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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管乐的前期记忆
温州管乐的前期记忆
暨温四中文艺班的管弦乐队
作者 逗 号
早年的温州，只有少数的上层人士偶然从招商局英国人请来的管乐队认识西洋管乐，他们称铜管乐为“洋号”，称军鼓为“铜鼓”，称军乐队为“洋号班”。
解放初期，解放军的军号队在游行的时候让广大温州市民开了眼界，每次有枪毙犯人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两三支只军号跟在推犯人的大板车后面一边走一边吹奏着“1 - 1 5｜3 - - 1｜5 5 5 5｜1 – - - ｜”（“1”和“3”都带有高音点）这个永远不变的曲调，是温州普通市民对军乐旋律最原始的记忆。而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只军乐的队伍在温州悄悄形成，那是有一年不知 是从哪里来了一位乐师在温州招收了几个徒弟学习西洋军乐，学徒里面有一位最勤奋，最认真，为了让鼓槌敲击得更加准确和轻快，甚至在火柴盒和豆腐上练习，这位学徒就是后来成了温州铜管乐开山鼻祖的柳柏楠先生。
温州铜管乐的开山鼻祖柳柏楠先生
1957年，一批如王公望、谢印心、郑钟声、林虹……等从旧时代艺术院校毕业的音乐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取而代之的是鲁剑光（温州民歌《叮叮当》的收集记谱人）、林小白、林长孺、陈小雷……等一批才艺过人的青年音乐教师。在鲁剑光的建议下，市教育教决定选择几所中学建立学生管乐队以配合政治活动的需要。由于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为初中学生太小，不宜搞吹奏乐，所以就将建立管乐队的任务放在了当时仅有的三所具备高中部的学校，先是从温四中开始，接着温一中和温二中也相继建立了管乐队。
温州的第一支管乐队是1957年成立的温四中铜管乐队
温州的第二支管乐队是1958年成立的二中铜管乐队
在那个时期，这三所学校都是温州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精英云集 之处，各个学校在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征在他们的管乐队徽章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中是蓝色的，二中是黑色的，四中是白色的，虽然队徽上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一个小号的图案，但是形状和大小却又完全不同。
温四中管乐队的队徽
（征求温一中和温二中铜管乐队的队徽图片）
各校的管乐队是在1961年之后才陆续有了制服的，和队徽一样，虽然都是白颜色，但是各自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从大檐帽到衣领、到肩章，到裤子上红色的镶边的道数和粗细，处处体现出各个学校自己的风格。总的来说是一中大气，二中洋气，四中文气。温四中原来是一所私立中学，原名“瓯海中学”，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校风严谨而在管理和经费方面却比较灵活。在校领导的支持下，管乐队迅速壮大到了三十多件乐器。
1961年温四中铜管乐队率先配备了正式制服
栁柏楠（二排左一）、鲁剑光（三排右二）和温四中管乐队（1961年）
管乐队员清一色男生，军鼓队员则清一色女生，直到1960年四中出了一位叫王熙淳的不服气女生硬是学了小号才打破了这个惯例，成了温州管乐史上第一位女性演奏员。（几年以后她在温一中任教的时候还组织过学生试图恢复管乐队，虽然乐队因故没有坚持下来，但后来还是出了几个小号手）
王熙淳，温州管乐历史上第一名女演奏员
三支管乐队别无选择地外聘做喜庆服务的柳柏楠先生为师并且部分租用他的乐器。除了考试期间之外，每个星期有一个下午的课后时间是乐队练习，柳老师就在这三所学校之间轮迴执教。他的教学非常认真却几乎不收取学费。
