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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初年，江南之地文风鼎盛，孕育出一位虽在大众认知中稍显冷门，却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的一代文豪 —— 高启。其 “文豪” 之名，并非自封或因粉丝追捧而得，实乃凭借自身卓越才华，赢得了文艺圈同行们的高度赞誉。明清两代，对高启的评价堪称极高。明人陈璋赞其成就 “冠于明，胜于元，高于宋，兼乎晋唐，追乎汉魏”，将他置于跨越数个朝代的文学坐标系中，凸显其文学成就的卓越不凡；清人赵翼更是直言 “然有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者”，明确指出在明朝众多诗人中，高启的地位无可撼动。自元末起，高启已然成为天下文坛、诗坛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与代表人物。

《明史》对高启亦有评价，称其 “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 高度肯定了高启在诗歌创作上的天赋与才华，认为他能够精准模仿各朝代诗歌风格，集古人之长于一身。然而，《明史》也惋惜地提到，高启 “不偕于时，遂困踬以没”，暗示其因与所处时代格格不入，最终命运坎坷。

高启出生于公元 1336 年，此时元朝统治下的江南地区文化氛围依旧浓厚，为高启的文学成长提供了滋养。

明朝初建，百废待兴，文人对新王朝的态度显得尤为关键，而像高启这般在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立场更具象征意义。他若对明朝表达支持，天下文人或许会纷纷效仿，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反之，若他不支持明朝，极有可能带动众多文人排斥新朝，进而影响天下舆论对政权的态度。故而，明朝建立后，众人皆将目光聚焦于高启，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公元 1368 年，明朝建立，此时高启 32 岁。高启并未刻意制造事端。尽管元朝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子颇为优待，乱世中占据江南的张士诚对吴中文人也关怀有加，但明朝建立后，高启对新朝基本持全面支持的态度。他特意为朱元璋赋诗一首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诗中毫不吝啬对朱元璋的赞美之词，将其比作圣人，以 “真龙在天上飞” 这般生动的表述颂扬其不凡，盛赞朱元璋的功绩无可比拟，衷心祝愿大明朝能够千秋鼎盛、万世不衰。文人通常擅长委婉含蓄地表达情感，而高启此诗却直白热烈，甚至给人用力过猛、略显肉麻之感。但这份赤诚的拥护让朱元璋龙颜大悦，当即征召高启入朝为官，赐予他高官厚禄，同时委以编修《元史》的重任，足见对他的赏识与信任。

高启入朝后，表现愈发出色。他不仅自身以积极热忱的态度投入仕途，认真勤勉地工作，还充分发挥自己在文化圈的广泛影响力，不遗余力地动员更多文人投身仕途，为朝廷效力。朱元璋见此情景，心中欢喜，旋即提拔高启为户部侍郎。要知道，朝廷六部之中，掌管财政的户部至关重要，高启担任此职，相当于成为了大明朝的财政部副部长。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让高启兼职负责宗室诸王的文化教育工作，安排他为朱标、朱棣等皇子授课。这一系列安排，足见朱元璋对高启的看重与喜爱，将如此重要的职责交付于他，是对他学识与品德的高度认可。

然而，面对这看似一片光明的大好前程，公元 1370 年，年仅 34 岁的高启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 拒绝。他向皇帝诚恳地表示，户部侍郎一职责任重大，自己年纪尚轻，恐怕难以胜任如此要职。况且自己出身文人，向来闲散惯了，并非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进入官场，缺乏从政经验，故而认为应当另选贤能之士担当此任。高启的推辞之词，谦逊有礼，态度诚恳，看似合情合理。但紧接着，他又表示不仅无法承担户部侍郎的工作，就连现有的职务也不想继续担任，一心只想离开朝廷，告老还乡。朱元璋听闻此言，心中满是疑惑，刚刚还提及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为何突然又要还乡？高启解释称自己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只想回归家乡，享受平静的生活。

就是这一番言论，让朱元璋心中大为不快。朱元璋心想，你才参加工作一年多，就诸多借口，这也不行那也做不了，还声称疲惫不堪，究竟是何用意？是嫌弃待遇不够优厚，还是对工作环境不满，亦或是已然对这份工作乃至对大明朝、对自己失去了热情？往小处说，这可能只是对工作缺乏热情；但往大处想，难保不是对大明朝和自己心怀不满。

