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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大师廖平

注：本资料由廖运明宗亲提供，一共有190多页。廖平，乐山井研人。此前《廖氏通主页》曾经有文章专门介绍廖平，在乐山有廖平纪念馆（廖名龙）

经学大师廖平

张远东　熊泽文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世纪20年代初，廖平先生应邀参加友人萧仲仑（曾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师，近代蜀学的中坚人物，武汉大学哲学系已故著名教授萧萋父之父）与杨励昭之婚礼，并担任证婚人。中间长者为廖平。（照片由向珂先生提供，现由井研县档案馆收藏）

（此相片由井研县政协提供）

1918年国学院诸同学侍六译老人，摄于国学院花厅前，时六译老人六十八岁。前排在老人左侧者为蒙君文通，后排第一人（从左到右）为彭君芸生，前排第八人则宗泽也。1956年9月27日宗泽谨识。2001年5月31日廖丹翻拍，抄录像背面文字。（本照片由廖平之孙廖丹提供）

序

廖平先生是中国经学发展至终结时期的一代大师和思想家，他不仅是其家乡乐山井研人民的骄傲，更是当代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

乐山井研，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历史上曾产生过1名状元、4名宰相、87位进士、250余名举人，有“人物媲于上州”的美誉。其中，“井研四李”与“眉山三苏”齐名，何栗、牟子才、胡世安、韩驹为世人称道，清代井研雷氏，有着“九子十翰林”的民间传说，保存至今的雷畅故居，已成为川西明清民居的“活化石”。正是源远流长的国学底蕴，孕育出生于斯长于斯的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其著作之丰、影响之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称他为中国经学最后一位大师。廖平逝世后，国民政府接受谢持、于右任、蔡元培、熊克武等人的建议，为其举行盛大葬礼，宣付国史馆立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指示史学家范文澜要深入研究廖平的经学思想。1958年11月，毛主席又在成都指示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任白戈找寻廖平的经学著作要阅读。

廖平先生自号“六译老人”，一生勤于著述，成果斐然，有著作一百四十余种，先后编为《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内容涉及经史、小学、医药等领域。他的经学理论，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精神理论资源；他刻意求新，不守陈规，经学研究六次变革，为蜀学争得了全国性影响和地位。他的学术思想贯注着强烈参与现实的精神和高远的文化信仰，其核心是在对古代历史的质疑中，去掉历史文化层累的谬误，探索儒家学说的真谛，还原孔子思想所包含的革命性意义。他“通经致用”的治学路向，倡言改制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主张激励民族自豪感以御外侮等思想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都是无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廖平一生，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开始，都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他先后执教于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弟子遍蜀中。如林思进、蒙文通、杜刚伯、吴虞、李源澄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现代大文豪郭沫若的小学老师帅平均和中学经学老师黄经华均受教于廖平。郭沫若也称得上是廖平先生的再传弟子。郭沫若曾说，“帅平均老师讲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廖平的哲学思想及治学方式，通过他及他的弟子们传承和补充，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近代经学的“井研学派”，并且在文化理想、核心价值、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方面，给予郭沫若以深远的影响。廖平所开创的“井研学派”在“推到一时、开拓万古”的学术自信方面，在舍小谋大，为学多变，先信后疑的治学思路方面，在讲才情，重感觉，重神悟，重想象思维品格方面，形成有别于其他国学学派的鲜明特性。“井研学派”在坚守文化信仰，融通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与时俱进，创新学术方面，对于今天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井研为打造“国学重县”名片，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县政协同时将挖掘、整理和传承廖平经学作为振兴井研国学传统的突破口，2013年与乐山师范学院共同开发地方文化，编辑文史资料。启动廖平生平事迹及文献资料搜集研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读者介绍廖平生平及经学思想发展脉络。

经过一年多艰辛繁杂的挖掘整理，乐山师院与井研政协通力合作，项目组成员经过多次交流研讨，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融合了乐山师院研究者们的独特见解，艰辛的努力结出了第一枚硕果，一部散发着浓浓墨香的《经学大师廖平》，将向广大读者讲述井研国学曾有的辉煌，将以真实鲜活的历史情景，让“沉寂”多年的经学大师廖平“复活”，让传统的历史文化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编辑委员会　

2014年11月22日

目　录

序

经学大师廖平

前言：大同理想逐梦人

第一章　经与经学之释义　今古汉宋之分争

第二章　家世渊源本平凡　经师原是寒门生

第三章　两度辍学苦争取　茶肆受辱愤求学

第四章　来凤书院继举业　五凤山下作塾师

第五章　三次院试遇明师　丙子科试调尊经

第六章　食淡攻苦三年勤　名列蜀中五少年

第七章　湘绮变革转学风　己卯改名中举人

第八章　庚辰会试入京师　吸纳湘学研经术

第九章　《谷梁》启发分今古　经学一变立门户

第十章　襄校尊经任分教　学术二变尊孔经

第十一章　己丑春闱中贡士　罚停殿试赴广州

第十二章　两会长素转今文　庚寅恩科中进士

第十三章　变法牵连焚书稿　地球新义术三变

第十四章　四五六变天人学　空言垂法万世景

第十五章　经学理想成遗志　盛大葬礼祭国师

同行评述

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

廖　　平

廖季平先生传

亲人追忆

我的父亲廖平

廖平家族谱系及后人简历

附　　录

谢持、熊克武等请予褒扬公葬建议书

中央政治会议359次会议议决案

行政院118次会议议决案

国民政府令

诔词、像赞、遗像、挽联选辑

后　　记

经学大师廖平

前言：大同理想逐梦人

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凝结着中国古代先贤们的智慧，其核心和主干是古典政治哲学。而儒家的政治哲学——经学，又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流。包含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内容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创儒家政治学术，在汉武帝时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经学，从而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体系，被历代统治者所崇奉。作为一种东方哲学体系，其影响力不仅在当代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都可觅其踪迹。

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与任安书中阐述写作《史记》的宗旨时，一语道破，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思考探究天人、人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经学的发展，无论是上古三代时期“奉天承运”的天命论，司马迁悲天悯人的“天人之际”，董仲舒灾异祥瑞的“天人感应”，刘（禹锡）柳（宗元）“利人备事”的天论天说，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的心性论，都是紧紧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尽管从20世纪初，天命论、感应论、天理论、心性论等这些经学核心论题的影响已经失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精神支柱的主导地位，但是对于“天人之际”终极关怀的研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设计，仍然存留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胸怀抱负中。

经学终前启后时期的一代大师——井研廖平，一生研经，孜孜不倦，以其精卫式的艰难跋涉、苦苦思索，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历经六变，最终博采诸子百家、熔铸中西学说，创立“孔经天下合发圆融”的天人学，构建众生皆佛形游六虚的宇宙大同世界。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又字勖斋；后改名平，字季平，号四益，继改号四译，五译，晚年更改为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生在井研青阳乡盐井湾一个贫苦农家。

廖经师幼学艰难，两度辍学；茶肆受辱，知耻奋发；三次院试，终遇明师。丙子（1876年）科试，大蒙张之洞矜赏，以优等牌调尊经书院。三年尊经，埋头苦读，如饥似渴，专注训诂考据之学；勤学善思，名列“蜀中五少年”。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乡试，廖平高中第二十四名举人，开始步入独立学术研究的学者生涯。

入学尊经以来，张之洞以纪阮之学为号召，秉承清代汉学训诂考据治学轨范的廖平，从《谷梁》入手，钩沉汉人旧说，排比传例发明汉学，以《礼记王制》注释《谷梁》礼制，从而发现了《春秋》素王改制、九州分中外等诸多大义，填补了阮元《皇清经解》的空白，堪称晚清经学中极有创见的精深之作。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三十五岁的廖平，经学一变，创立门户。他以“礼制”辨今古，创立平分今古之论：今古之分全在制度，古文主《周礼》，为孔子早年学说；今文主《王制》，为孔子晚年学说。平分今古使近两千年相互攻讦的今古二家，各安其所。千载之惑，一旦冰释，“香象渡河，众流截断，于是先生之学，巍然雄视百代矣”。（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

