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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第十二辑于2022年10月出版。这一辑中只有一份长篇文献《参不韦》。

所谓“参不韦”，从字面上分析可以改写成更通俗的“三不违”。但放到原文里，“参不韦”却是指某种具有人格化的神灵的名称。具体是一个神还是三个神，从原文的表述来看模棱两可。既有可能是指一个叫“参不韦”的神，也有可能是指“上司几”、“下保质”、“天之不韦”三个神的合称。颇有点“三位一体”的味道了。

全文以“参不韦”向“启”进行告诫的形式，阐述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这些事物中寻找平衡，同时要学会向合适的神灵祈祷，这样才能确保不会被失衡的秩序吞噬。

文中的“启”通过上下文可知指的是夏朝的开国君主夏启，还提到了启的祖父鲧与父亲伯禹，鲧与伯禹对待“帝”的态度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这一点与传统说法基本吻合。但也仅此而已，文中没有更多关于夏启祖孙三代更多的历史细节，也反应出此文不过是借他们的名而已。

在文中“参不韦”还反复以“昔方有洪”作为开头，下面讲述一系列秩序混乱的场景，提醒启不可胡作非为。“昔方有洪”的说法还出现在清华简《五纪》中。“昔方有洪”这种表述也非常奇怪，首先能联想到的就是《尚书·洪范》开头出现的“我闻在昔，鲧堙洪水”的说法。《洪范》开头部分是在说，在上古时期出现一场大洪水，而开始由鲧负责治理。而“昔方有洪”似乎可以解读为“过去方国境内多有洪水泛滥”和《洪范》的描述似乎是指一回事。然而《五纪》和《参不韦》的字里行间，似乎又是把“有洪”当作一个实体化的人，似乎是某具体的人或君主胡作非为搞乱了天地的秩序。因此部分学者怀疑“有洪”指的是共工氏，这种说法也能找到一定的文献依据。但是从《参不韦》的很多讲述来看，似乎作者本身就是在故意混淆相关的概念，进而将历史、神话、理论之间的界限加以模糊，让读者沉浸到作者构建的理论体系之中。

不过关于“有洪”，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也可与之相联系，那就是《左传》和《山海经》中所提到的“帝鸿”。“洪水”在先秦古籍中经常被写作“鸿水”，那么“帝鸿”理解成先秦时期对“有洪”人格化或神格化的产物也没毛病，聊备一说。

“上司几”、“下保质”、“天之不韦”三神祇的说法在其他先秦古籍中没有出现过，无法确定他们有何渊源，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五纪》中。这些神祇在中国神话体系中的位置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关于《参不韦》的创作年代，有若干线索可以分析。首先《参不韦》作为先秦古书，可能被《墨子》提及，中将其标题写作《三代不国》或《三不国》，应该是将“围”误写成“国”所致，应该正字为“三不围（韦）”。最近新发现的枣纸简《诗书之言（甲篇）》中也出现了题为《三不韦》的引文。相关引文对比如下：

《墨子·非命中》：“有于《三代不国<围>》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围>》亦言命之无也。”

枣纸简《诗书之言（甲篇）》：“于《三不韦》曰：‘汝毋忱天之惪（德），而保于天之又（有）命。’”

以上两书中关于《三不围（韦）》的引文，在清华简《参不韦》中没有逐字对应的句子，但《参不韦》中反复告诫启不要违背天命，这个思想主旨与以上两书的引文是相合的。可能两书的引文是对《参不韦》主旨的概括。《墨子》各篇的撰写年代有所不同，其中“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大体可以认为是墨子初代弟子的传本，只是分为三派。也就是说《非命》三篇的核心内容在墨子在世期间已经成型，后由不同的弟子记录而形成不同版本。而墨子的生存年代在楚惠王晚期，也就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过渡期（前453-前403），《参不韦》的成书时间应该在这个时间段略靠前，或许已经踩到春秋晚期。

《参不韦》第十简提到“司工、司马、升徒”三个官职，其中前两个属于西周以来的“三有司”，也就是西周时代的“三公”，第三个官职如果按照西周制度应该是“司土”。其中“司工”负责工程建设，后世一般写作“司空”；“司马”负责管理军政；“司土”负责土地赋税，后来这个官职逐渐被写作“司徒”。然而“徒”不能简单视为“土”的通假，“司徒”与“司土”在职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徒”在先秦是指征发的民众。从金文资料来看，“司土”出现早于“司徒”，“司徒”大概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来逐渐替代“司土”，大概反应了西周王朝“司土”职能逐渐发生变化，由控制土地转为控制民众。进入春秋时代，中原诸侯国普遍模仿周制“三有司”设置职官，也同样设置“司徒”。

《参不韦》中不称“司徒”或“司土”而称“升徒”，或许与某国避讳有关。这一点恰好可以在史书中找到印证，在晋国早期有位国君晋僖侯本名“司徒”，后来晋国就取消了“司徒”一职。但取消“司徒”不等于完全没有相应的职务，应该是换了个名称。那么“升徒”很可能就是晋国避讳后的“司徒”。文献记载三晋有“申徒”、“信都”、“胜屠”一职，应该都是“司徒”避讳的产物，没有形成固定的写法。后来还形成姓氏“申徒”或“申屠”。

另外，在曾侯乙墓遣册中还出现“左升徒”、“右升徒”这样的官职，属于楚国官职。根据学者研究，楚国的“升徒”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登徒”。可能是楚国吸收了晋国的官制设立，但与晋国的“申徒”地位有了很大不同，还被分为左右两官。而清华简《五纪》中也提到了“左右升徒”。

清华简中包含了大量楚文化信息这一点无可争议，而楚地的典籍往往也是从三晋或齐鲁之地逐渐传入，包含流入地区文化痕迹也十分正常。清华简中包含有晋文化元素，在其他地方也有体现，比如《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有“上军之位”、“中军之位”、“下军之位”、“次军之位”。在春秋时代三军称“上中下”者主要就是晋国，其他诸侯国三军一般称为“左中右”。春秋晚期齐、吴两国军队也有“上中下”之称，但相关例子较少。

如果《参不韦》的成文年代可以推到春秋晚期，那么就与孔子时代非常接近了。那么《参不韦》有没有可能与孔子同时代，抑或比孔子更早，这一点就不容易判断了。从内容来说，《参不韦》和《五纪》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它们很可能是模仿《尚书·洪范》而形成的著作。只不过《尚书·洪范》是托名箕子对周武王的训戒，而《参不韦》则是把时代背景提升到夏代，托名参不韦对夏启的训戒。《五纪》中提及了黄帝与蚩尤的故事，而《参不韦》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及黄帝，却提到了“天之司马丰隆”。“丰隆”在先秦传说中是云神。《穆天子传》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黄帝和丰隆在这里同时出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般是回避谈论黄帝相关的话题的。这也使得儒家学说与其他先秦学说呈现出一些差异。

《参不韦》作为一份先秦古籍，和之前公布的一系列清华简文献一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定位还存在很多复杂难解之处，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