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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摸象式的疾病治疗系统---坎贝尔的《完整》摘录之十
空中漫谈 2020-01-10

       在第四章,我们引用了盲人摸象的寓言。让我们想象一下让盲人负责大象的健康和福祉,那会是什么情形?

       显然,盲人无法单独监测整头大象,每个盲人都会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腿、象牙、躯干、尾巴、耳朵、肚子。如果大象吃了霉变的花生患上肝癌,盲人是无法分别留意到的,因为他们负责监测的部位都还未被充分感染。只有癌症达到临界规模症状才会显现出来。首先是躯干医生会注意到食欲下降症状,接着尾巴医生会嗅出肠道窘迫症,最后耳朵医生会感觉、测量到发热症状。

       盲人受经验所限,只能将大象感知为有互不相关的孤立部分构成的一个组合,无法辨别和解决导致各种症状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的处理方式必然是对业已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而不是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我们疾病治疗系统的首要特征:应对性。

       盲人只能辨别具体症状而非病因,他们会把这些症状当作整体性问题实施治疗。躯干医生可能用糖炒霉变花生的方法刺激大象的胃口。尾巴医生由于无法干预大象的肠胃功能,或许只能在这只可怜的家伙身上使用很大的碳过滤尿布,同时辩解说现代医学对这种事情真的无药可治。耳朵医生可能用冰袋治疗耳部发热,并在耳部温度恢复正常时宣布治愈了大象。这也符合我们疾病治疗系统的状况:侧重于治疗各种症状,似乎它们才是根本原因,因此他们选择的干预措施往往会完全忽略真正的根本性原因,从而有可能导致症状复发。

       由于我们的简化论大象医生忽略了被称为大象的这个整体系统,他们不可能见识到那些伴随大象演变至今的天然治疗手段,如大象知道,使用某些树叶可以帮助催吐。与此相反的是,他们针对自己观察到的症状发明了特定治疗方法,而这往往导致其他方面的新问题。这也是我们简化论疾病治疗系统的特征,依赖不存在于自然界,仅能干预某些特定生物化学领域的化学物质,同时产生不可避免的负面副作用。

       让我们从隐喻转到医学,探讨一下这些简化论诱导性特征是如何在我们的疾病治疗系统中逐一呈现的。

       应对性

       当谈论某种导致入院急救的突发性外科损伤时,应对性有其意义。我们不会为了避免可能的骑车摔伤就到处给人打上护腿绷带,安装颈部支架。如果这样,那么整个急诊系统就具有类似急诊室的反应能力。在人们感到不适或仅被诊断患有某种失调或疾病的情况下,会对其实施药物。我们作为患者所接受的训练是,除非有问题出现,否则要避免去看医生。

       如我所说,这仅在突发和意外性外伤损伤的情况下有意义。您无法解决尚未发生的事情。不过,美国的医学几乎是完全被动的。在医学界看来,所有疾病形式和疾病恶化也均属突发状况,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得了癌症。或者前一天还动脉正常,第二天就进了手术室做搭桥手术。

       我们知道这很疯狂,当某种生物学进程发展到临床症状临界点时,它已经作用了数周、数月或数年时间。然而医学界通过其简化论准则、共同支付和十分钟出诊,鼓励患者在疾病爆发之前优化自己的健康,一直等到真的患病,可以成为现有体制下医生和医院的座右铭。在症状超出亚临床界限并表现为疼痛、功能丧失或者某种特别令人担忧的测试结果之前,我们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在此之前请保持安静,持续摄取标准美国饮食。

       治疗症状而非根本病因

       在急诊室,首先需要将车祸受害者的胸部从方向盘下挪开,并将其折断的肋骨复位,现在不是处理车祸根本原因的时候,比如在驾车时发短信、饮酒,或是出口匝道设计存在缺陷。这项工作可以等受害者身体症状稳定之后再进行。同样的,当有人因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糖尿病入院时,第一项业务流程是缓解极为严重的症状,以便患者捱过当夜。

       然而医学却止步于症状。在治疗方面,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都是治标不治本。我们会让自己相信,这些具体症状本身就是病因。

