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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拾忆（一）
小引
时光如川，悠悠而逝。
四十三年前，1969年的3月13日，是我永远铭记的日子。就从这天开始，十六岁的我，跨出了校门，带着几分懵懂，还有脱离父母管束的几分喜悦，卷入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度过了六年的知青岁月。
如今已到耳顺之龄，十六变成了六十。奄忽已过四十余载的往事，或清晰，或模糊，却始终难以忘怀。最近有个回忆知青生活的电视片，片中一位老知青说，过去农村住过的屋子，老在心上惦记着，回去看了，也就放下了。
因此我也想，录下些知青往事，也算了却一些心头之牵挂吧…
1. 奈何被知青，政审又一关。
1968年，二年多烽烟四起的文革运动暂趋平静，学校也逐渐恢复了停止多时的课程，对于我们这种才上了一年初中的学生，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班级上用功的同学也拾起束之高阁的课本，进入认真学习状态，像我这种不甚好学者，也稀里糊涂地跟着进了教室。
年底的某天，街头响起习以为常的锣鼓口号声，不用说，准是又有最新最高指示面世了，扭开收音机，铿锵有力的播音涌入耳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短短数周，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全国1623万知青因这场运动被彻底改变命运。我和哥哥“有幸”正好是68届初、高中毕业生，时称下乡“一片红”的一届。当时我16岁，哥哥20岁。父母召集家庭会议，鉴于父母家庭出身都是资产阶级，最后全家达成一致意见：识时务者为俊杰，哥弟俩趁早报名下乡，免得招惹麻烦。
因此，我们俩都在学校第一批报名下乡，我在继光中学报名去黑龙江国营农场，哥哥在五十二中学报名去内蒙插队。与此同时，家里也紧锣密鼓地为哥俩准备下乡的生活用品。当时物资供应匮乏，许多日用品要凭票供应。为鼓励知青下乡有些优惠，比如规定每个下乡知青能购买一箱洗衣肥皂，还有毛毯、蚊帐等物品。
哪曾想，参军、入党、进保密单位要政审，那年头，下个乡也要政审。
报名下乡后，知识无用，课也不用上了，我赋闲在家等通知。可有天晚上一位要好同学给我通风报信，说是由于家里有海外关系，特别是台湾有亲戚，我的政审没被通过。
父母和我听后都很吃惊，下乡都受社会关系影响，更感到我前途堪忧。我也很是灰心丧气。我母亲就说，我们现在去找班主任，把情况先了解一下再说。
当晚赶到周家嘴路班主任杨老师家，老师正准备休息，看我们母子俩急匆匆赶来，将我们让进屋子，听了原委后告诉我们，因为有海外关系的原因，学校乡办认为不适合去中苏接壤的黑龙江下乡，但可以选择其他省份。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愤愤不平，对着平时一向敬重的杨老师发起了倔，说，怕我偷渡国境、叛国投敌是吧？不批准，我哪都不去了！
说实话，我要是真的哪也不愿意去，作为班主任肯定也有责任。要知道当时的上山下乡可是头等政治任务。
杨老师连忙说，这样吧，我明天再去找工宣队头头说说看，你们等我回音。
第二天，在杨老师的帮助和学校工宣队头头的干预下，学校最后批准了我去黑龙江苏家农场一分场下乡的申请。
临走之前，杨老师赠送了一本红色封面的笔记本给我，并在扉页写了几句赠言，这本笔记本我保留至今。
班主任杨老师在我下乡前赠送我的笔记本
1969年3月下乡前于上海
2. 工农兵十四，船载哭笑客。
一年多前，翻看到一本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在1969年3月13日这一页，记载着如下文字：“请公假送以晶下乡，晶于今日乘工农兵14号赴黑龙江苏家店农场，同月（我母亲）去码头送，轮于下午2：30开行，昨天下雪。”
1969年3月13日，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这一批数百上海知青，告别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离开了故乡上海，乘船至大连转火车赴黑龙江。
早上我们从学校出发，在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喧嚣声中，登上公交公司派出的汽车，前往军工路码头。在车上我看到有的和我一样的知青在流泪，不停的擦眼睛。当时我心想，为什么要哭？我怎么一点也不难过？反而觉得很兴奋，很开心。
