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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裹着针织披肩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眼睛盯着舷窗外那一抹不蓝的天。

我所乘坐的波音747正在缓缓下降。即将降落在东京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在高空俯视，所有的景物都小的出奇，它们扁平地贴在贴在地上。我注视着机场附近的大楼，看它如何在我眼前拔地而起。然后直直地杵着，戳向不蓝的天空。

飞机降落时轻音乐也顺势响了起来，一支乐队得意扬扬地演奏《菊次郎的夏天》，我的耳朵感到一阵刺痛，周围一片刺耳尖锐的噪音，什么也听不见。

轰鸣声渐渐消失了，四周都安静了，乘客们站起来，陆陆续续向通往外面的舷梯走去。我头痛得很，索性抱着脑袋缩在角落里不动弹，让我那颗焦躁不安的心平定下来。

一位航空小姐走了过来，用关西口音关切地问我：“您是不是不舒服？”

“有一点，我的头好痛，刚才耳朵也好痛，可能是飞机降落导致的吧，”我把手从披肩里拿出来，揉了揉太阳穴，然后费力地冲她挤出一个微笑，“放心吧，我没事。”

“那就好，”她也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我看着她，脸上化着淡妆，头发很认真地盘起来，光滑的后颈上长着细密的鬓毛，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孩子。

“天空一点也不蓝啊，”我感叹道，“就像被泼了灰漆一样。”

“可能是因为雨季的原因，”她看着我很认真地分析，“天气预报说最近每天都有雨——您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由衷地感激这位少女似的乘务员。

“或者是布雨的龙王吐了口口水，”她噗嗤一声笑了，方方的脸上荡起一圈圈温柔的涟漪，“祝你旅途愉快！”

我谢了她的祝福，把披肩脱下来放进包里收好，急忙向舷梯奔去。

很久没有看见他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我的哥哥八年前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东京不回去，家里人问为什么，写信说是自己在东京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也有了女朋友，生活什么也安定下来了，不用家长担心。还时不时邮来自己和女朋友的照片。

哥哥从小都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我们也就信以为真了，直到有一天爸爸从东京回来的朋友说：“那小子在东京找了个男朋友，早就同居了，整天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我们全都惊呆了，会客室里充满了香烟和浓茶的气味，混合着男人的体臭，我端着茶水盘子进去，顺便问他照片是怎么回事，他掐灭了烟头，啐了口口水说：

“那个女人不过是他同学，八年来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哥哥设计好的一个完美的骗局，他骗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以为他真的像连续剧里的海归一样做得风生水起，事业有成。让我们继续愚昧地信任他，对他放心。然后他再和自己那个男朋友不知廉耻地活到老死。

父亲气得发抖，第二天打电话让哥哥回来。

父亲房里的灯亮了一夜，我们全家一夜也没有合眼，都坐在门外面焦急地等待结果。

哥哥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偷偷去机场送别，在鼎沸的人群里,我俩显得孤零零的。

大哥说从此以后他跟那个老家伙老死不相往来，我问他那我呢，他笑着看着我，你是我的妹妹，我当然管你。他的脸上还有红肿的印子，是和父亲谈判失败留下的标志。

一年前哥哥突然音讯全无，他给我留下最后的信息是一则短信：

我要做一次旅行，再也不见。

没有署名，那条短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就像露水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蒸发掉了。全家吃饭的时候不会多摆一双筷子，父母也对此缄口不谈。好像，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儿子一样。

我看着最后一条短信，忽然想起了小林一茶的俳句：

露の世は
露の世ながら
さりながら.①

 我不相信他会像露水一样消失的，即便消失，他还能给我留下些什么。

至少，是他这短暂一生稍纵即逝的剔透美丽。

于是，我打着“想去日本过盂兰盆节啊”的旗号，收拾着行李头也不回地去了日本。

“我知道这是露水的世，然而，然而。”

————

从机场的停机坪走出来，鼻腔里满是干净陌生的等候椅皮革的味道，我拎着旅行包杵在角落里，身边孤零零的，没有来迎接我的人。我和身边分别相聚的人群格格不入。

又是这熟悉的场景，八年前我在台北的机场送别哥哥的时候也是这样。同样的孤独。时隔八年，它又在异国的土地上重现了。

候机厅里沸沸扬扬，广播声混杂着鼎沸的人声向我一波波袭来。

“机场比教堂见证了更多真挚的亲吻，医院比教堂聆听了更多默默的祈祷。”

