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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奥斯卡最大遗珠,暗黑美学的高能秘密
鲜有废客 2020-03-02

《1917》绝不是一部寻求丰腴的战争片,这让它和《拯救大兵瑞恩》有着天壤之别。在后者中,战争的千疮百孔以动态的影像铺陈观众面前,开头那段登陆战,用德军的火力压制,让美军的冲锋悲壮而残酷。而这种悲壮和残酷不管是在开头的烈士陵园,还是在高潮部分的前仆后继中,都一以贯之。为了让悲壮拥有足够大的骨架,让残酷喷张起足够多的血腥,影片丝毫不吝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战争元素。

所以,在我看来,《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学逻辑更趋近于黑泽明丰腴的“动态影像美学”,时刻保持画面元素的呼应和沟通。

 

而《1917》的影像美学,是“小津流”的。它自始至终寻求静态和极简,不管是叙事层面,还是影像层面。



 一 死亡和新生的对称 

《1917》这部电影的故事极为简单,两个字就足以概括:传信。而片中的主要角色也只有两位,一个是汤姆,一个是斯科菲尔德。整部电影,就是让这两个士兵一路历险,传达军情。

 

在这段军事行动中,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以斯科菲尔德在塔楼昏睡为节点。前半部分为白昼,后半部分基本为黑夜。在白昼阶段,斯科菲尔德和汤姆虽然能观察周围一切,却屡次遭遇危险。先是在德军的地道中,遭遇地雷爆炸,砖垒坍塌,斯科菲尔德险些丧命。之后在拯救德军飞行员时被刺,汤姆因此丧命。最后还被塔楼的狙击手伏击,斯科菲尔德因此头部受到重创。

 

可以说,白昼阶段是危机四伏、死伤不断。而夜晚阶段却恰恰相反,斯科菲尔德醒来之后,先是被德军追击,幸而逃到地下室避难。在出去之后,虽被醉酒的德军发现,可还是万幸逃脱。在后来跳进激流瀑布后,即使水流湍急,斯科菲尔德还是从一具具浮尸身上捞回了一条命。

 

白昼虽亮,却数次遇险,夜晚虽黑,却连番躲过,这不仅是导演萨姆·门德斯在传递出生死难测的讯息,更是在用对称的叙事结构,让影片在极为简单的故事中,时刻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在斯科菲尔德于白昼、夜晚的两次遭遇中也不乏体现。

 

在白昼阶段,战友汤姆不幸死亡,而在夜晚阶段,地下室的床铺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婴儿,出现在斯科菲尔德的眼前。更为巧妙的是,婴儿唯一能够进食的牛奶,恰恰是在汤姆死去前不久,在农舍里取来的。死亡和新生,成为了又一次对称。

 

除了叙事和意象,在画面上,《1917》也不遗余力地将对称死磕到底,影片开场的大片野花和影片结尾的大片野草。

开头部分,汤姆和斯科菲尔德通过战壕,缓慢走向司令部,接受命令。结尾部分,斯科菲尔在战壕中奔跑,走到战前总部,传达命令。

 

汤姆和斯科菲尔德最开始穿过的,是两军交战处的泥泞土地和铁丝网,而斯科菲尔德在到达德文郡之前,是在激流中求生。

 

近乎刻薄般的对称,让这部乍一看十分单薄的电影,却有着大开大合的气魄,圆融完满的结构。 


二  长镜头下反人类的“神圣”景观 

毫无疑问,《1917》最大的噱头,是它超乎想象的长镜头运作。不少人将这种长镜头的追踪,看作是畅快淋漓的游戏体验。恰好本片题材来自一战,战争中的惊心动魄和电子游戏的惊险刺激,有着体验感上的共情。但萨姆·门德斯如此大动干戈,绝不只是借“一战”的花,献“游戏”的佛。长镜头并非是在炫技,而是在对称的剧情、画面元素之外,继续用极简而连贯的视听语言,让影片时刻保持“静态”。

 

经常看电影的观众,应该知道,镜头较多的蒙太奇剪辑和镜头单一的长镜头有着极大的区别,前者在发展多线叙事和探索多角度空间外,还会打碎画面的统一,让视角以散点形式呈现。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在“敖德萨阶梯”那段的蒙太奇,不单单是在增加悬疑和恐怖,更是在不断转移聚焦对象,以此形成众声喧哗,让丰腴的画面元素,投射到唯一的主题上:杀戮。
 

而《1917》中的长镜头,则将战场的瞬息万变,变成了小津电影中的“榻榻米”,即使再多的不确定性,门德斯也在指示摄影师罗杰·狄金斯稳定,再稳定。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保罗·格林格拉斯般的手持摄影,而是用斯坦尼康将镜头在保持“一镜到底”的同时,如同肖邦夜曲一样,平和以对。有两场戏份最能说明这种长镜头和稳定触感的重要。


 

当汤姆和斯科菲尔德在穿越德军火线时,他们从一个巨大的弹坑中曲折经过。摄像头先是俯视而下。

 

接着边旋转边往下推镜。

 

 随后,推轨镜头右移,横扫二人跋涉。而水面近景中的浮尸和乌鸦,则与远景中的二人形成死亡隐喻关系。

 