来到码头，一艘客轮停靠岸边，船舷上几个大字：“工农兵14”。只见人山人海，来送别的家长很多，许多家长和子女哭成一团。形成对比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不但不哭反倒很开心，谈笑自若的样子，也有不少。
其实当时的知青，年龄最小16、17岁，最大的也不过21、22岁。但有心智成熟早的，也有较不成熟的，当时离别父母不哭的恰恰是些不太成熟的。
事后我才知道，我母亲怕父亲难受，没有送我到学校，哪知道当我一离家，父亲就哭得一塌糊涂，我母亲倒还沉得住气。最后实在没办法，父母俩人赶到军工路码头，只见人满为患，找我就好比大海捞针。而我因第一次乘大轮船，早已高高兴兴地上船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也成为父亲，才懂得当年父亲的泪水、母亲的坚忍，饱含着对儿子深沉的爱！父母挤了几辆公交车才赶到码头，当遍寻不着我，两位老人站在黄浦江边，互相扶持，眼见载着我的轮船，慢慢地驶离码头，他们心中承受着多少伤痛啊。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情景，泪水都会模糊双眼，不能自制。
1969年3月13日下乡离沪乘坐的工农兵14号客轮（来自网络照片）
3．无知绘地图，泄密罪难当。
我们138名上海知青，来自虹口区继光中学和长风中学，分配在苏家店农场一分场，与农场场部在一起。
毕竟是场部，不仅有俱乐部礼堂、学校、邮局、银行、商店、卫生院，还有汽车队、粮油加工厂、公安局，甚至有关押人的小号。按规模怎么也算得上个小镇。对我们知青来说，生活在这里，虽然比不上城市，但比想像中的农村要强不少。
刚到农场那会儿，为了让千里之外的父母放心，知青写家信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尽量报喜不报忧，甚至还有所发挥。比如，信封上写地址，明明是黑龙江省德都县苏家店农场。偏偏要写成：黑龙江省北安市国营苏家店农场（北安曾经是市），或者干脆写成：黑龙江省北安市405之一信箱（貌似保密单位）。
不知是谁别出心裁，为了显示农场场部的“繁华”，绘制了“场部平面图”寄给家里。宿舍里好多知青，也跟着画平面图往家寄，我为此还差点惹出麻烦来。
那一天，我和对面炕上的小李在宿舍值班。值班的活挺轻松，就是打扫卫生，收工前用柴火把炕烧热，为每位知青的脸盆里放好洗脸水。下午没什么事，我俩就各自写家信，也画了张平面图，装进信封一起去不远的邮局寄。
邮局不大，我俩进去递上可能超重的信封，买邮票寄信。一位工作人员接过信封，用手掂了掂，眉头一皱说，哈玩意儿这么沉？我们也没多想，说，就一张图。没想到这位工作人员竟当场拆开了信封，抽出图，二话不说，拎起电话就给场部保卫科打了一通电话，说是又有知青寄平面图。我们顿时觉得有点不对劲，只好按邮局工作人员说的等在那，不能离开。
一会儿功夫，场部保卫科来了一个干部，把我们俩带到场部办公室。这位干部一脸严肃，问了单位、姓名后，和我们谈话。大意是，这里虽然是农场，但也是反苏前线，目前农场还是由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防备苏联特务、阶级敌人搞破坏。你们把场部平面图寄出去，等于是泄露军事机密！
军事机密？泄露？此刻我和小李不由肃然起“惊”，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听凭对我们的“再教育”。不知怎么，我脑子里突然闪出“威虎厅、栾平、联络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幸好，听到后来，这位干部话锋一转，说，知道你们知青也想给家里说农场条件不差，好让父母放心，这可以理解。但以后绝不许再这么干，图没收了，下不为例，回去吧。
我们俩垂头丧气回到宿舍，小李往炕上一躺，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安静的宿舍里传来他的声声叹息。我当时想想也很后怕，回想起下乡前政审的事，在“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年代，要是再上纲上线，真会惹出大麻烦。
4．知青当年事，最忆是土房。
