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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上）[霍韜晦]
【編者按】本文原為一九八九年八月法住文化書院舉辦之「民主、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系列講座之「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一講之講詞。時隔三十年，雖物換星移，但霍教授之思想洞見，依然熠熠生輝；對今日探討文化出路者仍大有啟發。因篇幅所限，將分三期刊登。
今日的講題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
為甚麼要講這個題目呢？正是因為近一百五十年來，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漸漸失去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妄自菲薄者多，深切認識者少。我深深感到，重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是急不容緩的事。
中國人靠甚麼站起來？
一百年來，中國不斷有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但在這麼多的運動之後，中國是否已經站起來？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向全世界的人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海內外無數的中國人聽了這句話都很感動，覺得我們一百年來的苦難，受列強欺侮、民族積弱的日子要過去了，中國人以後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一個民族能夠站起來是很重要的，這不只是民族自尊的問題，更是我們中國人的生命要有一個立足地的問題。支持自己站起來，令你無懼、令你有勇氣挺身而出，即使面對別人的逼迫，你仍然可以站得穩、不屈服。換言之，這個立足地可以使你產生力量。但是，我們有否想過，這力量從何而來？
武力只能夠逞一時之威，能以力服人，卻不能服人之心，更不可能長治久安。能夠令你站起來的，其實是你堅持道理的心。所謂理直則氣壯，如果你理虧，你連喊大聲一點的勇氣也沒有。所以支持一個民族站起來的，不能只是軍事力量這麼簡單，一定是民心，一定是培育民族精神生命的文化。但可悲的是，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斷盲目攻訐中國文化，覺得中國文化不如人，所以要打倒它，並急不及待學習西方。事實證明，文化的自我否定，所造成的局面是更大的動盪、更大的掙扎，和更大的虛無。但受了這麼多苦，中國人好像仍不醒覺；中國人好像要將自己的靈魂抽掉，在精神上自殺，也就是將自己的根切斷，然後去認同別人；將自己吊在半空，上不到天，下不著地，將自己變成一個四無依傍的遊魂。這種局面，再深一層思考，其實是由於文化上的挫敗，不能安身立命，使中國人的精神無處立足所致。結果，新生一代雖長於中國，卻變成一個文化上的異鄉人，形成嚴重的文化斷層。這樣，中國人又怎能站起來？
百年國恥，文化異鄉
晚清的時候，中國積弱，在國際之間，沒有人看得起你，列強乘勢瓜分你的土地、掠奪你的財產、踐踏你的尊嚴。讀書人都出來高呼救國，這是民族自救的呼聲，是所有中國人內心的呼聲。這種民族感情從哪裡來？是來自我們的血緣關係？因為我們是中國人，黑頭髮、黃皮膚？你告訴別人，你身為中國人感到很驕傲，是因為你有黑頭髮、黃皮膚嗎？這有甚麼值得驕傲？這不過是種族的理由、生物的理由。救中國難道只是為了救一個物種嗎？這樣的中國人有甚麼值得驕傲？中國人之所以這樣愛中國，是因為我們珍惜過去的創造。我們曾經替人類建樹出燦爛的文明，指出人要有修養，要有禮樂生活，要有典章制度，於是中國民族乃能長存於天地之間；而你出生以來，就在這個民族文化的歷史傳統中成長，使你懂得做人、使你懂得思想、使你成為一個有性情的人、有承擔力的人。所以你會感激、你會愛你的鄉土、愛這個民族、愛這個文化、愛這個國家。過去，中國文化對人生、對天地、對世間、對歷史、甚至對器物，都有極深的發掘和極大的貢獻，並孕育出無數偉大的人格，永遠感動人心、呼喚人心，給予我們一條光明的生命大道，令我們能夠頂天立地、無愧於心。所以，能夠令中國人驕傲的理由，不是生物學的理由，這只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而是文化上的理由，生命成長上的理由。這纔是中國人能夠引以為傲之處，纔是中國之為中國的立國之本。