       得了高血压,我们最好用某种降压药降低血压,因为高血压会导致心脏病。我们不在乎高血压是怎么来的。

       得了癌症,我们对肿瘤进行放疗、化疗。我们不关心肿瘤或许是因为在饮食中摄入过多动物产品引起的。简化遗传学希望我们相信的是,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情形,癌症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所以是无法避免的。

       心脏病发作,我们为您安放动脉支架,以便血液在未来能更自由地流动。血管堵塞的根本原因并不重要。医学实践几乎完全集中于症状治疗,将其视为问题的全部。

       您知道这有多么疯狂和适得其反吗?由于关注症状,我们严重忽视了真实病因,从而增大了症状报复性复发的可能性。如果因为忘了浇水,草坪变得枯黄,您不会把它刷上绿色染料,然后自认为解决了问题,但医疗机构往往就是这样自欺欺人的。

       恶化病情的简化论处方

       给草坪刷绿色染料无法解决草根的缺水问题。但基于染料的状况,这种解决方案也有可能将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标准染料含有甲醛、挥发性有机物、汞、镉、铅、苯。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杀死促成土壤健康的蚯蚓和细菌。挥发性有机物可以对吃虫子的鸟类造成伤害。所以你看,在脱离其整体环境的情况下,仅靠解决草坪干枯的症状,枯黄来实施治疗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导致事情更加恶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医学其实更愿意针对特定疾病实施治疗,一种药物的正面效果越是具有针对性和专用性,就越是受到重视。药物通常被设计为化学制品,作用于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病变,可能涉及某种关键酶、激素、基因或基因产物,化疗药物是这种超窄针对性的极好例子,它们经过非常具体的设计,用以干扰疾病疾病形成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步骤,似乎所有其他疾病步骤都不重要。这种追究准确和具体的做法,通常被视为良性医学的一个标志。但如您所知,如果您看过某种新药的杂志广告背面,会发现这种准确性和具体性还伴随着诸多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通常有可能危及生命。和有毒的绿色染料一样,针对疾病过程特定节点的药物往往会对人体其他部位造成报复性伤害。

       依赖非天然药物

       大多数药物都起源于植物。千百年来,人类已经知道某些植物的生物特性可能对治疗疾病有帮助。世界各地的传统治疗师借助整体论方法,用植物恢复病人的平衡。在他们看来,这类植物具有某种灵气,能赋予并形成治愈效果。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存在根本性问题。首先,对于西方科学思维而言,所有植物都有其灵气,所以值得全面推崇的思想,所有植物都有特别之处的思想,散发着迷信和无聊的恶臭。如果植物有治愈特性,那也只是其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在独立发挥作用。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找到这种化学物质,而是要弄清如何再造它,从而以一种可扩大的无菌方式进行生产。

       药物研究人员试图离析并判定负责特定植物治愈特性的某些活性剂的化学结构。在这些新的非天然化学结构的合成过程中,制药公司将试图尽最大可能增强效力,降低毒性,药品行业的啦啦队长或许会这样游说我们。实际情况恰好与之相反,天然化学物质的结构变化越大,就越会给人体带来麻烦。这就是所有药物往往会在无意中导致不良副作用的根源所在。不自然的时间和剂量规定往往会导致这种药物的负面反应加剧,有悖于自然管理这种特殊复杂状况的有序性。

       情况会是这样,一旦人体感应到自身中毒,有外来化学物质侵入,就会拉响警报,除了因进化而形成的其他反应,它还会召集自己的酶族大军,将外来化学物质转化为可从体内排出的危害较轻的代谢产物。这其中包括一种多功能氧化酶,多功能氧化酶有多种生物活性表现,包括药物的代谢和处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人体各种具体反映配置的特定药物倾向于唤起多功能氧化酶系统的某种反映,在生物化学领域并不存在这样的针对性打击药物。所以用这些化学药物治疗疾病的策略与以烧毁村庄解放村庄的臭名昭著的越南战争策略很相似。和在真实战争中一样,它遗留下的将是一个充满附带伤害的可想而知的杀戮战场。

