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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选文（2020.04.07）
几周前，Kate Sellars还在为她有钱的客户们安排一次詹姆斯邦德式的假期。他们会坐直升飞机到蒙特卡洛，观看007系列新电影的试映，并与演员们一同参加一次豪华的派对。主办方还为每位客人准备了一辆加好油的阿斯顿马丁，随时可供驾驶。
而在上周，Sellars从当地的超市买了三包食品和杂货，送到了Garth D'lima家门口。D'lima是一位73岁的退休会计，受到伦敦的疫情影响，目前独自隔离在家。
“不能帮他把食物和杂货搬上楼，这让我很不好受，”她说，她只能在大门口朝D'lima先生挥手告别。“我们不能进入别人家里，因为这样会给他人带来风险。”
受到疫情影响，Sellars女士的豪华旅行社的生意暂时做不成了。现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购置杂物，并替汉普斯特德的老人们拿处方药。Sellars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这只志愿者队伍就组织起来了，在封城期间为国内的鳏寡孤独者带来帮助。
最近，英国政府发出号召，需要近25万志愿者来协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而有75万多人报了名。政府不得不暂时关闭报名通道，以便腾出手来处理海量的申请。除了这种国家项目，英国各地还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社区援助小组，数万名志愿者参与其中，sellars就是其中一员。
这一切，是英国人民凝聚力的体现。在铺天盖地的沉重压抑的新闻报道中（医院不堪重负、检测量不足、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政府减员、首相鲍里斯进入重症病房，几名受到感染的副官也在同病毒斗争），这则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在过去的三年半内，英国社会各界在脱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世代的人们在脱欧问题上看法各异，国家似乎被“割裂”开来。而在疫情当下，人们又凝聚到了一起。正如许多评论员所说，在冠状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支持脱欧者，还是反对脱欧者，都可能遭受感染。
“在脱欧辩论期间，人们总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敌人——现在这个共同的敌人出现了，只不过这个敌人我们看不见。”David Goodhart说道。Goodhart是一名作家，他在新书The Road to Somewhere中，探讨了英国社会中本土英国人和移民之间存在的对立。
Goodhart认为，富裕社会中“隐藏的管道系统”都在封城期间显露了出来。包括垃圾清洁工，快递员，药店员工以及杂货店店员等在内的普通职业，都属于“隐藏的管道系统”。“疫情期间，人们才意识到超市里面的上货员有多么重要。”Goodhart说。
最心酸的是，老年人面临的困境在疫情期间显露无遗。而老龄群体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死亡率又是最高的。考虑到这一点，英国政府敦促70岁以上的人，在接下来三个月内，切断一切不必要的与外界的接触，以降低感染风险。
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一些身体健康的老人甚至无法前往当地的商店购物，只能隔离在家。许多老人无法获得食物或其他的生活用品。一些老人家中没有宽带，无法与朋友们或家庭成员进行视频交流。
“政府只是让150万人待在家里，而不想一想这些人是谁，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Connor Rochford说。Rochford是一位内科医生，之前是一位管理顾问。他和Sarah Dobbie一起创立了汉普斯特德志愿者队，以及Kate志愿队和Brendan Guy志愿队。
“他们非常害怕，感觉被孤立了，”Rochford说。“某种程度上说，自食其力当然很好，但让他们‘保持冷静，坚持下去’，未免有些不太现实。”
自三月十四号（英国实行全国封锁的前一周）以来，Rochford的队伍已经招募到了600多名志愿者。志愿者被分配到像Sellars女士这样的领队的手下。领队负责监管几片街区内的志愿者工作，以及物资的分配。迄今为止，Rochford的队伍已经帮到了166位居民，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援助。
由于政府并未下发任何行动指南，志愿队伍不得不自己拟定安全行动方案。志愿者必须佩戴口罩和灭菌手套，并与援助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志愿者不得进入援助对象家中。对于病重居民的援助方案，行动组织者也咨询了有关的健康安全顾问。
钱是个棘手的问题：有些居民可以提前给商店打电话，告知他们的信用卡信息。而有时志愿者们只能自己垫付商品的费用，等到递送的时候再由援助对象偿还。
像D'lima这类能领到退休金的老人，会以经济独立为荣。这种变化使它们很不适应。几天前，D'lima还顶着冰雹在爆满的超市外面派对。“我一个人住，所以我总是自己购物，但我朋友叫我不要外出。”D'lima说。
一些人仍然拒绝接受帮助。在去送药的途中，Sellars女士在汉普斯特德的大街上拦住了一位身穿雨衣的老人，看上去年纪很大了。他正要去邮局，但实际上邮局已经关门了。Sellars希望能替他购物，但那人满脸怀疑地拒绝了。
“如果你想帮我，那就给我1000英镑。”老人厉声说道。
随着老人走远，39岁的Sellar苦笑着说，“我们称这类人为战争的一代。”
疫情期间，二战伦敦大轰炸（1940-1941）时人们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被重新唤醒了。这种英雄气概，在一些人身上表现为固执的独立，就像上文提到的那位老人，这些人在疫情期间也异常坚定。对另一些人而言，这种英雄气概表现为面对疫情的韧性。正是这种韧性，帮助这一代英国人的父母或是祖父母挺过了艰苦的战争。
在每周四的晚八点，人们会在自家窗前或门口为在国家医疗系统中医护鼓掌。而第一周礼貌性的鼓掌随之被喧闹的锅碗瓢盆的敲击声所取代。
一些人指出，大轰炸时期人们也表现出了不光彩的一面。
“并不是所有人具有丘吉尔式的团结精神，大轰炸期间也发生了许多摩擦和犯罪，” A Short History of London一书的作者Simon Jenkins说。“但是，虚构的故事和事实同样重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二战英国的记忆，已经成为政府在疫情期间鼓舞士气的有效方法。
对一些老人来说，志愿者队伍让他们回想起了过去那个年代，那时的社会比今天更加团结。
“这让我回忆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童年，”69岁的Jenni Towler说。“那时人们交流更多，我们在街上一起玩耍。”Towler也受到过Sellars女士的帮助。
“我们都窝在家，不允许出门。但我们并不觉得孤单。我希望志愿服务能持续下去，这将使我们联系更加紧密——而不仅仅是在手机上互相发短信和表情。”
疫情期间的志愿服务赋予了Sellars的生活新的意义。她也相信旅行社的生意最终能回到正轨。在志愿服务期间，她跟一些人交上了朋友，而这些人原本可能只是人行道上的陌生人。有些还在门口给她留了小礼物。认识这些人，使她能从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她生长的这个社区。
“问题是，这一切结束之后，又会怎么样？”Sellars一边说着，一边望向汉普斯特德地区维多利亚风格的屋顶。
接着Sellars的手机响了，她迅速记下订单内容：给城里的一户人家送去一包肥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