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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十几天我都在协和陪着邓放,参与他每一天的治疗和复健。
我并不知道王教授如何确认我与邓放的关系,和教授的交谈中我总隐约感受到他似乎对我尤为熟悉,但这种疑惑总在我想起是他让邓放活生生地再站在我面前时被压了下去。
我只想心无旁骛地待在他身边,尤其是当我看到那场事故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时。给邓放手术的大夫都对他的求生意志感到惊叹,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断骨重接,续上断开的神经,缝合撕裂的肌肉,以及漫长的复健。王建能是那次试飞机型的总工,他从西北戈壁捡回了支离破碎的邓放,给了他重生,甚至给了他超出一般生物的机能。我想邓放对他也是感激的。
在医院的日子,邓放似乎真的松弛了下来,很自得地享受着作为一个病号得到的照顾。
“邓放,你这内务是不是该自己整理下了?我成天跟寻宝似得找你成对的袜子。你还塞进沙发缝里!”
“这不是有你在嘛,再说我胳膊之前伤了,你看这条疤,影响我肱二头肌发力”
翻白眼不是我的习惯,除非忍不住。
可这人似乎年纪渐长,性情越发幼稚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环住我的腰,黏糊糊地在我耳边呢喃“你就让让我吧”。
猛男撒娇,堪称致命一击。
也许是因为邓放恢复得不错,似乎这次复诊缩短了一半的疗程。当然事实也证明他确实恢复得不错,尤其是在他将我从陪床的沙发上挪到了他的床上时。一开始只说心疼我陪床的这些天整个人都憔悴了,不过这心疼到后来怕也是想用一些他也兴致盎然的方式补偿。无奈即便是最高级的单人间病房,条件总是不适宜的。邓放撇了撇嘴,委屈地将脑袋埋进我的颈窝,鼻息直扑进颈间,酥酥痒痒的。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他饶有兴致地牵着我去王府井溜达了一圈。又是一年平安夜,今年北京的雪下得肆无忌惮,仿佛要掩埋一切的遗憾与灰暗。王天主教堂的圣诞树装扮得格外用心,雪色更添一份庄重与静谧。我只祈求神明可怜世间每一对恋人,相伴时尽其所能,别离则无憾。我们像一对普通的恋人在涌动的人流中依偎着前行,邓放将我的手揣在兜里,掌心的温度蔓延到全身,小小的口袋仿佛一个暖融融的小小宇宙,只容得下两只十指相扣的手,如彼此交缠不休的命运誓要将世间苦甜尝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