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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野蛮骑士的驯化——宗教骑士团的创立
按照马克•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封建制度的确立自九世纪的查理曼时期开始至十三世纪初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九世纪至十一世纪为第一时期——一个封建制度由日耳曼的首领扈从传统走向制度化的成长时期。与这一时期密切相关的是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形式。
八世纪初，扩张中的伍迈耶王朝的阿拉伯帝国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越过比利牛斯山攻入今法兰西的西南部，并沿着地中海进入罗马时代的纳尔榜高卢即当时的勃艮第南部，逼近意大利，袭扰阿尔卑斯山山口，另有一路则自比利牛斯山北上，攻入莫洛温王朝末期的法兰克王国中西部。在海上，穆斯林的海军和海盗甚至攻占了西西里，从欧洲柔软的腹部肆虐欧洲的地中海海岸线；九世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对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帝国发动了持续的入侵；进入十世纪，来自亚欧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马扎尔人开始从潘诺尼亚向东法兰克以及意大利北方发动持续的突击，兵锋所指所向披靡。这种四面受敌的处境，使得战争成为罗马基督教世界世俗生活的一条主线，欧洲人，确切地说日耳曼人的尚武风俗出现制度化的转变。
“骑士”这个词汇本身也是在此过程中、在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制度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初，欧陆语言中的“cavalier”仅指一名骑马的战士，相当于英语中的“riders”，而在诺曼征服以前，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甚至不存在与该词汇的词义相当的对应词汇。在欧洲大陆封建制度形成的第一时期，土地成为君主或者高一级的封建领主封赐给他的有功扈从或者随从作为其提供兵役服务的物质保障基础后，这些被赐封出去的土地便成为“军事采邑”，而获得土地的武士们则成为“封臣”。依照这种刚刚形成起来的制度，获得军事采邑的领主们均需豢养一定数量的专职武士，当该领主的上一级领主即封君需要征召次一级领主即他的封臣协助作战时，封臣便有义务率领其麾下的骑士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参加战斗。由此，一个以战斗搏杀为其职业的武士阶层开始形成。这些骑在马上的专职武士就是“骑士”，法语写做“chevalier”，相对应的英语词汇则是盎格鲁-撒克逊词汇“knight”或者“cniht”（其原意是指任何年轻人）。在激烈和常常是突然性的战争中，日耳曼人诸子均分土地的习俗变得越发不合时宜，经迭次分割的土地不仅不足以在继续依照诸子均分的习俗不断分割下去，并且零散的小幅土地也不足以供养一定数量的专制武士，由此，长子继承制被多数地区确立了下来，那些没有获得封地的贵族子弟们便成为骑士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些失去了土地的骑士、没有获得土地的骑士，为了生存便不得不投效各地领主和君主参与他们相互间的战争，机会好的话可以从战争中获得土地、城堡，稍差一些的也可以从获胜的雇主手中获得一定数量的财物，或者干脆在战争中依靠自己的武力进行劫掠。
到了十一世纪，欧洲的外部形势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曾经令欧洲头痛不已的维京人逐渐皈依基督教并在法兰西、英格兰和西西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王朝；令中欧和北意大利胆寒的马扎尔人则皈依了基督教建立起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屏障；而震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阿拉伯帝国也已经散裂为多个割据政权，不仅内部争斗不已，并且在其各自与基督教世界比邻的区域内也受到有效压制。在这段刀耕火种的岁月里，形成时期的封建制度逐渐增强了世俗君主对封臣的控制力，领地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也在教会和国王们的持续谴责、干预，以及贵族家族的联姻中趋向和缓。由此一来，那些失去了接受雇佣参与战争以获取土地、金钱的专职武士们，便只好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甚至夺占堡垒再以其为大本营四处劫掠，使得经济复苏与政府权威重构中的欧洲，不论是世俗中的王室君主、宫廷官员、领地贵族，还是教会里的教士、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亦或行商的商人、城镇的市民，无不对这些神出鬼没的职业武士们深恶痛绝！吵闹、叛逆、残暴、贪婪、好斗等等，对他们的描述也充斥着谴责的词汇。