实际上，高启这类文人，性格孤高，骨子里透着一股自负，与朱元璋的行事风格和统治理念本就难以契合。朱元璋期望的文人，是能够绝对支持新朝的文坛领袖，一旦被吸纳进入朝廷高层管理圈子，便要服从指挥、为其所用，不能肆意妄为。然而，高启本质并非如此。从他的不少诗作中，不难看出他对社会矛盾的敏锐洞察与讽刺，对强权统治的鄙夷态度，以及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并非朱元璋对百姓不好，而是在高启的意识形态中，朱元璋远远达不到他心目中圣贤之君的标准。朱元璋曾闲来无事删改《孟子》，如此举动，怎能让高启对他心生好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关系融洽时，对方的言行皆能接受；一旦关系出现裂痕，便会觉得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令人厌烦。曾经高启与朱元璋彼此欣赏，如今却相互厌弃。

以朱元璋的性格，在新朝急需用人之际，有人如此 “撂挑子”，本应严惩不贷，甚至可能会大开杀戒，牵连九族。但朱元璋此次并未冲动行事，并非他突然变得仁慈，而是他一时之间仍有所忌惮。高启作为文人领袖，在文坛影响力巨大，若没有极具说服力的正当理由便将其杀害，恐怕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至少在当时，朱元璋还需要高启这一文坛领袖发挥模范带头的表率作用，以引导天下文人对新朝的态度。所以，尽管心中不满，朱元璋还是批准了高启的辞职请求，甚至最后还颇为大方地赐予他白银一百两作为路费。高启千恩万谢，拜别皇帝后，便离开京师，返回了苏州老家。

回到苏州的高启，虽已辞官，但作为曾经的御用文人，又曾陪王伴驾，即便退休，依然备受瞩目。无论是文化圈还是官场，许多人都看重他的身份与影响力。当时的苏州知府陈宁，便希望能与高启结交，毕竟 “多个朋友多条路”，万一哪天高启再次被调回京师，那便是极为重要的人脉资源。然而，高启对陈宁却毫无兴趣，直接闭门谢客，不愿与其有任何往来。高启不喜欢陈宁的原因很简单，此人乃是一个酷吏，在任期间只知欺压搜刮百姓，苏州当地百姓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陈烙铁”。如此品行恶劣之人，高启自然不屑与之交往。

明朝的知府属于流官，不会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一般两三年便会调任，朝廷此举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官长期盘踞一地，形成顽固的个人势力，将地方变为自己的私人领地。果不其然，两年后，即公元 1372 年，陈宁任期结束，离开了苏州。而这个作恶多端的陈宁，终究天理难容，后来胡惟庸案爆发，他被查出是胡惟庸的亲信，最终落得被杀的下场。

陈宁离开后，新任苏州知府是魏观。魏观，字杞山，湖北赤壁人，资历颇深。早在朱元璋还在元末乱世中征战天下时，魏观便已投奔朱元璋，成为其幕僚，与刘基、宋濂是同一批人。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后，魏观为朝廷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深受太祖的欣赏与信任。后来，魏观年事渐高，六十多岁时，皇帝体恤他年老体迈，便让他退休。陈宁担任苏州知府的两年间，将苏州搅得民不聊生，当地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陈宁离任后，朱元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任，于是想到了已经退休的魏观，让他临危受命。

魏观果然不负众望，堪称一位名臣。尽管年事已高，但到任后政绩斐然。他一方面积极安抚百姓，致力于恢复良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当地繁荣。短短几年时间，苏州便政通人和，焕然一新。魏观施行仁政，关爱百姓，能力出众，不仅深受苏州百姓的认可，吴中文士们也对这位新知府赞誉有加，其中就包括高启。说来也巧，高启与魏观本就是老相识，多年前曾同朝为官，高启还是魏观的下属。此次在苏州重逢，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关系愈发亲密，私交也更加深厚。主要是高启十分欣赏魏观的执政风格，两人在人生理想与目标追求上也高度契合。

元末时期，苏州地区曾被吴王张士诚占据，此地更是张士诚的大本营，他还在苏州修建了皇宫。后来，由于张士诚兵变及战乱等诸多因素，这座宫殿毁于一旦，只剩下些许残骸。魏观担任苏州知府后，一直希望解决这一遗留问题。毕竟长期对着这样一个宫殿残骸，既影响城市美观，又不利于城市建设，给人的观感也不佳。于是，魏观决定开展一项 “改宫为衙” 的工程，计划利用吴王宫的地基，修建苏州府的府衙，作为地方官员的办公场所，也算是变废为宝。

