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没有写那么多的批注，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当中固然有他独特的视角，但是其贵族主义的观念太过浓厚，且分析流于现象，不看本质，导致这本书与其说是社会学著作，不如更多发掘在历史学上的价值。

作者常常会表述，某某在大革命前后其实是一样的（或者说经过大革命而得到了保留），但是不可否认，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革命，是因为其思想不再是农民起义或是王朝斗争，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建立一个新社会的革命。托克维尔并没有完全否定这场大革命，我们权且将他的思想作为大革命的另一个维度加以审视，似乎也饶有趣味。

2023.3.29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  前言

>> 在跟着这场大革命快速行进时，我试图证明以下几个问题：这些法国人因为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误判而最终放弃了原先的目标并在忘却自由的同时只想成为世界主人身边平等的仆役；为何一个比大革命推翻的政府更强大更专制的政府会**重新夺得并集中所有权力**，取消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以虚幻的图像取而代之；为何把人民主权称为选举人的普选权，而选举人既不能了解真相，也不能集合起来共同选择某一种政策；为何捐税事务备受吹捧的“自由表决”制度只不过意味着被驯服得屈从而沉默的与会者毫无意义的赞成；为何在剥夺民族的自治权，使人民丧失权利的主要保障，失去思想、言论和写作的自由——即1789年所有战果中最珍贵、最崇高的东西——的同时还自诩是个拥有自由的政府。

>> 在未来之茫茫黑夜中，人们已经能看到三条非常明晰的真理。第一条是，如今，所有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或许想控制它并削弱它，但并不想消灭它（使之消亡），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在所有社会中，最难长期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正是那些贵族制度已不存在或不可能继续存在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专制制度在这些社会中的恶果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严重，因为它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有利于助长这些社会特有的种种恶行并促使它们朝着这些社会已经自然趋向的那个方向发展。

>> 在这些社会，人们不再因为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联系而相互间发生关系，他们出于天性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总是只考虑自己，将自己封闭在公共道德遭扼杀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变得势不可挡，因为它使公民不再有任何共同情感和相互需求，不再有相互理解的必要和一致行动的机会，就这样，它用一堵墙把公民囚禁在私人生活中。人们本来就倾向于独处，专制制度则使他们彼此隔绝；人们本来就互不关心，专制制度则使他们冷若冰霜。

>> 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时刻都感到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急不可待地向上爬。**由于金钱不仅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不断易手，改变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迫不得已分秒必争地拼命攒钱或赚钱。**于是，不顾一切发财致富的渴望，对商业的爱好，对安逸和物质享乐的追求，这些便成为最普遍的激情。****这些激情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扩散到所有阶层，甚至深入到那些向来与此无关的阶层中**，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来加以阻止，它们很快就会使整个民族疯狂、堕落。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说甚至就是为这些激情创造条件并使之蔓延。这些使人消沉的激情对专制制度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其想象远离公共事务，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颤抖。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隐秘地和黑暗之处，使贪婪猖行，任人以可耻的手段攫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些激情也可能会很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就占据了统治地位。

    →托克维尔对于此类社会现象的描述，可能是基于原本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掌权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不过这里体现出托克维尔很强的贵族主义思想，认为平民夺取了政权就会导致专制，就会导致民族的腐化堕落，需要批判看待。要知道，尽管大革命经历了波折，但其最初的思想来源于18世纪哲学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

>>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是富裕的，高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你在那里能发现个人的优良品质，能见到慈祥的父亲、诚实的商人和可尊敬的业主。你甚至还会遇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这些人的祖国不在尘世，其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风俗中和最专制的政体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没落时期就有许多这样的基督徒。但是，在此类社会中，我敢说，你永远看不到的是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会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这两个词不像现在的语境中总是捆绑在一起，自由不一定民主，民主也不一定就自由。

◆  第一编

>> 然而，法国大革命正常地进行着：随着魔鬼的头部露出，它那奇特而可怕的面孔也清晰可辨。大革命先是摧毁了政治机构，然后废除了民事机构；先是改革了法律，然后对风俗、习惯乃至语言都进行了革新；它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向上帝开战。很快，这场大革命就蔓延到国外，带着前所未闻的手段，新战术，致命的准则，即皮特所谓的武装舆论，以一种前所未闻的巨大力量摧毁各帝国的壁垒，打碎所有王冠，蔑视所有民族，奇怪的是，这些民族竟然加入到它的事业中！