我下意识地擤了擤鼻子，咬住舌尖强迫眼泪不要溢出来。我的要强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附近的人忙着团聚分离，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

————

哥哥租的房子在郊外，离机场不远，他在信里说附近有一条河，河川上是一望无际的青草地。

“你一定要来玩啊，这里风景美得很，水很清，草很绿，夏天可以游泳，河滩上还开满了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忍冬花，到时候我和伊万一起陪你到河滩上摘花，我们就像小时候一样，好不好？”

这是他七年前寄来的信，早不知道被我塞到哪里了。

我拿着抄好地址的字条慢慢在街上散步，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两个骑车的孩子嬉笑追逐着从我眼前晃过。狭长的街道上传来淡淡的饭菜的气味。还有母亲拉长的唤子归家的声音。

太阳斜斜地靠在天边，西天是一抹烂漫自由的红，淡紫色的团状的云被扑上一层浅浅的胭脂，整片天都变紫了，是温和的细腻的紫色。笼罩着地平线上黑色的阴影。

手里白色的字条也变成金色的了，我拦下一个骑车的小孩子，把字条递给他，问道：

“请问去这里怎么走？”

“顺着‘川’一直走就能看见了。”他把川字咬的很重，说完又骑着车玩去了。

我顺着小路走到川附近，这里的民房明显减少，零零散散分布的民居就像碎金子一样洒在附近。

哥哥租住的房子离川只有几百米，是一幢及其普通的日本民房，两层的小楼，墙上贴满了各种花样的广告和海报，上面拖过一道很长黄色的锈迹。房檐下的晾衣绳上搭着碎花布汗衫，窗台上摆着养在破旧脸盆里的宝石花。从楼上外露的阳台上伸下来一架白色的铁楼梯，供楼上的租客上下使用，几根电线掠过青色的房顶，房子不高大地立在夕阳底下。

哥哥住在楼上，我看了眼积满灰尘的摇摇欲坠的楼梯，叹了口气准备迈脚。

“你要干什么？”

一个瘦高的女人奇怪地看着我，她穿着宽大的灰色连衣裙，头上裹着粉红色的发卷，嘴里叼着香烟，左手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我，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啊——”她把烟卷从嘴里拿出来，拖长了重复我的话，好像在思考，“楼上早就没有人了，上一户租客一年前搬走了，我还没来得及把空房租出去呢。对了，我叫菊池智子，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那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手忙脚乱地从背包里把哥哥的照片翻出来递给她。

“啊，这个人啊，”智子恍然大悟似的点头，“就是他，上一户租客，我认识他。”

“那我可以上去看看房间吗？我是他妹妹，”我朝智子郑重地鞠了一躬，从包里拿出我和哥哥的合照，“这里有照片，拜托您了。”

智子看了眼照片，掐掉烟卷，单手从口袋里翻出钥匙，带着我上楼。

楼梯很久没有清理了，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我每踏一步，灰尘就四处飘散，混合着吱吱嘎嘎的声音来告诉我这里是有多么的年久失修。

“他和他的男朋友住在这里，他们同居将近四年了，”智子小心翼翼地握着扶手往上走，一面看着怀里熟睡的婴儿，生怕吵醒他打破难得的寂静，“那个男朋友是个俄国人，平时深居简出，不怎么说话，脾气看起来不太好。——啊呀，这破楼梯，下次我一定要换了它。”

“两个人平时也还好，不过有段时间经常吵架，在楼下都可以一清二楚地听到，在那后来不久他的男友就不见了，后来他自己一个人过了将近半年，整天早出晚归搞得自己累得要命，可钱却越来越少，后来他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就搬走了——咳咳，真是呛人。”

“就是这里，你进来看吧，”智子把房门钥匙交给我，“里面的东西我一直都没收拾，天晓得两个脏兮兮的男人能搞成什么鬼花样。”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上面还带着智子手掌黏糊糊的温度，向右拧三下，锁簧啪嗒叫了一声，门开了。我穿着鞋子走进去。

一阵灰尘冲了出来，我下意识捂住嘴，被呛的直咳嗽。房间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高，里面积满了灰尘，墙上贴着草绿色的壁纸，上面画着洛可可式的玫瑰花纹，越来越暗淡的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窗照进来，地面上一片彩色的斑驳。

