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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之前，做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行动研究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家长中推行亲职教育的服务和课程，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很多。为什么一些家长明明非常需要专业的育儿支持，却一次次地选择拒绝。是因为课程设计得不能满足需求？还是妈妈们真的没有时间去学习？

2014年之后，自己做了妈妈。才发现，那些专业的围绕着“教你怎么样做个好妈妈”的服务和课程，以及那些更多地非专业的“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委屈。似乎每一个人都在“监督”着我，都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从母乳喂养，到孩子睡眠，到孩子拉屎尿尿……即使偶有关注我的睡眠，我的状态，那也是因为我的状态会影响到孩子。似乎有了孩子，我就不是我了，我只是一台没得感情的育儿机器。

“质检员们”拿着从S9001-S900N的各种标准在长年严格地检视妈妈这台机器。但与做一台真正的机器相比更惨的是，真正的机器如果有些小问题，质检员们会想尽办法地去给它加油，而如果妈妈们在育儿的过程中有些小问题，“质检员们”只会让你觉得“一个人独自努力的时候，却因为一件事没做好被责备。”

“千千万万的话语，汇成一句话，你不如别人。”

《坡道上的家》出现了两位“保健师”。她们是作为社会支持政策的具体形象而出现的。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

被告水穗提到了保健师是“强势”的，“女儿两个月时，上门的保健师态度十分强势，不断质问水穗各种问题，还说孩子之所以完全没有反应，是因为母亲没有常常跟她说话，提醒水穗要多加注意。水穗问，会不会是自己对孩子说话的方式不对，保健师却说最近发生了不少母亲虐待孩子的案件，这回答让水穗十分困惑。”

里沙子潜意识中为水穗“辩护”：“就我的了解，情况和她说的差不多，那些保健师与其说是来指导育儿方式，更像是在确认母亲的状况。毕竟现在人际关系较为淡薄，有很多像被告那样独自照顾孩子的妇女，所以保健师们是来确认有没有虐待新生儿的情形”。

里沙子自己的保健师“很资深，无论问什么，她都能亲切地给出回答”，也会和里沙子聊一聊“家常琐事”，在里沙子为母乳的问题折磨时，会告诉她“最要不得的，就是仅仅因为做不到安然无恙全母乳哺育就责备自己”。里沙子很感激她，但是，“每次接到她的电放都很紧张，挂断电话后，又有一种莫名的不悦在心中蔓延开来。当被劝说要不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时，里沙子总算明白为休自己会那么紧张，不高兴了。因为每次保健师打电话来时，里沙子就会觉得自己被打上了标签，被怀疑是那种会虐待孩子的母亲。”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对保健师的“怀疑”并不公平，对他们的付出和善意也有辜负。可是对于那个时刻的母亲来说，却是真实存在的心理感觉。这一切“善意的”服务，没能给母亲们传达出同理与支持的信息，没有清楚地传达出不是监督你，不是不放心你，而是陪你一起努力。我们关注孩子，但我们更关注你！而这，也许正是每一个妈妈内心真实而隐秘的期望。对于新手妈妈来说，更是如此。也许过了那时那刻，大多数妈妈会像里沙子那亲友“觉得当时的自己愚蠢得令人羞耻”，但却依旧会“选择性地封印了那段记忆。”因为“无论是让孩子摔落在地上，还是被第三者怀疑会虐待孩子，都着实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当我重新去看待曾经设计出的儿童福利和保护的“政策建议”，那些已经被实施和未被施实施的“服务和课程”。我发现对于儿童福利和保护服务来说，特别是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缺少的一环是对妈妈们（主要抚养人）真正的关注和支持。 不是站在儿童视角的关注和支持，而是站在女性和母亲视角的关注与支持。

支持她们去应对那些琐碎与繁复，舒缓那些慌张与失措，解答那些疑问与困惑。给那些无论从何处而来的紧张，压抑，甚至是悲伤和绝望一些逃脱的出口。

继续努力，为自己，为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