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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化论的逻辑被搞反了
四、进化论的逻辑被搞反了
19世纪中叶，英国人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学说。达尔文认为，物质世界是由无机物向有机物，由单生命体向多生命体，由水生向陆生，由低级物种向高级物种进化演绎而来。地球上现存的各种生物是由共同祖先经过漫长时间逐渐演变而来的，各种生物之间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各种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对生物有利性状的变异使得该生物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并能遗传下去，反之则被淘汰。自然选择保存具有极端变异倾向的物种，淘汰中间类型的变种，从而使物种之间的性状差别扩大，形成了生态的多样性，也促使生物物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达尔文还认为，人和猿有着类似的体形和感觉器官，会患一些相同的疾病，它们在胚胎和身体构造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还体验着相同的感情，如快乐和烦恼。人类最宝贵的特征智慧，在猿猴中也有发现。最后，他得出结论，人是古代的猿猴进化而来的。
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诞生，为解放人的思想，破除宗教迷信的枷锁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它也迎合了西方殖民主义与强权扩张思想的文化需要，为殖民扩张主义企图在自然科学上找到科学的理论依据。进化论学说的要害是在于单方面地夸大了生存竞争与优胜劣汰的作用，强调了强者的先进性和优等性，却轻视与忽视了弱者存在的必要性和其顽强应变性以及强弱的相对性。
进化论认为，物质世界由无机物向有机物，由单生命体向多生命体，由低级物种向高级物种进化而来，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至今在证据上人类并没有发现猿进化到人以及其它任何物种发生质的自然进化过程的阶段性和重现性。在这些时间里，人们却还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作是生命与物种起源的科学理论，并不断地在考古中认领那些似是而非的进化环节。在科学领域中，存在不仅要讲环节证据，还要讲证据链与动机，讲科学合理性，物种以群而存在，孤证是不能成立的。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把生物生存能力的逻辑给搞反了，所有现实实际都证明了生物进化现象是不存在的。从生物生态圈的角度讲，每个生物都是生态食物链环节中的一员，单一或单类生物的生态圈是不存在的；从生物生命基因的角度讲，生物基因里就没有基因进化一说，物种性质是由种子基因所决定的；从生物生存发展的角度讲，顺者昌而娇弱，逆者难而坚强。人类的进化不是人类的生理性进化，而是人类的社会性进化。
首先，达尔文对地球和宇宙天体及其时空的性质认识存在误区，这可能是由于近现代科学先驱牛顿的那个万有引力定义失误所造成的。正是这个失误，造成了人们普遍对地球的性质及其原始状态的认识存在有误区。人们认为，原始地球处在天地混沌状态，遍地飞沙走石与泥石洪流，然后经过一个漫长的沉淀期，慢慢地寂静了下来，山谷大陆与江河大洋都出现了，此时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和生命的存在。
本人认为，不是只有太阳具有强劲的动力与活力，其它的星球和地球一样，各自也都有自我运行的动力系统内核，它们围绕着各自的恒星组成了一个个有机的天体生态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运动状态又受到更大的宇宙共同体的影响。地球吸引力的存在就是地球生命力的活跃表现，天体吸力是宇宙及其世界一切存在的根源。我们人类和各种动植物共同的母亲和家园地球，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类似一块巨大陨石的无生命球体——既无生物的生命基因又无有机物质，而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的生物生命基因与营养的多种物质自然有机组织的生命孵化体和供给体。地球上生物生命的基因与营养成分物质基本上都来自地球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的由无机分子到有机小分子、再由有机小分子到生物大分子、再到原始生命的进化历史阶段，因为地球从来就是在不断进行着消解融合洗牌翻新的，生成包括有机物质和生物基因种子在内的各种物质的运动体与孕育体。
只要获得了生物生长的环境，并得到足够的能量辐射的刺激，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就被激活获得生命，就会生机勃勃，生意盎然。万物生长靠太阳，阳光就是一种能量的辐射，也只是单纯能量的提供，这也是天体共同体的能量作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忽如一夜春风来，万物苏醒活过来。大地苏醒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也就自动成为了生态食物链中各自的角色部分，自然而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稳定的生态系统。自然界中，各种生物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只要地面地表里存在有其基因种子，它就会随着地球环境的复苏而复苏成活，演化而演化改变。当然，也包括有由陨石、火山、地震等自然现象带到地表地面上生物界的。各种生物绝不可能自成生态体系而独自存在，也不会像科学家做科学实验那样人为地选择几样生物和物质材料组成一个生态循环系统而抽样存在。