“封建骑士变成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废除或者转型成为新时代最迫切的需要”，而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3.12—1099.7.29在位）召集的克莱蒙宗教会议恰好给这些精力充沛的“暴徒”指出了一条拯救灵魂的道路——十字军圣战！参加圣战，不仅能够使他们曾经的恶行得到宽恕，使他的灵魂得到拯救，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在那一片“牛奶与蜜”之地名正言顺地获得土地和财富！更进一步地，十一世纪末的教会也已经从一贯谴责暴力的立场转向了对暴力的疏导：战争或者与战争有关的暴行如果是为了捍卫上帝，保卫圣城耶路撒冷，那么不仅不是邪恶的行为，还是基督教武士们的宗教义务！十字军传统由此发端。
作为这一成功驯化的标志，便是融修道生活与军事目的为一体的宗教骑士团。而十字军政权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战略形势，则为十字军传统和骑士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由第一次基督教十字军建立起来的埃德萨伯爵领、安条克公爵领、耶路撒冷王国以及的黎波里伯爵领，自其建立时起便处于极度险恶的环境中。他们首先被海洋和穆斯林世界所包围，海洋和沙漠是十字军政权与穆斯林世界的天然边界，也是保卫地形狭长缺乏战略纵深的十字军诸政权的天然屏障。但这些天然屏障并不能阻止穆斯林势力循着古往今来东西方帝国惯常使用的进军路线突入十字军政权领地之内，因此，堡垒和战士便成为保卫十字军政权保卫其土地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在十字军政权的领地之内则遍布不无敌意的穆斯林、犹太人等等，基督徒的数量在总人口中始终居于绝对少数地位，而欲维持领地内的安全便产生了一种对拥有高超战术技能的战斗人员的持续需求。“圣约翰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于是应运而生。
圣约翰骑士团，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其前身是十一世纪中期由那不勒斯南方的阿玛尔菲（Amalfi）商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为前往圣城朝圣的天主教徒提供医疗和住宿服务而建立起来的收容院。其中，为男性朝圣者建立的收容院是献给施洗者约翰（St. John the Almoner）的，为女性朝圣者建立的收容院则献给圣玛利亚•抹大拉（St. Mary Magdalene）——首先发现耶稣复活的女人。1073年，塞尔柱突厥人首次攻占了耶路撒冷，到1076年开始控制圣城以及周边地区，天主教的朝圣活动和收容院的服务均受到严重的干扰。1099年，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收容院的活动活跃起来。由于接受了包括布维隆的戈弗雷等欧洲显贵在内的人们的大量捐赠，收容院还得以远在欧洲天主教徒惯常作为欧洲出发点的港口等多地建立起更多的分支机构，而收容院提供的医护服务也变得更加有组织和有效率。随着对十字军政权战略态势的深刻洞察，两年后成为骑士团统领的雷蒙德•迪皮伊（Raymond Dupuy/雷蒙德•德•普伊）于1113年将收容院中的男性按照军事化的需要重新组织起来，从而使得圣约翰收容院担负起军事职能，直至成为其主要职能。此即1118年创建完成的“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俗称“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ers），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The Knights of St.John Hospitaler of Jerusalem）。这个骑士团的成员身着黑色长袍，在其黑色长袍的左胸上饰有八个白点拼成的白色十字架。这八个“白点”代表“八福”（the eight beatitudes）。由此，圣约翰骑士团也被称作“白十字骑士团”（Knights of the White Cross）。
1118年，来自法兰西王国香槟地区的贵族于格•德•佩恩斯（Hugh De Payens/休•德•帕英）与其他同样来自法兰西的八名骑士建立起一个纯军事性质的宗教组织，即“圣殿骑士团”（The Knights Of The Templars），全称“所罗门贫苦圣殿骑士团”（Poor Knights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又称为“基督的贫苦骑士团”（Poor Knights of Christ）。圣殿骑士团骑士身着代表纯洁的白色长袍，白色法衣装饰着用象征鲜血的红色描画的十字架，故因其服色又被称作“红十字骑士团”（Knights of the Red Cross）。该骑士团于1128年得到特鲁瓦公会议的正式承认。