我去把窗户打开，房间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风景海报和空相框，靠墙放着一组迷你五斗柜，上面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只有一张合照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棕色的榻榻米上扔着几本过期的杂志，墙角是几盆枯死的花和空酒瓶。

“比看上去干净，”我心想，窗边垂着用千纸鹤和星星做的窗帘，彩色的杂志纸已经褪色了，随着风可怜巴巴地晃动着。

是哥哥的手法，他小时候经常教我们用彩纸折纸鹤，折好了挂在风铃上，风一吹纸鹤随着风铃一起舞动，好看极了。后来父亲发现了这件事，把哥哥重重地责罚了一顿，所有的纸鹤都不见了。

“一个男孩子，干嘛要玩女孩子玩的东西？”

父亲气呼呼地说道，手中的藤杖咻咻地朝哥哥抡去。

“你俩真是亲兄妹，”智子倚在门框边说道，轻轻哄着怀里的婴儿，“他也喜欢这个东西，那个俄国人离开后，我看见他天天对着这串东西流泪。柜子里还有他的日记，从左数第三个格子，你要不要看？”

我很吃惊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弯下腰拉开抽屉，翻开日记看了起来。

日记长短不一，有时候洋洋洒洒数千字，有时候只有一句话。

“15日，晴，和伊万吵了一架。”

“16日，晴，和伊万吵了一架。”

“17日，阴，和伊万吵了一架。”

“18日，晴，和伊万吵了一架，他打破了我的额头。”

“19日，雨，进入夏季，无事可做，今天没有伊万的消息。”

“20日，雨，无事可做，今天没有伊万的消息。”

“21日，雨，无事可做，今天没有伊万的消息。”

“22日，雨，无事可做，今天没有伊万的消息。”

“23日，雨，无事可做，今天没有伊万的消息。”

“24日，雨，无事可做，今天没有伊万的消息。”

“25日，雨，准备行李。”

“26日，雨，准备行李。”

“27日，晴，天气晴朗，外出旅行，出发去旅行。”

“那段时间下了一个礼拜的雨，”智子搔了搔头，“每次都是下午一两点钟，下完雨两个人就开始吵架，有一次你哥哥头破血流地从房间里逃出来，我送她去了医院，他一句话都不说。七天的短雨季结束后，那个俄国人就离开了，不久之后你哥哥也离开了。这么简单。”

“真的那么简单吗？”我站起来捶着酸痛的腿，看着正在哄孩子的智子，背对着夕阳斜斜得靠在栏杆旁边，太阳正在一寸寸落下去，智子身上披着一层灿烂的金纱，身边充满了淡淡的柔和。

“附近有条河吗？”我问她。

“你是说‘川’吗？”智子抬起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夕阳的时候景色最美，我可以带你去逛逛。”

我求之不得，于是拉着智子黏糊糊的手迫不及待地从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上冲了下去。

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向下坠去，金红色的余晖洒遍大地，河滩上茂盛的草在夕阳下笼着金黄色的边，粼粼的河水里倒映着落日的光辉，像金色的丝绢一样流动。这是一朵云飘来了，于是天边立刻变得霞光万丈起来。

“真美啊，”我背着手感叹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就叫‘川’，”智子对我说，“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叫做‘川’了。在我母亲小时候，我们就这么叫它。”

“你一直住在这里吗？”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阿诺……差不多吧，”智子轻轻拍着怀里的婴儿，一脸幸福，“我妈妈小时候经常带着我来这里玩，现在我长大了，也要带着我的女儿来玩。”

河边躺着几枚白色的圆滚滚的卵石，我把它们捡起来放到衣袋里，算是我来日本的第一个纪念品。

屋檐下的风铃响了，短册在金鱼样的铸铁外壳下摇曳，洒下碎玉似的金黄。

“好看吧？”慧子冲我笑了，“我特地找人捎的。”

我端详着这个瘦削的女子，才发现她的嘴角下有一个小小的酒窝。

————————

王耀的日记（一）

14日 晴

今天的黄昏很美，我回家的时候，太阳落下山去，热气已经退了，天边是一抹干净的玫瑰色，落日的余晖笼罩着地平线上的阴影，一点点消失去。

在银座的咖啡馆打工也很顺利，今天老板没有难为我，还对我笑了一下。

乘电车回来的时候，身边的景色就像走马灯一样有节奏地掠过去，绿色的树丛拖成浅浅的绿色条带，看起来真过瘾。

我回来的时候智子在楼下晾衣服，还是改不掉她抽烟的习惯。

被汗浸透的衬衫现在穿起来也舒服多了呢，不知道伊万怎么样。

我急匆匆奔上楼，房门虚掩着，我顺手推开，心里弥漫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房间里不是很乱，伊万抱着胳膊坐在沙发上，两腿大喇喇地分开，耷拉着脑袋。他听见了声音，抬头看着我。