（大自然的能力是远远超越人类认知的，自然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虽然人造的人格化的上帝是虚假的，不存在的，但是，造物主——万能的大自然却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地球运动的轨迹发生改变，造成地球表面的温度压力出现巨大的改变的话，本人想，那时的地球表面也将和其它星球一样死寂荒芜，各种生物的活体也都灭亡了。虽然地面上生物的活体不存在了，但是，地表下地球内部可能还有地下海洋河流，地球的内核还在向其输送和辐射着能量，一些生物生活在其中；或者，地表下土壤里还可能蛰伏有待孵化的卵子与休眠假死状态的生物活体；或者，生物生命基因以人类未知的方式灵魂形态潜伏在地球内部，等待时机激活活动，孕育生命物体。总之，生物生命的基因种子还潜伏在土壤里和地球的内部，等待着地球春天的再次来临。生物能够得到复活与生长，应该是地球表面的温度压力等物理化学环境的改善，产生了适合生物生长的空气、土壤和水等，并得到了激活生物生命复苏的辐射能量。生物生命的复苏与适合其生长的空气、土壤和水等条件的产生，应该是全方位、同时而缓慢地进行的。出现了适合什么生物生长的环境就产生什么生物。而初始生态环境的改进演化也应该是逐步缓慢地由天体运动造成的，而不是由生物物种的竞争发展产生的。随着地球环境的改善与进化，生物物种也是由多样微弱的胚胎种子基因开始孵化生长成始生物种，缓慢地向茂盛多样的原始物种，再向多样性的近代物种演化发展。
其次，从生物生命基因的角度讲，生物基因从来就没有基因进化一说，而物种性质是由种子基因所决定的。在生物向近现代演绎过程中，除了人类这个特殊生物所具有超越生理的智慧文明能力以外，并没有证据表明生物物种在向近现代的演化是进化的发展，即没有证据表明近现代的生物种群一定要比它的祖先古代同类种群先进发达，生存能力更强。还有，人类在生理上的生存竞争能力也不是朝着进化方向发展的。生物进化也是不存在的。生物存在的是在顺境中养尊处优而造成了功能退化，在逆境中却不得不强化功能以求生存。借力借势是所有生物天生的功能，而人类就是逆境中求生中强化了借力借能的功能，诞生了技能的工具化和意识的工具化（概念符号化）特有功能，人类就有了可继承工具实物的物质遗产和可传承概念符号的精神遗产（思想形态）的能力。人类的进化不是人类生物性的进化，而是人类社会性的进化，是人类物质与精神遗产的累积传承，是人类合作能力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思想传播与互动能力的进步。
任何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与需要。自然界中，生物物种并非完全是能力越强，竞争无敌，生存越有机会；而能力越弱，竞争中被猎食，生存机会就越小。一些生物恰恰就是通过被食与被猎，才获得了种群生存的机会与发展的活力。而人类也正是因为自身的软弱无能与沉重负担拖累，并经历了长时间的灭种淘汰的威胁，饱受了万死千险的死亡磨难，人类不得不团结起来，组织有序，协同合作，传承接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凤凰涅磐”般的洗礼，最终才修成了智慧文明的正果，赢得大自然的主宰地位。历史上巨无霸恐龙灭绝了，而那些处于食物链低端的弱小生物却还在延续着，发展着。所以，造成物种重大改变的演化原因并不完全是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和它们生存的适应能力，而是环境及其化学与辐射能量的改变，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与失衡，也导致了物种的重大变异。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额外实施适度的辐射就能改变某些有机物的材料特性，也可以改变某些动植物的生长基因，但那些材料与物种自身的本质不会改变。同时，环境化学与辐射能量的改变，也可能造成一些物种的变异和消亡。例如，可能是一次巨大陨石撞击地球，造成了生物毁灭性灾难，也造成了环境的改天换地及其化学与辐射能量的改变，致使体形庞大的冷血恐龙灭绝后再也没能被激活。物种兴衰的演化，环境是主因，生物只能听命是从。
再次，在猿进化到人的机理上，进化论学说也存在与其进化原理相悖的地方。我们不能把今天人类有益的行为和成果视为是猿进化的动机，或者将猿进化为人视为事实，再去想当然地描述其进化的大致过程就算完成了理论的建立。我们应该要以猿为起点，来分析论证是否存在猿向人进化发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下面就几个关键论点，来分析论证“人是由猿进化来”的观点是不合理的，错误的。
一、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猿向人进化的源动力的论点。他认为，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劳动是人的第一个实践活动，它不仅从生理上、心理上改造了类人猿，使其进化成人，而且还创造了人类的社会关系。
首先，恩格斯在这里明显是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是劳动推进了猿向人的进化。其次，他认识到了劳动对人的意义，但却变相忽视了劳动对其它动物的意义。教科书上说，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活动，说通俗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劳动理解为：人类为自己和他人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界所进行的为生存而进行的猎取、保存食物以及养育后代等活动，还有新生代为具备猎食的意识与能力所进行的训练、游戏，这些都应该视作是动物界的劳动。动物界所从事的劳动，与我们人类的劳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在泛化“劳动”的概念，人类劳动的意义应该在于是不是使用了包括无形工具（如知识）在内的工具。其实，在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点中的“劳动”，就是泛化概念的“劳动”，因为他说的是“劳动”在远古的猿猴中分化了人猿与猿进化的走向，是原始的、低级的“劳动”。还有，能够使用工具与运用策略的动物并不是只有人，今天在野生世界里，鸟类、灵长类等动物，也存在有选择（制造）与使用工具的现象，而运用策略的现象在动物中普遍存在（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那些长年工作在野外冒着生命危险，忍受着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观察和记录下动物精彩世界的科学家和野外工作者英雄们致敬和表示感谢）。所以，劳动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也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劳动提供了人和动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和动物生命存在与活着的共同象征。
