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寒流杀气汹,一时满地走鸡虫。大张世故谩天口,紧闭天真剪水瞳。
心颤颤,路重重。千番争斗乐无穷。草民微命谁人惜,耳畔犹闻警世钟。
上面这阕词的词牌叫“鹧鸪天”,写的是文革期间留存在心中的记忆。那天,读完胡修江小说《七十四号的最后一个犯人》初稿,我的眼前如过电影一般,都是当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情景,夜不能寐,起来做了这样一阕词。文革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是“滚滚寒流”,更形象更确切的说法,是共和国的一场“倒春寒”,官方的决议案定性为“一场浩劫”,当然也有人说它是“阳光灿烂”,甚至还怀念它。这阕词的落笔是“警世之钟”,这才是此词之主旨,是希望中华大地上永远不要再有“七十四号”,不要再有那悬挂在屋梁上的“犯人”,让“七十四号的犯人”能够真正成为最后一个。
戊戌新正,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在汉庭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小说作者胡修江先生和我促膝长谈,谈及过往,不禁唏嘘长叹,两人均流下热泪。时胡先生有恙在身,念兹在兹的,便是这一部小说。其实我并未作过长篇小说,连短篇小说也作的很少,真的不谙此道。但因为与胡先生为好友,且我们两人均有舞文弄墨之爱好,胡先生便委托我修订、处理文稿之后续事宜,如出版,在媒体宣传,在公众号连载等等。不便推辞,我接过了书稿,也接过了重任。
胡先生生在洪泽湖边,长在黄海之滨,是黄海农场的一名基层党建干部。胡先生聪明好学,为人正直,爱好广泛,幽默风趣。说到风趣,有这样一件趣事:胡先生有同学名徐子兵,那年其子结婚,请胡先生写一幅喜庆对联贴在门上。胡先生略一思索,挥毫写就:
上联是:结婚亲兄弟;
下联是:上阵父子兵。
生生把个“新婚三日无大小”的民俗和“喜公公”的名字嵌在了对联之中,来客读罢对联,莫不开怀大笑,喜庆气氛被胡先生搞得至为浓烈。
作为基层干部,胡先生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一直笔耕不辍,近几年,他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回忆那些逝去的岁月,纪念那些为兵团和农场建设作出贡献的知识青年和职工。我在想,这些事情并不能使胡先生获得经济的收益,他之所以乐此不疲,我想无非是这样几个原因,其一是小时候的梦想使然。也许读书时候的一篇作文被老师表扬,也许一篇报道稿被广播采用了,从此,文学小苗扎根在了心中,文学的火苗时不时地在心中燃起……这可能是大多数人喜欢码字的原因。其二就各不相同了,有人写作是为了出名,有人写作是为了获利,当然也有人是“为稻粮谋”,为了养家糊口。胡先生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他和夫人都有工资收入,两个公子都有不错的工作,所以他也不是为了稻粮谋——他纯粹是为了身边的“那些人”,为了那些曾经为兵团和农场的昨天流过血汗的人,为他们的点点滴滴,为他们的苦乐年华,为他们的永远逝去的青春……其三,胡先生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他耳闻目睹了当年的许多荒唐,他要用自己的笔记下过往的一切,起码是“这一块土地上、这一群人”中发生的令人或痛心疾首或摇头叹息或匪夷所思的往事,留下前车之鉴。当然,到底胡先生做到了没有,读者看完他的小说,自有品评。
《七十四号的最后一个犯人》的故事发生在1977年的冬天至1878年的春天,这是中国社会极度动荡的年月。人们在千疮百孔的日子里苦苦挣扎,期盼着真正春天的到来,然而,漫长的冬天和可怕的倒春寒,一次次地击碎善良人的梦想,像海上的巨浪,千万次地冲向礁石,最后都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小说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建设兵团某连队发生的一场悲剧:即使经历十年极端思想的洗礼,依然有人生活在自己的梦境里,她相信爱情,不容许纯洁的感情被玷污,如果不能如愿,结果只能以死抗争。然而,更多的人生活在虚空里,这些男女试图以肉欲的满足打发精神的空虚,结果既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他们不被主流思想容许,活得不明不白,死得糊里糊涂。即使是怀揣理想努力接受再教育终于走上领导岗位的知青,当社会面临巨变的前夕,当自己原来的信仰急速破裂的情况下,他或者她也在彷徨、苦闷、犹豫、烦恼……关在“74号”里的,岂止一个或两个“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人都是“犯人”,都是失去自由的人。
文如其人,胡先生为人朴实,为文也非常朴实。王安石曾说过:“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所谓“言语若没有辞藻彩饰,流传就不会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不讲的,但这不是孔子关于文章的根本意见。) 愿朴实无华的文字能让读者接受到当年的真情实感,体会到贫穷年代的民风世象。
当然,书中有的地方的文字还略嫌粗糙,有的叙述有详略失当之病,作者暂无精力修改,请读者诸君见谅。
是为序。
史忠霖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