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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已持续了一个春节，被禁足的大众擎起舆论之手，以冠状病毒为镜，在政府官员、科研专家、商人、医护人员，直到普罗大众，众多群体中轮番晃了一遭儿。于是巴山夜雨看到了这样的说法：疫情照出了官员的能力、专家的素养、医护的操守、商人的良知、大众的认知。这句话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质疑的口吻。根据疫情以来的各种现象和声音，这种说法的倾向，巴山夜雨的个人体会是，除了医护人员，其他几类群体都有大跌眼镜的表现。尤其是官员和专家，中央点对点地提了要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大敌……；坚决防止盲目乐观、推诿扯皮、管理混乱，贻误防控时机……”、“ 科研人员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把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至于后来的双黄连抢购、假口罩等众生无一不在冠状病毒前现形。

       巴山夜雨见过毒奶粉，见过郭美美和大奔进故宫，这些妖术都只是让某个群体中招。这次冠状病毒恐怕是千年的狐狸，在这个百年之大变局的时节，以似曾相识的面孔让国人中的相当部分群体面目可憎，国人恐慌、谴责之余，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同根生的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软肋，才让冠状病毒取得了一出手打倒一片的战绩呢？

      这段时间，巴山夜雨断续听了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讲的万历十五年，总感觉明朝的一些社会气象与当下有巧合、相似之处。最后一集《最后的解脱》中，方教授分析了万历年成为中华帝国颓势拐点的原因，听了颇有感触。万历在明朝皇帝中执政最长，却错过了民风开化、商业繁荣的转型机遇期，不仅为明朝灭亡，也为近代中国落后埋下了伏笔。原因何在？万历、郑贵妃和大臣集团在国本问题上互不相让，涣散了国家意志，应该是个重要原因。万历既拗不过郑贵妃，也没有和大臣正面斗争维护郑贵妃，是个不担当，能力不够，在家事国事上都不称职的皇帝。而大臣和郑贵妃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需求，丝毫不为国家大局着想，互相明争暗斗几十年，牵涉了攻坚克难的精力，最终耗尽了明朝的国运。听了这些，联想到我们轮番谴责被冠状病毒击中的各色人等，难道只有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是无辜的吗？

     “一个不重视自己的人，没有人会重视你！”“情商是成功的关键！”“讲道理是情商低的表现！”这些被我们认可的话语在疫病前很是流行，暗含以重视自我、取悦他人的价值倾向。显然，这种倾向和钟南山在危机中的表现格格不入。如果没有这场危机，如果钟南山生活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非钟南山不可，我们可能会认可他，但，会不会喜欢他？这个问题是要过一下脑子的。

       任何一种论调都是符合了社会的心理需要，当下的种种论调都指向了我们对“情”而不是“理”的更大需要。为什么我们是如此渴望“情”呢，甚至不计较真假？互联网啊，社会风气啊，这些巴山夜雨不认为是根源，只是技术推动和衍生品。——人们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有时间和能力更多的关注自我，才是大家对情商一致认可的原因。

      其实，关注自我情感意识需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是人作为个体觉醒的需要。但是，当自身不能满足自我的情感意识需求时，我们往往会向外索求——通过观察外界和他人，也就是用比较获得优越产生成就感，以填补这种需求。当我们的认识不能通过比较获得成就感，自我关注就有了情感饥渴。我们会归结于自己的物质拥有不够完满和他人的情感给予不够完满，通俗点儿说就是——自己不够富，别人不够好，就有了——自己富了，别人爱了，我就会幸福的逻辑。群体一将这种需求和逻辑放大，哭穷哭惨和炫富煽情的现象开始出现和并存，这些都是关注自我和向他人索求关注的过度表现，对政治、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情感是什么，说到底是鸡汤，有营养但不管饱，所以我们总是喝不够，还容易腻。自己的精神世界产生不了更多的情感满足，就得向外索求。事实是我们的身体已经饱了，但更多的自我关注让我们产生了物质贫乏的错觉，认为自己够富或者别人够好就能解决自己的情感渴求。带着这种需求，一失望就会产生自己太穷，别人太坏的认知，经群体放大，很容易冲击节制和知耻的底线。

      在政治领域，危机情况下的新闻发布会成了官员的生死劫——已经有公众号教官员怎么在新闻发布会上遣词造句。我们希望官员提高能力有担当办实事，却催生了教官员学习语言表达技能的市场？——官员普遍有着较高学历背景，学习辞令成了为官之道，这难道是我们开新闻发布会的初衷吗？！官员是人，是人就会走捷径，在扎实群众基础上选择哪种能力——做暖男送鸡汤还是当硬汉解难题？这两种能力不好兼容。在文化领域，泪目、哭晕等煽情的标题不是冠状病毒之后的产物，显然是为了迎合和取悦我们！但是，煽出来的情可能是矫情！在生活领域，点赞需求，情商需求，卖萌和作秀作为社交技能，都暗含着我们对情绪满足的需要。情绪和事实是反比例关系——情人眼里出西施！追根究底，是我们关注自己却不能自我满足，外化为对物质的过度渴求和对他人的情感胁迫。危机一来，我们发现官员花拳绣腿没能力，这其中，政府有选人用人不当的一面，是不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需要矫正呢？

      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之际，我们有敢担当能打仗的中央政府，有无我无私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有追求真理直面真相的斗士和勇士，这些都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与明朝中期经济繁荣，个人自我意识上升，引起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乱局相比，尽管冠状病毒这个照妖镜照出了假恶丑，中央和各级组织的统一意志在不断地汇聚真善美，所以我们坚信抗疫必胜！

       庆幸之余、批评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照一下作为个体的自我，是否也有冠状病毒一击即中的软肋！毕竟，亚里士多德说过，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城邦。——我们为美好自豪，也要为丑恶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