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地理与古罗斯民族性

1、概论

对国家文化历史存在重要影响的地理事物

1. 不同土壤成分与植被地带的划分
2. 俄国境内河流的复杂性与流域交互
3. 阿拉文-莫斯科一带——平原与森林

2、分述

（1）土地植被自然性与经济形态

东斯拉夫人在欧俄一带的散居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森林黏土带和草原黑土带北部作为古罗斯民族活动范围，为其提供了狩猎与农业两种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但在早期记载中两种经营方式的分化并不显著，这或许反映出古罗斯部落前期经济交流并不够频繁。例如自称“林中人”的德列夫利安人曾向奥列格进贡毛皮货物，也“耕种自己的田亩和土地”。

（2）河流系统与奥卡-伏尔加两河流域

古罗斯很早便有颇为发展的商业，无疑得益于其河流系统的密布。为保证自给性生产活动和对外的通商贸易，古罗斯居民大多沿河而居，并由频繁的通商活动自然生发出最古老的罗斯城市。居民的分布无疑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区划，早期居民群形成斯拉夫部落，而后形成邦，适应王公统治需要，这对日后罗斯国家的政治环境影响巨大。同时，也正是由于河流流域的接近，平原地形的便利，不同聚落间交往频繁，形成日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

阿拉文高地作为河流系统的集合点，其通过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上游与莫斯科盆地的连接形成一个地域平坦、四通八达的区域，随着罗斯居民的迁入形成国民经济中心。由于地理差别的客观存在，森林经济、草原经济、工农商业融合不断；同时因着外来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罗斯生产居民同武装阶级混杂交互。社会成分的发展离不开森林与草原、农业与工商业、劳动生产与武装防御的汇合，这促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成长，也可以管窥所谓大罗斯民族的核心特性。

（3）森林、草原、河流

①森林，三重意义的寄托

国家御敌的避难所  为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森林常常成为早期罗斯国家躲避灾难、巩固政权的理想场所。

僧侣苦修的庇护所  森林无疑向俄罗斯隐士们提供了完美的苦修地，尤其是在东正教传入后的罗斯国家。有证据表明自14世纪末起，人们曾蜂拥至伏尔加左岸北部的密林寻求灵魂拯救。

精怪之地，恶魔之所  无数的斯拉夫多神教遗存与神话表明着罗斯人对森林的依怯与恐慑。无论是传说中的雅加婆婆(ьаба-яга)与森林中会动的小木屋，还是山林之神珀列维特（Porewit）,都映射着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②草原，缄默残酷的大地

农业商业的孕育  为罗斯国家提供物质基础，对南部罗斯人深远宽厚精神的滋养沉淀，与南部巴尔干希腊文明的接触交流。

灾难降临与壮士流浪  草原游牧民族对该部分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无数的壮士诗以及久负盛名的《伊戈尔远征记》中都有体现——频繁的灾难为罗斯国家赋予了悲观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这对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同时，草原生活的产物是所谓“哥萨克”，对规则社会的逃离和“伙伴”关系的效忠使他们成为基辅罗斯武人精神的最佳继承者，而他们的流浪生活和北面森林中的僧侣苦修共同构成了罗斯民族的双面魅力。

③河流，永恒仁慈的母亲

指向生机与奇遇  提供生存居住地水源，供养农业和商路，优越的通商条件：夏季现成航路，冬季冰上通路；这些优点有益于古罗斯人交际、进取、合作精神的培养。

秩序与规范  罗斯地区水文地理的定期涨水和低落差塑造了温和规律的河流，也一定程度上促使罗斯先民参与社会活动，形成规范意识。

 

二、古罗斯民族性形成过程纵论

1、早期东斯拉夫人的迁居与文化反映

7-8世纪，阿瓦尔人统治着喀尔巴阡山脉，同期东支斯拉夫人向东北部迁居。此时东斯拉夫人仍带有浓厚的氏族生活色彩，由部落的小王公和组长统治，兼有集体讨论公共事务的习俗。同时这些小氏族已经开始结成较大的联盟、宗系，形成一定程度的军事联盟不断四处迁徙，例如“杜列伯族”，这几乎成为了当时东斯拉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东斯拉夫人存在以下文化特征：对自然神灵的崇拜，由个别巫师和卜者进行沟通；对氏族祖先的崇拜；多神教婚姻的特有形式；早期家庭制度的萌芽。以婚姻为角度分析，早期罗斯“在村界边的宴游之地”常常发生抢亲的事件，这被认作是一种对婚姻的否定和对氏族的背叛；而为了化解氏族间因此产生的矛盾，“聘礼”被广泛应用，而后形成公开的一种买卖婚姻制度，抢亲为聘娶所代替。这些阶段促使氏族进一步接近，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氏族不断瓦解，家庭制得以发展。