我跟他的眼睛短暂地对视了一下，不安感更加强烈了，我看到了一种颓废和消沉，还有破罐子破摔的放弃，把伊万缠绕得病入膏肓。

“今天的晚饭没有做，”伊万声音很大地说道，眼睛盯着别处，没有正眼看我，眼皮抬都懒得抬一下，他侧身从沙发上摸出半包皱巴巴的香烟，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烟草燃烧的浓烈味道在空气中扩散开来，伊万的嘴唇在烟雾缭绕里快速上下动着。

“智子下午送来了红豆沙的饭团，超市里牛肉的价格还是很高，坏掉的电灯我已经修好了，还有……”

他顿了顿，声音明显哽咽了一下，喉结上下动了动，把肺里最后一口烟吐出来，说道：

“王耀，我们分手吧。”

我怔住了，脑子全蒙了，就像晴天里的炸雷一样，我僵僵地立在那里，从心底无法接受。耳朵边全是嗡嗡的响声。他再往下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看着他，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

“……好吧。”

如果时间完全静止在那一刻会怎么样？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好多事情，以前冬天在校门口送给我稠鱼烧，借我戏剧史的讲义抄，陪他漫无目的地逛东京，等等。我动了动僵硬的笑肌，问他：“要不要吃晚饭？”

“不，我吃过了，”伊万转身离开了。

我努力尝试和他交谈，他只是瞪着眼睛看着我，就像他看除我以外的所有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特别失望，我辛苦与他生活交涉的结果，到现在一点用都没有。

从河边抓来的萤火虫已经很虚弱了，无精打采地趴在玻璃瓶底，萤光已经很淡了。

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我看过日历了，今天不是愚人节。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没有过来，自己抱着被子一个人蜷在旧沙发上打盹，电视机还播放着转播的球赛。

我翻来覆去，没有哭，我也哭不出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伤，只是心里很失望，空落落的。

睡一觉就好了，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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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左右，伊万已经睡了，我偷偷爬起来，摸黑带着外套和装萤火虫的玻璃罐出去了。

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一步一步迈下楼梯，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的声音，在黑暗里能传得好远。智子真的应该把楼梯换换了。

还剩最后一阶，我一脚迈下去，踩空了，我本能地扶住墙上的小林妇产科广告牌，一个趔粗差点摔倒地上。

一层灰尘毛毛躁躁地溅起来，我伸出手去挡，还是呛了一嘴。

手表在黑暗里散发着淡淡的绿光，从智子房间的窗户里传来阵阵鼾声。我暗暗冲房门骂了一句“去死”，带着萤火虫逃一样的离开了。

萤火虫是伊万捉来送给我的，小小的玻璃罐里放了点莴苣叶子，一只褐色的不起眼的小昆虫趴在上面，黯淡无光，和我心中一团明亮的光团完全不一样。

“这个只有到晚上才会发光，”伊万这样跟我讲，他在画水彩，俗得合宜的静物风景总是有很好的销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许就像这只萤火虫一样，被人抓住，摆弄，关起来，还浑然不觉，继续讨人家欢喜，用仅剩的一点气力鼓动肚腹，不断地“pop”，点亮最后一点光，然后死去，被人家丢到地上，用脚一拖，在地上画出一道带着内脏的闪亮的长线，算是对作为小人物的人生仅有的一点慰藉。

一直不断地“pop”，到最后只不过是在给别人增添笑料罢了。

河滩幼嫩的草茎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空气里弥漫着清淡湿热的草甜味，罐子里的萤火虫也闻到了，挣扎着爬起来，尾巴上是一丁点微弱的忽隐忽现的亮光。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萤火虫的光芒应该比这个璀璨得多，像焰火一样样璀璨耀眼。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家附近的田野里有很多萤火虫，夏夜整片草地都是星星点点的亮。

