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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扬“大同精神”——重塑民族乐器改革辉煌
宏扬“大同精神”——重塑民族乐器改革辉煌
何鑑秋 彭正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沪上的《大同乐会》聚合了一大批沪上的民族音乐家，组织排练、演出，改编、创作和研制改革、改良民族乐器，对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曾几何时，崇尚西洋、拿来主义的流行舞台，吉它、套鼓，街舞、摇滚风行了彼一时，又见笛子演奏作为一种新的群众活动形式、上海古筝考级人数年逾一万七千已与钢琴相当，此一时与彼一时已不相亭径耶。俗话说一个时代具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俗话又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如今，中华民族音乐的文化园地今非昔比，大大丰富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乐器改革的天时地利人和
曾记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上音乐器工厂的张师傅；上海民族乐器厂的制作师杨文泉、宋祖成、陆阿多、张龙祥、许金元、高占春、 王茂祖、王根兴他们，与民族音乐界的乐器演奏者共商共议，协力同心又同德，改革改良乐器在他们手中精彩纷呈，硕果累累。
前卫文工团民族乐队在20世纪50年代，就先后研制了四弦高音柳琴、带键中音、低音大唢呐、编钟、云锣、芦笙、大筒、中音板胡、坠二胡、低胡、多管多簧笙、巴乌笙、双千斤二胡板胡、大楹鼓等20多种改革乐器。于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出的，正是前卫文工团刘海林在乐改中的心得，以山东周村编钟奏出的《东方红》乐曲音响。
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第一届毕业生，百岁老人张子锐，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从事作曲配器和乐器改革工作，后经调入原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直至退休。他一生改革研制了20余种、近80件民族乐器，成为《中华乐器大典》中乐改品种条目最多的人，苏州民族乐器厂的排笙、抱笙、大筒、箜葔等乐改产品已成为一大特色。
1987年，上海音乐学院洪圣茂偕郭敏清从设计改革，首演及推广了81型12平均律扬琴，获“中国文化部科技成果奖”，促进了上音本科和附中扬琴专业和民族乐队的乐改应用与发展，同时繁荣了创作、演奏和教学。
……。
回顾几十年来的吹弹拉打各声部的改革成就，凝聚了多少前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诸如张子锐、王仲丙、阮仕春、杨雨森、胡祖庭、魏宏宁、凌律、林培安、洪圣茂……他们 在乐器改革工作中静心笃志、心无旁骛、力戒浮躁的敬业坚守和钻探意识，淡泊名利、着力弘扬、潜心研究的事业奉献精神。并且坚决摒弃拿来主义，不盲目追求高大上、不急功近利，为我们树立了乐改工作者清廉高尚的科研形象。
团队建设和系统工程
再来看看当年由杨雨森领军的革胡团队：
上海音乐学院有吴滋琪、何鑑秋、陈幼福、吴润霖、韩中伟、彭正元、何宁、唐朴林、童爱莲、陆艺桥、高铁柱、达吉（ 西藏歌舞团）
上海民族乐团有孙振江、石维泉、周伟仁、曹浩苓、邵任鑫、叶子、洪立、莫吉人、王凤霞、乐懿人
还有桂小江（合作越剧团）邱朝民（艺华沪剧团）……。
如今的香港中乐团更有董晓露、罗浚和、安悦、何伟、吴帆、魏汉业、张颖韬 、张天进，环保低音革胡有齐洪玮、陈岳华、陈嘉汶、黎伟、谭舒翘。……。
综上所述，作为音乐院校，专业、业余团队，更需要借鉴大同乐会集智攻关、团结协作、跨界融合的思维，发挥院团智库人才的 优势，聚合设计、制作、演奏人员和生产厂家，建立起跨界协同攻关的系统工程。倡导师者意识，打消论资排辈观念，大力弘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破除各种利益纽带及关系，甘做“铺路石”和带路人。同时也希望青年演奏者能尊师重教，传承老一辈乐改家的风范，以一步一脚印的務实 精神传承好乐改工作。
结语
今天我们学习和宏扬“大同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以奉献社会、感恩社会为使命，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无论是业余和专业的民族音乐爱好者，都希望做到锐意进取，以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作为工作的态度和目标。学习“大同人”敢于提出新观点，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并经得住不同意见和质疑而狠下功夫， 努力使民族乐器改革的活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树立科研的良好风尚中躬身垂范。
尊敬的民族音乐工作者，专业、业余活动和广大的爱好者们，在这百年未遇的新时代里，让我们胸怀爱国、创新、奉献、协作、求实、育人的使命和担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大家都来投入到我国民族乐队发展的光辉进程中，凝心聚力，为宏扬“大同精神”再创佳绩、再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