一分场上海男知青最早有90余人，宿舍是屋顶铺着厚厚苫草的一长排土房，中间是外门廊，往里左右两扇门相对，分别通往东西二个大房间，每间约摸80-90平方，南北两排土炕一通到底，南北炕之间约2米多宽，南面墙有几扇窗户，北面无窗，屋子中间地上还砌有一段取暖火墙，一头有个火炉，火墙一端有烟囱通向屋外。从外面看几个窗户七歪八斜，高高低低，因冬季寒冷，窗户都是双层，一般也不开，只在其中一扇上部做成一个小窗，可以单独打开透气。冬天双层窗的底部中间铺一层木屑，窗户的缝隙全部从外面用厚纸条贴住，防止寒风钻入，晚间还用草帘子覆盖在窗外，抵挡严寒。这些东西我们在南方都是从未见过的。
1969年3月我们入住土房子时，西屋住继光中学的知青，东屋住长风中学的知青。上海女知青则和哈尔滨女知青住北面一排砖瓦平房内，旁边是食堂。距离我们的土房有30多米，东西二头稍远些各一个男女茅厕。整个两排知青宿舍外围有一圈土围墙，围墙内侧是一条约3、4米宽的濠沟，这是原先关押劳改犯的院子。
哈尔滨男知青则是住在近一公里距离的南窑地。哈尔滨知青比我们上海知青早来几个月，人数有300多人。
1969年3月18日深夜，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到达北安，车一停就有好多苏家店农场的哈尔滨知青来到车厢里，站台上也有不少哈尔滨知青，他们不顾严寒，深夜在站台上等候，热情地来欢迎我们，我们心里顿时感到暖暖的，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大家互相寒暄着，场面颇为热烈，也让我们暂时忘却了连日来的旅途疲劳。
随后，我们坐农场派来的卡车，经过两小时左右寒冷漆黑的路程，到达苏家店农场一分场。当我们被领进宿舍时，印象最深的是吊在屋子中央一盏足有1000瓦的大灯泡，放着刺眼的光芒，因房间太大，除了灯周围一小块地方，其他部位还是显得暗暗的。热情的哈尔滨知青与农场老职工们，为我们打来了热水，让我们洗去一路的劳累与尘土。因行李还未到，大家都在炕上和衣而睡，生平头一次躺在烧得火烫硬硬的土炕上，很是不习惯，但因旅途疲惫，大家竟都一觉睡到太阳升到半天高。
第二天，知青们忙着给家里写信报平安，有一位同学，把屋子里的灯泡描写成“像文旦一样”，旁边偷看的同学觉得好玩，就高声念了出来，写信同学因此被大家取笑了好些日子。
2009年我随部分上海知青回到一分场时，原先的土房子早已不覆存在。如今，只有从知青丁孜勤留下的一张照片中，还能看到当年土房子的模样。这幢土房子，承载了我们最初下乡时的许多记忆，让我们久久怀念…
苏家店农场一分场男知青土房宿舍（丁孜勤所保留的照片）
5． 脸盆顶“三用”，抱团“俱乐部”。
当时知青下乡带去的脸盆，有两种，一种是搪瓷的，一种是钢精（铝）的。实践证明，钢精脸盆用处要大得多，算下来至少有三种用途。一用洗脸洗脚；二用洗衣服；三用当成炒菜作饭的锅子。
三用脸盆（马建平保留的下乡用品）
这前二种尚可理解，第三种用途现在想想都有点不搭界。当时女宿舍我们不清楚，男知青宿舍这么用钢精脸盆非常普遍。因为农场食堂早、晚供应粗粮，中午吃馒头，多数上海知青一时吃不惯。许多人从家里带了大米，到休息天有时会自己改善一下伙食，总是几个人合伙吃，这在当时被称为“俱乐部”，人数三五不等。俱乐部内经常会有些小的分工，比如做饭时，谁劈柴，谁淘米煮饭，谁掌勺烧菜等。“俱乐部”成员有时也会发生点小的变化，个别人也会兼其他“俱乐部”的成员，但大多“俱乐部”比较稳定，甚至数十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退休后的老知青们相聚或者外出旅游，有时仍以当年“俱乐部”为基本单位。
当年逢休息日，知青为改善生活，自己生火做饭菜，炕洞口垫几块砖，架上充作临时锅子的钢精脸盆，点着柴火煮一脸盆大米饭，炒几个菜，再弄点老酒，围坐在炕上，算得上是下乡生活中一大享受。
会做菜的同学，常常当仁不让地露一手。还记得知青小华做的一道“虎皮青椒”，用整只的灯笼椒下锅煎炒，淋酱油、加醋、盐糖，待汤汁收干起锅，盘中一个个青椒表面略有焦糊，形似虎皮，香味扑鼻，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当然脸盆做饭，有件事必须要做，就是先好好把脸盆擦洗一遍。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有时脸盆竟还被开发出第四种用途。放在地上的空脸盆，时不时会被哪个半夜起床的懒鬼当成夜壶。后来大家睡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自己的脸盆藏藏好，包括热水瓶和真正的钢精锅子。
一分场知青宿舍前合影（我们的俱乐部）摄于1972年前后
6．清汤飘肉香，难分“砂”与“糖”。
谈谈农场的伙食。
平时食堂饭菜油水太少，加上体力消耗大，又是长身体的阶段，知青的饭量比在上海时要大许多，一顿饭吃一斤主食很平常。早晚饭一般是小米饭、碴子（玉米）粥配咸菜，中午有一顿细粮，一般是馒头配炒菜或汤。平时小菜品种少，肉基本吃不到，除非是重要节假日，才会稍许尝点荤腥。
