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瓶】千禧虫
我给哑巴后背换膏药的时候，他伸出胳膊，敏锐地护着自己的脖子。大约火机受热不怎么匀，哑巴整条略凸的脊椎都隔在红衬下发抖，像一尾鱼。我问，疼吗。里面折进去个角儿，打破了本应该很规矩整齐的平衡，好像四方窗框忽然添上道枷锁，一个人多长出份畸形。他不回头看我，脸藏在泼墨的长头发底下，声音也仿佛深潭从山底刚冒出来。
哑巴说，不烫。我才放心去用手指去拨那个缺口，淤青攀在他的皮肤上，似很突兀的纹身。有些伤痕已发黄透紫，交错纵横地糊着，黏得太紧。我去对付他后背的膏药时仿佛被哑巴无自觉地当作熊熊燃烧的巨型火机，滚烫的岩浆倾泻而出，波涛汹涌，害他肩膀如待罪羔羊似的震颤。我说：“哑巴，哑巴，你怕什么呢？我又打不过你。”哑巴在后颈交叠的两只手忽然定格，猛地僵住了。我不情不愿地想起他正失着魂。
事实上，“称呼”往往是和“记忆”挂钩的，两者把持着人的脸孔，非要核验通关方肯放行不可。我大约确实没赶上巧儿，他内部刚经历过剧烈的改朝换代，忽然有个拿从前文书的旅客着急莽荒地要进城——换到封建社会，恐怕要砍头。万幸此刻的旧朝臣毕竟还没人头落地，只能从善如流地改口叫他，阿坤。
“阿坤”是那帮越南人的叫法，后来的伙计有眼不识泰山，小庙谅也容不下哑巴这尊大佛，竟没认出来，都跟在越南佬的嘴后面乱喊。久而久之，这个诨称变成了哑巴系统里的最新门禁，和山鲁佐德夜晚讲述的大盗故事那样，我得用芝麻开门的咒语问候山中宝藏，借此讨得他给出的反应。
哑巴紧绷的腰慢慢卸了劲儿，好像一个将领决心放下手里沉重尖锐的武器——从鼻腔漏出声闷闷的“嗯”。我多少自己闹了个没趣儿，捞遮他视线的长发，问，下午去剪头那儿理一理好吗？
他盯着电视猛看，瞳仁幽深的双眼锁死彩色屏幕，像花豹扑住猎物，颇有些如饥似渴的架势。房东出门前忘记留遥控器，电视只能固定播放一个台。我们在这儿歇了几天，哑巴就在电视前看了几天。从电视剧的第二集起，我已陪他听了快三十遍主题曲，罗文用粤语很深切地唱，无情刀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
我费劲心思劝他到屋外见见太阳，当然这些尝试都以失败终了。也许哑巴自认为早已出完了该出的门，也走完了要走的路。从来没有两个人的思考是永远完全一致的，这是事实。还有事实就是，也许我并不如预设的那样能分清哑巴想做什么。因为推测一个人最好要把自己完全摘出来，但他这次发作未免过于厉害。
上两次格盘，若要盖棺定论，总不过算功能短缺。就像绳子当中被截走一段，创面又重新结成疙瘩。脑袋里记忆被切成碎片，随机跳到某段时间，虽不堪大用，但还拿得成模样儿。这时哑巴即便认不出我，也仍能使得他那双宝贝的发丘指，很难落到被绑了去探粽子的地步。
我至今仍不明白哑巴格盘的征兆，有时轻些，有时严重，多数则记不得我。这大约也是信任的表现之一，如果记忆储存有限，他割断的绳子可以放心让我帮忙拿着。或者我在网盘兴起之前就已开发出其先驱功能，而且海量存储，无需联网，还带自主追踪。只可惜唯一用户鲜少反馈，没来得及申请专利，错失良机。后来我和哑巴提这件小事，那会儿他正在看电视，仿佛充耳不闻。但我很明白他正在回忆最近一次下地收到银行卡的密码，正如我同样很明白他记起来的密码有八成概率是错的。五分钟后哑巴说出一串数字，弄混两位。
不过，我搜刮出这个示例也不为额外去佐证什么。只是哑巴处于正常时刻至少还愿意替人想一想，当他把自己和“阿坤”绑定在一起时 ，凭你把嘴皮子磨烂也无动于衷。他忽然表现得如一个真正的哑巴那样没有反应，而没有反应恰恰是对别人精神层面上最直接也是最激烈的损害。在那间房东连遥控器都没有留的屋里，哑巴正以无动于衷充当回答，只有电视剧主题曲还在喋喋不休，重复着“相识注定成大错”。