所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猿向人进化的源动力的论点是不科学的，不能成立。
二、达尔文主义把两足直立行走看成是人类祖先与猿进化分界的重要标志。认为猿两足直立行走的运动方式，促使肌肉骨胳等结构的变化，前肢获得解放而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促使感官集中于前部，声带发展并产生语言，同时也促使大脑的进化。
如果从有利于猿生存竞争和动物运动搏击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追猎猎物还是危险逃命，猿四肢着地地应急反应和奔跑远比猿两足直立地应急反应和奔跑要快速有效。今天我们人类短跑运动员为了提高起跑快速性还不得不向动物们学习，四肢着地。而四肢着地奔跑行走并不影响猿们树栖攀缘和采摘食物、抓握工具等其它活动的进行。所以，猿两足直立行走是明显违反了进化论的生物有利性状的进化，即猿向两足直立行走的进化不利于猿的能力增强和生存竞争，是自寻死路。现在森林里如果有猿猴学会像人一样，采取两足直立行走和奔跑而放弃四肢着地地运动和奔跑的话，那么，它可能连兔子、老鼠都追不上，只能成为森林捕食者的猎物。
即便一个时期古猿来到林间草地并习惯于地面生活，又时常使用某些工具，但，只要它不是人类它就不会演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人。假设人类的古远祖先原来是四肢着地运动的话，那么也一定是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的生活已经脱离了需要单个追逐猎物与随时逃命的紧张危险气氛，他们再也不需要随时用四肢着地地狂奔了。这时候，人们更愿意直立移动或伫立、直坐高耸地观察四周，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预警或者看到期待已久的亲朋。而且，在与其它动物的较量中，人类直立俯视对方能够取得心理博弈的优势。
也可以说，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类情感、智慧与能力成熟特征的表现，而不是猿向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出生时存在着明显的生理未完成性及其育婴的拖累性，在所有动物中是最无能和重负担的。也可以说，人类是生理上存在缺陷、成长有障碍的动物，是一种先天发育匮乏、后天发育迟缓的动物。人正是存在这种本能的匮乏，需要后天长时间的他人哺养与教育开发，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塑造，才能具备人的智慧与能力。而猿则不存在这种明显的未完成性及其拖累性，它出生后能在较短时间内，就具备了一定的自保防卫能力。猿这种后天的顺利成长与自保能力有利于猿的成活生存，属于猿有利的本能。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原理，猿向人进化是明显违反了生物有利性状的进化。因为，在猿进化为人的漫长岁月中，猿开始脱离猿进化为低级猿人时，其具备的智慧与能力水平应该是极低的，它们的生存能力也是低下的。这时，低级猿人还不足以能让婴幼儿很奢侈地长时间的处于其父母亲抚育状态之下，让婴幼儿趋向无能化。“进化论”的进化原则是适者生存，猿原有的出生后能尽快自保和顺利成长的有利本能不应该向着不利于自保和顺利成长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在猿向低级猿人进化时，猿的或者是低级猿人的新生代是不会向着后天哺养及教育开发的沉重化和长时间化方向，即智能化方向发展。按照进化论的原理，人倒是可以向猿、向非智能化的方向退化，而猿却不能向智能化、向人的方向进化。猿向人进化是进化原理的悖论。
所以，未完成性及其拖累性是人与其它动物包括猿在内的最大差别，它是人类发展的起因，而不是猿向人进化的结果。未完成性及其拖累性是人产生智慧的本质根源，也是猿向人进化所无法跨越的鸿沟。
本人以为，由于其文化背景与历史的局限性，导致了达尔文们价值观的单一化以致认知态度与能力出现了偏颇偏执的缺陷。正是他们对强者的偏执崇拜和对弱者的傲慢蔑视，推崇优胜劣汰的森林法则，致使他们忽视了大自然还有一个共生共存共赢的更高法则，忽视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协调性与稳定合理性以及生物生存能力的多样性。也是具有单一价值观的达尔文们，对宇宙世界呈现的物质有机共同体和自然生态共同体及其食物链生存系统的无知。他们不知道大自然生存共同体的交融互存性与自然平衡性，和人类文明行为人为理想化的目的方向性与阶段逻辑性有着本质的不同。
任何人类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无一不是人类理想实现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理想的追求与实现史。
何为自然？自然就是在自然界中的能势作用下，自然而然发生的人类知道的和更多人类不知道的一切现象。自然科学的规律也不是显而易见地显现在那里。自然世界里，一切都是随着天然的能量趋势，自然地演绎着融合与分裂、活生与消亡的流动场景。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都是自然混藏在一起的，如，矿藏、油田、海洋等。而且，随着地球上不断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如地震塌陷、山脉隆起、火山喷发、海床撕裂等，致使地壳还在不断而缓慢地发生着地质的移动翻转，进行着消解融合，重新洗牌。自然界的生物发展也不是从单纯到复杂、从无机到有机、从分子到物种的进化，而是从微弱到健壮、从贫瘠到茂丰的全境性多种多类生命基因的整体性发展演化。人类只有对自然物质进行人为理想化，即对自然物质进行纯质分离化和工艺技术化，才能彰显出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结出理想果实来。人类的农业、工业都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理想化改造的活动，收获的也是理想化实践的成果。
