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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所罗门王在权力之巅阅尽人间百态之后曾经感叹：“太阳底下无新鲜事”（Nihil sub sole novum），就像逸闻中所言凯撒大帝曾经在一个小山区中发现了和在罗马城邦中相同的野心和行为。对于自由的争论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论述过：“人的本质就是在精神王国中提升自己，而精神王国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所以自由无疑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我们之所以在不同国别的维度上比较自由这一价值观，也是基于对社会进步的考量。余秋雨曾经感慨自己最希望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对于最想回到历史上哪一时期包含着对于社会进步与否的主观价值判断，例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给出的就是一个退化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黑铁时代，是一个一代不如一代的过程，而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周期向前发展的过程。

在对中美自由观的比较，实质上是一个对中西价值观的比较问题，因为美国思想与传统的西方价值观具有一脉相承性与发展性，但凡对于中西方文化有所涉猎额度读者，都可以从刻板印象开始举出种种文化差异的个例，进而是跨文化交流这一学科中归纳出来的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直觉性vs逻辑性、过去取向vs未来取向普遍性概念。但是我认为这些对于中美自由观的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深入历史哲学的领域，从康德所提出的“普遍历史观”入手，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对自由观区别进行追根溯源，理解中美自由观的不同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世界精神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除整体这一视角之外，还需要注意对于“自由”这一价值观的深度挖掘，以其为线索来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

本篇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前言部分描述本文的总体展开脉络，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将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中对中美自由观的具体表现作出直观比较，在第三部分中本文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在世界历史的脉络下对中美自由观的差异进行追根溯源，以便能更深层次理解其内在差异和统一性。

二、文化冲突：基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

（一）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

中国传统对于宇宙与自然的态度在于“天人合一”，既尊重客观自然规律，也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哲学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将人理解为人类这一观念的附属物，将个体的人视为群体的人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内陆地理位置决定其农耕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所以中国人会采取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进而决定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赖于血缘为关系的家庭和宗族集团，这就是“仁”这一儒家观念的由来，所谓“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便是如此。不同于墨家的“兼爱”，儒家的观点基于宗法制度之上，其内容在于爱源于血缘关系的亲疏，所以爱朋友胜于爱陌生人，爱兄弟胜于爱朋友，爱父母又胜于爱兄弟。儒家的爱是有根之水，而墨家的爱是无根之源，所以儒家思想得以作为主流思想被历朝历代的当权者所采纳。而每个人必须遵守其在家庭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被确定的身份和角色而不能有所僭越，这就是“礼”这一观念的由来，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如此。在这种群体倾向的影响下，中国人重视集体利益，保障群体目标，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但是却缺乏自我意识和对自由的启蒙。

与中国长期保持的小农经济不同，最初的一迁往美国的人就是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洲的冒险家们，这批欧洲人思想中保留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形成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与思想。以平等为原则的物物交换经济促进西方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进而催生出个人主义精神。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说：“个人主义最终成为美国主义的同义词”[1]。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即体现在对自由的追求上。正如亨利所感叹的那样：“不自由，毋宁死。”在美国人心中，自由是个体掌握自己命运的终极能力，是政府不能干预的部分。[2]与中国人求同的思维不同的是，美国人的思维更多表现为求异，个体必须抛弃依赖家庭或者个人的想法，学会自我依靠，才能实现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的自由，所以对个人来说：“世界上不存在他可以依赖又无损其自尊的人或神，成功是他自己的幸福，失败则是他自己的重负，他能邀请整个世界的人祝贺他的成功，却不能使得整个家庭承担他的不幸”。[3]

（二）贵和尚古vs竞争求变

中国文化从自己的群体目标出发，强调协调人际关系以及崇尚古代大同社会。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正是“性善说”，认为人性本善，先贤孟子就曾在《孟子·告子上》中说过：“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正因为人性本善，对他人利益的重视就会导致对于个体公平的追求甚于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中国人的对自由的追求更加表现为在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夹缝中的一种挣扎，甚至黑格尔直接断言古代中国社会中只有公平而没有自由，甚至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囊括在内。[4]也正因为人性本善，在中国古代史最初的时期就是儒家认为的最美好的“文武之治”的时代，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社会。

美国的竞争观念不仅仅来源于其多民族性所带来的多样化，更来源于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为改变人类的原罪人类需要不断忏悔改变本性，期待世界末日撒旦的审判，从而到达圣经中的彼岸。托尔维克在100多年前游历美国时就得出了：“所有美国人都把社会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实体，而人类则是一道不断变化的风景”[5]的结论，创新就是对变化竞争追求的最好体现，这种创新进取的精神也就是对自由的最好保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民总是更加面向未来，因为过去已然成为定局，只有未来才会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以及挑战性。