剧情过了快一半，哑巴才启开尊口，说可以，但我要先看完这集。这简直已经是我近来讨价还价间一场里程碑式的大获全胜。那天很暖，非常晴，照进屋内的光蓝得厉害。我想恐怕我和他加起来的人生都很少见过这么晴的好风景，披溪照日、鱼鳞碎金。其时仿古，适合作赋入诗，可惜见到此情此景的我并非能挥笔的文人。至于哑巴，他根本不记得。
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我早已从沙海涉过一遭，那会儿他记忆多少有些恢复，几个人在乡下搭伙。席间开了瓶好酒，度数很高，透明的液体盛在蓝底瓷碗里，像一道自天上坠落的奔流。晃筹间我以为回到了标记自己初次胜利的时候，这是种象征，象征这块揣满过去和曾经的老硬盘还能安稳地待在抽屉里吃灰，而没有被主人清扫、被投进回收站、被时间长河滔滔不绝的源水卷湮。虽然我十句话里有七句都是信口胡诌，但至少还有三句真心，乘以活得有些太长的年份，也许比很多人一辈子说的真话都要多得多。
我说哑巴，你记不记得，那天好晴，蓝得很。
他叼着碗，筷子拿在手里，要夹菜，听见我回忆往昔的口气，就把它们搁到盘子一边儿。哑巴虽然并不能完全记得我都在讲什么事，但他还留着经历过的数个模糊影像，从线索反推，总能得到相差无几的结论。他问，是在哪里？
我脑子有些浑了，和他兜圈子，说忘了在哪儿，只记得开粉花的树长出绿叶子，好不漂亮。理发家里的姑娘夸你适合去演小李飞刀，你听过几十遍主题曲的那个，当年很火。
闻言他稍稍抬起来一点头，刘海遮住前额，在眉目投下大片阴影。我心说吴邪和胖子太不够意思，这样儿还能放心哑巴夜里进山，万一看不清——“是不是你记错了？”哑巴忽然笃定道，“半个月都在闹雨。”
我实在没能料到竟会在这种小事上出分歧。我以为万里乾坤青天朗日已经板上钉钉，可哑巴坚称从未出过太阳，四围阴翳。他对记忆通常秉持“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的原则，总不可能胡编乱造。而他对一件事通常就是彻底淡忘了，也没到混淆的地步。
但我左右也不相信这是自己犯了癔症，毕竟一切都太清晰，总不可能那小地方的人流全是编的，因为千禧年前东北经济还没有下行，依然是人们口里的“共和国长子”，连周围城市都沉浸在奇特的自豪和骄傲里。北方人向来健谈，繁荣更令他们具有包容的底气，我和哑巴弗一住下，没两天已有人能在出门时关心他的病。
其实我敢保证，哑巴比世上大多数人都来得康健，要是谁有他体质的一半，大约也能长命。只不过他来时正在害很严重的失忆，精神看来恹恹，又整日闷在屋里，才惹来左邻右舍的热切，甚至有个婶子悄悄和我说，她家亲戚在医院有关系，要不要托个好医生来看看。我搪塞说已经在首都找名医看过，现在说是康复期，过段时间要是不行，就多劳婶子费心。
所以在哑巴终于松口肯出门的那天，我绝对比任何人都记得清楚，套了一件水洗蓝的短袖，亦步亦趋，跟在后面。我总偶尔停一停等他，很怕哑巴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消失似的走丢。离理发店前街有一丛矮灌木，开着透黄的白花儿。门口则立着两棵树，很高大，得仰头去看，樱粉色的一大片，花枝随风轻轻地晃，像几团云。
哑巴坐在转椅上，他不动声色，仿佛自己只是影子，和理发店焗油膏的味道混合着，悄悄生息。我和光头的老板说，就剪短，比划着位置，到这儿、或者可以稍微留长一点。头发卖吗？