经学第二变尊今抑古，廖平考辨出古文家师说全出刘歆伪撰，六艺皆为孔子新经。《知圣篇》开篇立论：“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六经统为素王，万世之大法也。”廖平通过孔子受命于天，素王托古改制，空言垂法万世，奉孔经为万世的绝对真理。二变时期，正值晚清时局日益混乱之时，社会朝野越来越多的官绅士子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清政权推进改革、学习西方、借法自强，改良主义思潮开始高涨。廖平托古改制的思想恰逢其时，新说一出即被维新改良的思想家康有为所接受并加以改造，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先导。

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彻底破灭，再次引发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帝国主义加紧了以宗教为据点的文化渗透，中西文化冲突加剧；托古改制、变法图强的努力换来的是戊戌六君子流淌在菜市口的滩滩血泊；有着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义和团运动也在清廷和八国联军的镇压下烟消云散，泱泱中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给廖平引为现

实的思考。《地球新义》、《古今学考》、《皇帝疆域图》是他三变思想成熟的结晶，同时也是廖平经学的分水岭——由通经致用的经学学术研究开始走向超越现实、构建“孔经天下合发圆融”的大同理想世界乌托邦。

大同理想世界的基础是“今小古大”之说。他以《王制》、《春秋》为今文，是治中国的小统；以《周礼》、《尚书》为古文，是治理全球的大统；将中西文化一并纳入孔经系统，以期解决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在小统大统说的基础上，廖平跳出经学考证推衍的学术套路，开始构建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形态。他结合《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提出“以王为小康，以帝为大同”。小康之世，有诸夏夷狄之分，中外不通，各国林立为小九州；大同之世，“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中外交通，全球合一为大九州，孔经天下，“风俗最纯”。通过将孔教推广传播化育泰西是大同实现的根本途径。“将来之大一统，以中国为皇权居中，统治四方，美为东岳，欧为西岳，奥为南岳，俄为北岳，臣服万国，开拓五州，圣经规模始无遗义。”孔经天下的大同世界已然构建。

一变平分今古，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二变尊今抑古，确立了“孔经天下”的学理基础；一变二变完全植根于经学典籍的考订推求，三变小统大统，小康大同，廖平开始杂糅他自己并不熟习的西方社会政治学、地理学知识，以期解构风雨飘摇的传统社会，用三千年前（中国）“已据全球上游之势”的“阿Q精神”，构建一个孔经天下的大同世界。以后的四五六变不过就是借用道、释，杂糅天文、中医甚至风水堪舆，添砖加瓦，以致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四变时期正值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权土崩瓦解，民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专制复辟拉锯斗争时期，作为封建集权专制制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学也正逐渐失去它为之服务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日趋枯槁。今文经学由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不得不转向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虚幻构想。四变天学人学，众生皆佛，飞身往来，神游诸天，形游六虚。一个理想化的人类大同社会蓝图已勾勒轮廓。

五变在四变的基础上，廖平加进了礼乐，人天小大的学说本质上没有理论突破，吸收了老庄神秘主义思想，是对四变天人学说的补充完善。五变时期最杰出的成就不是为大同理想社会构想添砖加瓦，而是以其孤胆英雄的形貌成为中国汉字的神圣守护神。五变时期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提出了“废除汉字论”，主张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的人造语Esperanto（世界语）来代替汉字。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人都纷纷撰文支持，一时间，汉字和中华文化都面临倒毙的危机。廖平借助进化论，认为文字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字母到六书古文，字母不如古文，欧美各国的字母文字只相当于中国结绳阶段，他极力论证汉字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提出孔圣造六书说。将来世界大同了，文字必将统一为六书古文，且“传之万世，一统全球”。廖平的奋战虽然是为了极力地尊孔保经，但是站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汉语学习者和快速增加的孔子学院，我们除了为汉字曾经历过的险境唏嘘外，更多的是对廖平执着追求“孔经天下合发圆融”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感叹。

六变五运六气说诗易，就是用《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说分别阐明作为天学大统的《诗经》和《易经》都是蕴含了天地人合一、天人合发的传统思想极致境界，以弥合整个孔经哲学体系。在孔经体系中是没有明确的天人合一实现途径描述的，三四五变中的天人合一的大同世界如何通过孔经实现是一直困扰廖平的难题，从三变时期开始关注《内经》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用五运六气将《诗经》和《易经》拆开重组，以证明孔圣在《诗》《易》中为万年后世进入天人合发的大同世界暗寓了光明坦途。六译老人尊孔尊经矢志不渝以扬国学的赤子之心终获圆满。

1932年，八十一岁高寿的廖平病逝井研，一代经学大师降下了两千年经学历史的大幕。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立法院院长孙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中常委谢持、中执委熊克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四川省主席刘湘以及吴佩孚、龙云、陈立夫、宋子文、刘文辉、邓锡侯、章炳麟、吴虞、侯谔、顾颉刚等政界、军界、学界名流纷纷撰写诔辞、挽联，追忆先生“经术文章，师表人伦；操行雪亮，立志千古”，寄托“灵光殿颓，广陵散绝”的哀思。实为井研、四川乃至全国，空前绝后的盛况。

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高度，可以看出，廖平一生其学六变，其根本动力是希望通过对传统经学的研习阐释，从中找到挽救日渐衰微的晚清社会和中国华夏文明学术道统的良方妙剂。廖平一生苦苦追寻，他创建的“天人”学说尽管失于虚幻，但凸显出他对天地人生的终极关怀，对地球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

廖平作为一位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者、传承者和创新者，把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到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审视、反思和倡扬中，孜孜以求，死而后已，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大道不湮，后死之责。当代井研儿女理应肩负起深入研究廖平“孔经天下合发圆融”的大同理想的经学哲学思想，广泛宣传一代大师垂范人世的品行操守，一起追逐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第一章　经与经学之释义　今古汉宋之分争

廖平一生以研习、弘扬孔经哲学为己任，首发“戊戌康梁维新变法运动”理论先声，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创立“孔经天下天人合发”新论，在近代经学、史学、中医学、堪舆学、文字学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是清末民初终前启后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作为一位在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经学哲学大师，廖平被上至政府主席学界泰斗，下至佃户租客贩夫走卒所敬重，享有如此盛大葬礼和高规格的追悼会，必有其堪当此誉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在阐述廖平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经学。

经学作为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形态的指导思想，是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的。从经学产生的历史轨迹来说，先有系列经籍的传习流布，再有经学的形成和演变，在此基础上，经学指导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变迁推动经学发展，形成经学与政治的互动作用。

一、经与经学

经的本义，《说文解字》说“织也，从糸（犿ì）坙声。织之从丝谓之经。”就是织布时的纵线（从丝）叫经，经线决定着布匹等织物的宽窄长短，是织布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竹简成书，须用丝线（或熟牛皮绳）如经线般纵向编缀竹简成册，所以把那些竹简成册的重要的古代典籍也引申为经。先秦时期，儒、墨、名、法、道诸家都拥有这样的典籍。汉代经学家郑玄在《论语序》里说：“《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由此可见，“经”就是指大型典籍（以二尺四寸的典籍为主）。经过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派被历代的统治者尊为正宗学派，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又被尊奉为圣人，所以儒家流传的典籍用二尺四寸的特殊简册来书写，尊为经典。这些大型经典中蕴涵着封建社会的政治、道德、法律、文化、艺术等常理、原理，因而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不可改变的常法，所以经典又有常经、常道（五常、伦常都用常字）、法典一类的含义。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解释道：“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早期的儒家经典是五经。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六经即已存在。孔子在列国的政治游说失败后，返回鲁国，在教育讲学的同时，编订和整理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序《书》《礼》，删《诗》，正《乐》，序《易》（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记创作了《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开始注重对六经的整理、传习和研究，通过赋予六经以义理，建立了经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儒生公认为经典。但《乐经》在传习的过程中也许因为“曲高和寡”吧，逐渐失传了。

