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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 托尔金与世界大战
（数字代表页数，我真的找不到电子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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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流转，句读硬气，发音闪烁，希腊语令我迷惑……我试图自创一种语言，吸收希腊语中‘最希腊语’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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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语言学的关键性成果在于，揭示了语言变化并非随机，而是有规律可循。语言学家现在可以根据一种语言的发展历史，将其音韵变化规则化，根据此规则编制出详尽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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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斥古典主义文化气氛的爱德华国王学校，志趣不在古典主义的托尔金扮演了一个局外者的角色，乐此不疲…他甚至用哥特语写就论战信，送给拉丁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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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更喜欢用老办法解决问题，有一次，他将民主政治比作“流氓无赖的鼓噪”，他断言在外交政策上不可依赖民主。在托尔金攻击“仲裁法庭”的背后，是他骨子里对官僚主义、国际主义等巨大的反人性事业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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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和拉丁精神的侵染之下，爱德华国王学校成为一所大力弘扬体育精神、社会责任、荣誉感、男子气概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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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爱马，他与马匹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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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喜爱亚瑟王传说中的早期故事，并且敏锐地感到，这些故事来自法国吟游诗人对凯尔特人最平静和最富活力的传奇所进行的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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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语言学所不同的是，当时的语言学一只脚踩着科学的船，另一只脚还放在艺术的船里。唯有通过艺术，才能揭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托尔金同时迷上音韵学、词法学和语义学中严谨的科学成分，以及故事、传说和神话中所蕴涵的想象力和浪漫精神。
托尔金不仅对科学和科学的严谨性抱有兴区，同时还怀着对浪漫主义不可抑制的敏感心灵。唯物主义世界观无法满足他。在他看来，世上充满了往昔的回声。再一次斯塔皮尔顿社的辩论中，他甚至说：“这间房间里充满了鬼魂。”不过，他这种特殊的个人新年更接近神秘论，而非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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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托尔金早期的这首诗歌中，可以瞥见他今后大多数作品中所包含的一种思想：地理是塑造人类多样性的重要因素，而地理的形成，则出自神性。在牛津期间，托尔金通过大量阅读北方古代文学，从而激发想象力，开始了穷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对被遗忘的早期人类“神秘记忆”的追寻，他认为正是这种“神秘记忆”塑造了世界的最初模样。
这里，当时的语言学与现代（完全科学的）语言学不一样，仍保持着和艺术（&艺术想象）紧密的联系；“远古的记忆”塑造地形；“地理的形成则出自神思”——妙啊
拖进所受的影响并非来自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神话传说，而是弗朗西斯·汤普森和浪漫主义诗派，以及这批人超凡脱俗的精神。1914年3月4日，托尔金在给散文俱乐部的一篇有关汤普森的论文中宣称，作家有能力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且强调，“在天文学和地理学层面视野，跨越浩瀚宇宙，如天主教仪式一样，同样可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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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所有痛苦，急欲表达自己对善、恶、美、丑的感觉，希望能将之理性化，生怕它们就这么腐烂了。”他说：“对于我当时的情况而言，就诞生了魔苟斯，以及精灵的历史。”托尔金这里所说的，即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精灵宝钻》，书中描述了《魔戒》中的索伦崛起之前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古代，索伦也还只是堕落神明魔苟斯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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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人士趋向于将托尔金看作是把头埋在历史与神话中的鸵鸟主义者，看作是拼命要将自己管在现代世界之外的中世纪文学和神话文学模仿者。但对托尔金本人来说，中世纪和神话时代却那么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即便是最先锋的20世纪作家而言，也不能完全抛弃最古老的叙事结构和象征性语言，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最易于掌握的。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关注T.S.Eliot一类的文艺理论；即便是最先锋的20世纪作家而言，也不能完全抛弃最古老的叙事结构和象征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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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托尔金对日耳曼文学的那种宜乎常人的热爱，令他相对于同代人而言，拥有对战争截然不同的看法。通过彻底融入古代北欧文化，托尔金和那些狂热沉浸于古典文学的同辈人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受到维多利亚式的必胜信念鼓舞，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有人曾这么评论：“在大英盛世之下，一代又一代人享尽荣华，他们早已不知真正的战争为何物。1914年，冲向战场的年轻军官，背包里甚至会装着《伊利亚特》，他们心里烙上的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的英明。”