>> 法国大革命早期的一个步骤就是向教会发起攻击，**源自大革命的种种激情中，最先点燃和最后熄灭的便是反宗教狂热。**当人们迫不得已接受奴役以便获得安宁时，对自由的热情便也不再，但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同宗教权威的斗争。

>> 将18世纪的哲学视为大革命的主要起因之一是有理可循的，因为这一哲学确实具有深刻的反宗教性。但是必须充分注意到，其理论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又不可分割的部分。

>> **基督教激起了18世纪哲学家的强烈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企图掌管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有产者、领主、什一税征收者、管理者；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创建的新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在这个必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强势的地位。**

    →欧洲的宗教势力也有着极强的政治权力，这是历史发展得来的。18世纪哲学的确强调以人为本，排斥基督教对于世俗的过度干预，不过教士阶层似乎在大革命时期倒向了第三等级一侧，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再加考证。

>> 认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对立，则是犯了一个大错。在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是与民主社会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甚至有不少东西对民主社会大有裨益。

>>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只是改变旧政府，还要废除古老的社会结构，因此，**必须向所有既定的权利发起进攻**，毁灭所有公认的权势，破除传统，改革风俗和习惯。并在某种程度上，将所有那些使人们养成惟命是从习惯的思想从人类头脑中清除。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特性**正由此产生。

>> 。他们将各个阶层的人聚合在一起，使社会阶级平等化，他们用官员替代贵族，用统一的法规取代地方特权，用一个行政机构代替多种多样的权力机构。

>>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它以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并在某些方面具有宗教革命的特点。且看它在哪方面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特点：**它不仅和宗教战争一样广泛传播，而且也同样通过语言和宣传向远处渗透。这是一场政治革命，激发的却是布道热情。**

    →简而言之，大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农民革命或是王朝斗争，这是极具历史意义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发起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必然如同基督教思想一样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 **宗教的一般性特征是重视人本身，而不注重一个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会在这个共同资源上加入什么特殊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掌管人与上帝之间的普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普通权利和义务，而不考虑社会形态。

>> 这场革命的结果只是摧毁了这些曾经在数世纪里统治大部分的欧洲民族，且常被人们冠以封建制度之名的政治制度，用一个以社会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更均等、更简单的社会政治秩序取而代之。

>> 这就是为何要进行一场巨大革命的原因，因为古老的制度与欧洲几乎所有的宗教、政治、法律混为一体，不可分割。此外，这些制度还引发了与之密不可分的诸多思想、情感、习惯、风俗。

◆  第二编

>> **大革命的宗旨原本是要在各处消灭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制度，但它并没有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全面、人民对这些严厉制度的束缚感受最深刻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人民几乎感觉不到其束缚的地方爆发了，因而，哪里中世纪制度的桎梏最不沉重，这种桎梏在那里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这是托克维尔比较有创见的地方，最剧烈的革命往往不在压迫最强烈的地方产生

>> 至少在大革命前二十年，就有一些农业协会抱怨土地被过度分割。大约在同一时期，杜尔哥说道：“遗产被过度瓜分，原来只够养活一家人的土地被五六个孩子瓜分。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从此便再也不可能仅仅以土地为生。”

>> “遗产正以一种平等而令人担忧的方式被再次瓜分，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份，各处的土地都被无止境地分割，再分割，没完没了。”

    →法国不同于进行大规模圈地运动的英国，其小农经济特征是很明显的

>> **认为法国地产的划分始于大革命，这是一种普遍的谬误，地产的划分远远早于大革命。**大革命确实卖掉了教士的全部土地和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如果你查阅一下当时出售土地的记录——就像我有时不厌其烦地查阅那样——你就会发现这些土地大部分是被那些已经拥有另一些土地的人买下的。因此，即便地产被转卖，地产所有者的数目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增长了许多。按照内克尔的说法——他总是夸大其词，不过这回很中肯——法国已经遍地是土地所有者。

>> 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性地解放土地。

>> 如果您走出教区，赴（行政）大区进行考察，你会再次见到这一情景。在所有地方，贵族不再代表集体掌管事务，仅仅作为个人参与。这种情况只为法国独有。别处，所有地方，古老的封建社会的特征还部分地保留着：拥有土地与统治居民仍然合而为一。