五经中，《诗》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乐》无书，据廖平考证，《乐》实际上散入《诗》和《礼》之中）；《书》以上古王朝的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言辞为主要内容；《礼》以民俗、法典为主要内容（包括音乐理论等）；《易》以神学、哲学为主要内容；《春秋》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包括孔子对于史事的褒贬、评论）。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至战国时，孟子、荀子成为儒家学派两位著名传人。但先秦时期儒家经学与道、墨、法家的经学并立，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秦始皇一统六国、创建秦朝，采用法家经学，实行暴力的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使得儒家经学遭到残酷打击。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为平复战乱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成为主导，

儒家经学依然式微。

汉武帝即位后，随着国势的兴盛，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武帝追求积极有为、强国富民的政治指导思想，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儒生董仲舒的“大一统”儒家新思想恰好迎合了时代政治的需要，于是政学结合，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施行，从而奠定了儒家经学延续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为稳固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指导思想上的巨大作用。

武帝设太学，由于《乐》已无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越其他典籍，成为最高的法定经典。太学置五经博士讲授五经，从此儒学成为法定官学而天下独尊，五经也成为士子必读的典籍。后世儒生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皓首穷经”，经学正式诞生。

经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注疏经书。经典虽然是经过圣人亲自删定的，神圣不可改动，但是士人可以通过注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政治主张，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都以注疏的形态出现。“注”，就是解释经书文字的意义；有些注因为太简要或年代久远而难于理解，后人又为注再作解释，称作“疏”。除了注疏，还有“解”、“集解”、“考证”、“正义”等，都是对经书字句的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中国经学以注疏的形式解经，由此形成经、注、疏三层结构。注疏具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注不违经。这里的注是个统称，包括传、笺、释、说、记、章句、集解等，不能违背原经的本意强行解经。二是疏不破注。疏也是个统称，包括义疏、讲疏、正义、疏证等，原则上疏不能突破原经、原注的意思。儒生读经注经解经，又产生了五经传记，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易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学典籍和五经一起流布。

经学家的思想与政治主张隐含在注疏之中，以期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所以经学研究活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历代封建专制政权取得“法统”（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之后，都竭力取得经学研究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权认同与支持的“圣统”（政权的文化合法性）。在士人与皇帝的互相影响下，经学成为重要的政治互动媒介。

汉代董仲舒为了把儒家经典推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他杂糅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内容，将儒家经籍神秘化。被董仲舒赋予神圣光环的儒家经籍由于迎合了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所以成为历代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主流，经学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所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视为中国经学的开端。

到了东汉时期，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考证，由于经学奉孔子为儒家始祖，《论语》和《孝经》在东汉即与五经并列而成七经。

唐朝太宗皇帝肯定经学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统一思想的作用，命孔颖达等撰著《五经正义》作为范本颁行天下，五经成为盛唐全社会统一思想的准绳。之后，在五经的基础上，唐代经学家将《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将《春秋》拆为《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春秋左氏传》，儒家经典发展到了九经。唐文宗开成十二年，在九经中加入了东汉时就并入七经但唐初又剔除出九经的《论语》和《孝经》，又把解说经书的字书《尔雅》也作为士子必读的儒家经典，并勒石以传，是为开成十二石经。

宋朝历代帝王也都以经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建朝伊始就重视经学的复兴。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亲自主持对《诗》、《书》、《礼》三经进行新注新解，以《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南迁以后，《孟子》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成十三经。由此奠定了经学史上《十三经》的规模形制，直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前，一直都是科举入仕者必读之书，流布之广，世所罕见。

宋代儒家学者为了创立发展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政治、伦理精神，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一起编订为四书。南宋朱熹荟萃其讲学精要，历四十年反复修改，撰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随着朱子学的繁盛，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此后“四书”、“五经”并称。明清时期，更是因为科举考试经策试题必出“四书五经”，且要求士子答卷必用朱熹集注，使得“四书五经”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经过理学家集注整理的“四书”，在经学上的地位及其对现实政治因其所蕴含的儒学政治、伦理精神所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越了原始典籍五经，成为经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学术范式的重大转换——由对五经的膜拜转向对四书

的阐发。“四书”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伦理共识和文化认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形貌，乃至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先宋时期的经学注重通经致用，尤其重视政治制度建设的话，明代经学则侧重关注政治参与者们的内在思想道德修炼，强调“心外无理”的心性修养内功。

清代初期经学出现求是致用的倾向，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治经，不分汉、宋。至乾嘉时期，汉学（即清代复兴的古文经学）完全脱离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与宋学对立。在汉、宋两派互相对垒之际，今文经学逐渐兴起，与汉学对立。清代为方便士子学习十三经，阮元编刻了《十三经注疏》，因其校勘精审，号称善本，传世最广，使得十三经的影响更为深远。十三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观念中，对国民的文化心态、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等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十三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清末时期，经学大师廖平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拟定了《十八经注疏范例》，想要建立一个区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最终因工程浩大，加上学术思想发生转变，十八经的构建未能如愿。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为封建专制集权意识形态服务的经学失去生存的土壤，研习经学的廖平被冯友兰视为中国经学史的最后一位大师。

通观两千余年的经学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经”的特点。第一，“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权法定的古代儒家典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以致后来廖平构想的“十八经”，体现出经典的开放性特质。第二，“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且必须得到孔子“真传”。后世儒家编著的书籍，不能入“经”，即使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如果没有得到孔子“真传”，也不能称之为“经”。第三，“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权和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思想统一文化教育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权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标准，可以称得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合法教科书。廖平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格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最终未能如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离开了封建专制政权的许可，便没有法理上的正义；离开了孔子的光环，便失去了学理上的正宗；离开了科举考试，失去了传播的便捷。所以廖平的“十八经”即使著成，也不可能得到认可，当然也就不会流传。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经学是由经书本身和历代经说所构成，在他两千余年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经学的开放性特点：经学向外不断吸纳融汇道家、墨家、法家、释家等各家之大成，经学内部的学术之争从未间断，如汉宋之争，汉学中今古之争，今文经学中齐鲁之争，齐学中不同家法师法之争等。这些学术争论的实质其实是社会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之争，不同的经学学派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经学代表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经学对历代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甚至社会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著名经学研究学者周予同先生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得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经学史与经学派别》）可见经学对中国古代各学术分支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不了解经学则无以知中国文化。当下的国学复兴热潮，首先应当也必须为经学正名，确立经学的学科地位，因为“经”是一般意义上国学内涵的首要内容（经史子集）。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真切的内容和精神。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

经学发展史上还有非常有名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汉学与宋学之争，对廖平经学研究有重大影响。

秦初政府专门设置了经学博士传授经学。后来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秦末项羽又火烧咸阳，大量先秦典籍化为灰烬。六经中除了《易经》因是占卜之书而得以保存外，其他典

籍均未幸免。汉代，随着经济的恢复，从文景时期开始开展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年长而存世的秦博士及其他儒生，或口述已遭焚毁的经典，或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誊抄秦时书记的典籍，得到的经籍被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在汉武帝时立为官学，设五经博士，各以家法阐述、传授今文经籍的“微言大义”，这就是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春秋》是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春秋公羊学”是解经著作，内容主要包括大一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武帝的重视，在西汉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从孔宅墙壁中发现《逸礼》三十七篇，《书》十六篇等典籍；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进献了大批从民间收集的古书，如《毛诗》、《左传》、《周官》、《孝经》等；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这些出土文献都是用战国时期六国古文字（蝌蚪文）书写的，与通行的用隶书书写的五经相比，不仅字数、篇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差异，被统称为古文经。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借助谶纬之学的盛行逐渐神学化，统治阶级也不满今文经学家对现实政治的批评。刘歆抓住上下都不满今文经学的时机，想要以古文经的《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立于学官，于是与已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派产生激烈争斗，这就是古文经学派。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只是儒家典籍的整理传播者，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六经只是上古明君贤相的政治言论与服饰器物典章制度的记录，古文经学研究注重对经籍本义的理解和服饰器物典章制度的考证阐释。