这时哑巴说，卖了吧。我看着长头发流水似的落了地。
那姑娘忽然说，他很俊啊，可以去演电视。我觉得好笑，就问，你觉得他演什么好？姑娘说，演小李飞刀。
我想也挺合适。
走出理发店时哑巴表现的不那么自然，任谁忽然把及腰的一头长发剪到脖颈估计都会觉得脚重头轻。哑巴基因里自带的警惕可能告诉过他：不要把颈部暴露给任何人。我看过哑巴在斗里用腿紧紧绞住粽子，那玩意的脑袋全凭旋腰的寸劲扭断，动作很干脆，血只在膝盖的部位溅出一线，有种无需构图就能闯进眼里的直观美感。其实大约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腿绞断别人的脖子。
我去牵哑巴的手，很长一段时间他很抗拒和我肢体接触，他的解释是觉得我比较危险。但那天下午晴空碧树，他依旧沉默，但没有拒绝，两个人手指交叠在一起，很像他没格盘前的几年，我们也这么拉着手漫无目的地散步。花瓣落下来，像太阳雨，粉雨滴沾在他蓝色的衣襟。
归根结底，比起曾经的旧社会，这真的已是个很好的时代。上世纪所有的不伦都可以抛诸脑后，在报纸铺天盖地的倒数里被揭过去，彻底翻篇。然后万象更新，科技、视野、健康，仿佛施过仙丹神水，通通拚命生长——在种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变成庞然巨物，好让人们在此基准之上开辟宏图伟业。而我和哑巴，两个老人、旧物件，也同样分得一隅。
我和哑巴的辩论最终没得出一致的结果，他迅速扒完了饭，去收拾洗自己的那只碗。胖子替他打圆场，说，2000年的事情，记不清也正常。胖爷我往后五年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啦。吴邪附和说，对的对的，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小哥忘性可能更大。
我问，你们记不记得那会儿闹过“千年虫”，传的很邪乎。胖子两掌一拍说，那会儿不还说虫子会从屏幕里钻出来吗，结果到现在了，虫呢？吴邪说就是计算机代码的事，哪里有什么虫，我那时根本不信。
我说你一点儿都不担心？吴邪叹道：“那会儿我还很年轻，当然不担心。年轻人总是什么都不担心的。”他又补充说，要是95年就让我碰着粽子血尸什么的，可能我就担心了。
哑巴洗完了碗，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我看看他，依然安静得如一道影子，在灯光下默不作声地呼吸。他仿佛有种总能融合进环境的特殊能力，我想起他在理发店转椅上昏昏欲睡的样子，就说，当时我可是很害怕，哑巴每天盯着屏幕的时候，我也跟着盯，想着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飞身钻出条长虫要吞他。
哑巴忽然说，我不会有事。但我们都知道他的话并不多，而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很郑重的结果。他好像把顽话当成了真事，很认真地回应，于是我们就都大笑。我笑到桌子底下，显得很刻意，也很夸张。两颊好像被沾湿了，我伸手去揩的时候，猛一抬头，发现他在用一种很温柔的眼神看我。
仿佛哑巴心里根本知道那年我确实很害怕千禧虫在世纪之交把所有曾经存在的记忆碎片夺走吞下。我给他背上换膏药，看着那些淤痕，忍不住问，哑巴、哑巴——你为什么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