 

三、历史哲学：基于世界精神的发展

     黑格尔曾经论述过：“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考察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也都是合乎理性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有规律的，它会按照合乎理性的方向逐渐展开，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世界精神通过理性的方式表现的过程，而世界精神的目的在于每一个人个人的自由得以实现，并且自由的发展是一个变化重生的过程。似乎因为人类的记忆实在太过短暂，所以历史不断循环已然发生的所有来加深人们的记忆。在历史中存在着一幕一幕的事件和情节，无数的朝代兴亡与王权更迭之中，每当看到别人所追求的正是我们所向往的，别人所成就的正是我们所渴望的，此时他们的痛苦磨难我们就会感同身受。这个变化所带来的消极面在于人类意识到生命最美好最丰富的形式在历史中必然走向消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一直走在自我毁灭的边缘，一刻也未曾停歇。但从积极的方面而言，从消亡中会有新事物的产生。在“理性”范畴出现之后，人们会发现在历史的喧嚣之后，有一个伟大而隐蔽的事业正在悄然进行，那就是“世界精神”正在一步步实现“自由”的终极目的。[6]在这个宏伟而庞大的鸿幅巨制面前，众多的民族曾经充当过世界的中心，继而又被边缘化退出历史的舞台，毁灭与重生只是必然的过程。总而言之，历史是一个个人自由得以充分发展的合乎理性的过程，所以黑格尔在遍览社会历史后，依照各个民族自由度的高低排列出一个世界精神的发展顺序。

（一）旧中国历史：处于孩童期的东方社会

黑格尔认为，就像是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历史也是从东方向西方发展。中国、蒙古和印度是世界历史的发端，经由波斯帝国这个中介过度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最终在西方世界达到成熟状态。[7]因此中国、蒙古、印度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儿童期，而世界历史的源头在中国，因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史官这类专门记载历史的官员，甚至存在诸子百家都来自各国史官的说法，例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曾经做过周朝的史官。但是存在专门记载的史官并不代表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因为黑格尔将历史分为三类，分别是原本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尚属于第一类。中国虽然有无数朝代更迭，但是其历史哲学却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一个朝代代替了另一个朝代；虽然朝代总是在一轮一轮改变，但是其历史精神却没有什么进步，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正因为历史精神没有进步，所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启蒙。为什么中国历史精神没有进步呢？这个问题可以从集体主义中得到回答，由于中国内陆靠海的地理位置导致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存在上文分析中的以孝道为制约的普遍意志加诸于众人之上，众人所能做的只是谨小慎微地服从家长，而非对家长进行抗争（可能比较早的对父权的抗争就是《封神榜》中的哪吒），这一社会制度的直接后果在于每一个个体放弃了自己的反省与独立。但是如果说普通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那么皇帝也没有吗？黑格尔进而论述说，虽然中国的皇帝具有天大的职权，但是他们却不具备行使个人意志的余地，因为在全国范围内，自古留下来的圣言圣训是更重要的准则，甚至皇帝本人也要服从这些准则。[8]由于黑格尔生活的年代是清朝，所以他对于中国的洞察更多集中于清朝时期，清逊帝溥仪曾经因为近视佩戴眼镜，但是这一行为却遭到众人的反对，因为历史上从未存在一位中国皇帝佩戴过眼镜。[9]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上到皇帝，下至任何一个普通民众，不存在任何一个独立人格。正是由于外在形式上的道德制约，中国人迟迟没有形成一种独立反思的精神，这也妨碍了中国人历史变革的进程。诚如自由是平等的基础，没有自由人格的民族难以变革出民主的政治制度，当黑格尔指责中国历史不存在进步时，他并非在指责中国不存在历史，中国这个古老帝国有着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史书记载，但是中国恰恰缺少的是历史精神，那股由理性力量牵引朝着自由发展的历史精神，而历史精神的首要生成条件便是出现脱离外部意志，能自我反思判断的独立的人格，他在东方社会只看到了个体自由被外在意志压制的现象。而在黑格尔的视角中，世界历史第一次出现独立人格是在古希腊时期。

