，性格上又没有什么缺陷，反倒因为勤于国政，又没有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扶持，最终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没了作为。朱元璋削相时可能只是感觉有什么挡着自己的视线，但屏蔽一旦撤去，强光射了进来，他的身影就显得那么孤独和苍凉。
在明朝的政治中，有一点很特别就是特务政治。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锦衣卫，揭开了明朝特务政治的序幕，他的儿子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东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明宪宗设西厂，这些都是一等一的特务，顶级的密探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大内密探，应该相当于现在美国的FBI吧，可见当时政治气氛的恐怖和民主环境的不自由。锦衣卫前身是拱卫司，是皇帝的护卫机构，但重要的是锦衣卫缉捕犯人的工作和政府的六部以及地方政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直接奉皇帝的诏令捕人。可见锦衣卫全然是一个皇家的私人机构，执法过程都置于皇帝一人之手，没有政府、法令的约束，淡淡凭一人的感情好恶左右，此时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早已荡然无存，可见专制已经到了何种的程度，更不用说会造成多少冤案了。而与锦衣卫合称厂卫的东厂以及在明史中偶尔会出现的西厂则更有甚于前者。锦衣卫至少是由皇家护卫队这样一个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而东厂和西厂却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掌管。本来执法过程就是由个人的感情所控制的，没有公平公正的监督，再加上一些本来心理就不太平衡的太监掌管，可见会对国家各个方面造成多可怕的影响，而明史则自始至终都被这层阴影牢牢的包裹着，满朝文武的战战兢兢和国家政治风气的窒息感也就可想而知了，阴影重重，王朝怎么样喘息……
而明太祖还有一处败笔就是分藩割据，朱元璋对行政机构多次清洗，自以为消除了皇帝统治的一切障碍。帝国自然绵延不绝。他又十分信奉“同姓一家亲”，自以为同属一姓又怎能兵戎相见，所以分封了诸多的藩王，还特别规定，如遇奸臣专权，藩王可以声讨奸臣，甚至可以“清君侧”，结果他刚去世，他的儿子就抢了他的孙子的皇位。朱元璋，还是经验太浅，不太熟悉历史上统治的经验，又喜欢独断专行，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还不回给自己找个助长和约束，也只能在历史的面前一再犯低级幼稚的错误了。
高层的政治家，尤其是专制时代的皇帝，最好不要出身太低，比如像朱元璋、刘邦这样。如果一个皇帝出身太低，恐怕不能算上国民的福分。这样的草根皇帝，固然能使大多数平民感到亲近，但往往他们心里的阴暗面太多，在自身角色的转换中又总会有迷茫和失误的情况，尤其是早年的种种人生经历，常会造成自己在执政上的偏执。如果在政府体系中又没有一个公正的方式来调节和纠正自己的行为，那就只能成为国家的一个不幸的根源了。朱元璋的童年太灰暗，从贫苦的放牛娃到游历四方的化缘和尚，长期以来种种不幸的遭遇是他对于士绅和官吏来说只剩下敌视和严酷了，尤其对于官吏的贪污行为他更是深恶痛绝。再加上由于多年征战造成的斗争的惯性思维和怀疑心理，造成了明太祖时期的可怖景象。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官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者四万余人，后两案合计被株杀七八万人。所杀者从开国元勋到一般官吏，从普通富户到读书人，几乎摧毁了整个明朝赖以生存的官僚体系，以致只能从国子监里选拔学生充数，致使整个官僚系统效率低下，甚为可悲。郭桓案后，造成很多国家机构空置，浙江的故家世族几乎扫荡殆尽，“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最为可悲的是如此恐怖的手段也让他的继承者们纷纷东施效颦，竞相使用类似的残酷手法虐待官员，让整个明史的政坛都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明朝还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跟朱元璋也不无关系。比如文官集团、内阁制度以及阉党。据说在李自成炮轰紫荆城时，崇祯帝朱由检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只让他身边的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便抹去，其中的六个字就是“文臣人人可杀”，可见在皇帝的心中，朝廷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自朱元璋始，明朝采取八股取士。八股文这东西不但要求遵循固定的格式，除此以外还要遵循固定的思维。连你想的自由都没有了，可见能造就出什么样的人才，当时有的考生就是“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简直就是个白痴样。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注重文武相资，但却有意削武，并且在制度上使用文官对于武将进行制约，道理很简单，绵羊级的文官当然对他的统治没有任何妨碍。但没有了牧羊犬的保护，明朝一直陷于匈奴等这群野狼的包围当中，不断对自己产生种种的创伤。虽然，朱元璋倾向文官，但我们的这位草根皇帝是不会把这些文绉绉的知识分子当成自己的统治同盟的，对于文官们也没有相应的礼遇和尊崇。他仅仅把“士”当成“吏”，把知识分子当成自己的统治工具。