不过，在托尔金的心中烙上英名的英雄，却是贝奥武夫和比欧忒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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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信念无比坚定，他不由觉得：“虽然从整体来看，北方史诗没有南方神话那般迷人和欢快，但毫无疑问，前者胜过后者。”荷马的《伊利亚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暴力死亡名单，但那场战争所发生的年代，阳光普照大海；死去英雄将会成为半神；奥林匹克精神郁郁葱葱。相对而言，日耳曼世界更加寒冷、灰色、躲不过悲观主义的重负，最终的大毁灭总是在等着Middangeard(Middle-earth)和它的众神。多年以后，托尔金指出，《贝奥武夫》是一部“时代洪流所不可避免的吞没，生在战乱中的英雄”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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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涅武夫的诗句，说的是关于传令天使或基督使者的故事。词典认为，Earendel，这个单词的意思应当是光线，或是破晓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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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迪尔驾着进行，从世界边缘，日落之地，“西风之地”出发，掠过那些正在途中的星辰，躲过月亮的追猎，死在旭日的照耀下。
……整首诗读上去就像是一篇翻译。实际上，他是在想象基涅武夫所听到的传说，并把自己当作他的竞争对手，另一名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因而，才忙于将这段传说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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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自然的庄严，埃伦迪尔在寻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打破所有常例。托尔金在文字本身之外，透露出一种宗教感，他所寻找的，是上帝的面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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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尔金而言，民族主义最为伟大的目标在于文化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以权力凌驾于别的民族之上。本质上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和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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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朗洛特相同，托尔金也感觉到，他的文化之根早已被摧毁、遗忘
…
“神话民谣中，蕴含早期欧洲文学的原始形态，你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未发育完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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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今后将会融入他创造的神话中，从而给他的神话带来一层现实主义的内涵。
…托尔金再次从芬兰语中汲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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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尔金熟悉的英语以及其他印欧语系想比，芬兰语那么遥远、神秘，异常优美。芬兰语的文化，是前工业时代的文化，与古代世界的根息息相通…在《卡勒瓦拉》之中，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具有密切的连结关系。从托尔金的角度来看，芬兰语揭示出“全新面貌的神话世界”。
芬兰语辅音数量少，多含抑扬顿挫谐音的词尾……托尔金希望创造一种拥有历史的语言，因而，他详细阐明了昆雅语是如何从另外一种古老的口语发展而来的，他后来称这种语言为“词终”
“音转理论”
托尔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在极力追溯一门获得语言——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发展轨迹。即便是在语言学笔记中，托尔金的文字也表现得像是一个小说家。
在这项工作的世纪过程中，托尔金扮演上帝的角色（或是他后来说明的，模仿创世者的“次级创造者”）。他并不只是单纯地观察历史，他创造历史。通过研究史料，重建失落的古代语言之“根”，格林正式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幅古代日耳曼语总画卷。托尔金却并非如此，他可以直接创造出母语言“原始艾尔达语”，并且，更进一步利用词缀和音转，发展出昆雅语。在必要的时候，托尔金还对音转法则进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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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严格的音转法则的确是所谓的“科学”规律，那么托尔金的出发点却带着浓厚的艺术性目的，来创造“浪漫主义”语言（浪漫主义是这种语言的特性，就如同我们的本质是DNA），昆雅语。
托尔金力图将发音与感觉两者匹配起来，就如同表现主义画家利用色彩、构图和阴影来唤起人们的情绪一样。
关键在于，托尔金以昆雅语为基础，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所在的世界并无二致，同时又大相径庭。那儿的植物来自现实，但它们的名称却让它们听起来像是来自遥远的陌生世界→【真实世界作为镜像】
托尔金比查尔斯·狄更斯要激进得多。对他们来说，创造名字是创造故事的第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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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以浪漫主义情调任意进行创作，（对于古典的诗歌形式没有完全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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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神话，有一种周期性特点：把光看作是能触摸着的实体（常常是流体）。这首诗很可能就是这一特性的最初来源。另一点值得注意，点亮托尔金所创世界的瓦林诺双树，也能在这首诗中找到原型。托尔金创作这首诗的本意，是庆祝他和伊迪丝之间的完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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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在创作这首诗时候所用到的方法（从几句毫无背景和意义的诗歌中发展出一首长诗），无疑在他进后的神话创作中慢慢体现出魔力。因为，在这些神话中，托尔金多次从断章残句出发，重建历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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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土语和芬兰语之间有天然关联，而芬兰语正是托尔金语言创造和神话架构的最大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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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可能更为愤世：“战争引发童话热潮”…正因为有了童话，士兵们才会恢复对美、对奇迹的向往；才会从内心之路暂且逃避肉体上的折磨；才会在失去一切时找到安慰——即便失去的是天堂，他们也永远无法得知这天堂是什么模样，除了在童话之中。