今文、古文的对立之争贯穿了整个经学史，彼此消长，各有兴衰。对立争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斗争方面，谁能获得“法定”的解释权就意味着他能实施自己治国安邦的理念，个人也就能晋身君前，官高爵显。本来本同末异的今古文两家为争“正宗”，因此而势若水火。二在经典解释的方法论方面，今文经学家通经是为了治世。他们认为，孔子在世时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此乃天意，但他已预见到儒学将在汉代复兴，所以删定六经，传留汉代，为汉定国策。因此今文经学家对六经的解释，多以实用为目的，甚至杂糅谶纬灾异、附会阴阳五行以对六经意义作进一步的发挥和引申。当注重对经籍本义的理解和服饰器物典章制度进行考证阐释的古文经学兴起时，他们将古文经籍斥为伪书，认为古文经学家治经不能用以治世，是为无用之学。

三、汉学与宋学之争

汉代今文经学阐释经籍烦言碎词，且杂以谶纬阴阳之说，其弊在武断臆测；重视文字考据的古文经学随后兴起，实质上对今文经学有所纠偏。在东汉，古文经学取得了胜利。宋人最早将汉代以训诂考据为事的古文经学称为“汉学”。南宋赵师秀诗写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经学史上广义的汉学不仅指汉代经学，还指清代乾嘉学派重名物考证的考据学为“汉学”。

但汉学一味地名物制度的章句训诂，严守师承家法，只背注疏，不问义理，不仅于经学寄托不了治国主张，对统治阶级巩固政权也无贡献。所以宋代今文经学再度崛起，为迎合政治上变法改革和文学上的诗文革新，宋儒起而言义理，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精粹，阐幽发微，清代“汉学”家批评他们空疏，斥之为“宋学”。

宋史专家邓广铭在《略谈宋学》一文中说：“汉代的儒家学者，在其传授经典时，都是着重在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师弟子代代相传，也都注重师法（也叫做家法）；门弟子递禀师承，训诂相传，莫敢同异，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这样的学风，从汉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们所编纂的对诸经书的注疏，依然是承袭了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的繁琐章句之学，与汉代的儒家们并无多大变化。宋代的学者，则大部趋向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邓广铭治史文稿》）

汉学与宋学的主要区别，如果用现代学术概念来概括，则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对象不同：汉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文字及史料，重视的是训诂考据，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为学术而学术”；宋学研究的对象则是道德、伦理，重视“修齐

治平”之理论探究，研讨理、气、心、性等概念。汉学宋学之间互相争正统，都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其次是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是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重视搜集许多材料，强调结论的得出必须植根于大量的材料之中；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多种说法，甚至构建庞杂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学说，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清代学者把整个中国经学的历程看作汉学与宋学两家互相争胜负的过程。

今古汉宋的分争一直持续到了晚清，直到经学大师廖平著作《今古学考》出，以古文经乃孔子早年学说，今文经乃孔子晚年学说而平分今古，使聚讼千年的今古两家各安其所。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受廖平“素王托古改制”说影响而倡导并发动戊戌变法，亦未能挽救封建专制政权。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封建君主专制集权被民主共和所取代，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也退出政治舞台。古文经学也由“六经皆史”而转向现代史学，开启了现代学术之门。在廖平晚年的治学努力下，今文经学走向了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构建以孔经哲学为核心、中华民族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大复兴谋划蓝图的道路。所以冯友兰将廖平作为中国经学的结束，称他为最后一个经学大师。

中国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基。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生命力，对维系中华民族生息繁荣、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也必将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而经学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时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要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廖平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渊源和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或者以廖平为案例，批判、继承并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必然要学习了解经学的内容、源流与发展、性质与文化作用，厘清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功过是非、得失损益，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当代文化创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第二章　家世渊源本平凡　经师原是寒门生

有着“国学重镇”之称的井研，虽然地处僻壤，但是自宋明以来，文风大炽，经史词赋，代有鸿儒。宋代四李，明季五胡，清代雷吴，人才辈出；而晚清经学大师廖平更为翘楚。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又字勖斋；后改名平，字季平，号四益，继改号四译，晚年更改为六译。清咸丰二年二月初九日（1852年3月29日）出生在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一个世世代代以农耕、商贩为业的贫苦家庭。

廖平先祖廖万仕，是湖北麻城孝感乡李子坝人，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兄弟五人拖家带口，在随“湖广填四川”的人流中迁入了乐山。大哥去了马湖府，弟弟们去了良田沃野的峨眉坝子，而廖万仕则选择了偏远的井研县，看中了县东“川谷明媚”的狮子岩，于是卜居安家。廖万仕“挥霍有远志”，“晚年自为谱系，以诏其子孙”。然而有五个儿子的廖家历明至清，“四百年来无显者”。

廖平二世祖是廖万仕第五子，名胜五，尤为贫困，以致乾隆年间廖家修族谱时，第五房派系的先祖中，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居然姓名无考，穷得来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在非常看重宗族血统的封建时代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到了十四世祖廖安现时，举家迁居廖家嘴。廖平高祖父、十五世祖廖乐行在《廖氏宗谱》中说廖安现“披荆斩棘，甘苦自肩，龙游虾戏，孤被欺嫌”，作为一个外来迁入户，要在原本就偏僻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确实不易。尽管廖乐行辛苦劳作，经过十六世祖廖永昭至十七世祖廖正传，生活依然难以为继，于是又北迁仁寿县桃子沟。廖正传是廖平祖父，育有四子，廖平父亲廖复槐排行老四，字继诚，一字诚意，就是出生在仁寿县桃子沟的。五房派系在廖平之前，于廖氏宗族中一直是贫庸末支。

大概在廖复槐少年时代，廖正传携四子又南迁回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廖复槐最为勤劳能干，他早年为人牧牛，年得千钱，仅勉强糊口。后来又得乡人夏某资助，农耕之余，学为小贩，逐渐能自给。虽然识字不多，但他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经营过磨坊、糖果糕饼铺和小茶馆。廖平祖父廖正传去世时，虽家有四兄弟，但全靠廖复槐自营丧葬，不劳诸兄弟操心。廖复槐家尽管后来历经旱灾饥馑、战乱弃家、火灾焚屋，家宅都能毁而复建，同时还要抚育六个孩子，靠的就是他的艰苦奋斗与勤俭持家。

廖复槐为人正直，虽然贫穷困苦，依然乐善好施、恤孤悯弱，深受乡人信赖。据光绪井研县志记载，乡人为保节、恤孤、宣讲、施慧、义冢而组织公会，轮到廖复槐做公会负责人时，大家都乐意捐钱，因为信任他而从不过问收支账目。尽管廖家也很贫困，但绝不将公会钱财据为己有。每到年终，都要拿出千钱，拆为几十束，到僻巷要道遇到有饥饿的人，就悄悄将钱丢在地上，叫他们去拾取买食，虽然读书不多，却也识得“志士不受嗟来之食”的道理。受父亲廖复槐言传身教的影响，廖平一生都不看重钱财，散尽千金，体恤贫苦。每到春节，都要叫人给宗族乡人银钱若干、谷粮若干；每到教职所在，都要捐资购书，助学才俊。以致他去世后，除万卷藏书外，毫无余财，子孙们只得举债营葬。后辈儿孙也因此而陷于贫困。