       有关副作用的故事实际上会变得更糟,为了抵消某种化学治疗手段所造成的伤害,或许需要服用第二种药物,乃至于第三种、第四种药物,每种药物都旨在收拾前一种药物留下来的烂摊子。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需要加大药物剂量,因为人体逐渐变得更能有效地消解和排除此类化学物质,使其不能发挥预期作用。

       张冠李戴的疾病名称

       简化论研究鼓励和奖励科学家密切关注非常狭隘的知识领域,极力促成了我们疾病治疗系统的盲人摸象问题。我们医疗系统的语言和语言应用方式很难让人认为,人体是一个所有元素彼此互动、互相影响的集成系统,从而强化其简化论倾向。

       这方面最有力的例子或许是疾病这个单词本身。当我们使用这个词时我们的意识是什么?被医学认可的各种疾病是真正独立的个体表现吗?或者将系列症状划分为新疾病比这显得更加随心所欲吗?

       疾病分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62年,英格兰当年首次汇编了死因记录并予以发表。确认的疾病类型共有81种。从那时起,这个原始清单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也就是第10次修订本被统称为《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对其持续更新维护,迄今已添加了许多新病种,以及许多病种和病情子类。今天此类条目约8000个,比最初的81种更复杂。

       当我们观察某些历史疾病分类时,我们会认识到自身的理解局限性和我们疾病分类的随意性。在此试举一例,那就是西欧19世纪最常见的女性诊断疾病之一,癔病。这个单词本身就背离了该疾病的因果理论,子宫机能障碍。癔病的症状包括感觉虚弱、神经质、性欲强烈或性欲缺乏、体液潴留、烦躁不安、食欲不振有制造麻烦倾向等。你一定怀疑,男人是因此才免受这些特殊症状折磨的吗?

       值得庆幸的是,女性癔症的诊断已经成了往事。它为何会消失?显然,那些典型诊断症状并未消失,没有人因为治愈癔病而获得诺贝尔奖。只不过西方医生不再将这些症状归咎为子宫行为异常。这些症状是真实的,但疾病取决于文化和性别偏见。疾病无非是一个适用于某种症状的理想模型。

       与此相反,医疗机构有时会否认存在许多患者所声称的某种疾病,某一类相关症状。这种否认的现代例子包括慢性疲劳综合症、慢性肌肉骨骼疼痛症和纤维肌疼痛症。当许多医生听到这些疾病名称时,他们眼珠一转,就把这些疾病翻译成一个单一诊断,抑郁。他们之所以不把这些症状视为疾病,是因为其一系列症状无法和特定的简化论原发病状相关联,而是疑似某种感染,或者免疫反应。换句话说,如果医生无法通过客观检验做出可靠诊断,它其实就不算一种疾病。发现这里的循环逻辑了吗?疾病的定义就是医疗机构随意给出的任何疾病的名称。

       命名和监测发病情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监测有可能预测新型流行病的人体健康变化模型。命名系统也用于实现病历标准化,从而使卫生从业人员在患者更换医生、讨论交班状况时更容易相互沟通。在医疗实践和研究团队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正确的疾病分类是至关重要的。

       将每种疾病都视为一个独立孤立个体的趋势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它孤立、狭隘视野,推动每种疾病都有其特定自身原因,一个或多个,独有解释机制和针对性治疗,通常指某种特定药物的想法。

       疾病的分类和治疗并不总是如此严格地依赖这种单一因素模型,医学专业人士有时意识到,某种特定疾病可能有超过一种病因,或者有超过一种治疗药物。例如,许多癌症都可以归因为多种潜在因素,基因、环境毒素和病毒,它们单独或共同发挥作用。大多数医生都会考虑使用几种可以同样治疗细菌感染的不同抗生素,几种治疗疼痛的不同止疼药,或者几种控制血压的不同降压药。

       这种思维方式绝对超越了大多数药物赖以存在的世界观,即一种原因一种疾病。但是大多数从业人员将此类情形当作例外,而不是规则。这种思路转移了注意力,忽略了存在更有效的自然疾病治疗方式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耻辱,因为真正关注病因、机制和结果的重叠程度,有助于更多医疗专业人士跳出狭隘的疾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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