>> 法国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涉足国家的管理了，除了一个方面——司法权。贵族中的要人有权拥有法官，后者以他们的名义对某些诉讼进行裁决，并且在领地范围内不时地制订治安条例。但是王权逐渐削弱了领主的司法权，对其加以限制并使其隶属于它，结果是，**那些还在行使司法权的领主就把它看作一项收入来源，而非权利。**

>> 贵族的所有特权都是如此。政治部分消失了，只有金钱那部分留了下来，有时还越来越大。

    →对于贵族的描述。贵族在政治上愈发不显眼，其实愈加说明了此时权力的集中。

>> 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却激起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仇恨的对象消失了还继续存在，而且似乎无法平息了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他们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我认为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如果农民不拥有土地，对封建制度压在土地所有者身上的多种负担便无所感知。什一税与佃农有何关系？佃农从租种的产品中提交就是了。地租与一个没有地产的人有何关系？经营中的种种剥削与一个替别人经营的人又有何关系？**

>> **在封建时代，人们看待贵族就像我们今天看待政府（贵族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类似于今天政府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种种保障，人们忍受贵族强加的所有负担。**贵族享有令人厌恶的特权，征收昂贵的捐税，但他们保障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救济弱者，处理公共事务。

>> **我希望行政集权是辉煌战果，我也同意欧洲因此羡慕我们的这种说法，但我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大革命的战果。恰恰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我还要补充说，这是没有被大革命摧毁而幸存下来的唯一的旧制度下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这部分适应了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的社会政体。**

>> 枢密院起源于古代，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是新近产生的。它身兼两职：既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因为所有特别司法权最终都源于此）。作为行政法院，枢密院还拥有立法权（根据国王的意志），讨论并提出大部分的法律，规定税额、分派捐税。作为最高行政法庭，它必须制定对政府官员具有引导作用的总规章制度。它自己就可以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职权。一切最终都由它过问，各部门都听它的指令。然而，枢密院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国王一人决断，枢密院似乎只是宣布国王的决定。它似乎有司法权，其实只是由一些献策者组成的一个顾问机构，最高法院在一封谏书中就是这么说的。

>> 在三级会议省份之外，所有公共工程，甚至那些用途最特殊的公共工程，都只能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来决定并担任总指挥。

>> 在法国，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瓦解后继续存在。领主已不再治理乡村的时候，城市依然保留着自治权。17世纪末还能见到这种城市，它们继续组成一些小的民主共和国，那里，行政官由全体人民自由选举，他们也对人民负有责任。那里，城市生活是公共的，活跃的，城市仍然为自己的权利感到骄傲并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

>> 如果只涉及法院，变卖公共官职常常会产生好的效果，因为好法院的首要条件就是法官的完全独立。而如果涉及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变卖公共官职必然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政府部门，人们尤其需要感受责任心、服从和热忱。旧君主制政府在这点上没有弄错，它小心翼翼，绝不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绝不出卖总督和总督代理的职务。

>> 路易十一限制城市自由，因为它的民主特性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消灭城市自由但并不害怕它，事实证明，他要把城市自由还给所有那些有能力赎回的城市。**实际上，他是想拿城市自由做交易，而并非要废除它们。**即使他真的废除了城市自由，可以说那也是他没有想到的，纯粹是一个不得已的搞钱的办法。

>> 1764年，一位总督致函总监察长说：“历代为赎买城市官职而付的钱数是如此巨大，令我震惊。这笔财政经费若用于有益的工程会对城市有利，而事实却是，城市只感到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带来的沉重负担。”在旧制度所展现的全貌中，我没有看到比这更可耻的特征了。

>> 城市政府常常被委托给两个大会。所有大城市以及大部分小城市都是如此。

>> 第一个大会由城市官员组成，人数可多可少，根据地点而定。这是市镇即那时所称的城市政府的行政机构。议会成员行使临时权利，并且是经选举产生的——在国王创立选举制或城市能够赎买官职的时代。

>> 第二个大会即全体大会，它选举城市政府——在还实行选举的地方——在各处继续参与主要事务。

>> 随着18世纪的时间推移，享有特权的显贵在全体大会中的人数在增长。工业行会的代表减少了或不再出现。只能见到各团体代表，即是说，全体大会只包含有产者而几乎不再接纳手工业者。**人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被自由虚幻的外表所迷惑，各处的人民都不再关心市镇的事务而像局外人一样生活在自家里。**行政官不时地尝试，想在他们心中唤醒那曾在中世纪创造无数奇迹的城市爱国主义，却是徒劳，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城市最重大的利益似乎也不再能打动他们。**在那些人们认为应该保留自由选举假象的地方，人们希望人民去投票，人民则执意弃权，历史上常出现这种场面。**