廖复槐心地良善，虔诚敬神。每到伏腊家祭日，他都要沐浴斋戒，哀礼曲至，乡人都以他的礼仪为范式。廖平因不能背诵课业而被父亲勒令辍学后，农作之余，闲暇垂钓。一次垂钓前，他当着父亲廖复槐的面在祖宗牌位前祈祷，称若能钓得双鲤则复学。廖平果然钓得双鲤而归，廖复槐真心以为祖宗显灵，深信不疑，重新让廖平读书。廖平后来以双鲤堂命名他的书斋，算是对此事的纪念。

当廖平考中进士，廖复槐因此被皇帝赐予文林郎衔，儿子们为他备上官服朝拜祝贺，廖复槐怎么也不肯穿，激动流泪说，我们廖家祖先世世代代从来没有人穿过官服，我何德何能穿此绚丽衣衫。布衣依旧，平民本色。在廖平殿试中榜后的第二年，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廖进士供养侍奉的廖复槐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五岁。

廖平母亲雷贞慈，是世居井研千佛乡镇的名宦，福建台湾察院、江西布政使司雷轮雷翰林的族侄女。雷氏家族在井研被尊称为雷翰林，民间有十子九翰林之说。内阁侍读学士山东山西湖北按察使司雷畅，是雷贞慈从曾祖；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雷翀霄是雷贞慈从祖。福建台湾察院、江西布政使司雷轮则是雷贞慈的族叔。勤劳善良的廖复槐三十岁时才迎娶到了雷贞慈为妻，雷贞慈比廖复槐小十岁，时年已届二十岁，两人在当时都已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了。雷贞慈的父亲是犍为尖山子（现属荣县）的贫苦佃农，虽为雷轮之族兄，但雷轮是当时著名的清官廉吏，丝毫没有惠及同族。雷贞慈家道衰贫，出嫁给同样贫困且年长十岁的廖复槐，也算是门当户对而情理之中。这个成长于家道衰落的诗书宦门的女子却因家贫而能吃苦耐劳，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给予了廖平极深刻的影响。当廖平因家极贫，无力负担私塾先生学费而辍学时，她极力说服丈夫，发动廖平兄长助力；自己在煮饭时，从米中撮一杯米另放一处，积攒至一升就献给老师作为廖平学费。这个后来被诰封为雷太宜人的淑德娴女，为了她最爱的两个“四先生”（丈夫排行老四，廖平也排行老四），经常日纺纱线夜纳鞋，用一手漂亮的做鞋功夫，卖鞋补贴家用，资助学费。正是由于母亲的鼓励与支持，廖平才能学有所成。以致金榜题名后，廖平放弃外放做官而改请教职，以便能侍奉雷太宜人，报答父母辛苦养育之恩，廖平也成为井研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其影响所致，不止于日常，更在其学术思想：廖平在其著作《伦理约编》中说中国之所以先进于西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以孝立国，是文明进化的明证。

整个廖氏家族，虽然“四百年来无显者”，但在廖平之前，第十八代时，出了一个乡贤名人廖复权，也给了廖平以较大影响。廖复权，字平轩，是廖平的族伯父，道光末年岁贡，就读成都锦江书院，算是整个廖氏家族第一个能在省城最高学府官费读书的有文才的读书人。廖复权从不刻意模仿时流俗文，他广泛学习清初诸大家，写得一手好诗文，“闳深隽美”，很受锦江书院山长李惺的赞赏，著有《苹轩文类》三卷。从未出过文人才俊的廖氏家族，终于飞出了个凤凰男，廖复权由自信而傲慢甚至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当时在锦江书院求学的同学中，有个内江人叫王果，聪颖好学，时负盛名，后来在嘉庆七年考中了进士。自信放肆的廖复权竟然将王果的课业作业杂糅在烟草中烧掉，还笑着对王果说能乱烟臭，意思是鄙视王果的作业文章比烟草还臭。然而命运弄人，文章写得臭的王果高中进士，而廖复权却连乡试都屡次落第。考得连自己都想放弃的时候，井研知县陈垲多次写信甚至亲自登门鼓励，毕竟在穷乡僻壤的井研

县能出个在省城读官学的读书人也算是井研人的荣耀。于是廖复权又参加了几次乡试，然而时运终不济，还是不中。皓首秀才，终于绝了功名念头，晚年回到乡里设帐授徒，把自己一生所学和屡考屡败的经验教训倾注于教学之中。没想到竟然名声大噪，“旁县学者争至问业”，一年下来，学费收入颇丰。但廖复权不重钱财，毅然将学费收入捐出，修建廖氏祠堂，希望能增强廖氏文脉，荫庇廖氏子孙，改写“四百年来无显者”的家族窘况。这一年廖平才三岁。捐款十年不绝，直到同治二年廖氏宗祠才宏大落成，在少年廖平的心中，读书不仅能出人头地，还能光宗耀祖，使得廖平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条件下都矢志不渝，刻苦攻读。二十五年后，廖平高中进士，后更成为闻名天下的经学大师，使人一提廖氏首先就想到井研。冥冥之中，廖复权是不是在为廖平的出场鸣锣开戏呢？

在廖平之前，廖复槐夫妇已育有三子一女，三子分别取名登墀（墀，台阶之意）、登梯、登楼。大哥廖登墀，字云襄，十六岁；二哥廖登梯，字级陞，十三岁；都已经辍学回家，帮助父亲廖复槐料理家业，照看磨坊和糖果糕饼店，学着经营小买卖了。三哥廖登楼，字光远，才四岁。廖平出生时，正值其祖父廖正传病逝，父亲廖复槐举债营葬后一月。面对艰难的生活，已经四十六岁的父亲为这个新生命取名登廷。廷者，《说文》朝中也，《广韵》朝廷也，《论语》其在宗庙朝廷布政之所也；字旭陔，意含光耀门庭。父母的期望寄寓在名字当中。登廷也不负厚望，刻苦攻读，历经四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学乃六变，一举成为天下名儒，一代经学大师。不但光宗耀祖，连出生地“盐井湾”这个略带土气的小镇，也在廖平去世后，民国政府为褒扬他杰出的经学成就而更名为“研经湾”以资纪念。

“盐井湾”地处井研县城东部，北部是纵贯成都平原的龙泉山脉南端的丘陵地带，土地贫瘠，盛产井盐。从唐代开始就有盐井开凿，取卤熬盐的记载。历经千年的开采，到清代时，盐卤已尽，井灶坍塌废没。广东高要举人陆文祖在嘉庆元年时被委任为井研知县，他曾在《盐井歌》一诗中写到“仙井之乡盐井湾，熬波出素供盘餐。……今年新井初开淘，去年旧井罢煎熬。地力转瞬易穷尽，安得咸泉如波涛。长官催课问官井，岂知灶户灶已冷。输纳偶迟遭比追，杖吃皮肉枷荷颈。”曾经“灶头鼎沸人争贺”的喧嚣，在地力穷尽、长官催课的双重逼仄下，至道咸时期，已回归为男耕女织的平静安宁，只留下盐井湾的名字让人追忆它曾经的繁华。雍正乙卯（1735年），聚居在盐井湾的廖、刘、周三大家族，开始创立市镇，盐井湾于是有了集市街道。到廖平出生时，盐井湾已发展成为井研县的东乡大市。县志所称的东乡大市，其实不过就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街道而已，隔三岔五逢场赶集，本地农民得以交换农产品。本地居民靠旱作农耕为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这里民风淳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的封建传统文化在这里根深叶茂。

在廖平出生之前十二年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海禁被枪炮洞开；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刀长矛的清王朝怎敌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战败求和，又签订了一系列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一旦被迫开放，内部稳定的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下，逐渐解体，社会结构也开始崩塌，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大清王朝以这样一种耻辱的方式挥手作别了曾经的“康乾盛世”，一步一步陷进内乱外患、国力衰微的泥淖中时，守旧和维新、反抗与镇压，相互撕扯、相互博弈，社会的动荡也逐步加剧。廖平出生前一年的1851年，广西金田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今南京），定都为天京，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太平天国虽未波及婴孩时期的廖平所在的四川，但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1859年的9月，云南爆发李永和、蓝大顺农民起义，起义军随即攻入四川，沿宜宾、犍为一线北进至乐山；1860年3月，围攻井研县城，长达三月之久；时年九岁的廖平亲身感受到了战乱的险恶，不得不跟随逃难的人群避往龙泉山区。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志之士思考国家未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潮、主张在士人中广泛传播。然而外界的风起云涌，虽然也影响到西部腹地的四川，但地处偏僻的盐井湾除了经历着战败赔款的苛捐杂税的重压和农民起义的兵火战乱外，依然维系着千年以来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人们坚守着传统的道德认知，相信克勤克俭，耕读传家。幼时的廖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第三章　两度辍学苦争取　茶肆受辱愤求学