（二）西方历史：从青年期到成熟期

正如前文中所描述自从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已经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古希腊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普通民众热衷于效仿政治人物，所以从普通公民到政治人物之间也会形成自己的自我人格。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崇尚自我意志反而会造成一种危机，因为民众以此为骄傲不惜对抗城邦共同体，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极好的案例。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条罪名被城邦共同体决定处死，于是苏格拉底在狱中喝毒药自杀。不同哲学家对苏格拉底之死抱有不同观点，主流看法便是雅典的简单民主是一种暴政，处死了如此卓越的哲学家，其观点的最大拥磊者便是柏拉图。他们的观点在于苏格拉底是一位卓越的智者，但是那些议员们是一群愚笨的人，这种简单民主的暴政最终导致了雅典城邦的内部瓦解和堕落。美国精神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继承于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的英雄设定中，在卓绝的英雄人物身边总有一群愚蠢的政治家在拖后腿，而人民往往也把那位卓尔不群，不惜对抗世界的英雄当做对自由的最高也是最为极致的表达。然而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所反映的并非是苏格拉底本人的伟大性，而折射出古希腊社会中的矛盾，也就是个人极度追求自由而与城邦利益发生冲突，也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利益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才是造成这起悲剧的原因。[10]

相对于古希腊是自由的青年时期，古罗马更像是自由的壮年时期，其自由的表达集中于宗教和国家的对峙上。苏格拉底的学说至少只是影响了城邦中的青年，而基督教的兴起则几乎葬送了所有罗马人，古罗马共和国中政治宗教合二为一，但是在进入罗马帝国后，由于罗马经常发动对外战争，大多底层罗马民众的生活悲惨不堪，他们开始信奉基督教，相信即使今生的生活如此，只要信教，在末日的审判中便可以得到救赎。最初基督教在帝国中得到抵制，但是最终整个帝国的上层也开始信教。宗教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民众相信即使自己个体的灵魂受到上帝的指引，灵魂的解救也不是在此岸，而是在彼岸，所以基督教徒开始形成独立的体系，开始对国家政令法律等上层建筑视若无睹，甚至不惜与国家政权发生对抗。[11]每个个体的自我意志在觉醒后得到自我发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阶段，虽然自由觉醒，但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惜与社会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古希腊时代还只存在于苏格拉底为中心的小部分人之中，但是在古罗马时代几乎波及每一位公民。这种个体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对抗最终带来了个体和国家的两败俱伤：古希腊城邦自我瓦解，古罗马帝国分裂后分别被哥特人和土耳其人消灭。美国目前的自由意志不正是像极了当年的古希腊古罗马吗？个人意志极度发展导致个体主义超过国家主义，从美国对其他国家一次次的制裁，从阿富汗到伊朗，从伊拉克到叙利亚，都是个体主义越过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自由凌驾国家主权的世界精神的体现。

（三）新中国时期：世界精神的成熟期

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一个完善的个体意志与政治国家完成和谐的过程。个体自由在客观国家的庇护下得到充分实现，国家也保证个体意志的完善。[12]虽然黑格尔把这一种精神称作日耳曼精神，因为当这种精神进入日耳曼之后，它才最终将自己的精神实现出来实现其自由的最高阶段，但是显然世界上最为符合世界精神内核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其一是在于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指导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吸收，自由的意志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得到充分发展，国人已然具备自我意识并且将其和传统的家族观念进行融合。就像在《末代皇帝》电影的末尾，溥仪回到故宫，从龙椅之下拿起自己儿时的蟋蟀盒。当他还是皇帝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被几千年封建礼教牢牢压制，但是当他成为最普通公民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反而才得到了觉醒，他终于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其二是在于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所教导的忠诚。忠诚表现在家庭内部就是孝道，表现在国家层面就是忠君，在新中国时期就是爱国。忠诚扮演了国家这个客观实体和人这个主观意志之间的中介，进而促进主观自由和客观原则的统一。我私以为没有比中国这片土壤更加适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了，在传统西方社会中例如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守夜人”的角色，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多出了一个市民社会的商品交换的市场。就像路德宗教改革认为人民可以直接和上帝建立联系而不需要教会，黑格尔认为人民可以直接通过理性和国家政府建立联系而不需要第三方，也不仅仅是一种财产关系，国家应该具有超越财产社会的更高目标。[13]而对于法国政府而言，政体过于容易受到民众激情的影响，与其说是一种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统一，不如说是个人可以随意变更国家政体，个人国家统一应该是稳定的关系。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超越财产的大政府下的稳定关系，能够真正实现民众对国家保有基于理性的忠诚，国家对民众进行自由的保护。总而言之，在自由的发展史上，中国必然再一次站在世界精神的之巅。

[1] 亨利 康马杰.美国精神[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2] 李清源，魏晓红.中美文化与交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14.

[3] [美]许烺光.宗族、种族、俱乐部[M].华夏出版社,1990.

[4]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229-230.

[5] Larry A. Samovar, et 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6]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35-36.

[7]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157-159

[8]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229-230.

[9] 爱新觉罗·溥仪. 我的前半生（全本）[M]. 2007:60-61.

[10]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314-317

[11]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345-348

[12]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57-58.

[13] [德]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北京,2018:374-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