由于练习的时间少，一年也不到三十次，而且队员们又都是从零开始。所涉及的曲目一律是简单的单声部进行曲，如《飞行员进行曲》、《人民海军向前进》，《社会主义好》……这么三五首。除了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凡是学校有运动会的时候，乐队就会出动，每次的街头行进都是由柳柏楠老师指挥。他穿着军乐队制服，佩戴红绿条纹绶带，挥舞着擦得铮亮的康纳脱（短号）。虽然个子矮而胖，但是非常威武，老一代的温州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偶遇全市性的游行时，三个乐队会凑在一起。那个时代的学生干部能力普遍很强，管乐队长之间自己会联络协调。63年左右的温州的学生管乐队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那时候一中的队长是谢成舫，二中张xx，四中陈锦梁，在联合行动的时候都是由四中音乐教师鲁剑光领队。
鲁剑光带领温四中军乐队在人民广场
典型的一次联合活动是1964年那次声援巴拿马的大游行。负责排练指挥三校联合乐队的是温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干部金俊声老师。金老师编的行进曲旋律很简单，从头到尾变来变去只有三个音，贴着游行口号“巴拿马万岁！巴拿马万岁！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演奏“ 3.3 3 ｜2 1 0 ｜3.3 3 ｜2 1 0 ｜3 3.3｜3 -｜2.1 2 3｜2 - ……“，特别适合当时管乐队员们的初始水品。金老师富有创意的处理，再配上一溜女生的军鼓组，六七十人的队伍穿着军乐队制服，看起来还是像模像样的。多少年之后，曾经参加过那次活动的王绍基先生说，就是因为那次骏声老师举重若轻的巧妙编曲处理和指挥时的潇洒风度让他非常敬佩，从而喜欢上 了作曲和指挥，进而走上了这条道路。
首先打破了初中学生不宜学管乐器规矩的就是温州四中这位叫王绍基（当时他名叫王少基）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当时的温州四中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学校在高中二年级学生中组织干部分配到初中一年级各班担任辅导员，这不仅帮助了初一学生，也锻炼了高二的学生干部。担任王绍基所在班的辅导员是管乐队长陈锦梁，由于王绍基当时是班长，与辅导员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样一来本来学习小提琴和钢琴的他，就在陈锦梁的帮助下和他的同学王紫来利用每天中午的午休时间躲在管乐室偷偷学起小号。半年以后，当学校的音乐教师鲁剑光听到有人竟然在吹奏难度颇大的《骑兵进行曲》时发现了他。
王绍基和他的辅导员 管乐队长陈锦梁
按照当时对家庭出身的政治标准王绍基根本不属于可以进入管乐队的对象，这样的违规让鲁老师很是尴尬。然而这位爱才的教师不但没有阻止，反而乘机向学校领导提出了在初中学生中培养铜管乐队员的要求。为此他还精心安排了一场课间音乐比赛，让领导们亲眼看到王绍基吹奏小号，以说明初中学生可能更适合学习吹奏管乐器。校领导施泽恩听了非常高兴。由于施是政治上特别过硬的干部，不像别的领导那么胆小怕事，当场拍板把王绍基列为“可以教育好的资产阶级家庭子女”，破格允许王绍基参加乐队活动。（除了王绍基之外，施泽恩还挽救过许多同类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优异的成绩。——这是题外话。）
温四中一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平时只要有外来体育队伍或者艺术团体来到温州，四中都会动员学生去观摩。1964年上海管乐团来温州演出的时候，学校出经费买票让全体管乐队员参加去听音乐会，此外还组织了学生与上海管乐团的座谈会。
1965年的儿童节前后，宋庆龄来温州做非常短暂的访问，市里到处找人组织少先队队旗入场仪式的小号手，最后终于找到了四中，原因是唯有四中可以挑选出来四个拿得出手的学生，他们是王绍基、邹加祥、陈祈平和叶玉良。邹加祥和陈祁平比王绍基大一岁，他们两人在高中一年级进入管乐队的时候，王绍基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叶玉良虽然年龄大一点但是个子比较小。他们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除了吹小号还会别的乐器，所以学习起来特别快。
入选队旗进场仪式小号手的王绍基（王少基）、邹加祥、陈祁平、叶玉良。
鲁剑光老师抓住这件事推着学校领导给教育局打报告，要求在初中学生里建立管乐队。报告没有被拒绝也没有被批准，不过鲁老师脑子一转，便先把军鼓队放到了初中部，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管乐队也放下来。然而由于1966年的文革开始，鲁老师的这个计划最终还是被搁置了。
鲁剑光和温四中军乐队首批初中女生军鼓组部分队员