近百年來的顛倒，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完全是因為我們在與西方的交往之中遭遇了無數挫敗，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心，纔引致出來的。這種對自己的文化的否定，完全是出自一種自卑心理。須知一個民族的根，是在她的文化；敵人十分清楚：如果要將一個民族的根切斷，只須消滅其文化。可悲的是：近一百年來對中國文化的傷害，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為甚麼中國人竟如此愚昧，並延續至今日？將自己變成文化上的異鄉人，放逐自己的精神，令自己流浪無依。異鄉人忙著投身他方、去找別人的文化來認同，自己的東西則隨手丟棄，豈不可惜？在歷史上，哪會有一個民族這樣愚昧？我們看猶太人、以色列人，亡國兩千年，各散東西，四處流浪，但居然兩千年後可以復國，她靠的是甚麼？她所靠的就是她的宗教，也就是她的文化。她的文化力量令整個民族的精神緊緊地凝結在一起。所以她今天仍然有力量，立國後經歷三次戰爭，仍然屹立不倒；而且以少勝多，以弱敵強。所謂敵愾同仇，這力量是來自猶太民族的內部，而不是乞取別人的可憐。中國人則相反，只懂追隨別人、學別人的東西，惟恐落後，自家最可貴的文化卻棄如敝屣，真是可哀可痛！
民主的根在哪裡？
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道家和佛教，而以儒家為中心。很多人，包括很多學者，都以為過去中國的獨裁政治是來自儒家；講自由民主的人往往認定儒家是障礙，是家長式的統治，不可能產生民主云云。這些批評其實十分錯誤，將問題簡單化，而且對儒家十分不公。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回顧一下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
首先，自由民主的觀念是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洛克（J. Locke）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洛克提出「自然法（Natural Law）」的觀念，認為在政治組織還未出現前，人處於一種「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之中，人擁有他一切的權利，稱為「自然權利」，如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保護自己私產的權利等。但是，這些權利要執行、要堅持，便要有政府產生。我們委託政府來維護我們的自然權利，這樣乃能貫徹自然狀態中的和平、友愛、互助、安全，因此大家都須要先將自己部分的自然權利交出，並委託政府，讓政府代你執行；而政府的存在，只是契約下面的產物，權力由人民賦與，如果政府的表現不佳，人民便可以解除其權力，另選新政府。所以，民主政治即是契約政治。契約政治一方面約制政府權力，避免過分泛濫，一方面保障人民，完全是一種理性的設計，希望可以通過理性的方式解決群體的衝突和矛盾。民主政治先假定人是理性的存在，可以理性地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並以理性約制自己。所以，在民主社會之中，理性的位置十分重要。
現在的人討論民主，時常以為民主最重要的是法制，或選舉方式，其實不然。法制只是民主的機制，機制是死的，人的因素纔是最重要。法制的最大優點就是它以明文來限制權力。如果當權者的權力膨脹，沒有客觀的規範去制衡它，便會出現極權。過去中國政治上的專制，就是因為皇帝的權力無客觀限制：他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如果皇帝失德，便會為所欲為。現代學者批評過去中國政治充滿專制獨裁，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所以我們要學西方，著眼點落在客觀制度之上。初步看好像不錯，但是，法治只是一種外在的制約，顯然是不足夠的。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以躲過法制的懲罰為榮，人將變得更無恥。所以，除了法制之外，更須建立自主性的倫理：人要反省自己的責任，並自覺承擔。這一點十分重要，靠這一點，人纔能自覺守法。民主社會追求自由，但我們有沒有想過：自由何來？自由不是放任，放任即是讓感覺帶領本能取向，根本不能自主。人要自主、人要自覺，自主自覺的人纔是真正自由的人。所以，自由是從你內心的自覺發出來的：你的選擇、你的要求、乃至你的創造，都是你的生命的自由的表現。那麼，人人自由是甚麼意思呢？就是人人通過他的自覺、自主、通過他的理性來解決紛爭，處理公共事務。投票雖是理性的形式，但必須指出：理性的形式不能決定其內容是否理性，亦不能保證其結果為合理。例如選舉，投票結果的合理性不能單靠形式與程序，還須訴諸投票者（公民）的成熟、自主和自覺。民主，如果只從制度本身來說，是不足夠的。參予者必須自覺地去接受這種制度、尊重這種制度，並實現其理想，這就須要看到更深的根和保證其有效的前提。這個根絕不是外在的形式，如投票的方式、憲制的形式、運作的程序等等，這只是民主的最低條件，而非理想條件。理想條件一定與內容有關，即與參加者的道德、人格、思維能力、胸襟氣度有關。所以民主在理性基礎之外，還要有道德基礎。民主不可以沒有這些基礎，否則，真正的民主社會不可能實現。但放諸現實，現代社會鼓勵人人爭取自己利益，人人變得自私自利，民主質素怎能不下降？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