最后,当镜头推轨往上,在二人爬坡时,画面近景中又出现一具死尸,而移焦手法,将这层死亡的隐喻再次呈现。 

 

第二个片段,是斯科菲尔德醒来之后,从塔楼中出去。镜头首先沿着斯科菲尔德受伤的后脑移动。 

 

之后,越过塔楼房间,推轨到窗口,并穿越而下。

 

随之,在摇臂往下时,画面中开始出现丰富的变化。闪光弹照耀下,小镇被炸得只剩下断壁残垣。 

 

接着画面一暗,在闪烁之间,这处断壁残垣有着圣殿般的宏伟和沧桑。 

 

而这时候,在镜头缓慢往下时,斯科菲尔德的后脑开始出现在画面中,他开始往前走动。

 

从后脑离开,到后脑出现,我们随着摄影机镜头离开了斯科菲尔德,但是这片刻中,神秘残酷却又神圣荒诞的场景,将我们沉浸在战争的惨烈后果中,却又剥离开战争的血腥,而俯视这有着断臂维纳斯一般的残缺之美,尽管这种美是反人类的。

 

以上这两个片段,萨姆·门德斯都在向我们传达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战争停歇时,难道一定是惨不忍睹的吗?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用一种静态审美表达时,除了对战争做残酷语境的解读时,能否以撒旦式的暗黑美学对其叹息呢?这种叹息,其实就是萨姆·门德斯别样的影像美学。 


三 人物心理的高级外化 

让我们将视角聚焦到男主角斯科菲尔德身上,这是一个见惯了死亡,可以用勋章绶带换取一瓶酒的士兵。你可以苛责他是一个没有荣誉感的人,甚至在面临危险时,他可能会选择退缩。但门德斯并不会让他有明显的表现,而是在与性格截然相反的汤姆交谈时,逐渐表露。在面临很可能一命呜呼的任务时,他不断劝阻汤姆思忖再三,考虑等天黑出发。而在被塌方的地道掩埋时,他还会怒气冲冲地抱怨,想要放弃这该死的传令任务。

 

而对于家人,他也不愿意面对。“我讨厌回家,非常讨厌,尤其是当我不能再继续待下去,必须得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次奋力是不是永别。”斯科菲尔德在向汤姆说出这番话时,足见他是一个对死亡非常恐惧的士兵。而当汤姆死后,门德斯让他的情感阀门被切断了,他的情绪变化到底如何,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行为才能知道。

 

但门德斯依然不愿意让这种情绪太过张扬。除了在斯科菲尔德遇到法国妇人和婴儿时,他将食物倾囊相授,我们才微微知晓,他此时的破釜沉舟,性情大变。因为,惜命之徒绝不会在危机关头,抛弃生存必需品。但相对于整部电影,我们还是很少能够看到斯科菲尔德的情绪和反映,他就像是一个被命令和死亡催逼的死刑犯,被枪支和险关不断鞭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声称有着游戏体验感,因为游戏中的主角,只有模式化的行为反应,而没有细腻难测的情绪流露。

 

门德斯之所以如此,并非没有能力探讨细腻,光是在《美国丽人》中对凯文·史派西中年危机的展现,就足见他对于人物心理揭露的狠劲。而《1917》中之所以将大篇幅的画面,放在斯科菲尔德以外的战场上,目的无非是想用更高级的手法来袒露一个“一战”士兵的私密情感。单纯用景观来外化人物心理,比聚焦人物言行举止而折射的性格转变,要难得多。门德斯便是在用极简而陌生化的手段来啃这根硬骨头。


 

如果说,在牛棚中看到牛奶那场戏,外化出斯科菲尔德的思乡,那么黑夜中穿越残破小镇,则是他企图逃离这永远到达不了终点的恐惧;而水流中白色花瓣的落英缤纷,又是他临界于天堂和地狱的水平面,往下一寸,是死,抬头一寸,是生。至于如行尸走肉般,被英国士兵的乡歌牵引,俨然一幅古战场中,孩童唱着招魂曲,对父辈们牵挂的哀歌和颂曲。

 

除了景观的层层外化,还有便是斯科菲尔德从“士兵”到“人”的过程。对这一点,门德斯用心极细,他把斯科菲尔德身上的武器和行军包袱一点点卸下,用以表情达意。 从塔楼中起来,他首先丢失了头盔。

 

在遇到妇人和婴儿后,他又把干粮全部给予。 


在与德国士兵徒手相搏时,他的步枪丢了。 

 

而在水流中挣扎求生时,他脱下了所有的背带和军需。 

 

当走在德文郡的草地上时,他只是一个穿着下士衣服的年轻人。 

 

斯科菲尔德对生死的重新认识,对至亲挚友的豁然共情,以及他如何面对这场战争和肩负的使命,都在他最后的戏份中留有余味地表露出来。所以,《1917》绝非一般的战争片,而是一部借着战争讲述“死亡”美学对一个人的重塑,这种重塑过程,在长镜头、对称叙事、画面呼应中慢条斯理地展开。

 

这种慢条斯理在如今电影大量的浮泛表露中,显得如此珍贵,它让我们不必细究每一帧画面的具体寓意,却又足以让我们对这每一帧画面报之惊叹,以及惊叹后的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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