文革期间的学校全面停课，破四旧和全国串联之后，整个温州除了四中还勉强保住了一些管乐器。其他乐队的管乐器几乎散失一空。——讲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提起前面讲到过的邹加祥和陈祈平。文革开始之后，他们活跃在“红总司”宣传队，以革命的名义保住了许多乐器，直到他们后来一起作为知青去了黑龙江。
也是在那个时期，在温州的管乐发展历史里面有过一段被人遗忘，但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文革期间的工厂矿山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在文成县百丈漈一带的工人们利用手头的便利自己打造铜管乐器，要多少有多少，虽然谈不上质量，但是让当地许多人都接触到了铜管乐。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专业辅导，没有生存下来。
讲到温州管乐的历史，不能忽略当年温州市文化宫的管乐队，虽然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乐队是在当时的文化宫音乐干部徐珑的协调下组织的，队长叫“老方”名字不详。队员来自各个工矿企业，他们在高中时代曾经也是学校管乐队的队员。譬如当今著名的温州文史专家沈克诚先生就曾经是该乐队的长号演奏员，文革期间他改吹单簧管，而在他的学生时期也曾经是温四中的管乐队长。
中音号沈克诚改吹单簧管
（征求文化馆工人管乐队的照片）
在文革前1964年的一次抗美援越音乐会上，这支乐队曾经与三个中学挑选出来在校的管乐队员们联合演出，在那个革命年代重视的阵营壮观而对水平方面并没有多少要求，那时候演奏的曲目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前进，越南南方人民！》，“解放南方，坚决向前进；打到美帝，消灭卖国贼。江山受割裂，献血流成河，此仇不共戴天！……”。非常可惜这支本来应该很有前途的乐队由于缺乏专业的辅导，也由于文革开始之后导致派别斗争，致使乐队解体。
另外，在那个时期的温州市区的多个革命造反组织下面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文艺宣传队虽然都是临时性的业余组织，但是却确实给了温州管弦乐爱好者们锻炼的机会，他们在频繁的演出实践中得到了提高，譬如从早期的“红总司宣传队”，那个宣传队出来的精英们在后来温州的文艺领域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当时还有一直临时性的队伍叫做“工总司管弦乐队”，这支自生自灭的乐队集合了温州当时几乎全部的管弦乐演奏人员，在条件极其简陋，搞不到乐谱就从录音里记录出乐谱再根据演奏员的能力加以简化，而且在管乐组方面甚至没法凑成“单管制”的条件下，依然排练和演出了当时流行的舞剧《白毛女》的几个选段，成为温州老一代管弦人记忆里一段引以为自豪的往事。
文革期间的歌舞管弦人五十年后重相会
把管乐搞上去是当年温州音乐人的梦，而温州管乐的发展又是随着温州整个文艺水平的提高而发展的。文革期间的温州与外地广泛交流以及文革赋予充分的演出实践机会，给温州造就了一批音乐人材，而一些从部队文工团复转回到温州的音乐干部，更是成了温州的音乐界最为重要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回温州之后起先大多是被安排在工矿企业当文化干部（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工矿企业是人们首选的工作单位）然后以借调等方式活跃在音乐界参加演出和辅导。
男高音歌唱家 音乐教育家胡成辉
一批以男高音演员胡成辉、作曲教授李明云、二胡演奏员李国光、男中音演员黄永乐，以及小提琴演奏员刘庆泽、小号演奏员陶英、长号手演奏员杨宗宝……等为代表的优秀音乐家，曾经在提升温州的音乐总体水品方面发挥过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当地的演奏员和歌唱演员也迅速成长，甚至自发组织尝试着排练管弦乐，虽然简陋，但是这些尝试都为后来整体水平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文革期间，温州的三个文艺团体京剧团、瓯剧团和越剧团也都由原来的戏曲型团体改为歌舞型团体并且改名为一队、二队、三队。1970年初，当普及样板戏的任务下达的时候，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大批三届生离开温州去了黑龙江，温州市在文艺方面的人才突然变得非常稀缺，三大专业团体不得不到工矿企业挖人。温州冶金厂工人原工人文化宫管乐队的小号庞东生被借调到文宣二队，下乡插队在温州近郊的王绍基（王少基）也被以“文艺革命需要”破格逆向调回二队，后来还辗转于三个队之间。由于王绍基所在的郭溪公社曹棣大队的文宣队是当时的温州地区样板队，一开始也是拿着文艺革命的名义不肯放人，致使他的上调过程颇费了一些周折。
