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祖宗之法”的看法
1、宋代对“祖宗之法”的沿袭和重视恰恰是重视典章制度稳定性的体现。此时古代国家的治理已经由“人治”到达愈发成熟的“制治”。所以在制度中才会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制衡、多种派系的制衡、多位长官的制衡，乃至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制衡。
士大夫群体自我意识的产生，要求皇帝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制度运作的结果。和某种意义上对皇帝制衡的体现。
2、“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过度强调制衡的制度也就导致了运转效率低下。且使制度失去了改进的活力。我认为使“变法”坏掉的并非单纯是人的堕落，而是一种理念本来就无法完美地在现实中得到快速的应用。变革对旧制度和旧观念带来的挑战使得旧势力极力反扑，最后成为新旧势力的攀咬，说到底也不过人性而已。
就像太祖时期军事实力并没有太大下降，可到了真宗时期，是北宋自己培养的初代精英而非五代精英来执掌政权时，面对外敌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制度的弊害就已然显现。就是因为军事那部分的制度是为了应对五代“兵强马壮当天子”的现象而产生。当时宋代不缺武将，军队也常经战斗，本来就有着五代遗留下来的较强战力，太祖自身也是军人出身；“武”的力量太强，进行防范和抑制是有必要的。但是当偏重“文”的制度已经将情况颠倒时，就应该应对新情况产生新的策略，使得宋能培养持续的武力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仁宗对狄青也不可谓不好，只是并不能盖过当时重文轻武的环境，使得狄青那样的将才还是会被打压。
该不该变法、变法是否加速了宋的灭亡？我原本认为仁宗是个无所作为、不够坚决的君主。但读了后来神宗、哲宗朝情况后，觉得仁宗的态度或许的确是更“中庸持重”的。他在一些方面坚决改善却在其他地方保持着制衡的理念，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策的延续性，也没有造成太多的争端和党争。
3、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之法，而“特殊”和“一般”则始终需要有区别和过渡。历史上的很多变革都是需要特殊之人和特殊之法才能完成的，而如果这种“特殊”成了“一般”，则是开了很不好的例。就像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使其控制台谏，为后来宋之权相开先例一样。这使得后来皇帝一直在一般时候讲究制衡的“绝对皇权”与非常时候的“倚重权臣/某派”之间摇摆，加大了制度的不稳定性。
“祖宗之法”就像是一个“一般”，而变革则是“特殊”。宋代之所以越变越乱，那是因为无法去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于是在越来越浮现的“一般”出现问题的时局中又盲目地投机“特殊”，导致对于基本的纲领越来越失去了把握。国家也就越来越混乱。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即曾一度流行的“持续革命”说。革命者们形成了一种革命热情，“循此苦旅，以达天际”；因而在由革命转向“治理”时曾有一段很艰难困扰的时期。每个政权和国家，去寻找自己的“一般”，都是很必要的。
4、关于“祖宗之法”的“道统化”问题。中国古人往往在争一种“道统”（近代则一度是“法统”“党统”“主义”等），而后其将祖宗之法即等于了“道统”，往往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经世致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