廖平五岁时，廖复槐夫妇又添一子，取名登松。虽然老大、老二已经能帮助夫妇俩耕田犁地、打理磨坊、经营店铺了，但八口之家，生活依然艰难。更为艰难的是接连两年天旱无雨，

庄稼几乎绝收，饥荒蔓延，大户人家开设粥棚赈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让其时九岁、聪慧文静的老三登楼在私塾里读书识字，目的不是要出人头地，而是将来经营磨坊店铺，能够算钱记账。

廖平七岁发蒙读书。虽然取名时，父母寄寓厚望，但面对贫困的家境，父母最初也只是希望廖平将来能够算钱记账就行。从初学于盐井湾禹帝宫村塾胡龙田夫子，至十二岁的求学经历，《廖季平年谱》语焉不详。根据顾廷龙先生整理编辑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的廖平会试朱卷履历表中记载的受业受知师，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考察廖平早期的求学经历。

在封建科举制度形成并逐渐完备以后，师承渊源、师生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一方面对考生而言，师出名门，学有根柢；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高徒名师，善教有方，桃李天下。因求学经历阶段的不同，老师也分成了许多种，有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房师等名目。

受业师是指亲自执教讲读的老师。读书人自启蒙教育开始，或出外就傅，或聘师来家馆课，或到书院肄业，或向著名学者问业，以便在漫长的应试过程中取得最后殿试的成功——金榜题名。因此，受业师又可以细分为“发蒙师”、“课业师”、“问业师”、“肄业师”、“书院肄业师”等不同名称，反映出科举中式者不同的学习阶段和“受业师”所承担的不同教学任务。

受知师，是指封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时的主考、副主考和阅卷房师。唐、宋时进士称主试官为座主；至明清，举人、进士称其本科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主，也称师座。举人、进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中，乡试、会试、殿试都是分房阅卷的，应试者的试卷须经同一房的阅卷考官选出，加批语后推荐给主考官或总裁，方能取中，所以阅卷考官被举人、进士尊称为房师。

对于封建士子来说，真正的老师是受业师。士子从幼年开始跟随发蒙师识字，听“课业师”讲“四书五经”，向“问业师”、“肄业师”学作八股文、试帖诗直至参加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受业师是科举考试的领路人。

在科举制度中，应试考生必须将自己的求学经历，以按照时间先后开列受业受知师名单的方式填写到试卷履历表中。按照清代科举制度规定，履历表的记载必须是能经得起复查的真实材料，一旦发现有冒籍虚填隐瞒篡改的，以欺君之罪处置，所以会试朱卷的履历表是最真实也最详尽的材料。廖平会试朱卷履历表按照受业受知先后顺序，共记载了十七位“受业受知师”。

廖平会试朱卷开列的十七位受业受知师中，受业师十四人，受知师仅三人。受知师中，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院试考中秀才时的受知师是“张孝达夫子之洞”一人；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乡试考中举人时的受知师有两人，即主考“茀亭夫子景善”和副主考“许竹篔夫子景澄”。

十四位受业师中，在院试受知师张之洞之前，廖平先后写下了“胡龙田夫子宗普”、“许翠廷夫子长蔚”、“夏春山夫子九垒”、“家寿某夫子凌霄”（寿字后缺一字）、“向春廷夫子明善”、“何泽之夫子钦培”、“钟毓生夫子灵”七人，这七人就是廖平从七岁发蒙读书到二十三岁同治十三年甲戌院试（1874年）前的受业师。

甲戌院试考中秀才后第二年，廖平参加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科试得优廪生，牌调尊经书院。“钱许三（许三当为徐山之误）夫子宝宣”、“钱铁江夫子保塘”、“伍嵩生夫子肇龄”、“王壬秋夫子闿运”四人即为廖平在尊经书院学习时的“肄业师”。“谭叔裕夫子宗浚”，光绪二年开始为四川提督学政；“丁稚璜夫子文诚”（丁宝桢，谥文诚），光绪二年开始为四川总督；“朱肯夫夫子逌然”，光绪八年为四川提督学政；这三人当是廖平己丑会试前的“问业师”。

根据廖平己卯会试朱卷履历表的记载，参照《廖季平年谱》、《光绪井研志》，我们可以大致考察出廖平早期的求学经历。廖平七岁时（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发蒙于村塾胡龙田，就读于盐井湾禹帝宫。禹帝宫的村塾当属蒙馆。蒙馆主要教学内容是识字、习字、算术和读经，传授最基本的文字知识和儒学典籍，一方面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授简单的生活技能，另

一方面初习儒家经典，为将来接受经馆应试教育或通过自学应试奠定基础。

蒙馆教学，一般都是先识字习字，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后，再作文、读经。识字一般就是背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习字则是从运笔开始，到描红影格，再到临帖。学生掌握千字后开始作文，作文则从缀词（即组词）、属对（即对对子）开始，逐渐写诗、作文。同时也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即读经。塾师先教读，学生后背诵。塾师会反复教读多次，学生要定期温习。每隔一段时间，塾师会要求学生背诵一段指定的经文，遇季末、岁末，甚至会要求学生背诵整部经书。学生背诵经文时，要一字不差，流畅连贯，滚瓜烂熟；遇有错漏或卡顿，戒尺重责手心，一部经书背下来，手被打肿的事常有。这样严格地训练，只是为将来的经馆应试教育打下基础而已。

廖平入蒙馆读书识字的这一年（1858年），盐井湾的旱灾已持续了两年，廖复槐经营的磨坊和糕饼店也难以为继，全家食不果腹。大哥廖登墀迎娶了王姓姑娘，第二年（1859年）生下了侄儿廖成杰。十口之家，别说灾年，就是丰年，生活的艰难困苦也难以言状。更要命的是，1859年9月，云南李永和、蓝大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宜宾杀入四川，经犍为打到了嘉定（今乐山），这股被称为“滇匪”的起义军，以“不交租、不纳粮”、“打富济贫”的起义口号，深受无房无地的犍为、五通、马踏等地盐工们拥戴，他们纷纷加入，队伍鱼龙混杂，烧杀抢掠时有发生。偏僻的盐井湾，人心惶惶。有险可据的大户人家开始修墙固院，招买兵勇。大部分贫民佃户则开始收拾家当，准备逃往龙泉山区。村塾先生也在惶恐不安中，先后换了许长蔚夫子（道光二十八年岁贡）、夏春山夫子。

1860年农历闰三月，李永和率部进逼井研县城，资州知州董贻清按照四川总督骆秉章的部署，督率资州、资阳、仁寿、内江四县兵勇由北往南进驻井研县城，以防堵由南北上准备进攻成都的农民起义军。结果义军人数众多，将井研县城围得水泄不通。义军攻城不下，便分队在井研周边掳掠，民众纷纷逃亡。廖平一家十口也北逃，经廖家嘴、李家碥、柴家山等地，一直逃到仁寿县境内龙泉山中的大愿寨，这里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勤劳能干的廖复槐就地取材，在山中搭建简易茅屋，将惊魂甫定的家人安顿了下来。