（尾注：霍比特人副标题为we got to go there—but not back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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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在于，海格的嵪（山峻），在变换的月光之下，带有明显的象征性；托尔金的嵪，则照耀在炽烈的红日之下，令人感到温暖。
海格的狭隘之处在于，他仅仅将这座城市看作是瞬息而逝的象征，是死的象征，是对其建造者野心的嘲笑。托尔金则在庄严与城市本身的空荡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纵使是空城，也向着那些无名的居民，致以无言的永恒敬意——这种情绪，我们在魔戒的墨瑞亚城也曾遇到过。此时的嵪城，生命远离它而去，但生命的意义却依然存在。虚无主义在这里让位给了更富人情味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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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注释中继续写道：“黄金城就是嵪，埃伦迪尔曾在哪里向吹笛精灵学习音乐。后来，他又去寻找该地，但却发现艾尔达马上的精灵早已消失。”换句话说，当精灵一族“向世界进军”之后，他们便抛弃了嵪城。
这一段忧伤的故事将会在托尔金的另一部著作中再度闪现，并且，成为托尔金神话史诗的一出高潮（诺多离开Tirion或埃伦迪尔踏上Tuna山发现寂静的精灵城市）
也许，这种情节，来自于托尔金对现实的反映。1915年，他的朋友，纷纷渡过大海参战去了。那些往日经常相聚的地方，如今也只剩下空气。如果该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托尔金在构筑神话世界时，难免受到时局影响，他的世界体系包含了多面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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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神话中的本质，也最核心的特色，首次在《昆雅辞典》之外出现，它们是托尔金神话传奇的根：双树、台泥魁提尔山，瓦林诺之地。
《仙境海岸》
他将语言与神话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融为一炉，他一生所进行的创作工作的源泉，都来自这种独特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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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一直无法调和心中两种不同的思想，一种来自他钟爱的语言学，在那里，他接受了文献研究上的科学与严谨；另一种则来自第二世界，巨龙与古代文学中的庄严…“思考与经验让我明白，无论是科学方面，还是浪漫方面，这些兴趣本身并无分歧，它们在本质上互相关联。”
《卡勒瓦拉》向世人证明，神话创造，对一门语言乃至一国文化的复兴所具有莫大价值…一场即席的神话创造，正以大规模的尺度，在大战期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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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影响战争，战争也产生神话】
Asgard≈瓦林诺，也是挪威神话中战死沙场的士兵开怀畅饮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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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长大，似乎就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渺小和无力的过程，”他愁苦地写道：“一个人开始第一次蒙受失败，第一次意识到世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将自己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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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写道，这段时期的经历令他“对‘汤米（英国兵）’，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那些朴素的士兵，产生了深厚的同情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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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的生活，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帮助托尔金拓展了其幻想世界的边界。迄今为止，托尔金的神话诗歌，都将目光瞄向大海尽头的瓦林诺。现在，他开始为大海另一边的凡人世界进行命名和描述，他从一首描写人类露营生活的诗歌开始…黎明是托尔金在一天中最欣赏的时段，他认为这正是察觉世界魔力最敏锐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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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象中的历史与日耳曼民族神话时代互相嵌合。在那儿，他仿佛能看见一些古人被遗忘的事物，它们好像埃伦迪尔一样，如灯塔般，闪烁在历史暗淡的尽头。
他在这里暗示，一个精灵语中的地点，其根源可以来自梵语。在这一过程中，他“再发现”了雅利安的居民，他们看上去，就是操印欧古代语言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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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热心读者“推测术语和命名的‘来源’，以及字里行间探寻引申含义”的做法，他表示既迷惑又恼火。“这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人消遣而已，”他说道，并且让他们不要再费心“解释和阐明我小说中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他所希望阐明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名称来源，也就是他自己所创造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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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用他的双手塑造出全然虚构的《辞典》，用这等无穷的生命力，将失落的文明首尾相连，将史诗的碎片重聚。