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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啦！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有一个有意思的功能：当我们能够在自己家设置一张床时，就可以在每晚睡觉时选择是否要通过梦境去到别人的小岛，观察小岛的花木与建筑，与他人天马行空的思想相碰撞。这本书给我的快乐正如此。

快乐的感觉来自于：我仿如整场谈话的见证者。我就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实习生，跟在老师后面隔着单面玻璃观察治疗师和参与者的对话。让我的观察产出更多价值的是，当我在观察时，老师还会在旁边提点我过去的这一段对话的意义是什么。我在其中学到了太多。

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是由其他人对他的真实看法来决定的，而是由他所认为的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来决定的，因此，建议治疗师要直截了当、不拘礼节地向某个人询问对其他人的猜想和推测。

这一观点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也有类似表述。即使是以绝对的坦诚为前提，两人对话，A的想法和他所说的以及他认为对方所理解的是三种东西，对B来说亦是如此。从这里来看，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向前走一步，我所理解的你想让我表现出来的行为，其实是我的想法中的你的观点，所以决定我的行为的还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得认清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可能，对他人抱以宽容并释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具体的——也就是在当事人的日常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改变的责任，则永远都落在当事人的肩上。后面的这个方面也是《循环提问》整本书都在强调的一个重点，更确切地说，整个心理咨询行业都在强调这个重点。出现问题的我们往往把自己塑造成为受害者角色，所有的症状、痛苦是他人或环境加于我身，“我不得不.......”、“我不能......”这样的话语频频在观念或谈话中出现成为我们的盾牌。症状总是可以被看作是生存策略的表达方式和结果.......病人想摆脱症状。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有可能要放弃那个功效不错的生存机制。看清这一点对于我们健康的生存很重要。

目标的确立。在访谈这一部分第三章巴斯蒂安一家的记录中，我们尝试对澄清目标作出说明。治疗必须明确目标，踏上路径的一开始我们就得知道我们要到哪去；但这个目标在整个治疗中却并非恒定不变的，我们时时调整目标。但调整目标与确立当下的目标亦存在应当遵守的准则。比如巴斯蒂安一家中酗酒的恩斯特。会谈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某种行为方式（从酒瓶里喝口酒），把它评价成是“有问题的”，然后去寻找某种解释（考试焦虑），最后试着去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把症状进行孤立的做法，那么很容易就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针对考试焦虑的训练计划。如此，我们便陷入了目标迷失的陷阱。因此，此处所提到的目标（“不再有考试焦虑”之类），更应该被理解成是整体状况改变了之后的一个特征。所以在治疗中，不时地明确目标，与参与者商定目标比起治疗的方式技巧要更为重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否定的形式来确定目标，类如“不再.......”、“不会......”，用否定的形式来确定目标，会没完没了地滋生出很多新的可能性和自由度，这会让治疗变得错综复杂。

关于解构和建构。正如合理情绪疗法的整体模型“ABCDE”，我们如何认知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我们对此作出的反应。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的。书中说：某种行为被解释的方法，决定了它是如何被评价的；某种行为被评价的方法，决定了它是如何被解释的。这给我新的启发是，我们不仅应该帮助被认定的患者取得对症状的新的诠释，更应该帮助其周边人获得对此患者此症状的新的诠释，相比前一种，似乎后面的方法要更容易取得成功。因为在与患者的交谈中，我们常常受到阻抗而难以取得进展，但在与他周边人环境的交互中，我们能更容易让他人理解现在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家庭成员把酗酒的行为人看待成一个病人，那成员们会怎样对待他？如果只是把他的酗酒行为看待成一个孤立的行为呢，成员们又会怎样对待他？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要求一个健康人，又是以什么标准要求一个病人？所以解构和建构的作用凸显其中。提出对解释的令人信服的解构有利于我们帮助会谈成员重新建构。

谈谈故事。如果要对某件事情进行改释，那么讲故事的方法要好过所有的理论阐述。故事是我们决定生或者死的基础。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故事中，对日常遭遇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从外部突破，改变他讲故事的方式，如果这难以做到，试着给他讲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与他自身的故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以唤起他们之间的互动，并把握住其中的差异，在能够让他代入故事的同时又足以意识到其中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让他去考虑，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他是否还可能有别的看法，他是否还能对此做出别的选择。

体会别人。体会别人永远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会带来混淆彼此界限的风险。如果每一个人都试着按照自己想象中的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样去行事，那么就会产生无休无止的补偿，在交际中就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结”。这样一来，“自我—客体—界限”就会充满矛盾，并进一步导致再也没有办法能够区分：谁到底想的是什么，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他所认为的别人想让他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认为的对别人好的事情。于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在关系中所拥有的是一个依赖的地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处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

“自发的悖论”：如果夫妻中的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能有所改变（作为爱情的证明），那么他总是希望改变能自觉地发生。如果改变的愿望被表达出来了，而改变随后才发生，那么改变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它作为爱情证明的意义也就被剥夺了，只因为它没有自觉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