从工程的计划阶段、立项阶段，到筹策、招募民工、征发劳役，再到具体实施、开工动土，魏观都小心翼翼，谨慎行事。他坚决不克扣银钱，杜绝贪污腐败行为，一心只想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然而，即便他如此兢兢业业，此事还是遭到了非议。苏州府的高级官员主要有两位，一位是负责行政的知府魏观，另一位则是掌管军事的苏州指挥使蔡本。同在地方为官，本应相互配合、同舟共济，可蔡本却偏偏与魏观不合。蔡本见魏观声望日隆、政绩卓著，心中嫉妒不已，气愤难平。于是，他向京师递上一纸奏疏，弹劾魏观。

弹劾魏观并非易事，因为他几乎是一位毫无污点的官僚。所以蔡本上疏弹劾的角度十分刁钻，他抓住魏观 “改宫为衙” 一事，举报魏观 “复宫开泾，心有异图”。蔡本向皇帝进言，称吴王宫本是张士诚的居所，代表着张士诚的政权，如今明朝已然建立，魏观却要重新修建吴王宫，还打算将其用作衙门，这分明是妄图死灰复燃，有谋反作乱之心。但实际上，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魏观作为行政官僚，并无调动一兵一卒的权力，而苏州的兵权恰恰掌握在蔡本手中。若魏观真要谋反，前提是必须与蔡本串通一气。若魏观谋反属实，蔡本作为指挥使才是第一责任人。至于所谓的 “开泾”，更是荒谬至极。“开泾” 指的是魏观在任时主持的一项水利工程，苏州城内有条人工河，自春秋战国时期修建，到明朝时已经堵塞，魏观发动官民疏浚河道，这纯粹是造福百姓的民生建设，怎能成为弹劾的理由？

其实，对于蔡本的弹劾，朱元璋心里明白魏观的为人，并未太过在意。但既然弹劾的折子已送至朝廷，皇帝也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象征性地派了一位御史前往苏州调查此事。这位被派下去的御史名叫张度，字景仪，广东番禺人，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进士出身。此人在当时风评颇佳，为官清廉，能够秉公办事。他前往苏州调查的方式与众不同，并未大张旗鼓地以官方流程进行检查，而是乔装打扮成普通百姓，悄悄潜入苏州，展开微服私访，深入民间收集证据。

恰好张度抵达苏州时，“改宫为衙” 的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施工现场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仪式 —— 上大梁。所谓上大梁，就是为建筑物的屋顶安装一根中梁。在古人的观念里，中梁是房屋结构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也象征着厝宅的安详顺利。苏州府改宫为衙，自然要举办上大梁仪式。作为知府，魏观亲自主持了这个仪式，好友高启也前来捧场，并为魏观写了一首贺词 ——《上梁文》。仪式结束后，张度在苏州各地转了转，并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便回京复命。

回到朝廷面圣后，张度首先否定了指挥使蔡本那近乎无厘头的状告，向皇帝说明魏观把苏州治理得很好，并无谋反作乱的嫌疑。但张度也指出了其他问题，其一为 “非时病民”，其二是 “危言耸听”。张度称，魏观改宫为衙、疏通河道，动员了大量苏州百姓参与劳役，致使百姓无暇务农，耽误了农业生产。此外，张度提到苏州文人高启为魏观改宫为衙工程所写的贺词意味不明，值得深究。高启的《上梁文》全文现已失传，仅知道该贺词是单纯祝贺魏观将苏州城整治得很好，认可 “改宫为衙” 这一工程，且在贺词中多次使用了 “龙蹯虎踞” 一词来形容即将落成的府衙。

在张度看来，自己的汇报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帮助魏观，毕竟他否定了魏观谋反的不实指控，上疏所提及的问题，不过是魏观搞基建工程耽误了农民种地，并非严重罪过，皇帝即便生气，顶多将魏观罢官。然而，张度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次汇报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即便登上皇位，骨子里依旧保留着农民的思维方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无论魏观所做之事初衷如何，只要耽误了农民种地，损害了农业生产，便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过。而且，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多数时候只能依据奏疏内容进行判断，甚至还会自行脑补。张度说魏观 “非时病民”，朱元璋便直接将魏观想象成一个大兴土木、迫害农民的无良官吏。更何况，高启还写了一篇在皇帝看来问题重重的贺词。

“龙蹯虎踞” 这个成语，出自宋人丁开的古诗 “龙蹲虎踞江山大，马去牛来社稷空”，在古人语境中，此地特指南京，即当时的大明京师。高启用 “龙蹯虎踞” 形容苏州府，在朱元璋看来，这无疑是暗示虎不在京师、龙不在京师，却在苏州，其心可诛。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像朱元璋这般敏感多疑之人，对任何异常情况都极为警觉，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触动他们脆弱而紧绷的神经。毕竟，苏州曾是吴王张士诚的属地，是其割据时的中心城市，且张士诚对吴中百姓不错，当地不少百姓对他仍有感情，明朝开国后，还有百姓偷偷祭祀张士诚。此时高启一口一个苏州是 “龙蹯虎踞” 之地，怎能不让朱元璋心生猜忌，血压飙升。