（用科学的语言来“重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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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宣称，四人应当通过艺术创造，才能让他们离开人世时，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们的角色应当是：“通过生命、书信、舞台和社团来驱动”，应当“涉猎人生中美好的一面，追求万事万物，并且在每个人胸中重建一种健全、纯洁、真诚的爱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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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乍看起来是逃避主义的作法，并非托尔金的本意。在他的幻想世界中，“西土”是各种文化与精神革命的中心地带…他在其中记载，那些人穿越大海，从嵪城而来，“精灵们前赖，向人们传授歌谣，教他们认识众神。”歌谣与众神，TCBS和精灵们负有同样的使命，采用同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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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和树叶，象征着航向海岸的船只上的桅杆和帆布。秋风吹散的树叶，好比飞鸟展开翅膀。（树叶←→桅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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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七月份入伍译后，托尔金就开始从嵪和“大海那头的异世界”收回注意力，开始将目光投向嵪缇利安与凡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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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幻想故事虽然与基督教故事相抵触，但它们本身并没有谎言。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效仿创世者的“再创造”，他相信其中必然包含真理的萌芽。
…
G.K.切斯特顿“一直以来，我都感觉，生命首先是一个故事，如果生命是一个故事，那一定有一位说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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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信中指出，自己所有的作品，都出于对上帝造物的热爱：清风、树林、花儿。他创造的精灵，也是这种爱的表达方式之一，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而言也是生物，也是造物。他们的存在，抓住了一条神秘的真理：自然世界在有意识地躲避科学发展。他坚持认为：“对于心灵而言，艾尔达、索洛西缪、诺多精灵，比潮汐、漩涡和狂风之中蕴含的数学原理，更美好，也更温暖，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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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在利用严格的音韵法则发展昆雅语的过程之中，投入了相当经历在科学方法上。正因为这些科学方法都隐藏在辞典正文的背后，托尔金才会想到，要去创造神话来赋予这种语焉以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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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并不是单纯的怀旧。过去的识广，是他内心斗争的永恒主题：有时他为往昔失落的一切而忧伤，有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变革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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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与这些工人阶级相处，感到由衷的亲和。因为，他毕竟是在伯明翰市区的孩子以及市郊的劳动者孩子中玩耍长大。但是，军事协议不允许他和不同级别的士兵发展朋友关系。他为他们负责，他必须用纪律约束他们，训练他们，很可能还要审查他们的家信…如果可以的话，他还应当尽力鼓舞他们的爱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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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看来，TCBS将再次成为一个整体。亡灵的精神聚合在一起，这其中是否有托尔金所具象化的那首诗《星辰下的哈巴南》中，让人值得宽慰的景象呢？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印象将更加模糊和暗淡，“倒霉、勇敢的连队”不在天堂，不在地狱，不在炼狱，而是在人间，在索姆河战场上的乱葬岗之中。对于史密斯诗歌的类似阅读上的建议，同样也适用于他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中深藏着理性主义者绝望的种子。与此同时，古老的信念仍旧完好无损。依靠着吉尔森沉沫的祝福，TCBS成员们也许可以活下来，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有关战争，也有关和平和那往昔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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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年轻生命的巨大漠视，在托尔金一代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在下一场战争中，拒绝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加那些互相屠杀的战役。（索姆河战役→坦克的出现推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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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极权主义独裁者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重工业社会不断灭绝人性，以及通过世界大战彻底割断人类与过去的联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为了警告人类这类结果有可能产生，幻想小说边疆跨过了现实主义的界限。“现实主义”总是下意识地避免出现极端情况，认为那匪夷所思。但“幻想主义”却毫不犹豫地采纳它。幻想小说固然夸张，但它同时也阐明了全人类所处的境地。有时候，它甚至能够描绘出未来独裁者将会布下的天罗地网。毫无疑问，托尔金绝对没有丝毫意图去做什么政治寓言，但作品本身却预示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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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通用，令英国文学萎缩的同时，也能在英语完全死亡之前，连根拔起这门腐烂的语言。人们在‘莎士比亚语言’中的伪善言辞中停留太久，英语通用，有可能拔高眼光……要彻底意识到，世界由一种语言统治，说话通行一种方式，回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性。任何时候，都没有一种语言能达到这种高度，除了人类历史上极少数精彩绝伦的演讲。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生命景象。”
托尔金的神话里，并没有狂热的宣言。嫌犯，特定的“生命景象”更多是与自然地理相关联，而非政治地理。
（有些神话调转方向，成为沙文主义。）
尾声：一缕新光【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