井研城中军民在被困孤城七十多天后，终于等来了援军。楚军将领萧庆高率官军赶到了井研县城外，和城内董贻清率领的守军里外夹击，一接战义军就溃败，围困得解。虽然满目疮痍，但社会终究安宁下来，外逃的百姓也渐次回家。远在北部山区的廖平一家也在外逃半年之后回到了一片废墟的盐井湾，不仅磨坊店铺已荡然无存，连蓬壁茅屋都成灰烬。好在廖平父亲廖复槐勤劳而诚信，深受乡人信赖，靠着起会这一民间公益互助形式，凑得了一笔二十千钱的建屋安家费，在原址上重建家业。在父母兄嫂的辛勤劳作下，这个十口大家又重现勃勃生机。廖平也得以回到盐井湾万寿宫的村塾，跟随塾师向春廷夫子安心读书。

没有了饥饿，没有了战乱，一切恢复到千年以来的宁静。已经开始读四书五经的廖平反而迎来了烦恼。万寿宫的向春廷夫子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传统村塾先生，对学生背记经文要求极严，不仅错漏要挨手板，连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也会被罚重头背诵。偏偏十一二岁的廖平“素无记性”，经文怎么也背不熟。每次学习新的经文，即使尽力以自己的理解串讲一遍，也只能记住十之二三，虽然经文意思大意不错，但原文就是记不准确。在这个只求背记，不求理解的学习阶段，人们评判一个读书人将来有没有出息、能不能金榜题名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尽管廖平很努力，也吃尽了苦头，但天赋如此，被父亲和先生认定不是块读书的料，廖平不得不辍学回家了。

虽然被家长、老师判定为没有读书天赋，但廖平并没有放弃读书求学的努力。他充分利用父亲善良而又迷信的性格特点，以垂钓双鲤显示祖先显灵的方式，说服了父亲，重新回到了学堂。面对如此坚决要求读书求学的学生，向春廷夫子也同意免去背诵经文。廖平从此走出了一条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的学术之路。

随着生产的恢复，盐井湾逐渐繁荣，廖复槐磨坊生意也兴盛起来。廖平二哥登梯也结婚生子，十二口人的大家庭，仅靠磨坊饼店的收入是不够的。廖复槐又在盐井湾开张了个小茶铺，让廖平的几个哥哥各执一役。一方面家里确实需要人手，另一方面，作为一家之长要做到公平，免人闲话，所以廖复槐再次强令廖平辍学回家，在茶馆里跑堂打杂。正一心求学的少年廖平，哪里甘心在小茶馆里当一个被人呼来唤去的小堂倌。一次在参茶倒水时，茶水洒在了客人的衣服上，被客人责骂，廖平深以为耻，在粉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后离家出走。家人四处寻找

，终于在一个破庙中找到了正专心致志捧书苦读的廖平。几位哥哥深受感动，跪求父亲准许廖平读书，兄嫂们甘愿多做工作，母亲也加入到助学行列里，每日纺纱纳鞋，补贴家用。

这次复学，廖平的三哥廖登楼给廖平推荐了设在小黄冲的族人、井研名医廖荣高家的私塾，塾师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拔贡生曾志春夫子。

作为井研名医的廖荣高是廖氏本家中的大户。廖荣高医学专主“景岳八阵”（明代医家张景岳，字介宾，著六十四卷《景岳全书》，中有《新方八阵》），尤其擅长八阵中的“和阵金水六君煎”方（以当归熟地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为主，是治肺肾虚寒，咳嗽喘急的良方）。廖荣高不迷信权威，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将原方加以创新改造，把原方偏于补阳的药方改为偏于滋阴，方子中喜用大剂量的龟胶，当时乡人称他为“廖龟胶”。廖登楼当时正在廖荣高门下学习中医。在他门下学医的人很多，后来成为井研名医的有税锡祺、廖登高和廖平的三哥廖登楼。廖平在他家的私塾借读，“束脩”（即学费）可以节省很多。

另一方面，廖荣高延聘到家馆学的塾师曾志春，也是井研有名的教书先生。曾志春，字雩亭，《光绪井研县志》说他“力学能文，事父母有至性。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选拔贡生。知县陈垲以志春植品端方，聘主来凤书院讲席”。不仅如此，每颁布新令之前，知县必定先要与他商议。“志春接弟子以诚，所论辩批窍导窾，听者忘倦。先后成就至数百人”。晚年归乡，受聘在廖荣高家教馆学。

第二次复学后的廖平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抓住所有时间，刻苦攻读。白天，为了强制自己不轻易离座，他常常用麻绳将自己死死地捆在桌椅上，手不释卷；晚上，就着祖宗神龛上豆粒大的清油灯夜读。神龛很高，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着灯火。父亲廖复槐不忍心看到他疲惫困顿，一向迷信的他不得不吹熄油灯，赶廖平睡觉。廖平竟然在被窝里点燃香头，借助香头的亮光继续看书。香头光线微弱，他不得不吹一下香头，让香头明亮些，然后抓紧这短暂的时间迅速看几个字，再吹口气，又赶紧看几个字，一个冬天过去了，四书五经的意思日益熟络，但被子上却烧出了密密麻麻的破洞。

借读在名医廖荣高家，廖平在苦读经书之余，耳濡目染，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三哥廖登楼正在廖荣高门下边学医边做徒，已经是廖荣高得力的助手了，而且学有心得，尤其是对中医脏腑学说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日后他写出了非常有创建的医书《藏府探微》一卷。中医“五脏六腑”学说，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为生化和贮藏精气血的五种实体组织；六腑是指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为受纳腐熟水谷和传化排泄之物的六种空腔组织。在《藏府探微》一书中，廖登楼打破了千年来中医“五脏六腑”学说，指出“五脏六腑”的说法仅仅是为了迎合与五行的配对，于医无据。他进一步提出，肺为金，心为火，胆之附肝与心之附肺同，因此胆应该是与肝同为脏，共为木。他又从《内经》中考得，心为君主之官，胆为决断之官，心胆形体同，功用同，胆有上口无下口，更应该是脏而不是府。而原来五脏中的肾为五脏之精华，兼包并揽，“如天王在五官之上，上帝较五帝为尊”。

在廖登楼的影响下，在名医家借读的环境中，廖平对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脉气血、君臣佐使、升浮降沉等这些中医药基本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他将来在经学六变时期探求个体如何飞身成仙寻求中医理论支撑，培养了兴趣，打下了基础。

但是随着年迈的曾志春夫子逝世，借读廖荣高家塾的日子也结束了。廖平转投到在离家五里地远的黄连桥办学的何钦培先生帐下学习八股时文，开启了他人生的举业之途。对中医的学习也止于了兴趣，廖平一心扑在了时文制艺上。在何钦培先生的指导下，廖平很快通过了县学考试，成为“邑庠生”。

十六岁时，廖平娶了比他小一岁的同县李英孝的次女李氏为妻。李氏的祖父曾做过国学生，李家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家。婚后，在逢年过节陪妻子回娘家的路上，廖平都要抓紧时间读书。妻子李氏缠了小脚，走得很慢，廖平就快步走到前面，取出书籍在路旁阅读。等妻子赶到，又快步走到前面继续读书，如此反复，直到走到妻子娘家。李氏晚年常常用这件事来激励孙辈们要善于利用一切时间勤奋学习。

大约在十七岁时，廖平转投到在五凤山办学的钟岳夫子帐下继续学习时文举业。钟岳的哥哥钟灵是井研来凤书院的主讲。钟灵常常到弟弟在五凤山的馆学客串讲学。五凤山在井研县“

治东十五里，下有傅家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丘，上有禹帝宫，下有龙王庙，林木繁茂，幽静少人，正是读书的好地方。廖平常常到寺庙里寻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思考，庙里的僧人也乐意给这位谦和勤奋的读书人提供桌椅茶水笔墨纸砚之便。廖平读书非常专注，从不死记硬背，常因思考而达到忘我境界。一次，寺庙的僧人吃嫩玉米饼，一种用嫩玉米磨成糊状，然后用桑叶包着蒸熟的、井研人最爱蘸着蜂糖或红糖吃的小吃。僧人也送了嫩玉米饼和红糖碟给廖平，廖平边蘸边吃，但两眼始终不离书卷。结果糖未沾饼而旁边砚台里的墨汁却被蘸着吃完了，而廖平竟然丝毫未察觉到，专心致志到了如此忘我的地步。