2、基辅罗斯形成时代的社会特征

公元9世纪左右开始，哈扎尔人的政权趋于衰落，无力保护东部的罗斯商人；由此罗斯各个主要的商业城市开始自设武装保卫通商。正如我之前的科普第一弹所讲，9世纪以来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逐步融入罗斯的商业城市，并形成了军人-工商阶级，保护着瓦希商路的运行。而随着瓦良格诸公国的建立以及其与独立城市领区的联合，罗斯地区的第三种政治形态——基辅大公国形成。基辅对于罗斯国家的形成无疑是重要的，它是抗击草原游牧民族的前哨，也是罗斯商业出口集散地；而为守住这一要地，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森林开发和畅通无阻的经济流通渠道。由此，东斯拉夫所有部落的联合是必要的。而后，随着基辅罗斯的相对统一，国家概念前所未有地形成，所谓“全俄罗斯的事业”逐渐产生。

3、基辅罗斯内讧时期的社会情绪与意识

智者雅罗斯拉夫的统治过后，其子孙争夺王位内讧不断，顺序制继承逐渐瓦解，罗斯政治面临王朝和全国的双重分裂，各支王公宗族关系日疏。由此，全国性的势力削弱，地方性的势力成长。在这种大环境下，管理权力下移，参与维彻的全体城市群众构成主要的城市政治势力；王公逐渐与城市发展出政治性的“契约”关系，城市力量不断壮大，极大地影响了罗斯政治进程。同时，东正教传入为基辅罗斯的社会意识注入新的力量。

在这一背景下，基辅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包括：基于正统性认知的基辅向往（普遍存在于王公与人民之中——“基辅城是万城之母”）；城市公共生活与公民观念的发展（罗斯国家城市的全国性意义，统一基辅化的生活方式遍布罗斯境内）；宗系情感（顺序制的发展与抗衡，外敌的侵略）铸成罗斯国家情感（“全国土感”）；强烈的殉道式道义责任意识（东正教传入后）。

4、13世纪前罗斯对伏尔加上游的殖民与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1）罗斯人与楚德人相会

古罗斯将小的芬兰部落通称为楚德，所谓“罗斯人与楚德人相会”也就是罗斯部族北进过程中与当地芬兰人的相处和对北方土著的殖民。从这一部分地区村庄河流的名称演变可以猜想，罗斯人对于该地的殖民是偏渗透式的，而这一过程基本是温和和平的（相对后来俄罗斯帝国而言）。此时的斗争基本是宗教性的而非民族性的，是基督徒与多神教徒的矛盾。

（2）大俄罗斯民族与文化心理

在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罗斯移民与异族人混杂的人种条件，相会地区（奥卡-伏尔加）的自然条件。我在这里将主要讲述大俄罗斯民族的信仰生活、社会新貌、文化心理等问题，对于人种、方言等民族学领域的内容就暂且不谈。

①神话信仰

与罗斯人相会前北方民族的信仰基本停留在拜物教，尚未达到拟人观的阶段；相会后的大俄罗斯神话体系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原住民的信仰，再加基督教的影响下的宗教外衣，共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话体系。

②宗教观念

民间的基督教观念并不排挤多神教观念，只是基于多神教的基础，形成一神的上层宗教观。在这种相互承认信仰的环境下，楚德人在不背叛自己神的基础上跨越了多神教与基督教的界限，罗斯人在接受这种多神教的同时仍自认为基督教徒，这对罗斯民族心理产生很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楚德多神教与基督教融合并非没有先例。早在11世纪，罗斯本身的多神教就与基督教发生过交汇，当时的佩彻拉寺院圣费奥多西曾评论其为“双重信仰”。

③社会成分

这一时期的罗斯人仍在罗斯托夫多数古代城市中占据主要地位，此时的社会分化也并不显著，乃清一色的“罗斯托夫平民”。殖民给两河流域带来大量的农业人口，殖民的发展为罗斯的农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

④民族性格与心理

这一地区广布的森林、沼泽引导罗斯人尊崇自然、观察自然，同时又给予他们直面困难不畏艰险的勇气，锻炼他们不祈求恩赐、善于忍耐的性格。寒冷的气候常常将俄罗斯人最后一点希望打碎，习惯于失望反而使得他们“用本身的任性对抗大自然的任性”，以逗弄命运为乐；

短暂的夏日训练出俄罗斯人把握机会忍辱负重的能力；相对分散的居住环境让俄罗斯人几乎是被迫地独自与自然抗争，因而总是习惯于独处而讷于协作。

三、对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几点认识

9-12世纪是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之后因为割据与侵略，这一文化体系发展有中断和转型（暂且不谈）。无论如何，古罗斯的民族文化体系发展无疑是艰难而复杂的。

1. 成分复杂。罗斯文化的发展是基于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的，而非简单的一线传承。其中主要的几个影响部分是：当地斯拉夫人原住民文化；北欧瓦良格人文化；北方民族文化；南部拜占庭文化。
2. 形成漫长。原始斯拉夫文化促使的斯拉夫人群沟通融合；斯拉夫文化与非斯拉夫文化在远征中的交流；罗斯国家松散统治下的文化发展；988年罗斯受洗后基督教的介入。
3. 融合不断。罗斯文化的交汇几乎一直延续，具有独特的多源性和多样性。
4. 外因阻碍。11世纪中叶以来的王公诸侯割据混战；蒙古鞑靼人的西征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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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克柳切夫斯基
2. 《古罗斯问题研究》周晓辉孙连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