此外，高启在上梁仪式中，不仅写了贺词，还即兴吟诗一首：“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 诗中又是 “龙庭”，又是 “黄堂”，在朱元璋眼中，这几乎是要将苏州定义为都城。还让魏观 “广庇众民”，在朱元璋看来，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广庇天下百姓。当然，这只是朱元璋主观上的想法与判断，实际上高启肯定并无此意，但一旦皇帝认定某人有问题，便百口莫辩，注定在劫难逃。

于是，在皇帝的想象与判断下，魏观成了一个大兴土木、破坏苏州农业生产的无良官吏，高启则成了发表反动言论的逆党。而魏观与高启交往密切，自然也被认定为逆党。既然魏观被视为逆党，那么之前蔡本指控魏观谋逆作乱似乎也就成了事实。最终，怒不可遏的朱元璋大笔一挥，立刻派兵到苏州将魏观逮捕，以谋逆不道的罪名下狱处死。至于高启，朱元璋更是新仇旧账一起算。当年高启辞官，朱元璋便想收拾他，如今正好有了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公元 1374 年，38 岁的高启也以谋乱的罪名被逮捕，腰斩于市。

事实上，朱元璋事后冷静思考，也明白自己此番举动多为借题发挥，是基于错误的主观判断。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魏观因政绩卓著，本已被提拔为四川行省的参知政事，即将成为副省级干部。然而，当苏州父老乡亲得知魏观要调走的消息，竟纷纷上街奔走，痛哭流涕，请求朝廷将魏观留下继续任职，最终魏观未能成行。试问，若魏观真的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怎会如此挽留他？换言之，在同时期的知府中，论政绩与民望，恐怕无人能出魏观之右。

打心眼里，太祖清楚自己制造了一起冤案。但君王向来是知错改错，却绝不认错。所以，朱元璋虽明面上不承认自己杀错了人，但后来还是允许魏观的家人以官员的礼节安葬他，还让民间出版了魏观的一些诗集和作品，甚至专门安排了几个官员逢年过节去给魏观扫墓。而对于高启，朱元璋却并未给他平反。在皇帝看来，即便高启没有写下那些所谓的反诗，他也必须死。因为高启作为文坛领袖，影响力太过巨大。若他愿意为新朝效力，不仅不用死，还会成为天子御用的文人，享受尊崇与荣耀。然而，高启却不愿意与朝廷合作，朱元璋让他担任侍郎，还让他教导本朝储君，他却执意辞官回乡，摆明了是不想与朝廷同流。既然他如此 “不听话”，在朱元璋的专制统治思维下，就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这并非朱元璋第一次因文人的言论而大开杀戒。明初有个诗人叫陈养浩，他写过两句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 意思是城南有个寡妇，夜夜都在为她死去的丈夫哭泣。朱元璋看到后，大为光火，认为在太平盛世、天下安定之时，陈养浩却描述妇人天天哭战死丈夫的场景，这分明是故意抹黑挖苦，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于是，陈养浩被皇帝下令捉住，扔到湖里溺死了。高启的死，本质上与陈养浩之死并无二致。

作为皇帝，朱元璋既是勤政爱民的改革者，又是猜忌嗜杀的独裁者。在专制体系下，即便强如朱元璋，其人性也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他深知，权力的稳固往往要以大多数人肉体的满足伴随精神的死亡为代价。但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其实高启对他的不满，从很多年前就已悄然滋生，而自己却从未察觉。

当年太祖征召高启入宫，君臣二人尚处于蜜月期的时候，高启就写了一首古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宫女扶着喝醉的嫔妃，刚刚参加完宴会，或是准备离开，或是刚刚前来。身边的小狗对着花丛中的影子空自吠叫，在这夜深人静之时，出现在宫禁之中的，除了皇帝的女人，想必也别无他人。高启用隐晦的手法、委婉的笔触，从一个侧面，刻画了一个古代皇帝沉迷酒色、夜时荒淫的行径。而至于这位古代皇帝，到底是不是意有所指，是不是指的就是朱元璋，恐怕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确定的是，高启之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洪武年间皇权高度集中下，文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专制统治对思想文化的压抑与摧残，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令人叹息的一页，警示着后人权力与自由、思想与统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