>> **几乎所有泯灭自由的君主起初都试图保持自由的形式，自奥古斯都至今都是如此。他们自以为这样就能把惟有专制权力可提供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赞同始终彰显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做这种尝试的人，几乎全失败了，他们很快就发现要在现实已完全改变的地方使这些骗人的假象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 直至大革命前，法国乡村教区在其行政管理中还保留着人们在中世纪看到的貌似民主的东西。无论是选举市政官员，还是讨论某公共事务，村里的钟声便会响起，将农民召唤到教堂门廊前。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出现在这里。大家汇集在一起，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磋商也没有投票，这是真的，但每人都能表达自己的看法。为此还调来一位公证人，露天制作证书，收集各种各样的证言并将其写进会议记录。当我们将自由这些虚幻的外表和与其紧密相关的真正的无能为力进行对比，我们就已经由小及大地看出最专制的政府何以与最极端民主政体的某些形式互相勾结，以至于给人套上枷锁还假装无辜的可笑样子。

>> 在旧制度下如同今天一样，法国的城市、乡镇、大小村庄、济贫院、工厂、修道院、学院，无一能在自己的特别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无一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因此，那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将全体法国人置于其监控之下，如果说“蛮横”这个词那时还没有造出，至少此现象已经存在了。

>> 说到行政法，近代法学家肯定地告诉我们，大革命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从前，司法权和行政权是混淆的。大革命以后，人们将它们分开并让它们各就其位**。”要想公正地评价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进步，千万别忘记：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向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外延伸；另一方面，它从未彻底履行其权力。

>> 权力的混淆在司法领域和在行政领域一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因为法院对政府进行干预只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对法院进行干预则使人堕落，使他们同时变成革命者和受奴役者。

>> **只有一个行政实体，被置于法兰西王国中央，全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由它来制定；几乎全部的国内事务都只由一个大臣统领；各省一切具体事务也都由一个代理人掌管；没有附属行政机构或事先获准方可行动的机构；特别法院审理与政府有关的所有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这些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行政集权吗？**

>> 民主革命虽然消灭了旧制度的无数体制，却有可能巩固了行政集权。行**政集权在这场大革命所造就的社会中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们自然便将行政集权视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一直不断地在变穷。**“尽管有种种特权，贵族日益衰败和消亡，第三等级占有了财富”，一位贵族在1755年悲伤地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却始终没有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似乎也没有变化。然而，随着贵族权力的丧失，他们在各处都陷入贫困之中。

>> **贵族将土地一块一块地出卖给农民，只把领主的定期租金保留给自己，他维持的是贵族等级的外表，而不是实际身份。**法国好些省份，如杜尔哥谈到的利穆赞省，尽是贫穷的小贵族，他们差不多都不再拥有土地，仅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

>> 贵族的这种日渐贫困化不仅在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些地方跟法国一样，封建制度已经消亡但还没有被某种新的贵族制形式所取代。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这种没落尤其明显且惹人注目。只有在英国情况完全不同。那里，那些沿袭至今的古老的贵族家庭不仅保留了他们的财产，还使其大大增长，他们不仅是最富有的人，还是最有权力的人。他们身旁涌现出来的新贵族家庭只是像他们一样富有而无法超越他们。

政治自由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在所有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却又不会因此使他们变成一模一样的人。而独夫专制久而久之带来的必然结果永远是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毫无差异并且连自己的命运都互不关心。

每年，捐税的不等都会使各阶级分离，使人们彼此孤立，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自从捐税最终损害的不是最有能力纳税的人的利益，而是让最没有能力的人陷入困境，就必然会出现富人免税、穷人赋税过重的可怕结果。

必须认真研究旧制度的财政和行政史，才能明白一个本应是温和的政府，它既不公开也不受控制，一旦时代赋予其权力并使它摆脱对革命——人民的最后保障的恐惧，对金钱的需求会使它采取何等粗暴而可耻的手段