秋冬后至来年夏天，食堂小菜的来源全靠菜窖，土豆、卷心菜几个月吃下来不腻才怪，还有那个黄豆汤，汤里除了黄豆还是黄豆，每天的汤，除了黄豆汤还是黄豆汤！弄得多年以后回到上海，很长一段时间我见到黄豆汤就反胃。
下乡那会特别容易饿，晚上知青们就靠上海带来的各种食品填一下。品种也不少，比如炒麦粉、奶粉、麦乳精、饼干、糖果等等。我吃过最有创意又解馋的，是一位知青朋友给我尝的，就是用茶杯放点猪油，加一包鲜辣粉（一种调料），用开水一冲，就是一杯鲜美的汤。我还亲眼见过有人馋到用调羹舀猪油直接喝下肚的。
家里带来吃的很快被消耗光，条件好些的家庭会再寄些来，但也是杯水车薪。后来开始靠山吃山，黄豆、土豆都变成零食，晚上宿舍里经常会弥漫着烤土豆、炒黄豆的香味。
记得下乡头一年麦收，连续阴雨，“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因麦地泥泞无法下地，只能靠人工收割，单靠知青又显得人力不够，调来了一批劳改犯支援收割小麦。因此我们知青食堂借了一半的地方给劳改犯做饭。
我那天无意中进到伙房，只见一个壮壮的劳改犯伙夫在煮汤，那哪是汤啊，足有大半锅是猪肉，表面飘着厚厚一层油，香味扑鼻。我不由咽了一下口水，伸长脖子呆看着，目光移到旁边，见另一口大铁锅是我们知青的汤，表面几星油花，飘着数片菜叶，清澈见底。只见那位劳改犯伙夫，也往知青的锅里瞅了瞅，可能他都觉得知青够可怜，随手用大勺子从自己的锅里舀了几勺肉汤，甩进知青的锅子。
当天的中午饭，知青们惊喜的发现喝的汤有肉味！
还有一年收成不好，知青食堂没有面粉做馒头，只供应苞米面做的烤饼。这种苞米面饼看上去焦焦黄黄，第一次品尝倒也觉得喷香可口，就是吃多了不易消化。有次一批苞米面里混进了砂子，做出来的苞米面饼，每咬一口，嘎滋嘎滋的咯牙，非常难吃。
当时主食只此一种，别无选择。结果知青的聪明才智再次得以发挥，有人因此发明出“砂糖夹心苞米面饼”，把苞米面饼从中间切开，夹上一层白砂糖，入口时，砂糖与砂子无法区分，趁未完全嚼烂赶紧咽下，还真另有一番“风味”。这种吃法，也因此在知青中流行了一阵子。
至今我都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当时这种吃法，是“鱼目混珠”，还是“以假乱真”，或者是“掩耳盗铃”？
算了，还是忘了吧。
7. 音乐无国界，收听岂有罪?
有的知青下乡时带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宿舍里，放着“百听不厌”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也算是一种无奈的消遣。
其实不少知青都还有收听敌台的经历。文革时期，除我国大陆以外几乎所有的华语广播，都算敌台。城市里这些电台的无线电波被强大的干扰覆盖，很难听清。而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农村，干扰波则鞭长莫及，收听质量几可与中央台相媲美，尤其是莫斯科电台的中文广播，因距离近功率大，声音非常清晰。
实际上知青们对这些电台的反面宣传不感兴趣，无非是好奇心驱使，或听听音乐节目，或跟着VOA电台的“英语900句”学英语。至今仍记得莫斯科电台的开始曲，几小节似编钟独奏的引子，清脆明亮，随后慢慢加入的管弦乐，雄美壮丽，震撼人心。后来知道，这是由合唱曲《祖国进行曲》改编的苏联军乐《音乐无国界》。还有VOA电台英语900句开始曲，是海顿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第3乐章片断，主奏小号吹得欢快跳跃，引人入胜。最近从网上翻出了这两首乐曲再次聆听，当久违的音乐声响起，心中竟涌出一阵莫名的激动。毕竟这些乐曲曾经陪伴过我们，才使下乡的日子不至于更加苍白无味。多么贴切的乐曲名：音乐无国界…
在那个火红火红的年代里，这类电台只能悄悄地听，谁都不想在这上面栽跟头。即使被同宿舍知青发现，大家也只是相视一笑。但终究纸包不住火，有人偷听境外电台的事还是被上边知道了。
有位知青不知怎么被抓了“现行”，罪名就是收听莫斯科电台广播。大概他家庭出身不好，正好就被当成“典型”，还专门召开了全体知青参加的批斗会。也许就是杀鸡给猴看，总算好，没有作进一步处罚。但从此这位知青像变了一个人，沉默了许多，也很少再听见他的笑声。
其他知青何尝不是呢？这位知青只是为其他有同此行为的知青抵挡子弹罢了。
如此可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