与圣约翰骑士团存在密切联系的还有“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这个骑士团的前身是1128年组创立的“医院兄弟会”（Hospitallar Brotherhood），其创立者是亲自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留在耶路撒冷的一位富有的德意志人。这个骑士团的特点是仅招募来自德意志的志愿者。由于“医院兄弟会”最初的功能与圣约翰收容院一致，因此在其创立初期一直同圣约翰收容院一致行动。在圣约翰收容院经改造成为圣约翰骑士团的同时，德意志人的“医院兄弟会”也进行了军事化改造，组建起德意志人的宗教军事团体，全称“圣玛利亚家族在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兄弟团”（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t. Mary of the Teutons in Jerusalem），简称“圣玛利亚医院骑士团”，俗称“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德意志宗教骑士团成员身着白色外袍，外袍上饰以黑色十字架。
名义上，罗马教皇成为这些骑士团的最高宗主，由此，教会从世俗君主手中获得了原本专属于世俗君主王公的骑士封授权。要成为骑士团骑士，受封者需经过一个类似圣职授予或者膏立礼一样的庄严仪式，在获封骑士和获赠宝剑的同时，骑士需要立誓信守和履行一系列的誓约。因而，骑士团的骑士们变得神圣起来，与那些游荡在丛林中的暴徒有着云泥之别，其道德典范的作用愈发彰显。
以圣约翰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为发端，一系列修士组成的修士骑士团（Orders of Monastic Knights）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相继出现。因为这里也是基督教世界对抗穆斯林世界的战线前沿。这些骑士团包括：于1164年建立的卡拉特拉瓦骑士团（The Knights of Calatrava），于1166年建立的艾维兹骑士团（Orders of Avis），于1175年创立的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骑士团（St. James of Compostella），于1183年创立的阿尔坎塔拉骑士团（The Knights of Alcantara）。
这些骑士团拥有共同的特点，即宗教理想与军事目的的统一。相应的，基于宗教骑士团的典范作用，在欧洲也逐渐生发出一种不成文的理念或者制度，此即世俗的“骑士制度”。
这种制度与欧洲封建社会的采邑制、附庸制度没有本质的联系。就那些跻身封建制度之中的欧洲中世纪君主、贵族领主、贵族子弟而言，他们是受到骑士精神——勇敢、礼貌、正直、忠诚、虔诚和纯洁——激励的理想主义者、虔诚的基督徒，和勇武的战士。除了没有身披法袍之外，他们与骑士团骑士一样引入瞩目。诸如，战斗在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相对抗的第一线的第一位耶路撒冷君主“圣墓保卫者”布维隆的戈弗雷、加利利亲王诺曼人西西里的坦科里德、两次率领十字军发动十字军战争的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等，以及因其骑士美德而享誉欧洲的英格兰贵族战争领导者第一代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金雀花与卡佩王室百年战争中的主要军事指挥官之一英格兰的约翰•尚多斯爵士、阿金库尔战役的指挥官和激励金雀花王朝贵族勇于进取的“黑太子”爱德华、先为雇佣兵首领后投效卡佩王室担任法兰西骑士统帅并战功卓著的贝特朗•迪•盖思兰、将作为盲人的自己绑在战马上向前冲锋壮烈战死的波希米亚卢森堡王朝国王卢森堡的约翰等等。
随着黎凡特和叙利亚十字军政权的败亡，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宗教骑士团的时代结束了，但十字军传统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投射到征服普鲁士等斯拉夫人控制区，和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系列巴尔干战争中。至于骑士制度，则以一种文化或者观念的形态——骑士精神——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勇敢、礼貌、正直、忠诚、虔诚、纯洁，以及热爱读书、尊重妇女等等品质，则构成西方人良好教养和修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