到了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第一次想到把劳动权视为一种特权，国王可以出售此特权。这时，所有职业行会都变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小贵族阶级，并最终建立起那些妨碍技术进步的有害的垄断集团，后者曾激起我们先辈的愤慨。

认为旧制度是个无独立精神、充满依赖性的时代，这是大错特错。那时的自由比我们今天要多许多，但那是一种非规律性、时隐时现的自由，始终受阶级的局限，始终与特殊性和特权的观念相关，既任人对抗法律，也准许人反对专制，但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要为所有公民提供最自然、最必需的保障。自由就这样变得狭隘并且已经走样了，但依然是丰富的。

社会的种种进步使其他阶级变得富裕，却使农村居民深感绝望，文明只对他们无利。

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就像我说过的那样，面对高于人民之上的人是那么温和，有时还那么胆怯，彬彬有礼，慢条斯理，敬重万分，而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却常常态度粗暴并总是动怒。

第三编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构想的一些观念经常与仍然作为当时社会基础的种种观念背道而驰，这并非偶然。这些思想的产生自然是受到他们亲眼所见的那个社会的启发。如此多不公正的或可笑的特权，人们越来越感到深受其压迫，越来越发现这些特权毫无依据，此情景把每个哲学家的思想同时推向或者更确切地说猛推向这一观念：人生来是平等的。

我惊恐地发现人们要求的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本地现行的一切法律和惯例。我立即发现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最广泛、最危险的革命。明日将成为革命的牺牲品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以为凭借理性，甚至借助于理性惟一的效力就可以平静地使某个社会迅速发生彻底的变革。可怜的人！他们甚至忘了四百年前先辈们用那时代朴实而生动有力的法语说的那句格言：太过要求独立和自由，便是寻求更大的奴役。

把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强盛只归因于其法律机制，没有比这更肤浅的了，因为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动机的力量，不是机制的完善。

人们投身于革命并非总是因为其处境越来越糟糕。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民族曾经毫无怨言地忍受最残酷的法律，并不觉得痛苦，而当法律的压力减轻时他们却猛然将它们抛弃。革命摧毁的制度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那个制度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邪归正的时候。

一位君主试图减轻在他统治下长期受压迫的臣民之痛苦，只有伟大的天才能够拯救这位君主。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而当有人想要摆脱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已经消除的种种流弊似乎让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还存在着其他流弊，感觉也更加强烈。恶少了，这是事实，但是对恶的感觉却更加鲜明。

如何才能避免一场灾难？一方是国民，此群体内部发财的欲望与日俱增，另一方是政府，它不断激励这股新热情并不断制造麻烦，点燃它又把它压下去，就这样从两方面加速自己的灭亡。

由于一百四十年来老百姓从未登上公共事务的舞台，人们便理所当然地不再相信他们有朝一日还会重新出现在此舞台上。当人们看见他们如此无动于衷，便以为他们都是聋子，以致当人们开始关心老百姓的命运时，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就像他们不在场似的。这些人似乎只愿自己的话被比其地位高的人听，他们惟一的担忧就是怕后者不能完全听懂。

那些应该是最怕惹老百姓生气的人当着后者的面谈论长期以来使老百姓深受其害的那些残酷而不公正的行为。他们一起揭露政府机构内部可怕的罪恶，因为政府机构对老百姓来说是最无法忍受的。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绘老百姓的悲惨境地及其报酬低廉的劳动：他们就这样竭尽全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却让老百姓悲愤不已。我这里所说的“人们”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政府主要官员，享有特权的那些人。

强迫穷人独自承担养路的重任，使他们不计任何报酬地献出他们的时间和劳动，其实也就剥夺了他们摆脱贫穷和饥饿的惟一办法，目的是要他们为富人的利益而劳动。

不过，尤其在饥荒时期，政府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燃起民众的激情，而不是解决他们的生活急需。为了引导富人行善，一位总督谈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既不公正又冷漠无情，他们从穷人的劳动中获益而拥有一切，可是，当穷人为他们的财产创造价值而耗尽体力的时候，他们却不管不问，看着他们饿死。”而国王也曾在某个类似的情况下说：“朕决不允许富人为非作歹，使人民缺吃少穿，强迫他们劳动却只随意给些报酬。朕不容许一部分人只为了满足另一部分的贪婪而劳动。”