他还常常喜欢“帮助”那些来寺庙焚化字纸的老人们，替他们在“字库塔”烧字纸。烧字纸大概是从宋代开始，普及于明清的一种民间原始宗教信仰。我们的祖先对文字的敬畏，最早源于仓颉造字的传说。相传黄帝史官仓颉造字时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龙乃潜藏”等惊天动地的奇观，因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一种独特的习俗——“敬天惜字”。于是，焚烧字纸就变得非常的郑重，不但有专门的礼仪，还建有专门焚化字纸的场所和设施，这就是“字库塔”了。古人爱惜字纸，其实是对字纸所负载的文化顶礼膜拜。老百姓认为，文字是“古圣贤心迹”，是非常神圣的，因此字纸不可秽用，而应该焚化成灰还归圣贤。糟蹋字纸会得罪神灵，受到惩罚并祸及子孙，更有甚者，轻贱字纸会生疮害病，秽用字纸还会瞎眼睛等。所以字纸必须集中起来，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拿到寺庙“字库塔”烧掉，以此积累文化功德，大户人家甚至花钱买字纸来焚化。

地处穷乡僻壤的井研，书籍贫乏，能买到、借到的书籍很少。廖平每逢初一、十五便到寺庙帮助来烧字纸的老人们化纸。在投入“字库”前，廖平将每一张皱皱巴巴的字纸展平，细读上面的字，以此方式来获取更多的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居然在这些废纸中，读到了对文字字形、字义、读音进行解释溯源的残缺不全的纸片。尽管他不知道这是东汉学者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但与平时常读的四书五经截然不同，这引起了廖平极大的兴趣。他反复阅读、琢磨，恨不能找到全本来阅读。正是这种勤学善学、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为他开启了命运转变之门：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科试的时候，廖平用在焚化字纸时读到过的《说文解字》残片上的解释来答题，结果很受四川学政兼主考官张之洞的赏识，列为优等，复试后牌调尊经书院学习。（所谓牌调，就是学政颁发正式公文，录取府学县学的优秀生员到省级及以上的官学学习。）

第四章　来凤书院继举业　五凤山下作塾师

在五凤山钟岳先生帐下就学期间，廖平深受钟岳兄长、来凤书院主讲钟灵先生的赏识。十九岁时（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在通过了府学考试成为“郡庠生”后，作为生员的廖平进入了来凤书院跟随钟灵继续学习举业，开启科举仕进之途。廖平入读来凤书院就是为了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成就，下面我们简要介绍清代的科举制度，了解廖平未来要走的科举考试之途，看看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科举巅峰的。

科举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管理国家的一种制度。开始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终结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共经历了1300年。因为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科）进行选拔（举），所以叫科举。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形式，其中进士科成为读书人晋身统治阶层的捷径，进士及第称为“登龙门”，第一名被称为状元，第二名叫探花，同榜进士一起到杏园参加探花宴，然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写姓名于其上，以显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宋代由于文官当政，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制度。进士中的一等者后来多数都官至宰相，所以宋人称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科举在考试等级上分设了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州试由各地方州府举办，考试通过的举人才能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专门的考试场所）内由礼部承办，考官为皇帝临时委派多人担任，且即赴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任何往来，称为锁院。为了防止作弊，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答题试卷实行糊名和誊录制度，即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将考生试卷的内容另行誊录。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看不到考生的姓名，也无法从字迹去辨认考生试卷，并且由多人阅卷判定优劣，从而做到相对公平。考试内容上也做了改革，注重以经义策论取士，儒家经典开始作为科举必考内容。殿试则在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出题主持考试，并定出名次。

元代因游牧蒙人不重科举，制度发展缓慢，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之制却得名于元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说“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制度更加严密完善。清代为笼络汉族儒生士子，非常重视并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为防舞弊，又做了很多改进，制度更加严密。

按《钦定礼部则例》，清代男性，不分老少，只要不是出身倡优皂隶之家，没有违法前科或服贱役，且不在服丧期间的，都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分为童试和正试。童试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正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

没有参加任何考试的读书人被称为儒生或童生，要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首先就要参加童试。童试从县试开始。县试由知县主持，通过者称为“邑庠生”，可入县学学习；然后参加知府主持的府试，通过者称为“郡庠生”，可入府学学习。最后参加由本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按《钦定礼部则例》规定，院试分为两场，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题二道，五言六韵排律诗题一道；第二场为复试，考四书题一道，经题一道，小学论题一道并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通过者被称为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或膏火银，称为“廪饩”；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考上秀才，可以身穿蓝绸镶青边的长袍、头戴银雀帽，以示读书人的身份；见地方知县知府不用下跪，可以站着回话；没有履行革黜功名程序，可以不受笞刑；更重要的是可以免服徭役兵役。院试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重要，是科举仕途的第一步。

在享有一定特权的同时，秀才每年必须参加各省学政主持的岁考，列入劣等的会被取消资格，革除功名；优秀者可以推荐入国子监肄业，称为“岁贡”，如遇国家有庆典，则被称为“恩贡”；每三年学政通过岁考推荐优秀秀才入京，经朝廷考察后直接按等录用做官，称为“优贡”；每三年从考中乡试副榜的秀才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国子监肄业，称为“副贡”；每十二年，各州县推荐品学俱优且三次落第的秀才入京，经礼部考核、保和殿覆试优秀者直接以七品小京官或知县、教职任用，称之为“拔贡”。以上五贡，因为都是通过正式考试选拔出来的，也算“正途出身”，享有和举人差不多的权利，也是读书人值得骄傲的功名。

秀才每三年可以参加本省学政主持的科试，通过者才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乡试、会试、殿试才是全国性的正式的科举考试。

乡试是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三年一次，称为“正科”。如遇皇帝即位、大婚及其他庆典加试者，称为“恩科”。因考期在八月（也有在九月的），所以又称为“秋闱”。各省通过科试的秀才集中在省城的贡院中参加考试。考官分为主考和同考。主考一般为正副二人（京城所在的顺天府因考生多，主考官为一正二副三人），由皇帝从翰林院和内阁学士中钦命。同考官的主要任务是分房评阅试卷，推荐优秀者给主考裁决，共有十八人，称为“十八房”，一般由礼部提名，皇帝任命。考试时，本省巡抚或总督为“监临”，即总监考和总督察。乡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一天。第一场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各一篇；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九月放榜公布录取名单，称为“桂榜”，被录取者称为“举人”。录取人数根据各省人口、经济及教育与学术水平确定，四川一般录取六十名左右。前五名称为“五魁”，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也叫“五魁首”，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叫亚魁，第七名以下都叫文魁。放榜后各省巡抚或总督要举办“鹿鸣宴”宴请新科举人，席间师生共唱《诗经·小雅·鹿鸣》诗，跳魁星舞，热闹非凡。

新科举人由各省布政司发给第二年赴京师参加会试的执照（类似今天的准考证）和车马费，同时可以购置举人穿的青绸镶蓝边长袍，帽饰也由银雀改为金雀；可以制作举人匾额悬挂家宅以显耀家族，这些费用都由官府出钱承担。

举人可以参加会试，往更高层次的科举奋进；也可以直接由朝廷选拔外放做官。考不中的举人每六年还可以参加大挑。大挑是清代乾隆年间为了让那些参加了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会试都没考中进士的举人有较宽的出路，每六年由吏部根据举人的形貌应对（外貌举止谈吐）进行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

乡试的更高一级就是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未、辰、戌年举行，也是三年一次为正科，遇有朝廷庆典而加试的，则为恩科。主考官由皇帝钦点一正三副“大总裁”，同考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