从1970年开始，三个专业文艺团体开始培养管乐方面的演奏员，越剧团和瓯剧团的板鼓手金龙和顾炎开始吹起了小号，原来吹竹笛的阿隆等（谐音）开始学习长笛，二队的第二主胡黄志豪则吹起了单簧管，各团在招收学员的时候还增加了木管乐器的学员。
（征求庞东生、金龙、顾炎、黄志豪的照片）
时间到了1974年，中学已经恢复上课，温四中音乐教师鲁剑光与刚刚进修之后回到温州的王绍基商量让他来温四中一起办一个以建立“温州市第一支管弦乐队”为目标的文艺班，师生两人一拍即合。由于当时的大环境以及四中有着特别良好的基础，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教育局支持，为保证生源的质量还特别允许他们从当年初中一年级十七个班级的新生中挑选出了五十六名有一定基础，或者是被认为比较有潜力的学生组成一个“文艺班”。
文艺班的招生的消息引起了全市不小的轰动，由于要求进来的学生太多，只能优先录取那些来自市少艺校的或者是父母是在文艺界的学生，如瓯剧团副团长杨玉玺的儿子杨少华，上海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出来的胡雪飞的女儿纪丽菁，……等。最后这个班不得不以“半年之后可能淘汰一批学生”为由增加到了六十四人——不过最终没有一个被淘汰。
教育局中教科长李长榛是在他挨整下放的期间认识王绍基的，对王绍基比较了解，所以特别大胆支持文艺班。除了争取到一笔经费采购乐器之外，还把四中音乐教师的编制增加到三个人（另外一位音乐教师叫陈宜宣，负责普通班教学）。温四中的领导则特地把原来是物理实验室的阶梯教室安排给了文艺班。除了在课程设置上给了文艺班很多特殊的照顾，还给文艺班配置了得力的班主任负责日常管理，好让王绍基好专职负责文艺班音乐业务方面的工作，而且不担任普通班的音乐课程。
除了大考期间，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雷打不动是文艺班乐队管乐组的训练时间，假期也不例外。吃完早餐以后同学们进入教室开始早自修直到上完上午的四节和下午第一节的文化课，每天下午的第二节都是音乐课。音乐课除了学习乐理、视唱练耳、管弦乐常识和音乐欣赏之外，合唱是最重要的内容，王绍基老师认为让管弦乐队的学生们参加合唱训练，在提高他们的音乐素质方面会事半功倍。
弦乐和键盘的训练是下午的第三四节课时间，王绍基老师和鲁剑光老师分别负责辅导弦乐组和键盘组。从早到晚同学们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为了方便练习，许多同学还住校，而王老师也是每天陪着大家直到晚上八点半熄灯为止。
由于每天除了在学校，还要在家里练习，这就特别苦了那些学扬琴的和学手风琴的同学。拉风箱对于这么小的孩子们是很沉重的事情，而扛手风琴则更加沉重。那位叫纪丽箐的女同学个子特别瘦小，然而却因为她那音乐家母亲的要求，而加入了手风琴组，每天带着120倍司的手风琴家里学校来回扛，虽然神气但特别可怜——还好同学们相互之间都很友爱，总是有人帮她们扛琴。
文艺班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开学之后的一个月，那次的演出的是器乐合奏《军队和老百姓》。文艺班的六十四名同学全体上场，王老师通过对总谱的改编和巧妙的分工让每一个同学，不论以前有没有接触过乐器的都可以演奏。《军队和老百姓》本是一首民乐合奏曲，但是我们那次却是以管弦乐为主，让乐曲焕然一新。
管弦乐《雷锋进行曲》在人民大会堂演出
演出让每一位同学都得到了体验，更让管乐队的同学们得到了发挥，经过那次的演出他们对学习更加有兴趣，更加刻苦。
演出的成功展示了文艺班的潜力，也让学校领导更加有信心，而最为高兴的当然是那些家长们，特别是那些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乐器的孩子们的家长，因为他们想不到自己从零开始的孩子才进班一个月就能登台演出！
由于一年到头的朝夕相处，师生之间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友爱信任和深厚的感情。然而王老师却始终是一位非常固执，非常严格的教练和指挥。年轻的他踌躇满志，一心想打造一支能够拿得出手的管弦队伍，在训练方面从不怜悯。男同学们即使得了病依然坚持参加训练，不敢告诉他；而那些娇滴滴的女同学们在背后流泪则更是司空见惯。或许是由于他自己有过太多吃苦的经历，他对于“吃苦”这两个字非常不以为然，况且在那个时代，提倡“艰苦磨练”也是全社会的普遍观念。那些女同学们但凡有难言之隐会向年长的鲁剑光老师透露一点，而数学教师林介中老先生的爱护和安慰，对于她们的心理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多少年以后，王老师一谈起这些事还很愧疚自己当年的年轻“不懂事”。）