在人类文明社会科学里，人类也只有通过对社会基本元素人进行社会理想化的改造，即进行文明普及教化，甚至采取强制手段，建立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其行为，才能使其成为一个同文明类需求的社会成员。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整体组织有序，合作有范，制度有效，逻辑理性才能彰显，才能反映出趋利避害共同的人类社会科学规律。社会中的每个人虽然共属同一文明体系，接受相同文化的教育，但是，由于个人的生活背景与成长经历不同，受到教育与自我觉悟的程度也不同，即每个人社会理想化的改造程度不同。所以，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元素人并不是理想的人，每个人对社会政策方针的理解各不相同，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中每个人既是同质文明的，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是自由能动的。所以，社会科学的实践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很理想地显现出科学规律来。人类如果要彰显出社会科学规律，取得社会科学有效的成果，就必须要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想化改造，即对广大社会成员进行广泛宣传说理教育工作，让公众知晓公共利害的科学关系，改变落后观念，树立正确世界观与发展观，形成共识并建立规范制度，致使社会主流及大部趋于理想化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科学的文明发展，不断取得社会科学的预期效果。所以，在社会科学中，真理需要实践和实践检验，实践是真理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真理的内容。真理是发展的，是和现实实际相适应的。真理是指导实践的方向，而实践是修正真理的根据。
最后，或许会有人说，尽管进化论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论缺陷，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合理的成分，至今为止还是关于地球生物起源与进化和人类起源的最为合理的解释。今天本文对进化论这样的批驳，是有点在求全责备，吹毛求疵。本人以为，任何一个科学假说与理论体系是否成立，除了其中思想观念富有创新性和理论陈述符合逻辑性之外，还要看它与人类实践经验与实验结果是否存在有相关的符合性。如果它是人类现实所无法验证的、属于终极认知的科学假说与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它也应当和其它真理一样，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多方用不同方式检验的，即能够接受多方不同挑战的，特别是在新的科学技术实践中提出的新挑战，对此，它必须具有相关符合性。否则，它就不能成立。它就有可能是伪科学，抑或是失去价值的过时学说，抑或是需要吐故纳新的修正学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假说或理论具有演说性，能够满足人们对一些终极认知的渴求，而且也能自圆其说，看似合理的，就把它认定为科学的理论学说。它要成为人类的科学或真理性的理论体系，就必须要接受不同的思想挑战与实践检验。中国的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西方的苏格拉底说：“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实事求是是永恒的科学精神，而无知则是人类科学探索追求真相的永恒动力。
我们人类的确自信得有点轻狂，大而化之，自以为是，对无知缺少一点敬畏。仿佛人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动不动就告诉下一代：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地球年龄有多大，等等，这样终极结论的知识。要知道，人类只是大自然创造出众多物种中的一个。不管人类怎样进步，科技怎么发展，最终的人类能力也只是大自然能力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在这里，本人还想说一点，我们人类是借助于某些物质材料的性质来认识世界的，而世界上任何物质材料的性质都是具备区间性和突变性的，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只能是对有确凿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只有孤证的事件来作出合理的、可能是正确的评断。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是谬误，误人子弟。今天，本文对生物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为了批判和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而不是想要提出什么新的生命起源的理论假说。我们人类对于像生命起源与灵魂等这样一些终极的认知，还是处在无知的状态。现在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实难有现实理论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生物与人的起源决不是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由生存竞争进化演绎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