我走到河边，河川上笼罩着几团淡淡的萤光，河水静静地淌，轻微而温柔地拂过水底的卵石，远处还有整整齐齐的黄色灯光，路灯没有熄，公路上还有车快速地一闪而过。

草地上的忍冬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种不知名的星星点点的小蓝花孤单地开着。我把装萤火虫的玻璃罐拧开，萤火虫还迟疑着，趴在玻璃罐壁上踌躇着不肯出来。

“快走吧，快走吧，”我小声嘟囔道，萤火虫慢慢爬出玻璃罐，小小的的亮光忽隐忽现，停了一会儿，它振动翅膀，小小的萤光在清甜湿润的空气里画出一道短短的弧线，我再也找不到了。

我把那个空玻璃罐放在嘴边，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大声冲里面叫喊，声音从玻璃罐里传回来听起来怪怪的，这不是我的声音，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比我悲惨的人在冲我大声地呼喊抱怨，抱怨他的父亲，他的上司，他的男朋友，他的工作，他的世界……

我一直喊到喉咙发痛才停下，迅速把罐子拧紧抛进乌黑的河里。

河里传来玻璃碰击卵石的清脆响声，我失意地往回走，胸腔里好像梗了一块棉絮，什么用也没有，我只感到好累。想要倒下去，什么也不做，不收拾，也不见人，只是倒下去，倒下去。

连呼吸也觉得麻烦了。

电影里都是骗人的，根本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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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港区的宾馆时天已经黑了，我的胃胀胀的，不想吃晚饭。

我趴在窗台看外面的夜景，一尘不染的玻璃上倒映着房间摆设的影子，我把灯关掉，窗外黯淡无光的景色立刻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东京塔孤独地矗立在窗户一隅，那么高，点缀着夏天灿烂的白色。

我打开手机，借着微弱的光看哥哥留下的日记，日记本没有用完，我抖了抖本子，从里面掉出一张日本地图，还有几朵干瘪的忍冬花。

地图上记满了旅游事项，我把日记本收好。至于那几朵忍冬花干，我一碰，它们就化成了一阵尘埃，在窗外璀璨的灯光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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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短雨季已经结束，但天还是不见好，一直阴沉沉的，压得很低，就像有人往上面泼了灰漆一样，乌压压的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很早去了银座，把咖啡馆服务生的工作辞了。清早的咖啡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老板坐在吧台里面安静地点帐，时不时用手指沾些口水把黏在一起的钞票分开。

我站在吧台外面，他没有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欢迎光临，”他继续数他的钞票，“来一杯蓝山吗？”

“是我，”我靠在吧台边上，一只腿撑在地上，伸手拨弄吧台上的摆设，“我要辞职。”

“好的，王耀，”老板还是没有抬头，随手把账本翻到一页开始核算，眼睛始终盯着计算器上的数字，“在我这里当了六个月的服务生，打碎了两个咖啡杯，还有月份奖金……”

他算得极快，手指飞快地在计算器上按键，我几乎跟不上他的思维，或许他会给克扣我的工钱来买烟抽，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总共是288000円，奖金什么的我也算在内了，给你支票，”老板把支票递给我，很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低声说道：

“拿着钱，快滚吧。”

我谢了他对我难得的关怀，转身出了咖啡馆，背后旋即传来老板打电话的声音：

“喂，美代子吗？我这里又有了服务生的空位，你要不要来……”

钱，对我来说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伊万已经走了，我要钱有何用？伊万还在这里，我要钱又有何用？

以前最想做的事就是去旅行，在旅游杂志上勾勒了无数次计划——两个人手拉着手，只背着包，从东京出发，走，走，一直走，看天边从玫瑰色到玫瑰色，看蓝色的海和墨色的海，看瓢泼喧哗的骤雨，一直走下去看下去，去寻找那个没有终点的终点。直到两个人累的不能再累了，再也不能走了，就一齐变作地平线上的一棵树，听一辈子的风，看一辈子的雨，迎接一辈子的日出日落，看旅行者同样匆匆地走向远方，去寻找那个没有终点的终点。

伊万总是会笑着摸我的头，帮我把额角的滑下来的头发拢上去，顺便问我要不要来一点柠檬水。

“不要想太多，”伊万紧紧地抱着我，就像小孩子抱布娃娃一样，我的耳朵贴在他的胸脯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我知道，”我换了个舒服些的姿势躺在他怀里，他穿着有玛丽莲·梦露的T恤，那上面总有淡淡的烟草味，糅合着洗涤剂的香味。