管乐训练的基本任务是练气息，练嘴劲，其次才是个人技巧和与乐队的配合能力，除了每天例行的晨练之外，下午是分散的个人练习。许多同学的嘴唇吹肿了，吹破了，每逢这时候王老师会祝贺他们，恭喜他们过硬的嘴胫正在形成。然而为了减轻训练的疲劳，王老师还是会把许多管乐训练的科目，都改了穿插到课堂以及合唱练习里面来完成。
师生 伙伴
下午的训练和排演到天黑是经常的事，每当王老师问同学们“能不能再来一次”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总是“再来一次！”（尽管管乐组的同学们都已经非常疲劳）。
文艺班的频繁的而不规则的活动也少不了给食堂增加工作量，负责食堂的永梁师傅和阿英师傅却总是高高兴兴提供便利，从来没有怨言。
一年之后的1975年，第二期的文艺班又招收了五十六名新同学。还是像第一期的一样，上课、训练、演出……，管乐器不够用，就临时买了十几支少年号用于新队员练习气息和嘴劲，王老师专门编写了少年号的练习曲，在有活动机会的时候加入到乐队中去实践，也有时候就让少年号单独活动。从那时候开始乐队的人数更多，气势也更大了。
记得我们有一次在灯光球场参加以“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为主题的合唱比赛，两首歌曲都是王老师写的，那次的合唱队是三百六十人，乐队是八十多人，可能是温州演出比赛历史上最大的乐队了。
讲到合唱，温州应该记住鲁剑光老师。鲁老师是一位在合唱方面非常懂得选歌，在处理歌曲和排练组织方面常出绝招的老师。从陈列在温四中校长室的奖状里可以看出，在1961年到1965年期间，温四中连续五年在中学生合唱比赛里面获得一等奖。听鲁老师说当时也有人不服气，说是因为四中有自己的管乐队伴奏。——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乐队里面真正能够勉强担任合唱伴奏的也就那么一两个学生，应该说鲁老师排练的合唱本身水平和他在伴奏中对各种乐器的使用得当，才是温四中的合唱总是能够获取一等奖的原因。（多年以后，王绍基老师在合唱节上拿下合唱和指挥第一名的时候曾经感叹“鲁剑光老师出色的合唱领导才能对他的影响太大了”）。然而1976年那次在灯光球场演出的合唱才真正体现了乐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支八十多人常年训练的管弦乐队，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而且透过乐队所体现出来的水品也可以了解到合唱队和乐队的总体音乐水平。
管乐队的军鼓组依然是清一色女生，鼓谱是鲁剑光老师自己编的，为了便于学习和记忆，鲁老师很有创意地把谱里用的右手鼓槌唸成“一”，左手鼓槌唸成“二”，把敲击鼓边唸成“嗒”，把休止符唸成“空”，所以我们称之为“九套鼓经”。《九套鼓经》节奏新颖，变化多样却易学易记，除了鲁老师、王老师，还有一些女同学也被市内各个单位的军鼓队请去教授，每次都是一学就会。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三天两头都有集会游行，而任何活动都少不了军乐队的参加，而且总是被排在最醒目的位置。根据活动的规模和两个班同学上文化课的时间，乐队会有不同的组合，，有时候逢大规模的游行乐队人数可以到上百人，为了解决乐器问题，市里的组织方会出面协调，让温四中乐队到工人文化宫等单位借用管乐器和军鼓——在那个年代，好像从来没有人拒绝过出借乐器。
四中文艺班的管乐队从来都是与弦乐队密不可分，而且管乐队的军鼓组女队员大多也就是弦乐队的成员，乐队参加过多少次活动和演出已经没法统计。每一次的活动和演出，都是乐队最好的锻炼，大游行那两三个小时不停的行进和吹奏让同学们百炼成钢，不论是管乐组的男同学还是军鼓组的女同学，从来没有人叫过苦。
记得最累的一次是温州梅岙的瓯江大桥落成典礼，那天的活动从凌晨一直持续到下午，又热、又饿、又渴，到后来我们的高音组同学已经没法吹出《国际歌》里面的结束句 06｜5. 5 4. 4｜3 - -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着，坚持着……。
另一次记忆深刻的是温州四中谷寅候校长逝世的追悼会。这位在1925年五四运动以后卖掉了家里全部田产办起四中的前身“瓯海中学”，又使其成为浙南地区一所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校风的历史名校的校长深受师生们爱戴。王绍基老师专门为这次的追悼会谱写了哀乐，在我们演奏哀乐的时候，同学们脸上挂着泪水。