直到君主政体末期，不同政权之间的斗争曾引起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声音，争论双方都一心把人民的苦难加罪于对方。这尤其在1772年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因粮食流通发生的那场争论中看得清楚。“政府很可能因其错误举措而使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国王则反驳道：“高等法院的野心和富人的贪婪是民众陷于困境的原因所在。”双方就这样向民众灌输一种思想，即他们永远只该将其不幸怪罪于他们的上层阶级。

当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还没有令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关心穷人，那时他们还不相信穷人的不幸最终会导致其消亡。

这在1789年以前的十年尤其明显：人们常对农民表示同情，总是谈论农民，想方设法接济农民，揭露农民所遭受的主要的不公正，指责那些对农民造成特别危害的税收政策。可是，无论是在表达这种前所未闻的同情时，还是像以前那样长期对农民漠不关心，人们都显得很没有预见性。

16世纪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存在着诸多差别，其中一个差别使人震惊：16世纪，大部分要人是出于名誉的考虑或出于贪婪投身于宗教改革，人民则是出于信仰选择了革命，并不期待从中获得任何利益。18世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使知识阶层受到激励并奋起反抗的是无私的信念和仁慈的同情心，而使人民受到鼓舞的则是满腹的不满和改变其社会地位的热望。前者的热情最终燃起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并使它们逐渐升温。

国王第一个表示人们可以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最古老且看上去最稳固的制度。路易十五既实行了种种革新也作恶多端，精力旺盛却性格懦弱，他就这样动摇了君主政体，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当人民看到那个与王权几乎同时诞生并且跟它一样牢不可破的高等法院最终垮台并消亡时，他们隐约感到自己已临近那些暴力和冒险的时代，一切都变得可能，没有什么古老的事物应当受到尊重，也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

1789年以来法国人亲历了好几场使政府的整个结构产生根本性变化的革命。其中大部分来得非常突然并且是以暴力实现的，现行法律受到公然藐视。但革命引起的混乱从未持续很久也未产生广泛影响，大部分民众几乎感觉不到，有时几乎没有察觉。这是因为自1789年以来，虽然政治机构已成一片废墟，政府组织却始终未受到任何损伤。君主本人或中央权力的形式变了，日常的事务进程却没有中断也未受到干扰。在关乎个人的细小事务中，每个人依旧服从他所熟悉的规则和惯例，依赖于他长期与之打交道的次级政府，并且常常面对同一些官员。

由于国家的各个部分都失去了平衡，因而最后一击便使整个国家摇摇欲坠，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最大范围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贵族阶级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并且不再管理和领导居民（这在欧洲其他封建国家是不存在的），但他们不仅保留了金钱方面的豁免权和贵族作为个人享有的利益，还使这些大大加强了。贵族阶级成了一个从属阶级，但它仍旧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封闭的阶级，正如我在别处所说，贵族越来越不像贵族，却越来越像一个等级集团。

贵族阶级将中产阶级排除在外而与中产阶级，与人民分离，失去民心，在民众中完全处于孤立状态，表面上看统帅着一个军队，其实是一个没有士兵的军官部队。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贵族阶级存在了一千年，却在一夜间就倒下。

法国是政治生活消失得最早且最彻底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失去了处理事务的能力、辨别事实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并且几乎丧失了人民的观念，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所有法国人在没有看到任何前景的情况下同时陷入一场巨大的变革，最受大革命威胁的人则走在最前列，担负起开辟和拓展革命之路的重任。

由于再也没有自由体制，便也不再有政治阶层、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有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而如果没有这些正规力量，一旦公众舆论复活，公共舆论的导向就只落到哲学家身上，所以应该预料到这一点，即大革命不是因为某些具体事件，而是以一些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为指导的。可以推测，人们不只是对坏法律进行攻击，而是对所有法律进行批判，人们希望用作家设想的那个全新的政府体制来取代法国古老的政体。

人民处境的种种独特性使他们具有某些罕见的美德。由于他们很早就获得自由并一直拥有一部分土地，彼此孤立而不相互依赖，因而表现得既谦虚又骄傲。他们吃苦耐劳，对精致的生活不感兴趣，能忍受最大的不幸，临危不惧。这个单纯而坚强的种族将组成强大的革命军队，征服整个欧洲。但同样的原因也使他们成为危险的主人。由于人民数世纪以来几乎都是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压，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边缘，默默沉浸于自己的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命运的严酷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变得不但能忍受一切还能使一切遭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