我还记得他的脸，包括他说话时的腔调，谈论事情的手势等等，我在睡前亲吻他的相片，努力不让自己忘掉他。

我去银行把支票里的钱转出来了，出了银行门随手拦了辆的士去机场。

电台播放着菲尔·柯林斯的《困难重重》，我像牛一样默默咀嚼着歌词，想到了我自己。

我还是想起伊万留给我的那张字条，上面很潦草地写着：

“再也不见。”

我不知道列车会往哪里开，往事像雪片一样飞过去，我想到了很多，包括小时候在外面捉鱼啦，和别的男孩子打架啦，一起过盂兰盆节放河灯啦等等。而唯独想不起伊万，想不起自己从台北来到日本后发生的所有事。

可能一开始我就是错的，但我自始至终都搞不懂我到底错在哪儿。或许我真是累了，我好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蜷在一起安静地睡一觉。

我趴在自己的背包上睡着了，伴着列车陌生而干净的味道和簌簌的脚步声沉沉地睡过去，耳朵里戴着耳机，硬硬的硌得我不舒服。

临睡前，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走下去，一直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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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港区的宾馆住着，日子无聊得很，每天要干的事只不过是坐在室内把拍的街景发到网上，后面永远要缀一句：“东京好无聊。”

窗外淅淅沥沥地下雨，落下的雨珠坠在树叶上，弄得枝条乱晃，晶莹剔透的水珠顺着蜡质的墨绿色的叶片滚下来，落到玻璃窗上，再拖着长尾巴一点，一点地滑落下去。

进入雨季，空气里始终干净潮湿。我的左肩膀断了又被接起来的地方一直在隐隐作痛。

哥哥的日记里的地图上标注了几处地方，函馆，岩手，山梨等等，上面还有简略的介绍和旅行计划，比如去那里待几天啦，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啦，应该住哪所旅店啦等等，乍一看不过是一份很普通的旅行指南罢了。

我蜷在针织披肩里，空气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潮湿，有人给我评论：

“东京怎么会无聊呢？明明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屏幕，把手机关掉。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抽起来。自己带的520②已经抽完了，这是从下面买的万宝路。我像好几天没捞着烟抽的烟鬼一样美美地吸了几口，旋即又把它在烟灰缸使劲碾了几下。我知道万宝路不是女孩子该抽的烟，也知道自己熄烟的动作一点也不文雅，但现在抽什么也没有滋味，做什么别人也不会刻意去关注。

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张旅行地图，在地图下面有几个号码，我试着拨过去，大部分要么停机，要么忙碌，终于电话通了，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你好，请问您是……”

“我是王耀的妹妹，我想知道我哥哥去哪儿了，您是……”

“哦，他出远门了，可能出去做旅行了，我是他的朋友，具体怎样我也不清楚，一年前他给我发了条短信后就杳无音讯，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好像失恋了，自己心情一直也不太好……”

“那，您有他的电话吗？”

“有的，我找给你……”

我照着那个陌生女人说的去做了，拨打那串号码，电话通了，先是一阵忙音，接着传来提示音：

“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倒在床上未作言语，从烟灰缸里重新拾起那根被我碾的皱巴巴的万宝路，点燃放到嘴边吸起来。

我吞吐着有点呛人的烟雾，它们在空气中一丝一缕，并不像女士香烟那样柔和，我始终无法向男孩子那样从嘴里吐出一个完整的烟圈。

我叼着香烟收拾东西，雨停了，夕阳的余晖被空气里千万的水滴折射，比以往淡了些，依旧温和地笼罩着地平线，一寸寸坠下。

时钟啪嗒一声报时，现在是下午六点三十四分。

我穿着一件白色滚边的雪纺绸的上衣收拾东西，身上披着那件针织的米色披肩。

那根万宝路只剩下了很短的烟蒂，滤嘴上沾满了口水，看起来像是一个干活的木匠抽的。

我把烟蒂摁灭扔到烟灰缸里，没有收拾床铺，好让这一切看起来是个粗俗不堪的砍柴女的所作所为。我拿着行李到楼下退房，顺便打听了去函馆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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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如此。我知道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然而
意译：虽然是露水这短暂的一世，然而自有露水在世的回忆。

②台湾520香烟，过滤嘴有粉色心形标志，为女士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