乐队排练演出过许多曲目，有一些是纯管乐曲目，但是大部分都是管弦乐曲目。虽然当时许多曲目都被禁止，但是王老师还是把一些经典的东西搬过来改头换面穿插在当时允许的曲目里面。他当年编的管弦乐《回延安》是同学们最喜爱，引以为自豪的曲目。在这首乐曲里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配合的天衣无缝，大家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管乐组则更是过瘾。通过这首曲，我们感受到了管弦乐的美和参加管弦乐演奏的快乐。
温四中管弦乐队的最后一张照片
文革结束之后恢复高考，温四中的文艺班也就没有了延续。王绍基调离四中，后来又再次去进修。虽然由于四中文艺班的停办使温州市失去了有组织成规模的管乐队，但是学习管弦乐器在温州已经蔚然成风，管乐人材越来越多，鲁剑光的儿子鲁小光，柳伯南的儿子柳树璋也都学了管乐，邹加祥的三个弟弟德祥、致祥和华祥除了学管乐器之外还会多种其他乐器，甚至是原本没有西洋管乐的市文工团，从那时开始也有一批演奏员也开始练习。
温四中管弦乐队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会（王绍基因为在外进修而缺席）
文革期间，温州的管弦爱好者们也曾经陆陆续续组建过临时拼凑的管弦乐队，但是由于曲目受限制，而且人员严重缺乏，特别是缺乏在管乐和低音方面的人员，而没法形成建制。
改革开放也让原先被禁止的大批曲目重见天日，1982年，在胡成辉、徐宝根等老师的推动下，温州市首次以官方的形式有文化馆负责建立了一个管弦乐团和一个合唱团，分别由王绍基和潘悟霖担任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指挥。乐队以我们这些原毕业于温四中文艺班乐队的老同学们为基础并且吸收了来自全市各界优秀的青年演奏员，组建了完整的管弦乐队。由于文革结束之后不再有禁止的曲目，管弦乐队排练了一批西洋名曲。在准备排练《春节序曲》的时候，王绍基写信请教他的老师樊承武先生。樊老师也是温州人，国家一级音乐指挥，曾经指挥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芭蕾舞剧《白毛女》，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执棒。听说温州要排练演出正式的交响乐作品，他特别高兴。《春节序曲》是李焕之的交响乐作品，樊老师给王绍基回信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要轻视。” 为此王绍基带了一批录音带去上海请樊老师指导。樊帮助仔细分析研究了排练可能遇到的障碍和解决方案，两人一起对总谱做了一些调整还做了许多记号，由于准备充分、处理得当，在实际的排练中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此外，乐队的几首西洋作品也都是樊老师提供的，自己用过做了指挥记号的总谱。那时候他们的乐团也刚刚开始被允许演奏一些以前被禁止的外国名曲，所以他利用这些资源还给我们提供了全套的分谱——要知道，在那个所有的乐谱都要手工制作的时代，厚厚一叠的乐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樊承武和王绍基
1984年春节那天的上午九点，《春节序曲》和一组西洋传统曲目在解放剧院演出——那是温州市第一次有了自己成建制的管弦乐队并且完整演奏了完整的交响乐作品。
温州的历史上一直是在合唱和民乐方面比较领先，那是由于的管乐方面的长期滞后而拖累了整个管弦乐的发展，当解决了管乐方面的人才问题，也就解决整个管弦乐领域的人才问题，而管弦乐的发展回过来也带动了管乐专业化的水平。《春节序曲》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温州管弦乐领域基础的形成。如果把温州管乐的发展历史分成两个阶段，或许可以认为到这里为止是温州管乐发展的第一阶段。
1996年鲁剑光在温四中第二届文艺班管弦乐队的同学会，是时王绍基已经出国
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现场管弦乐队指挥潘悟霖和回国参加会议的王绍基
2019年初，温州学生管弦乐代表参加了柏林国际青年艺术节的演出，潘悟霖获得了A级乐团指挥的证书
作曲家郑小兵、王绍基和鲁剑光、柯亭亭、邹加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