明朝还有一种可恶的刑罚，就是廷杖，这种刑罚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对于官员们身体的伤害，他简直就是一个精神的刽子手。文人大多以品德自律，以清高自居，但动不动就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下剥去衣裤接受廷杖，不晓得我们的士大夫的尊严和信仰还能在这廷杖之下残存多少。更可悲的是，明朝的皇帝们似乎都学会了这招，总要在朝堂上搬出他们的老祖宗给留下的“家法”。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对违背他意志的134名官员处以廷杖，当场就打死16人，不死者也是皮开肉绽。而我们的士大夫们却也逆来顺受，认为只有直言正谏的官员才能接受到廷杖，甚至以此为荣——因为挨打也是要靠资格的，而不去控诉整个体系的荒唐。代表着一个社会文化和精神信仰顶层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被抽空了人格精神的脊梁，只剩下残缺的肉体在明朝的历史上跋涉，不知道整个社会的情况要悲哀到何种地步。1644年，明亡，贰臣、降将、叛徒、败类，没有了信仰、追求和道德理念，明朝只能把自己埋藏在自己挖掘的精神废墟中，而且不会再有人去陪葬。明朝另一个典型的特色就是“内耗”，也就是朝廷内部旷日持久的党争。朱元璋可能没有想到，没有了相权的制约，皇权的确达到了无限大，但有碍于皇帝有限的精力和有限的能力，有没有丞相的辅助，皇帝们只能求助于文官集团和阉党，于是便有了内阁，有了锦衣卫，有了东厂西厂。在以往的皇帝——丞相的权利格局中，皇帝和丞相的权责早已分配清楚，游戏规则也顺理成章，丞相即使独揽朝政也不得不受久有以来的政治惯性的约束，忌惮操作犯规的惩罚。朱元璋撤了丞相，但他的后世子孙还要求助于文官集团，就弄出来个内阁大学士的角色。这个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这就造成了他们承担丞相的角色但却不用执行丞相的“游戏法则”，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约束。以致朝堂上下无所不及、宫廷内外无所不管，就是皇帝骑马游玩、选妃立子都要插上一脚，更有高拱、张居正之甚者，超脱了皇权的羁绊，开创着自己的名臣时代。虽然他们不受游戏规则的约束，但同时也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如何打分，功过优劣只在一个人的心中，所以皇帝笑了你就安然无恙，皇帝不笑，你就罢官抄家斩首灭门，甚至就是你死了都可能把你拽出来折腾折腾。没了丞相，皇帝在游戏中的角色也有些失衡。碰上个不务正业的，整天不是游山玩水就是参禅悟道，甚至还可能迷上木艺，就给世间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能力强点的，也要忙于处理文官集团和阉党以及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斗，可能年纪轻轻就被累死。朱元璋还设了个叫“言官”的职业，就是都察院和六科，这个角色的任务就是打架骂人，没事找茬，鉴于明朝历史上严酷的政治气氛，这个“角儿”哪能发挥朱元璋所期盼的制衡和监督的作用，只能依附于权贵身边，成为党争的一种工具了。
明朝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制度完整性比较高的一个朝代了，但其混乱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朱元璋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仅制订了完备的法律和国家制度，还成功的普及了各种法律和制度。朱元璋制定《大明律》，又制《大诰》，同时对称呼制度、职业划分制度、人口流动制度等等都做了详尽全面的规定。朱元璋为了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制度可谓煞费苦心。而他为了维持整个王朝的安定更是苦心经营，维护落后的封建经济制度，不惜以经济倒退为代价。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家庭，则不再给军士发放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此举一出，危害极大，虽然这条规定因脱离实际、难于实行而不了了之，但与此类似的经济措施却危害不小。之后全国的此类短距离补给线布满全国，全国的财政税收既无架构又难于统计，各地税率参差不齐。而全国性的税收、军需调度、交通通讯、商业和金融行业发展缓慢，没有了国家在背后的支撑，这些现代化的行业只能在大明的历史上踽踽独行，而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和制度机构只能在自给自足、不思前进的小农经济中被带向崩溃的边缘。中国也在世界的范围内有先进盛唐到落后的明清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老子有句话叫“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就是说善于建者，善于抱者必由自身做起，建德抱道，他思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事不拔，他琢磨的是自己的品德流传万世。贾谊也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以开国者、创建者，他们不仅仅是创建和开拓，更是奠定基调和定准方向，方向不准，即使再努力也是南辕北辙，徒劳无功。老子又说“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现邦，以天下观天下。”不知我们的这位开国元勋听过没有。
大明王朝的光晕之下，朱元璋的背影，是踌躇不决，还疑虑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